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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盛极转衰.7

作者:周水琴 当前章节:2372 字 更新时间:2026-6-19 14:42

《莺莺传》,原来题为《传奇》, 《太平广记》收录时改为《莺莺传》,沿用至今。又因其中有赋《会真诗》,所以也被叫做《会真记》。书中主要写张生与崔莺莺相恋并私订终身,但以后又把她抛弃的爱情悲剧。元稹年轻时期亦曾有过类似张生那样一段经历,因此以后许多人都怀疑元稹本人就是张生的原型。

小说文辞美妙绝伦,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出身高门,因而封建礼教的桎梏牢牢地束缚了她的思想行为。她有强烈的爱情渴望,却又只能深藏于心底,有时甚至做出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举动。她主动约会张生,可张生来后,她却又端正衣装,板着脸坐在那儿,义正辞严地斥责张生对她有非礼举动。但数日之后,她忽然大胆地自动乘夜至张生住处幽会。这些前后矛盾和反复的举动,深切地表现出她内心经历犹豫、斗争、抉择,最后痛下决心,背叛封建礼教的过程。然而,当她被遗弃后,只能以惆怅幽恨、自暴自弃来打发日子,而无法逃脱社会、出身、家庭教育带给她的精神枷锁,从而又表现出她思想性格中难以克服的软弱的一面。小说里边,张生被刻划成一个毫无廉耻、贪弄女色的封建伪君子、色鬼。他对莺莺始求终弃,是封建社会中一心迷恋功名和利禄的典型形象。作者为他的卑劣无耻的行径辩解开脱,借其口大骂莺莺“妖孽,若不用对待妖精的手段对待她,她一定会作为妖精来害人”。又从封建道德规范出发,把张生称作是能够过而补之的善人。这些都影响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前后一致性,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鲁迅评这篇文章说文章末尾文过饰非,落入俗套。但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却使人不禁要同情莺莺的遭遇,而大骂张生是个可恶的负心人。

《莺莺传》写的是“才子佳人”的恋爱,深受文人喜爱,民间广为流传。宋代以后有许多作品把它作为蓝本,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较有名的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 明代李日华、陆采各作有《南西厢记》等等。直到现今,《西厢记》早就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统名剧。

除了能文之外,元稹还经常与宪宗一起论政。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与魏征为谏官,不论是在游玩宴饮时,还是在休息吃饭时,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遇到重大事件时,要派一名谏官在场,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因此当时天下可谓是政通人和。如今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再者没有机会参与现实的政务决策,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部就班,走过场罢了。近些年来,免除了正殿奏事,停止了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是修改不合适的诏诰时,献上用黑纸包着的奏章罢了。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都难以使皇上回心转意,更何况政令早已下达,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了。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奏章让皇上把诏书收回,可真是犹如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如果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又怎能让他们做谏官呢?”

多天以后,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通人和与政衰民乱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广纳良言,就是政通人和的迹象。喜欢阿谀逢迎,爱听谗言,就会发生政衰民乱了。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必定会有一些忠良之士敢于直言上谏。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就会将他们的良行发扬下去,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而倘若是真能这样做,那么上下之志相通,深邃精奥之理通广,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也不可能了。而假如皇帝对大臣的直言上谏充耳不闻,进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于是小人就趁机而上,阿谀谄媚,而以自己为君子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有人敢瞒上欺下,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以前,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以一件小事进谏,太宗高兴地重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唯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没有一个人为某一天因直言上谏触犯龙颜而担忧。莫非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实际上,这是因为使心情快乐舒畅是小事,而使江山社稷传之千秋万代是大事啊!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像我这样混在谏官当中滥竽充数的人,陈年数月得不到皇上的一次召见,每逢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都没有胆量一睹天颜,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皇帝身边的近臣都这样,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缘故吧!”因此,他一步步上奏给宪宗,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王、王叔文凭借雕虫小计博得太子宠爱,到永贞年间(公元805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劝宪宗及早选定仁厚忠实的人员。他认为:“太宗自从当了藩王后,就召十八位博古通今、高风亮节的人士与自己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与诸王仍有所属的官吏,可他们的地位却日渐低落下贱,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一类官员,要么是一些老态龙钟、年老体弱之人充当,要么就是让那些被夺去军权、只武不文的人来出任。尤其王府那些友、司议郎、议善大夫等官员,更是无所事事,人人都把做这样的官员当做耻辱的事。即使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也是半年数月才能见太子、王子们一面,哪里有什么机会为他们辅导仁德道义,令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一般的平民百姓,为自己子女的前途着想,还知道去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更何况太子、诸王这样贵为龙子龙孙的人,他们和江山社稷的存亡息息相关啊!”宪宗对他的话很是赞许,颇多采纳,还经常召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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