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抒情述志的文章，大多数存在于书札和记叙之中，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书中有这样两段：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山、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
这篇文章描述“司马”这一官职，是做无事官的最佳位置。功、过、责、忧都远离自己，实在是大闲人一个。之所以能觅得这样一个好职，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白居易因为直言进谏被贬，心里当然感到愤愤不平了。不平而言“知命”， 当然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还有一篇名为《草堂记》的文章也与上文类似。文中是这样说的：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白居易身为被贬之人，一切行动都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这样的作品，颇具个性特点。
白居易抒情述志之文，在书信中表现出来的，也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的。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被人传诵。另外他的《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其中有这样的话：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鄂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住。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
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能知足常乐，乐静思安而毫不留恋仕途，是由于他看破世俗，决心不和那些沽名钓誉者斤斤计较罢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的人，历朝历代有的是。白居易的这篇铭文，也是随意写的。
9.朋党之争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一月，崔州司户李德裕死去，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渐息。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渐渐走向没落，腐败滋生，社会动荡，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在地方上，藩镇割据，与中央争夺权力；在宫廷内部则是宦官专权，皇帝成为傀儡；朝官之间，更是朋党林立，官员们各自为营，结党营私，纷纷以宦官作为自己的靠山，导致互相倾轧，史称“朋党之争”。
唐代的朋党之争，斗争最烈历时最久的要数“牛李党争”了。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李党以李德裕为代表。这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从穆宗时起至唐懿宗继位时止，持续达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反复较量，盘根错节，对唐晚期政治影响极大。
（1）宪宗策试种祸根
两党之争缘起于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当时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为宰相执掌朝政。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策试贤良方正，考生牛僧儒、李宗闵、皇甫等在策文中指摘时政、抨击当权，极为大胆。主考官杨於陵更是借题发挥，以牛僧孺等人文章为据，大肆指摘李吉甫施政不当。李吉甫得知后，认为这些人合伙攻击诽谤自己，便向宪宗哭诉。宪宗大怒，将几位主考官贬斥，牛、李等人亦长期不被任用，此即双方结怨之始。
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对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科举中讥讽其父的李宗闵非常忌恨。李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官，产生矛盾。这年，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二人主持进士考试，收到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的推荐信。等到放榜，文昌和李绅所举荐的考生都落选了，中榜的进士当中：郑郎是郑覃的弟弟；裴撰是裴度的儿子；苏巢是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是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对唐穆宗说：“今年科举不公。所录的人尽公卿之后，大凡无才无德，唯借祖荫和贿赂才被取上。”穆宗把段文昌说的情况转给翰林诸位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都异口同声说：“确如段文昌所言。”于是，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人复试。四月十一日，下诏书将郑郎等十个进士废除掉，并把钱徽贬为江州刺史，把李宗闵贬为剑州刺史，将杨汝士贬为开江令。
