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初年，经济繁荣，府库充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作了一些改革，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汉武帝是个极富雄才大略的帝王，在太皇太后窦氏去世后，汉武帝得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首先建立了以察举制度为核心的选材制度，又实行推恩，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设置刺史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任用酷吏，强化专制统治。
在对外交往上，武帝以武力开疆拓土，重点放在打击北方匈奴势力，同时派人出使西域，加强了同西域各国的交往。
武帝的文治武功，有口皆碑，他的统治前期是西汉最为鼎盛的时期。
1.武帝登基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刘启的第九个儿子，七月七日早晨出生在猗兰殿。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刘启死后，刘彻即位，时年十六岁，即为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在其在位的五十四年里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和政策，为整个封建制度和中华民族的疆域奠立了基本的框架。他的一生当中进行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受封胶东王
刘彻的亲生母亲是王夫人，名叫，平民王仲之女。王仲的妻子臧儿，嫁王仲之后，生了个男孩取名王信，还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名即刘彻生母，次女名即广川王刘越生母。王仲死了以后，臧儿携带两女一男，改嫁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田氏，生下两个男孩。王原嫁金王孙为妻，生下一个女孩，后来臧儿去占卜，卜者说她的两个女儿都有贵人相，以后一定会发达。金王孙是平民，跟着他当然不会显贵。于是，臧儿从金王孙处夺回王，送给当时的太子刘启。文帝死后，太子即位，是为景帝。王貌美淑贤，深得刘启宠爱，先封美人，不久就封为夫人。
汉武帝刘彻像
王夫人生下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大女儿平阳公主，二女儿南宫公主，三女儿隆虑公主，男孩即刘彻。王夫人在怀上刘彻的时候就对景帝说，曾梦见太阳投入她的怀中，所以怀上了刘彻。当时的人们都非常相信天命之说，认为皇帝是由上天派下来统治人间百姓的“天子”。所以，富贵的人一定会有富贵的征兆显示出来。王夫人的这个梦引起景帝的重视，他说：“这是贵祥的征兆啊！”这个“贵征”日后还成为景帝选择刘彻为太子的重要因素。所谓贵征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件事反映了王夫人工于心计，为立刘彻做太子，早早就造舆论、作准备。
景帝薄皇后是其祖母薄太后家女，景帝做太子时，由薄太后做主，娶其为妃。景帝即位以后，薄妃被立为皇后。可是，薄皇后未生一子，便渐渐失去了景帝的宠爱。景帝初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薄太皇太后死去，薄皇后失去了靠山。初元六年（公元前151年），薄皇后被废，这样，皇后之位就空缺出来。
因为薄皇后膝下无子，所以，即位以后几年间，景帝也没有立太子。可是，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皇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是国家的根本。天下统一，政治安定的大事，在很大程度上由立太子而定。按照君位继统法，奉行立太子以身份高贵的皇后之子而不以长子、立嫡子以长幼为依据而非以贤德为据的继统原则。可是，景帝嫡妻薄皇后无子，预立太子只能到其他后妃生的孩子中去选择。
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最喜爱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不但对其赏赐极多，甚至还想行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让刘武接替皇位。景帝同这个同胞手足感情极深，一起进出皇宫，甚至一起起居安息。景帝本人也想废父子相继的继统法传位于弟弟梁王刘武，后因窦婴极力劝阻，景帝才作罢，梁王也郁积而死。
景帝生十四庶子：栗姬生河间献王德，临江闵王荣，临江哀王阏；程姬生鲁共王余，胶西王端，江都蜀王非；贾夫人生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唐姬生长沙定王发；王夫人生广川惠王越，胶东康王寄，常山宪王舜，清河哀王乘；王夫人生彻。在景帝庶出十四子中，刘彻排行第九，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最受宠爱的。
按嫡长继统法，既然没有嫡子，因此其他后妃生出的儿子之间就没有嫡庶贵贱的差别，年龄的长幼就是先天的差别了。预立皇储按年龄长幼的先天差别也能起到平息纷争，使政治稳定，加强贵族之间内部团结的作用。在景帝的庶出诸子中，临江闵王刘荣年龄最长，景帝初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四月，刘荣被立为太子，称栗太子。同一天，刘彻被封为胶东王，时年四岁。
（2）夺太子位
预立太子，不但可以防止骨肉相争，消除内乱，而且从制度上巩固了君主专制的统治。这个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仍是君主，君主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自然也包括废立皇太子的权力。所以，立储的最终权力和最高权力还是在君主的手中。临江闵王刘荣虽然被立为太子，但仍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刘荣的母亲栗姬本来最受景帝宠爱，刘荣又被立为太子，薄皇后因为没有儿子被废，皇后的位子空缺，照理栗姬当被立为皇后。景帝也有立栗姬为皇后的打算，在他得病时，与栗姬的交谈中流露出立其为皇后的意思。可是栗姬心胸狭窄，妒心太重，出言不逊，提出无理要求，景帝很不高兴，失望之下，就把立后的事搁了下来。栗姬一心想当皇后，现在景帝不立她为后，于是心生怨恨，进而又失去了景帝的宠爱。
