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利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从上风头放火攻击李陵部队。为了隔断火势，李陵也命令士卒放火烧苇，挫败了匈奴人的这一火攻计谋。出了沼泽地以后，向南行，到达一座山下。匈奴单于率骑兵占领山头，然后命令骑兵跟随自己的儿子突袭李陵。李陵将匈奴骑兵引到树林中，又击杀匈奴数千人，之后又用连弩机发箭击射匈奴单于，匈奴单于下山逃走。
匈奴单于认为对手都是汉朝的精兵，而且这样被汉军牵着鼻子向南走，恐怕南方有汉军埋伏好的大部队，因此准备随时撤军；但他的手下却主张继续猛攻，如不能取胜，再撤走。
于是匈奴骑兵又向李陵步兵发动了数轮猛烈地进攻，李陵所率步卒情况更加危急，甚至一天打好几十次仗。战斗中李陵的部队又射杀了匈奴的两千多骑兵。
（2）寡不敌众
匈奴军不能取胜，准备撤走。恰逢李陵军中有一个叫管敢的军侯，因被校尉凌辱而投降了匈奴。对单于说：“李陵的军队没有援兵来救，并且箭已快用完了，只有李陵将军麾下和成安侯手下各八百人排在阵前，派精兵射杀旗手即可破阵了。”他说的成安侯，是韩延年，他的父亲韩千秋曾担任过济南相，进攻南越时战死，武帝便封他为侯，在李陵军中做校尉。单于非常高兴得到这个消息，命骑兵合力攻打汉军，边打边喊：“李陵、韩延年快降！”接着切断了汉军的退路，猛烈攻打李陵。李陵处在山谷底，敌人在山坡上从四面射箭，箭如雨下。汉军坚持南行，未等冲到汗山，一天之中五十万支箭已全部用光，于是舍弃战车而行。当时，汉军还剩兵士三千多，赤手空拳的就斩断车轮辐条当武器，军吏们也只有短刀。最后又因被一座大山阻住去路而折入峡谷。单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在险要处滚下垒石，很多士卒被砸死，不能前进。黄昏后，李陵换上平常的衣服，独自一个人走出营帐，拦住左右说：“让我一个人去干掉单于！”李陵过了很久才回来，叹息说：“兵败如此，唯求一死！”军吏说：“将军威震匈奴，皇上不会让您死，以后可想别的办法回去，对浞野侯那样的人，被匈奴俘获后逃了回去，皇帝尚且以礼相待，何况将军您呢！”李陵说：“您别说了，壮士死而后已！”于是他叫部下砍断旌旗，掩埋珍宝。又扼腕道：“再有几十支箭，我们足以逃跑了，可现在手无寸铁，没有能力再与匈奴作战，天一亮就只有束手待擒了。不如作鸟兽散，还可能有人逃回去奏报皇上。”他令将士们每人拿上一大块冰，二升干粮，约定在边塞遮虏鄣会合，准备夜半时分击鼓突围。但到夜半时，鼓却没有击响。李陵与韩延年一同上马，十多名壮士和他们一道冲出。匈奴发现后率领几千名骑兵追击他们。韩延年战死，李陵长叹：“我无脸面去见陛下呀！”于是下马投降了。他的部下都趁机四散逃命去了，逃回塞内的仅四百余人。
李陵大战单于王 版画
李陵兵败的地方离汉边塞只有一百多里地，消息很快被人知晓，边塞把情况报告给朝廷。武帝以为李陵战死，就把他母亲和妻子召来，要相面的人来看，相面的人说他们脸上并没有死丧的气色。后来得知李陵已降匈奴，武帝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因害怕被治罪而自杀。
很久以后，武帝才悔悟到李陵之所以投降是因为没有援兵，说：“李陵出塞之时，本来诏令强弩都尉接应，只因受了这奸诈老将奏书的影响又改变了诏令，才使得李陵全军覆没。”于是派使者慰问赏赐了李陵的那些死里逃生的部下。
李陵在匈奴一年后，武帝派因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境内接李陵。公孙敖没有完成武帝交给的任务，带兵而回，对武帝说：“听俘虏讲，李陵在帮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所以我们接不到他。”武帝听到后，盛怒之下将李陵的全族都处以死刑，陇西一带士人都以李陵不能死节而连累家室为耻。此后，有汉使到匈奴，李陵对使者说：“我为汉朝领步卒五千横扫匈奴，因无救援而败，有哪一条对不起汉朝，而皇帝却杀了我全家？”使者说：“皇上听说李少卿在为匈奴练兵。”李陵说：“那是李绪，不是我。”李绪本来是汉朝的塞外都尉，驻守奚侯城，因匈奴攻城而投降。单于对他礼遇有加，给他的官职比给李陵的还大。李陵痛恨因他为匈奴练兵而使自己全家被诛，便派人刺杀了李绪。为此，大阏氏便想杀掉李陵，单于把他藏到北方去了，大阏氏死后才把他接回来。
单于很器重李陵，把女儿嫁给他，立他为右校王，立卫律为丁灵王，他们都成了匈奴军中掌权的贵族。卫律的父亲本是长水胡人，但他却在汉朝出生长大。他同协律都尉李延年交情甚笃，李延年推举他出使匈奴。出使回来，正遇上李延年因罪而被斩，卫律害怕受株连，就出逃投降了匈奴。他很受单于宠爱，经常侍奉在单于的身边。李陵则住外边，遇到大事才召入计议。
8.司马迁著《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护，惹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司马迁只因为《史记》一书尚未完成，忍辱偷生，发愤著书。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其父为司马谈。
司马迁的家族世代在朝中担任太史之职，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世代为史官，但司马迁父子却都以此为荣，把修史看作一种崇高的职业，并都将终生的精力投入到修史之中。
（1）身遭腐刑
司马谈学识渊博，唐、杨、黄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曾跟唐都学习天文，随杨何学习《易经》，师从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司马谈推崇黄老思想，而对其他的学说都持批评的态度，因担心学人不通晓先秦诸子百家的意旨而师法邪说，曾著《论六家要旨》，详细的论述了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学说的要点和优劣。