有人劝钱徽向朝廷揭发段文昌、李绅曾写信为自己的亲友请托之事，皇上一定会醒悟收回诏书。钱徽说：“大丈夫光明磊落，岂能靠揭发告密而求升迁？这些送书求情的人会有报应的。”于是把段文昌和李绅的信拿出来烧了，以显示自己有君子风度和宽容度量。李绅是唐高宗时宰相李敬玄的曾孙；王起是王的弟弟。此后，李德裕的“李党”和李宗闵的“牛党”展开了长达四十年的朝廷斗争。
牛党的另一重要骨干是牛僧孺。牛僧孺向来被穆宗重用，开始时担任户部侍郎。一个偶然事件使牛氏威望大增，更被穆宗信任。右骁卫将军韩公武死，其孙在分割家财时互不相让，发生争执，告到官府。穆宗亲自过问此案，令人将韩家财产出入账簿取来自己审阅，查出韩家曾贿赂过许多朝臣并得逞，这时在一本账册中又发现一行小字：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遂认牛僧孺为清官忠臣，认为可委以大任，于是立即下诏，提升牛僧孺为相。
牛党上台，李德裕马上被贬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认为自己被贬一定是牛党的李逢吉在皇上面前诬告自己，衔恨不已，从此两党结怨更深。牛党李逢吉、牛僧孺为相，又勾结太监王守澄，朝中无人敢惹。只有翰林学士李绅敢直言上谏，深为牛党忌恨，不久也被贬为江西观察使。
穆宗死后，敬宗即位。牛僧孺看不惯皇帝荒淫，宦官弄权，又不敢进谏，就干脆请命到地方去，眼不见心不烦。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牛僧孺以同平章事的身份充任武昌节度使。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二月，牛党代表李逢吉的死对头裴度入朝拜相，牛党大惧。牛党失势，李党占了上风。十月，牛党的李程被贬为河东节度使。十一月，李逢吉被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久，敬宗为宦官所杀，文宗继位。
（2）两党勾心斗角
文宗时期，两党争斗日益激化。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朝廷下诏召李德裕入朝任兵部侍郎。不久，李德裕又在裴度的举荐下任宰相。而同时，李宗闵也在宦官的帮助下出任宰相。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宗闵又荐引牛僧孺入朝，共同对抗李党。
同年，裴度因年老多病主动辞职，牛党势力占了上风。因怨恨裴度推荐李德裕任相，李宗闵置裴度对自己也有举荐之恩于不顾，撺掇文宗把裴度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月，贬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李德裕至西川以后，立即察看地形，询问军情，一个月之内，李德裕便把当地山川道路城邑全了解了。接着，又开始整修工事，精练部队，修兵缮甲，以防边地之患。吐蕃知西川有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西川稍稍安定。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吐蕃国维州副使悉怛率众开赴成都，想要投降唐朝。于是，李德裕派遣虞藏俭率兵进入维州城防守，并代理刺史一职。二十五日，李德裕奏报朝廷，并且说：“臣打算派三千未开化的羌人烧掉十三桥，随后再出兵直入吐蕃心脏地带，这不仅可以雪当年吐蕃占我边疆之耻，而且还是西川前节度使韦皋的终生之愿。”文宗把李德裕的奏折交付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百官都觉得李德裕的建议可取。唯独宰相牛僧孺说：“吐蕃疆域广阔，方圆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只等于掉了一根毫毛。近年来唐与吐蕃和好，双方约定共同罢减边防戍守兵力。朝廷一向以信义对待戎夷，假若依李德裕之言，吐蕃就会责怪朝廷不讲信用。同时，他们在原州的蔚茹川蓄养战马，布置兵锋直抵平凉原，再派骑兵一万在回中，不出三天，吐蕃兵即可直达咸阳桥头，危及长安。这时，即使在西川收复一百个维州，又有何用呢！若依李德裕之言，只能使我国丢弃诚信，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事就连平民百姓也做不出，更何况陛下您呢？”文宗认为僧孺言之有理，就下诏命李德裕归还维州给吐蕃，并逮捕送还悉怛等全部降唐人员给吐蕃，而吐蕃则非常残忍地在边境上斩杀了悉怛等人。李德裕由此更加恨牛僧孺。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被改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时西川监军王践言入朝担任枢密使，屡次上言说：“朝廷让西川捆绑归还降将悉怛等人给吐蕃，以取悦于吐蕃，这样做不好，以后就没人敢来归降朝廷了。”