在景帝后宫立储争后的斗争中，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嫖起了关键作用。刘嫖是刘彻的姑母、景帝同母姐，下嫁堂邑侯陈午为妻。窦太后非常宠爱这个女儿，常常赏给她大量财物，而且让她经常出入宫闱。所以景帝与刘嫖的关系最为亲密，她的话对景帝影响很大。由于长公主在宫廷中很有势力，所以后宫姬妾争相巴结她，都希望她能在景帝面前为自己说几句好话。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阿娇，她想把阿娇嫁给太子刘荣，这样阿娇将来就可以做皇后，就派人示意栗姬希望同栗姬结亲。可是栗姬目光短浅而且心胸狭窄，怨恨长公主经常献美女给景帝，分掉了对自己的宠爱，又凭仗儿子刘荣已被立为太子，拒绝了长公主的要求。自此，长公主对栗姬非常不满，心怀怨恨。
长公主想让女儿做皇后的心愿并未因此而打消。她重新估计了形势以后，又看中了刘彻，就向王夫人提亲。王夫人正在寻找个靠山，为了利用长公主的势力来提高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一口答应。刘彻小时候很聪明乖巧。一次，长公主刘嫖把刘彻抱坐在膝上，问他：“儿想娶个媳妇吗？”刘彻回答：“想。”长公主身边有很多侍女，她把侍女指给刘彻，刘彻都说不喜欢。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女儿阿娇问他：“阿娇好不好？”刘彻笑着说：“好，若能娶阿娇当媳妇，我一定盖一座金屋子给她住。”长公主听了很高兴。王夫人工于心计，刘彻又极乖巧，所以，在长公主的一再要求下，最终景帝也同意了这门亲事。
长公主自阿娇与刘彻定亲以来，就积极展开多方面活动，促使景帝立王夫人为后，立刘彻为储君。此后，她常常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说她挟邪媚道，不配做皇后；同时又称赞刘彻聪明乖巧，说王夫人识大体。景帝本来就嫌栗姬妒心太重，心胸狭窄，加上长公主不断称美王夫人，觉得还是王夫人贤能，所以又想起了王夫人怀彻时梦日入怀的贵祥征兆，于是很看重刘彻。
为了争当皇后，王夫人展开阴谋活动，挑拨栗姬与景帝的关系，以打击栗姬。在得知景帝不再宠爱栗姬的情况以后，王夫人暗中派人挑唆掌管宾客礼仪之事的太行向景帝建议，应册立栗姬为皇后。太行不明底里，就去奏请景帝：“子以母贵，母以子荣，今太子母应立为皇后。”景帝本来就对栗姬不满，现在以为栗姬又派人来向他要后位，非常愤怒，厉声喝骂。他不但杀了太行，而且拿定主意，不让栗姬做后，废掉太子刘荣。景帝初元七年（前150年）春正月，景帝不顾太尉周亚夫、太子太傅窦婴的谏诤，废掉荣的太子位，改封他为临江王。
栗姬不但未捞上皇后的位子，反而使自己儿子丢了太子的宝座，自此甚至连景帝的面都见不上了，愈思愈怨，最终怨恨而死。
至此，在扑朔迷离的宫廷争夺中，各个竞争对手最后都失败了。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刘彻被立为太子，并且在栗太子和刘武死后巩固了地位。
现在的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太子的教育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汉初政论家贾谊早就说过：“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太子正则天下定矣。”景帝本人偏好黄老刑名之学，他却物色了有名的儒家学者卫绾作刘彻的老师。卫绾升为御史大夫后，传《诗经》的鲁诗专家、汉初有名的儒家学者申公的弟子王臧又被任命为刘彻的老师。这样，刘彻在幼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刘彻即皇位以后，他发诏书时经常征引儒家的经书，也把儒家赞美推崇的文武成康之道、唐虞尧舜之世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自从立刘彻为太子以来，景帝非常宠爱他。周亚夫因为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立下大功，经常恃功自傲。有一次景帝宴请周亚夫，席上没有筷子，周亚夫心中很不高兴，因而脸上流露出怒色。当时刘彻也在现场陪坐，宴席期间，一直盯着周亚夫看，周亚夫觉得自己被看得浑身不自在，愤而离去。景帝问刘彻，为什么一直盯着周亚夫看。刘彻说：“此人可畏，以后肯定会作乱。”后来，周亚夫因儿子犯罪受到牵连，景帝命狱吏审讯，周亚夫一想起自己曾立有大功，既是列侯，又做过丞相，如今却受到侮辱，所以闭口不对。景帝便改命廷尉审问周亚夫，周亚夫不甘受辱绝食五日而死。
太子刘彻十四岁时，廷尉奏请景帝审批一件凶杀案：被告名叫防年，是个杀人犯，所杀者为其继母。因为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为了复仇防年便杀了继母。对于这件凶杀案，廷尉定性为杀母罪，判防年大逆不道。景帝觉得这种判决不太准确，就征询刘彻的看法。刘彻分析说：“通常说继母如同生母，也就是说继母同生母毕竟不同，只是由于继母被父亲娶为妻，她才同生母一样罢了。现在防年的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那么，防年就同继母已不存在母子关系。所以不能判为大逆罪，应按一般杀人罪判刑。”刘彻的分析头头是道，景帝很是欣赏，认为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按一般杀人罪判防年斩刑，大臣们也都称赞判决准确。刘彻因此更得景帝器重。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当天刘彻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当时年仅十六岁。王夫人为皇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刘彻继位时，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呈现出了兴旺发达的局面。