“阴阳家，认为一年的四季、八方位、十二星次和二十四节气是各有月令的，顺之者则昌盛，逆之者则败亡，而事实上却不一定如此。所以说阴阳家让人束手束脚而多有畏惧。至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是天道的常法，不遵守就不会有纲常法纪了，他们所讲的春夏秋冬四时的基本顺序，是不可以丢弃不顾的。
“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作为法则，六艺的经和传的字数以千万计，即使是几代人也不能完全通晓，一个人终其一生也不能尽数知晓其礼仪，所以说儒家是重视广博而缺乏扼要，辛劳多而功效少。但他们提出的君臣父子之礼，规定的夫妇长幼的尊卑区别被公认是正确的。
“墨家，也讲崇尚尧舜，主要称赞尧舜的俭朴无华的生活和品德。如果天下所有人都像墨家要求的那样做，那尊卑贵贱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时代在变化，业绩也不必雷同，所以说墨家讲节俭却又难以遵行。但强调农本，节省费用，就会使家富而人足，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法家，不重视血缘关系的亲疏，不强调社会地位的差别，是非准则一律依法来决断。因此法家的方法只可作为一时的措施，而不可长期使用，所以说其学说过于严厉而缺乏恩德。
“名家，过度注重琐碎的细节，使人不能返回到事物固有的真理，专以名称来判断，所以说名家让人拘于名数而易失掉真实。
“道家，讲无为，即无所不为，他所讲的简单易行，只不过言辞晦涩。道家的学说将虚无作为本体，以顺乎自然作为功用。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度，也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能够依情理改变，推究万物的真情；不争万物的先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则又无法则，因时宜而成就业绩；有尺度又无尺度，据事物而决定兴废，所以道家说圣人不投机取巧，只是顺应时事的变化而已。”
司马迁年幼时曾在黄河边、龙门山南耕种放牧，在父亲的督促教育下，他十岁时开始诵读先秦时流行的“古文”书籍，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各地。他南下江淮地区，登上会稽山，探游大禹进过的洞穴；去过九嶷山，瞻仰大舜的墓地，乘船游览了沅水和湘水的湖光山色；向北渡过汶水和泗水，在曲阜讲习过儒家的学业，考察了孔夫子的遗风旧事，到邹县的峄山亲自演练了乡射仪礼；经蕃县、薛县和彭城，一路上多次遇到极大的困难，最后经过梁楚顺利地返回到长安。司马迁做郎中官后，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地区，又巡视了邛、、昆明等地，走遍了大西南，了解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司马迁通过漫游开阔了眼界，不仅搜罗了大量的书籍以外的轶闻旧事，也考察了山川形势、风土民俗等自然和社会风情，为他以后著述《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马迁承袭他父亲司马谈的官职做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上疏认为旧的历法坏废，应该重新制定颁布新的历法。夏五月，武帝命司马迁等人在夏历的基础上，编修了汉家的历法《太初历》，改后的历法以正月为一年之首，这就是一直流传后世的阴历。十一月一日，冬至，汉朝的历法改用太初历。
这一年，司马迁正式开始《史记》的编写，时隔数年后，正当司马迁专心致志编写《史记》时，却遇到了飞来横祸，使其一生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贰师将军押运辎重。李广利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陵瞧不起这位裙带将军，为做他的后援而感到羞耻，于是请求汉武帝让他独自率领一队人马出击匈奴，以少击众，以分散匈奴单于的兵力。武帝赞赏他的英勇，便准许了。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到浚稽山，碰上了匈奴单于带领的军队并与之交战，杀匈奴兵数千人。单于军队退而复围，李陵军虽经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兵败，李陵最后也投降了匈奴。武帝知道李陵军失败、李陵投降的消息后，非常愤怒，各位朝中官员众口一词，纷纷诋毁李陵。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有什么看法，司马迁一方面为安慰武帝的焦躁心情，另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因此极力为李陵辩白。司马迁说：“李陵孝顺父母，善待士兵，常常奋不顾身以赴国难。如今出兵偶遇不幸，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妻小的大臣一味地落井下石，太令人伤心了！李陵自己虽是失败了，而他所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节，应该是要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于汉室。”不料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他认为司马迁所说的是诬陷欺骗，想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开脱罪责，于是把司马迁押入牢狱，后又处以残酷耻辱的宫刑。这次横祸不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司马迁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因《史记》尚未编完，于是他忍辱负重，坚强地活了下来，一心发奋著书。
