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长时间，睿宗忽然对诸臣说：“有一个弄术作法的人告诉我说最近五天内可能会发生兵变，你们要作好应付的计划。”很多大臣都觉得很奇怪，只有宰相张说看出了这是一些人为了动摇太子之位而使出的诡计，就说：“这是奸佞之人故意放出来的话，他们就是想制造您与太子之间的矛盾，陛下若让太子监国，便可证明这些话是假的。”姚崇等人也这样说。睿宗开始清醒，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二月初一，下制以宋王为同州刺史，豳王为豳州刺史，岐王为左卫率，薛王为右卫率，太平公主安置在蒲州。第二天，睿宗又命太子李隆基监国，凡属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免和徒罪以下的案件的判决，全部由太子一个人负责。
太平公主得知这些建议是姚崇、宋出的，很是生气，仗着自己是太子李隆基的姑姑，责问李隆基。隆基没有办法，只得上奏弹劾姚、宋离间姑兄之罪。初九，姚、宋二人分别被贬为申州、楚州刺史。而韦安石和李日知则被任命为宰相，此后朝政再度无序，有中宗朝弊政之象。
（2）睿宗禅位
睿宗懦弱无能，控制不了局面，他召集三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我一直向往平淡、恬静的生活，生来就没有太多的欲望，并没有因为我是皇上而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尊贵。当初任皇嗣以及中宗时做皇太弟，都坚决地推辞掉了。现在我准备把皇位传给皇太子。你们认为怎么样？”在场的大臣们都没有回答。太子李隆基让右庶李景伯出面坚决推辞，唐睿宗没有答应。向来依附太平公主的殿中侍御史和逢尧对睿宗说：“陛下年纪还不很老，正是统治天下的时候，怎能急急忙忙地禅位于皇太子呢？”唐睿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是下诏让太子放手处理更多的政事。
太子李隆基主持朝政之后，依然与太平公主进行着激烈的势力斗争。太子李隆基在这次斗争中很聪明，他不动声色，以退为进，请求让位于宋王李成器，睿宗不准。他又主动请把太平公主召回京师，这使睿宗增加了对太子的好感与信任。
太平公主回到京师后，变本加厉地反对太子。七月，天空出现彗星，一个懂天文历法的人向唐睿宗进言说：“彗星的出现标志着将要除旧布新，再说位于天市垣内的帝座以及心前星都有变化，这种现象预兆的是皇太子应该登基，而您应该退位了。”唐睿宗说：“将帝位传给有德之人，以避免灾祸，我的决心已定。”太平公主与她的亲信们都极力谏阻，认为这样做不行，唐睿宗说：“中宗皇帝在位时，一帮奸邪之臣专权擅政，上天多次用灾异来表示警告。朕当时请求中宗选择贤明的儿子立为皇帝以避免灾祸，但中宗很不高兴，朕也因此而担心害怕以至于几天吃不下饭。我既然能够在当时的情况下劝诫中宗把皇位让给贤明的儿子，就能够在现在做到把皇位让给有才华的人。”太子李隆基知道这个消息后，赶忙入宫朝见，跪在地上连连叩首道：“臣因尺寸之功，就被破格立为皇嗣，即使是做太子还担心无法胜任，陛下又突然要将帝位传给臣，不知这究竟是为何？”唐睿宗对太子说：“大唐的宗庙社稷之所以再次安然无恙，我之所以能够君临天下，全靠你立下的功劳。现在帝座星有灾异出现，所以我将帝位禅让给你，以便能转祸为福，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太子李隆基还是不肯答应。唐睿宗说：“你是一个孝子，就不应该等到我死了之后站在我的灵位前才当皇帝。”太子只好流泪走出。
二十五日，唐睿宗颁发制命，决定将帝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太子上书，坚辞不受。太平公主劝说睿宗，最好在禅让之后，还要亲自执掌朝政大事。于是，睿宗对太子说：“你是不是觉得国家事务太过繁重，要让朕帮你处理一些事务呢？想当初唐尧将帝位禅让给虞舜后，还要亲自到各地去巡视，现在我虽然把皇帝的位子让给了你，但是江山还是我们李家的，我怎么能对自己的江山不闻不问呢！此后凡有军国大事，朕还是要参予处理的。”
李隆基上表推辞不准后，于景云三年（公元712年）八月初三即皇帝位，是为玄宗，改年号为先天，尊睿宗为太上皇。太上皇自称为联，下命令时称诰，每五天在太极殿受一次朝拜，李隆基自称为予，下命令称为制、敕，每天在武德殿受朝。三品以上官员升降及大刑政由太上皇决断，其余由李隆基决定。
李隆基当上皇帝之后，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斗争也更加激烈。有睿宗偏袒迁就的太平公主有恃无恐，专权结派。那时的七个宰相中，有四个是她的死党，即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依附于她的文武大臣也不可胜数，这些人都占据军队和朝廷中的要职，握有实权，他们对太平公主前呼后拥，企图废掉李隆基。一时间，李隆基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宰相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密谋利用禁军尽诛太平势力，密谋完毕，由张密告李隆基说：“太平公主那一伙人成天在那里计划怎么害您，如果您不再早些准备应付，一旦他们先发难，连太上皇都有可能被杀，请您准许我们把他们杀了，臣已与幽求安排好了，只等陛下的命令。”李隆基认为很对。谁知道张口风不紧，让侍御史邓光宾知道了这件事。李隆基害怕自己初登大宝，准备不足，若打草惊蛇，就会前功尽弃，只好将刘幽求和张流放以息此事。
