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希望能够联合月氏，共同对付匈奴。那个时候，汉人对西域的情况并不了解，月氏人西迁以后的具体下落也不清楚。要想联络月氏，还必须通过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区，当时汉匈正处于敌对状态，匈奴人肯定会杀汉朝使者。因此汉武帝张榜天下，出重金和官位招募出使西域，联络月氏的勇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汉中成固人张骞揭榜自愿完成这项使命。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出使西域。
张骞带着包括甘父在内的一百多人的大型使团，从长安起程，经陇西（今甘肃临洮）出使西域。但不幸的是他们出陇西不久，就被匈奴骑兵俘虏而去。
张骞和他的使团被押到匈奴单于的宫廷。匈奴单于问道：“月氏在匈奴以北，而汉朝竟然想越过匈奴去联络月氏。越国在汉朝的西南，如果我们匈奴要越过汉朝去联络越人，汉朝能够答应吗？”匈奴将张骞等人全都扣留起来。单于还为张骞配妻成家，让他在匈奴定居，企图以柔攻心，诱使张骞投降匈奴。然而，张骞从未丢失汉朝使节的气节，寻找着能逃出来的机会。张骞在匈奴被扣压了十年之久，终于有一天，他趁着匈奴人看守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
张骞像
字子文，西汉成固人。汉武帝时，张骞以军功受封为博望侯，后又拜为中郎将。
逃出匈奴的魔掌，张骞不忘使命，继续西行。在途中，他经常没有食物吃，就靠随从甘父射猎充饥。他们往西走了几十天，终于越过葱岭，来到大宛。大宛国王早就听说汉朝强大富裕，很想和汉朝来往。所以，见了张骞非常高兴。张骞向大宛王说明了出使的目的，并答应大宛王，等回国以后，一定送给他丰厚的钱物作酬谢。大宛国王专门派人把张骞送到康居，再由康居送到大月氏。
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大月氏，却发现这个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月氏人已占有了大夏国的土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居民安居乐业，他们已经不再仇恨匈奴，也不想报仇了。张骞在大月氏留驻了一年多，最终也没有和大月氏结成联盟，只好回国。回国途中，为了躲开匈奴的拦截，张骞没有走原路，而是沿着南道诸国回国，试图通过羌族地区回到中原。但不幸的是，匈奴人再一次将他们捕获。被匈奴扣留一年多以后，单于死去，匈奴贵族之间产生了争夺王位的斗争，张骞趁乱带着匈奴妻子和甘父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逃回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途中两次被匈奴截获，出发时一百多人的大型使团，回来时只剩下他和甘父两个人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详细掌握了西域地区的国家分布、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特征、气候状况、人情风俗等情况，为汉朝加强同西域的联系，提供了最新、最翔实的资料。汉武帝感念张骞矢志不渝的精神，威武不屈的气节，拜他为太中大夫，同时对与张骞同甘共苦的甘父也进行封赏，任命他为奉使君。
5.武帝纳谏
汉武帝从即位开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很多士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其中很多杰出的人才都受到武帝的重用和宠信。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募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武帝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亲信，十分宠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辩驳，外朝大臣多次处于下风，被驳得无话可说。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议论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但是却始终不让他们处理国家的政务。然而，东方朔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东方朔谏武帝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常常乔装离开皇宫外出，向北走到池阳县，向西走到黄山宫，向南到长杨宫打猎，向东去宜春宫游乐，他还把自己称作平阳侯，经常趁夜晚离宫外出，与能骑马射箭的左右亲随相约在殿门前集会。黎明时，武帝及其随从到达终南山脚下，射杀鹿、野猪、狐狸、野兔等动物，策马践踏农田庄稼，老百姓都大声怒骂。杜县和县的县令下令差役去拘捕这些人，这批人拿出了天子专用的物品为证，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武帝等人曾在夜晚到达柏谷，向投宿的旅店的主人要酒喝，主人说：“没有酒，只有尿！”而且旅店的主人怀疑武帝一行人是强盗，就召集很多年轻人准备捉拿武帝这些人。店主的妻子见到武帝的体态容貌，觉得不同寻常，就劝阻丈夫说：“来客不是普通人，而且他们已有准备，就算了吧。”丈夫不听她的劝告，她就让丈夫喝酒，然后把喝醉的丈夫用绳索捆绑了起来。等到召集来的青年后生走了以后，店主的妻子就杀鸡做饭招待客人以谢罪。第二天，武帝返回宫中，召见那位妇人，赏赐给她千金，而且封这个妇人的丈夫做了羽林郎。后来，武帝就为外出巡游设立了秘密的更衣休息的地方，从宣曲宫向南共设了十二处，夜间投宿在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
东方朔像