司马迁像
（2）矢志不渝
司马迁出狱后，担任中书令，他的故交益州刺史任安给他写信，在信中，他以古代贤臣的道义准则来要求司马迁。司马迁在给任安复信中，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情和志向：“事情很难用几句话向世俗的人们讲清楚，我的先人没有过能得赐铁券丹书的功绩，掌管文献历史与天象历法，其地位和占卜算卦的相近，本来就不为历代君王尊重。假令我伏法受死，和捏死一只蝼蚁没什么两样，而世人也决不会将我同那些为节操而死的人相提并论，只会认为是智穷罪大，最终落得一死罢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平时自己所树立的形象就让人这么去想。人总有一死，只是死的方式和目标各不相同而已，有的人死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比鸿毛还轻。最要紧的是不让祖先受辱，其次自身不受辱，其次脸面不受辱，其次语言辞令上不受辱，其次屈节受辱，其次剃去毛发铁圈束颈受辱，其次毁坏体肤折断肢体受辱，最下一等是腐刑受辱。《礼记》上说：‘刑不上大夫’，正是说士人的节操不可不尽力守全，所以就是在地上画个圈作为牢狱，士人也决不进入，砍削木头当作狱吏，也决不和他面对面提问回答，就是因为他抱定了宁死不屈的气节。如今手脚相交，袒露体肤，披枷锁，挨笞杖，囚禁在高墙之内，当此之时，见到狱吏就磕头触地，面对刑徒便惊恐地心跳不已。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长期威逼束缚造成的。落得这样的下场，还口说不受辱，不过是死要撑脸面罢了，哪还有尊贵可言！况且西伯周文王，为一方诸侯之长，还曾被拘禁在里；李斯为秦国丞相，还受过五种刑罚；淮阴侯韩信曾是楚王，在陈地却被锁上了枷锁；彭越、张敖都是面南称孤道寡的王，都曾被捕入狱；绛侯周勃诛灭作乱的吕氏外戚，权势超过春秋时的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卖身做过朱家奴隶。这些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名声闻于邻国，等到落入法网，都不能下决心自杀。人处在牢狱之中，古今一样，哪能不受屈辱！可见，勇敢和胆怯，是由权势决定的；强壮和懦弱，是由地位造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那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在面对刑罚之前自尽，到了刑杖相加的时候，才想到自杀，那不是太晚了吗？古人所以不轻易对大夫动刑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贪生恶死是人之常情，顾及双亲，眷恋妻小，至于那些激于理义的人却不这样，因为他另有不得已的原因。如今我十分不幸，早年失去父母，没有兄弟之亲，孤苦伶仃，少卿您看我对妻室儿女的态度怎么样？并且，勇士不一定为节操而死，虽为懦夫却因倾慕勇义而奋发努力，这样的人何处不见？我虽怯懦软弱欲苟且偷生，也还懂得选择生死的标准，何至于自己陷身牢狱之中受到屈辱呢？那些奴仆婢女还能守节自杀，何况我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苟且偷生，是因为我的心愿还没有完全实现，并且以自己辞世后著作不能流传后世为耻。
“古时富贵而名声早已磨灭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卓绝异常的人，才能为后人所传颂。周文王遭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无法施展抱负而撰写《春秋》；屈原被流放，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成《国语》；孙膑被挖膝盖骨，才完成《兵法》；吕不韦被贬居蜀地，《吕览》流传于世；韩非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得以写成并扬名；《诗经》三百，大多是古代圣贤抒发愤懑之情而写的。这都表明，他们思想上忧郁，又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述往事，希望后人了解自己的志向。我私下不自量力，近些年来用拙笨的文辞，收罗天下许多早已散失的轶闻旧事，对这些事实加以考证，用来探求成败兴衰的道理，共编成一百三十篇，也想以此来研究上天与人世的关系，通晓古今的变化规律，自成一家的观点。文稿草创尚未完成，就遭到了这场灾祸，痛惜此书未成，故虽身受极刑而没有自杀。倘若著成此书，要将它藏在名山，传给志同道合的人，散布于通都大邑。如此才能抵偿我先前所受屈辱，即令万死，也无可悔恨！”
（3）《史记》问世
