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方地形不熟悉的人，大多数会认为越人由于人多兵强，所以能攻略边境城邑。
“当年淮南国领有它的全部封地的时候，曾大量任命边境的官吏。我听说，越人与中原人不同。有高山为界，行人绝迹，道路不通，这是天地用来分隔边外和中原的天然屏障。越人要进入中原地区，必须沿着领水顺流而下，领水流经的地区山势险峻，水势湍急，能冲走巨石，撞毁船只，如用大船运载粮食不能顺流而下。越人想图谋进犯，一定先要在余干县境内开垦土地，积蓄粮食，然后才能进入境内，砍伐树木修造船只。如果执行边境防守警戒任务的士兵保持警惕，一旦发现越人入境砍伐树木，就立即逮捕，焚烧越人积蓄的粮食，即使有一百个越族，又能对边境城邑构成什么威胁呢？况且越人身单力薄，不适宜在陆地作战，又没有战车、骑兵、弓弩等军事装备。但是汉军却也不能进占其居住地，原因就在于越人据险而守，并且中原士兵水土不服。我听说越人的士兵不少于几十万人，如果没有五倍于敌的兵力是不可能进占越地的，其中还不包括运输粮饷的部队。南方炎热潮湿，临近夏季容易流行瘟疫，出征的将士露宿在外，生活在水乡，毒虫猛兽为害四方，疾病瘟疫困扰全军将士，就会有十分之二三的将士死于非命。这样，即使是把越国人全都俘虏了，也不足以补偿汉军所受的损失。
“我听到这样的传言：闽越王被他的弟弟甲所杀，甲也因此被杀，没有首领统辖越国部众。陛下如果想招越人归顺，就把他们迁往中原安置，可以派重臣前去慰劳，施以仁德，给予奖赏，以便使他们诚心前来归顺，这些越人一定会扶老携幼地来归顺圣明有德的天子。如果陛下不想用这些越人，就延续越人已断绝的世系，保存越人已灭亡的国家，封王立侯，用这种方法统治越人，这些越人一定会送来人质，做朝廷的藩属，世世代代向朝廷纳贡品和赋税。陛下仅用一寸见方的印玺，一丈二尺长的印绶，就能镇抚境外地区，不损失一支长戟，不丢一兵一卒，就能产生威德并行的效果。现在发兵进占越地，一定会使越人感到震惊恐惧，以为汉军要把他们斩尽杀绝，越人必定会像野鸡野兔那样，逃进山林险阻地区。如果汉军撤回，越人就重新集结；如果汉军留守越地，时间长了，军士们就会疲惫困乏，吃不好，穿不暖，平民百姓也会因为战争而无法安顿，如此，盗贼的出现便成为必然。我听老人们说：秦朝统治时期，曾派郡都尉屠睢率兵进攻越人，又派监郡御史禄指挥开凿河渠，打通输送士兵和给养的水路，越人兵败之后逃入深山丛林，秦军无法进攻，留下士卒屯驻空地，天长日久，士卒都很疲弊。越人重新集结，攻打驻扎在山地的秦国军队，秦国不得不征发服刑的囚犯增援。那时，内困外乱，民不聊生，攻打越地的秦军不断有人逃跑，聚众为盗，因而山以东起而发难。兵是凶事，无论什么地方发生动乱都会影响到周围地区。我担心变故、奸邪从此便会开始了。
“我听说没有人敢与天子的军队较量，所以只有征伐而没有真正的战争。如果怀着侥幸心理的越人迎战汉军的先锋部队，哪怕只是一个下等士兵逃走了，即使汉军砍掉了越王的脑袋，我还是要为大汉朝廷感到羞耻。四海之内的广大区域都是陛下您的疆域，凡是生活在其中的百姓，都是陛下的男女奴仆。陛下降下德政恩惠，使百姓们安居乐业，陛下的恩德就会普及于万世，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为后世所仰慕，国家将会永世安宁。越人居住的野蛮之地，还不够天子一天的游乐，怎么值得为它而兴师动众呢？《诗经》说：‘大王仁德满天下，远方部族自归顺。’这是说王道光明正大，远方的部族都很倾慕。我认为，用十万大军去伐越，实在是小题大作，只要派一个使臣去说服越王就足够了！”
这时，汉军已经出发，还没越过阳山岭，闽越王郢据守险要准备抵御。他的弟弟余善就和众人商量说：“国王没有向天子请示便发兵攻打南越，所以天子才派军队来征伐。汉军人多而且实力强大，即使这次侥幸战胜他们，以后来的军队会更多，直到我们的国家被灭亡才会罢休。现在我们杀了国王向天子请罪，如果天子同意我们的请求而撤回汉军，我们闽越全境自然会保全；如果天子拒绝我们，我们就拼死与汉军作战；不能取胜，就逃亡到海上。”大家都说：“好！”当即用短矛刺杀了闽越王，派使臣带着他的头颅送给了大行王恢。大行王恢说：“汉军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杀闽越王。现在你们杀了闽越王，又向朝廷请罪，不经过战争闽越王就死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王恢于是停止进兵，把此事告知大农令韩安国所率领的军队，并派使者带着闽越王的头颅迅速入京呈告天子。武帝下诏撤回军队，还说：“闽越王郢等人是罪魁，没有参与阴谋的只有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武帝于是派中郎将封立丑做越繇王，主持对闽越祖先的祭祀。余善杀了郢之后，在闽越国内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国中民众大多拥护他，他就自行称王，繇王丑没有办法制止他。武帝得知，认为不值得兴师动众去讨伐余善，就说：“余善多次和郢策划叛乱，但后来能带头杀了郢，使朝廷大军免受劳苦。”于是，武帝就封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存。
汉武帝派庄助向南越王说明朝廷的意旨。南越王赵胡磕头说：“天子竟为了我而派兵讨伐闽越，我纵然以身报国也无以报答朝廷的大恩大德！”南越王赵胡就把太子婴齐送入京城充当皇帝的侍卫，他还对庄助说：“我的封国刚刚受到侵犯，请使臣先行一步，我正在连夜准备出行的装备，很快就会进京朝见天子。”庄助返京途中，路过淮南国，依照汉武帝的吩咐向淮南王刘安说明讨伐闽越的用意，对刘安上书朝廷的好意表示赞赏，刘安表示自己没有皇帝那样的远见。庄助离开南越之后，南越国的大臣们都劝告南越王赵胡说：“汉朝发兵远征，杀闽越王郢，也是想以此震慑南越国。况且，先王当初说：‘侍奉天子只求不失大礼就行了。’我们不能因为汉朝使臣的几句甜言蜜语，就进京去朝见天子，您若真的去了，就难以返回了，这是亡国的情势啊！”因此，赵胡就自称有病，最终没有进朝去朝见武帝。
