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李世民划定了功臣的爵位，命陈叔达当面宣读，征求功臣的意见。这时，有功的将领纷纷争取功名。淮安王李神通首当其冲：“高祖举义旗于太原，是我率领众人率先在关中响应；而房玄龄、杜如晦等只是一些文臣，今日爵位却居我之上，臣心中实在不平。”太宗道：“义旗初起，虽然是叔父您首先响应，但也为自己避祸。后来与窦建德战于山东，全军覆没。看到刘黑闼起兵，您又率先撤退逃窜。玄龄帷幄运筹，坐安社稷，论功行赏，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均在您之上。叔父是皇家至亲，我对您非常尊敬，但不能因徇私情而滥赏啊！”一席话说得神通等人心悦诚服。原秦王府旧人中没升官的也有怨言，说我们侍奉陛下多年，今日封官反不如原李元吉、李建成的手下人。房玄龄将此事告诉太宗，太宗解释道：“只有大公无私，这样的帝王才能服天下人心。朕与诸公的衣食，都取之于百姓。因此设置官职，应为百姓着想，任人唯贤，怎能以新旧为先后呢？”
不久，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杜绝偷盗行为，有的主张用严刑重法禁止，太宗认为不可，并说：“民所以为盗，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苛刻，饥寒交迫，才不顾廉耻呀！ 朕要轻徭薄赋，节省开支，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自然不去为盗，这样严刑重法根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他还对群臣说：“君靠国家，国家靠百姓。苛刻地剥削百姓供奉君主就像自己割自己的肉吃，结果只能自取灭亡，君富而国亡。因此人君的祸患不是外来的，而都是由自身引起的：贪图享乐只有浪费钱财；浪费钱财则赋税苛重；赋税苛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机；国家危机则君主灭亡。这一道理经常在我脑海里出现，因此不敢纵欲。”十二月，益州大都奏獠人反叛，督请发兵镇压。太宗道：“獠人依据山林，有时抢掠，是其习俗。如果地方官能以恩信抚慰，獠人自然降服，怎可妄加杀戮轻动干戈？”
太宗励精图治，他闻听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是一位贤明之人，便召见访问为政之道。张玄素认为：“隋朝不信任群臣，皇帝个人独揽大权，大臣们惧怕，只知遵命照办而已。处理天下如此繁杂的政务却仅仅凭借一个人的智慧，即使得失各半，也已经谬误百出了。况且这导致下面讨好奉迎，上面孤陋寡闻，岂有不亡之理！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大胆使用，根据他做事的效果进行赏罚，何愁不治！此外，臣观隋末大乱，其实想争天下的不过十余人而已，大多数都为了保全宗族妻子，等待有道明君的出现。可知百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好乱，问题是人主不能使之安居乐业。”太宗听罢很是赞赏，张玄素也立即被提升为侍御史。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太宗设宴款待群臣，命奏《秦王破阵乐》。席间太宗道：“朕从前受命征伐，这支曲子便在民间流传，虽非文德雅乐，但功业也确是由此而成。因此奏此乐以示不敢忘本。”封德彝附合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怎能与您的武功相比呢？”太宗却又说：“平定战乱靠的是武力，而治理天下则需要有文德，文武之用，都有它们各自适合的时候。你说文不及武，此言差矣！”
不久，御史大夫杜淹面奏：“诸司衙门的文件，恐怕有差误，请让御史们检查。”太宗向封德彝询问他的看法。封德彝答道：“设官分职，各有权限。违法乱纪的现象如果出现的话，御史自应弹劾。若遍历诸司，查找疵漏，恐太繁琐。”杜淹听后默默无语。太宗问杜淹为何不再论奏？ 杜淹答道：“天下之事，都有其理，如果是正确的，就应该听从。封德彝所言，比较符合执政的道理，令臣心服，不敢妄自评价。”太宗听罢大悦，说：“你们如果都是这样，朕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闰三月，太宗对太子少师萧道：“射箭是我年少时喜爱的活动，得到十余张良弓，自认为是天下的极品。最近拿给弓匠看，他却说全不是好弓。朕问为何？ 回答道：‘用来作弓的木头，木心不直，脉络偏邪，虽然弓的力道强劲，但发出的箭不直。’朕这时才明白从前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好弓箭。朕以弓箭定四方，并不能把握其好坏程度，何况天下事，怎能无一不晓呢？”遂命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在中书省内轮流值班，并多次召见，访问政事得失及民间疾苦。
五月，有人上书请清除佞臣。太宗问佞臣是谁？ 这人答道：“臣居住在偏远的草野之地，不能确切知道是谁。但望陛下与群臣商议政事时佯装大怒，凡是执理不屈的，就是直臣；而畏首畏尾，不敢与您争辩的，就是佞臣。”太宗道：“君是源，臣是流，源头浑浊却想要下游清澈，是不可能的。君若自身欺诈臣子，怎能要求臣下正直呢！朕正以诚治天下，不能采纳你的权术。”十二月，尚书右丞魏征被告发违法庇护亲属，太宗让御史大夫温彦博审查，结果发现根据没有事实。但彦博奏道：“魏征平日不拘小节，才引起这样的嫌疑。虽然心中大公无私，这点也应责备。”太宗遂叫温彦博告诫魏征今后要谨小慎微。不久，魏征进谏，对太宗严肃地说：“臣听说君臣同体，应以诚相待。若上下都不为国家社稷着想，只谨小慎微地躲避嫌疑，就难以预料国家的兴亡了。陛下的告诫臣实不敢苟同。”太宗突然明白过来，说：“我已知错了。”魏征又道：“臣有幸侍奉陛下，请让我成为一名良臣，而不是一名忠臣。”太宗困惑不解地问：“良臣、忠臣间还有区别吗？”魏征答道：“契、稷、皋陶（传说中辅佐尧、舜、禹的大臣）是良臣，龙逢（夏桀的大臣）、比干（商纣的大臣）是忠臣。良臣与君同心协力，自身获得赞誉，君主的名号得以显扬天下，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面折廷诤，诛戮身体，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由此而言，相差甚远。”太宗连忙称道，并赐绢五百匹。