武帝嫌外出路途遥远，身体吃不消，又给百姓带来祸患，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及其价格统计登记，想在这些地方修建上林苑，一直连接到终南山。武帝又下诏命令中尉、左右内史，把各县的荒田分给县和杜县的百姓作补偿。吾丘寿王办理完毕回来报告，受到武帝的称赞。当时，东方朔正在武帝身边，提出批评意见说：“终南山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汉朝建国，离开了三河之地，在灞水、水之西，泾河、渭河之南建立都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家建立在像大海一样富饶的土地，秦王朝正是凭借着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带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优质木材，工匠们依赖它们做原料，百姓们依靠这些土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这块土地盛产、稻、梨、栗、桑、麻、竹等物品，土地适宜于种植姜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得以人人温饱、家家富足，不必担忧受饥寒之苦；所以，酆水与镐水之间，号称肥沃之地，每亩土地价值一斤黄金。现在将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断绝了池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来说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对下来说则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这样一来，就会使荆棘之林蔓延，狐狸野兔、虎、狼的活动范围扩大，破坏已亡人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大兴土木，浪费钱财，营建上林苑作为禁苑，策马东西奔驰，驱车南北追逐于其中的深沟大河。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去冒险，不值得像您这样尊贵的天子这样做，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当年商纣王兴建了内有九市的宫殿而使诸侯背叛，楚国百姓因楚灵王筑起章华台而四散逃走，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导致天下大乱。我只是卑贱愚笨的臣仆，冒犯了陛下的旨意，真是罪该万死！”后来，武帝让东方朔作了太中大夫，并授以给事中的官衔，并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但是，武帝仍然按照吾丘寿王所奏报的规模兴建了上林苑。
武帝姑馆陶长公主号称窦太主，嫁堂邑侯陈午。陈午死后，长公主寡居，年已五十，宠爱一个叫董偃的男童。长公主外出的时候，董偃就给她牵马，一在宫内的时候董偃就在左右服侍。因为公主的缘故，京师的权贵都对董偃礼遇有加，称他为董君。董偃劝长公主献出了武帝喜爱的长门园，汉武帝很高兴，董偃也愈加受到长公主的宠爱。
董偃为了见到汉武帝，让公主称病不上朝。武帝前去探视，问公主有什么要求，公主说只希望武帝能亲自到公主府上拜访。馆陶公主病愈以后，武帝驾临其家。公主身穿仆人的衣服为武帝服务。公主引见了董偃，于是，董偃名闻天下，追随他的人就更多了。后来，董偃经常跟从武帝左右一起出去游玩。武帝很高兴，就在宣室正殿为公主设酒宴款待，让谒者领董偃入内。
当时，东方朔为郎，执戟殿下。他将戟扔在一边，上前进谏说：“董偃有三条可斩之罪，怎么能让他入内呢？董偃以人臣身份而与公主私通，是一罪；有伤风化，破坏了国家的婚姻制度，是第二罪；陛下正关注《六经》，留神王道之事，董偃不遵经劝学，反而以奢侈为荣，尽犬马之乐，极声色之欲，行为淫荡，不务正道，是国家的祸害啊，这是第三罪。”听了东方朔的进谏之词，汉武帝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我已经设好了酒宴，过了这次以后，我再改吧？”东方朔坚持说：“不行。宣室是国家正殿，先帝设立的正处，不是法度政事不得入内。淫乱的事越积越多，一定会发生对您不利的事。”汉武帝想了想，还是采纳了东方朔的谏言，将酒宴改在北宫进行，把董偃由东司马门引入，并将东司马门改名为东安门；同时，将三十斤黄金赏赐给东方朔。从此，汉武帝也不再宠爱董偃。
武帝继位以后，极尽声色犬马之欲，劳民伤财建造宫馆楼台，社会风气日趋奢侈淫靡，百姓以耕田为耻，很多人离开了土地而求其他谋生之道。武帝曾问东方朔：“我想教化百姓，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东方朔趁机进谏说：“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事，我不敢说。就以文帝为例而言，他身上穿的是粗布织成的衣服，用布条做的剑带挂宝剑，用芦苇编成的席子睡觉。把道德看成是美好的事物，用仁义为标准来衡量人事。天下百姓受到文帝的感化，都以节俭为美，行仁义之举为善，民风顿时好转。现在陛下执政，因为所居宫殿太小，就要建章宫，左边是凤阙，右边是神明，号称千门万户。不仅陛下及下人衣着华丽，就连受宠的狗都打扮入时。欣赏小丑的滑稽表演，宫女妖艳的舞蹈。陛下淫逸奢侈到这个地步，又希望百姓不效仿，恐怕很难做到吧！”
东方朔虽然诙谐谈笑，然而屡屡直言极谏，武帝也常常听从。
