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藩镇割据外，安史之乱之后的最大祸患就是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都是干政的名宦，他们甚至到了废立皇帝毫无顾忌的地步。宦官的权势熏天引起了皇帝和一些朝臣的不满，于是他们发起了数起反宦官的行动，甘露之变即是一例，但最后都失败了。宦官的权势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朋党之争实质是牛李之争，两党势力此起彼伏，互相勾心斗角，扰乱了朝政。唐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广大人民苦不堪言，遂爆发了一系列农民大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是最具摧毁性质的起义。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了，但经其冲击的唐王朝已是奄奄一息。降唐的农民军将领朱温势力日渐壮大，他于天四年（公元907年）逼迫唐哀帝禅位于己，唐朝的统治就此结束。
1.宦官开始废立皇帝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暴死，宦官梁守谦等共立太子恒，是为穆宗。宦官废立皇帝自此开始。
（1）宪宗暴死
平定淮西后，宪宗逐渐滋长了骄傲奢侈之气。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与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顺承宪宗的心意，屡屡向宪宗的“小金库”里输送额外税收，以供宪宗享乐，因此两人都得到宪宗的宠爱。皇甫还大肆收买结交吐突承璀。皇甫以本职，程异以工部侍郎的职务都升为宰相，并兼任旧职。制书颁布后，朝廷与民间都感到惊异，就连市井小贩都耻笑他二人。
裴度与崔群竭力陈述升他们二人做宰相的坏处，宪宗不从。裴度以与小人同事为耻，上表请求自行引退，又没得到允许。于是裴度上疏说：“皇甫与程异都是掌管钱财与谷物的官吏，而且都是投机取巧的奸邪之人，陛下突然把他们安置在宰相的职位上，朝廷上下无人不以此为惊奇可笑的。何况皇甫掌管度支，专做多取少给之事，所以不论哪个在朝廷中领俸禄的人，无人不想吃他的肉。近来皇甫裁减淮西官员的禄粮，激起了将士们的公愤。多亏我来到淮西行营开导、劝慰和勉励他们，才避免了溃散作乱之事的发生。现在，那些原来讨伐淮西的将士得知皇甫担任宰相后，肯定惊惶忧恐，自知有苦无处申诉。程异虽然人品平庸低下，但是考虑事情心平气和，用他做一些一般的繁杂事务还可以，做宰相则万万不能。皇甫狡猾诡诈，臭名扬天下，却能够使明察善断的陛下受到迷惑，足以看出他奸佞邪恶已到极点。我要是赖着宰相位子不走，早晚要被天下人的唾味淹死；如果我不发言，天下的人们就会说我辜负了陛下的恩宠。皇上您既不听我的意见，又不让我引退，我心里实在是难受到了极点。可惜的是，淮西荡平，河北归于安宁，王承宗拱手割让土地，韩弘抱病登车讨伐贼人，岂是单凭朝廷的努力可以做到的？只是因为对他们安排处理得当，因而能使他们心悦诚服。陛下建立天下太平的基业，已经达到了十分之八九，又岂能半途而废，令天下人寒心呢？”宪宗认为裴度属于朋党集团，竟然不理他。
皇甫知道自己不被大家所赞同，就更加变本加厉地恣意妄为来稳固自己的位子，他还奏请削减朝廷内外官员的薪俸来资助国家的用度。给事中崔植奋力驳回诏书，经过极力论说，才没有实行皇甫的建议。
当时内廷拿出积存多年的丝帛交付度支出卖，皇甫以次充好，竟把这些以高价买来的东西充作边疆军用物资。那些丝帛朽蚀腐败，用手一碰，就会破裂，军士们只好把这些废品烧掉了。裴度借奏报事情的机会谈到此事，皇甫却在皇帝面前伸出他的脚来说：“我穿的这双靴子也是我用两千钱从内库中买来的，又结实又舒服，皇上您别听裴度胡说。”宪宗认为他讲得很对。从此，皇甫更加恣意妄为。程异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别人面前口碑不好，因此就尽力廉洁谨慎，谦逊自抑。他任宰相一个多月，都没好意思去掌握印信坐堂断事，所以最终免遭祸殃。
五坊使杨朝汶妄自捉拿囚禁百姓，严刑逼供，索要钱财，并让他们相互诬告牵连，竟有近千人被他这样拘禁。中丞萧上奏揭发，裴度与崔群也就此进言。宪宗说：“你们只需与朕谈论军国大事，这些毛毛事各位就别操心了。”裴度说：“相比较而言，用兵之事只是关于崤山以东而已。而五坊使强暴蛮横，遭殃的却是京城。”宪宗不高兴。退朝后，宪宗传召杨朝汶，恨恨地说：“就是因为你，才使我不好意思见宰相！”冬季，十月，杨朝汶被宪宗赐死，而被囚禁的其他人则得以获释。
宪宗晚年喜欢长生不老之术，颁诏全国寻求方术之士。宗正卿李道古先前担任鄂岳观察使，贪婪残暴，恶名昭著。他老是惶惶不可终日，便寻求向皇上献媚之策，走皇甫的后门送上术士柳泌，称他能够制作长生的药物。宪宗于是颁诏让柳泌住在兴唐观中炼制仙丹。
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因总是服金丹，宪宗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身边侍从宦官稍稍不顺他的心，就被毒打至死。宦官陈弘志发难，杀死宪宗，并假托说是服金丹过度毒发而死。
先前，宪宗以长子宁为皇太子，但太子早逝。吐突承曾想立二皇子沣王恽为太子，而宪宗却立三子遂王恒为皇太子。此时，宦官中出现争执，有拥立沣王的吐突承，另外还有拥立遂王的梁守谦等人。但后来后一派杀掉了前一派及沣王。闰正月，太子恒即皇帝位，为穆宗。穆宗于第二年正月改元长庆。