这样的形势下，加上刘彻又是一位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兴趣广泛而又年轻力壮的少年天子，所以他颇想有一番大作为，建功业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由此，刘彻就同崇尚黄老无为之治的祖母窦太后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2.董仲舒对策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汉武帝诏举天下有识之士，亲自策问。儒学大师董仲舒应诏对策，武帝很欣赏他，连发三策，策问天人性命之情，古今治乱之道。董仲舒连上三策应对，还在对策的末尾，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约生于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卒于元封、太初间，寿约九十岁，汉代经学大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
董仲舒年轻时喜欢研读《春秋》，在景帝时期就以博学多才为天下人所知。他在帷幕内讲学，由弟子传授给弟子，连续不断，以致诸多的“弟子”从来没有与这位师傅见过面。他好多年不走进自家的园圃，而一心钻研古今学问。董仲舒十分注意礼仪举止，言行有道，从来不做违反礼法的事情，所以当时的学者都很尊敬推崇他，把他视为学习的楷模。
“天人三策”基本上概括了董仲舒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其思想的精华。
汉武帝下诏说：“朕继位以来，感觉责任非常重大，有时候连夜不得休息，担心处理不当，导致政务败坏。因此，广泛延纳四方的豪杰俊秀，郡国诸侯也应推选博学之士，我想知道天下之道的根本，明白高深理论的核心要旨。你们的学术造诣深厚，请为朕为社稷精心考虑，我要向你们质询一些问题。”
然后，汉武帝出了他的题目：“听说，五帝三王之道，制礼作乐天下和谐，百心归一。虞氏之乐莫盛于《韶》，周代之乐莫盛于《勺》。圣王已经逝去了，而钟鼓之声却仍然鸣响，然而大道缺失，以至于有桀纣之行，王道大坏。五百年之间，想遵循尧舜之道，利用他们治国的方式来治理当今社会的人很多，然而尧舜之道终因不符合今世的需要而日渐消亡，难道是因为他们操持悖谬而失去了它的法统吗？这是天道的规律啊，事实上，过去的东西不管有多好也不可能重现了，为什么一定要到衰落之极才停止呢？可悲啊！朕朝思暮想，就是想弄懂一个问题，难道效法古代圣王之道，就一定无益于今天的社会吗？历朝历代都要受天命的控制，那么天命的祥符在哪里？灾异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人的性命有长有短，人的性情有重仁重义的，也有卑鄙无耻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呢？”
接着，汉武帝又说：“我想使社会养成遵守法令的风气，刑罚轻一些，奸佞之徒也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君臣与百姓同乐，政治清明，何德何能才能使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恩泽普降天下百姓，使政通人和，在天神的保佑之下，普天之下的臣民，莫不生活幸福？请你们不要有所隐瞒，详细地答来，我将亲自审阅。”
《春秋繁露》 书影
董仲舒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此书中，宣扬了“大一统说”、“三纲五常说”等理论。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封建专权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对以后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1）教化之道
董仲舒上对说：“陛下英明，征诏天下，想明白天命和性情的关系的根本道理，这不是我这样愚钝的大臣所能解释得了的。《春秋》说，天人的关系，其实令人敬畏。国家治理不得法，上天就要用天灾来加以警告；如果为君为臣的还不警醒，就要有怪异之象出现，令人惊恐不安；如果仍然置之不理，那么离亡国亡家的灾祸就不远了。关键在强勉而已，若强勉行道，则恩德日起而大有功。”
接着，董仲舒开始正面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些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安宁长存，然而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主要是由于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正确，所以国家政治一天天趋于灭亡。周王朝在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之道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没有遵循它。到了周宣王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使周代的治国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就是日夜不停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说：‘人可以弘扬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统治权只有在上天要改朝换代时，才会丧失。君主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天道，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君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以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整肃四方的蛮荒之地。