武帝喜欢打猎，经常亲自击杀熊和野猪，策马扬鞭追捕野兽。东方朔上疏劝谏道：“我听说，人的才能各不相同，所以力量大要数乌获，行动敏捷要数庆忌，勇猛无敌应该是孟贲和夏育。依臣的愚见，既然人有才能高低之分，那么野兽也应该是这样的。现在陛下喜爱攀登险要的地方，射猎猛兽，万一突然遇到力大凶猛的野兽，它在无路可逃的绝境下，拼死冒犯陛下的随从车辆，倘若陛下的车辆来不及调转方向，护卫的随从来不及施展应变的巧计，即使他们有乌获、逄蒙的超群本领，也来不及施展，那么枯树朽木也会成为祸害了。这种情况，相当于胡人和越人突然出现在京城，而羌人和夷人接近了陛下，怎么能不危险呢？即使是万无一失而没有祸患，然而这种环境也不是您应该接近的啊。陛下出入都要在清道戒严之后才出发，车辆要在道路的正中间行驶，即便如此谨慎，还经常遇到驾驭马匹的铁勒折断，或是车轮脱出等意外事故，更何况穿过茂密的树林，驰过丘陵，前面有着即将抓住猎物的诱惑，心中没有防备意外的准备。野兽要对陛下造成危害，恐怕就很容易了。皇帝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反而乐于行进在潜伏危险的道路上寻求刺激，我私下觉得陛下不该如此。只有聪明的人才能预见到尚未发生的问题，只有智慧的人才能提前避开没有形成的灾祸。其实灾难就隐藏在不易被人察觉的细微之处，发生在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上。俗话说：‘家中藏有千金，就不要坐在屋子外边。’话虽小，但说得却是大道理。”武帝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
（2）汲黯谏武帝
武帝继位后，好儒术，很羡慕儒家称颂的唐虞禹汤文武之世，想行王道于世，引起元老重臣汲黯的反对。汲黯崇尚黄老无为之术，对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自然看不惯，又因为此人性情耿直质朴，常常当面直谏武帝，使武帝在众大臣面前下不了台。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六月，东海太守濮阳县人汲黯担任掌管爵位的都尉。当初，汲黯担任谒者，大家都因为他为人威严而敬畏他。东越部族互相攻击，武帝派汲黯前去巡视，但他仅走到吴地就回来了，向武帝报告说：“越人互相攻击，他们的习俗本来就是如此，不值得为此折辱天子的使臣。”河内郡发生火灾，烧毁了一千多家，武帝派汲黜前去视察。汲黯返回之后，报告说：“平民百姓不慎失火，由于房屋靠得太近而使火势蔓延，不值得陛下忧虑。我经过河南郡，看到河南郡由于洪水干旱而受灾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于到了父子相食的悲惨境地，我就借这次出使的机会，用陛下的符节，命令河南郡的官吏，发放官仓积粮，救济受灾的贫民。我请求归还符节，甘愿领受假托天子命令的惩罚。”武帝很赏识他，就赦免了他的罪。汲黯在东海郡时，治理百姓，整治官吏，喜好清静无为，谨慎地选择治理地方的各级官吏，然后放手任用，只关注大事，从不要求许多细枝末节的小事。汲黯身体多病，常躺在内室中不出门。过了一年多，东海郡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都盛传他的美名。武帝听到后，召汲黯入朝，担任主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
汲黯像
汲黯为人，性情清高孤傲，从不讲究礼数，常常当面使人难堪，特别是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当时武帝正招揽儒家学者和文学之士，武帝说：“我想要怎样就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心中有着许多欲望，而表面上却做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怎么能够效法唐尧虞舜那样的政绩呢！”武帝先是沉默不语，接着一脸怒气地宣布退朝，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忧。武帝退朝回到内宫，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愚笨刚直也太过分了！”汲黯便受到许多大臣的批评。汲黯却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辅佐大臣，不是让他们阿谀奉承拍马屁，而是让他们对君主有所帮助。我既然已经处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身体多病，病了将近三个月，他休病假的时间虽然经过武帝的多次特许延长，但还是没有痊愈。最后病重时，庄助替汲黯请假。武帝说：“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呢？”庄助说：“让汲黯任职当官，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恐怕难以胜任。但要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他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即使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也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即使面对像孟贲、夏育那样勇猛无敌的勇士，也不能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武帝说：“说得对。古时所谓的社稷之臣，国家栋梁，汲黯是当之无愧的！”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登基不久，即诏令天下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武帝采纳。但是由于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及朝内大臣的阻挠，儒术曾一度陷入低谷。