司马迁编纂的史书，搜集天下散失的轶闻旧事，陈述帝王之业兴起的轨迹，求源本而明结局，探求考察兴盛与衰落之间的变化，编排考订史实，略古而详今，简略追述夏商周三代，详细记载秦汉当时历史，上从轩辕黄帝记起，下到他所生活的汉武帝年间，总共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书中的十二本纪，是以帝王为中心，提纲挈领地编排出关于大事的记载；十表，是同时代但家世不同或年代不明的王侯将相的年代表；八书，记载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包括了礼乐的增损、律历的改变、兵法权谋、鬼神祭祀、山川形势、天人关系、经济的发展；三十世家，与帝王大事记相配合，叙述了诸侯国与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和传记；七十列传，详载各种社会人物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活动，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后世称为《史记》。书中有十篇在后来散失了，只存目录而无原文。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才逐渐流传开来。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历史学上一部不朽的著作，开创了史学研究上全新的体例。《史记》也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它以个人的传记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事件。在八书中，分别概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各种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凡天文、地理、兵律、经济无所不述。在纪、传中，它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人们的社会活动：本纪不只是为皇帝作传，也为失败的英雄项羽和掌握实权的女主吕后作传；世家也不只是记载贵族，也记载没有爵位的孔子和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且把陈涉起义与商汤灭夏、武王革命相提并论；不只是替官僚写列传，也替哲学家、文学家、地主、商人以及游侠等社会各色人等立传，将当时社会的风貌全景展现在后人眼前。《史记》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在传记文学和散文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鲁迅先生赞赏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9.巫蛊之祸
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秋冬之交，长安发生了一件事情，一携剑男子欲闯皇宫。当时汉武帝在建章宫远远望见这一男子正往中龙华门里走，他觉得那人行迹很可疑，便命卫兵逮捕此人。这人见势不好，丢下剑逃走了，卫兵们没有追上。汉武帝大怒，杀掉了负责宫门警卫的门候，调动三辅的骑兵入上林苑围捕，又关闭城门搜索，但没有找到，十一天后长安才恢复正常秩序。这件事发生后，巫蛊之祸便开始了。
司马迁祠
所谓巫蛊，是指男女巫师在下神时诅咒并将木偶人埋于地下，当时人们认为这样可以加害于他人。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公孙贺、公主、皇后、太子还有其他很多人都因它而败亡。
（1）公孙贺族诛
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他的祖父昆邪在汉景帝时担任陇西太守之职，因率军平定吴、楚叛乱有功，被封为平曲侯，著书十多篇。
公孙贺年轻时为骑兵，多次出征立功。从武帝当太子时起，公孙贺就是舍人，武帝即位，公孙贺升任太仆。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卫皇后的姐姐，公孙贺因此受宠爱。元光年间，公孙贺被任命为轻骑将军，带兵驻扎在马邑。四年后，出云中。五年后，以车骑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因战争中立功，被封为南侯。随后，再次以左将军的身份率兵出襄陵，没有战绩。后来因为宗庙祭祀时献银两助祭的事而获罪，失去侯位。又以浮沮将军身份出五原之外二千多里，又没有立下战功。八年后，接替石庆担任丞相，封为葛绎侯。起初公孙贺被拜为丞相，不接受丞相官印和绶带，磕头哭泣说：“臣本是边远地方的人，靠骑马射箭当上官，实在没有作丞相的才能。”皇上与身边人看见公孙贺很悲哀，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皇上说：“扶起丞相。”公孙贺不肯起来，皇上因此起身离去，公孙贺不得已才拜受。待他出了朝，身边人问他原因，公孙贺说：“主上贤明，我不够称职，恐怕要受到严厉的责罚，从此就危险了。”
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接替父亲担任太仆，父子同居公卿职位。敬声自以为是皇后姐姐的儿子，因此骄横奢侈，不守法度。征和年间，擅自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被揭发，获罪入狱。这时皇上下令追捕阳陵朱安世，抓不到，公孙贺得知皇上的急迫心情，自动请求追捕朱安世，期望能抓到朱安世而为公孙敬声赎罪。皇上同意了。后来公孙贺真的抓到了朱安世。朱安世是京师大侠，听说公孙贺想用自己来为儿子赎罪，笑着说：“丞相要祸及祖宗了。南山上的竹子不够用来书写我揭发你罪过的文辞，斜谷中的树木不够用来做束缚我的桎梏。”朱安世于是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以及让巫师祭祀诅咒皇上，并且在上甘泉宫正对朱大路的地方埋下木偶人，上面刻有祭词，其内容中有恶毒的话。案子交给有关部门审讯，一一追究罪过，于是公孙贺父子都死在狱中，全家被诛灭。
