《步辇图》真实地记录了一千三百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步辇图》所展示的画面，就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况。画家通过对举止、服饰，尤其是容貌神情的描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藏使者禄东赞的精神气质。《步辇图》的表现手法简练而明朗，把一切不必要的背景和道具都放弃不用，使人物更加鲜明。在这幅画上，想表现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唐太宗，所以作者用心良苦，既表现出帝王威严，又体现了唐太宗的雍容气度和博大胸襟。《步辇图》是一幅工笔重粉画。阎立本以重彩刷染、脸部加晕，其效果单纯而明朗，继承了前代优秀画家顾恺之、张僧繇的笔法，运用了匀细的线条，使其富有弹性。《步辇图》充分表现出了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
13.刘知几著《史通》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专著《史通》问世，它的作者是刘知几。
（1）储备知识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人。其父刘藏器是高宗时的重臣，刘知几在三个弟兄中排名最后。他写的文章十分优美，在文史方面涉猎尤深。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几学《尚书》，学习不专心，父亲经常责打他。一天，刘知几偷听到父亲给哥哥讲《左传》，听了几次，对《左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绘声绘色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活灵活现，事件时间、地点也很清楚，与《尚书》相比好懂多了。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的功课，不禁叹息说：“不是儿懒惰不学习，实在是书写得不好啊！”这话传到刘藏器的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在十二岁的时候，刘知几已学完了《左传》。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但这些依然填补不了他那膨胀的求知欲。除了了解一些历史事实，他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十七岁时，他已经阅读了包括唐朝皇帝实录在内的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其中，大部分是借着看的，有些书还残缺不全。通过苦学，刘知几在熟知了许多历史知识外，还掌握和了解了各种史书的文字特点、叙事体例和思想观点。
刘知几在尽情吮吸前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的同时，也不妄自菲薄，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一部西汉一朝的历史，就应该去掉未收录西汉人物的《古今人表》；对于《后汉书》，他认为西汉末起义军既然立刘玄为更始皇帝，就应该有他的“本纪”。那时的一些学问家认为，刘知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这对年少的刘知几是莫大的鼓励。从此，刘知几便更加注意创造性地思考，并在读书过程中注意随时写心得体会。知识的日渐丰富，为他以后《史通》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编纂《史通》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刘知几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主簿，当时他只有二十岁。但刘知几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的志向就是在史学方面能做出巨大贡献。在获嘉期间，一有空闲他就会钻进书房大量阅读史籍及各种杂记小书，常常废寝忘食，使其史学思想更为成熟。对史学的钟情使刘知几也无暇顾及在官场逢迎，结果，他在获嘉一待就是十九年。
杨炯像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刘知几被调到东京参与编撰《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刘知几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没多长时间又升迁为左史，撰写起居注，成为正式史官。不久，皇上又下令刘知几和徐坚、吴兢等人一同参与修订《唐史》。此后直至他逝世的十几年中，虽然职务有过很多变化，可大多是任史职或兼任史职，先后参与编修了《则天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并自撰了《睿宗实录》。
对于刘知几说来，任职史官并编修史书，本来是很能施展他的才华，并把他所学到的东西加以发挥的，但刘知几却在任职的实践中感到自己的思想不能得到支持和实行，自己的美好志向无法实现。那些监修大臣和一些史官往往根据个人好恶，随意着笔，使得实录虚枉居多。刘知几极不情愿和这样的修史者们一道工作。
刘知几心目中的史家必须是能力、知识、品德三者都具备的人。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礼部尚书郑维忠问刘知几自古以来文学人才多而史学人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要成为一个史学人才必须具备三方面的优点，而同时具备这三种优点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因此，自古以来史学人才比文学人才要少。”刘知几认为作为历史家就一定要具有选择、鉴别史料，编纂史书的能力，这就是“才”；历史家还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识渊博，这就是“学”；历史家最应具备的是正确的观点、独到的见解以及敢于秉笔直书的品德，这就是“识”。刘知几认为，像这样优秀的史学人才，就好像早晨天空中的星星一样稀少，徐坚、吴兢等五六位是具备这三条的人。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刘知几上书监修大臣中书侍郎萧至忠，陈说修史的五个缺陷，请求辞去史职。萧至忠曾经好几次斥责刘知几修史无功，可是面对刘知几的批评却又无言以对。他也明白刘知几确有史才，所以不允许他辞职。另一个监修大臣兵部侍郎宗楚客一方面嫉妒刘知几的才华和正直敢言，另一方面害怕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在修史官们面前挑拨：“刘知几写这样的辞职信，明显是要我们没有事情做嘛。”
刘知几认识到若还在史馆里耗费光阴，自己的才华会被埋没，抱负更是无法实现，自己在史学方面的创见恐怕也要付诸东流了，就退而私撰《史通》。他曾在修订史书的空闲时间里认真地研究和阅读别的史书，并且随时把心得用笔记下来，最终写成了一篇篇透着他伟大史学思想的札记。现在，他一边进一步深入研讨，一边对以往记述加以整理、按类区分，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凝聚了刘知几多年心血和史学智慧的史评专著终于编辑成书。刘知几将自己的这部成于史馆的著作定名为《史通》。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知几的长子刘贶，因罪被判放逐边城。刘知几为了儿子向皇上上书，想讨个说法，却因此把玄宗给惹怒了，玄宗把刘知几贬到安州都督府当别驾，没过多久，他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刘知几的次子刘将《史通》抄录一部，呈奏唐玄宗。玄宗读后称赞是一部好书，追封刘知几为工部尚书。
（3）《史通》概说
《史通》共二十卷，分为内篇、外篇两大部分。书前有刘知几自作的序，介绍他著述《史通》的简要经过及定名为《史通》的原因。内篇共十卷三十六篇，系统全面地评论总结了历代史籍的体裁、体例、编撰方法等方面。外篇共十卷十三篇，主要内容包括刘知几在读史书时所做的笔记和刘知几本人对历代史官建置以及编写史书系统性的认识和评论。全书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卢照邻像