（2）宦官无法无天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唐穆宗和宦官在宫中打马球，有一宦官不慎落马，穆宗受惊，于是严重中风，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以后，百官都不知穆宗的日常活动和行踪。宰相们多次请求进宫面圣，都没有得到答复。裴度屡次为立太子一事进谏上表，并请求入宫面见穆宗。十二月初八，穆宗在紫宸殿接见群臣百官，坐在大绳床上，喝退左右侍卫，只余十余名宦官随侍左右，人心逐渐安定。李逢吉上言说：“景王已长大成人，请立为皇太子。”裴度也力谏说为安民心应速立皇太子，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为此事也有人相继上奏。初十，穆宗下诏，立景王李湛为皇太子。随后，穆宗病情好转，并痊愈。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唐穆宗疾病再度发作。后病重，就把朝政大权暂时交给了太子李湛。宦官打算请郭太后临朝代行皇权，太后说：“过去武后乱权，自立为帝，败坏朝纲，招致万民唾弃，四方反叛，我怎能不晓得前车之鉴呢？太子虽无治国经验，然而有德才兼备的宰相辅佐，成大事不难。只要你们这些宦官不搅和也就没事了。自古以来，哪有女人主宰天下而能达到如唐尧、虞舜一样的大治呢？”说完，就撕掉了宦官拟定的制书。郭太后的兄弟、太常卿郭钊听到宦官的建议，秘密上书给郭太后说：“假如您受宦官蛊惑，弄权乱纲，我们只有弃官归隐这条路了。”郭太后哭着说：“得兄侄若此，真乃郭家之大幸也！”当晚，穆宗在寝殿驾崩。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李逢吉兼任冢宰，主持穆宗的治丧事宜。二十六日，太子李湛继位于太极殿东厢，号唐敬宗。唐敬宗游乐没有节制，与身边的小人亲密无间，时常一起游玩。他酷爱蹴鞠、摔跤等玩意儿，禁军和各藩镇为讨好皇上，纷纷进献球童、摔跤力士。敬宗又出钱一万缗给内园栽接使，命令他们为自己招募大力士，敬宗则每日游戏于此众力士之间，不思朝政，他还好深夜外出捕捉狐狸。他性格暴躁，大力士们有时恃宠出言不逊，动辄就被流放，甚至没收家产；宦官若稍犯圣怒，更是动辄毒打，导致人人敢怒不敢言。十二月，敬宗在夜里外出打猎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玩球同乐者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一起饮酒。苏佐明等人趁敬宗酒醉后到后房换衣服之机，吹熄灯烛，进内室刺杀了敬宗。刘克明等人随即假传敬宗的旨意，命翰林学士路隋起草遗诏，将朝政大权托付给绛王李悟。初九，宣布敬宗的遗制，绛王在紫宸殿的外廊接见宰相和百官。
刘克明等打算换掉掌权的内侍省宦官。消息传出，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军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四人商定，派禁军前往迎接江王李涵入宫，同时，派左右神策军和飞龙兵把杀死敬宗的刘克明等人抓拿问斩。刘克明跳井躲藏，被禁军搜出斩首。绛王也被乱兵杀害。江王涵即皇帝位，改名李昂，即文宗，文宗第二年二月改元太和。文宗在位十三年，对宦官掌权极为厌恶，曾与大臣谋诛宦官。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发生“甘露之变”，但是没有成功。之后，宦官专权气焰愈盛，终至不可收拾。此后，文、武、宣及其后的懿、僖、昭帝等都是经宦官拥立而继位的，宦官擅权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韩愈主张文以载道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人。郡望昌黎，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人则称他为“韩昌黎”。
（1）倡导古文运动
韩愈自幼遵循古训，热衷政治：二十五岁登进士第，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在监察御史任上时，他因关中发生饥荒大旱，上疏痛斥时政，请减免赋税徭役，被贬为阳山令；在刑部侍郎任上又因上谏反对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做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等职。
韩愈不仅在政治上干得出色，文学上成就更大。他思想上推崇儒家孔孟之道，提倡并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一整套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诗文，实为“唐宋八大家”第一人。
古文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其表面原因则是由于源于六朝的“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已经不能使文人们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政见。因此韩愈发起了这场文体革新运动，不仅在形式上不赞同骈文的僵化、生硬的文体，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与骈文的空洞浮泛背道而驰。事实上，“古文”的含义，既有古代散文的意思，还有古代道统的意义。韩愈态度鲜明地指出：“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由此可见，弘扬古道才是学习古文的目的。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志道”，也就是以后宋人所称谓的“文以载道”，这是韩愈最重要的文学主张，同时更是这场“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它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为文的思想内容，这在事实上已不仅是宣扬纯粹的圣贤之道，它给文学带来了活跃的生命力。