（3）玄宗诛太平
当初王琚参加了王同皎等人谋杀武三思的计划，事情败露后逃命出走，在江都替他人抄书谋生。
唐玄宗被册立为太子以后，王琚回到了长安，被选拔任命为诸暨县主簿，上东宫去拜谢李隆基。王琚上殿后，故意慢慢地走，抬头挺胸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宦官说：“殿下在帘子里面。”王琚说：“什么殿下不殿下的？现在我眼中只有一个太平公主！”太子听到后马上召见他，并与他谈话。王琚说：“以前韦庶人下毒弑君，发动叛乱，百姓都不支持她，不服从她的统治，因此，杀掉她是件很容易的事。太平公主是武后的女儿，再加上她智谋过人，专断跋扈，依附她的大臣也很多，我对此非常担忧。”太子便拉着王琚要他和自己坐在一起，流着眼泪对他说：“现在父皇的兄弟姊妹中，就只剩一位太平公主了，如果把这些事禀告父皇的话，恐怕会让他老人家伤心，但是如果不向父皇禀报这些事情，又担心她所造成的危害将会越来越大，这可怎么办呢？”王琚答道：“天子所讲究的孝道与平民百姓不同，应以江山社稷为重。盖主是汉昭帝的姐姐，将昭帝从小养大，有了罪也还是要杀掉。身负治国重任的人怎能拘于小节呢？”太子很高兴地问他：“您有什么本事可以和寡人在一起呢？”王琚回答说：“我既善于炼制丹药，又善于言辞。”于是太子奏请唐睿宗将王琚任命为詹事府司直，每天与他交往相处，并渐渐将他提拔为太子中舍人；太子即位以后，让他做了中书侍郎。
王琚见太平公主加紧行动，李隆基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于是对唐玄宗进言道：“现在情势已非常紧急，请陛下迅速行动。”
尚书左丞张说从东都洛阳派人给唐玄宗送来了一把佩刀，意思是请玄宗尽早决断，清除太平公主一党。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对唐玄宗说：“太平公主意图谋夺帝位由来已久。当初陛下在东宫做太子时，在名分上还是臣子，如果那时想铲除太平公主，需要施用计谋。现在陛下是一国之君，只需要颁布一份诏书，又有谁敢抵抗，不服从您的旨意？倘若仍优柔寡断，不下定决心，万一让那些叛逆者的阴谋实现了，到时候追悔莫及了！”唐玄宗说：“你说得太对了，只是我怕会惊动太上皇。”崔日用又说道：“天子的大孝在于使国家安定，四海太平。如果奸党的阴谋得逞，那么国家的统治将瓦解，国家也会灭亡，这时陛下的孝心又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请陛下首先控制住左右羽林军和左右万骑军，然后再把太平公主和她的势力全部消灭干净，这样就不会惊动太上皇了。”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正确，便任命他做吏部侍郎。
姚崇像
秋季，七月，魏知古向玄宗报告太平公主准备在本月初四发动叛乱的消息，指使常元楷、李慈率领羽林军突入武德殿，还派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人在南牙举兵响应。
唐玄宗于是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郭元振以及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决定先发制人，诛灭太平集团。
初三，唐玄宗命令王毛仲征调在马厩中不用的马匹和三百余名禁兵，从武德殿进入虔化门，召见常元楷和李慈二人，先将他们斩首，在内客省逮捕了贾膺福和李猷并将他们带出，又在朝堂上拘捕了萧至忠和岑羲，下令将四人一起斩首。窦怀贞逃到城堡里上吊自杀，唐玄宗还是不放过他，下令把他的尸体拖出来砍剁了，并改其姓为毒。太上皇听到事变发生后，登上了承天门的门楼。郭元振上奏太上皇道：“皇上只是遵从太上皇的命令把窦怀贞那些奸臣叛党给杀了，没发生其他的事。”随后玄宗皇帝也来到门楼之上，太上皇于是颁发诰命列举窦怀贞等人的罪状，并大赦天下，只有叛变大臣的亲信族人不在被赦免的范围之内。万年县狱中薛稷被赐死。
初四，太上皇发布诰命：“从现在起，国家的一切军事政治事务和刑罚奖赏、礼仪教育都由皇帝负责处理。我也正好可以放下俗务休心养性，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在这一天，太上皇迁移到百福殿居住。
太平公主逃进山寺，直到事发三天以后才出来，唐玄宗下诏将她赐死在家中，她的儿子以及党羽被处死的有好几十人。薛崇简因为平时经常劝阻他母亲太平公主而被责骂挨打，所以，被破例免予处死，唐玄宗还让其改姓为李，并且允许他保留原任职务。
唐玄宗还下令将太平公主的全部财产没收充公，在抄家时发现公主家中的财物堆积如山，珍珠宝贝器皿玩物跟皇家府库里的差不多，牧养的羊马、拥有的田地园林和放债应得的利息，几年也没收完。
十一月，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改年号为“开元”，预示着“开元盛世”的到来。
4.姚崇、宋相继为相
唐玄宗统治前期，非常注意宰相的任用，姚崇和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闰十二月，宋继姚崇为相。
（1）姚崇十事疏
姚崇（公元650～721年），陕西居中人，他才智过人，气节高尚，历任武后、睿宗李旦及玄宗李隆基三朝宰相。他本名元崇，武后时改名为元之。睿宗时，因奏请将太平公主迁居在东都被贬职。开元初玄宗即位后，恢复宰相职务，为避讳开元尊号，更名姚崇。李隆基在军机大事等方面多询问于姚崇。姚崇独当重任，办事果断得体，体恤百姓，当时没有人能够相比，深得百姓和皇帝赏识，有“救时宰相”的美称。