9.马邑之谋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听取大臣王恢的意见，设计攻打匈奴，但是计谋失败，汉匈断绝和亲，从此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1）汉初和亲政策
“白登之围”以后，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实行同匈奴和亲的政策，还每年向匈奴奉送大量的财物。然而，和亲政策并没有能够完全保证汉朝北部边郡的安宁。匈奴贵族屡屡食言，不断派骑兵南下侵犯汉朝边境地区，掳掠人畜，抢劫财物，杀害民众，制造了极为严重的边境问题。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致书文帝，希望恢复汉匈和亲。当年，冒顿单于死，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文帝认宗室女为公主，嫁给老上单于为妻。于是，汉匈和亲政策得以重新恢复。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再次侵犯狄道。太子家令晁错上书文帝，建议文帝募民实边。由于在边境守卫的戍卒，一年换守一次，不熟悉匈奴的举动，十分被动，因此容易挨打失利。于是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将内地的民众迁徙到北部边境地区屯居，一方面可以开发土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战时也可以集结成军，对付匈奴。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指挥14万骑兵大规模入侵，杀北地（今甘肃庆阳）都尉，屠杀掠夺军民牲畜及农产品很多，侦察骑兵甚至已经到达甘泉一带。汉文帝欲亲征匈奴，经太后劝阻才罢。
自此之后，匈奴骑兵连年侵扰汉北部边郡，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辽东（今辽宁辽阳）一带受害最深，每个郡的受害人数多达数万人。后二年（公元前162年），文帝致书匈奴老上单于，汉匈恢复和亲。
景帝即位以后，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派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今河北蔚县）与匈奴人和亲。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将公主嫁给匈奴单于。
中二年（公元前148年），匈奴军队入侵燕地。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匈奴侵入雁门、上郡，守卫军队战死者二千余人。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匈奴攻入雁门，雁门太守在这场战斗中战死。
从汉代前期的汉匈关系来看，由于中原长期遭受战乱，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甚至连生命也很难保全，国家实力衰弱，与强大的匈奴无法对抗，战略上处于守势。若匈奴骑兵不侵扰，汉朝也不发兵出击，汉匈之间尚能维持和亲关系。和亲政策的实行，并不能使汉朝北部边境保持安宁。由于汉朝的容忍，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和亲政策之下，中原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逐步达到繁荣。在同汉朝的互相交往中，匈奴人得到了大量物资和必需的铁器等，并接受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匈奴因此也越来越强盛。汉武帝即位以后，继续奉行和亲政策，同时送给匈奴大量财物，在边境上开通关市，允许匈奴人与汉朝人民之间的贸易。匈奴举国上下，都愿意同汉朝和好，以便开展贸易，获得必需的物资。汉匈边民于长城之下往来交易。匈奴人虽然也时有侵扰汉朝的行为，但较以前相比，规模都不是很大。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对于汉匈关系中实行的屈辱的“和亲”政策是不满意的。汉武帝受到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他认为理想的政治格局应当是唐虞成康的威震四方、蛮夷皆服的王道政治，不应该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尤其不应该是和亲那样的令汉朝折辱的局面。尽管给匈奴送去了公主和大量的财物，然而，匈奴仍不时侵扰边境，使得黎民不安，边境的防御也很难。汉武帝对此很是不满。
胡汉交战画像砖
该画像砖表现的是胡汉交战的激烈场面，可与史书相印证。