（2）君心若镜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道：“国家置门下、中书两省，意在相互制约。如果中书省草拟的诏敕有什么闪失，门下省本应加以驳正。人的见解，互有差异，彼此辩论，求取正确；己错从人，有何关系？近来有的因护短饰非，相互怨恨；有的为避免私怨，知错不纠。只顾一个人的情面，不惜造成万民的大祸患，这是亡国之政。隋炀帝时，内外官员一味奉迎阿谀，当时都自以为聪明，祸不及身，待至天下大乱，家国两亡。即使有少数侥幸得免，也是受到各种群众的舆论谴责，遗臭万年。望你们大公无私，不要学炀帝朝的官员。”
太宗还对侍臣说：“朕听说西域客商得到上等珍珠，就不惜剖开身体来隐藏。真有这样的事吗？”侍臣回答有。太宗又说：“人们都知道嘲笑他们爱珍珠超过爱自己的身体。但官吏贪赃获罪，与帝王纵欲亡国，这些人同那些客商不一样可笑吗？”魏征道：“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人有好忘事的，迁居后就忘记了自己妻子的模样。’孔子说：‘还有更严重的，桀、纣连自己也无法确定。’孔子之语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太宗紧接着说：“正是这样，朕与诸公要同心协力，以免被别人耻笑。”
一次，太宗在与臣子谈话时，论及山东人、关中人，意中流露出褒后者而贬前者（因太宗是关中人）。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要以四海为家，不应被狭隘的地域思想所限制。”太宗连连称对，并厚加赏赐。自此每有大政，他经常出现在参预商讨的人中。
这年，太宗还对侍臣道：“我发现从古以来帝王都是以仁义治天下，国祚久长，以法治天下的，虽救弊于一时，灭亡失败也很迅速。前代成败，足可借鉴。我现在的治国之道是仁义诚信，以改变近代浇薄之风。”黄门侍郎王说：“天下战乱破坏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俗，这是万代宏福。但治理国家必得贤才。”太宗道：“我对于贤德之人的倾慕，真是梦寐以求！”给事中杜正伦紧接着说：“当世必定存在着有才之人，只看陛下能否选用，您又何必非要都在梦中寻找呢！”太宗深表赞同。次年，太宗以“仁义”治国初现成效，他对侍臣们说：“朕原以为乱世之后风俗难移，近观百姓渐知廉耻，盗贼日稀，官民奉法，才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因此，治国之道，必须仁义相待，示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这样，百姓自然安定，国家自然安定。望诸公与朕共行此事。”
太宗执政的二十多年中，君臣在政治实践中就这样不断探求治道，并且在政治实践中将这些理论逐一实现。他们讨论治道的重点是君道，其次是臣道，以推行儒家的仁政为核心。在仁政思想的指导下，宽缓刑罚，勤政爱民，从而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贞观之治”。宋人范祖禹评论唐太宗的治道为“凭着武力治理混乱，凭着仁慈取胜残弱”。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说：“太宗为君，魏征为相，以仁义治理国家，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辩归诚，不待尧、舜、汤、武也。”
3.太宗谕大臣直谏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太宗下诏，希望群臣应以炀帝朝政为戒，若事有得失，尽可直谏。
（1）太宗求谏
“贞观之治”的开明性最为人们称赞，这种开明性集中表现在太宗一朝大臣能够直言进谏，而皇帝也能认真听取。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二十余年间谏臣盈庭、进谏成风。进谏不仅仅局限于朝廷众多大臣，还有皇后、妃嫔、太子，乃至平民百姓；而太宗从谏如流，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中也是前所未有的。
唐太宗即位后不久，就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要求群臣直谏。他说：“人欲自照，须有明镜；君欲知过，必靠忠臣。如果君王自恃英明神勇，臣子也不加以谏诤，国家必然会迅速走上败亡之路。而君失其国，大臣也无法自保。隋炀帝残暴，臣下钳口；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罪恶，以至亡国；虞世基等专门奉迎吹嘘的奸佞臣子随后也被杀死。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望诸公每见朕行事不利于百姓处，千万极言规谏。”太宗还察觉由于自己表情严肃，使百官朝见时无法直言，有碍进谏，于是主动改正。每见人奏事，必和颜悦色，使对方畅所欲言，自己则从谏诤中得知政策的失误、成功所在。
这一年，太宗还一再向侍臣求谏说：“明君用佞臣，国家就无法治理好；良臣侍奉昏君，结果同前边也一样。只有君明臣贤，如鱼得水，四海才能安定。虽然我不是什么明君，但有幸得到诸公的辅佐，恳望能直言极谏，这样天下才能安定。”这时谏议大夫王道：“臣闻木从绳则直，君从谏则圣，因此古代圣主必有诤人七人，如果皇帝不听从，则以死谏诤。您拥有大海一样宽广的胸襟，向臣下主动求谏，臣等处不讳之朝，怎敢不竭心尽智。”太宗非常高兴，下令宰相入宫商讨国家大事时，一定要叫谏官随入，参与政事的决策。如果谏官指出朝政得失，太宗总是虚心听取。