文宗也感到后悔，埋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依附李德裕的官员于是乘机上言说：“牛僧孺与李德裕不和，他有意不让李德裕立功。”于是文宗更加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十分不安。这天，文宗亲临延英殿，对宰相说：“什么时候天下能够太平呢？你们几位是如何作这方面的打算呢？”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固定的标准。如今边境安宁，百姓安居，虽然算不上天下大治，但也算小康了。陛下假如还不满足，在此之外追求什么太平，那是出于臣等的能力之外了。”退朝后，他对同僚说：“皇上如此责备抱怨我们，我们何必赖着做宰相呢？”于是，接连上表请求辞职。十二月初七，文宗加封牛僧孺同平章事的头衔，到淮南去做节度使。
自李德裕还朝后，得到文宗的赏职，有做宰相的希望。李宗闵害怕李德裕得势，就想方设法排挤诬陷李德裕，结果都没有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李德裕被封为宰相入朝谢恩时，文宗与他谈起朋党之事，李德裕说现在朝中朋党占朝官三分之一，文宗也表示赞同。于是李德裕就趁机大力排挤贬斥平素与自己不和的人，因此牛党逐渐失势。李德裕提拔同党郑覃为御史大夫。六月，又把李宗闵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但是李德裕的专断作风也逐渐起引了文宗的不满。这时，牛党骨干依附大宦官王守澄亦乘机入相。王守澄、奸人郑注、李训平时讨厌李德裕，并知道李宗闵是德裕死敌，便向文宗力谏宗闵入朝，以抗德裕。不久，李宗闵借机回朝又任宰相，马上着手打击李党，贬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面见文宗，申诉请求留在长安，得到文宗同意，并下诏让他改任兵部尚书。李宗闵坚决不同意，说诏书都发出去了，不能随便更改，文宗只好无奈地将李德裕任命为镇海节度使，并夺去宰相之名，牛党再度得势。此时，只要有同情李德裕的马上被贬。如牛党成员王、李汉诬陷德裕阴结漳王，图谋不轨，文宗查问，宰相路隋就说了一句公道话，把牛党惹恼了，被贬为镇海节度使。而京兆尹河南贾，则因为和李德裕有一点小矛盾，又与权臣李训、郑注友善，就被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李训、郑注二人为大宦官王守澄推荐入朝，又博取了文宗皇帝的信任，权倾一时。他们俩把持朝政，随意贬斥自己不喜欢的人，并将他们加上党争的罪名。太和九年（公元835年），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
郑注、李训事败后，文宗又逐渐起用部分被郑、李逐出朝廷的两党成员，两派的骨干分子又都回到朝中，重新掀起了朋党相争的浪潮。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李党成员陈夷行为宰相。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牛党杨嗣复、李珏同任宰相。文宗任用两党同朝执政，本意是不偏不颇，并可兼听两派之言，怎知这导致了两党为争权而展开更激烈的斗争。正是你说对我说错，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无所谓对错，皆以党派之间的爱憎为标准，如此，朝政焉能不败坏？比如说杨嗣复任宰相后，本想向皇帝推荐让李宗闵入朝为官，于是文宗临朝提议应授李宗闵一官，李党郑覃立即反对，陈夷行也起而响应，以李宗闵结朋乱政为由，让皇上不要用此小人。文宗无奈，建议给李宗闵一个州官，郑覃又说，给他一州太优待他了，让他做个州司马就不错了。牛、李两派又借此事争执不下。如此这般，每次朝中议政，不论事情大小，都要吵得一塌糊涂。宰相分为两派，导致皇帝无从听信。这种朋党争斗，文宗十分头痛，每每对人哀叹：“朋党之祸，甚于河北贼寇呀！”开成四年（公元839年），郑覃、陈夷行因直言得罪了文宗，双双罢相。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死，武宗继位。
（3）势力此起彼伏
武宗欣赏李德裕的才干，上台后便着手起用李党一派，并使牛党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相，牛党又一时失势。接着，武宗又诏令李德裕入朝拜相。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陈夷行亦拜为宰相。
武宗本为颍王，为大宦官仇士良等拥立，因此对本想拥戴安王或陈王的杨嗣复、李珏非常忌恨。如今将二人贬斥仍不解恨，又将他们再贬出朝，杨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李珏为桂管观察使。不久，在仇士良的怂勇下，武宗打算干脆斩草除根。李德裕闻知此事，立即入朝力谏武宗收回成命，免二人死罪。武宗勉强答应，但又将二人再次贬官了事。