闰四月，卫皇后之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的弟弟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都因受到了巫蛊的牵连而被处死。武帝与卫皇后及太子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春天，皇上诏令御史说：“前丞相公孙贺倚仗国戚关系，利用自己的权势干坏事，占取好田，为子弟宾客谋利，不顾百姓、戍边官兵缺粮，不考虑解决实际问题而收受贿赂，我忍耐他已经很久了，终不自动悔改，竟然以边防为借口，让内地各郡压缩其他费用，制作车辆。又借口供给军队用粮，令农民自己送粮到边境，困扰农民，使牲畜疲乏，耗损怀孕的牛马，影响国家的边防。还让下级官吏妄自增收赋税，使百姓流亡。并假称受诏，用奸邪手段逮捕朱安世。案子已经公开了结。现在拜涿郡太守刘屈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一府为两府，等有适当的贤人后再拜右丞相”。
（2）江充握重权
江充字次倩，是赵国邯郸人，原名江齐。他的妹妹很擅长歌舞鼓瑟，嫁给了赵国王太子刘丹为妻。江齐为此得到了敬肃王的宠信，成为赵王的座上客。
许久之后，王太子怀疑江齐向敬肃王泄露了自己的隐私，于是与江齐反目成仇，让人抓捕江齐不成，就抓了他的父兄，关押审讯后处以斩首弃市。江齐于是隐匿形迹，西逃入关，改名江充。到了京城，他便向皇帝控告刘丹与同胞姊妹甚至父王的后宫之人淫乱，还勾结郡国的豪猾奸人，打劫作恶，地方官吏无法管制。江充所上之书被呈给皇帝看，皇帝大怒，派人诏命郡守发兵包围赵王王宫，收捕王太子刘丹，然后转押在魏郡的诏狱里，令廷尉与郡守联审，执法非常严酷。
赵王彭祖是皇帝的异母哥哥，上书替王太子开罪，说：“江充是个受缉捕而逃亡的小臣，现在胡乱玩弄奸诈的手段，让圣上气恼，想借您的威严以报私怨，后果终难逃烹醢之刑，还不知悔悟。我愿意精选赵国的勇猛之士，到边防从军，抗击匈奴，为朝廷效力，以此赎刘丹的罪。”皇帝不答应，最后还是废了赵国王太子刘丹。
当初，皇上召见江充于犬台宫，江充请求以平常的穿戴叩见，皇上同意了。江充身穿织丝禅衣，衣服和装饰都带有一些女人味，丝帽上鸟羽作缨，走动时摇冠飞缨，加上他身材魁梧伟岸，气宇轩昂，使皇帝望见就感到他与众不同，对左右人说：“燕赵真是奇士很多呵。”等江充上前拜见，与他谈论一番之后，皇帝大为高兴。
江充请求出使匈奴。皇上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出使应以敌为师，随机应变，事情不好预先打算。”于是皇上任命他为谒者，出使匈奴。出使匈奴归来后，就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捕三辅境内的盗贼，监察豪贵们的越礼过分行为。当时皇亲国戚及近臣中很多人蛮横、奢侈、不守本分。江充一一举报弹劾，还奏请没收这些人的车马，让他们到北军营待命抗击匈奴。皇帝准奏后，江充马上便送信给光禄勋中黄门，将那些该去北军营待命的近臣侍中的名字告诉门卫，禁止那些没有经准许的人出入宫廷。于是贵戚子弟惶恐起来，都到皇帝那里叩头哀求，表示情愿出钱赎罪。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令他们各自按俸禄地位到北军交钱，这次朝廷共得几千万钱。皇帝认为江充奉法不阿，忠诚正直。
江充外出，碰上馆陶长公主等人在驰道上坐车行走，就喝问她们为什么那么放肆，公主说：“是太后的诏命。”江充说：“只有公主可以，随从车骑都不行。”于是就把长公主的随从全部处以处罚，并没收她们的车马。
江充陪伴皇帝前往甘泉宫，又遇上皇太子的家臣坐着车马在驰道上行走，江充把他们抓起来交给官府处置。太子得知，派人向江充求情希望宽恕。江充不给情面，仍把这件事上奏给皇帝，皇帝说：“作为人臣应当如此！”对他更加信任，江充因此威震京师。
江充地位显赫，本人又精于权术，手段狠辣，因此在朝廷中得罪了不少人。后来，为保住性命，借口巫蛊作祟，离间皇太子和汉武帝的关系，终酿成巫蛊之祸。
（3）太子被逼反
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有了太子，因此对他非常宠爱。太子刘据长大后，性格仁慈宽厚、温和谨慎，汉武帝嫌他缺乏才能，不像自己那样精明强干。汉武帝平日宠爱的王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刘闳，李姬生二子刘旦、刘胥，李夫人生一子刘。皇后、太子因皇上对他们的宠爱逐渐减少，常常感到不安。汉武帝察觉后，对大将军卫青说：“我朝有很多事还都处于草创阶段，再加上周围的民族对我国不断侵扰，我若不变更朝中制度，后代就将失去依据准则；若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因此不能不使老百姓们受些劳苦。但若我的后代也像这样做的话，就等于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安定天下，不会让我担忧。要找一个能够以文治国的君主，有谁还能比太子更强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感觉，难道真的如此吗？你可以把朕的意思转告他们。”卫青叩头谢恩。皇后听说后，特意摘掉首饰向汉武帝谢罪。
太子常劝谏武帝，不要劳师动众征伐周边的少数民族，武帝笑着对他说：“我把劳苦担当起来，把安逸留给你，这不挺好吗？”武帝每次出巡，总是把大事交给太子处理，宫内的事则交给皇后掌管。武帝回来后，他们将所处理决断的事情，挑一些要紧的向他汇报，武帝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有时连问也不问。武帝用法严酷，任用的多是酷吏，太子为政宽厚，经常命令重审一些案件以便能从轻处理，虽然深得人心，但执法的大臣们都很不高兴。皇后担心时间长了会惹恼武帝，常劝诫太子将案卷留下，听从武帝自己发落，不应该自作主张地加以从宽处理。武帝听说后，赞赏太子的作法，而对皇后却不以为然。群臣中的宽厚长者都归心于太子，而用法严酷的人总诋毁他。当时奸臣结成党羽，所以对太子的赞誉少而诋毁多。
卫青死后，不少大臣因太子不再有外戚做靠山，加上又私下以为武帝更喜欢小儿子刘弗陵，所以争相陷害太子。
