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将领牛名俊割下李怀光的首级出降。
不久宰相陆贽上奏说：“平定了李怀光，肯定有好大喜功之人要想马上讨伐李希烈，我认为这样做不妥。”他还说：“如果说只有一个人我不敢担保他一定顺从朝廷，这个人就是李希烈。但我想他并非冥顽不化，只是由于他以前自称为帝，即使现在后悔，但也无路可退。目前李希烈已成了独夫民贼，对内没有兴兵起事的理由，对外没有与他结盟的伙伴，最多只能厚抚部曲，偷容时岁。只要各地镇将严阵以待，他就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朝廷下诏，加马燧兼侍中，浑为检校司空。而且还下诏只要李希烈不出兵，邻近各镇也无需出兵。如果李希烈肯降，可以饶他一命。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正月，李希烈部将杜文朝进攻襄州，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败并擒获。两月以后，李希烈部将又攻打郑州，被义成节度李澄使打退。李希烈兵势日蹙，不久生了病。四月七日，大将陈仙奇指使医生陈山甫将他毒死，接着又把他的全家杀光，率领全军向朝廷投降。四月二十五日，陈仙奇被任命为淮西节度使。
三年后，德宗又想起李怀光也曾有功，但由于李怀光子孙全无，只好把他外孙燕八八立为后人，并且赐他名为李承绪，授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千缗，让他供养怀光妻王氏，祀守李氏宗祠。
10.颜真卿书法登峰造极
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时期发展到了顶峰，颜真卿是其中最具成就的杰出代表，他的成就可谓空前。
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琅临沂，开元进士，任殿中侍御史。他为人刚正不阿，因遭权相杨国忠排挤，被迫出外做了平原太守。安禄山叛乱，他联合堂兄抵抗，被推为盟主，率领大军二十万，有效地阻挡了安禄山进攻潼关的兵锋。他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被世人称为“颜鲁公”。德宗在位时，李希烈叛乱，他被派往前方劝谕，被李希烈缢死。颜真卿从小就刻苦好学，很有文学天赋，后人把他的作品收录为《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书法早年受家庭和外祖家殷氏影响，开始学习褚遂良笔法，后来又向张旭学习，深得张氏书法之精髓。之后他广搜群集，从历代名家蔡邕、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作品中吸收精髓，反复揣摸，创造了出类拔萃、雄伟刚劲、气势磅礴的独特风格，终成书法大家。他的笔体也被称为“颜体”。他的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他用笔横轻竖重，笔力显得雄厚刚劲。竖笔向中略有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气指中骨。其结构也是方正结合，似圆似方。他的行书遒劲郁勃、凝练浑厚、纵横跌宕，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他的笔法改变了古代风格，开创了新局面，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因此他与稍后的柳公权并称颜柳。因颜真卿书法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而且还影响到了后来柳公权的书法，使之偏重骨力刚健，故又有“颜筋柳骨”之称。另外现传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章》中记载了颜真卿的书法理论。
颜真卿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多，但赝品更多，而且难以辨别。除《祭侄季明文稿》被公认为真迹外，其余的作品如《竹山堂联句诗帖》、《自书告身帖》、《刘中使帖》、《湖州帖》等是真是假还难以定论。颜氏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到现在的都各具特色：《多宝塔碑》端庄秀丽；《东方朔画赞碑》清远深厚；《谒金天王神祠题记》遒劲端正；《藏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韵味十足；《宋碑》雄宏开阔；《八关斋会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沉稳敦厚；《干禄字书》平缓舒和；《李玄静碑》劲力十足等等。颜真卿写的最大的楷书是《大唐中兴颂》。它的字体方正平稳，筋骨深藏不露。
《颜氏家庙碑》与1922年出土的《颜勤礼碑》书法筋力丰厚、笔锋严谨，是他晚年时期的代表作。
颜真卿书法法帖很多。历代的许多汇帖中都有他的作品。单帖有《争坐位帖》、《奉使帖》、《送裴将军传》、《小字麻姑仙坛记》、《送刘太冲叙》等，这里尤以《争坐位帖》最为著名。此帖为作者手稿，随手挥毫，跌宕起伏，所用笔墨酣畅淋漓，是非刻意而作的杰作。宋刻《忠义堂帖》则专门汇集颜真卿书法法帖，其中有四十五种收在这里边，现在只有浙江省博物馆有宋朝时拓写的一本。