武宗一朝，李党势力达到顶峰。而且李德裕主张加强皇权，修整军备，削平叛乱，打击佛教势力。在李德裕的主持下，武宗时政治上略见起色。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刘从谏去世。刘稹封锁信息，不为刘从谏治丧。王协替刘稹谋划说：“当年你叔父取得节度使官位，就是靠贿赂朝廷使者，不与边邻作对，却暗中做防备。如今，你不如照样行事，必可逼朝廷下诏册封你。”于是，刘稹命押牙姜向朝廷上奏，请求派宫廷中著名的医生为刘从谏治病。武宗于是派宦官解朝政携御医前来探望。刘稹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说刘从谏身得疾病，请求朝廷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留后。武宗于是再派供奉官薛士干出使昭义，传达武宗的旨意说：“朝廷为刘从谏着想，让他去洛阳治病，并让刘从谏命刘稹到京城朝拜，朝廷必定待他不薄。”但刘稹没听。
唐武宗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置昭义的事宜，多数宰相认为：“回鹘之乱未平，边境兵事紧急，如今，又要征讨昭义，恐怕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因此，请求任命刘稹暂为昭义留后。”这种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仅有宰相李德裕说：“昭义的情况跟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割据跋扈的藩镇不同。河朔处地偏远，朝廷鞭长莫及，前朝陛下也就听之任之了。可昭义近在天子脚下，昭义的将士向来以忠义而闻名，并且曾经在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出兵击退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叛乱，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又擒拿本镇的叛将卢从史。从前，昭义节度使多由文官担任。如李抱真最初组建昭义的军队，有很大的功劳，德宗尚且不让其子继位，而是命其回归故里。后来，敬宗不理朝政，而同时宰相也鼠目寸光，因而，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专断无理，看不起朝廷，还上表威胁说要叛乱。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私自让自己的侄子掌兵权，如果朝廷又沿袭过去的惯例，任命刘稹为节度使，那么，全国各地会纷纷效法。这样一来，皇上的威严和诏令也就难以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武宗问：“卿有何良策可降服刘稹？”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赖的是河朔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割据藩镇。如能瓦解其援军，则可不战而胜。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成德跟魏博，向两镇的节度使王元逵、何弘敬转达皇上的旨意，言明允许他们世袭而与昭义不同。并且，朝廷准备出兵讨伐昭义，但不打算派禁军攻打昭义在太行山以东的邢、 、磁三州，而命成德和魏博两镇攻讨；同时向两镇许诺，攻下三州后，重重有赏。若成德和魏博听从朝廷的命令，不从旁妨碍官军的行动，那么，刘稹肯定会被官军擒获！”武宗大喜，说：“我正好和你想法一样，我一定会坚持到底。”于是，武宗决心讨伐刘稹，百官再有人上言劝阻，武宗不再听取。李德裕协助武宗运筹帷幄，选将任能，最终平定了刘稹之乱，收复了泽、潞一带，朝廷的威望一时大增。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一些将领想趁回鹘内乱之机攻讨回鹘，又是李德裕从大局出发，阻止了这次与回鹘的战事。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李德裕奏报李宗闵曾与刘从谏交往，欲行不轨，于是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李德裕又密奏牛僧孺对武宗贬李宗闵不满，导致牛僧孺被贬为太子少保，李宗闵也再贬为漳州刺史。当月，再贬牛为汀州刺史，李为漳州长史。十一月，再贬牛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创造了罕见的一月贬官三次的纪录，由此可见两党之恨已痛入骨髓，刻骨铭心。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继位，李德裕任冢宰。宣宗早就对李德裕的专横不满。宣宗登基之日，德裕奉册侍立一边。仪式结束后，宣宗跟左右说道：“刚才朕登基时看到李德裕就浑身不自在。”众人便知李德裕即将失势。
四月，宣宗听政，一上台便宣布贬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李氏在位日久，位重有功，谁也没想到宣宗如此大胆，于是群情惊骇。没过多久，宣宗更将李党的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尹薛元龟贬至地方，同时起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相。白敏中上台后，立即援引牛党成员，于是被贬斥的牛僧孺、崔珙、李宗闵、杨嗣复、李珏等同日北迁。其后几个月内，李德裕先后被贬为东都留守，太子少保。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九月，前永宁尉吴汝纳为其弟吴湘喊冤，控告李绅与李德裕欺瞒武宗，枉杀吴湘。牛党又借此机会把李德裕贬到潮州做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再贬德裕为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一月，李德裕死于贬所，李党势力瓦解，牛李党争方告结束。