第一类，总体论述史学渊源、评论史籍分类、史官建置等史学发展情况。有《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等篇。
第二类，评论了史书编纂的具体问题。如史书体例（主要是纪传体体例）、史书应写内容、写作技巧、叙述方法等。有《载言》、《本纪》、《列传》、《书志》、《表历》、《浮词》、《叙事》等，大约二十篇。
第三类，主要涉及编写史书时，对材料的搜集、鉴别和取舍进行评价。有《采撰》、《载文》、《补注》等篇。
第四类，提出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具备的条件。有《核才》、《辨职》、《鉴识》、《直书》等近十篇。
第五类，对于一些历史著作进行评论。有《疑古》、《申左》、《惑经》、《五行志错误》等篇。
第六类，讲叙个人的生平、学史的经过、史学志向、在史馆修史的情况及著述《史通》的目的。有《自叙》、《忤时》两篇。
《史通》面世后，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对它评价不一。刘知几的好友，著名史官徐坚对《史通》甚为推崇，认为所有的史官一定得以这本书为标准。唐朝末年柳璨著《史通析微》，批评《史通》妄自诬陷圣贤先哲，评议和驳斥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宋朝孙何著《驳史通》，也对《史通》进行了批评。明朝以前，人们对《史通》的评价批评多于赞扬，因而《史通》流传得不是很广。明朝中叶以后，《史通》的史学价值才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他们对《史通》重加补正、训释，如明朝李维桢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故》、清朝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等，使《史通》得以广泛流传。
《史通》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首次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总结，肯定了史学的优良传统，如尊重历史事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详细地叙述近时代的历史、对比较久远的历史则可简略地记载，文学和史学相结合，既要有历史的严肃性，也要有文学的生动性、优美性等；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先贤圣人的错误观点；深入考察了古代历史编纂学。另一方面，对以后的撰史方向提出了明确的主张，提出了有名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
《史通》在对过去史学的评论中，有着求实性、辩证性、战斗性三大特点，这也是刘知几史学理论的特点。
《史通》无情而又无畏地对违背求实性这一原则的史家、史著进行了批判，可谓“舌长而笔辣”。
在辩证性方面，《史通》的评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多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形成了很有辩证色彩的风格，提倡“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史通》中，也体现了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在社会历史观上，主要表现为既反对天命论又不否定天命，虽然肯定普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又极力夸大帝王将相个人的“智能”、“神武”的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表现为既主张根据历史事实如实记录，又认为有涉及君王亲属的，就应该有所隐瞒避讳以符合封建的礼仪教化；在方法论上，既有朴素的辩证因素，又不时流露出形而上学的倾向。
但是，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史通》对后学的启发是相当大的，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也功不可没。
14.“初唐四杰”之王勃
六朝以来，尤其是在齐梁时代，文风浮华，文人所作诗文仅关心词句的雕琢和形式的工整，追求辞藻与格律，而忽视思想内容，与当时的社会缺乏联系和统一，被称为宫体文学、贵族文学。之后，这种文风又影响了隋及初唐时期的文坛，因此这段时间文学作品更多的还是风花雪月、骚人愁绪，骈文依然是文学中的主流。可是初唐时期，还有一些青年诗人，在齐梁余风之中，力求创新与解放，使初唐文坛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文风。这些青年诗人的代表人物就是在文学史上以文章名闻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王勃（公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有《元经》、《中说》留传于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畦担任过文职小官。王勃从小十分聪慧，六岁就能够写文章，才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看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把注中的错误一一说出。颜师古是很有名气的学者，王勃敢于指出他的错误，表现了少年老成的非凡胆识。兄长王、王都很有才学，当时王福畦的友人杜易就把这兄弟三人称为“王氏三珠”。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他批评时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推崇“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重的政治思想。虽然其见解并不能说有什么突破，可是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非常欣赏，称赞他为“神童”。刘祥道把他向朝廷推荐，被任朝散郎，王勃当时仅仅十四岁。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了解到他文名颇著，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十篇，沛王对他非常喜爱和看重。那个时候，诸王之间流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非常风行。后来高宗也看到了此文，责备他想挑拨诸王的矛盾，不让他再进入府中。在这之后他漫游江汉，在剑南居住，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且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咸亨元年（公670年）王勃到虢州，经朋友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很多诗赋。可是因为他耿直清高，恃才傲物，遭到同事们的嫉妒。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躲到王勃处。王勃害怕被人发现连累自己，于是就把曹达杀了灭口。结果事情败露被告发，应判死刑，幸好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改元大赦，幸免一死。他父亲那时任雍州司府参军，受到他的株连，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公元676年），王勃再次前往交趾看往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虽然活的时间不长，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影响非常大。