汉武帝很少和儿子们在一起，与皇后也难得见面。一次，太子进宫拜见皇后，过了很长时间才从宫中出来。黄门苏文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调戏宫女。”于是汉武帝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后来太子知道了这件事，便非常恨苏文。苏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经常暗中寻找太子的过失，然后再添枝加叶地向汉武帝报告。对此，皇后切齿痛恨，让太子禀明皇上杀了苏文等人。太子说：“只要我不做错事，又何必怕苏文他们！皇上圣明，不会相信邪恶谗言，用不着担心。”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便叫常融去召太子进宫来见，常融回来后对汉武帝说道：“太子面带喜色。”汉武帝默然无语。等太子来到，汉武帝察看他的神色，见他脸上泪迹未干，却强装有说有笑，汉武帝感到很奇怪，再暗中查问，才得知事情真相，于是便将常融处死。皇后自己也小心防备，远避嫌疑，因此尽管有很长时间不再受武帝宠幸，却仍能使汉武帝以礼相待。
当时，方士和各类神巫多聚集在京师长安，经常用旁门左道的奇幻邪术来迷惑众人。一些女巫在宫中往来，教宫中美人躲避灾难的办法，在每间屋里都埋上木头人，进行祭祀。当宫女们因互相妒忌争吵时，就轮番告发对方诅咒皇上，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每每处死被告发的人，后宫妃嫔、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共杀了几百人。汉武帝产生疑心以后，有一次，在白天小睡，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想要袭击他，猛然惊醒，从这以后便经常感到自己身体不舒服，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及皇后有过节，见汉武帝年纪已大，害怕皇上去世后被太子诛杀，便向皇帝进谗言，称皇上的病是因为有巫蛊作祟造成的。于是汉武帝便派江充为使者，负责查处巫蛊案。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夜间祷祝及自称能见到鬼魂的人；又派人事先在一些地方洒上血污，然后对被捕之人进行审讯，指出他们用邪术在那些染上血污的地方害人，并施以铁钳烧灼之刑，强迫他们认罪。于是百姓们互相诬指对方用巫蛊害人；官吏则常常参劾别人大逆不道，欺君犯上。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受牵连而死的先后共有几万人。
此时，汉武帝年事已高，疑心加重，总以为周围的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他。而那些被捕治罪的人，无论有没有巫蛊行为，谁也不敢诉说自己有冤。江充看出汉武帝心中有疑惧，便指使胡人巫师檀何言称：“宫中有蛊气，不把这蛊气除去，皇上的病就一直不会好。”于是武帝便派江充入宫内，直到宫禁深处，毁坏皇帝的宝座，挖地找蛊；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江充先从武帝平日很少宠幸的妃嫔着手，然后依次搜索，一直搜到皇后宫和太子宫中，宫内各处地面都被翻挖起，以致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江充扬言：“在太子宫中找出的木头人最多，还有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应当奏闻皇上。”太子非常害怕，问少傅石德应该怎样应付这件事。石德害怕因为自己是太子的老师而受牵连被杀，便对太子说：“先前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伉等都因犯用巫蛊害人之罪而遭杀身之祸，如今巫师与皇上的使者又从宫中找到证据，不知是巫师放置的呢，还是确实有，反正你是解释不清楚的。不如假传圣旨，把江充等人逮捕下狱，彻底追究其奸谋。况且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您派去请安的人都没能见到皇上，皇上是否在世，还不知道呢。而奸臣竟敢如此，难道您忘了秦朝太子扶苏之事了吗！”太子说道：“我这做儿子的怎敢擅自诛杀大臣！不如前往甘泉宫请罪，或许还能被免无罪。”太子打算亲自前往甘泉宫，但江充却抓住太子之事紧追不放，太子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按着石德的计策行事。秋季，七月壬午，太子派门客假冒皇帝的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受诏书，太子的门客便将他杀死。太子亲自监杀江充，骂道：“你这个赵国的奴才，先前离间你们国王父子，还嫌不够吗！如今又来离间我们父子！”又把江充手下的胡人巫师放火烧死在上林苑中。
（4）血染长安