唐代党争，既有传统士族与庶族斗争的一面，又混入了大官僚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它与以往的建立在世袭爵位上的斗争所不同之处。争斗中，两派都援引宦官作靠山，一旦得势，便不遗余力地排挤政敌，拉帮结派，演变成为掌权而进行的互相倾轧，并不像庶族与士族斗争时带有一定积极意义。其结果只能使固有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4）两党之分歧
具体地说，两派之间的确存在许多分歧。
例如，在对待科举制的问题上，两党态度根本不同。由于科举的关系，使得许多下层地主可以掌握中央政权。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同期登第的称同年，考生与主考官之间称门生和座主，他们之间互相支持帮助，形成新的官僚集团，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共同排挤旧世族。而李党骨干李德裕出身公卿家庭，世代为高官达六朝，出身高贵。他自恃出身高门，瞧不起寒门子弟，因耻于与众生同试科举，就走了门荫入仕这条路子。他一贯主张朝廷显官应由公卿子弟担任，其党徒郑覃亦力倡此说，并且常引陈后主、隋炀帝等弄文亡国的例子来中伤科举制度。加上此时科举制受腐败政治的影响，屡有舞弊现象，于是李党对此更抓住不放，拼命抨击。
在对待藩镇问题上，两党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藩镇割据与藩镇战争是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纷争，两党就藩帅叛乱提出的对策也大相径庭。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就力主摧抑藩镇势力，因此在宪宗时唐朝曾一度统一。武宗时，李德裕力主征讨刘稹之乱，终于收复了泽、潞之地。李党这些措施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历史进步的。牛党在这一问题上与李党主张恰恰相反。由于牛党一派与地方节度使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他们对藩镇一贯采取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牛党不仅不支持讨伐藩镇，还百般阻挠。对于藩镇叛乱，牛党主张“因而抚之”，反对征讨。如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杨志诚作乱，驱逐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对此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息事宁人。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幽州军赶走杨志诚，推举史元忠为留后，牛党对此又表示承认。
另外，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两派也存在明显分歧。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李德裕主持在全国展开毁佛大行动。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迅速发展。唐代武则天起，大肆尊佛，致使佛寺、僧尼遍天下，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这早已被许多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所认识，并极力主张抑制佛教发展。这次毁佛，拆毁绝大多数寺院、兰若，勒令绝大多数僧尼还俗，并收缴了天下佛像，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势力，史称“会昌毁佛”。牛党对此不以为然。在不久后，牛党借上台之机废止了禁佛令，使佛教又一次蓬勃发展起来。
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两党作法又出奇的一致，都不约而同地拉拢宦官作后台。如李逢吉、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是靠着宦官的关系当上宰相的。由于宦官是他们的靠山，他们也就不打击最腐朽本该清除的宦官势力，相反却为宦官弄权充当代言人。
牛李党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待科举问题上，牛党的观点优于李党。在对待藩镇的问题，李党的主张又优于牛党。从有利于封建国家发展来看，李党在佛教上的观点也优于牛党。因此评价牛李两党之争，谁是谁非，只能就事论事，想下一个谁优于谁的结论很难。
唐代后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政局极为混乱。党争更使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同时为一己之利而排除异己之风大行其道，愈发加深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得统一的大唐帝国最终瓦解。
