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日，王宰攻打泽州，失利。刘公直一个反击收复了天井关。二十日这天，王宰又发起了进攻，大破公直，随即围攻泽州东北的铜川县，石会关也为河东军所攻破。
昭义州刺史李恬，是河东节度使李石的堂兄。李石到了太原，刘稹派贾群去见李石，还带去了李恬的书信，信中说：“刘稹愿率全族人归降您，同时，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回东都洛阳埋葬。”李石不仅关押了贾群，还将李恬的书信上奏朝廷。李德裕上言说：“现在官军四面围攻昭义，我军胜利在望，敌人已是穷途末路，所以伪装投降，想制造我军进攻暂缓的机会，借机喘息休整，然后再来侵扰。因此，希望陛下下诏，命李石写信答复李恬说：‘我还没有将你上次的来信上报给朝廷。’若刘稹真心悔过自新，那么，就应把自己和全族亲戚的双手反绑，到边境上待罪投降。由我亲自去受降，然后将他押赴京师。假若刘稹伪装投降，企图借此机会暂缓官军的进攻，并且还要让朝廷给他洗雪冤耻，我怎么敢用我宗族一百多条性命为您替刘稹担保呢？望陛下同时给前线各个藩镇下诏，命令他们乘着刘稹内部不和的大好时机，迅速进兵攻讨。这样，不出一个月，他们肯定会爆发变乱。”武宗同意。左拾遗崔碣上疏，请求武宗接受刘稹归降的请求，武宗大为恼火，把他贬为邓城令。
（3）昭义事平
在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的要求之下，朝廷决定命河东军增派两千人赶往榆社。由于河东已无兵可派，因而不得不让仓库守员和工匠也编入军队一起出征。都将杨弁率领李石从横水召来的兵士一千五百人，前往榆社。十二月，杨弁等率领戍卒来到太原。根据以往的习惯，士卒出征每次每人给绢二匹。可是前任节度使刘沔调任时已全部带走了府库里收藏的财物，新任节度使拿不出物资来分发，只好拿出他以往的私人存物分给士兵，但是每个人也只能分得一匹。士兵们不愿在正月初一前出发，但监军吕义忠不肯，一再催逼大家立即动身。杨弁借着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又知道太原城守备空虚，于是于正月初一率兵剽掠市场，杀都头梁季叶，占据军府，李石逃往汾州。杨弁放走贾群，并让自己的侄子和贾群一道去见刘稹，并要相约为兄弟，刘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听说了太原士兵反叛之后，向刘稹投降。
李石由汾州来到晋州，又奉武宗之诏回到太原行营。武宗又下诏命，令王逢把太原兵留在榆社戍防，动用易定、宣武、兖海三处的兵力进攻杨弁，同时命令王元逵率五千步、骑兵自土门入太原，接应王逢。
榆社河东兵见客军攻打太原，担心城被攻破之后家属难逃一劫，所以自动拥监军吕义忠攻打太原。不久，太原城被攻下，杨弁也被活捉了。
王宰与石雄关系不和。当时，如王宰强攻泽州吸引昭义军的主力，石雄就能轻而易举地拿下空虚的上党。可是王宰却在泽州南部故意拖延，不肯决战长达两个多月之久。三月初，朝廷下诏催促王宰进兵，同时任命石雄为河中节度使。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官军投降，并说叛贼军营中缺乏粮食，因此只好让妇女们用手搓麦穗，然后捣碎麦粒来供给军队。李德裕召询高文端，征求击败叛贼的计谋。高文端认为：“官军如果现在就直接进攻泽州，既不能攻下城池，又会使大量兵士伤亡。泽州叛军约有兵一万五千人，其中一大半兵力常常在山谷间埋伏。当他们探得官军攻城未克，疲惫不堪之时，伏兵将回击城下官军，我军必然损失惨重。如果朝廷今天能命令陈许的军队渡过乾河扎下营寨，围绕泽州筑起夹城，从寨城一直连到泽州，每天派遣大军于夹城外布阵，以抵御救兵，叛军见夹城将合围必定不会坐以待毙，定会出城死战，这时官军可等击败出城的贼军后，乘势将泽州城攻破。”李德裕上奏唐武宗，建议把高文端的计策传达给前线的指挥官王宰。
高文端又说：“叛贼所据的固镇寨由于地势十分险峻，特别是四周都是绝壁，易守难攻。然而寨中没有水，只能出寨取涧水食用，这股涧水在固镇寨以东约一里路外，应该命令王逢率官军进逼，断其水路，这样不过三天，贼军就得弃塞而逃，官军即可跟踪追击。固镇寨前面十五里外可到青龙寨，情形与固镇寨相同，故可以依照同样的方法攻取。青龙寨往东十五里即是沁州城。”李德裕将这个想法上奏朝廷，并请武宗以诏书的形式告诉王逢。
高文端又建议说：“叛军都头王钊率领士兵万人戍守州，叛军首领刘稹已将作战不利的薛茂卿灭族，并杀掉了邢洛救援兵马使谈朝义兄弟三人，这使得王钊动摇、害怕。刘稹派遣使者召王钊，王钊不肯入潞州城，士兵们也不服从调遣，所以王钊肯定不会听令于刘稹。但王钊及所部士卒家属都在潞州，另外，士卒们害怕自己即使投降也不能免除一死，所以招谕他们，他们也肯定不敢前来。只有向王钊宣示上谕，让他带领自己的人马从潞州进攻刘稹，如果成功，就任命他做别道节度使，还给他以重赏，或许王钊肯听从。”李德裕再奏告唐武宗，并请武宗发出诏令，让何弘敬将皇上的意思秘密传达到王钊那里。
刘稹年轻懦弱，因此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便把持了军府的事务。他们聚敛了大量钱财，却又不肯给有功将士以奖赏，因此人心离散。刘从谏的妻子裴氏，打算把在山东主持军务的弟弟裴问找来掌管军政，希望能改变局面，减轻她对刘稹危险局面的担忧。然而，李士贵只说山东的事情需要裴问主持，根本不让他来。