颜真卿书法集古今之大成，为中国书法史之承上启下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和书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1.吐蕃劫盟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闰五月，吐蕃趁与唐结盟之时，埋下伏兵，杀死唐将数百人，擒获千余人。
（1）清水会盟
代宗在位的时候，吐蕃和唐朝的边境经常有小磨擦发生。由于吐蕃老是骚扰边界，所以尽管吐蕃多次有使者入唐讲和，还是有八名使者被扣押在长安。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代宗在位时，吐蕃数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但是还没有停止对唐朝的侵略骚扰。代宗拘留了吐蕃前后八次派来的全部使者，有的甚至老死在唐朝。对于俘获的吐蕃人，则统统发配到长江以南与五岭以外。德宗即位后想对吐蕃施以德政以求安抚，便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同时还将历次俘虏的吐蕃人随韦一同赴吐蕃，并且每人赐给衣服一套。
吐蕃人最初听说韦伦将俘虏送回来时，没有人相信。等到后来俘虏们都回到吐蕃，各自返还部落，宣称“新皇上将宫女释放出宫，将禽兽放生，英威和圣德远播全国”时，吐蕃人才十分高兴，便打扫道路，迎接韦伦。吐蕃使者也随即奉赞普之命随韦伦到长安，向朝廷进贡，赠送丧葬用具。吐蕃使者来到京城，德宗对他加以礼遇。不久以后，蜀地的将领向朝廷建言：“我们不应该将他们的俘虏放回去。”德宗说：“戎狄侵犯边疆，我们便打击他们；要是归顺大唐，我们就归还他们的俘虏。打击他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威严；归还俘虏，是为了显示朝廷的信义。要是不树立朝廷的威严和信义，就不能安抚周边各族。”德宗命令将吐蕃俘虏悉数放还。
杨炎还要求继续沿用前任宰相的打算，在原州建立新的城池来抵御吐蕃侵犯。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认为：“现在边备空虚，筑城可能成为吐蕃进犯的理由，恐怕时机还未成熟。”杨炎非常恼火，把自认为反对他的段秀实调任为司农卿；而以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命他驻守原州，并且命原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李怀光的别驾，加以辅佐。
为了筑城，李怀光亲自在原州坐镇，朱、崔宁二支军队在后方作防卫。接着，朝廷下诏要由泾州提供筑城用的材料和工具，激怒了泾州士兵。在泾州刘文喜因军心不安，不接受这个诏令，并上疏要朝廷恢复段秀实的职务，或者也可以让朱做泾原节度使。于是朝廷只好妥协，任命朱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
事实上是刘文喜自己想做泾原节度使。在收到新诏书后，刘文喜就与朝廷决裂，据城叛变。他把儿子送到吐蕃作人质，请吐蕃发兵救援。但吐蕃正与唐朝修好，就没有援助他。这样，泾州就陷入了孤立难支的境地，于是部将刘海宾趁机将刘文喜杀掉，并把他的首级送到长安。这样一来，一场兵变烟消云散，原州筑城的事终于不了了之。
韦伦来到吐蕃后，唐蕃关系进一步改善。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韦伦回长安，吐蕃宰相也奉命随他回长安向朝廷上贡。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三月，德宗派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由于赞普觉得德宗的赦书中用了对待臣下口气的“贡献”、“赐”等词，便十分不满，要求重发赦书；同时还提出云州以西应当以贺兰山为边界。崔汉衡不敢作主。十二月，崔汉衡派判官和吐蕃使者一块儿回长安向朝廷说明分歧。于是德宗将赦书的辞句作了修改，还同意了吐蕃提出的划分边界的办法。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四月，吐蕃向唐朝归还多年以来俘虏的八百多名唐朝兵民。九月，殿中少监崔汉衡回长安，赞普派大臣区颊赞随崔汉衡入朝。一个月以后，德宗将吏部员外郎樊泽派到吐蕃，向吐蕃通报结盟时间。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陇右节度使奉朝廷命令，在清水与吐蕃的尚结赞会盟。盟文规定：“唐的守界，由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翔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以东为汉界。吐蕃在兰、渭、原、会四州设守，西至临洮，东至成州，直到剑南西界磨些山诸蛮、大渡河西南为蕃界。”四月，德宗命令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在丰邑里会盟，区颊赞觉得在清水会盟时没有确定吐唐边界，就拒绝参加会盟。随后，德宗命令崔汉衡前往吐蕃，由吐蕃赞普作出决断。六月，监察御史于在奉命入蕃后与吐蕃使者论剌没藏从青海回来，告诉区颊赞唐蕃边界已经划定，并让他返回丰邑里。
（2）李泌谏保安西北庭
七月二十五日，德宗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初九，德宗颁诏命令诸将相与区颊赞在城西会盟。李揆办事练达，不负众望，只是由于遭权奸卢杞憎恶，才被派到吐蕃去。李揆对德宗说：“我不害怕走远路，只是担心死在路途之中，不能为陛下将圣意传达到吐蕃。”德宗为李揆的话感到悲伤，便对卢杞说：“李尚书是否太老了？”卢杞说：“出使远方夷人的使者，必须是熟悉朝廷旧典的人才行。况且，李尚书都去，日后倘若派人到远方去出使，比李尚书小的人就不敢推辞了。”