然而黄老之学不像儒、法、墨等学派，一味禁止别家，它的宽容性较大。所以，黄老之学兴盛之时，其他学派并没有失去生存的余地。窦太后尽管打击了儒家，却没有下令禁止儒学的传播；窦太后虽然阻止了儒家势力的扩大，但却无法阻止年龄的增长，更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儒家的兴起已是不可拦阻的潮流。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汉武帝在学官中为儒家设立了五经博士。儒家的五部经典《易》、《书》、《诗》、《礼》、《春秋》，《书》、《诗》、《礼》文帝已立博士，景帝立《公羊春秋》博士，武帝立《易》博士。这样，儒家五经典全部立了博士。儒学的势力在汉武帝及其他主张儒学之大臣的推动下，逐渐强大起来。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病逝。喜好儒术的田复出，当了丞相。田上任不久，就利用权势，打击黄老势力，下令禁止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同时，他也极力扩大儒家的势力，公开招纳儒生数百人，并委以高官要职。没多久，田又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下令各郡国推荐孝廉各一名。举孝廉是当时一项重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每年都要定期举行这样的活动，荐举一定数目的后备官员。这样可以使学习儒术的书生文人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僚队伍，潜移默化地、自上而下地促使官僚体系儒家化，推动了儒术的深入发展。
没有汉武帝的支持，田要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正是在汉武帝的授权下，儒学的势力才能急剧膨胀，信奉儒学的文人才能有机会进入朝廷议论朝政，从而从官僚体系上，权力结构上保证了儒学日渐显贵的独尊地位。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说：“倡导仁义之政，褒奖德行出众、贤能有才之人，规劝人们行善而对凶残之事严加惩罚，这是三皇五帝时期国运昌盛的根本原因啊！我日思夜想，勤勉处事，嘉奖国内才贤兼具之士；主张尊奉老人，孝敬父母；选拔豪杰英才，文学卓越的人才参与朝政。希望能够使民心安定，有所追求，处理政事，张弛有度。我主张各地推荐孝敬父母、清正廉洁的人，委以官职。我相信，十家之内，一定有忠信之士；三人同行，一定有可以为师的人。但是，至今没有一个郡推荐过一个人才。因此，才导致教化不能普及民众，有道之人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享受二千石俸禄的官员不举孝廉，又如何辅佐朕处理政务，劝善百姓？”
礼官、博士等有司建议说：“下诏命令二千石长官推举孝廉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不推荐孝敬父母之人，不遵守诏书的官员，都以对皇帝不敬的罪名处以刑罚；不考察并推荐孝敬清廉的人才，就以不胜任职务的罪名免去这些官员的职务。”汉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下诏强令各地察举孝子廉吏。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公孙弘由一个平民百姓平步青云，直登三公之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又代薛泽为丞相，登上官僚最高位。
公孙弘为丞相后，深得武帝信任。就在这年六月，汉武帝再下一《劝学诏》，继续尊崇儒术。
于是，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人研究，制定了详细的太学制度。这样，独尊儒术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证。太学制度规定：“博士官一定要是儒家的五经博士才可以胜任，其他学派的学问不允许在太学中教授。博士招收的弟子，定员为五十人。博士弟子享受的待遇是免去本人的徭役。此外又设置了太常衙门作为主办太学的机构。招收的学子年龄都在十八岁以上。选试的办法是：由太常亲自挑选年龄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知书达礼的青年送到太学作博士的弟子；郡国县邑、官府属员中有喜好文学、尊敬长辈、严肃政教、与乡邻为善、行为端正的人员，逐级上报郡守、诸侯相，经考察合格后，可以到太学学习，和博士弟子一起接受教育，发现有才华的人随时上报。凡是入了太学的弟子，一年不能够掌握一艺的，就令其退学。”
自汉武帝即位开始的尊儒活动，至此赢得彻底胜利。儒术在中国封建政治中一直居于官方地位，虽经佛道冲击而未改变，根子可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一系列独尊儒术的措施和活动。儒学虽然在窦太后时期遭到压制，但是由于它符合统治者治国安民的需要，因而逐渐取代了黄老之学。经过立五经博士，举孝廉诏贤良，特别是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全面回答了汉武帝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确立了系统、完整的儒家理论，解开了汉武帝的疑难，正面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
随后，武帝又重用公孙弘，使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儒生一跃成为权势炙手可热的“红人”，在文人书生中引起巨大的震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公孙弘的成功无疑刺激着更多的人效仿他的飞黄腾达之路，那就是学习儒学。公孙弘和孔臧等制定的太学制度，又在教育体系中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思想，加强思想文化的专制，使人心有所向，朝臣有所遵，巩固汉朝的江山社稷。
举孝廉图 西汉