九月，太宗让大臣推荐人才，宰相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邸怀道。太宗问此人擅长什么，有什么优点？ 杜淹答道：“炀帝去江都的决心已定，故意召百官问留居洛阳和到江都哪个为好？ 大臣惧怕炀帝，当时只有身任吏部主事小官的邸怀道敢说不可去江都。这是臣亲眼目睹的事。”太宗问：“既然你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自己为何不诤谏？”杜淹答道：“臣当时不居重任，自知炀帝不会纳谏。”太宗又问道：“卿知炀帝不可谏，为什么还要做他的下臣呢？ 既在其朝为官，又为何不谏？ 在隋朝为官之时，还可说位卑，后出仕王世充，官高位尊，为何也不谏诤？”杜淹说：“我并不是没有劝谏王世充，但他不听从啊！”太宗道：“世充若贤而纳谏，国家就不会灭亡了；若暴而拒谏，卿怎会免祸？”杜淹沉默不答。太宗这时才转入正题道：“卿今日身为宰相，官高位尊，这样可以直言进谏了吧！”杜淹立即答道：“愿尽死力进谏。”太宗开怀大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向周围的臣下问道：“明君思短而益善，昏君护短而益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掩饰自己的短处而拒绝纳谏，也实在难以进谏。虞世基不敢进言，或许不应深责。古时商纣暴虐，为了保全自己，箕子佯装疯傻，孔子仍称其仁。但炀帝被杀，是否也应当将虞世基处死呢？”杜如晦答道：“天子有谏臣，虽无道不失天下。春秋时代，卫国史鱼因自己不能向当政者直谏排挤奸佞之臣，死后还以尸谏，孔子赞其是直臣。世基怎能因荒淫无道的炀帝不纳谏诤就保持沉默，缄口不谏，与箕子装疯离去事理不同。晋朝时惠帝和贾后要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只会保全自身性命。及赵王伦举兵废贾后，张华被抓获。张华辩解道：‘将废太子日，不是不谏，只是没被采纳。’使者反驳说：‘你居王公高位，太子无罪被废，既然劝谏不去听从，为何不辞官引退。’张华无言以对。遂被斩首。古人道：‘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虞世基居于辅国宰相之位，处应言之位，竟无一言谏诤，诚也该死。”
太宗听罢说道：“您的看法很正确，人君须有忠良辅弼，才能身安国宁。正是因为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炀帝才招致死亡。若君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谏诤，而一味服从，事事赞颂，那么君是昏君，臣为谀臣，君昏臣谀，离国家的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大公无私，相互切磋，以成治道。诸公都应尽力谏诤，大胆指明朕的错误所在，朕决不因直言忤旨，予以斥责。”
（2）大臣触龙鳞
太宗虚心求谏，自然引至大臣敢触龙颜。
一次，由于太宗痛恨官吏多受贿赂，把身边亲信秘密地派去行贿试探。有个衙门小吏接受了一匹绢，太宗一怒之下就要将这人杀掉。民部尚书裴矩谏道：“官吏收受贿赂，罪诚当死，但要是陛下派人故意贿赂才接收的，这是陷人于不法呀，恐不符合‘以德礼教化’的原则。”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召集了五品以上的文武百官，说道：“裴矩能当面谏诤，不奉承阿谀，倘若每件事都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十二月，太宗和宰相王闲谈。当时太宗身边有一美女侍奉，据说是李瑗的美姬，李谋反被诛后，被籍没入宫中。太宗手指美女对王说：“这是个原有家室的女子，李瑗荒淫无道，为了得到她竟将她的丈夫杀死，暴虐若此，怎么不灭亡呢！”王听后问道：“陛下认为李瑗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太宗觉得莫名其妙，反问：“像杀夫夺妻这样的事，卿怎么还问朕对不对呢？”王紧接着说：“臣见《管子》书中写道，郭国被齐国灭亡之后，齐桓公到当地问当地父老：‘什么原因导致了郭国的灭亡？’父老皆回答道：‘郭君喜欢善事而痛恨恶事。’桓公说：‘若如你所说，这不正是一个贤明君主的德行，怎会亡国？’父老解释道：‘郭君喜欢善事而不去做，痛恨恶事而又不能放弃，这样举棋犹豫才导致了亡国啊！’陛下一定认为这是对的，才将美人留在自己身边，如果陛下认为不对，就是知恶而不放弃。”
太宗听后彻底省悟，连连称赞王，随后，便将美人归还给她的亲属。
为使太宗心情欢畅，长孙皇后想替他寻找美女为妃嫔。后访问到郑仁基有女十六七，国色天香，遂向太宗提出，太宗应允。正当送诏使者准备带着写好的诏书出发之际，魏征听说此女已许嫁陆爽，连忙进谏道：“陛下为民父母，应爱抚百姓，为其分忧，乐其所乐。从古至今的各个贤明君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居宫室，则使百姓有房舍；食美味，则使百姓衣食丰足；视妃嫔，则使百姓有妻子之欢。今郑氏女早已成家，陛下娶之，这合乎为民父母之道吗？臣虽听传闻，恐污损圣德，不敢不谏。”
太宗听后非常吃惊，亲写诏书，自我检讨，并令将此女仍嫁原夫。王、房玄龄、韦挺等都认为：“郑氏女只许配陆氏，没有明显证据，陛下不用过多地担心。”
此时陆爽也上书道：“我父陆康在世时与郑家，虽常互相来往，并无婚姻之约。外人不知，这真是无稽之谈。”这时太宗颇是疑惑，问魏征：“群臣也许是顺从朕意，陆氏为何也这样说？”魏答道：“在我自己看来，陆爽认为陛下与太上皇一样。太上皇建唐之初，宠幸辛处俭的妻子，当时，辛处俭是东宫太子舍人，太上皇竟然下令把他从东宫外调万年县。因此辛处俭整日心惊胆战，恐怕难保自身。陆爽以为陛下今天只是表面宽容，害怕以后您会降罪于他，所以上书自陈，这也毫不奇怪。”太宗道：“朕言必有信。”