十月，泾原发生兵变，兵变将士请正在长安赋闲的原泾原节度使朱为兵变首领。朱也就答应，并且称权知六军，盘踞在长安。没过几天，朱又在宣政殿上自称大秦皇帝。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初一，德宗下罪己诏，赦免河北藩镇，以求腾出力量来讨灭朱。
正月，为表示和好诚意，吐蕃国相尚结赞请求出兵援助唐朝攻打朱收复京城。于是，崔汉衡就奉德宗之命前往吐蕃求援。吐蕃国相尚结赞说：“依照吐蕃礼法发兵，得用主管军权的有关大臣署名作为凭信，如今制书上没有李怀光的署名，所以不敢进军。”于是陆贽又奉德宗之命去找李怀光，但李怀光坚决请求不借吐蕃兵，他说：“如果攻克京城，吐蕃必然要放纵士兵焚烧掳掠，无人能够制止，这是第一个害处。不久前颁布的敕旨规定，凡是有能够攻破城池的士兵，每人奖赏钱一百缗，吐蕃发兵五万人，倘若按敕旨照办，要求奖赏，这五百万缗钱从何而来？这是第二个害处。吐蕃骑兵虽然到来，肯定不会打头阵，而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观望我方军队的形势。胜利了，也涌来抢夺胜果；失败了，便借机图谋变乱，我们不能亲近和信任这些诡计多端的军队。这是第三个害处。”李怀光始终不肯往敕旨上署名，于是吐蕃也始终没发兵。
不久，李怀光就叛变了。德宗只好又逃到梁州，并任命行在都知兵马使浑为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朔方、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同时将李怀光的职务免去。
浑率诸军从斜谷出击，攻打朱。崔汉衡劝吐蕃发兵助唐。吐蕃国相又说：“倘若我们先出兵，而遭到宁军的背后袭击怎么办？” 宁节度使韩游得到这个消息，就让大将曹子达率宁军三千人去和浑会合。于是吐蕃发兵两万随曹子达一同助战，在武亭川大破朱将韩。同时，吐蕃兵在大肆掳掠之后撤去。
六月，朱败死。当初，德宗为了答谢吐蕃助唐平叛的功劳，答应在成功以后将安西、北庭的地盘给予吐蕃。等到叛乱已平，吐蕃派人来要土地时，德宗准备传召安西、北庭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回朝，将安西、北庭两镇让给吐蕃。李泌说：“安西、北庭地区的人们生性骁勇剽悍，两镇不仅控制着五十七个西域国家和十姓突厥人，还能分散吐蕃的声势，使吐蕃不能合兵一处而向东侵犯，岂能这样就将西域让给吐蕃！而且，这两节镇的人们势单地远，竭忠尽力，为国家坚守边疆近二十年，真乃可歌可泣。现在忽然遗弃他们，将他们交给戎狄之人，他们一定会深恨大唐，以后他们随从吐蕃前来侵扰，就会像报私仇一样了。况且，以前吐蕃脚踩两只船，暗中与双方都有往来，还大规模地劫掠了武功地区，直到接受了赠礼才撤去，哪里谈得上功劳呢？”大家计议此事，也认为李泌说得有理。于是，德宗终究没给吐蕃这块地方。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吐蕃尚结赞大举进攻泾、陇、、宁四州，把庄稼割走，把人口和牲畜也抢走了，唐朝西境一片紧张。于是朝廷命浑率万人，骆元光率八千人在咸阳集结，准备应变。
九月，吐蕃的游动骑兵到了好畴，形势更加危急。德宗急忙下令全京城戒严，并增派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驻咸阳，民间传闻着德宗准备再次离开长安的消息。
（3）李晟丢军权
李晟派遣部将王率精兵三千埋伏在城，并告诫他说：“吐蕃军经过城下时，不要向他们的先头部队发起进击。你虽然可以击败先头部队，但你打不过他们的后续大部队。不如等他们的先头部队开过去后，当看到军中竖着五方旗，将士穿着虎豹衣时，你就应该明白，这是他们的中军，此时，你一定要迅速地进攻他们，肯定能够大获全胜。”王采用了李晟所讲的打法，果然打得尚结赞大败。将士们不认识尚结赞，所以他才得以幸免。
尚结赞对他的徒众说：“唐朝只有李晟、马燧、浑这三个会带兵打仗的良将，我们应当设计把他们除掉。”他带着两万士兵进入凤翔境内，并不掳掠，一直开到凤翔城下时才说：“李令公叫我们到这里来的，怎么不对我们进行犒劳呢？”过了一夜，尚结赞才领着人马退去。
十月初七，蕃落使野诗良辅奉李晟命和王率五千步骑兵袭击吐蕃的摧沙堡。十六日，二将遭遇两万吐蕃兵，激战之后将他们打败，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摧沙堡下，攻陷了摧沙堡，将堡中守将扈屈律悉蒙杀死，将堡中的储备烧掉之后，才收兵回营。尚结赞领兵由宁州、庆州向北而去，在合水北岸驻扎下来。部都史履程奉宁节度使韩游之命夜袭吐蕃营地，斩杀好几百人。吐蕃追击史履程，韩游在平川结下阵列，并命人在两山擂鼓，吓得吐蕃军丢掉掳掠品逃跑了。尚结赞引兵北去，自宁州、庆州到了盐州。
十一月，吐蕃进逼盐州城。他们对盐州刺史杜彦光说：“我们只要州城，人马你可以带走。”杜彦光率众撤到州。
十二月，吐蕃西侵夏州，也像在盐州一样，驱走刺史托跋乾晖及其所部，占据州城。接着，深入银州。银州一直没有城墙，官吏们和百姓们都被吐蕃大军吓跑了。吐蕃放弃银州，并攻陷州。这样，盐、银、夏、四州全部被吐蕃军夺下。
韩游建议派兵攻打盐州，若能吸引州的吐蕃军前来救援，就可趁机让河东袭击其后背。十二月，德宗诏命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步骑一万两千人会同韩游的宁军攻打盐州，同时又命令马燧带领河东军偷袭吐蕃军后背。于是，马燧先发兵石州。