围绕“文以载道”这一核心，韩愈还表达了一整套关于文学方面的观点。他认为作者的修养很重要，指出“根之茂者其实遂”， “气之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重视文章的社会现实性，认为文学产生于社会和时代的矛盾之中，“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个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散文成就，使他的文章在思想内容方面有了更广泛、更现实、更深刻的意义。在文章的表现方法上，韩愈主张学古文应“师其志，不师其辞”，也就是说不仅要继承传统，更重要的是能推陈出新，反对因袭模仿；另外他主张在语言方面要达到“唯陈言之务去”， “文从字顺各识其取”。韩愈不仅以其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体改革做理论上的指导，而且将之付诸个人的创作实践。他的散文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的三百多篇古文大致可分为论说文、叙事文和抒情文三大类，风格各异。论说文多以正统儒家的思想观点剖析各种社会现象，批判、针砭时政，突出地体现了他“文以载道”和“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这也是韩愈文章精华之所在。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原毁》、《师说》、《杂说四》、《进学解》、《送穷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名篇。叙事文则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其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著名的有《张中丞传后叙》、《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抒情文更是渗透着真挚而充沛的情感，表现出的艺术感染力极为强烈，最突出的有《祭十二郎文》、《与孟东野书》等。韩愈还写了一些散文，构思奇特，寓意深长，带传奇小说色彩，如《毛颖传》等。
韩愈的散文气势雄宏壮观，富于曲折变化而不失明快流畅。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正贴切地体现了韩愈散文的风格。在语言表达方面，他的散文更是美妙绝伦，其语言简练、准确、鲜明、生动。他能从古人语言中推陈出新，把精彩的文学语言从古人语言和当代口语中提炼出来，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贪多务得”、“动辄得咎”等等，一直沿用至今，对我国的文学语言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韩愈还善于使用排比、夸张、比喻、对照等修辞手法；另外，他还创造性地使句式、章法得到发展变化。
继司马迁之后，韩愈是我国古代另一位伟大的散文大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绩。他不但把散文创作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而且在创作实践中树立了典范，无陈言俗套、用自然语势自由抒写的一代新文风也由此开始。
（2）以文为诗
韩愈不仅在散文方面卓有成就，在写诗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诗无论是在表现手法上，还是在某些思想内容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也是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骈文的表现。
韩愈写过不少现实意义较强的诗作，这些诗作继续体现着他“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如《汴州乱》、《归彭城》等反映了藩镇叛乱事件，关心百姓困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谢自然诗》、《送灵诗》等是他反佛崇儒，批驳神怪迷信态度的表现；《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则通过自己和朋友们怀才不遇或被贬的遭遇，发泄积郁在心头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以文为诗”是韩愈诗歌最突出的表现手法。他常常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用于诗歌写作中，使诗具有散文的特色；又喜欢在诗中横生议论，有时通篇以议论为诗；他还把赋的铺张雕绘的方法也拿来使用，洋洋洒洒直陈其事。这些表现手法的运用带来了一些风格独特的佳作；如在《山石》中，素描式的散文笔调被用进来，描写了山间的黄昏、夜景和晨景，处理光线明暗得当，渲染色彩不浓不淡，诗中画意盎然。又如《听颖师弹琴》，借用一连串形象生动的比喻，酣畅淋漓、动人心魄地把音乐的跌宕起伏表现了出来。但是“以文为诗”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议论过多显得逞才使气，铺叙太甚显得累赘堆砌，使得整体的意境受到影响。