于是下诏道：“我现在知道郑氏之女早有聘礼在身，以前朕要聘娶，源于情况不明。这是朕的错误，也是有关部门的过失。于是立即停止了选郑氏女为妃嫔一事。”
两度帖 唐太宗
魏征像
此诏一出，哄动全国，百姓纷纷称道。
这年底，太常少卿祖孝孙受太宗令教宫人音乐，因不称旨意，受到太宗训斥。温彦博、王谏道：“像孝孙这样的文人雅士，今却令教宫人音乐，这个作法本来就不妥当，又严加斥责，臣认为更不应该了。”
太宗勃然大怒道：“朕将卿等当做心腹重臣，怎么能为臣子辩护而指责朕，为孝孙诡辩！”彦博惧，连称有罪。但王高声道：“您要臣下直言进谏，忠心耿耿，今臣等直言，岂是徇私，可陛下不认真思量，是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太宗听后哑然失色，起身入内。
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日怒斥王、温彦博，至今很是后悔，公等千万不要因此事而不敢直言哪！”
正因为太宗要求臣子直谏并虚心听取，才导致各方面人物直言进谏。而正是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使太宗奢侈腐化的倾向才得以纠正，行政效率明显提高，并避免了不少错误。它对“贞观之治”的产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后世的典范。
4.知人善任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唐太宗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魏征为秘书监，参与朝政。这是其知人善任、选贤有方的典型例子。
（1）选人重品德
太宗能知人善任，首先由于他认识到除了施政方针的正确，官员也必须贤能，这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亡的大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对房玄龄说：“致治的根本，在于选拔贤能，量才使用，设官要少而精。”还打比方说，“任官不得贤才，就如同画饼充饥，不能食用。”他对太子李治说：“治国在于进贤退奸，赏善罚恶，不徇私情。”他对大臣褚遂良说：“我要始终坚持做三件事：一要借鉴前朝的成败得失；二要进用善人，共同治理天下；三则不听信谗言，弃斥奸佞之人。”他晚年为教育李治，总结一生治国之道写成《帝范》一书，在《求贤》篇中写道：“国家的辅弼大臣，必须选用忠良，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实现大治。”又说：“人才济济，远远胜过黄金万两。”
选贤任能被作为唐太宗一生的治国之本，并且他要求宰相等大臣也要这样做。太宗即位不久，就叫宰相封德彝举荐贤能之人，但过了较长时间封德彝没有举荐一人。问及原因，封德彝说：“臣并非不尽心此事，只因现今没有值得向陛下推荐的贤德之人。”太宗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君主用人就像使用器具，各有所长。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而实现盛世太平，难道都是借用别的朝代的人才辅佐的吗？ 问题恐怕是自己不知人，怎么可以乱说成今世没有人才呢！”后来，太宗也为此事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他说：“你们位列宰相之位，应替朕分忧，广纳贤才。但听说你们每日忙于处理诉讼等一般事务，这对于朕选拔贤才有什么帮助呢？”
为了能够让大臣没有顾虑地协助皇帝选举贤能，太宗在贞观初就对大臣们讲：“朕现在迫切地访寻贤才，专心探求治国的道理。一旦得到你们推荐的贤能之士，会立刻提拔重用。但也有些人讨论说：‘那些选拔重用的人都是宰相的亲朋故旧。’诸公只要出于公心，就不要顾忌这些流言蜚语，畏首畏尾。古人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是为了能举荐出真正的贤才呀！ 望诸公大胆举贤任能，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和自己有仇怨的，也可以推荐。”
能否举荐贤才后来还被太宗作为赏罚大臣的重要依据。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就因为任职很久，从不向太宗退一小人、进一贤者，而被削职为民。
唐太宗不仅深刻地认识了用人的重要性，而且提出要把品德放在选拔人才的首位。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对杜如晦指出选人中存在的问题：“朕最近见吏部选人，只注重华美言辞，而不了解品德行为。品德不好，任官数年后，暴露恶迹，那时虽以刑法严惩，但已经使百姓蒙受伤害了。这样选人怎能获得贤才！”后来，太宗和魏征又讨论这一问题。他说：“君主必须小心谨慎地选人任官。现今天下人都仔细地观察仿效朕的一举一动。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魏征补充说：“自古以来知人就很难，因此进行考绩，善恶察明，以定升降。今日欲求贤才，必须深入访察品行，只有访得品德高尚的君子，才能任用。即使这样的人办事不利，也只是才能不强，不会对国家造成大害。若误用了奸佞小人，越是强干，为害越大。在乱世时可以专取才能用人，不顾品行；但太平时必须任用品德高尚，又有才能的人。”