国家周边的蛮夷部落都已整肃完毕，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胆敢不遵守正道，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和谐，风调雨顺，万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幸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的事就会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说：‘凤凰不来，河洛不出，我算完了！’他以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身份卑贱不能招致，所以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可以招致祥瑞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尊重贤士而且爱护百姓，可以算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为什么呢？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来感化他们，就不能阻止追逐财利的现象发生。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计的。建立太学是为了在都城进行教化；兴办学府是为了在地方城邑里开导民众，用礼来节制民众，用义来激励民众，用仁来感化民众，之所以当时的刑罚很轻但没有人触犯法禁，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推行教化使社会风气变得很好。圣明的君主承乱世而起，首先要把乱世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再推行教化，教化见成效，好的社会风气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施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而丢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所以称帝只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朝遗留下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清除，从而导致社会风气浅薄败坏，百姓不讲忠信德义，违抗法律，至死不悔，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可以打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就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困难，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汉朝得到天下以来，君臣都想治理好国家，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呢？原因就在于应该实行社会变革的时候却没有实行，耽误了时机。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年幼时就学习知识，成年后用官位来磨砺他的才能，用爵位俸禄来培养他的品德，用刑罚来克制他的恶念。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礼乐来规范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监狱空置长达四十多年。这绝不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而是由于教化的推行和仁义的深入人心。而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采用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倡行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关注实际，做坏事的人有时会免受惩罚，而做好事的人却不一定能免受刑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忠心侍奉君主，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追逐财利，弄虚作假，不知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被判死刑的人接连不断，但是犯罪现象却层出不穷，这是因为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顺从的，但百姓却没有得到您的恩惠，大概是由于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道理，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真诚地信奉您所听到的道理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就可以与圣明的三王相媲美了！”
（2）人才之道
董仲舒接下来又着重阐述了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应通过建太学、赏罚分明来培养人才，鼓励人才脱颖而出。
“平常不注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推行教化的根本和招募贤士的重要来源。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问题，从中却找不到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表明上古圣王之道已经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用学识渊博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体现自己的才能，出类拔萃的人就可以像泉水一样涌现出来。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是上承您的仁德，然后进行传播教化。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使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人人尽享。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甚至违反朝廷的法度，用残酷的手段对付老百姓，同坏人勾结，贪求财利，致使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与陛下的心愿不合。阴阳不和，凶气充满天地之间，读书人不能顺心，天下百姓得不到幸福，这种后果是由于官吏不称职造成的。