（2）武帝计击匈奴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从抓获的匈奴俘虏口中得知，原居住在河西一带的月氏人，后被匈奴赶往西域。匈奴是月氏人的世仇，月氏人常常想报丧国之痛，但无奈势力衰微而无法实现，于是想联络其他国家。尽管张骞出使西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却为汉朝提供了关于西域的第一手资料。汉武帝想打击匈奴，但是又迫于主张黄老政治的窦太后的制约，加上和亲政策实行了几十年，也给汉朝带来难得的和平局面，多数大臣都不主张同匈奴开战。汉武帝并没有放弃打击匈奴的初衷，一旦他巩固了政权，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对匈奴开战只是时间的问题。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来请和亲。汉武帝将和亲一事与大臣们讨论，他希望有人站出来反对和亲，主张对匈奴作战。大行王恢是接近匈奴的燕地人，熟悉匈奴事务，他领会了武帝的意思，就站出来反对和亲。他说，汉朝同匈奴实行和亲，然而不过数年，匈奴往往不守盟约背叛和亲，不如发兵反击。王恢的建议遭到了朝廷重臣韩安国的反对，韩安国说：“远征千里去打击匈奴，不是一件好事。何况匈奴国力强盛，兵强马壮，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我们的大军很难找到他们的主力一战而胜之。即使打败了匈奴，占有了草原、沼泽这些贫瘠之地，也不算扩大了国土，即使统治了这个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也不能增强国力。汉朝派遣大军与匈奴作战，必然士兵倦怠，马匹困乏，而匈奴以逸待劳，我们得胜的希望不大啊！所以，出击不如和亲方便可行。”朝廷大臣一致赞同韩安国的和亲主张，汉武帝答应了同匈奴和亲。
汉武帝并没有放弃自己出击匈奴的主张，所以，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派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守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守雁门向匈奴示威。
马邑（今山西朔州）豪强聂壹因为经常同匈奴做买卖，通晓匈奴事务，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他通过大行王恢提出了出击匈奴的建议。聂壹说，汉准许同匈奴和亲，所以，匈奴人很轻信，可以以此利诱他们接近边塞，然后发伏兵奇袭，必能打败匈奴。
汉武帝召集群臣议论这件事，他说：“我将子女许配给单于，还馈赐他丝绸锦绣、钱币银两，然而，匈奴人傲慢无礼，屡次侵犯我大汉边境，告警救急的紧急军情源源而来。我现在准备发兵攻打匈奴，你们以为如何？”
大行王恢立即发言，赞成发兵出击匈奴。他说：“战国之初，代国北面有强敌匈奴的威胁，南面有中原诸国军队的牵制，但是代国国内秩序井然，尊养老人，抚育儿童，蔚然成风。老百姓按照时令，开垦土地，种瓜种树，粮仓中一直有充足的储备粮。所以，匈奴不敢轻易入侵。现在，陛下神威盖世，天下一统，国库充足，兵强马壮，派遣军队防守边塞，转运粮草。然而，匈奴总是侵犯我国边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汉朝不能使匈奴震恐才造成了这种被动的局面，所以，应当出兵对匈奴进行惩罚。”
御史大夫韩安国站起来反对说：“我听说高皇帝曾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七天没能吃上饭，等到解围返回都城之后，却没有愤怒之心。圣人有包容天下的度量，不因自身的私愤而伤害天下大局，所以高皇帝派遣刘敬为使臣与匈奴和亲，到现在已为五世的人们带来好处。文帝知道光靠军队的威力不是久远之计，结果还是恢复和亲。前代圣王的做法应当是效法的，还是不出击的好。”
王恢站出来加以驳斥：“不对。高帝身披铠甲，手执利器，征战近几十年，他不向匈奴报复被困平城的怨恨，并不是力量不够，而是出于让天下人休养的仁心。现在边境经常受到匈奴侵扰，受伤战死的士兵很多，中原地区运送死亡士兵棺木的车辆络绎不绝，这是仁人所悲痛的事。所以说打匈奴是应当的。”
韩安国反对说：“古代人君谋划大事必遵照古人先例，发布政令必参照圣王语言，目的是表示慎重对待政事。自三代以来，对夷狄就不用正朔、服色，并不是兵威不足以制服他们、力量不够强大，而是因为蛮夷之地偏远，民众没有受过教化，不值得发动战争，以干扰中原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匈奴骑兵，素来轻快迅速骠悍至极，来如风，去如电，以畜牧为业，弯弓射猎，逐兽随草，居无常处，难以制服。如果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必然使边郡一带百姓因支持对匈奴的战事而长期废弃耕织。由此来看，出击不如不出击。”
王恢说：“不对，以前秦穆公在雍建都，攻取西戎，吞并十四国，开辟新的领土几千里，远至现在的北地、陇西一带。到秦王朝的时候，大将蒙恬率军出击匈奴，开辟土地数千里，以黄河为界，修筑城池，植树屯田，匈奴人竟然不敢南下在河边饮马。等到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撤掉了边境驻军，匈奴人才敢南下牧马。所以，匈奴只能用军队的威力制服，而不能用仁义来教化。现在，以中国之盛大，从它万倍的资财，拿出百分之一用来攻击匈奴，如同用强弓劲弩射击溃烂的伤口，不会有什么疑问。如果能制服匈奴，则北边的月氏亦可臣服。所以说，还是出兵反击匈奴加以制服好。”