姚崇为宰相之前，曾向玄宗上了十事疏，要玄宗答应，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不然他不敢奉诏做相。玄宗说：“卿先说出来，朕当量力而行。”姚崇便说：“自垂拱年间以来，朝廷治理天下采用严刑酷法，臣请求为政先施行仁义，可以吗？”玄宗答道：“朕在这一点上对卿寄予厚望。”姚崇又说：“朝廷自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在青海与吐蕃战中失败以来，没有追悔之意，臣请陛下在三四十年内不在边疆打仗，可以吗？”玄宗点头答应。姚崇接着说：“自太后执掌朝政以来，常让宦官传诏，臣请不让宦官干预朝政，可以吗？”玄宗说：“朕早有此意。”姚崇又说：“自武氏外戚位居要职以来，继之以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专权擅事，朝纲大乱，臣请求不让皇亲国戚任台、省官，凡是斜封、待阙、员外等闲职冗官，一概罢免，可以吗？”玄宗回答：“这也是朕所希望的。”姚崇又说：“近来一些奸佞小人得宠，犯法后常常因受宠而免罪，臣请求对此秉公办理，可以吗？”玄宗说：“朕对此也是深恶痛绝。”姚崇又说：“常有豪门贵戚向上进献取媚，一些公卿大臣和地方也纷纷效仿，臣请求从今以后除租、庸等赋税以外杜绝行贿之路，可以吗？”玄宗同意实行。姚崇又说：“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太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费百万钱财，老百姓苦不堪言。臣请求今后停止营建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答：“本应如此，朕每次见到这些寺观，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安，怎么还能再造呢？”姚崇又说：“先朝对大臣轻慢，颇失君之敬，臣请求陛下待大臣以礼可以吗？”玄宗说：“原应如此，有什么不可以的。”姚崇又说：“自中宗朝韦月将、燕钦融因为上谏直言不讳，反被赐死之后，很多谏臣再也不敢多言，臣请求凡是作臣子的，都可以上谏，向陛下直言，可以吗？”玄宗说：“朕不仅能够容忍，还可以采纳。”姚崇又说：“吕产、吕禄差点倾覆西汉，窦宪、阎显、梁冀又乱东汉，外戚干预朝政使朝政混乱，人心思变，我朝更是这样，臣请求陛下把这些写入史书让子孙吸取教训，可以吗？”玄宗默然许久，才说：“朕对此深有同感啊！”姚崇见玄宗一一答应，非常高兴，再拜说：“这就是陛下施行仁政的开始。”十事疏成为姚崇施政的纲领。
姚崇为政特点是“尚通”，他处理军国大政时明察秋毫，机敏过人，善于分析和掌握时机，善于应变，能很好地处理国家大事。玄宗对他非常器重与信任。玄宗向他征询军国要政，单独于便殿接见他时，每次都起身迎接，商议完便走到平台上相送。有一回，玄宗召姚崇入宫议事，正遇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就命人抬轿接他入宫。玄宗对姚崇放手使用。一次，姚崇向玄宗奏陈有关低级官吏的任命问题，问询玄宗意见，但问了好多次，玄宗都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姚崇惶恐而退。事后，受宠的宦官高力士上谏道：“陛下总理万机，宰相向您奏报政事，应该当面就给予批复，陛下为什么沉默不语呢？”玄宗说：“朕任命姚崇治理政务，是要与他共商大事的，这些小事我还用管吗？”高力士将玄宗之言转告姚崇，姚崇大喜，放手管理政事，尽心辅佐。
姚崇刚拜相时，左拾遗张九龄看到他众望所归，皇上又很器重他，就劝他远离佞臣小人，任命纯厚忠实君子，还说：“选才用人，是为政要务，治理国家就应该这样。以前用人并非不懂得知人善任，失误在于用人时凭借私情。自从君居相位，有用人之权以来，一些奸佞小人已经在下活动，阿谀奉承，极尽其所能，这些人中也有有才之人，但是却少德无耻。君用人一定要非常慎重。”姚崇很欣赏张九龄的才干，采纳了他的建议。
唐中宗以来，崇尚佛教，贵戚王公争营佛寺，让很多人为僧，僧侣享有免役特权，富户强丁有很多通过当僧侣来避徭役。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姚崇上疏请淘汰僧尼，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君主信佛却不能使国家长久的事实，说：“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国家的福祉，何用妄度奸人，坏了正法。”玄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诏淘汰天下僧尼，计有一万两千多人还俗。又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和营造佛寺。这场由姚崇发起的抑佛运动增加了劳动力，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花费，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玄宗之弟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盘剥百姓，遭御史弹劾，李业为他求情，玄宗让中书、门下省复审。姚崇和另一宰相卢怀慎上奏：“王仙童罪名累累，御史判案有充分证据，并没有冤枉他，不可赦免。”玄宗依法治王仙童之罪，从此很多贵戚都收敛锋芒，不敢再倚仗权势破坏法纪了。