当初当尚结赞在攻下盐州、夏州后，下令在两城各留一千多人驻守，自己则率众退到鸣沙县。由冬天转入春天后，羊马多数死去，粮食运输供给不上。再加上又传来摧沙堡被李晟拿下，马燧、浑等人各自起兵亲临鸣沙的消息，尚结赞吓坏了，多次命人向唐朝求和，都没有得到德宗的应允。于是尚结赞遣派使者以谦卑的辞令和丰厚的礼物向马燧求和，并承诺一定遵守清水会盟，而且要把掳掠的土地全部归还。在大道上，求和的吐蕃使者络绎不绝。马燧相信了尚结赞的说法，留在石州屯扎，不再打算过河，还向朝廷替尚结赞说话。
李晟说：“吐蕃不讲信用，不如向他们发动进攻。”韩游说：“是啊，衰弱时，吐蕃就求和，强盛时却又来侵略。现在，吐蕃深入到边界之内，反而请求盟会，这一定是在骗人！”韩说：“现在两河地区一片安宁，倘若我们在原、鄯、、渭四州作准备，让李晟、刘玄佐这些人带领十万人马戍守在那里，我们应该能够收回河湟地区的那二十几个州县。他们所需物资粮食的费用，请让我来主持办理。”于是，德宗没有采纳马燧的建议，并命他继续进军。马燧请求与吐蕃使者论颊热一同入朝辩论和亲之事，恰巧韩死去，马燧和张延赏于是就准备反对和自己有私怨的李晟，向德宗大谈和亲的好处。德宗也因心恨回纥，就准备与吐蕃和好，以便一起进击回纥，于是同意了二人的主张，就决定和吐蕃和好。
张延赏一再说：“李大人长期把握军权，这样恐怕不好。”德宗决定让李晟自己确定一个取代他的人选，说：“朕忧虑百姓生计，想和吐蕃和好。你既然不同意，就不要回凤翔去了，留在朝廷随时辅佐我也好。”李晟只好推荐都虞侯刑君牙，于是德宗任命刑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德宗给李晟加了太尉、中书令等头衔，而将他的军权全部收回。
还在凤翔时，李晟曾和幕僚说过：“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我非常佩服他。”行军司马李叔度劝道：“文人们可以那样干，有功德的武臣当面坚持不同意见不大好。”李晟严肃地说：“君此言差矣！我身为朝廷重臣，若只顾个人安危，而不管朝廷得失，像话吗？”所以，李晟在朝廷中，只要德宗垂询，必定尽其所言，毫不隐瞒。不过对君臣之间所谈的内容，他倒是守口如瓶，从不外泄。三月二十七日，马燧回长安述职。由于主帅不在前线，所以各军也都不再出战。尚结赞利用这个机会把被截在鸣沙县的吐蕃军队撤走。
（4）吐蕃终负约
崔浣到了吐蕃以后，责问尚结赞为何背盟。尚结赞说：“吐蕃打败朱，没有得到赏赐，所以不来。可是你们的各州都把守得紧紧的，叫我们怎么接收啊？盐州、夏州的守城将领将城池交给我们以后便逃走了，这可不是我们攻打下来的。如今大唐使者来了，我们也准备实践诺言。能够重新归好，这可是吐蕃求之不得的啊。现今吐蕃将相以下官员来的有二十一人，浑侍中曾经与他们一起讨伐朱，深知他们都是忠义守信用的人。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信义用事，厚道待人，我们早有耳闻，何不让他们二人主持会盟呢？”
四月十二日，崔浣来到长安。十七日，德宗任用崔浣为鸿胪卿，命他再次赴蕃，跟尚结赞说：“杜希全防守灵州，不可以离开本州疆境，李观已另任他职。现在大唐决定派浑赴清水参加会盟。”并且让吐蕃先归还盐州、夏州两地。五月初一，浑从咸阳入京朝见，被德宗任命为清水会盟使。初五，德宗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清水会盟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另外把特进宋奉任命为都监。初六，浑带领两万多人前往会盟地点。
二十二日，尚结赞派遣其下属论泣赞到唐营说：“清水这个地方不吉祥，可不可以在原州的土梨树会盟呢？会盟后，便归还盐、夏二州。”德宗全部答应下来。神策军将领马有麟上奏说：“土梨树一带地势险恶，吐蕃有可能在那里设下埋伏，我看我们还是在平凉川会盟为好，那里地势平坦。”当时，论泣赞已经回去了。二十四日，德宗派使者追赶论泣赞，并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他。
但是许多武将都反对和盟。以前韩推荐李晟和刘玄佐可带兵收复河、湟地区的二十余州，刘玄佐也表示愿意出力。可是不知为什么，韩一死，刘玄佐却出尔反尔，说道：“吐蕃兵势正强，这个仗不好打。”不再积极用兵，并把河、湟地区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李抱真。李抱真也百般推辞，不肯受命。情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临行前，李晟再三告诫浑一定要严密地防守会盟地点。张延赏对德宗说：“李晟不希望会盟获得成功，所以他才告诫浑严加防备。要是吐蕃看出我们在怀疑他们，那他们也会怀疑我们，这哪能谈得成呢？”于是德宗传召浑，竭力告诫他对待吐蕃要有诚意，切勿杞人忧天而坏了大事。
浑上奏，吐蕃决定在十九日会盟。张延赏把众朝臣召集起来，并让众人来看浑的表章，他说：“李太尉认为和吐蕃和好必定不能成功，浑侍中表章上已确定了会盟的日期。”李晟听后，哭泣着对亲近的人说：“我生长在西部边疆，熟知吐蕃民性，我那样说的目的，只是不愿意让朝廷蒙受吐蕃的侮辱罢了！”
当初，德宗命骆元光在潘原驻扎，韩游在洛口驻扎，以作为浑的接应。骆元光对浑说：“潘原距离会盟地点将近七十里，倘若你发生了紧急情况，我怎能得知呢？我还是与大人您一块儿去吧！”浑根据诏书的意旨坚决阻止了他。骆元光不肯听命，与浑的营地连接着驻扎下来，距会盟地点三十多里。骆元光命人深深地挖了壕沟，栅栏扎得很牢固，但浑的壕堑和栅栏却完全可以轻易跳过去。骆元光还让士兵埋伏在军营两侧。韩游命五百骑兵埋伏在骆元光的旁边，他说：“假如发生变故，你们便向西直奔柏泉，以便分散吐蕃的声势。”