儒家思想之所以会成为统治思想，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着独尊的地位，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上始终是保持着君主专制，使得统治者不仅十分重视等级和名分，而且更重视强化君主的尊贵和无人可及的权威。在诸子百家中，尤其是在影响最大的儒、墨、道、法思想中，道家主张无名、无为；墨家提倡兼爱、尚贤，很显然都是不利于君主专制的。法家虽主张君主的威权，但它过分强调法的作用，不利于统治的长久。只有儒家，强调等级的高低尊卑，讲究秩序与三纲五常，要求君臣、父子为绝对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任何人都不得轻易逾越，否则就与“忠义礼智信”相悖，就会遭到惩罚。这样的思想恰好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适合君主“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极权统治。同时，儒家学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阴阳家、法家、道家对维护统治，加强专制的有用成分，而成为新儒家。
7.武帝强化中央集权
受过良好教育的刘彻生于宫中，长于宫中。他兴趣广泛、胸怀广阔，所以在做了皇帝以后，虽然仅仅是十六岁的少年，心中仍希望利用先王们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死了，汉武帝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1）改革选官制度
汉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选官，一是来自军功，由于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景帝以前，官吏大多是因军功而提拔。但打仗和处理政务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许多因军功而做官的人不懂得处理政务，非常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封建政治的需要。二是由郎官入仕，郎官是属于官吏宿卫侍从的官职，是选拔吏的一大来源。做郎官的途径之一是官吏保荐自己的子弟为郎官。按照汉初的规定，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任职三年之后，可以保荐子弟一人为郎官，然后再转迁朝廷高级官吏。任子为郎，这是使政治特权世袭化的选官制度。做郎官的另一途径，就是以资产入选为郎。汉景帝时规定必须具有十万以上财产的人才有资格候选入仕，这个数字是一个中等之家的全部财产。当然商人不在入选之列。凭借资财做官的人经常长期得不到升迁，例如司马相如，年少时就博览群书，又会一些剑术，颇有壮志。因仰慕战国时蔺相如为国建立的奇功，便取名司马相如。景帝时，司马相如捐家资为郎，被任命为武骑常侍。因为当时缺少建功立业的机会，加之景帝也不好辞赋，满腹经纶的司马相如得不到景帝的重用，最后只好投到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他写下了第一篇大赋——《子虚赋》，并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视，才使司马相如改变了逆境，一跃成为人人仰慕的皇帝身边的人。汉初的这两种选官制度路子很狭窄，而且弊端很多，使很多有才能的人不能做官，因此汉武帝除保留了汉初的选官制度以外，还确立了新的察举制度。
察举是一种由公卿或郡国首长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官的选官制度。汉武帝以前，就有察举的先例，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令郡国举孝子、廉吏，从这以后，察举正式成为汉朝的选官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武帝时的察举分常科和特科两种。常科是常行科目，即举孝子、廉吏，简称举“孝廉”，由于“孝”和“廉”对于封建政治，特别是对忠君有着特殊的意义，举孝廉一科受到很大的重视，举荐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特科是指特别诏定的科目，主要是“贤良方正”，或称“贤良文学”，实际上就是具备一定才学的人。举“贤良”，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在任的官吏互相竞争，一旦举为贤良，经过皇帝的策问，便根据对策的情况，授予不同的官职。汉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入仕的。
武帝一方面建立察举的选官制度，另一方面，又规定博士弟子也可以入补官吏。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正式设置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规定了每个博士可设置五十个弟子。博士弟子的来源一是由负责宗庙礼仪的太常，选择民间十八岁以上的礼貌端庄者；二是由地方选举在本地有着良好口碑的人。并规定博士弟子受业一年，如果，能够通过一经考试的就能出任太常属下文学掌故一职，考试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担任郎中。从此，研究儒家经典，便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东汉时的史学家班固曾大发感慨：“自武帝立五经博士，招收弟子，设科考试，入仕为官以后，使儒家经典传业兴盛，一经可解释到百余万字，一些大师收一千多个徒弟，这都是研经可以得到官职俸禄的结果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大概也是就此而说的。
对于武帝来说，将察举作为选官制度，使其得到了很多的有用之士，所以历史上说：“汉代得到的人才，以这个时代最为兴盛。”的确，当时在武帝身旁有长于治国的公孙弘，有博学多才的司马相如，有热心公益的卜式，有长于纵横学说的主父偃，有刚直不阿的汲黯，有严于执法的张汤，有精于理财的桑弘羊，有杰出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有出色的外交家张骞，就连语言幽默的东方朔也被封为太中大夫。
（2）改革行政制度