玄宗的哥哥申王李成义请求玄宗提升其亲王府录事阎楚为参军。录事为从九品，是流外官，参军为正七品，为流内官。玄宗应允。姚崇卢怀慎却上言：“先前圣旨规定，王公、驸马有奏请时，没有陛下亲自批示不能生效，而我们认为任用官吏应该根据他的能力，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若是因为亲戚故旧之恩就任意封赏爵位和官职，这和前朝的弊政一样，会重蹈覆辙，败坏纲纪。”玄宗再次采纳建议，没有提拔阎楚，从此贵戚们也很少再张口要官了。
姚崇的儿子去世，他告假十天处理丧事，所以政事堆积，宰相卢怀慎不能处理，很是惶恐，向玄宗谢罪。玄宗说：“朕把天下大事委托给姚崇，以卿来坐镇雅俗。”卢怀慎节俭廉洁，两袖清风，虽贵为宰相，却不营资产，常常把俸赐送给亲戚朋友，使得妻子也免不了贫苦，所居院宅也非常简陋，甚至不蔽风雨。姚崇回来后，很快处理完政务，颇为得意。便问中书舍人齐： “我为相，可与谁相提并论？”齐还未答话，姚崇又问：“可以和管仲、晏婴相比吗？”齐答：“管、晏虽不能对后世施行他们的办法，但却在当时很实用，您所施政，则随时可变，从这一点比，您不如他们。”姚崇问：“那我到底如何呢？”“公可称是救时之相。”齐答道。姚崇大悦，挥笔书下：“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2）姚崇治蝗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山东发生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不敢捕杀蝗虫，只会烧香拜佛请老天来帮忙赶走蝗虫。唐玄宗和很多官吏也以为蝗灾是为天灾，是由“不德”造成，想以“修德”来治虫害。宰相姚崇坚持己见，提出用“篝火”诱杀和“开沟陷杀”相结合的方法消灭蝗虫，并派出大批御史赶往各地治蝗。但这一举措立刻遭到汴州刺史倪若水的反对。他鼓吹“德化”之说，还用史书上治蝗失败的例子证明不应灭蝗，抗拒御史的治蝗督促。姚崇警告倪若水不捕蝗，将依法治罪，最后倪若水无奈从命，捕蝗十四万石，成绩显著。姚崇的治虫主张还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但他力排众议，坚持治蝗，利用昆虫的趋光特性诱杀蝗虫，终于战胜了虫害，从而使得那年没有发生饥荒。
第二年，山东蝗灾再起，姚崇又命人捕杀。倪若水又出面阻拦，说蝗虫是天灾，不是人所能捕完的，应当多修仁德，就可以避免灾祸。姚崇据理力争，组织人捕蝗。玄宗也下敕派使臣到州县调查捕蝗的情况。因此，这两次蝗灾都因姚崇措施得力而没有造成大荒之年。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初七，宰相卢怀慎病势沉重，卢怀慎自知才不及姚崇，遇事谦让退后，被称为“伴食宰相”。但他儒雅清廉，潜移默化地净化了豪奢之风。临终前，他推荐了广州都督宋等人给玄宗。二十四日，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代卢怀慎为相。
庄园生活图 敦煌石窟 唐
此时，姚崇也染上虐疾，在大宁坊罔极寺养病。玄宗不断派人去询问姚崇的病情。每当源乾曜奏事合自己心意时，玄宗就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张。”而有不合自己心意时，玄宗就让源乾曜去问询姚崇。源乾曜建议让姚崇在中书省四方馆宰臣议事的地方养病，并使家里人到里面侍奉，玄宗允准。姚崇认为四方馆内有簿书，病人不宜入住，玄宗说：“设置四方馆，为的是让官员议事，现在让卿居住，是为了社稷。朕恨不能让卿搬到禁中来住，别再推辞了。”此后每有大事，玄宗依然征求姚崇的意见。
姚崇为政精明干练，但对其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却疏于管教。二子交游四海，接受贿赂，招人非议。姚崇又亲信主书赵诲。赵诲品德恶劣，受人贿赂事发，玄宗亲自审问，判下狱当死。姚崇为其说情，玄宗对此很不满；姚崇意识到问题严重，多次让相位，并推荐宋取代自己。十二月，姚崇辞去相位，改任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转任京兆尹、西京留守，宋和中书侍郎苏被任命为相，玄宗让姚崇五日一朝，遇有重大事务仍向他请教，对他宠爱有加。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
（3）“有脚阳春”
宋（公元663～ 737年），邢州南和人，调露年间中进士。他为人耿直，有节气，而且通古博今，文章出色，为官口碑甚佳。武后执政时很是器重他；睿宗时，他被擢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因与姚崇一起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而被贬。