追求奇特险怪是韩诗的另一特点。这与他在古文运动中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反对“沿袭”“剽盗”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因而奇特雄伟之感能通过这种追求的得当运用体现出来，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然而过犹不及，如《南山诗》采用汉赋排比铺张的手法，连用五十一个带“或”字的诗句和十四个叠字诗句来表现终南山四时景色的变化和山势的形态，而且尽力使用一些生字僻字，押险韵并一韵到底。这种近于玩文字游戏的表现手法，削弱了全诗的整体艺术性。
总之，韩愈诗歌宏伟奇崛的艺术风格就体现在“以文为诗”和“涉险猎奇”方面。他独特的表现手法，既产生了许多佳作，也出现了一些败笔。然而，韩愈的地位在中唐时是旁人不可比拟的：他一扫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独树一帜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流派——与当时的“元白诗派”并驾齐驱的“韩孟诗派”，其影响一直从当时延及到后世。
3.刘对策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刘对策，极言宦官之祸。
（1）宦官专权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生活糜烂，不理政事，放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专断弄权，宦官势力也日渐壮大。安史之乱后，唐室衰微，国柄渐渐操纵于家奴宦官之手，于是出现了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唐肃宗、代宗都放任宦官专权，到德宗时，连禁军兵权、国库财权也落入宦官之手，这些宦官把皇上作为专权的傀儡。
宦官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如盘剥百姓、收受贿赂、陷害忠良、结党营私等等。更为罕见的是宦官竟能任意废立、杀害皇帝。如顺、宪、敬、文等帝就是被宦官杀害，而大部分皇帝皆为宦官所立，这是历代罕见的奇特现象。
宦官专权以后，不仅朝纲败坏，且堵塞了士人正常的仕进升迁之路，以致官吏纷纷以宦官作为升官的靠山，朝臣升任完全凭宦官的意思。如权相元载、李、皇甫、元稹等都是由宦官援引拜相的。相反，如不与宦官合作，不仅会被打击报复，甚至常常性命难保。而宦官们又纷纷寻求地方藩镇的支持，里应外合，互为党援。于是宦官势力更加根深蒂固，难以铲除。
不过，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皇帝和大臣们不堪忍受为宦官所牵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多次密谋消灭宦官势力，曾出现了几次朝官与宦官斗争的高潮。双方因一方居于南面官府，另一方居于北面皇城，因此史称“南衙北司之争”。
朝官与宦官抗争的结果，都以朝官一派惨败而告终。朝官惨败主要由于手中没有兵权，无法用血肉之躯与宦官们手中的刀枪较量。其结果自然是朝官一派大批被杀被贬，而宦官的势力则权倾内外，越发难以节制。
到了唐昭宗宰相崔胤执政时，他与朱全忠密谋对抗宦官，宦官们则以李茂贞作为外援反抗朱全忠。结果，朱全忠打败了李茂贞，于是崔、朱二人尽杀宫中宦官和各道军队的宦官监军，彻底消灭了宦官势力，也结束了一百多年来的宦官专权局面。
宦官专权之时，士人中的卑劣之徒为了个人私利，卑鄙无耻，巴结阉人，为人耻笑。另有一批正直鲠直之士，为了国家利益，不计个人生死，直言上书，指斥朝政，深得世人敬重。
宪宗时，士人皇甫作《制策》直言指出由于执政者放任不管，致使方镇贪赃枉法，宦官恣意妄为。其言痛切直率，惹恼了当政之人。
（2）刘对策
太和年间的刘也写了一篇著名的策论。刘在策文中痛责了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跋扈，朝外方镇横行地方，任人举言，唯亲不唯贤，百姓民不聊生，兵农分离，文武对立，长此以往，国家将亡。他又自比汉代忠臣晁错，苟利社稷，死而无悔。这篇策文表达了作者对朝廷腐败的痛恨，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文宗主持科举考试，贤良方正刘在对策中抨击宦官。他的对策大意说：“陛下应以前人为鉴，进贤臣，疏奸宦，这样才不致招来敬宗那样的祸端。现如今应当把当权的五六个大宦官废掉以绝后患。”“长期以来，忠贤没有被作为亲信，阉人却手握大权，甚至害死敬宗。如今陛下为宦官所立，也不能算堂堂正正地继位。”“陛下应拨乱反正，铲除阉党，报先王之仇，光先王之业，这样您就可以皇家正统自居了。”“朝政应该统一，现今官分中官、外官，职分南司、北司，政出多门。在南司犯了法的人，却被北司判为无罪；有的在外官用刑适中，却不符合中官的法律，这样人们就失去了准绳。”“现今各部门只作上朝听旨之事，而不做什么实际工作，军队也不事训练而只知领俸银，这都因为各部门、军队有宦官作为监督、监军的缘故。这些人不但不做有利朝廷的正事，还结党营私，作威作福。他们指挥藩臣，势凌宰相，践踏王法，紊乱朝纲，一手借武力威胁要挟皇上，另一手却借皇上之名压制群臣。我并不是不知道说这些话马上就有灾祸，但我已置生死于度外，只是为民请命，为社稷着想。”