后来，在给太宗的上书中，魏征提出君主要能识别“六正”、“六邪”。他解释道：“所谓六正，即一为圣臣。这类大臣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能够洞察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的利弊得失，防患于未然，从而使君主立于荣显之位。二为良臣。这类大臣全心全意地劝导君主施行礼义仁政。君主做得对时能加以鼓励，做错时能够补救。三为忠臣。这类大臣废寝忘食，进贤不懈。并经常激励君主专心求治，谈古论今。四为智臣。这类大臣在事情刚一出现就能预测成败，对祸患能早做预防，杜绝祸根，转祸为福，使君无忧无虑。五为贞臣。这类大臣严守法令，做官清正廉洁，而且能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六为直臣。这类大臣在国家混乱时，不同流合污，能犯龙颜，面指君主的过失。所谓六邪：一为具臣。这类大臣安居官位，贪图钱财，不理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二为谀臣。这类大臣对君主说的一切都说对，做的一切都赞好，千方百计奉迎君主，以讨取欢心，而不顾后患无穷。三为奸臣。这类大臣心存奸诈，外表谦恭，能言善辩，妒能嫉贤。他想进用的人，就大加粉饰，隐其罪恶；想黜退的人，则只讲过失，对他的美德则一概不提。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四为谗臣。这类大臣的智慧足以掩过饰非，口齿伶俐足以打动君主。内可离间君主骨肉，外可在朝廷制造混乱。五为贼臣。这类大臣独断专行，破坏法令，结党营私，损国害家，而且擅于假借君主旗号，自我吹嘘，狐假虎威。六为亡国之臣。这类大臣一方面以邪恶的手段引诱君主荒淫无度，一方面结成朋党，蒙蔽君主的视听，使君主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直至恶名无人不晓。”这里魏征实际上提出了识别官员的两大类十二条的具体标准。这十二条标准中，“六正”类大臣，只有“智臣”是从才能方面谈的，“圣臣”是才能与德行兼有的，其他的都是从德的角度提出的；而六种邪臣全部是由于无德，没有一种是由于无才。魏征认为，君主用这些标准去考察官员的实际行动，就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太宗对此很是赞同。
（2）尽知人心
知人难，难在不易尽知，奸佞、忠臣貌同心异。唐太宗知道，自己认为贤良的，未必尽善；众人纷纷斥责的，未必全恶。他对魏征说：“朕近来读书，每见善事，立即就办。可是在用人方面，则善恶难别，因此可见难以知人。”特别是唐太宗清醒地知道自己地位特殊，更容易被臣下所蒙蔽。他曾感叹地对大臣们说：“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谄谀，或以辩口，或以嗜欲，或以奸诈，无所不用其极，以求宠禄。”这就更增加了知人的难度。
唐太宗懂得知人难的道理，从而形成了自己辨别贤佞忠奸的原则和经验。有一次他来到一棵树下，随口说道：“真是棵好树啊！”跟在身边的宇文士及便口若悬河地赞美起这棵树来。唐太宗这时表情严肃地批评说：“魏征曾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对于你我有所怀疑但不敢确定。今天见你所为，佞人果然是你。”唐太宗把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视为佞人，而视魏征为代表的敢于为国事面折廷争的大臣为忠贤。他在《帝范》中也指出：谗佞之徒的重要特点，就是用阿谀奉承、甜言蜜语取悦君主。像唐太宗这样，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在中国历代君王中并不多见。
唐太宗还从臣下是否能忠于事实，向他反映别人的善恶来识别忠奸。他对杜如晦、房玄龄说：“朕所以广开言路，是想知天下冤屈之事和能听到直言谏诤。但无知小人却乘机挑拨离间君臣关系。而君臣相疑，则下情不能上达，这对于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因此，他要对这些奸邪小人治以谗人罪。
魏征在一次上书中指出：“作为君主，要远小人近君子；而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但君子小过，像微瑕白玉，小人小善，就像铅做成的刀一样，只是停留于表面。如果欣赏小人的小善而憎恶君子的小过，结果就会香臭不辨，玉石不分了。”唐太宗认为魏征此论颇有道理，认为必须注意抓住一个人的本质和主流来辨明贤佞，并为此赐绢三百匹以示奖励。
唐太宗为了知人，有时还让群臣互相评价。有一次在宰相的宴会上，他对王说：“听说你很善于辨别奸佞、贤才，今日请你从房玄龄以下一一加以品评，而且比较一下你自己和众人。你意下如何？”王遂说道：“操劳国事，孜孜不倦，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出将入相，文武兼备，臣不如李靖。谈吐公允，陈奏详明，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的政务，事情处理恰当，臣不如戴胄。愿君成为尧、舜，以直言极谏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好善嫉恶这一点，臣和众人相比，还不逊色。”太宗很是称道，被评众人也口服心服。
唐太宗作为明君，不仅有辨别贤佞忠奸的理论和标准，而且熟知每个大臣的优点与缺点。
知人难，用人更难，难在将其安置在恰当的位置，要使所任之人各得其所，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善任方面唐太宗也做得相当成功。