宋为相之前，玄宗曾召他到长安，特派内侍、将军杨思勖迎接他。杨思勖虽是宦官，却得玄宗宠爱，地位仅次于高力士。宋对这个受皇上宠爱的宦官冷淡对之，路上竟不与他说一句话。杨思勖返京后，向玄宗诉苦，玄宗听后却更加敬重宋的为人。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初十，玄宗到东都洛阳巡察。经崤谷，由于道路不好走，归罪河南尹和负责皇帝行幸知顿使官，想免去他们的官职。宋进谏说：“陛下刚刚巡察，就因为道路窄要惩罚官员，臣恐怕以后百姓也会遭殃。”玄宗听后立即下令把两个官员放了。宋又说：“陛下要治他们的罪，却因为臣进谏而释放他们，臣代陛下受德，这不太好。还是仍旧将他们先行扣押然后再由陛下赦免他们。”玄宗欣然采纳。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广州官民要为宋立遗爱碑，宋上谏阻止：“臣对广州百姓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功绩，如今为相后，人们却恭维奉承到立碑的地步，这种风气不能助长，就请自臣而始，望陛下下诏禁止这种行为。”宋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令其他各州都不敢再有类似的行为。
有人把隐士范知推荐给宋，说他文采出众，还献上范的文章《良宰论》。宋看到满纸尽是赞美当朝宰相之辞，就批示道：“隐士当直谏忠言，怎么能曲意逢迎，文章如果确实出众，自应参加选官考试，不可特殊任命。”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二十四日，王皇后的父亲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去世，他的儿子上奏玄宗，想依照玄宗外祖父之例修筑高五丈二尺的坟基，玄宗允准。宋、苏对此坚决反对，上疏说：“依照法律，一品官坟高一丈九尺，陪陵高三丈而已，窦太尉坟因其高大过制，已遭人非议，只是当时没有人敢直言他的过错，今天怎么可以重复那时的错误呢？当初唐太宗嫁长乐公主，陪嫁的财物超过长公主（皇帝之姑为长公主），魏征上言直谏，太宗接受意见，长孙皇后还特别赏赐魏征。韦后愚蠢狂妄，修筑她父亲的坟墓时超出旧制，高大气派，称为酆陵，结果不久后就造灭门之祸！居于皇后之父的尊位，想修筑高坟，那有何难，臣等之所以再三劝阻，是想让中宫皇后留取美名给世人。今天的事，要世代传颂为后人效仿，因此必须慎重行事啊！”一席话说得玄宗很高兴，说：“朕一向想正身为表率，不因自己是君皇而徇私包庇妻儿。卿能直言进谏，言他人所不敢言，固守礼法，让朕能留美名于青史，万世流传，这正是为朕所愿啊！”于是赐帛四百匹奖励宋、苏。
张九龄像
玄宗想要提拔他当藩王时的旧部岐王令王仁琛为五品官。宋奏说：“照顾亲戚故旧，任命官吏，都有固定的制度，仁琛已经凭借他是陛下亲故的缘由而受到优厚的待遇，倘若皇上您还要加以丰厚赏赐，破格擢升，就有悖常理了。何况仁琛又是皇后的族人，更应当避讳一些，以防遭人非议。请交吏部考核，若无严重过失，可依照常规稍加照顾。”玄宗表示赞同。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吏部铨选，候选人之中有一位自称是宋叔父的人宋元超，他希望借此得到优于他人的对待。宋知道以后给吏部回信说：“元超的确是我远房叔父，常居洛阳，来往很少。他是长辈我不敢不举荐他，但是又不愿因为是我的亲戚而徇私，破坏律法。如果他没有要求得到照顾，自当按规定授官。既然有这样的行为，只好矫枉过正，取消他入选为官员的资格。”
与此同时，宁王李宪向玄宗要求赐予另一名候选人薛嗣先级别较低的官位，事下中书、门下省讨论，宋上奏：“嗣先曾连任斋郎，虽非明显应留任，但因为他有皇亲的身份，本该让他做一个小官。景龙年间，中宗常常随意授人官位叫做‘斜封’。陛下登基以来，这件事情不再发生了，必须根据功绩与才能，通过中书、门下论功行赏，任命官职。只有圣朝才能实行至公之道。嗣先是皇亲，不应违反常规。请容许臣等商议之后，再下到吏部，陛下不要下敕命。”玄宗采纳了宋的意见。
当时，候选人来京师铨选时，常常携带丰厚礼品给有关的官吏，以求应选时得到特殊关照，这一招往往行之有效，送礼之人回到本地后，大多数都会被升迁。为了扭转送礼行贿的不良风气，宋奏请玄宗让接受馈赠的官员将礼物一律退还。
宋鞠躬尽瘁，尽心竭力，爱民如子，深受朝内外众人的敬重与爱戴，当时被称为“有脚阳春”，意为只要是宋所到之处，就会带去和煦的阳光。
为表彰宋刚直忠正，玄宗在一次御宴上赐给他一双自己用过的金筷子。宋不明白玄宗用意，不敢接受。玄宗说：“朕无意赐卿金银。今天所赐金箸，是表彰卿正直！”宋赶紧下殿拜谢。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宋因严禁恶钱流通，遭到别人的怨恨，遭人非议，授开府仪同三司。后又任京兆留守、吏部尚书。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姚崇因为年老而不再任官员，居住在洛阳，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姚崇、宋相继为相。姚崇善于随机应变，宋善于公正执法。二人为政风格虽然不同但都尽心尽力地辅佐玄宗，使开元年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一片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对于玄宗时期开创唐朝极盛期“开元盛世”的局面功不可没。姚崇和宋并称为贤相，号“姚、宋”。
5.张九龄罢相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一月，穷奢极欲、荒于政事的玄宗对张九龄的直谏渐生反感，免去了他的相位。