结果裴休、李、李甘、杜牧、马植、崔、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得以授予官职。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看了刘的对策都从内心里佩服，但怕宦官们怪罪，还是没有录取刘为进士。录取的圣旨一下，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不公道。谏官、御史本想向文宗奏报，却被当权的宰相扣下了。李说：“我们中进士而刘却没中，这让我们太无地自容了。”于是上疏，认为：“刘的对策是汉魏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不能因为刘得罪了宦官就不用他。如果这样做，岂不让天下贤士忠臣寒心。况且我的对策远不及刘，我请求朝廷收回已经授予我的官职，把它授予应得的刘吧。”这道上疏也没有报告给文宗。李，字子玄，后来作过贺州刺史。
刘对策后七年发生“甘露之变”。令狐楚、牛僧孺做山南东、西道节度使时，都以师道来对待刘，并授以亲信要职。但宦官们深嫉刘，将他诬陷治罪，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刘死于贬所。
4.甘露之变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郑注与李训企图到凤翔选壮士数百为亲兵，奏请入护王守澄葬事，以乘机尽诛宦官，是为“甘露之变”。
（1）贬宋申锡
宦官专权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宦官执掌了禁军。从安史之乱时开始，肃宗为赏赐有功的宦官李辅国，给了他一部分军队。肃宗返京后，李辅国权势更盛，禁军全在他掌握之中。从此，宦官势力日长，到后来甚至把持朝政，诛伐异己，废立皇帝，可谓无法无天。朝官们借助于皇权向宦官夺权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文宗时发生的“甘露之变”就是宦官与朝官之间的一次血战，但最终朝官因没有兵权还是败于宦官手中。
甘露之变以后，皇帝日益变成宦官手中的玩物，宦官集团完全掌握了军政大权。
穆宗、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文宗即位后，杀死二位皇帝的宦官仍有人在文宗左右，他们势力很大，其中尤以宦官头领、掌握禁军兵权的王守澄最为跋扈。有个叫郑注的人倚恃王守澄出入禁军，卖官贩权，人们对此奈何不得。到后来连文宗都无法忍受，就找来翰林学士宋申锡寻求对策。宋申锡给文宗出主意，要他一点一点地解除宦官的权力。文宗相信了宋申锡，升他为尚书右丞，密办此事。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宋申锡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二月，唐文宗和宰相宋申锡密谋诛杀宦官，并找来吏部侍郎王共商大事，还把他举荐为京兆尹。不料王却泄露了文宗的意图，郑注、王守澄得知后，暗中进行防备。
文宗之弟李凑文武全才，颇有名声，封爵漳王。郑注令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密谋拥立漳王。戊戌（二十九日），王守澄借机挑拨，致使文宗信以为真，要杀宋申锡。王守澄要派二百个骑兵去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使马存亮一再劝阻说：“在京城内动兵杀大臣恐怕会引起大乱，不如先和群相们商量一下。”王守澄于是作罢。
这天，正值宰相休假，文宗派宦官召集全体宰相到中书省东门。宰相到齐后，宦官说：“此次召见，宋申锡回避。”宋申锡明白自己被人诬告，遥望延英殿，手执笏板磕头后退下。宰相到延英殿后，文宗把王守澄的奏折拿给宰相们看，宰相们都大惊失色。文宗命令王守澄派人逮捕豆卢著所诬告的管理十六宅官晏敬则、宋申锡的亲信侍从王师文等人，统统抓到宫中让太监审问，王师文得知后逃亡。三月初二，宋申锡被贬为太子右庶子。从宰相到大臣百官，都哑口无言，没胆量为宋申锡申辩。只有京兆尹崔绾、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疏，请求将宫中审讯的结果交付御史台复核。宦官见大势已定，就放松了警惕。王正雅是王翊的儿子。晏敬则等人承认豆卢著所诬告的都是事实，称宋申锡有与漳王勾结欲立其为帝之举。
初四，审讯结束后，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以下官员，以及御史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大理寺的大臣被文宗召集起来当面询问审讯的情况。近中午时，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钩、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人再次请求见文宗于延英殿，认为结果不公，请求皇上把案件交由专管监督的御史台复审。文宗说：“此事已与朝臣议罢，休要再提。”屡次下令让这几个人退出，崔玄亮等人不退。崔玄亮边磕头边哭说：“不要说杀宰相，就算杀一个百姓也不能这么随便呀。”文宗的怒气逐渐缓和，说：“我准备再和宰相商议。”就再度召集宰相来延英殿。宰相们到后，牛僧孺说：“宋申锡身为宰相，已位及人臣，再谋反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宋申锡决不会傻到这种地步！”郑注为了不让自己的阴谋被揭穿，就怂恿王守澄尽快定案执行。初五，唐文宗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飞龙使马存亮因宋申锡被冤枉一事，对官场很是失望，当日请求告老还乡。崔玄亮是磁州人；王质是王通的第五代子孙；舒元褒是江州人。牵连此案的晏敬则等近百人被杀或流放，宋申锡最后死在被贬之地。