《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这是十分有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继承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用词讲究，却颇有新意，写出了前人没能写到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年间（公元656 ～ 660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经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建造了一座滕王阁。后来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于滕王阁的文章，想借机在众宾客面前炫耀自己女婿的才华。王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经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刚举行时，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了解内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毫不推辞，接过纸笔信心十足地写了起来。阎公因自己的精心设计被打乱，十分不快，以更衣为借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又放心不下，派人探听王勃所写的文章，并一一汇报。开始，报告说“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以为没有什么，认为这只不过是老话重提罢了。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默不作声。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猛然站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和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完全不同，艺术技巧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用极为简练优美而又蕴含情趣的笔法把眼前的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出来。其中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绝妙，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
骆宾王像
在文中王勃还把自己的感慨抒发了出来：“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了自己仕途不顺屡遭坎坷，但仍要振作精神，自强不息，努力想做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是写了许多的作品，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三十卷，但比较令人惋惜的便是大多数作品已经散失了，只保存下数十篇。
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发生改变，特别是对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进行了真实反映的一些富有社会意义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滕王阁》。如《滕王阁》写道：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物是人非，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豪放，相比于六朝那浮靡诗风来说，自有其独特的风格。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非常有特点。如：《山中》写道：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一直以来人们争相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的时候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行时所作之诗。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用词豪放，意境高雅，符合当时的情景，炉火纯青，成为一直广为流传的佳句。
此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写得很有自己的风格。《全唐诗》收有王勃诗二卷，六十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在世上广为传诵。
15.“初唐四杰”之杨炯
杨炯，华阴人，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自幼聪明好学，在诗文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被作为“神童”推举。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应制举，授校书郎，对校勘书籍之事进行管理。
仪凤年间（公元676 ～ 678年），太常博士苏知己上奏朝廷，建议重新对公卿以下冕服制度进行议定。皇帝责成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历数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并不符合古代经典的真义，从而使得皇帝没有采纳苏知己的建议。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被中书侍郎薛元超荐举为崇文馆学士，后来又调任詹事司直，对太子东宫的庶务进行料理。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因为堂弟杨神让参加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一事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任职期满以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杨炯返回洛阳，任教于习艺馆。他尽管由于官职低微，郁郁不得志，但仍尽情颂扬武则天的功德。如意元年（公元692年）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在洛南城门楼上武则天与群臣一起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唯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有作为有能力的帝王，同时被后人当做典型效仿。
杨炯能诗擅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遭到别人的嫉妒。他讽刺某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 “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用语真是尖刻到了极点，所以遭到了朝中一些官员的忌恨。又依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劝告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显然这一坦率的批评是话有所指的。大约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当年大约四十四岁。
杨炯有文集三十卷，但大多数在后代都遗失了，仅有后人所辑佚散诗文《盈川集》十卷，还有诗三十余首，文四十余篇保存下来。