王协提出每州要任命一名军将，专门主管向商人征税的事务。名为向商人征税，其实是把编户的家财做一个统计，然后折算成绢匹，收取十分之二的税，还经常往高估值。于是人们的钱财和粮食都被榨取殆尽，还不够数，因此百姓怨声载道。
昭义军的将领刘溪特别地贪婪残暴，从前刘从谏对他弃而不用。刘溪贿赂王协，王协认为当时邢州富商极多，就任命刘溪为邢州主税官。当时裴问所率领的兵将以富商子弟居多，号称“夜飞”。刘溪到邢州主税，将这些手下的父兄尽数逮捕，夜飞军士向裴问告状，裴问向刘溪求情，并请求释放士兵家属，刘溪不但不允许，还对裴问出言不逊。裴问勃然大怒，与手下秘谋将刘溪杀死归降朝廷，并告知邢州刺史崔嘏，这得到了他的赞同。二十五日，崔嘏、裴问将邢州城关闭，将城里四个大将杀死，并向成德节度使王元逵请降。这时，消息传到党山高元武那里，于是，他也向官军投降。
先前昭义节度使府曾赐给州军士每人一端布匹，可是没过多久又下令说要以一端布折充为冬赐。刚好使府派来的负责征税的军将到了州，致使人心不安，于是王钊趁机向军士鼓动说：“镇守的将军刘稹很年轻，军政命令并非由刘稹所出。今军府仓库充实，支付十年的用度绰绰有余，节度使府的使帖我们不能从命。”于是擅自打开仓库，分给士卒每人绢一匹，谷十二石，士卒皆大为欢喜。王钊趁势关闭州城门，请降于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安玉在磁州，闻知邢州、州都已投降，也以磁州请降于何弘敬。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也降于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王元逵对魏元谈等人据守尧山怀恨在心，于是，将他们全都杀掉。
郭谊、王协策划杀掉刘稹向朝廷请罪。刘稹从堂兄中军使刘匡周兼任押牙，郭谊认为他是障碍，决定先夺刘匡周的权。他对刘稹说：“刘匡周在牙院诸将不敢讲话，怕被猜疑而获罪。山东三州丢掉也是这个原因。只有匡周离开牙院，大家才敢尽言。大家同心协力，才能扭转局面。”刘稹要求匡周不再到牙院去，匡周怒道：“我在牙院，诸将才不敢有异图；一旦离去，大家全得完蛋！”说完，愤愤离去。
郭谊又指使刘稹所信任的董可武游说刘稹说：“太行山以东三州的叛变，事由您的舅舅裴回发起，当今上党城中人谁敢保护您！您今天想怎么办？”刘稹回答说：“目前上党城中尚有五万人，应当紧闭城门坚守吧！”董可武说：“这不是良策，留后您不如将自己捆绑起来归降朝廷，像文宗时张元益那样，还不失做一个刺史。应暂让郭谊充任留后，待得到旌节的时候，从容不迫地奉太夫人以及家室财产归居东都洛阳，不是也很好吗？”刘稹说：“郭谊怎么肯这么做呢？”董可武说：“我已和郭谊立下重誓，必定不会违背誓约的。”并引郭谊入见刘稹。刘稹与郭谊密谋降唐事宜，密约既定，然后告诉母亲裴氏，裴氏说：“归降朝廷当然是一件好事，只恨已经太晚。我弟裴问尚不忠于你，又如何能保证郭谊不背负于你呢！你自己再三考虑吧！”刘稹不加思索，穿着素服出使府牙门，以母亲裴氏之命任郭谊为都知兵马使。这时王协已经告诫诸将领，于使府外庭站立排列，郭谊拜谢刘稹礼毕后，出使府门召见诸位将领，刘稹则于内厅整理行装。李士贵听说事变，率领后院兵数千人攻击郭谊。郭谊向后院兵大喊说：“你们为什么不各自求取赏物，而想与李士贵同死呢？”军士听后纷纷后退，共同将李士贵杀死。郭谊改换使府将吏，安插自已的心腹，重新部署军士，一个晚上就全部准备就绪。
第二日，郭谊又指使董可武入室谒见刘稹，说：“郭公请您商讨公事。”刘稹说：“为什么不到此对我讲？”董可武说：“恐怕惊动了太夫人。”于是引刘稹步行出使府牙门，来到使府之北的别宅，摆设酒宴作乐痛饮。当喝得痛快之时，董可武对刘稹说：“今天的事是想保全您祖父太尉刘悟传下的一家人，可您必须自己决定去留，这样朝廷才会同情和照顾您的家属。”刘稹回答说：“如您所说，我心里也这样想！”于是董可武上前抓住刘稹的手，崔玄度自后面将刘稹斩首。接着，收捕刘稹宗族家人，将刘匡周以下以至襁褓之中的婴儿全部杀死，又杀死原刘从谏父子所信任善待的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王渥、贾庠等总共十二家，并株连他们的子侄、外甥、女婿等，无一人能幸存。李仲京是李训的兄长；郭台为郭行余的儿子；王羽是王涯的族孙；韩茂章、韩茂实兄弟皆为韩约的儿子；王渥是王的儿子；贾庠为贾的儿子。唐文宗甘露之变时，李仲京等人逃亡投奔刘从谏，得到刘从谏的保护和抚养。这时郭谊总揽昭义军政大权，凡军中对他稍有嫌隙的人，郭谊就将其诛杀，以致每天都要杀人，血流在地上碾成了血泥。大局稳定后，郭谊将刘稹的首级封装在一个盒子里，派遣使者带着表文和书札，向王宰归降。刘稹的首级经过泽州，刘公直及其营垒的将士痛哭失声，也就一同归降王宰。
刘稹首级送到长安，朝廷下诏：“昭义五个州免除一年赋役，军队所经过的州县免除当年秋税。自刘从谏以来，昭义镇随意增加的赋敛一概不算数。造册的土团人员全部遣返归农。各道的有功将士，按等级给予赏赐。”