（2）夺王守澄权
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赖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权力和势力非常大，因而唐文宗非常讨厌他。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款上奏到紫宸殿，在紫宸殿弹劾郑注说：“郑注在宫中交结宦官，在南衙交结百官，不停地活动，结交关系，接受贿赂，观察局势变动，暗地里想窃取大权，而很多人尽管心里感到很愤怒但却都不敢说出来。请求朝廷准许把他交付御史台审查治罪。”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他连上数十次疏弹劾郑注，郑注只好逃到右神策军躲起来了。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恨郑注。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劝韦元素说：“郑注这个人狡猾奸诈，现在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如果不在现在趁他势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把他弄死，等到他势力发展起来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一个祸害。如今，他被侍御史李款弹劾，躲藏在右神策军中，恳请您能许我借您之名去见他，托辞说您身体不舒服，请他前来诊断。来后您请他坐下来谈话，我就站在你身旁等着，你给我一个眼神，我就将他抓出去杀掉。然后，您再向皇上谢罪，并将他的罪行一一抖露出来。到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肯定会帮助您说话。况且你在拥戴皇上登上王位的时候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又怎么会因为你为他除去一个奸人而怪罪你呢？”韦元素认为有道理，就派李弘楚去召唤郑注。郑注来了，毕恭毕敬地对韦元素点头哈腰，随即口若悬河般地拍起了韦的马屁，惹得韦好不快活。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亲切地拉住他的手，全神贯注地倾听，一点都没觉得有病。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素应该动手，韦元素置之不理。随后，他还把大量的金银财物送给郑注，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说：“你今天没把握住杀他的最好的时机，将来一定会遭到他的报复的。”于是，辞职而去，很快就生背疮而死。当初王涯升任宰相时，郑注曾在幕后为他活动。这时，王守澄又在文宗的面前为郑注辩护，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没过多久，王守澄又奏请皇上要郑注做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无不惊讶。
十二月十八日，文宗中风竟至不能讲话，郑注经王守澄介绍，治好了文宗的病。文宗于是开始信任郑注。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郑注被征调到京师。太和九年（公元835年）被任命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
起初，宋申锡被判罪贬官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虽然外表不露声色，内心却不能忍受。李训、郑注得宠后，知文宗心事。于是，二人在伴读过程中暗示文宗除掉宦官。文宗觉得李训很有才能，能言善辩，认为可以和他商议诛除宦官之事。又因二人与王守澄过往甚密，同时召二人入宫，王也不会起疑，于是就开始和二人商议诛杀王守澄一事。郑注、李训于是下定决心，为皇上献策除掉宦官。二人相互依赖，昼夜商议对策，凡给文宗的建议，文宗无不采纳，二人声势日盛。郑注经常待在宫中，有时休假在家，要求拜见他的人排满他的门前，贿赂他的财物堆积如山。别人只道他二人靠宦官平步青云，却不知他二人正在谋划铲除宦官。当初文宗被拥立为皇帝时，右领军将军、循州兴宁县人仇士良曾经有大功，但他与王守澄不和。这时，李训、郑注建议文宗用仇士良来牵制王守澄。五月二十一日，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闻知后很不高兴。
时人都认为郑注做宰相只是迟早的事情，侍御史李甘在朝里说：“我决不会同意让郑注这种人做宰相。”不久，文宗贬李甘为封州司马。不过由于李训也不愿郑注权力太大，千方百计不让郑注做宰相。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七月下旬，侍讲学士李训又被加封为兵部郎中，知制诰。
八月初四，太仆卿郑注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郑注爱穿鹿皮裘衣，给人一种恬淡的假象。有一次文宗问户部侍郎李珏是不是认识郑注。李珏说：“岂但认识他，还深知他的为人。此人并非善类，专攻奸邪之术，我不屑与之共处。”此话传至郑注耳中，不久，李珏被贬为江州刺史。