太子连夜派舍人无且带着符节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将一切禀报给皇后，然后调发皇家马厩的马车运载射手，打开武器库拿出武器，又调发长乐宫的卫卒。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纷纷说太子将要起兵谋反。苏文得以逃出长安，来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很不像话。汉武帝说道：“太子一定是害怕了，又愤恨江充等人，所以发生这样的变故。”因此派使臣召太子前来。使臣怕入长安后被杀而不敢去传旨，回去报告说：“太子已经造反，要杀我，所以我逃了回来。”汉武帝听了大为恼怒。丞相刘屈听到事变消息后，一边派长史乘驿站快马入宫向汉武帝奏报，一边抽身就逃，连丞相的官印、绶带都丢了。汉武帝问长史：“丞相是怎么做的？”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消息，没敢发兵。”汉武帝生气地说：“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已无秘密可言！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难道周公不能把管叔和蔡叔杀死吗？”于是给丞相颁赐印有玺印的诏书，命令他：“捕杀叛逆者，朕一定赏罚分明，应以牛车作为掩护，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以免杀伤过多兵卒。坚守城门，决不能让叛军从长安城逃出！”太子发表告示，向文武百官发出号令说：“皇上因病困居甘泉宫，我怀疑可能有变故，奸臣们想乘机叛乱。”汉武帝于是从甘泉宫返回，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颁布征调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的旨意，部署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由丞相兼职统管。太子也派使者假传圣旨，赦免关押在长安中都官狱中的囚徒，命少傅石德及门客张光等分别统管；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符节把长水和宣曲两地胡人骑兵征调过来，一律全副武装前来会合。侍郎马通受汉武帝派遣来到长安，听说之后马上追赶上去，将如侯逮捕，并告诉胡人：“如侯带来的符节是假的，不能轻信他的话！”于是将如侯处死，带领胡人骑兵开进长安；又征调船兵楫棹士，由大鸿胪商丘成指挥。当初，汉朝的符节是纯红色，因太子用红色符节，所以在武帝所发的符节上为示区别加上黄缨。
太子来到北军军营南门外，站在车上，召出护北军使者任安，颁与符节，令任安发兵。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太子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几万市民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率领的军队，双方会战五天，死亡几万人，鲜血像水一样流入街边的水沟。民间都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支持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
最后，太子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率兵守护城门，因觉得太子和皇上是父子，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太子得以逃出城外。丞相刘屈要把田仁杀掉，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丞相说：“司直为朝廷二千石大员，理应先行奏请，是不能随便斩杀的！”于是丞相将田仁释放。汉武帝听说后大发雷霆，将暴胜之逮捕治罪，责问他道：“司直放走谋反的人，丞相要杀他，是执行国家的法令，你凭什么要擅加阻止？”惶恐不安的暴胜之遂自杀。汉武帝下诏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携带皇帝下达的谕旨，把皇后的印玺和绶带收回，皇后因而自杀。汉武帝认为，任安是老臣，看到有战乱之事却坐壁上观，看谁取胜就归附谁，对朝廷怀有二心，因而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因马通擒获如侯，汉武帝封他为重合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擒获石德，封他为德侯；商丘成奋力战斗，擒获张光，封侯。因曾经出入宫门，所以太子的众门客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太子起兵谋反的，全部按谋反罪灭其家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不是出于本心，而被太子挟迫的，一律被放逐到敦煌郡。因太子逃亡在外，所以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军队把守。
汉武帝愤怒异常，众臣子十分恐惧，不知如何办才好。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汉武帝说：“我听说，父亲好比是天，母亲好比是地，天地间的万物就好比是儿子，所以只有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只有父慈，母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本是合法继承汉朝的人，即将承万世大业，执行祖宗的重托，论血缘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本为一介平民，仅仅是市井无赖之徒罢了，陛下对他却加以重用，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谋害皇太子，纠集一批奸邪小人，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逼迫陷害，使陛下与太子的父子间亲情不能相通。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作为陛下的儿子，太子私自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他绝无险恶之心。