尚结赞和浑商量好，唐蕃各方都派三千带甲将士，排列在坛场的东西两侧，再派出四百名穿便装的将士随盟使到坛场下。这天，正要会盟时，尚结赞又要求双方各自派出流动巡逻的骑兵数十人，来对双方的行动作互相检查，得到浑的满口答应。吐蕃把精锐的骑兵数万人埋伏在坛场西边，流动巡逻的骑兵在唐朝军队中穿来穿去，进出不受禁止。唐朝的骑兵进入吐蕃后军，全部被吐蕃擒获。浑等人完全没有觉察，走入帐幕换礼服。吐蕃擂鼓三声，大声呼喊着赶上前来，将宋奉朝等杀死在帐幕里。浑从帐幕后边逃出来，偶然得到别人的一匹马骑了上去，在马背上趴着，一直飞奔了十几里，才把马嚼子戴到马嘴上，所以虽然乱箭从他背上掠过去，但他并没有受伤。唐朝的将士都向东逃跑，却被吐蕃兵一路追杀，数百名士兵被杀死，被捉的有一千余人，崔汉衡也被吐蕃骑兵擒获。等到浑飞驰到他的营中时才发现只剩下一座空营，将士们都被吓跑了。骆元光发动伏兵，结成战阵，等待着他，跟着追来的吐蕃兵见状只好悻悻地面面相觑。浑进入骆元光的营地，吐蕃追击的骑兵回头看见宁军向西奔驰而去，只好撤退。在骆元光用辎重的资助下，浑把逃散的士兵召集回来，重整军队。
这一天德宗临朝，对几个宰相说：“今天能与吐蕃和盟，平息兵争，应是国家的福气。”只有马燧附和称是。柳浑说：“戎狄豺狼成性，盟了誓也不一定天下太平。况且今天的事还是让人放心不下。”李晟说：“柳浑说得有道理。”德宗面带愠色地训斥道：“柳浑是个书生，不了解边疆方面的知识，李晟你怎么也这样讲话！”大家都伏在地上顿首谢罪，就这样提前散了朝。
当天晚上，传来韩游的急奏，报告吐蕃劫盟，军队打到宁附近。德宗大惊，急令街使把韩游的奏表传给柳浑看。第二天，他对柳浑说：“你是个书生，却能料敌如此准确，真不可思议！”德宗准备离开长安躲避吐蕃，被大臣们劝阻下来。
二十一日，德宗派中使王子恒给尚结赞送去诏书。吐蕃根本不让入境，王子恒只得回来。
二十二日，尚结赞来到原州故地，接见崔汉衡等人说：“本来为囚禁浑而制作了金锁枷，来献给我们赞普。如今，浑跑掉了，只抓住你们。”尚结赞又对马燧的侄子马说：“我们把马匹视为性命。我在河曲时，春天草还没发芽，马都饿得走不动了。当时，假如马侍中渡过黄河袭击我们，我们便会全军覆没了！我们求和并得以成功，离不开马侍中的鼎力相助啊。现在我们全军得以回去，哪能够扣留他的子孙呢！”于是，他命人放马和唐官俱文珍及浑的部将归唐，而将崔汉衡等人分别囚禁在河州、廓州和鄯州。德宗在得知尚结赞的这一言谈之后，就开始讨厌马燧了。
六月初，德宗下令将马燧的副帅、节度使之职免去，让他改任司徒兼侍中。
张延赏自知也应承担责任，就假称卧病在床不能理事，没过多久也死去了。
此后四十年间，唐朝正处在河北藩镇割据时期，吐蕃趁着这个机会屡屡骚扰唐朝边界，以致在边界上，从北面的秦陇、河湟，到西面的安西、北庭，再到南面的川西，告急警报都没终止过。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招附南诏，并与南诏联兵出击吐蕃，才稍微夺回了一部分土地。
12.杜佑撰《通典》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十月，淮南节度使杜佑进《通典》，凡九门共二百卷。
（1）政绩斐然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除读经传之外，特别是喜欢历史典籍。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就让这位故人之子留下来游玩。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应答自如，丝丝入扣，很受韦元甫赏识，韦委派他为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元甫信任，官职也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韦元甫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南方做地方官长达好几年。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用人不拘官品，甚至把小小的道州司马杨炎召为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同时召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并让他先后任金部郎中、汉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当时朝廷正在河北用兵讨伐叛乱，军需非常迫切，因此转运钱粮的担子全部压在杜佑肩上。不久德宗又将他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德宗下令向全国富商借钱。于是官吏们趁机向商贾大肆勒索，弄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已经很贫困了，再向他们加收赋税就更困苦了。他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并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其中指出设立官吏的目的就是为了管理庶民百姓，所以古代设官时就是有多少民，设相应的官。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闲散的官员，白白浪费国家许多财政收入，应该把他们裁并掉。但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同时卢杞很忌恨杜佑，就把杜佑排挤到外地做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而杜佑老母还健在，就没有去苏州，而是改任饶州刺史。