10.裘甫起义
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八月，裘甫被杀，起义失败。
（1）裘甫败王师
唐代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课役不均，政治黑暗，促使唐末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被封建国家苛刻的掠夺压榨和地主对他们土地的疯狂兼并逼得活不下去了。浙东地区本是富庶之乡，唐代自宣宗起就将这一地区作为财富的重点搜刮地区，所以浙东地区的农民受到了更多的盘剥压榨。由于唐政府在浙东的军兵少，又久不习战，所以战斗力很差。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唐末农民起义首先在浙东地区爆发。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宣宗去世，懿宗即位。在朝中忙着皇位替换的时候，民间也在酝酿着一场风暴。当年十二月，象山县被原浙江盗贼头子裘甫率众攻陷，官军也多次被裘甫军击溃，明州的城门白天都紧紧关闭。当裘甫率众进逼剡县时，所率部众已达一百多人，弄得浙东地区一片骚动。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派遣讨击副使刘、副将范居植率兵三百，以协助台州官军一同镇压裘甫军。
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正月，刘、范居植在桐柏观被裘甫击溃，范居植败死，刘只身逃跑。到十四日时，裘甫已顺势率一千多人拿下剡县。裘甫开府库，招壮士，队伍迅速增加为几千人，威震越州。当时两浙地区由于长期平安无事，军士早已疏于战争，武器甲杖也都腐朽锈钝，现役士卒不满三百人；浙江观察使郑祗德所招募的新兵全是被人贿赂而替代别人的软弱无能的人。郑祗德派遣部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率领新兵五百人去袭击裘甫。二月初十，官军在剡县以西与裘甫军遭遇，裘甫军在三溪之南设下埋伏，而在三溪之北虚摆阵势，同时把溪水堵上，使下游能够让人涉水而过。战斗开始后，裘甫军假装战败而退，引官军前来追随。当到达溪水下游，一半官军渡过溪水时，裘甫军打开上游的堵水闸，大水汹涌而来，将官兵冲了个落花流水，三个将领全部毙命，部下官军几乎全部丧命。在裘甫大败官军之后，附近民众和其他地方的饥民流民，从四面云集于裘甫的旗帜之下，部众发展到三万余人，并分为三十二个队。其中，刘是小队帅中最有谋略的，刘庆、刘从简是其中最有武勇之气的。各地农民从很远的地方向裘甫通信送款，请求到裘甫麾下战斗。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称罗平，铸造的大印上刻着天平。他还聚积了大量的粮食资财，雇请优良的工匠，制造军用器械，其声势之大甚至使中原为之震惊。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一再向朝廷上表告急，同时求救于相邻各道。浙西道派遣牙将凌茂贞率领四百人、宣歙镇派遣牙将白琮率领三百人赶往援救。开始时，郑祗德将援军派往城郭大门外和东小江边驻扎，后来又召他们到帅府守卫。郑祗德大肆犒赏援军，所赏钱物竟是朝廷发给的军饷的十四倍，而宣州、润州的将士仍然不满足。宣、润二州将士要当地士兵做先导，好征讨裘甫军。当地守将却有的装病，有的又故意从马上掉下来，而愿意出征的又要求加饷，以致竟派不出可以出征的军队。裘甫军的游骑来到平水以东的小江，浙东城中士民预备好船只，带上粮食，从夜晚一直坐到天亮，各自找办法逃散。
朝廷决定派人撤换怯懦无能的郑祗德。有人提议让前安前南都王式担当此任，得到几个宰相的认可。于是王式被任命为浙东观察使，郑祗德充任太子宾客。
三月，王式应召入朝，懿宗问他：“讨贼有何方略？”王式说：“只要兵多，就能破敌。”站在一旁的宦官说：“征军太多，国家将不堪重负。要尽量做到少出兵，少花钱才好。”王式辩解说：“兵少了怎么能打赢？浙东邻近江淮，局面拖长了，如果影响到江淮，造成交通断绝，这样一来，从皇上的花销到将士们的粮饷从哪儿来呢？那时损失就不是一点点军费的问题了。”懿宗表态说：“应该给他派兵。”然后诏令征发忠武、义成、淮南这几道的兵力，给王式率领。
裘甫派兵分别攻打衢州、婺州。婺州军府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之一的方景深等人领军坚守险要地点，使裘甫军无法破城。裘甫又分兵攻掠明州，明州的民众聚集在一起谋划说：“贼军要杀进城内，我们自己都会变成肉酱，何况家中财物，就更加难保了！”于是争相捐出自己的财产来招募勇士，制造兵器枪械，建造栅栏，疏浚壕沟，破坏要道准备守城池。裘甫又派兵攻掠台州，攻破唐兴县。十九日，裘甫亲领一万大军攻破上虞县，把县城也焚毁了。二十三日，裘甫率军攻入余姚县，杀县丞、县尉；再向东进军，在攻下慈溪县之后，又开进奉化县，然后进入宁海县，不仅将宁海县令杀死，并将宁海县城占领；还分一部分军队围攻象山县。裘甫军队将所到之地的少壮居民俘虏，又将老弱居民全部杀死。