郭谊杀了刘稹以后，天天盼着朝廷的任命，可一直没有消息。不久石雄来到，郭谊等前来参见。敕使张仲清要求各高级官员当晚到牙院领取任命状，只有郭谊的任命状说是要到第二天才能来。晚上，郭谊等人来牙院听命，听候点名引进。凡凶暴狡诈，或顽抗官军的将领全都抓起来送往京师，刘从谏的尸体被从地下棺椁里扒出来，在潞州的闹市曝晒三日，后来又移到球场，用刀剁烂。
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等被斩首。泽潞之叛的事情到此结束了。
7.会昌毁佛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皇帝痛恨僧尼损耗天下资财，腐蚀天下百姓，所以开始灭佛。
（1）佛教势力日炽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五月初四，文宗皇帝突然死去。
文宗早年曾立王妃之子为庄恪太子。后王妃失宠，太子在杨贤妃进谗言后被皇帝废掉，陈王成美又被立为太子。还没有完成册封太子的典礼，文宗就已经得了大病起不了床。这时宰相李钰、知枢密刘弘逸便先下手为强，拥戴皇太子成美监国。此时唐廷之内宦官专权已久，南衙北司的斗争非常激烈，这时眼见朝官们占了上风，宦官们自然不肯相让。所以，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凭借掌管禁军的优势，更改诏书立文宗之弟颍王李炎为皇帝。李炎继位，是为武宗，当时二十七岁。
武宗作颍王时，就很喜欢道术，因此于即位当年的秋天，唐武宗命道士赵归真等人在三殿建置九天道场，武宗亲自接受赵归真等人授予的道家法。右拾遗王哲上书奏请皇帝不要这样做，被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武宗喜欢道教而不喜欢佛教，因此他在李德裕的支持和赵归真等人的怂恿下，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沉重打击了佛教势力。
唐朝宗教事业特别兴盛，以佛、道二教为主，另有摩尼、袄教等同时流行。因为宗教的政治作用，各朝各代的君主往往对各种宗教都接纳，只是有时弘扬佛教抑制道教，有时弘扬道教抑制佛教，二教的势力也随着当权者的喜好而变化。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唐初唐高祖、太宗都因为道教创始人老子叫李耳与皇族同姓，便自称是老子的后人，大力提倡道教并奉道教为国教。高宗时，又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作为上古祖先，顶礼膜拜。但同时也对佛教的存在和发展不加禁止，而且还利用它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武周统治时期，将佛教作为篡位夺权的舆论工具，因此崇佛抑道，佛教的势力很快壮大起来。武则天授意僧人法明编了一部《大云经疏》，书中宣称弥勒佛化身为武则天来到凡间，因此武则天应当称帝。于是，武后下令全国各州修建大云寺以收藏《大云经》，并由高僧讲经，用传经的名义来为武则天夺取皇权鼓噪。
玄宗时，重新提倡信仰道教，稍微抑制佛教的势力，下令颁行老子的《道德经》于全国，并作为科举教试的内容之一，另给老子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帝”。
安史之乱以后，肃、德、宪、穆、敬、文宗几代君主都十分信仰佛教，使佛教的发展很迅速。至武宗继位之时，天下遍布数不清的大小寺院，僧尼队伍日渐庞大，许多两税户为逃避政府赋役纷纷出家做僧为尼，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僧尼人数的增长，大量地减少了朝廷的赋税来源；各地花费大量的钱财来广泛地修建寺庙建筑，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危害。自唐建国以来，就陆续有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例如付奕、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淑明、韩愈等。只不过这些人都是从理论上来论证，并没有在实际中抑制佛教，所以没起到实际作用。
武宗时反佛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安史之乱后，佛教势力恶性膨胀，严重破坏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来源。而同时武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打了两次大仗，即平定刘稹和反击回鹘，虽说最后取胜，但却致使唐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而当时，国内的财富大多聚集在寺院手中，因此打击佛教，没收寺院土地财产，对缓解政府财政困难大有帮助。这样，武宗于会昌年间便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毁佛运动。
（2）李德裕辅助灭佛