唐太宗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因此用人善于取长补短。在《帝范》一书中太宗对于用人就有精辟的议论：“明君任人，就像巧匠使用木材：曲的用作车轮，直的用作车辕；长的用作栋梁，短的用作房椽。这样，无论长短曲直，都可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明君用人也是这个道理：愚者取其力，智者取其谋，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这样，无论勇怯智愚，都能有恰当的用处。所以能工巧匠没有废弃的木料，明君也没有不可任用的人才。”唐太宗批评宰相萧时也曾指出：“人不可以求备，必须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房玄龄、杜如晦的短处是不善于处置杂务琐事与理狱，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遵循“舍短取长”原则，扬长避短，将其宰相的才能充分地发挥。结果，两人都成了辅助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名相。戴胄的短处是不通经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儒林学馆之职，基于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曾任用他为大理少卿。戴胄办事利索、干练，案无滞留。并敢于执法犯颜，纠正唐太宗量刑过重的过失，使太宗发出“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这既是表彰戴胄的才能，也说明了唐太宗舍短取长，用人得当。
房玄龄像
（3）举贤无所忌讳
唐太宗用人尽量冲破地域、门第、民族、亲疏等关系的局限，努力地选拔出地主阶级中各阶层甚至于出身寒门的人才，为己所用。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明君博访贤能，广求英才，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虽重用关陇集团的人物，如提拔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杜淹、杨师道、侯君集等为宰相，也兼用出身山东和江南士族中的人才为宰相，如房玄龄、王、高季辅、褚遂良、岑文本等。朝中文武大臣有出身原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如李世、秦叔宝、程咬金等；有的是他的政敌部下，如原是萧铣部下的刘洎，原是王世充部下的戴胄，原是刘武周大将的尉迟敬德，魏征最初是李密部下，后又投归太子李建成，还有李元吉部将谢叔方和李建成的亲信大将冯立等；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为太宗所重用，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铁勒人契何力、执失思力等，甚至还有奴仆出身的人，如樊兴、钱九陇、马三宝等。
唐太宗知人善任最为典型的是重用仇人魏征和从布衣平民中擢用马周。魏征早年落魄，隋末群雄纷纷起兵，曾数易其主，后被太子李建成收用。在帮助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建议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掉李世民。魏征在玄武门之变后成了阶下囚。唐太宗知他才华出众，不以私仇为重，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反而日见亲重，数年间从仇家而提升为宰相，任期达十四年之久。对魏征信任不亚于自己原来的亲信杜如晦、房玄龄，经常召入寝宫，请教治国方略。魏征也不负厚望，频加忠谏，面折廷诤，劝行仁政，不许为非，个人的政治才能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唐太宗赞扬魏征“随时谏诤，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在封建帝王中放弃前嫌能达到如此开明宽容的地步极为罕见。马周家贫好学，精通《诗》、《传》， 后辗转到长安，寄于武将常何檐下。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令百官上书言政事得失。常何不懂经学，马周代笔撰写奏章，写了二十余件事。常何上奏后，竟然和太宗所想不谋而和。太宗觉得奇怪，因常何是一介武夫，舞文弄墨是其所不能，如何能有这般远见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如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可用之人，随即宣旨召见，由于急不可耐，求贤若渴，短短时间内竟四次派使者催促速来。接见交谈后，满意之情溢于言表，马上授门下省官职，后直至提升为宰相。马周精通治国之道，而且办事认真仔细，甚得时人赞誉。太宗也曾亲笔题十六字相赐：“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这是高度地评价了马周辅政的才能。唐太宗就这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形成了贤臣良将盈廷的贞观盛况。
为了使文人学士、谋臣勇将都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唐太宗在君臣关系中坚持用人不疑、真诚待下的原则。他对大臣们说：“君臣一体，应同心协力。如果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肝胆相照，是国家一大祸害。”他在《帝范》中也写道：“治理国家，要靠大臣和君主同心同德。”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唐太宗以诚信感动冯立是其中之一。
冯立在唐高祖朝是太子李建成的宿卫军将领，时任东宫率，很受建成的信任和重用。
