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韩愈冒死上疏
在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仍有一部分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韩愈便是其中一员。他冒死上疏，反对迎取佛骨，此疏即著名的《论佛骨表》。韩愈的上疏犹如以石击水，在被宗教狂热席卷的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直言劝谏，他认为：“佛教无非外邦小族的一种迷信而已。由黄帝至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年高寿长，百姓安居乐业，但并不是由于佛的作用。东汉明帝时期，开始有佛法。此后，中国变乱危亡接连不断，朝廷统治反倒岌岌可危。宋、齐、梁、陈、北魏以后，更是虔诚笃信佛教，而这些朝代存在的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最终还是落得个被活活饿死在台城的下场，不久国家也灭亡。信佛是为了祈求福缘，但梁武帝反而招致祸殃，由此看来，信佛不但没用，还会亡国，真是遗害无穷。百姓愚昧无知，冥顽不化，极易上当，难以晓谕开导也就罢了，如果见陛下尚且如此，众人就会说：‘天子都信奉佛，我们百姓难道不应跟天子学习吗？’佛本身就不是中华人士，口不讲先代帝王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身不穿先代帝王规定下来的标准的中国服装，不明父子君臣之义。假如佛本身尚在人世，接受本国的命令前来京城朝拜，皇上大度地接见他，只不过在宣政殿见他一面，然后赐宴礼宾院，再赠以衣物打发掉他，不会让他迷惑众人。何况佛本身久已故去，剩下来的枯朽骸骨，置于宫内更是万万不可。一般人还要先使巫师用桃木与笤帚去驱除不吉祥的鬼魂，可如今陛下竟要把死人骨头拿来把弄，却不先让巫师驱邪。更不可容忍的是大臣们竟放任不管。请求陛下将此佛骨交付给有关部门，把它丢到水里火里消灭掉，杜绝后世的迷惑，使人们认识到它的坏处和欺人的地方，这难道不是盛大之事吗！如果佛有灵性，能够制造祸福，所有灾殃与罪责，我愿一人承担。”
宪宗见到上表，大怒，拿出来给宰相们传阅，欲处韩愈死刑。裴度与崔群为韩愈进言说：“韩愈虽然狂妄，但他所言是发自内心的忠诚，陛下应对他宽容，以开通言路。”宪宗怒气不消道：“如果韩愈只批评朕事佛太过，朕还能容忍。现如今他竟拿那些短命亡国之君与朕相提并论，实在无理之极。如果这都能容忍，那也太不成体统了。”这时朝臣见宪宗怒气不解，不敢再言，幸好一些国戚权贵出面替韩愈讲情，宪宗怒火渐息，才只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了事。
不久，宪宗怒气渐渐平息。此时，又接到韩愈的上表，表中自叙至潮州之后的孤苦无依之状，更言自己空有报国之心苦无机会实现，其文言真意切，感人至深。宪宗被文中的情感之言打动了，就又想把韩愈召回来，因此他对宰相们说：“昨日朕接到韩愈的《潮州表》，因此想到他的《论佛骨表》。现在看来，他当时也并不是有意辱骂朕，朕就不生他气了。只是韩愈身为人臣，讲君王事佛就短寿这样不利之言，才让朕如此生气。”宪宗讲完，便观察群相们的反应，希望由宰相们提出复用韩愈的建议。但当时宰相之一皇甫却不愿韩愈复职来妨害他的独断，便抢先奏对道：“虽说韩愈奏表出于忠心，但其出言不逊，终究过于狂妄。陛下如果想原谅他，也可以让他换一个地方。”于是宪宗把韩愈调职到袁州任刺史。
韩愈在潮州、袁州任刺史期间，深入民间了解疾苦，为民解忧。在潮州时，为民除郡西湫水鳄鱼之害；在袁州时改革旧的习俗，解救那些被卖身为奴婢的百姓，而且宣布废除这种旧习俗，严禁逼迫百姓当奴婢。因此，韩愈虽任地方官时间不长，却颇有政绩。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韩愈被召回京城，升任国子监祭酒，不久改任兵部侍郎。当时恰逢镇州发生兵变，朝廷决定派韩愈前去抚慰。韩愈至镇州，对叛乱军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因此，之后又任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
十二月初一，盐州上奏：乌池、白池遭一千多吐蕃兵围攻。
十二日，西川上奏：有两万南诏军开进大唐，请求援唐伐吐蕃。
三天以后，容管上奏：这次战役已经打败了黄少卿一万多人的部队，攻占了三十六个营栅。当时，由于唐朝军队很久没能平定黄少卿，韩愈上奏说：“我去年在岭南为官时，深入了解到了黄家贼的情况。贼人没有城池可居住，都是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平时各自保护自己，要是有紧急情况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防守。以往由于邕管经略使多不称职，他们不仅没有施以德政，而且又没有使人畏服的威望，因而致使蛮人产生仇恨，起来攻掠州县，为害百姓。有时是为了报私仇，有时是贪求财物或临时聚集，然后，又各自撤兵，这样的话还不能够造成较大的危害。近来征讨，始于裴行立、阳二人。此二人原本就是鼠目寸光之辈，征讨的目的是为了邀功求赏。他们只看到对方还没有联合起来，一起防守，就认为敌人的势力比较弱小，于是就争着向朝廷出谋划策，自己请求带兵讨伐。自从用兵以来，已历两年，他们奏报杀死和俘虏的人数，总数最起码也有两万了，也就是说把敌人给灭绝了。但事实上敌人仍在猖狂地活动，可见他们是在向朝廷谎报军情。邕管、容管两地，经过这次战争后，老百姓们又遭到战争的伤害和疾病的毒害，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这样下去，我担心岭南一道不会再有安宁休息之日。自南征以来，黄家贼也已遭受重大伤亡，按理说，敌人也不想打仗。更何况他们居住之地尽是穷山僻岭，就算是把他们全杀了，全部占领这些地区，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还不如趁着现在国家改年号这个大庆的机会，赦免他们的罪行，并且派使者去慰劳他们，他们见到这种形势一定会主动投降，归顺朝廷的。然后，选择一位有威望的大臣为经略使，假如能合理地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他们日后自然决不会再起兵的。”但是穆宗没听韩愈的话。
韩愈的性格比较豁达、开朗，比较真诚，从来不根据别人身份的高低贵贱以及富贵贫穷来决定是否与之交往。韩愈对那些一时得势的豪门权贵更是极为蔑视，由此他颇遭一些权贵的排挤忌恨，引来一些人斥之为狂傲的指责。他多次遭到别人的排挤压迫，尤其是他的那篇建议毁掉佛骨的报告，使他差点因此而丢了性命。佛教的恶性发展终于引起当权者的警觉。武宗时的“会昌毁佛”使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武宗一死，佛教势力又死灰复燃了。