没过多久他就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兼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为尚书左丞，再次以御史大夫衔兼任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并充任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赴任扬州，在淮南为官十三载，做了不少大事：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恰遇天旱，饥民遍野之时。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亲自买材料，监施工，兴修了许多营房和库房，使得军队住房和财富储存问题得以解决。当时联营三十区，兵马都得以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下令修整旧有的雷陂，还开凿了新渠，用来灌溉农田。他还下令把原先靠海的闲弃不用之地开辟为稻田，为政府积累了五十万斛稻米。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其部下想要把其子张拥立为节度使，但遭到朝廷反对。朝廷同时任命杜佑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刚过淮河，孟准的军队就被打败，因此杜佑也没敢出兵。这时泗州刺史张出兵攻桥，也大败而回。朝廷不得已任命张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并把杜佑任命为濠州、泗州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在处理完政事的闲暇之余，就常常提笔著书。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并命人献此书给朝廷。
（2）编纂《通典》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巨著。
杜佑年轻时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时期，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在这期间，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中央集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均田制和军事制度府兵制也崩溃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昔日威震四海的大唐帝国早已是日薄西山，风烛残年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处心积虑地为此思索努力，企图再把唐朝带向繁荣强盛。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由于强大的腐朽势力的破坏，这些改革都失败了。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试图发展一些经世致用的学说来达到富国安民的目的。他曾经被杨炎引为助手，协助推行两税法。杜佑觉得两税法规定了赋税准则，实在是时代的产物、除弊救国的良方。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为达官显宦，但仍孜孜不倦地求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他觉得过去的经典大多以记言为主，很少记载法令典制，因此他试图通过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来总结治国的为政之方，这也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他自己作《通典》的目的是博采众家之言，征寻治国之术，以求有利于时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谈及用之以达到有利于国计民生，兴国富民的目的。因此显而易见地，“经世”和“政治”是他写此书的目的。因此他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深切地斥责土地兼并现象，谈到军事时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戒穷兵黩武。凡此之类，都反映出他此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玄宗时期，依照《周礼》中六官的写法，接引百家杂言，分门别类地将它们加以记述，写成了三十五卷本的《政典》。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对其加以扩充和整理，最后写成了《通典》一书。他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杜佑把《通典》这本书献给德宗后，德宗非常高兴，下令将此书收藏到国家图书馆，同时这本书在社会上也得到广泛流传。