韩安国反对这种分析，他说：“用兵布阵，如同吃饱的人等待饥饿的人，政治修明的等待政治混乱的，定居休息的等待倦劳疲惫的一样，接兵战阵才能打胜仗，攻城略地才能成功，这样常常可以不战而胜，这是圣人的用兵之法。劲冲的强风，等到衰弱的时候，连羽毛都吹不起；强弩之末，连鲁缟也穿不透。有盛必有衰，就好像有早晨就必有傍晚一样。现在如果轻易对匈奴用兵，长趋直入匈奴腹地，就很难起到打击匈奴的目的。如果纵队前进，容易受到两边夹击，军队如果以横队出击则后援又难以支援上来。前进速度快了，粮草接应不上；前进速度慢了，往往丧失战机。这样算来，出兵还没到千里，就人困马乏了。这正如同兵书上讲的，是拱手送给敌人好处。出击匈奴还有什么其他巧妙的方法可以采用，我还不知道。如果深入千里出击匈奴，没有什么好处还是不出击的好。”
这时王恢献出了他的谋划巧计：“我现在所说的打匈奴的方法，并不是征发军队深入敌境。而是要利用单于的贪欲，引诱他们到我们的边境，我们事先将挑选好的骁勇的骑兵和勇士，暗地里进行埋伏，抓准时机，对匈奴军队进行致命一击。谨慎地据守险要的地势，来加强防御的力量。我们已经完成了军力部署，有的军队攻打敌军的左翼，有的军队攻打敌军的右翼，有的军队阻止敌人前进，有的军队断绝敌人的退路，这样就可以擒住单于，必定大获全胜。”
汉武帝听了王恢的计谋很高兴，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决定由马邑豪强聂壹引诱匈奴单于入汉边塞加以伏击。
（3）王恢自杀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夏季，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统率战车、骑兵、步兵共三十多万人暗中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约定等单于进入马邑就挥军出击。汉军暗地派聂壹当间谍，逃到匈奴人那儿，对单于说：“我能杀掉马邑县的县令和县丞，里应外合，将城池献给您，您就可以得到马邑县的所有人畜和财物。”单于很信任聂壹，认为他说得对，就同意了他的计划。聂壹返回马邑县城，就杀了两个死刑犯，用来冒充县令、县丞，把他们的头系在马邑城下，让单于的使者观看，以此作为证明，说：“马邑县的长官已经死了，你们赶快来吧！”
于是，单于越过边塞，统率十万骑兵进入武州塞。来到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见沿途两边原野上到处是散放的畜群，奇怪的是居然没有放牧的人，顿生疑心。单于下令进攻边防都亭。正在匈奴军队猛攻之际，雁门尉史刚好在此地巡逻，他立刻组织防御，但敌众我寡，雁门尉史战败投降。为了保命，他将汉军在马邑伏击的军情告诉了单于。
单于大惊，全线撤兵。他说：“我本来就疑心其中有诈，现在是上天让我抓住了雁门尉史，知道了其中原委，使我军不至惨败。”因而，封雁门尉史为天王。汉军得知匈奴撤兵，急速前进追到边境附近，匈奴骑兵已经逃远了。马邑之谋，汉军兴师动众而来，结果计划失败，劳而无功。按照约定，马邑之战开始后，由王恢负责攻击匈奴辎重，现在王恢看到计谋失败，而匈奴兵强马壮，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出击匈奴。
马邑之谋失败后，武帝迁怒王恢。王恢辩解说：“根据原来的计划，约定引匈奴进入马邑县城，主力军队与单于交战，而我率军袭击他们的后勤给养，就可以获胜。现在单于未到马邑就全军撤回，我以三万人的军队攻击匈奴，跟用鸡蛋碰石头的结果是一样的，只能自取其辱。我本知道撤兵回来是要杀头的，但这样却保全了陛下的三万将士。”汉武帝把王恢交给廷尉审判。廷尉判决：“王恢避敌观望，应该判处斩首。”王恢惊恐不已，暗中向丞相田行贿一千金，乞求他为自己说情，以保全性命。田不敢向武帝说，而对太后说：“王恢第一个提出了在马邑诱歼匈奴主力的计划，现在行动没完成而杀王恢，这是等于为匈奴报了仇啊。”武帝朝见太后时，太后就把田的话告诉了武帝。武帝说：“王恢是马邑计划的主谋，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调集了天下几十万人马，安排了这次军事行动。结果不但是伏击没有成功，还放走了单于，当初如果王恢率军袭击匈奴的后勤部队，切断敌军的给养，仍然可以起到振奋军心的目的。如今不杀王恢，无法向天下人谢罪。”王恢得知了武帝的话，就自杀了。
从此之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廷的和亲，派出骑兵连年侵扰汉朝北部边境，武装冲突和小规模的战斗经常发生。但是匈奴仍然贪图在边关的互市贸易，喜爱汉朝的财物，汉朝也不关闭边境贸易市场，双方保持着贸易往来。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了，但它揭开了汉朝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序幕。
10.汉通西南夷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正月，汉武帝派遣使者唐蒙联络在今贵州西部的夜郎国，设置犍为郡（在今四川宜宾）。同时派司马相如出使在今四川西昌东南部的邛以及在今四川汉源东南的，设置都尉，归蜀郡管辖。
在秦汉时期，广大的西南地区，围绕着巴、蜀两郡的外围，大约在今天的四川西部、南部，贵州、云南以及甘肃边境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
夜郎是贵州西部地区几十个部落国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夜郎往西，在云南东部滇池一带，分布着几十个有君长的部落，其中滇最大。在滇的北面，今四川西南部一带，在分布其中的几十个部落中，邛都（今四川西昌）最大。夜郎、滇、邛都等部落多属濮族，人民多从事农业耕作，建筑了一定规模的城镇，过着定居生活。