“大部分官吏由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担任，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有为条件，这样所选的人未必贤能。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其大小，并不是指任职时间的长短。没有才能的人，任职时间再长，也仍然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材，即使任职时间很短，也可以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级，因此，很难判断廉洁与耻辱，贤能和不肖。我认为应让二千石官秩、郡守、列侯等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选出二人送到朝廷为宫中服务。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考察大臣的才能，以便进行封赏。所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皇上就可以得到全天下的人才，用他们来为您效犬马之力。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造就，而且陛下的圣明可以直追尧舜。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用贤能作为考察的标准，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可以清楚的区别廉洁和耻辱，贤能与不肖！”
（3）天人之道
董仲舒的回答，使汉武帝非常满意，于是又发一策，将继位以来思考的难题统统向董仲舒提出，问个明白。汉武帝问道：“有人说，善于讲明天道的人一定有利于人，善言古代兴亡之道的人也一定会有好的经验提供给今世，所以，我要问天人之间的感应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可以宏扬唐虞治国之道，下可以吸取桀纣亡国的教训。三王的圣道都有所不同，有所缺憾，但是又有人说，坚持长久而不改动的东西才是治国之道，这意思听起来有些矛盾，请细细给我说来。”
董仲书上书道：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都是由卑微而达到显赫，由默默无闻而达到美名远扬。因此，尧从诸侯之位起步，舜从深山之中兴起，应该说他们都是逐渐显赫起来的。话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收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是凭借着言行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每天都在增长，而自己却不知道；积累恶行，就像灯燃烧着不知道自己正在消耗油一样。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唾弃的原因。
“快乐而不淫乱，经常做善事而不感到厌倦，这就是所说的‘道’。遵循道行事，万世都没有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政令出现了偏差。所以，补救政治昏乱，政令不行的办法，就是针对王道中被误解偏废的内容去铲除积弊。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治国之道。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为了顺应天意，才更改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其余的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虽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为了拯救前朝的缺失，夏、商、周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所以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乐。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人继承周代，就算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夏商周所用的这三种方式也就是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了。夏代继承了有虞氏，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渊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三位圣王禅让天下，并且遵循相同的治道，而且他们也不用补救积弊，这就是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的原因。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应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就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汉朝是建立在大乱之后，似乎应该改变周代制度中一些过分强调礼仪的内容，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与现在的天下是同一个天下，为什么用古代的来衡量现在的，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或者是因为违背了天理。