传言杀死宪宗的宦官陈弘志已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要文宗把他召到京师，并派人在青泥驿暗杀了他。
郑注想做凤翔节度使，李训也怕郑注留朝日久，势力太大，非常赞成郑注出任此职。
九月下旬，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省事王守澄被任命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实际上，王守澄是被架空了权力。
（3）李训拜相
九月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二人同为同平章事。同时，命李训每隔两三天就进宫以讲书为名商讨除宦之事。舒元舆看李训得宠，就千方百计为其铲除异己，自己也被李训推荐为宰相。文宗鉴于以前李宗闵、李德裕担任宰相时结党营私，互为对头的教训，认为贾和舒元舆都是家世寒微而刚刚考中进士不久的朝官，因此任其为宰相不致结成朋党。而李训由被流放的罪人而重新起用，仅一年就被任命为宰相，得到文宗全心全意地重用。李训把持朝政，朝中各大小事情都由他一人决定。宰相王涯等人对他阿谀奉迎，唯恐有所违背。朝中其他大小官员，包括禁军在内，更是对其唯命是从。三十日，唐文宗任命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暂代理御史中丞。李孝本是皇室后代，也不得不靠贿赂李训、郑注来得到升迁。
十月，李训、郑注秘密地向文宗建议，要求趁机除掉王守澄。初九，文宗遣宦官李好古携毒酒前去，赐王守澄一死，随后追赠王守澄为扬州大都督。李训、郑注本来是通过王守澄的推荐才被提拔的，却忘恩负义杀掉了他。所以，百官都为王守澄是奸佞被杀而拍手称快，同时也为郑李二人的阴险狡诈倒吸凉气。这样，元和末年暗害唐宪宗的叛贼逆党业已肃清。三天以后，郑注去凤翔上任。
李训等人虽然扶植了一批言听计从的人任高官，但仍不忘拉拢元老派大臣裴度、令狐楚、郑覃等人，所以士大夫阶层确有人对李训等能有所作为抱有很大幻想。
郑注到了凤翔后积极准备政变，按照预先与李训的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郑注带兵以为王守澄送葬为名，将宦官一网打尽。李训想，如依照前约行事的话，事情成功后，头功要被郑注夺去，所以决定提前发动。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视朝。百官按照班秩站好之后，左金吾卫大将军却一反常态未报平安，他说：“昨夜有甘露降在左金吾衙门后边的石榴树上。这一祥瑞已被我派人告知了所有的守宫门的宦官。”李训、舒元舆在一旁鼓动文宗前去观看。可惜文宗所乘软舆当时留在含元殿，于是就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二省官员先到左金吾厅堂后面去察看。过了好一阵子，李训才来报告说：“我不敢确定是不是甘露，还是确认后再宣布吧。”文宗故意问道：“真有这么回事吗？”回头要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李训趁宦官离去之机，命宁节度使郭行余、河东节度使王过来接密旨。王胆怯，哆嗦着不敢向前，只有郭行余拜受殿下。二人事先组织好的几百名部下已拿着武器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预先命人告知这一干人上殿待命，偏偏只有王麾下的河东兵进来，郭行余的宁兵却没有来。进来士兵不归自己管辖，一时不知所措。
仇士良率领宦官到左金吾后院去察看甘露，韩约紧张得浑身流汗，脸色难看。仇士良觉得很奇怪，问：“将军因何紧张？”过了一会儿，一阵风把院中的帐幕吹起来，仇士良发现附近暗伏刀斧手，情知中计，急忙赶回大殿，在关门的一刹那冲出。仇士良等人急奔含元殿，向文宗报告发生兵变，被李训看见。李训急呼金吾士卒说：“护驾者重重有赏。”宦官对文宗说：“事情紧急，请陛下马上回宫！”随即抬来软轿，把文宗拖上去，冲破大殿后丝网，朝北面奔去。李训拉住文宗的软轿大声说：“陛下尚未下朝，不能和你们走。”这时，金吾兵已经登上含元殿。同时，罗立言率京兆尹府三百多人，李孝本率御史台随从二百多人从东西两路杀将过来，见宦官就杀。宦官血流如注，冤声四起，十几人或被杀或被伤。文宗的软轿一路向北进入宣政门，李训拉住软轿不放，呼喊更加急迫，宦官郗志荣趁机将李训打翻在地。文宗的软轿进入宣政门后，大门随即关闭，宦官都大呼万岁。这时，尚留在含元殿的大臣们见大事不好，四散逃窜。李训见事情败露，遂换上随从衣服逃走。一路大声扬言说：“我有什么罪而被贬逐！”因而，人们也不怀疑。宰相王涯、贾、舒元舆回到政事堂，相互商议说：“皇上稍倾必会召我们到延英殿议论今天之事。”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来问王涯三人发生了什么事？三人都说：“各位去了便知。”仇士良等宦官知道文宗也参与了李训的密谋，非常愤恨，竟公然出言责问皇上。文宗理亏，一声不吭。
（4）仇士良大杀朝官