（3）《通典》概况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其中把食货放在第一位，其余依次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个门类下面又有子门类，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止。另外在注文中也记载了肃宗代宗时期的一些变革。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都有序引，并利用说、议、评、论四种方式，把作者的见解和主张也写出来，以达到劝诫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时说此书详略得当，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记载翔实，所记载的全部是有用的真实字词，这是别的著述比不上的。它还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是人们应留心阅读的。
第一，它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史记》开创八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先河以来，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可那些断代史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溯前代，而显得来路不明；而追溯太多，又显得繁杂。更何况并非所有的史书都有志书，即使那些有志的，它们的篇目也互不吻合，要么重复，要么缺漏。因此必须要有一本书来把各代的志都记述下来。而杜佑的《通典》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追根溯源，既达到会通的效果，还开创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都在中国历史的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开创了自己作注的先河。自魏晋以来，史注的风气日渐流行。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有利于纠误察谬。尤其是史料的考辨方面，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置可否。他要么亲自查阅古书所载，要么自己去探访追寻，从不马虎行事。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是谈到“分野”时，他据史力证，证明了这纯属舛谬无稽之谈。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可以说话，而且人们可以用它的血染朱”的记载，他不但博考诸书，而且广泛地深入民间探问，证明此事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谈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强调文化发展是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他在《通典·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许多都把食货志也编辑在内，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充分体现了杜佑的睿见卓识。
杜佑从“教化的根本，应从满足人们的吃饭穿衣做起”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说，农业是立国的根本；粮食掌握着人们的生死。他认为只有使天下的田地全开垦了，仓库全满了，然后才谈得上推行礼法、王道、教化，实现了这些而要想达到建立一个人人懂礼仪，个个都长寿的国家的目的就并不难了。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体现出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不同于颂古非今论者，他觉得上古民风淳朴固然好，但却伴随着许多敝风陋俗，后世要比上古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祭祀时必定要杀人牲，要以活人作陪葬；有茹毛饮血的，有住在巢穴里的，有荒野抛尸的，有手抓吃饭的，有同姓婚娶的。这些陋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变成了在宫室里居住；抛尸荒野，变成了用棺椁装敛；同姓婚娶，变成了异姓婚娶；手抓吃饭，祭祀时必杀人作祭品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杜佑觉得并非世风日下，实乃昔不如今。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主张效法古代的多认可分封制，肯定现世的多赞成郡县制，双方争来吵去，得不出什么定论，因而提出制度的设定，都是前后相因袭的论点。他说分封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得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只是以后随着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才使得秦朝得以统一，于是秦朝才开始废分封设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他说：“想要在后世遵行古道是办不到的。”