当王式任浙东观察使的委任文书颁发下后，浙东地区的人心才稍微安定。裘甫在得知王式到来时，正在与部下饮酒，他感到很郁闷。刘感叹地说：“我们有如此众多的军队，而战略计划还没有制定，实在是可惜！可如今朝廷又派王式来镇压。我听说这个人文武双全，无人能及，不出四十天他肯定到这儿。裘将军您应该赶快率领军队攻取越州，凭借越州城墙高大的优势，把官府的仓库占了，再派遣五千军队驻守西陵，沿浙江修筑堡垒，来抵御王式军队。另外要加紧准备大量船只，一有机会，就率领大军长驱进取浙西，渡过长江，到扬州掠取珠宝财物来作为军资费用。回军后，修缮石头城坚守，这时，肯定有宣歙、江西地区的人起来响应。您再派遣刘从简率领军队一万人沿海南征，攻取福建。这样的话，我们就掌 握了朝廷的大部分贡赋，虽然说我们的子孙恐怕不能守住东南半壁山河，可我们自己是够享用了。”裘甫说：“你喝醉了。明天再商议吧！”刘听了十分恼怒，但又不好发作，就托醉出去了。有一位名叫王辂的唐朝进士在裘甫军中被裘甫奉为宾客。王辂对裘甫说：“刘副使之言是依照当年孙权所做的割据江东的事业而说的。但孙权是乘天下大乱的机会才得以割据江东。而如今天下太平，想要划江称帝可难啊！不如率领部众去占据险要地方，负隅顽抗，陆上耕种，海中捕鱼，危急时入海避难，这才是万全之策。”裘甫畏惧王式，久久没有定论。
（2）王式擒裘甫
四月中旬，王式来到越州城。在权力接交后为郑祗德设置的酒宴上，王式说：“从今天开始由我主持军政，我不能饮酒，还请监军代我陪各位痛饮，不醉不归。”到了晚上点燃蜡烛，继续酒宴。第二天，又为郑祗德饯行，又喝了个痛快淋漓，从此严明军令。王式恩威并施，既笼络了人心也慑服了人心。说军饷不足的人，要求提升职务的人都不作声了，称病居家不出的人病都好了。
裘甫的另外两个军师洪师简、许会能领军投降了官兵。王式利用这支部队，要他们作攻打裘甫军的先锋，还答应若有战功，就上报告朝廷封他们官职。
在此之前，裘甫的探子经常出入越州城。军士们秘密供养这些探子，想为以后万一城破时，给自己准备退路。有的甚至还带农民军将领来假降，而其真实目的是窥探城中的虚实，这样，城中秘密计划都被农民军打探到了。王式知道后，访察到农民军探子就抓起来杀掉，还查办了一些将吏；同时把城门的警卫也控制起来。如无证明，就不准出入，夜晚的城防出入尤其严格。所以自此农民军就不能了解官军的动向了。
王式为了收买人心，命令各县打开粮仓救济贫民。
唐官军缺少骑兵，王式说：“江淮有许多被发配的吐蕃、回鹘的俘虏。这些人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中生活惯了，精于骑射，我们可以利用他们来做骑兵。”于是到官府查明名籍，得到骁勇强健的吐蕃族、回鹘族人一百余。这些远离家乡的俘虏们，因这么长时间被看管，再加上看管他们的军吏对他们凶恶狠毒，所以他们的生活陷于贫困交加之中。王式将他们召来后既供酒食，又接济他们的父母妻儿，所以他们全都感谢王式，愿意为他出战。王式将他们配为骑兵，并把他们交给骑兵将领石宗本率领。凡是流放在越州管辖境内的吐蕃、回鹘族人均按照这种办法招募来。同时，又上书得到了汝州龙陂监的好马二百匹，于是骑兵充足了。
准备好骑兵之后，又整顿土团。越州城没有防守的军队，于是王式便借了一千多人补充土团，接着命令宣歙军将白琮、浙江军将凌茂贞率本军，北来将领韩宗政等率土团，合起来约一千人。这路军由石宗本率骑兵做先锋，由上虞直奔奉化，以解象山之围，被称为东路军；义成军将白宗建、忠武军将游君楚、淮南军将万与台州唐兴军合在一起，号称南路军，准备与农民军作战。
然而此时农民军却碌碌无为，农民军在政治、军事上与官兵的对比中越来越处下风。
四月二十三日，南路军攻陷裘甫设在沃州的军寨。二十四日，官军将剡县境内的新昌寨拿下，并击败农民将领毛应天，到达唐兴。
五月，双方交战，官军东路军在宁海得手，农民军接连失利。接着刘、毛应天又被官军南路军在唐兴南谷击败，毛应天被杀。
一开始，王式因为士兵少，向唐懿宗上书请求再派发忠武军、义成军、昭义军作援军，唐懿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忠武、义成、昭义三道兵来到越州，王式命令忠武军将领张茵率领三百人驻扎于唐兴县，将裘甫军南逃道路切断；命令义成军将领高罗锐率领三百人，加上台州地方军队，直接赶到宁海县，进攻裘甫军的大本营；命令昭义军将领跌率领四百人，去加强东路军，将裘甫军进入明州的路切断。十一日，南路军在海游镇大破裘甫军，裘甫军队逃入甬溪洞。十九日，唐朝官军在洞口屯积驻扎了大量士兵，裘甫出洞交战，又被击败。第二天，高罗锐袭击裘甫部将刘平天的营寨，将营寨攻破。到这个时候为止，唐官军的各路军队与裘甫军打了十九仗，裘甫军全都被打败了。刘对裘甫说：“如果您能听从我的谋划，进入越州，哪会有今天这样的困境呢！”王辂等几个唐朝科举入第的进士在裘甫军中都是小官，刘说：“破坏了我的计划，全是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的错！”说着就把他们给斩了。
高罗锐拿下了宁海县，并将逃散在外的平民百姓集结起来，得到了七千多人。王式说：“贼军饥窘交迫，肯定会向大海逃去。要是让他们得逞，我们就很难马上抓到他们了。”于是命令高罗锐率军驻守于海上，又命令望海镇将领云思益、浙西将领王克容率领水军巡逻于海岸水际。云思益等率水军在宁海以东海面与裘甫军将领刘从简所率船队遭遇，裘甫对官军水师这么快赶到根本没有心理准备，都将船抛弃，上岸逃入山谷。弃船全部被云思益所率水军缴获烧毁。王式说：“贼军已无路可逃，只有黄罕岭可以进入剡县，只是遗憾黄罕岭无军把守。不过，我还是可以抓到裘甫的！”裘甫在失去宁海之后，只好率领部下徒众一万余人屯驻宁海县西南六十余里处的南陈馆下。二十二日，东路军在宁海西北四十里的上村击败裘甫军将领孙马骑的部队，农民军将领王皋被官军吓怕了，请求投降。