在改革选官制度的基础上，武帝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汉武帝行政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
武帝强化皇权，是从削弱相权着手的。西汉初年，丞相的权力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高位重。汉初的最高行政首长——丞相，不仅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而且是朝政方针的主要决策者。丞相不仅可以推荐官吏，诛杀犯罪的官员，还可以劝谏皇帝有所为，有所不为，甚至可以拒不执行皇帝的圣旨。丞相享有其他官员不可比拟的优越地位，他可以佩剑朝见皇上，入朝时不必下跪。丞相进见皇帝时，皇帝要站起来致意；皇帝在路上遇见丞相，要下车；丞相病了，皇帝要亲自至府问候。凡此种种，都显出丞相地位之高，久而久之，就难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产生了矛盾。汉初的几位丞相功劳很高，而且懂得自我贬抑，所以矛盾比较缓和，而到武帝时，则往往是一些唯唯诺诺的人才会被汉武帝任用为丞相。例如，从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至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担任丞相的是石庆。他更是以谨小慎微著称。石庆做太仆时，为武帝执鞭驾车。一次，武帝有意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石庆用马鞭指着马“一、二、三……”一匹匹地数过，然后举手告诉武帝说：“六匹马。”任用石庆这样谨慎的人做丞相，结果可想而知。史书上说石庆“在位九年，没有谁能指出他有什么错误”。另外，汉武帝对待丞相十分苛刻，稍不如意，则当廷斥责，甚至动辄治罪处死。在武帝统治的五十年中，十三个曾担任丞相的人中有五人自杀或被杀，因过被免职的有三人，只有石庆等少数几人死于相位。因此，武帝时，大臣们都不愿意担任丞相这个职位。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哭泣着不愿接受这一职位，最后在武帝严令之下方才接受。退朝后，公孙贺仍念道：“我的死期到了！”公孙贺最后果真死于监狱之中。
官史图
在削弱相权的同时，武帝从贤良文士、上书言事的人以及在任的一些低级官吏中，选拔了许多有才能的人。皇帝起居的地方他们可以随意出入，随时侍候左右，以便为皇帝出谋划策，制定国家大计。汉武帝还不断加强尚书的权力，更多地依靠尚书来实施各项重大任务。尚书本来是管理皇室财政的少府属下的一个卑微的官职，职责就是传递皇帝和丞相之间的公文。武帝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这样，侍中、常侍、给事中、中书等就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史称“中朝”或“内朝”。“中朝”形成以后，以丞相为首的朝臣就成为只负责处理和执行一般政务的“外朝”了。汉武帝通过中朝，加强了中央集权，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
（3）颁布“推恩令”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还不断地削弱和打击各个封国。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之后，尽管对王国造成了决定性的打击，使其降为郡一样的地方行政机构，但封国的存在仍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障碍。所以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实行推恩，进一步削弱王国的势力。
主父偃，临（今山东临淄）人。他青年时学习纵横家说，成年后又学《易》、《春秋》和百家学说，都很有成就，但由于他的性格十分偏激、自傲，在文帝、景帝执政时期，始终没有得到任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父偃自荐到卫青门下，但五六年过去了也没有得到重用。寄人篱下的生活过得相当艰难。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发动了讨伐匈奴的战争，为进一步招揽人才，武帝下令，只要是有本领的人，都可以直接向朝廷自我推荐。于是主父偃上书武帝，以其丰富的知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国家大政的深谋远虑，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短短一年之内，主父偃得到四次提拔，从一个平民百姓一跃而为郎中、谒者、中大夫，成为朝廷的高级官僚。主父偃发迹后，生活奢侈，恩仇相报，绝不饶恕别人对他犯下的过失。他感激卫青曾收自己为宾客之恩，就进谏汉武帝立卫青姐卫子夫为皇后。对冷落过他的人，他千方百计地报复。燕王刘定国与他弟弟的妾通奸并生下一子，还无耻地夺走了弟弟的老婆做他的妾，并与女儿乱伦。主父偃便指使人揭发燕王隐私，迫使燕王自杀。因主父偃专好揭人隐私来对付仇敌，朝中的大臣们对他十分痛恨，终于有人忍无可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主父偃因贪赃受贿被武帝灭族。主父偃的建议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主父偃在他的上书中对武帝说：“古时候诸侯封地不过百里，力量弱小，容易控制，但只要有了机会，还是要起来作乱，朝廷剥夺土地，更要激起变乱。现在诸侯已传了两三代，子孙众多，天子应加恩，让诸侯的子孙都成为诸侯，这样他们的力量就弱多了，诸侯子孙没有不乐意的。皇上名为推恩，实际上是为了分化诸侯的势力，使其力量越变越小，对中央政权无法再构成威胁，真可谓是一箭双雕。”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诸侯“推恩”。具体办法是：下令诸侯将自己的土地分割出来封给其子弟，同时对所分子弟，由朝廷定制封号，所分的侯国管理上也不属于原来的王国，而由中央的郡来管辖。这样，不仅使王国分崩离析，势力范围缩小，而且使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区得到扩大。除此之外，武帝还常借故废掉王国。按照汉朝的制度，皇帝每年八月都要在宗庙举行祭祖仪式，叫做“饮酎”。到时候，所有的诸侯都必须贡献黄金助祭，叫做“酎金”。依照规定，如果所献的黄金斤两不够或成色不足，王国要被削地，侯国则要被免除。为了约束各地诸侯王势力的扩张，武帝还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左官是指在诸侯王属地作官的官吏。在汉代，以右为上，左官在级别和地位上低于中央和郡县的官吏，“附益法”限制士人与诸侯之交游。