因此，当李建成在玄武门事变中被诛杀时，东宫官吏见大势已去，大都溃逃散去，他却慨然长叹：“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遂率东宫兵进攻玄武门。经殊死搏斗，杀了拥戴李世民的将领敬君弘后，对部下说：“总算对太子有了一丝的报答。”才解散兵众离去。后来他向李世民自首，开始世民斥责他杀死秦王府战士太多，难逃死罪，当听到冯立说自己是为了忠于职守才这样做时，世民认为是位“义士”，随即转怒为喜，厚加抚慰，并授左屯卫中郎将，仍统兵掌管京城宿卫。冯立感动至深，对亲人说：“我受到如此厚恩，一定以死相报！”
不久，李世民即帝位。乘唐室内乱，东突厥大军兵临城下，冯立率百余骑兵与突厥激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披靡。太宗闻听，非常感动。
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群臣办事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群臣们无不竭尽其智，毕其力、尽其能。
房玄龄官居尚书省之首时，尽心竭力，不分昼夜，唯恐有一件事处理不当。甚至病危之际，还卧床作表谏征辽东。
唐太宗感动地说：“他的身体这样虚弱，还忧虑国家之事。真是达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岑文本被唐太宗任为宰相后，日夜辛劳，笔不离手，直到耗尽全力，染病身死。唐太宗破格提拔的马周，欣逢明君，也是将所有才智都发挥出来。
魏征更是喜遇知己之主，成为千古直谏方面的名臣之首。这样，行政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旧唐书》作者这样评论唐太宗用人及其效果：“看唐太宗一朝，建立了很多功绩，实在是聪明神武。他提拔人才不局限于私党，这些被重用的人都竭尽所能。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成为心腹；马周、刘洎，从疏远到委以重任。成就如此的功绩，都和他知人善任有深刻的联系。”他指出了“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唐太宗知人善任有着必然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
5.重农恤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内大旱，有很多百姓卖掉儿女以维持生计。唐太宗命以国库金帛，赎回卖出的孩子。其重农恤民之心可见一斑。
（1）治国先安民
隋末十余年的大混战，使唐初时的社会经济萧条。唐高祖在位的九年间，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统一战争中，社会经济没能得到恢复，唐太宗即位时仍然是一片城乡残破、社会凋敝的景象。当时又逢灾荒连年，粮价飞涨，如何安定饱受战争之苦、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这个问题关系到唐政权的生死存亡。其实，“为国之道，安静为务”的方针在太宗刚继位时就已提出。当时，突厥颉利可汗已把士兵移到渭水的北面，太宗智退颉利，订立“便桥之盟”。然后对大臣们说：“我不战的原因是因为即位的日子太短，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 “结怨于我，为患不细”。这时，太宗的“安静”主要指减少战事侵扰。经过“理政得失”的讨论，“安静”又被赋予新的含义，即“去除奢侈，节约俭省，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用良臣，使百姓衣食无忧”。唐太宗从历代兴衰特别是隋亡的下场中吸取教训。他亲眼看到，一个既富且强的隋朝，由于暴虐的隋炀帝而激起全国农民大起义，很快被推翻了。这一事实让他认清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他懂得了古人所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民心不可丧失，从而形成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政治思想。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他就对大臣们说：“君主要依靠国家，而一个国家又得依靠老百姓。苛剥百姓来满足君主的欲望，就像自己吃自己的肉一样，结果是腹饱而身亡，君富而国亡。”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又对大臣们说：“从前攻克长安时，看到院中充满了美女珍玩，可炀帝意犹不足，不断地东征西讨，穷兵黩武，致使民不聊生，遂致灭亡，这都是朕亲眼目睹。因此，只有君主徭役不兴，清净无为，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国家才会保持稳定。治国就像栽树，只有不动摇其根本，枝叶才能茂盛。”这些生动比喻，形象地表明他治国必须安民的独到见解。
冒雨耕牛图 敦煌石窟 唐
敦煌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描绘农耕生活的场景，此画可见天上乌云密布，大雨倾下，农夫仍头戴席帽辛勤耕作的情景。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是最基本的经济成分，绝大多数百姓是农民。因此，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恢复发展农业是“存百姓”的关键。