杨炯擅长五言律诗，《夜送赵纵》、《紫骝马》、《出塞》、《战城南》等皆是流传千古的佳作。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他的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代表作为《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把边塞的激战场面和战事的紧急细致地描写了出来。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为国立功而投笔从戎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赞、序、碑铭等，以骈文写成，辞采华丽，与王勃的文风非常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这篇文章旁征博引，论辩有力，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他所写的《王勃集序》叙述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文风，虽华丽但内容空虚，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一定要“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发展唐初文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一起被称为“初唐四杰”。
关于“初唐四杰”的称号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并没有清楚的史料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初唐四杰”之称及王、杨、卢、骆的排名次序，在四杰在世时就被人们确定下来了。可是杨炯对这个排名感到非常不服，他曾经对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那时一些文人也认为杨炯说的也有其正确之处。
后来，崔融和张说对四杰作过评论。崔融说：“王勃的文章宏放、飘逸，非常人所及，只有杨炯与卢照邻可以企之。”张说驳斥说：“不然，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照邻，又不在王勃之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所以，四杰的排名先后，成为文学史上不大不小的一桩公案。但王、杨、卢、骆这个排名次序，是唐人普遍的看法，就在今日我们看来，王勃诗文的生命力似乎也较强，特别是《滕王阁序》一文，真可以说名句满篇。
由于四杰的文章都是六朝以来的骈文，诗歌也没有完全脱尽齐梁习气，思想性及气魄相对于其后陈子昂的作品来说较弱，故盛唐时人有轻视四杰的倾向。但初唐诗坛，是唐诗的准备时代，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毕竟是从四杰开始形成的，他们的作品突破了宫体诗、宫体文的狭窄天地，剔除其中的淫靡与庸俗，扩大了诗文的题材，提高了诗文的风格，对中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的出现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杜甫为四杰正名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16.“初唐四杰”之卢照邻
卢照邻，字之，幽州范阳人。出生于贞观中期。从小便勤奋好学，十余岁就拜文字学家曹宪为师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因而很有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卢照邻不到二十岁，就担任了邓王府典签。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十分看重他，对众属官说：“这个人是我的知音。”
卢照邻人生坎坷。早年由于“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来在朋友的援助下得以出狱。乾封三年（公元66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尉。那时候他的心情是十分不好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 “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 “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不受重用，远赴西蜀为官，孤独悲苦的心情。在担任新都尉时，他不幸得了风疾，且病情很重。任满之后，只好辞官。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那时候名医孙思邈恰好和他都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这就使得他有向孙思邈请教医道的机会，实际上他已经患上不治之症。
后来，卢照邻又从长安辗转定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这里“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
后又移居东龙门山。那时他的家庭境况也越来越差。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购买药品。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十分困难，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人常常供给他衣、药。然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糟糕，一手残废，两脚痉挛，行动不便。
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但他仍凭借其坚强的意志抵抗疾病的折磨，常常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
到了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在疾病长期的折磨中，他感到非常绝望。约在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前后，他投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现今保存有《幽忧子集》七卷，其中诗有九十余首，文有二十余篇。他成就最高的是七言歌行。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这首诗借古讽今，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荒淫糜烂的生活和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诗的前半部分指出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无法长久：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诗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十分清晰，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还有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极大地推动了歌行体诗的发展。
17.“初唐四杰”之骆宾王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出生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左右。父亲骆履元，曾经担任青州博昌令。小时候十分聪慧，爱好读书，在其七岁的时候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在水中游玩的一群鹅，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神童”。