11.柳宗元倡导古文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官终柳州刺史而又被称为“柳柳州”。他幼承母训，早年为文即有“奇名”； 二十一岁中进士，随即又中博学鸿词科。在朝为官时他参加了以宰相王叔文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积极从事朝政革新。但由于受到贵族大官僚和宦官的反对，革新运动也迅速流产，柳宗元因此也被长期贬谪。先被贬到永州做司马；十年后又调任柳州刺史，他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1）力倡古文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唐代与韩愈并为古文运动倡导者，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极力倡导“文者以明道”，主张“道”应切实可行，以达到利国利民的目的。与此相应，他主张文须“有益于世”，强调作品应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性；在艺术形式上，他既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的颓靡文风，也不赞成不重视艺术形式的倾向；他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以上这些观点，便是柳宗元古文运动理论的中心内容。柳宗元更是以创作大量优秀作品投身于古文运动。他在被贬的十几年里一直在穷乡僻壤里生活，目睹了下层人民的贫困和地方官吏的专横，尝尽了人间酸甜苦辣，同时游览了当地的山水名胜。丰富的阅历给他的作品注入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使之深入反映出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充分体现出“不平则鸣”的战斗性，而艺术上的独创性也同时得以体现。论说文、寓言小品、传记散文、游记散文是他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柳宗元的论说文主要阐述了进步的唯物史观，同时又表达了对黑暗封建统治的批判精神，从中体现了他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思想，其中著名的有《天说》、《封建论》、《非国语》等。这些充满批判精神的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亦有重要地位。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写了大量短小精悍的寓言小品，表达了极强的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其中以《三戒》最为著名。他描写了不分敌友的《临江之麋》、愚蠢自大的《黔之驴》和自投罗网的《永某氏之鼠》，将封建社会人情世态的丑恶之状表现得淋漓尽致。《传》也以寓言笔法生动刻划了一种物欲永不满足的小爬虫，影射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的贪官污吏。这些作品笔锋犀利而又下笔凝重，在寓言文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柳宗元的传记散文较多地表达了下层百姓的生活，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是作者长期生活于社会下层深入接触百姓的产物。在《捕蛇者说》中，通过描写捕蛇者为捕蛇而不惜冒生命危险，以求免除苛捐杂税之苦，控诉了比毒蛇还厉害的封建暴政。《种树郭橐驼传》则借用民间植树，抨击了封建统治者政令烦苛以及对人民的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则刻画了一个勇敢机智的年仅十一岁的牧童形象，同时揭露了当时社会贩卖人口的罪恶。这些散文题材典型，折射出五光十色的社会现实。
柳宗元最著名的是他的游记散文，这些散文一方面以生动的笔墨勾山画水；一方面把自己遭受政治迫害的坎坷经历和忧郁心情寄托其中，造成了寓意于境的效果。以《永州八记》中的第三篇为例，清潭、藤蔓、游鱼、竹树动静交映、凄寒幽深的景色用区区三百余字就表达得淋漓尽致，反映出作者心境的失意与孤寂。柳宗元的游记散文把游记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体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柳宗元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用实际行动极大地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以风格含蓄凝练、精密深刻的作品表现出散文所具有的在思想、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使骈文逐渐失去了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
（2）诗歌丰富多彩
柳宗元不仅在散文方面素负盛名，另外在诗歌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诗大多是贬官永州、柳州期间所作。他的诗歌也反映了生活多方面的内容。
抒写个人遭贬谪后的悲愤忧郁和离乡别友的愁思是柳宗元诗歌中表现最多的内容。如他贬官柳州后寄给同遭贬谪的四位友人的那首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前两句描写僻远荒凉之地的恶劣环境，衬托出诗人“愁思正茫茫”的心境；接着以“惊风”、“密雨”的近景描写托景寓意，表达了诗人当时处境的困苦与艰难以及对时事的哀叹；最后以“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流露出作者寂寞无助的心境。其他如《别舍弟宗一》、《酬曹使御象县见寄》等其他作品也及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柳宗元还写了许多寓言诗，借鸟兽言或神仙怪诞之说来针砭现实，表现出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对自己遭受打击的愤懑。这些诗与他的散文中的寓言小品如《三戒》等在构思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柳宗元也写了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同情百姓疾苦的诗，如《田家》三首，组成了一套完美的现实主义诗篇。其中第一首写了农民终日的劳累、终年的贫困和终生的无望，字里行间透露出农民劳作的艰辛与生活的艰难；第二首写了农民尽输赋税后一贫如洗的情况，并把凶残跋扈的乡间小吏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些诗有着深刻的批判现实的意义。山水诗是柳宗元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后人把他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主要是以这类诗为参照。《江雪》一诗描写寒江独钓的独特意境，曲折地反映了作者高怀绝世的人格风貌。这些山水诗情致委婉深沉，折射出他对被贬漂泊生活的不满，同时显示出诗人清峻高洁的性格。不过，柳宗元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区别的。他的古体诗多描写自然山水，呈现出峻洁、澄澈的境界；而近体诗则写得情致缠绵，色彩绚丽，风味独特。