在滇的西面，今云南中部地区（今云南云龙），方圆数千里，多属羌族。人民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
早在秦国的时候，中原势力已经发展到西南夷，秦朝曾派军队开通了从宜宾到昭通的“五尺道”，并派遣官吏对附近各部落进行统治。汉朝初年，中央政权放弃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但西南各部落仍然同中原地区保持着一定的经济文化联系。汉人从西南夷购买马匹、牛和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也进入到西南夷中，有的还将商品经由夜郎国境内的柯江（今北盘江）转贩到南越地区。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秋，王恢平定东越动乱之后，派番阳县令唐蒙去向南越王说明进军意图。南越人让唐蒙吃蜀地所产的枸酱，唐蒙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南越人说：“是从西北方向的柯江运来的。柯江宽几里，从番禺城近旁流过。”唐蒙回到长安，又询问蜀地的商人。商人说：“只有蜀地出产枸酱，许多人私自带着它出境去卖给夜郎。夜郎靠近柯江，柯江宽一百多步，行船没有问题。南越国利用金钱和价值较高的物品吸引夜郎，达到支配它的目的。南越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一直扩展到桐师人住的地区。但是，南越国最终也无法征服这一地区。”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正月，唐蒙向武帝上书说：“南越王使用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宫殿、礼仪，占据着东西长达万余里的地盘，名义上是朝廷的外臣，实际上是一国之君。现在如果从长沙国、豫章郡出兵征讨南越，水路大多断绝，难以通行。我听说夜郎的军队总计有十几万人，假如我军乘船顺柯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一定能够打败南越。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只要利用汉朝的强威，再加上巴、蜀两地富裕的经济力量，那么，打通夜郎的道路，在那儿设置官吏实行统治，是很容易做到的。”武帝批准了唐蒙的建议。
于是，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领士兵一千人和运输粮食衣物的民夫一万多人，经过巴蜀两郡及关进入夜郎境内，见到夜郎侯多同，并告知汉朝的严威圣德，约定由朝廷在当地任命官吏，并让多同的儿子担任县令。夜郎附近小城邑的人都喜欢汉朝的绫罗绸缎，他们认为中原离当地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汉朝不可能征服这片地区。于是就暂时表示服从唐蒙的约定。唐蒙返京奏报，武帝就在这一地区设犍为郡，征发巴、蜀两郡的士卒修筑道路，从道指向柯江，修路的人有几万人，唐蒙等人用“军兴法”诛杀逃亡士卒的头目，巴、蜀百姓极度惊恐，父老忧患。武帝得知此事，又派司马相如为郎中将，前去责备唐蒙，让百姓知道皇帝的恩德，以安定人心。
司马相如到了巴蜀以后，对当地的百姓说：“皇上派中郎将唐蒙出使西南夷，是为了让边境地区的人民臣服于中央政权，施德政使当地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中郎将唐蒙启用‘军兴法’，使百姓惊恐不安，父老忧患；他又命令沿途郡县转运粮食，扰乱百姓，这一切都违背了皇上的旨意。”然后，司马相如回到京城向汉武帝汇报处置情况。
当时，巴、蜀等四郡正在凿山劈石，修筑连接西南夷的通道，以便把中原地区的粮饷运进来。过了几年，道路仍没有开通，修路的士兵疲惫饥饿、遭受炎热潮湿折磨而死的人很多。西南夷少数民族多次聚众反叛，汉朝集结军队远赴千里征伐，军费开支以万万计，却没有收到平叛的效果。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夏，武帝对此很是担忧，下诏派公孙弘前去视察情况。公孙弘返京奏报情况，极力诋毁开通西南夷的作用，武帝没听从他的意见。
这时，邛人和人的部落酋长听说南夷与汉朝结交，得到很多赏赐，于是，他们也自愿归顺汉朝，成了汉统治下的臣民，他们请求朝廷按照统治南夷的模式，在部落任命官吏进行统辖。武帝询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冉都靠近蜀郡，道路也容易开通。秦朝时曾经开通，设置过郡县，到汉朝建国才废掉。现在如果真能再次开通，在那里设置郡县，将胜过南夷地区。”汉武帝认为他说得对，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皇帝的符节出使西夷。相如和副使王然于等人乘坐驿车，利用巴蜀两郡的官府财物贿赂西夷；邛、、冉、斯榆各部族的酋长，都请求做汉朝直接统治下的臣民。司马相如和众部落酋长达成协议，废除了原来阻碍中原地区和西南相通的边关。新设立的边关向外扩展，西部到达沫水、若水，南至柯江为界，开通了零关道，在孙水上架桥接连邛都，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隶属于蜀郡。武帝很高兴，继续开通西南夷。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正当北筑朔方、东置沧海时，蜀地长辈及有权威的人又广泛传播联系西南夷有害无益的言论，建议罢除通西南夷。朝廷中也是反对声不绝，御史大夫公孙弘等认为，西南夷与朔方、沧海都是无用之地，白白使中原地区耗费财物，百姓困扰忧患，应该停止同西南夷的来往。汉武帝命幸臣朱买臣同公孙弘辩论，朱买臣极力陈辩朔方给朝廷带来的好处，连发对策十章，而公孙弘难以反驳。公孙弘退而主张罢沧海郡，停止通西南夷事务，以便专力对付匈奴。于是，春罢沧海郡，秋罢西夷事务，仅置南夷、夜郎一都尉，令犍为郡筑城自保。