当初，武宗被立为皇太弟不是出于宰相的建议，因此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武宗决定更换宰相班子。原来的宰相杨嗣复、李珏被罢免，而淮南节度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九月初，李德裕抵京。三天后，李德裕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入朝辅政。李德裕出身世家大族，其父乃是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德裕早年任地方官，治理地方颇有政绩。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他十分关心老百姓寒暖疾苦，并且经常去百姓家慰问。当他得知当地百姓赋税过重时，就坚决地给朝廷上书要求减免百姓赋税。同时他又觉得当地佛教势力泛滥，寺庙太多，严重影响人民生计和国家发展，就坚决下令将滥建的两千五百多所寺庙拆毁，有力地遏制了佛教的恶性发展。这样一来，浙西经济明显好转，也使李德裕声名大振。文宗时，李德裕又改任西川节度使。西川乃中原防范吐蕃的前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德裕到了西川后，经常深入民众，还屡次到外面去勘察地理环境，他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对加强防务，建立工事，有着极强的参考作用。与此同时，他又整顿军队，将兵中老弱的淘汰掉，并招募精壮的来补充。他还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军队训练，不久就使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另外他还在当地拆毁若干寺院，没收其财物，将没收的土地分给民众。在李德裕苦心经营了一年之后，西川的形势明显好转，经济恢复，边防十分巩固，而且还收复了维州这个沦陷了四十二年的入蕃咽喉之地。武宗一向欣赏李德裕的才干，所以刚一即位，就任命李德裕做宰相。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李德裕又升任为司空。
李德裕一向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维护周边安定，加强中央权力；裁减淘汰多余的官员，节省开支；打击佛教势力。武宗非常认同和支持这些主张，而李德裕也有协助武宗重振朝纲的决心。由于君臣的共同努力，会昌年间呈现出崭新的政治局面。
李德裕执政后，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那就是将毁佛的措施在全国加以施行，史称“会昌毁佛”。
（3）灭佛措施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朝廷下令犯戒和尚一律还俗，并下令收僧尼的田地钱各入官府，本人只要还俗，就可以保全财产。朝廷还限制僧尼蓄养奴婢的人数，僧只可蓄奴一人，尼姑只可蓄婢二人，剩下多出来的都必须送回家，无家的收入官府。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朝廷又宣布废除摩尼教，摩尼教也是一种西方传来的宗教。四月，朝廷又下令杀掉全部摩尼师，京城七十二女摩尼皆死，回纥摩尼教徒被流放至各地，一半以上的教徒死掉了。另外摩尼经书被烧掉，寺庙被毁掉，财产也被官府没收掉了。
这时，不识时务的太子詹事韦宗卿将撰成的《涅经疏》、《大园伊宗镜略》两部宣扬佛教的书进献给武宗，武宗大怒，下令立即将书稿焚烧，又下诏斥责：“佛祖只是一个讲死不讲生的西方戎狄之人，孔子是中国圣人，他的学说利国利民，你作为一个儒士，不仅不潜心研究儒学，反而宣扬佛教，妄撰胡书，迷惑毒害百姓，定当重罚！”
同年，皇家所藏佛经被全部烧毁，所有佛像都被埋到地下，所有僧人被禁止在长安讲经，迷惑百姓。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三月，朝廷又发布命令禁止寺庙内供奉佛牙，又特下令五台山、终南山诸寺、泗州普光王寺、凤翔法门寺有佛指的寺院不许供养佛指。百姓如果谁敢向寺庙布施一文钱，杖打二十，僧民谁敢从民众接受一文钱，也杖打二十；各州县官府送布施的亦严加处罚。诏令一下，无人再敢入寺舍钱，所有的寺庙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接着各地道场、佛经、佛像被下令毁掉并被换以天尊老子像；僧人们被禁止入宫讲佛和夜出，出外者必须在打钟之前回归。
七月，朝廷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并下令寺庙的僧尼全部还俗。长安城内拆毁佛堂三百多所，全国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与此同时，下令拆毁各地尊胜石幢墓塔。