（3）政治哲学思想
柳宗元也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他对天命神学世界观加以深刻批判，深刻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关系的理论，在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汉初以来的“元气”论，作名篇《天说》，对韩愈将“天”作为有意志能赏罚的人化神作了批判。而其哲学名篇《天对》，则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回答了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有关宇宙的和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柳宗元认为宇宙间万物的本质皆为自然物质“元气”。在原始的混沌状态中，只有“元气”，在其自然地发展运动中，再产生出阴阳二气和天，阴、阳、天三者的结合受“元气”所支配、“统同”。“元气”舒缓地流动引发出寒冷，冷热交错促进万物生长、变化和发展。
柳宗元在《非国语》中，把“元气”自然运动的各种形态归纳为八个“自”。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为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
柳宗元在《答刘禹锡〈三论〉书》中，提出了天人“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的思想理论。他认为，天地、元气、阴阳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物质，如同花草树木一样，因而人事的“存亡得丧”和“天”毫无任何牵联，故而“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柳宗元以其“元气”自然运动和天人“各行不相预”的唯物主义思想为理论武器，严厉地批判了过去和当代的神学迷信思想，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他以其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贯穿于社会历史观，针对中唐时期豪族地主享有各种特权的情况，对封建豪门特权者所赖以维持其统治的理论——神学天命论，作了沉重的打击。他的“生人之意”为历史前进动力的新学说，联系、补充着刘禹锡的“法制”说，是唯物主义在社会史观上的首创性运用。
从其哲学思想出发，柳宗元阐述了一套基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的政治理论。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逐步衰落的时期。中唐以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封建”本是指我国古代实行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也就是分封制，它是建立在古代的经济基础和宗法血缘关系上的一种地方行政体制。唐朝中后期，分封制的论调为适应藩镇割据的需要再次死灰复燃。柳宗元《封建论》的问世，有力地回击了这种思想，也是秦汉以来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争论的一篇出色的总结。
柳宗元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斗争，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是历史的必然，这否定了关于圣王根据天意创立分封制的说法，打击了分封制的思想体系。柳宗元又比较了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劣。他指出，周朝的历史证明，分封制带来的恶果是诸侯专横，造成国家四分五裂；秦始皇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形成了“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的政治形势，实现了中国的空前统一。事实证明，郡县制优胜于分封制，前者代替后者是历史的进步，至于秦之“速亡”，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是由于政治腐败，赋役苛重，刑罚酷虐，根本不是郡县制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唐朝设置州县，任命州县官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这也是唐朝国势昌盛的原因。而今之所以“桀猾时起，虐害方域”，并非州县制度不好，而是由于藩镇拥兵割据，“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他认为州县制度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起着巨大的作用。自此之后，无人再批评郡县制的作用，这便是柳宗元《封建论》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是晚唐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凭着政治家的敏锐嗅觉，阐发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很多重要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