同年夏，张骞出使西域从大月氏归来。他向汉武帝报告说：“在大夏时，曾见到邛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的布，因问他们：‘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大夏人说：‘是我国商人去身毒（古印度）买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约几千里之外，习俗是定居，与大夏一样。据我估计，既然大夏在我国西南一万二千里外的地方，而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之外，也使用来自蜀地的用具，说明身毒离蜀地不太远。如果现在我国派出使臣出使大夏，若取道羌人地区，道路险恶，羌人又厌恶中原地区，恐怕对使者不利；若从稍北一些的地方走，便会落入匈奴人手中；而通过蜀地，应当是一条捷径，而且没有强盗匪贼从中作梗。”武帝大喜，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别从冉、、徙、邛、等数道并出，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王然于等使者在滇一带活动了四年，滇王也帮助汉使寻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使者分两路出发，各向南北开辟道路，然而，北方受到阻拦，南方受到昆明、的阻拦，道路终未找到。特别是昆明一带，各少数民族部落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以抢劫为谋生手段，往往在路边埋伏，杀害汉朝使者并抢劫财物，因此新的道路还是没有开通出来。
11.酷吏当权
马邑之谋后，汉匈断绝和亲，武帝决心武力消灭匈奴，公元前132年，朝廷中又发生了窦婴、田党争案，武帝决心提拔一批法吏之士，巩固内政，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七月，酷吏张汤被提升为太中大夫，自此用法越来越严苛。汉代吏治进入酷吏时期。
（1）初露端倪
汉初的开国之君刘邦及诸大臣大将都是从社会下层经过秦末农民战争登上统治宝座的。他们深知酷刑暴政是秦亡国的根本原因，因此，都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以满足百姓渴望稳定，发展生产的要求。“萧规曹随”是汉初无为而治的典型治国方式，等到了文帝景帝，天下安定，社会稳定，民心自爱，社会风气良好，经济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但是，随着社会各方面矛盾的积累和激化，也开始出现苛刻寡恩，执法不避贵戚，务求惩治豪强的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由等。
郅都为人重气节，为政清廉，亲戚朋友找他说情，托他办事，他一概不徇私情。他执法严格，秉公审案，即使位高权重、地位高贵的人犯了法也不能有所幸免。郅都常说：“我身为朝廷命官，自然应当恪尽职守，以死为国家尽忠，绝不能因为妻子儿女改变我为国尽忠的理想。”后来，郅都被任命为中尉，列侯宗室都很害怕，不敢正眼瞧他，称郅都为“苍鹰”。
南阳人宁成也曾为景帝做事。宁成好盛气凌人，从不屈居人下。在他当小官吏的时候，一定会凌驾于长官之上；当长官的时候，又以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属下。郅都为济南太守，郡都尉见郅都犹如属下的县令见太守一样，等到宁成当上了济南都尉，他便凌驾于郅都之上了。郅都死后，长安附近宗室贵戚多横行不法。于是，景帝任命宁成为中尉，宗室豪强人人恐慌。
汉武帝即位后，宁成调任内史。外戚纷纷打击报复宁成。因怕遭受重刑，宁成私刻印章关文逃出函谷关回到南阳。他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赚千万钱，不能算成功人士。”宁成回到家乡后，买了上千顷良田，转租给贫民耕种，他的差役达几千家，财产达数千万。在南阳，宁成役使百姓，号令权威甚至重于郡守。
周阳由以侍郎的身份侍奉文帝。景帝时被拜为郡守。周阳由亦好盛气凌人，不肯屈居人下。周阳由为郡守，视都尉如县令；为都尉，又欺凌太守，夺其治权。周阳由治理郡，一定要铲除豪强地主，执法严酷，行为骄横暴躁。他喜欢的人，即使犯了法，他也会想尽办法为那个人开脱罪责，若是他厌恶的人，即使不犯法，他也会打击陷害。汉武帝登基后，周阳由仍为郡守，在二千石的官吏中，他的执政最为严酷暴虐。后来，周阳由被任命为河东都尉，因为与太守胜屠公争权失败，被杀。
汉武帝即位初期，吏治修谨，酷吏有数。武帝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想效法儒家政治理想中唐虞成康四夷宾服、官民同乐、祥瑞尽现的盛世。所以，武帝即位以后，诏举贤良文学，议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各项事业搞得轰轰烈烈，决心彻底改变汉初以来奉行的黄老无为政治。