十月，武宗下令拆毁天下小寺院，佛经由大寺收藏，钟由道观接收，被拆寺院的僧尼，德高年长的僧人除外，其余的全部勒令还俗。这次，长安城内又拆小寺三十三处。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三月，禁止天下寺院设置庄园，并调查统计全国各地寺院的数量、财物和所蓄奴婢人数。
四月，统计出全国有寺院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僧二十六万五百人。
四月初一，武宗下诏，自此僧尼一律还俗。到五月底时，长安的僧尼数已为零。接着，又令外国僧尼无度牒者还俗，名僧天竺人难陀、宝月、日本人园仁亦因无牒被迫还俗。
唐武宗讨厌像蠹虫一样耗费天下财物的和尚和尼姑，想要让他们还俗。在道士赵归真的竭力劝说下，唐武宗下令先拆毁山野之间的寺庙，长安和洛阳只许左、右两街各留寺两所，每个寺院留僧侣三十人；全国各镇即节度使，观察使官署所在地和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可留一所寺庙，并把寺庙分成三个等级：上等可留僧侣二十人，中等可留僧侣十人，下等可留僧侣五人。其余僧侣及尼姑以及大秦穆护、袄教僧人也一并勒令还俗。寺庙除应该留下的以外，不该留的马上拆毁，并且由朝廷派遣御史到各道去进行监督。寺庙的财产、田地被官府没收，寺庙的建筑材料被用作修缮公舍和驿站的材料，寺庙的铜佛、钟磬等器物被没收熔化，用作铸钱之材。
接着，又勒令大秦、穆护、袄教等教徒两千多人还俗，回到籍贯所在地作两税户处理。
此次大规模毁佛，一共拆毁四千六百多所寺院，四万多座招提兰若，有二十六万多僧尼还俗，有数千万顷土地被回收，有十五万户奴婢被收为两税户，佛教势力遭到致命打击。
八月，武宗传下诏令，向世人诏示佛教的害处。他说汉魏以来，佛教泛滥，有损于国家发展。到了唐代东西都寺院更多，寺院之间还互相攀比财富与僧尼数量，而僧尼们不劳而食，不劳而穿，致使国力衰竭，物力凋敝，有鉴于此，故志在必革，彻底剪灭这一祸根，以利国家。
宰相李德裕亦上《贺废毁诸寺表》，盛赞会昌毁佛之功。
武宗虽然很讨厌佛教，但对道教却十分信仰。赵归真入宫讲道，武宗亲自去听。不久唐武宗任命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并赐以广成先生的名号，还为他建崇玄馆，设置吏员，并铸有印章。刘玄静无意做官，并乞求武宗允许他回衡山仍旧修道，得到了武宗的同意。武宗又召罗浮道士邓元起入宫，向他问长生不老之术。武宗不但找归真探讨道术，还修筑望仙台于宫中，并把赵归真奉为师父。赵归真每次与武宗谈话，必抨击佛教讲死不讲生，只教人如何涅，让人受苦，妖言感众，毒害民众，应及早去除。武宗颇为赞同。谏宫们多次劝谏，让武宗不要如此信道，他不听。武宗口头上说自己因为放弃了许多爱好兴趣，如今让道士们出入宫禁只为说话解烦，至于军国大事，绝对不会受道士蛊惑。
武宗崇尚道法，却终为道法所害。唐武宗在吃了道士炼的金丹之后，性情变得暴躁，喜怒无常。十月，武宗向李德裕问政，李德裕回答说：“您的严厉决断我们难以猜测，大臣们都惊慌和害怕于您的表现。以前贼寇叛逆专横暴虐，当然应该用严厉的威刑来制服他们；可现在举国太平，还望您能宽以行政，这样使犯人服罪心服口服，老百姓能安心度日，臣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武宗病重，病了十几天，话都说不出来。他不仅没有长生不老，反而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驾崩，只活了三十三岁。
宣宗上台后，不喜欢李德裕，就把他贬到外地做官。赵归真等道士被杀，被毁佛寺又相继恢复，佛教势力卷土重来，会昌毁佛的成果和努力化作了泡影，唐朝政治更加趋于腐败。
会昌年间的毁佛行动，其实质是唐朝中央政府向寺院地主夺取土地、劳动力和财富。这次毁佛的胜利，扩大了政府的财源，极大地缓解了财政困难，因而也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会昌末年，全国共有税户四百九十五万多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
8.白居易诗名达天下
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
（1）累遭贬谪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来搬到下去住。他父亲名叫季庚，曾经做过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曾到上国去游览，拿着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去拜见著作郎顾况。顾况为人倨傲，很少对后辈有赞许之词，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的东西可贵着呢，想白居可不容易啊！”至他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才叹息说，“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想在全天下住都不难，老夫我刚才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又参加选优考试，入围到甲等，封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付制举考试。这年四月，考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任京兆府周至县县尉。