（4）改革军事制度
为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还改革了军事制度。汉代，兵役制和徭役制是结合在一起的。依汉代制度规定，男子在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期间，要服兵役三年，称为正卒。正卒，第一年在本地当步兵、水兵或骑兵，第二年驻守京城，第三年要戍边一年。这当中，亲自服役的称践更，不愿服役的也可交钱雇人代理，叫过更。由于雇人代役的越来越多，过更钱就演变成一种赋税，叫做更赋。汉代，都尉主管地方上的军事，统领本地的正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秋天，郡太守都要举行一次对正卒的检阅，叫都试。中央征发地方军，以铜虎符作为发兵的凭证，没有虎符是不能调兵的。在京都，驻有南北二军，北军守京师，士卒由京兆、冯翊和扶风地区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由上述三个地区以外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军力都不大，南军西汉初年为两万人，武帝初年削减为万人。按照汉初的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京都缺乏重兵保护，显然不能适应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支军队，称七校尉，常驻京师及其附近。中垒校尉统领七校尉兵，所以合称八校尉。八校尉属北军系统，每校尉兵力数百至千余不等，但其大多是招募而来的。在南军系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又建立了一支千余人的卫队，命名为“期门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的“良家子”七百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叫“羽林军”，武帝还把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在羽林军中进行培养，号称“羽林孤儿”。八校尉和期门、羽林的相继建立，加强了中央的军事实力。
在加强了自己的统治以后，汉武帝开始向外开拓疆土。在南方，武帝加强了对东南、岭南地区的控制管辖，在西南加快了西南夷地的开发；在东北，置吏设郡，使其成为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在北方和西北，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战；在西域，加强了汉和西域多国的联系。从而使汉王朝的疆域扩大到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至遥远的西域，北至阴山大漠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的大国。
（5）创设刺史制度
为了加强对地方长官的监察，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下令设立十三州部，每一州部为一监察区，设置一名刺史监察州部所属的郡国，从而创立刺史制度。州部刺史的督察对象主要是所属郡国的二千石官吏，督察的范围是“以六条问事”，六条以外，则不问。这六条是：一、豪强田宅超过国家规定的范围，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两千石官吏不遵守旨意，不遵从典制，以权谋私，假借天子的诏令谋取暴利，鱼肉百姓；三、二千石官吏苛刑酷法，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为百姓所害怕；四、二千石官员选拔任用不公平，呵护偏袒自己人，排斥贤能之士，宠幸愚才；五、二千石官员的子女仗势欺人，独霸一方；六、二千石官吏违反法令，勾结豪强，狼狈为奸，损害国家利益。从六条看，除第一条是针对不法的豪强，其余五条都是以郡国守相二千石官吏为督察对象的。其督察范围涉及政治方面的不奉诏书，选举方面的用人不公，司法审判方面的喜怒无常，任意赏罚，还涉及到二千石官吏的子弟骄纵不法。
十三州部刺史的官位并不高，仅为六百石，相当于一个中下等的县令，但是权力极大，可以监察守相等二千石高官而无所顾忌。刺史每年八月巡行郡国，年末向中央汇报情况，刺史隶属于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还要受到丞相司直的监督。武帝对于刺史的选用非常严格，一般是通过考试录取成绩卓越者，或选现任官吏中政绩显著、忠直高节者担任。
十三州部所监隶郡国及范围分别如下。
豫州刺史部：颍川、汝南、沛郡，梁国，共监三郡一国。
兖州刺史部：陈留、山阳、济阴、泰山、东郡，城阳、淮阳、东平国，共监五郡三国。
冀州刺史部：魏、钜鹿、常山、清河郡，赵、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国，共监四郡六国。
徐州刺史部：琅琊、东海、临淮郡，泗水、广陵、楚、鲁国，共监三郡四国。
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齐郡，淄川、胶东、高密国，共监六郡三国。