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让它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力气谋食，不得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上天的旨意是相同的。那些大利小利都想取得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他的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生活艰辛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家庭富裕，俸禄丰厚，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哪里争得过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如土，穷困的人却走投无路难以为继。百姓感觉不到活着有什么乐趣，还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朝廷命官，是平民百姓观察效仿的对象，也是四方蛮夷观察中央政权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而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一心只顾追求钱财，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而一心追求仁义，希望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才是官员应有的境界。《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难免会招来强盗。’君子应当乘坐车辆，小人应当身背肩挑。《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的地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一定会招来祸患。如果身居君子的高位，而有君子的品行，那么只有用当年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辅政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帛画 西汉
该帛画体现了较为浓厚的天人合一观念。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是天地之间的永恒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由于学说各异，论点繁多，流派较多，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也变化无常，甚至朝令夕改，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凡是儒家之外的学派与学说，都应禁绝之，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将邪恶不正的学说灭绝，这样做才能使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也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董仲舒的对答受到武帝的赞赏，他被任命为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考试，他被武帝提拔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导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他的奏章。在董仲舒的影响下，汉武帝决心立儒学为正统，摒弃其他学派，从而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黄老之学与儒学之争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尊奉儒术的赵绾向汉武帝建议，剥夺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权力，引起窦太后的强烈反击，赵绾等人自杀，儒学同黄老之学的斗争遭到重大挫折。
（1）黄老之学大行其道
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中分化出一支假托黄帝为名，以道家之“道”为理论基础，博采诸子百家的黄老学派。这个学派奉行黄老之学中的文武并用、刑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尊崇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
指导秦代政治的理论是法家思想，这种崇尚耕战、法治和集权的思想，帮助秦统一了中国，但这种思想的极端发挥也导致了秦朝灭亡。
在秦末农民战争推翻暴秦的统治之后汉朝建立。面对饱经战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和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的局面，为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统治，必须重新选择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指导思想。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是儒家思想、老庄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胜任的。这样，使得既主张文武并举、刑德并用，又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汉初以来的统治思想。黄老思想的优点使得它很容易为世人接受，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很赞同它的政治理想。崇尚黄老之学的汉文帝，在政治上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生活上崇尚俭朴，反对奢华。窦太后不但自己特别推崇黄老之学，还强迫景帝和窦姓之人都来学习黄老之术。汉景帝也很信奉黄老之学，他继位以后，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汉初许多大臣，如曹参、陈平、汲黯等也崇奉黄老政治。