唐太宗对这一点认识很深刻，他在反复强调民为国本的同时，也不断把“农为民本”提上日程。他对大臣们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足，则百姓流失。”他在《帝范》一书的《务农》篇中写道：“食物是人们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国无九年的储蓄，不足以抵御旱涝；家无一年的衣服，不足御寒暑。规劝人们耕地种田，就能免除饥寒的祸患。”唐太宗把谷粟看得重于珍珠玉璧。他叮嘱地方官员们说：“天下百姓需要粮食；家给人足，全靠务农。纵使珠玉遍地，也不能解除饥寒。”唐太宗本人也表示自己每吃饭就想到耕田的艰难，每穿衣便想到纺织的辛苦。
唐太宗不仅认识到重农恤民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这主要表现在禁止王公奢靡、戒兴宫殿诸方面。
太宗即位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造的，已经破烂不堪。原打算建造一殿，“材木已具”，但一想起秦始皇四处营造宫室导致民反的恶果，便不准备兴建了。当时太宗患有“气疾”，不适应潮湿环境，因而公卿奏请建一所楼阁去居住。太宗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 “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虽然大臣们再三请求，太宗“竟不许”。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又对大臣们说：“建造装饰高大的宫殿楼宇，游玩观赏池台，帝王是愿意干的，但百姓却不想呀！”“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贞观前期，太宗基本上没有大兴土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洛阳大水，把百姓的房屋冲毁了，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百姓整修居室。
太宗曾两次释放宫女，一次在即位之初，放还宫女三千余人；一次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又放还宫女数千。释放宫女，一为“省费”，二为“息人”，因此又立即下令让她们结婚，生男育女，增加人口数目。为了清除王公的奢侈行为，太宗在贞观元年便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其标准与其品秩不相符的，一律禁止。”限制王公贵戚过分奢侈。贞观十一年（公元624年），针对勋戚之家“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还特地下发了一道《戒厚葬诏》的命令，违者“随状科罪”。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的“风俗简朴，财帛富饶，衣无锦绣，无饥寒之弊”。
认真落实均田制，奖励垦荒是重家恤民政策的重要部分。隋末战乱后，大量无主荒地在一些地区出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虽颁布了均田令，力图劝民归田。但此后一段时间皇室内争权激烈，加上时间太短，均田令的贯彻效果不是很好，唐太宗即位后才切实地推行。唐太宗的影响使地方官认真落实均田令，并打击违令占田的恶霸官僚。贞观初，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发现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非法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他上奏并弹劾了这两人的罪状，并按均田令将这些土地全部分给缺少土地的农民。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由于旱灾严重，关内饥荒肆虐，百姓大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为了帮百姓赎回他们的子女，太宗下令动用了皇室府库中的金银钱财，并将赎回的子女送到他们父母那里。并诏令说因为上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了旱灾和蝗灾，因此大赦天下。诏令还说：“假如天下安定、五谷丰登，即使将百姓所受的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也心甘情愿，决不后悔。”此时正好旱区降雨，百姓大为高兴。
夏季，四月初三，太宗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白骨遍地，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将尸骨全部妥善安葬。”而六月，关中地区春旱之后又闹蝗灾。唐太宗心如火烧，走出玄武门来到宫城北的禁苑，立即捉了几个蝗虫，向苍天默默祷告后，对蝗虫说：“人民靠谷子来维持生命，你将谷苗食掉，百姓还怎么活，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我的肺肠被你吃掉。”说罢就要生吞蝗虫。身边的随从连忙谏阻：“陛下千万不可，吃这种脏东西可能要生重病。”太宗断然答道：“朕要替百姓受灾这有什么可怕的！”遂将虫吞下。据记载，这一年关中蝗灾果然不严重。当然，蝗虫没有成大灾和唐太宗生吃蝗虫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从表面上看，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做这种事未免过于荒唐，他的真实意图或许是出于收买民心而做的政治表演，但不管怎么说，做为一个皇帝而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重农恤民了。
（2）屈己而不误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