在武帝的统治之下，尽管他本人期望创造一个人人和乐的“唐虞治世”理想局面，但是就在此时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了。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为了让东海国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汉武帝将东海举国迁到江淮一带，耗资巨大，天下震动，百姓恐慌不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王恢、韩安国击南越，又令唐蒙开西南夷，巴蜀一带百姓人心浮动。特别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后，汉匈断绝和亲，武帝下决心武力消灭匈奴。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朝廷中又发生了窦婴、田党争案。汉武帝为了应付朝中内外的变化，逐步提拔一批法吏，委以重任。这些人奉行严刑酷法，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君王对大臣的控制。
（2）张汤用法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汉武帝任命律法世家张汤为御史大夫。陈皇后为了争宠，以巫蛊之术诅咒竞争对手。事发后，武帝极为震怒，将这起案子交给御史张汤审理。张汤用法极严，诛杀了跟此案有关的许多人。汉武帝非常满意，提升张汤为太中大夫。此后，汉代吏治进入酷吏时期，大批酷吏受到重用。
张汤，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张汤父亲为长安丞，汤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吏。汉武帝舅舅田胜为九卿时，曾因罪被关押在长安的监狱里，身为长安吏的张汤全心全意地服侍他。武帝即位后，田胜被封为周阳侯。为报答张汤，田胜向许多贵人引见张汤。
宁成为内史时，发现张汤是个能干的人，就任命张汤为内史掾，又向上推荐张汤，张汤被提升为茂陵尉。武安侯田当了丞相后，觉得张汤精明强干，就提拔他做了丞相史。田向武帝推荐张汤，被汉武帝任命为侍御史，负责治理刑狱。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让中大夫赵禹、太中大夫张汤共同修改律令。经过这次修改，汉初实行的宽猛相济、侧重于缓和的用法局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并增加见知故纵之罪、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等罪刑。见知故纵之罪是指官吏发现有人违法而不检举告发，那么这些官吏就要以纵容犯罪论处。缓深故之罪是指犯了故意制造理由逮捕犯人并重刑处罚的官吏全部从轻发落，从宽处理。急纵出之诛是指官吏释放了犯人，因而被怀疑是故意纵容犯人的，应被判处死刑，并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判是否灭族。经过这次大修改，实际上一方面是严密法网，严酷刑法；另一方面又鼓励多杀，轻罪重罚，执法者可以枉法曲法乱捕乱杀，同时鼓励官吏互相检举告发。
张汤、赵禹受到汉武帝重用的同时，另一大酷吏义纵也步步高升。义纵，河东（今山西夏县）人。义纵的姐姐义因为医术高明受到王太后宠爱，王太后问她家中是否有什么人愿意做官的，义说，有一个弟弟品行不好，不可做官。王太后告诉了武帝，武帝就授予义纵中郎的官职，又担任上党郡中令。义纵做官，果断坚决，施行暴虐统治，毫无缓和包容之心。当官期间，他治理的县没有外逃的事情发生。他升为长陵及长安县令，敢于依法严治，不避贵戚，曾逮捕太后外孙修成君的儿子，汉武帝认为他很能干。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义纵升为河内都尉。义纵上任以后，马上族灭河内豪强穰氏一族，河内郡即道不拾遗。就在这一年，赵禹由中大夫升为中尉，列于九卿。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酷吏减宣因为治理主父偃案崭露头角，受到重用，被升为御史中丞。减宣，杨（今山西洪洞）人，当年将军卫青到河东买马，见减宣很能干，便将他推荐给武帝，武帝征为厩丞，后因减宣办事利落，升为御史。武帝命减宣治主父偃狱，减宣穷事株连，执法深严，升为御史中丞。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专门顺从武帝旨意、奏事皆看武帝眼色、鼓吹皇权无限扩张的儒生公孙弘被武帝任命为御史大夫。
张汤被任命为廷尉后，廷尉衙门培养出了王温舒、尹齐、杜周等大批酷吏。张汤善于揣测武帝心意，见武帝好文学、兴儒术，就征用博士弟子为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的经义来处理大案。张汤治理案件从来就是唯上是从，只要武帝想要治罪的，就将犯人交给执法严厉的官吏审问；武帝想要从轻处理，就将犯人交给执法宽松的官吏审理。遇到定罪审判疑决不下的难案，必先奏报武帝，同时为武帝分析案情缘由，让武帝最后决定，判定以后，又把武帝判定的案例记载下来以供后人模仿，以此来弘扬武帝的英明，所以深得武帝欢心。
张汤为廷尉，内修私德，居官廉洁。对于投靠自己的宾客，张汤给予优厚待遇，对于老朋友的孩子为官的、家族成员贫困的都给以佑护，所以他们升迁提拔的机会也多一些。
张汤还善于处理同下属的关系，只要上奏的奏章不合武帝心意的，必定叩谢皇上，说自己不听下属的话以至于出错；而奏章得武帝肯定赞赏的，就说是由属下某某人所做。所以，各方称誉张汤的人很多。
（3）官多酷吏