（1）一代诤臣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少年时聪明伶俐，擅长写作，十三岁时，因为写信给王族，使得后者认为他必成大器。后来在二十岁的时候中了进士，官任校书郎。唐玄宗做太子时，曾召集饱读书籍之人亲自策问，张九龄因表现出众，升为左拾遗。曾经和任右拾遗的赵冬曦负责吏部选试，人们都认为他公允不偏。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张九龄升任司勋员外郎。当时宰相张说十分器重他，称他是“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拜中书舍人。他曾上书玄宗，认为应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之风；选拔官员应注重他们的品德和本领，而不应该看资历。多被采纳。在张说罢相后，他受牵连改官太常少卿，后被贬为冀州刺史。张九龄以老母亲在家乡，河北又太远，无法尽孝道为由，请求换到江南的地方任职。不久以后，他便被改任为洪州都督，又转为桂州都督、岭南道按察使。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又升为中书侍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以中书侍郎为相，第二年又被封为中书令。
张九龄当上宰相后，仍是公正无私，坦诚直率，辅佐唐玄宗也尽心竭力，从不见风使舵，违心取悦别人，遇事以国家社稷利益为重，坚守原则。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幽州节度使张守大破契丹，立下战功，玄宗非常高兴，想要任命他做宰相。张九龄进谏说：“宰相是代表天子治理天下的，不是为了赏功而设置的官位。”玄宗说：“只让他挂宰相的虚名，而不让他掌握实权，不知是否可以？”张九龄回答说：“既便如此也不妥，天子所掌管的权柄官位怎能随意授之与人。再则张守只不过是击败契丹，皇上就要任他为相，那么将来倘若他灭掉奚与突厥，皇上还能授予他什么官职呢？”玄宗于是打消了拜相的念头。二月，张守来到东都报告了取得大捷的消息，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两个儿子也被授予官位，得到很多赏赐。
对安禄山，张九龄认识得也非常清楚。安禄山当时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幽州节度使张守派遣安禄山讨伐反叛的奚与契丹，安禄山由于骄横轻敌而吃了败仗。四月初二，张守上奏请求依法斩杀安禄山。安禄山在临刑前大声喊道：“张大夫你难道不想消灭契丹国吗？为何要杀掉我安禄山！”安禄山的确骁勇善战，张守爱惜人才，不忍杀他，于是把他送到了京师。张九龄在奏文中批道：“春秋时代齐国的大将穰苴杀了骄横的监军庄贾，吴国的孙武杀了不听命令的宫子。如果张守已下了军令，安禄山不应该免死。”玄宗爱惜安禄山的才能，下诏废去了他的官位，安禄山成了无官位的将领。张九龄坚持说：“安禄山违令败军，依照军法，不可不杀。再说我观其面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说：“你不要像晋朝王夷甫看石勒那样看安禄山，白白陷害了忠诚有德的人才。”最后竟赦免了安禄山。十九年后安禄山果然起兵反唐，玄宗在颠沛流离途中想到这件事，不禁潸然泪下，此时九龄已死，遂遣使到他的原籍曲江祭祀吊唁。
唐玄宗即位之初，为扭转唐中宗以来朝政弊端，曾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朝政日益走上正轨，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局面。但是长久的太平盛世冲淡了玄宗的进取心，到开元后期，他开始纵情享乐，荒疏政事。看到这种情况，张九龄十分担忧，等待规劝玄宗的机会。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初五千秋节，是玄宗寿诞，群臣纷纷向玄宗进献宝镜。张九龄却认为以镜自照可以见形容，而以人自照可以知吉凶。因此，他没有进献什么礼品，而是总结前朝兴亡的原因和当今朝政的成败之处，成书五卷，书名为《千秋金镜录》，献给玄宗。张九龄在书中对于玄宗近期施政的失误之处以及由于府兵制废除，边将掌握军权形成的内轻外重局面而埋下隐患等情况，或提出委婉的规劝，或恳请玄宗有所防备，文中处处流露出他的忠心与对社稷安危的关注。尽管玄宗当时也下诏褒奖赞美九龄此书，但实际上只是在做表面文章罢了。因为此后玄宗对张九龄的态度逐渐变坏，对政事依旧疏于过问。
（2）失去相位
随着玄宗骄奢厌政，他对正直之士的忠言恳论渐生排斥之心，对谀美逢迎之声却欣然接受，这直接影响了他用人的态度。他开始重用亲近奸诈、善于溜须拍马的小人，而渐渐疏远了那些正直忠诚的大臣，所以当李林甫跻身高位、渐掌实权之际，张九龄被罢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李林甫是宗室子弟，凭借家族地位走上仕途，没有多大才能，却善搞权术，狡诈无比，并靠着这些资本飞黄腾达。他发现玄宗久居皇位，对政事逐渐厌烦，享受之心日盛，于是便处处迎合玄宗，顺其心意。例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玄宗驾临东都洛阳，原打算在来年二月初二返回长安，后来因洛阳宫中有“怪”，弄得玄宗惶恐不安，决定立即返京，于是召集宰相，商议西还事宜。张九龄等人建议玄宗冬季再返回长安，因为当时正赶上农忙时节，启动圣驾，势必耽误农事，加重沿途州县负担。李林甫早已揣测到玄宗的心意，但是他当时并不表态，等张九龄、裴跃卿退下后，他才对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东西两京，陛下来往于两地视察，不需要选择时间，假使妨碍了农收，只要减免沿途州县的租税就行了。臣请通知有关部门，即日西行。”玄宗心中大悦，采纳了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由于事事顺合玄宗心意，而得到玄宗的赏识。