居易作为下层小官吏，深知民间疾苦，而他写讽喻现实的诗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白居易被召回中央任翰林学士。第二年，被任命为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喻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看了他文章的当权者恨得咬牙切齿，扼腕痛恨，面色大变。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居易任满改官，又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不久因为母亲病逝，而回下守孝。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守孝期满，再次回到朝廷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居易愤而上书，请求皇上立即派人追查此事，但却遭到当权者忌恨，说他越职行事，还污蔑他作的诗“非常不利于国家教化”，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新唐诗》中传说他“已经失去了志向，还能随遇而安，假托佛教中生死转世的说法，就像忘记了自己一样”。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白居易回京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转任中书舍人。但由于此时天子荒淫放纵，当权者也不求上进，因此白居易上书言事时，也不被理睬，得不到重任，于是白居易只好请求出外地任职。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随后，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到洛阳任职。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他在刑部尚书的任上退休。《唐才子传》卷六中说：“白居易老是因为忠而耿直被排斥，于是只好放纵自己，借酒浇愁。在重新被起用之后，又因为皇上们都年幼无知，就失去了做官的兴趣。因此在外地做官的时候，在香山和如满和尚等建立诗社，开荒种树，建石楼，开凿八节滩，作为游玩享乐的地方，整天茶杯酒樽不离手……并自称为醉吟先生，还为自己作了传。另外他还特别喜爱佛法，曾好几个月不吃荤，自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去世，此时七十五岁。新旧《唐书》都为他作了传。他的作品集有《白氏长庆集》。
（2）千秋佳作
和当时多数同时代文人一样，他曾经也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他认为，一个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就应该普济天下老百姓；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要使自己做一个清白的人。进与退，取与舍，都有其自身的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那个时候，文人学者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多数大都这样做，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也很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居易自小就懂得读佛书，学习禅法，等到成人之后，历经沧桑，心中空空的没有一丝杂念。所以当他入朝为官时，一旦看不惯那些丑恶现象，就出外为官，从到东都开始，一直到死都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大概从整个唐朝看来士大夫中能像居易这样的寥寥无几。”
由于政治上不得志，抱负实现不了，因此，居易把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因此就是当他在做谏官的时候，除了上奏言事之外，念念不忘的还是作诗。