骆宾王自幼随父到博昌。后来父亲在任上病死了，他跟着母亲迁居兖州瑕丘， 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贫苦生活。其后又在京、洛一带流浪。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朝廷诏令各地推举贤能，李元庆要求他把自己的才能详细叙说一下。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恃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李元庆的推荐。以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东犯，骆宾王作为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创作了大量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雄心。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与了姚州道大总督李义讨伐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宦游于蜀中各地数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讨伐吐蕃。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亲年龄大为托辞婉言谢绝了，后调任明堂县主簿。著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运用豪放的语言把长安的繁华壮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又深刻地进行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警告那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要他们清楚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趣味一点儿也不相同，它借取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十分巧妙，是一篇受人称赞和重视的上好之佳品，因此，《旧唐书》以“当时以为绝唱”称赞他。
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来又担当朝官侍御史。
那时恰逢武则天以“天后”掌政，为监视朝野之人，制定了“告密法”。因为骆宾王屡次上疏讽谏出言不慎，遭到御史的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
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在把自己所遭受的冤屈向上申诉的同时，也流露出忧国忧民之情。最为人们传诵的是《狱中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他把自己比喻成蝉，以此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和为自己的不幸遭遇申冤鸣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既对周围的政治气氛进行了含蓄的批评，又把自己的长久不得志向世人诉说。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深沉有力的语言抒发了自己清白无辜，可是又无法诉说的强烈感慨。
此诗以蝉自喻，情物交融，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唐高宗移居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对天下进行大赦，骆宾王被释放。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叙述出来。
接着，他北上幽燕，充当裴行俭的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他还写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薄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对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骆客王被任命为临海丞。他到临海后，郁郁寡欢不得志，上任没有多长时间便向朝廷辞官而去了。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骆宾王到达扬州。那个时候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遭遇有很多地方比较相似，在政治上他们逐渐成为合作的伙伴。
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仲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匡复庐陵王”为旗帜，凭借其“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在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于扬州起事，自领扬州大都督，对武则天进行讨伐。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担任艺文令。名闻天下的《讨伐武氏檄》，其起草人便是骆宾王。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久以来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当时武氏的统治引起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的极大不满。檄文言辞激烈，有强烈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留传千古的名言佳句。全篇运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仅仅是稍微笑了一下。但是读到“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这是什么人写的？”当身边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这样的人才没有得到重用，是宰相的过错。”
由此可以得知，骆宾王的才能使武则天也为之佩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在高邮一战把徐敬业全军攻灭。
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根据孟的《本事诗·征异》的记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传说骆宾王在灵隐寺为僧，时逢宋之问从南方贬还，路过钱塘，游灵隐寺，在夜月里，行吟于长廊下，诗云：“鹫岭郁 ，龙宫隐寂寥。”未得下联，有一老僧在烛光下静坐参禅，问道：“年轻人为什么苦苦吟诗，到三更还不睡？”宋之问说：“想在此天下闻名之寺题诗一首，没想到思绪不佳，没能吟出。”老僧微微一笑，说：“为什么不来一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呢？”宋之问恍然大悟，接完全诗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涌。云薄霜初下，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寺，看余渡石桥。”纵观全诗，深寺老僧的一联最为警策。第二天天明，宋之问前来访问，老僧已不知去向了。老僧就是当年的骆宾王，浮海至日本去了。
总的来看，骆宾王的一生非常坎坷，其结局颇具悲剧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