对于武帝好大喜功、扩展疆域而又重用酷吏的作法，崇尚黄老无为政治的老臣汲黯深为忧虑。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汤为廷尉后，汲黯曾当着武帝的面斥责张汤：“你是正卿，身为朝中重臣，你上不能弘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教化百姓遵规守法，使国富民安，使监狱里不再人满为患，为什么还要胡乱纂改高皇帝建立的法制？我看应判你诛九族之罪。”在朝廷上，汲黯同张汤常常争论不休。张汤巧舌如簧，汲黯与张汤争论后，不能得利，便大骂张汤：“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果然如此。一定是这个张汤，要弄得天下人心惶惶！”武帝信任张汤，反而认为汲黯摆老资格，不善于学习，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从此以后，日益疏远汲黯，最后又把汲黯赶出朝廷。
宁成私刻符节逃回老家后，致富有道。武帝想重新起用宁成为郡守，大臣公孙弘出面反对说：“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治民如狼牧羊，不能让宁成治民。”汉武帝改任宁成为函谷关都尉，约一年多，凡出入关的人都说：“宁肯碰到母老虎也别碰上宁成发怒。”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义纵由河内郡调任南阳太守。宁成家在南阳，出函谷关时，宁成亲自去迎送义纵，然而义纵心高气傲，根本不理宁成。到任以后，义纵抄了宁成的家，并且治他死罪。义纵为南阳太守，任用杜衍人杜周为爪牙，并推荐给张汤，张汤任用杜周为廷尉史。因为治理边郡士卒逃亡案，杀了很多人，迎合了武帝的旨意，因此杜周被升为御史丞。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卫青曾经多次率兵到定囊（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反击匈奴，却因定囊官吏民众叛乱导致战斗失败。于是，武帝调义纵为定襄太守。义纵到任以后，提出狱中犯重罪的一二百人，以及这些人的宾客子弟私自入监探视的二百余人，合在一块治罪，一日报杀四百余人。至此，定囊境内的吏民便对义纵不寒而栗，奸民纷纷帮助官府捉拿罪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义纵得势的时候，大酷吏王温舒也越来越受到武帝重视。王温舒，阳陵（今陕西高陵）人，受到张汤重用升为御史，因为督捕盗贼有功，再升为广平都尉。王温舒任广平都尉时，专门选择郡中果敢狡猾的官吏十余人为亲信爪牙，调查掌握他们的罪行，加以控制利用。手下官吏，凡能切实按王温舒旨意办事并使其满意的，虽有重罪亦不治罪；如有不能迅速抓获盗贼并使王温舒满意的，便必定被灭掉亲族。所以，就连接近广平地界的齐赵盗贼都不敢靠近广平之地，广平获得道不拾遗的好名声。汉武帝知道后，提升王温舒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任广平都尉时，用其任广平都尉时的方略部署下属，逮捕郡中豪猾之家。因连坐获罪的多达几千家，然后，分别其罪，罪大的灭族，罪小的杀头。王温舒到任时，已是九月暮秋时分，为了加快报批速度，赶在立春到来之前执行处决，便下令郡内私自准备五十匹马，安置在河内到长安的驿道上。所以，河内郡公文报批的速度极快，启奏上级的书信不超两日，郡内便能得到批文。被斩杀的罪犯极多，到十二月底，已杀得郡中无犬吠之声。可是，王温舒仍嫌没有杀够，又到邻近旁郡搜求盗贼。到了立春这一天，按国家规定，已不得再杀人，王温舒顿足叹气，遗憾地说：“唉呀！要是冬天能再延长一个月，我的事就可大功告成了。”
武帝实行的酷吏政治对于巩固中央集权，肃清吏治，镇压民众暴乱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消极作用也显而易见。严刑苛法只能用于一时，长治久安还是需要实施“仁政”、“德政”。
12.卫青击匈奴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虽未成功，但揭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此后，武帝连续不断地发动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在这场为争夺土地和荣誉的战争中，汉军将士奋勇拼杀，力克匈奴强敌，其中有三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使汉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将领的英勇事迹，至今广为传诵。这三次大战役分别发生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史称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
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武帝宠妃卫子夫的同母弟，出身卑贱。卫青的父亲叫郑季，以县吏给事身份为平阳侯曹寿办事。他同平阳侯家的女奴卫媪私通，生下了卫青。卫青的同母姐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后受到武帝宠爱，卫青后来就冒姓了卫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