仇士良等人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带禁兵五百人，前去捉捕叛党。这时，王涯等宰相在政事堂正要吃饭，忽然有官吏报告说：“来一帮人马，见人就杀。”王涯等人狼狈奔逃。中书、门下两省和金吾卫的士卒和官吏一千多人争相向门外逃跑，最终还是有六百多人被关在门内杀死。仇士良下令分兵关闭各个宫门，逐个搜查南衙各司，务必把余党一个不剩地抓到。各司的官吏和担负警卫的士卒，甚至平民百姓也被枉杀千余人，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各司的大印、地图和户籍档案、衙门的帷幕和办公用具被捣毁、洗掠一空。仇士良又出动左右神策军的一千多骑兵继续追捕剩余贼党，同时派兵在京城大搜捕。最终追兵于安化门外捉到化装成士民的舒元舆，在永昌一茶馆内捉到逃亡的王涯。王涯已七十多岁，在受刑逼供下，违心地承认和李训一起谋反，企图拥立郑注做皇帝。王逃回家中，不敢露面，终日大门紧闭，让家兵把守。神策将前来搜捕，到他的门口时，大声喊道：“皇上知您与王涯等人无关，不但不降罪，还任您为相，我们来接您了。”王大喜，马上出来相见。出来后才发现被骗，被神策军抓了去。到了左神策军中见到王涯，王说：“你参与谋反，为何要牵连我？”王涯说：“谁叫你当初出卖宋申锡，这是报应。”王自知理亏，低头不语。神策军又在太平里逮捕了罗立言，还把王涯的亲属奴婢一并抓来，关押起来。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远房表弟，虽并未得到李训提拔，也被一并定罪问斩。禁军还借口贾藏在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家中，就抢劫胡家，并把胡证的儿子胡激杀死。禁军又到左常侍罗让、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等人的家中掠夺财产，查抄殆尽。浑是中唐名将浑的儿子。这时，京城中恶少也纷纷借机杀人放火，抢劫商户，打架斗殴，致使尘埃四起，漫天蔽日。
二十二日，百官上朝，宦官只准朝官带一名随从进去，禁兵手持武器列于两旁进行监督。百官到了宣政门，门还紧闭着，连宰相和御史领班都没有，百官全无秩序。文宗在紫宸殿上问：“为什么连一个宰相也没来？”仇士良答道：“王涯等几个宰相谋反，已经关进监狱。”接着把王涯的亲笔供状呈交上去。文宗于是召左右仆射令狐楚和郑覃上殿，让他们确认是否为王涯的笔迹。令狐楚等回答：“没错。”文宗说：“真是这样，罪不容诛！”于是命令狐楚、郑覃留宿中书省，参决机务，并命令令狐楚把王涯谋反一事公告天下。令狐楚念往日情分没有大肆侮辱、谩骂王涯、贾，未得到仇士良等人喜欢，所以还是没做成宰相。
长安坊市的抢劫活动还没有停息。左右神策军将杨镇、靳遂良等奉命各率五百禁兵分屯交通要道镇压动乱，并杀了十几个人以为警诫，这才把动乱平定下来。贾变换装饰，在民间混了一天，自知无处可逃，便身着素装，骑驴来到兴安门自首道：“我是被诬陷的宰相贾，我愿接受神策二军处置。”守门士兵把他带到神策右军。李孝本在逃往凤翔的路上被追获。
李训历来和终南山的僧人宗密关系亲近，便前往投奔。宗密想让李训假扮僧人藏于寺中，他的徒弟们全认为不妥。李训只好出山，打算前往凤翔投靠郑注，半路被周至镇遏使宋楚捉到押往神策军处。走到昆明池，李训怕被押到神策军后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便对押送他的人说：“无论谁抓住我都能得到重赏而富贵！如果把我押往京城恐怕半路会被截去功劳。不如杀了我，把首级带去也是大功一件。”押送他的人同意了，割下李训的头送往京城。
（5）刘从谏责宦官
左神策军出动三百名士兵，带着李训首级，后面跟着王涯、王、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军出动三百名士兵，押着贾、舒元舆、李孝本到庙社祭献，然后到东、西二市示众，最后令百官到独柳，当着众人面，将这些人腰斩，死者的首级挂在兴安门外随风飘动。犯官还被株连九族，未死的也都没为官婢。围观的百姓有人对王涯搞的茶叶专卖不满，向他投掷瓦砾进行发泄。
同一天，朝廷任命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代理京兆尹。几天里，两个护军中尉背着文宗决定了一切善后之事。
在此以前，郑注已带领五百名亲兵从凤翔出发来到扶风。扶风令韩辽不愿与郑注同谋就携官印、家小逃到武功避难。郑注获知李训已经失败，又回到凤翔。仇士良等派人给凤翔监军张仲清送来密诏，让他将郑注处死。张仲清苦于找不到下手机会，押牙李叔和献计道：“我们把郑注骗来之后，让他放松警惕，到时出其不意干掉他。”张仲清听从了这个建议，埋伏好甲士等待郑注。郑注仗着有亲兵护卫来见仲清。李叔和逐渐把郑注的亲兵引到外边吃酒，郑注只和几个人在里边。席间，李叔和突然斩杀郑注，连他所带亲兵也一个没留，并拿出密诏向将士公布，并将郑注一家处死。后来，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一千多人也被杀死。
朝廷尚不知道郑注已死，二十六日，下诏削夺郑注官爵，由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准备出兵讨伐郑注。二十七日夜，张仲清派李叔和把郑注的首级送献长安，悬挂在兴安门外，至此甘露事件告一段落。
此后，宦官的权势更大，宰相成了奉旨行事的傀儡。
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质询王涯等人的罪名，他指出：“王涯他们都是读书人，地位很高，为了保持既得利益，他们不会造反。李训等人搞甘露之变，目的是要除掉宦官。仇士良等为了逃避被杀而将王涯等人杀死。说他们密谋叛乱，这样的罪名恐怕不合适。”又说：“假如宰相真有谋逆的计划，应当交给御史台等主管部门按照刑典处罚，怎么能由宦官擅自带领军队为所欲为地劫掠杀人！这次大屠杀中被杀死有数万人，许多百姓无辜受到伤害。我本想亲自到朝廷当面说明是非，恐怕也被宦官所害，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现在一定要管理好我管辖的地区，训练好军队，对内可以作为皇上的心腹，对外可以保护国家，如果奸臣实在很难控制，我到时一定会尽全力帮助皇上清除身边的奸臣。”
二月二十六日，朝廷加封刘从谏为检校司徒。刘从谏派牙将焦楚长上表辞官，说：“臣先前所奏事关社稷，若在理，臣建议陛下应复王涯等人名誉；若无理，则陛下万不可滥施恩典。”接着传扬仇士良等人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