居易之所以被贬官受排挤，除了越职言事是主要原因之外，写讽喻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在《与元九书》中又写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巳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作诗虽然给白居易带来许多麻烦，但白居易还是从中博得了名声。《与元九书》又说：昔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白居易并不把时人世俗所欣赏的诗看作是自已的最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第一种是讽喻诗，第二种是闲适诗，第三种是感伤诗，第四种是杂律诗。从上面这些话看来，讽喻诗和闲适诗是他自认为最得意的诗。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志趣。
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写于刚开始当官的时候。《与元九书》中说：“自我做左拾遗一官以来，凡所碰到的感受到的，常写成各种形式的讽刺的诗体，从武德年间和元和年间，都是见事而作，此即题目为‘新乐府’的诗，一共一百五十首，这些诗都被我称作讽喻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针砭时政，忧国忧民是这类诗的主要思想特点。例如在《杜陵叟》中有这样几句：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又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剥洞庭桔，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老百姓的疾苦，统治阶级的骄奢，在这两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亡之际，这是一股极为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能深刻地用诗反映社会现实和深切地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是第一人。
与白居易同时间作“新乐府”体诗的诗人还有元稹。后来，一些后进作者也在元白二人的影响下涌现了出来。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十载：“乐府诗开创了反映现实社会诗的新时代。从杜甫开始，接下来是元稹、白居易……他们各自命名篇名，用寓讽于诗的手法写朝政民风，和其他一些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写这些诗的不能以言定罪，而读这些诗的更可以引以为鉴。再后来的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日休、陆龟蒙等人，也相继写这样的诗，并使写这种诗的风气越来越流行。”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白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皮日休生活在唐朝末年，朝廷政治更加腐败，平民百姓更加困苦，下层文人的日子也过得很萧条：“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比白居易那时还严重。皮日休之所以这么喜爱白居易的乐府诸诗，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白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白居易也自认为《长恨歌》是自己的得意之作。
《长恨歌》属于白居易作品中的“感伤”类。但它并不是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最开头的两句是这样说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有评论者说白居易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讽喻唐玄宗，并寓含着“女人祸国”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不一定全部是事实，但这其中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玄宗的处境有深切的同情。