他还认为汉、隋、唐三朝天下统一，人口滋生，是传说中的三代不可比拟的。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强臣弱，干粗枝细的郡县制度。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的关系，但他认为绝不能用古法来改变现代。这种见解，不但胜过陆机等主张分封制的政论家，也体现出了比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如李百药、马周等更高明之处。杜佑说“李马二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与政务得失和政理好坏无关”，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是不正确的。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也正体现了他的历史进化观。他在《通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
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万事都应“吸取过去的精华，结合现实的情况，一旦不通于时令就要想着变革。”他反对拘泥守旧，故步自封，他甚至把是古非今的人贬斥为“滞儒”。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传统思想的禁锢。
杜佑这种对待历史的唯物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屡有体现是很必然的。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尤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发展更为显著、精密；另外，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唐初的史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水准的史学论著层出不穷。特别是刘知几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杜佑的著作和他的达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又觉得这本书过于繁杂，不利于阅读，就又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本否定古代，肯定当代的书。他还说杜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有心的政务兼史学家。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本书后来失传了。
（4）荣耀终生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朝廷把杜佑由淮南调回朝中，并任命他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又进封杜佑为摄冢宰、特检校司徒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当时副使王叔文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王叔文决心革新去旧，但遭到失败。于是杜佑又奏请朝廷任命李巽做副使，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当时恰好河西的党项族暗中勾结吐蕃侵略唐朝，镇边将领又贪功势利，要求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列举以前由于在边境穷兵黩武而使边境连年征战，为害百姓的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由于边将贪恋别人财物造成的。要么夺人家良马，要么抢人家子女，贪得无厌，滥使民力，才逼得少数民族奋起反抗，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应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敌人来攻，就积极防御；敌人撤去，就谋慎守备。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觉年老体衰，请求退休，但宪宗没有答应，并令他三五日一入朝，为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因病，多次请求退休。宪宗无奈，只好批准。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死后，他被赠太傅之衔，并赐谥号“安简”。
13.元稹政文皆能
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诗人元稹创作出传奇爱情小说《莺莺传》此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为奠定元稹在中国古代文坛上的地位起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