荆州刺史部：南阳、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国，共监六郡一国。
扬州刺史部：庐江、九江、会稽、丹阳、豫章郡，六安国，共监五郡一国。
凉州刺史部：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共监八郡。
益州刺史部：汉中、广汉、犍为、越、益州、柯、蜀、巴、武都，共监九郡。
幽州刺史部：勃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涿郡，广阳国，共监九郡一国。
并州刺史部：太原、上党、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共监六郡。
朔方刺史部：朔方、北地、五原、西河、上郡，共监五郡。
交趾刺史部：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共监七郡。
十三州部以外的三辅、三河、弘农郡，由司隶校尉直接监察。
武帝所设十三州部刺史并无固定的治所，只是巡行郡国，年终回朝汇报，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幕僚，仅从二千石府吏与从事中挑选随员。
汉武帝创设的刺史制度，以地位低下的刺史来监察位高的二千石长官，可以保证刺史有举察的积极作用，而无以上欺下的消极作用，可以收到大小相制、内外调和的效果，在历史上倍受称赞。不过，卑微的刺史能监察位高的长官而无所畏忌，是因为它受到了最高权力的支持。正是由于皇帝不断赐予它更大的权力，它最终成了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8.武帝平越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为了遵守与武帝的约定，不敢私自出兵，于是向武帝上书告急。武帝因此很赞赏南越王的忠义，派遣大批军队帮助它抵抗闽越。武帝派大行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分别从豫章郡、会稽郡出发，夹攻闽越。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说：“陛下统治天下，推行德政普施恩惠，天下太平，每个人都安居乐业，自认为一生不会见到战争。现在您却要派兵去攻打闽越，我刘安替陛下感到担忧。
“越人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刻花纹，生活在中原之外的野蛮部落，不能用礼义之邦的法度加以治理。即使在夏商周三代最强盛的时期，胡人和越人都不受中原的统治，并不是三代王朝不能征服他们，也不是三代王朝的军队不能战胜他们，而是因为三代王朝认为胡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无法用礼义制度统治胡人、越人，不值得烦劳中原王朝。自汉朝初定天下，至今已七十二年，越人各部族之间经常自相攻击，但是天子从来没有发兵进入越人居住的地方。我听说越人没有城池村庄，而生活在山谷溪流之间，丛林密竹之中，习惯于水上作战，擅长划船行舟。闽越地区地形复杂，而且有许多河流险阻。中原地区的人不了解当地的地势险阻而进入其境内，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过一个越人。与他们作战，难以迅速取胜。即使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也无法设置郡县管理。从地图上看，越地的山川河流屯兵要塞之间的距离很短，也不过是几寸开外。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距离遥远，只是由于地形险要，丛林阻隔造成的一种误判。看上去似乎容易，实际行走却很难。天下依赖祖宗的保佑，境内安宁，老百姓看不到战争，家家平安和睦，这都是陛下的恩德呀。越人名义上是藩区，但他们既不向朝廷进献贡品，士兵也不听朝廷派遣；他们自相攻击，但陛下派兵前去救援，这是蛮夷依靠中原而又使中原疲弊。况且越人愚鲁轻薄，经常违背盟约，他们不遵守天子的法度规范，已不是一天了。假如一旦不奉诏令，便发兵征讨它，我担心以后战事就难以平息了。
“近几年，农业收成不好，老百姓得靠出卖女儿、让儿子充当赘婿，换回钱财维持生活。依靠陛下的仁慈救济，老百姓才能够活下去，没有饿死在流亡的途中。前年歉收，去年又闹蝗灾，百姓的处境没有恢复正常。现在派兵远征越人，应征的士兵又必须自带衣物粮食，进入越地，抬着轿子翻越山岭，拉着船在水中跋涉，远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河的两岸是丛生的乱竹和繁密的树林，船在河中上下行走，经常碰撞礁石，导致船沉人亡；树林中有许多猛兽、毒蛇、吸血的昆虫，夏季炎热之时，瘟疫蔓延，人们受疾病困扰，上吐下泻体虚乏力，甚至有生命之忧。还没等交战，我们的将士就已经死伤过半了，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呢？前些时期南海王反叛，陛下派遣将军间忌率军队进攻叛军，南海王的军队战败投降，南海王及其部众被安置在上地区。后来他们再次叛乱，正值暑热多雨季节，前去平叛的汉军水兵长期在战船上宿营、战斗，还要耗费体力整日划桨行舟，大部分士兵不适应暑热天气，加上身疲力乏，染病而死的水兵远超过战死的水兵。白发苍苍的父母流尽了眼泪，失去父亲的儿女无依无靠，他们不得不变卖家财，到千里之外去接回亲人的尸首。那种悲痛哀伤的气氛，许多年来都没有消失，老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还没有进入越人的居住地区，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祸害。陛下的恩惠施及禽兽与草木，您的仁德如同天地，英明如同日月，如果有一个人因身受饥寒没有安享天年而死，陛下都会为此而心中凄惨悲伤。现在境内没有任何不安的现象，连狗的惊吠都没有，却使陛下的士兵丧生，尸横遍野，鲜血浸染山谷。边境的百姓因此在下午早早关闭城门，每天早上起床就要为晚上能否平安无事而担忧，我认为陛下应该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