李林甫是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跻身相位的。此前玄宗欲拜他为相时曾征求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坚决反对说：“宰相身系国家安危，臣担心李林甫做相后会危害社稷。”李林甫因此对张九龄心怀怨恨。张九龄文采极佳，朝廷的诏敕文件，多出自他的手笔，极受重用。李林甫一时难以撼动他的地位，所以表面上仍然装作服从张九龄，背后则在玄宗面前恶语中伤，同时百般讨好玄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耿直的张九龄对玄宗的变化有所觉察，更加事无巨细，据理力争，使玄宗十分不悦。
玄宗为临淄王时，赵丽妃、皇甫德仪和刘才人都受到宠爱，赵妃生子李瑛，后立为太子，皇甫德仪生了鄂王李瑶，刘才人生了光王李琚。玄宗登基为帝后，又喜欢上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生的儿子是寿王李瑁，玄宗对他宠爱有加，是其他皇子所不能比的。太子曾和李瑶、李琚聚在一起，因自己的母亲受到冷落而心中不满，怨言满腹。都尉杨洄是武惠妃女儿咸宜公主的丈夫，他时常暗中打探其他三位皇子的过错，然后告诉武惠妃。武惠妃向玄宗哭诉道：“太子阴谋网罗党羽，想要加害我们母子，而且斥责皇上。”玄宗听后大怒，把此事告诉了宰相，想要废掉太子和鄂王、光王。张九龄说：“陛下登上皇位将近三十年了，太子与诸王都没有离开过深宫，天天都受到皇上的教导，天下百姓都庆幸陛下把国家治理井井有条，久居皇位皇子皇孙繁盛。现在三个皇子都已长大成人，没听说有什么大的过失，陛下为何要听信那些没有根据的言论，因为一时的好恶，将他们全部废掉呢？再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可轻易动摇他的地位。春秋时，听信了马丽姬谗言的晋献公错杀太子申生，导致晋国三世大乱。汉武帝因为相信江充的诬告治了太子的罪，使京城发生了流血案件。晋惠帝由于相信贾后的诬陷废掉了愍怀太子，使边疆民族进攻中原，百姓遭受战火之灾。隋文帝听信了独孤皇后的话废太子杨勇而立隋炀帝，以致失掉了天下。由此来看，废立太子一定要慎而又慎。皇上如果一意孤行，臣恕难从命。”玄宗听后心中不快。李林甫开始没有说什么，退朝后暗地里却对受玄宗宠爱的宦官说：“这是皇上的家事，何必要与外人商量！”玄宗仍旧拿不定主意。这时武惠妃又悄悄让官奴牛贵儿告诉张九龄：“只要你能在废立太子一事上助我一臂之力，就可稳居相位。”张九龄怒斥了牛贵儿，并把这些话告诉了玄宗，玄宗因此有所醒悟，所以一直到张九龄罢相太子的地位没有动摇。但由于李林甫不断地在玄宗面前诬陷张九龄，张九龄渐渐被玄宗疏远了。
南诏王像
窟内正中为南诏王异牟寻，着圆领宽袖偏襟长袍，身坐龙头椅上。左右雕头戴短翅幞头、脚穿靴子的两位清平官郑回和杜光庭。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以前在河西镇时，能够节约用费，勤于职守，因此河西镇仓库中的军用物资储备充实，武器装备精良。玄宗听说此事后，想要嘉奖他，任命他为尚书。张九龄说：“不能这样做。尚书就是古代的纳言，唐朝建立以后，只有曾做过宰相和朝野内外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以前仅是河湟地区节度使判官，现在一下子就被提升为尚书，臣恐有辱于朝廷。”玄宗说：“那么只封给他有实封户数食邑行吗？”张九龄回答说：“这也不可行。封爵本是为了奖赏有战功的人。牛仙客作为边将，充实仓库，修理军器，本是他分内之事，谈不上有什么功劳。陛下若要奖赏他勤于政事的功劳，赐他金帛就可以了。而分土封爵，恐怕不妥。”玄宗沉默不言。李林甫对玄宗说：“牛仙客本来就是宰相之才，当个尚书又算得了什么！张九龄是一介书生，不懂得大道理。”玄宗听后非常高兴，次日，又说要封食邑给牛仙客，张九龄仍然坚持说不可行。玄宗大怒，脸色大变说：“朝廷大事都要由你来做主吗？”张九龄叩头谢罪说：“陛下您认为我可用，让我居宰相之位，对于朝中大事的不对之处，我只能直言相告。”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贫寒，那么你的出身有何高贵呢？”张九龄说：“我不过是岭南地区一介贫民，不像牛仙客出生于中原。但是我在台阁之中，掌管诰书诏命已有很多年了。牛仙客只是一边疆小吏，又不识字，重用他难以让众人信服。”李林甫退朝后说：“只要有才能，何必一定要会写诗歌文章！天子要重用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十一月二十三日，牛仙客受封陇西县公爵位，封食邑实三百户。
玄宗见张九龄处处违背己意，不禁心生不满，再加上李林甫添油加醋，他再也不能容忍这位忠诚耿直的宰相在自己身边喋喋不休了。于是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年底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不久以后，由张九龄举荐的周子谅弹劾牛仙客，玄宗再次被触怒，张九龄又被贬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九龄病逝。