《缪和》帛书（局部） 西汉
《缪和》一书反映了浓厚的黄老思想。
在批判法家思想和总结秦朝灭亡教训的强大社会声浪中，不但黄老之学的指导地位确立了，而且儒家学派的势力也逐步恢复壮大。文帝时，儒生贾谊就向文帝提出了改变服色、封禅等恢复儒家礼仪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黄老之学的大臣和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文帝本人也信奉黄老之学，就没有批准贾谊的建议，贾谊因为此事得罪了朝中重臣，被排挤出朝廷。不过，儒学思想并没有被封杀，儒家势力也在逐渐壮大之中。
景帝时，黄老之学与儒学产生了正面冲突，黄老学者黄生与儒学博士辕固生展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而王还是以臣弑君。辕固生认为：“汤武除桀纣绝不是以臣弑君，而是受天命而王。桀纣暴虐无道，天下百姓已不再拥戴他了，而汤武正是顺了天下百姓的心愿讨伐桀纣的，百姓一心归往汤武而不愿受桀纣的统治，汤武不得已才立为君王，这不是受天命而王是什么？”黄生则反对说：“帽子虽破终究戴在头上，鞋子虽新毕竟踩在脚下，原因就是上下等级的区别。桀纣虽然暴虐无道，终归是君王，汤武虽然圣贤，仍然是臣下。君王有了过失，臣下不能直言进谏以使天子改过，反而因为他有过失而诛杀，这不是弑君是什么？”辕固生反驳说：“要像你说的那样，高皇帝伐无道诛暴秦而成为天子，也是不对的了？”汉景帝只好出面说：“吃马肉不吃马肝（因为马肝有毒），不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学者不争辩汤武之事，不能算是愚昧无知。”
窦太后好黄老，平素很看不起儒学和儒生，讨厌他们的浮华，不务实。她听说辕固生同黄生争辩“汤武革命”这件事后，就召问辕固生，问他对黄老之学的看法。辕固生竟然对窦太后说，那是家内奴仆看的书，窦太后勃然大怒，骂儒家的书是那些犯罪的人看的书，然后，命令辕固生到猪圈中去与野猪搏斗。景帝知道窦太后发了怒，偷偷地给了辕固生一把利剑。辕固生到猪圈，一刀就刺中了野猪的心脏，野猪随即而倒。窦太后这才消了气。
（2）武帝推崇儒术
汉武帝即位以后，这位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立即开始任命信奉儒学的高级官员。他首先起用老师卫绾为丞相。卫绾是代郡大陵人，因为弄车之技精巧而被封为上郎官，服侍文帝。累积功劳逐渐升为中郎将，性情敦厚谨慎。文帝临逝前嘱咐景帝说：“卫绾是个忠厚长者，好生对待他。”到景帝即位，有一年多对卫绾不闻不问，卫绾则办事日益谨慎认真。卫绾总是遮掩下属郎官的过失，也不与别人争执，有了功劳，总是谦让给他人。皇帝认为他清廉忠实，没有其他心肠，就任命他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叛乱时，诏令卫绾为将，领河间兵力讨伐叛军，立下功劳，升任中尉。三年后，因军功封为建陵侯。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下诏征举贤良方正之士探讨治国的大政方略，选拔有才能的人（特别是儒生）。各地前来对策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是学纵横家之学与法吏之术的。丞相卫绾认为，各地征举来的贤良，讲论法家商鞅、韩非，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学的很多，这样容易扰乱国政，建议统统罢黜不用。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
卫绾建议罢黜的对象，虽主要是纵横家和法家，但已露出了其统治思想：即禁绝百家而独尊儒术的迹象。黄老之学虽是从道家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但政治思想上更多地吸收了法家的理论，同法家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所以，黄老政治才被人评为“外有轻刑之名而内实杀人”。这样，卫绾打击的矛头实际上已经指向黄老之学。这是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所不能忍受的。不久，卫绾被罢除了丞相职务。
卫绾被罢相以后，窦婴被任命为丞相，他也是个好儒术的人。著名儒家学者申公的弟子赵绾在好儒术的窦婴、田的引荐下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申公的另一个弟子王臧被任命为郎中令。窦婴、田、赵绾、王臧这些好儒术的人，都主张建立明堂，草拟巡狩、封禅，改定历法、服色等。武帝就请他们在长安城南设立明堂，以演习儒家的礼仪。他们又推荐老师申公作指导。当时，申公已经八十多了，武帝对他很尊重，派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用四匹马拉的大车去迎接申公进京。申公被任命为中大夫，让他做顾问指导赵绾、王臧。
兴儒活动的一个最大障碍便是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这个新起的儒者集团借故检举好黄老的诸窦宗室，除掉这些人的宗籍。诸窦宗室的人自然很不满，就跑到窦太后那儿去告状，说儒者打击黄老之学。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冬十月，赵绾向汉武帝建议，奏请诸事不必请示东宫太后，这就意味着要夺窦太后的权，这一建议终于激怒了窦太后。她暗中派人查得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证据，就去责问武帝。武帝争不过祖母，只好低头。结果，赵绾、王臧下狱自杀，窦婴、田也被免去职务。儒者同黄老之学的斗争遭到重大挫折。
4.张骞初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响应武帝的招募出使西域，希望能够联合月氏，以便共同对付匈奴。