七天以后，唐浙东东路军在南陈馆大破裘军，斩首数千人，裘甫军在道路上扔满了丝绸币缯，妄图借此来延缓官军的迫击。跌对士兵下命令：“贪恋财物、顾盼不前者斩而无赦！”于是官军士兵没有人敢违犯。农民军果然从黄罕岭逃去。六月初五，再入剡县。农民军诸将见不到裘甫，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唐义成镇将张茵在唐兴县曾获俘虏，将要对他用刑，俘虏说：“贼军已进入剡县。你如果能放了我，我就带你去找裘甫。”张茵答应了他。张茵跟在俘虏后面，比裘甫晚一天到达剡县，只好驻扎于剡县东南筑垒内。裘甫进入剡县城，官军府探知情报后感到十分惊慌，王式说：“裘甫贼是送命来了！”于是命令东、南两路军到剡县来会合，十二日，将剡县城团团围住。无奈城防坚固，农民军顽强抵抗，官军多次攻城都不能奏效。王式部下诸将议论断绝溪水，渴死城内人。裘甫得知官军要断绝其水源，于是出城作战。三天内共交战八十三次，农民军、官军都极度困乏。裘甫贼军请求投降，王式部下诸将向王式报告，王式说：“裘甫只是拖延时间以求喘息罢了。我们千万不可马虎大意，大功马上就可到手了。”裘甫军果然再出城，又与官军交战了三次。二十一日，裘甫、刘、刘庆率百余人出城，并远远地对官军诸将喊话，请求投降。于是官兵迅速赶到城下，将裘甫等人的后路切断，并且擒获了裘甫等百多人。二十三日，裘甫等人被押送到越州，刘、刘庆等二十余人被王式下令腰斩，裘甫被锁到监车里并被押送到京师长安去报功。
剡城虽未被攻下，然而裘甫已被俘劫，官军因而就放松了对剡城的包围，于是刘从简得以借机率五百壮士突围逃去。诸将追至大兰山，刘从简在此据险防守。七月九日，刘从简的最后阵地也失去。台州刺史李师望放话说，农民军将士谁能捕杀别的农民军报功就可以自赎。他通过此法，先后招降了几百人，有人把刘从简的首级献给李师望。至此，浙东农民起义在持续八个月之后终于被镇压下去。
八月，裘甫被解送长安，在东市处斩。
这次农民起义本来有机会发展得更强大的，但由于裘甫在有利的时机未能采取积极进取的方针，因而给了朝廷喘息的机会而得以调整战略。当王式组织政治、军事力量的同时，裘甫却无所作为，任由敌人力量发展，最终由于力量差距太大，无法挽回失败的局面。
唐朝镇压了裘甫起义，并没有使社会基本矛盾得到缓解。八年之后，规模更大的徐宿农民起义又爆发了。
11.吐蕃衰乱
从公元六世纪初至九世纪中，三百年间，吐蕃屡次骚扰唐西北边境，多亏唐政府的长期不懈的抵抗，最终才取得胜利。而自此吐蕃也国势衰微，难以对唐造成威胁了。
（1）论恐热举兵
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乘唐朝国势衰微多次大举入侵骚扰。唐政府尽了全力，才凭着剿灭和招抚的手段把局面勉强维持下来。
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吐蕃彝泰赞普死。彝泰生前体弱多病，不能理政，做了二十多年的赞普，都是把国政委托给臣下，所以吐蕃也是国力不振，攻伐不力，只能自保。因此，多年来唐朝边境晏然，边民安居乐业。
彝泰死后，其弟达磨被立为赞普。达磨是个残暴荒淫的君主，整天不理国政而醉心于田猎，招致国人的许多不满，加之此时灾异频繁，国中地震，岷山山崩，平地涌泉，且人牲瘟疫流行，尸体满路，人们都觉得这是因为达磨无道，所以才招来上天的惩罚，自此人心更加离散。
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达磨赞普死，吐蕃派论普热入唐告丧。于是将作少监李奉武宗的命令作为吊祭使到吐蕃去吊唁。
当初，吐蕃国有一个大臣靠阿谀谄媚而十分得达磨的宠幸，被达磨任命为宰相。达磨死后无子，这个佞相就把达磨的妃子氏的侄子乞离胡奉为赞普。新赞普即位仅仅三年，这个宰相就和氏联合起来把持朝政，还把吐蕃的十来个老臣都排斥掉，不让他们过问朝政。于是，首席宰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下拜，说：“赞普有那么多同宗后代，却把赞普的位子让氏家的人了，人民怎么会服从他呢？若他死了，鬼神又有谁愿意祭祀他呢？看来，我们离亡国不远了。近年来天灾与怪异的现象不断发生，也是这个原因。恨只恨我手里没权，不能匡正朝纲，也只有以死来报答达磨赞普的恩德了！”于是，拔刀割脸流血，表示对达磨的忠诚，然后痛哭而出。恼羞成怒的那个宰相马上杀死了他，还把他的家族也杀光了。此举招来了全体吐蕃人的愤恨。与此同时，乞离胡甚至不派遣使者到唐朝来请求正式册立他为赞普。
吐蕃国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生性残忍，阴险狡诈，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把手下将士召集起来说：“叛贼不立达磨赞普的宗族后代，反而拥立氏兄弟的儿子，还残杀忠良大臣来威胁群臣，并且直到现在还未得到大唐皇帝的正式册命，有什么资格做赞普呢？现在，我要和你们一起共举义兵，诛讨氏和当权的宰相，来匡正朝纲。况且天助得道者，所以我们兴举义兵，肯定会大功告成。”接着，论恐热又去劝说居住在周围的三个部落，获得一万骑兵。这一年，论恐热自封为宰相，并纠集吐蕃国青海节度使一起发兵攻打氏一党。
大军行至渭州，与氏国相尚思罗军相遇。尚思罗被打得大败，向西松州方向逃去，丢下了许多辎重。头脑发热的论恐热嫌不解气，在渭州大开杀戒，抢掠财物。尚思罗不甘失败，又纠合了苏毗、吐谷浑、羊同等部落八万人在洮水与论恐热军隔河对峙，并把桥烧掉以阻止敌方袭击。论恐热便隔河对不明真相的苏毗等部落民众进行说服瓦解：“现在奸臣当道，先天派我来讨伐无道，你们不仅不替天行道，反而还助纣为虐。如今我是宰相，率大军前来讨贼，你们若不弃暗投明，小心灭你全部落！”论恐热之言，果然令苏毗等无心再战，于是，论恐热乘机率军过河，结果苏毗等投降，尚思罗刚想逃命，就被赶上来的追兵杀掉了。论恐热把他的十万部众全部收编，然后又大开杀戒。自渭州至松州，一路之上，所过之地残破不堪，尸横遍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