张九龄被罢去相位后，围绕在玄宗周围的多为奸佞小人，朝臣们都明哲保身，无人再敢直言进谏，自此朝政日坏。
6.南诏统一六诏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九月，皮罗阁在唐政府的支持下统一六诏。次年，徙居大和城，定为国都。
唐朝时，西南地区的皮罗阁把西洱河作为基地，带领奴隶主，并将其他少数民族奴隶主联合在一起，建立了少数民族政权南诏，依附于唐。
自隋朝到唐朝初年，白蛮主要居于滇池，而河蛮和乌蛮的蒙姓部落则居于西洱河。历经长期的融合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六个以乌蛮奴隶主为首的政权，称为“六诏”。六诏之间实力相当，互为姻亲，但彼此仍不断斗争。
南诏王姓蒙，始祖名舍龙，从哀牢迁成蒙舍用，世代都在唐朝为官。吐蕃将势力扩张到洱海地区后，唐采用了支持南诏的策略，以遏制吐蕃在该地的势力发展。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封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在唐的支持下皮罗阁打败了河蛮。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皮罗阁被唐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皮罗阁迁到大和城，定为国都，逐步建立完善了各种体制，南诏政权正式确立。
南诏政权是一个奴隶制地方政权，所辖区域的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自治州一带。南诏社会由奴隶主、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组成。战俘是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史书记载，被俘的汉人郭仲翔给南诏人做奴隶，白天干活，晚上被关起来，他曾被转卖三次。南诏的奴隶，一般从事农业，称为“佃人”。
在政治上南诏有较为完备的制度，大致上是仿效唐朝，继承王位要经过唐政府的册封。南诏王自细奴罗至舜化贞共十三王，历时二百四十七年，其中经唐政府册封的有十个王。南诏王之下各种政府的职官有清平官、酋望和大军将。其中相当于唐宰相之位的清平官，主理朝政国事；与清平官等列的是大军将，参与议定国事，到地方治军则为节度，下役六曹。公元九世纪以后，由于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南诏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其政治制度也有了相应的变革，“六曹”被扩为“九爽”。由清平官、酋望或大军将兼任这些部门的首领。九爽之上设有类似唐中央尚书省长官的督爽总领。
南诏政权对其辖内各族人民实行军事统治。地方各府的主将同时又是地方行政长官和奴隶生产的总监督。自由民则实行军事编组，凡百户有一总佐，千户有一治民官，万户有都督一个。每个壮丁都要服兵役，称为“乡兵”。其中被选出勇敢善战的称“罗苴子”，南诏王和大军将的卫队成员就是从罗苴子中选出的，称为“负排”。每逢农闲时要集中训练，根据所居远近分为四军，各守一方。有战争时，文书下到村邑治国官手中，壮丁要被征召从军。国家不提供后勤物资，军队所需靠的是出境之后的抢掠。
南诏的刑罚大致有三种：杖刑、徙刑和死刑。杖刑自五十至杖死； 徙刑则被押往“丽水瘴地”；死刑可以用钱赎，改为徙刑。
南诏统治中心地带的农业、手工业非常发达，商业繁荣，畜牧业的发展也不错。
汉字是南诏所通用的文字，许多钟铭、石碑、佛经和砖瓦，均用汉字书写。在雕刻、建筑方面，南诏亦有很高的水平。宗教方面，南诏人信仰的是天师道，这是一种由五斗米教发展而来的宗教。
由于南诏是在唐政府的扶持下建立国家的，所以立国后就接受了唐的册封，确立了对唐的依附关系。因此，南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内地汉族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关系有利于双方的发展。除建国初期的友好关系外，南诏与唐的关系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天宝九载（公元750年）至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为第一时期，在此期间，南诏归附吐蕃与唐敌对，双方兵戎相见，常有战争。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至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为第二时期，这段时间，南诏与唐和好如初，双方各方面交流密切，是南诏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繁盛时期。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至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双方则是打打和和，以和为主，间有争斗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