（1）神秘的西域
西汉时期，人们把玉门关、阳关以西直至中亚或更远的地方统称为西域。而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中原和西域地区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中就有关于西域地区一些情况的描述。西域同中原地区的物资往来频繁，西域的玉石、马、骆驼，中原的铜器、丝绸等是两地人民喜爱的珍品，因此贸易量很大。
秦汉以前，居住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古老民族如塞种人、月氏人、乌孙人等，开始由东向西不断迁徙，陆续来到新疆及以西地区。最早开始向西迁徙的是塞种人。塞种人是原居住在敦煌一带的允戎族的一支，他们向西迁移到伊犁河地区。
秦汉时期，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的月氏人从河西走廊来到伊犁河流域，占领了塞种人的地盘，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塞种人被迫越过葱岭到达宾（今克什米尔一带），还有一部分迁到了休循、捐毒（今帕米尔以北地区）一带。到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月氏人又被另一个游牧民族乌孙人赶走。月氏人大部分南迁，他们转移到妫水（今阿姆河）一带，打败并赶走了大夏人，占据了大夏人原来所在的地方。乌孙人本来常受月氏人的欺侮，后来在匈奴的帮助下向西攻打并赶走了月氏人，占据了伊犁河流域。阗池（今伊塞克湖）附近是乌孙人的政治中心。从此这些民族开始定居于西域地区，并成为当地势力强大的民族。
经玉门关去往西域，主要有两条道。一条是西出阳关，通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沙漠地区大盐泽（今新疆罗布泊），途经鄯善地区（今新疆若羌一带），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北麓西行到莎车，这是通往西域的南道；另一条道出玉门关，通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以东至甘肃玉门关之间的戈壁滩），经过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古城）及尉黎（今新疆巴音郭楞），沿天山南麓顺着河西行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为北道。
葱岭以内有很多小国家，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在南道附近的国家，有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弥、渠勒、于阗、莎车等。在北道附近安居的国家，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黎、尉犁、焉耆、危须、山国、狐胡。葱岭诸国分布在南北道以西的地方，有皮山、乌、西夜、子合、薄、依耐、无雷、难兜。天山山后有姑师、劫国。从疏勒河向西走，翻越葱岭，可到休循、捐毒、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奄蔡（今顿河上游）。从莎车西行翻过葱岭后，可到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地区）、安息（今伊朗）、大夏（今兴都库什山西北地区）、宾、身毒等国。
分布在西域南北道之间的国家，大多数以定居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居民以从事农业、畜牧业为主，有城廓庐舍。当地的农作物种类繁多，除谷物以外，还种植葡萄、胡瓜等。畜牧业则主要有驴、马、骆驼等。当地还出产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的居民已经用上了铁、铜制造的武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水草丰美，宜于放牧，居民大都过着游牧生活，风俗习惯大体上同匈奴一样。姑师地区，土地肥沃，天清气爽，降雨稍多，比较适合农耕，所以当地以农业为主，和中原地区相似。
西域各国的社会形态，当时大体上处于原始公社逐步解体，阶级社会刚刚建立或略有发展的阶段。一般而言，人口都比较少，多数有几千人到两三万人。龟兹的人口是最多的，但也只有八万人，最小的有几百人。这些小王国设置了简单的军政机构，国王是当然的统治者，在其之下，安排简单的官职，军队也多数是半耕半兵。
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强大起来，并把势力伸展到西域。匈奴在西域地区设置了僮仆校尉，负责各国的军政和财税，实际上控制了这些国家。由于匈奴势力强大，往往只凭匈奴单于的一封信，西域各国就会缴纳赋税、财物等以满足匈奴人的要求。
虽然中原和西域之间很早就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气候复杂多变，沿途供给食物用具困难，加之匪贼四起等原因，使得西域同中原的交往非常困难。
强盛起来的匈奴连续吞并了东面的东胡人，向西赶走了月氏人，控制了河西走廊；向南吞并了楼兰、白羊王，占领了河南地；向北征服了丁零（今贝加尔湖一带）、鬲昆（今叶尼塞河和鄂毕河地区）。汉文帝时，又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并设置僮仆都尉，阻断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
（2）张骞通西域
汉武帝登基之后，开始关注边境地区，思考对付北方强敌匈奴的办法。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投降的匈奴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原居住在敦煌附近的一个强大部落月氏，多次遭受匈奴人的攻击，月氏王也被匈奴杀死，匈奴单于竟然用月氏王的头骨作酒器。被迫西迁后的月氏人对匈奴充满了仇恨，常想报仇，但苦于势单力薄，又无人相助，不敢贸然兴兵，讨伐匈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