白居易既同情玄宗又同情杨贵妃。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表达了十分的惋惜之情：“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当然，白居易并不是描写唐玄宗杨贵妃事迹的第一人，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这样的情深之语，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从杜甫到白居易，之所以如此深情地描绘玄宗贵妃二人的悲剧，既不是无故而发，也不是诗人“重色”而“轻国”，而是因为诗人摒弃了“女人祸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白居易在这里同情杨贵妃，正和后来欧阳修同情王昭君一样。“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贵妃也是因为自己的“颜如玉”而作了社会的牺牲品。
白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
这首诗写于作者被贬官到九江时，其中既抒发了自己身为迁客骚人的悲痛和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又面对歌女的寂寞生活，与自己境遇相比，不禁发出深深的感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已有许多评论。《唐宋诗醇》卷二十二中曾这样说过：“《琵琶行》把作者满腔的迁居贬谪的感叹，放在歌女的身上抒发出来，真可谓是同病相怜的感觉。”
《琵琶行》抒写的虽是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歌女身世的苦痛写得很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使读者也很受感染，而陪着流泪。
在白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可《琵琶歌》虽然也是作者被贬官而得闲时所作，但它的意境稍显“庸俗嫌浅”， 《泰娘歌》虽然也拿被抛弃的小妾来比拟被放逐的臣子，但也和《琵琶行》有不同的地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中说：“后来有时从公职中退下来，有时因病在家闲居，知足常乐，怡然自得，作了这样的诗共一百首，并称它们为闲适诗，有抒发自己独居以为乐的闲适之情的意思。”还有，他在《叙洛诗》中说：“自从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春天以来，到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夏，在洛阳一共住了五年整。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诗都是要么从酒中寄托情感，要么从琴中取得意境，恬静自然，安详独乐，根本谈不上苦，说不上忧，这些岂能是牵强所能得到的？事实上这是深发于内心而表现出来的。这种乐，是来自于自我满足，知足常乐，加上家里有所积蓄，身闲无事，再加上酒后放歌，琴弦之乐，以及周围的如画山水，如景风月的环境。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都得不到乐，那还能去哪里找乐呢？”从白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像这样的作品被世人传诵的也为数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饮且约后期》：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从这类作品中能够隐约看出，白居易所说的“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独乐之情。
（3）诗名掩文名
由于白居易在诗的方面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把他写的文章的名声也掩盖了。事实上，他写的文章也是很有特征的。其诗有讽喻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他的直言极谏的文章，可以《论制科人状》为例。书中有这样一段：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狂妄，斥而逐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
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想法，既没有耸人听闻的言辞，也没作夸张其实的高论，指事确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征、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风格一代代流传，已经形成一个传统。白居易的这篇文章，就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出了质朴而温厚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