《诗经》上有言：‘绿蝇往来落篱笆，谦谦君子不信谗。否则谗言无休止，天下必然大乱出。’从前，江充曾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人无不知晓。而今陛下不加细查，就过分地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为追捕太子而征调大军，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有智慧的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也不能说话，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舒畅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过错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流亡在外！我对陛下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生命，待罪于建章宫外。”奏章递上去，汉武帝见到后感动万分，但没有公开赦免太子。
（5）武帝悔悟
太子向东逃到湖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只能靠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有一位太子以前相识的人在湖县居住，据说很富有，太子便派人去叫他，因此而走露了风声。八月辛亥，地方官追捕太子。太子自己估计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前来搜捕的兵卒中，山阳男子张富昌用脚踹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太子抱住解下。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拼斗而死，一同遇害的还有两位皇孙。对于太子之死，汉武帝非常伤心。
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但经过调查发现多不属实。此时汉武帝也已知道太子刘据是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诛杀江充，并无叛国的意图。正好守卫汉高祖祭庙的郎官田千秋又上紧急奏章，为太子鸣冤说：“作儿子的擅自动用父亲的军队，其罪应受鞭打。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又有什么罪呢？我梦见一位白发老翁，让我上此奏章。”汉武帝于是幡然醒悟，召见田千秋，对他说：“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一般认为外人难以插手，只有你知道中间的不实之处。这是高祖皇帝的神灵派您来指教我，您应当担任辅佐大臣。”立即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田千秋虽没有其他的学识、功绩和阅历，只是因为一席话让天子醒悟，几个月的时间就取代宰相封为富平侯，这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汉朝的使者出使匈奴，单于问使者：“听说汉朝新拜丞相，为什么用他呢？”使者说：“因为他上书谈论非常事变，所以被拜为丞相。”单于说：“如果像这样，丞相的设置不是任用贤士，随便一个男子上书就能得到啊。”使者返回，把单于的话转述给皇上。武帝认为使者有辱使命，便交给官吏审讯，过了很久，才把他释放。
田千秋为人忠厚有智谋，比前几位丞相都称职。汉武帝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对太子动武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来也被满门抄斩。汉武帝顾惜无辜遭害的太子，便特修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后，都很悲伤。
巫蛊之祸并未因太子刘据的自杀告终，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内者令郭穰又上告丞相刘屈的夫人也从事巫蛊活动诅咒皇帝，并且刘屈还与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起祈祷祭神，打算立昌邑王刘为帝。经过调查验证后，定为大逆不道罪。六月，将刘屈游街示众，以腰斩之刑处死，其妻小在华阳街枭首示众，并将李广利妻小也逮捕入狱。李广利当时正率军与匈奴作战，闻讯后，便投降了匈奴，武帝知道后又把李广利的宗族灭掉，巫蛊之祸的影响甚至远及汉朝边地。
巫蛊之祸，不仅仅是一场涉及汉武帝家族的家庭惨祸，也是封建国家的一场内乱。短时间内，上至皇后、太子、公主及公卿百官，下至兵吏百姓，有数十万人被无辜杀害，当时统治之腐败、政治之黑暗前所未有。作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其迷信愚昧、猜疑残忍的一面，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一场灾难。
10.轮台罪己诏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因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皇族纷争不止，武帝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颁布了发人深思的“轮台罪己诏”。
（1）国库耗尽
汉武帝在位期间南征北战，汉帝国的疆土得到空前拓展。但由于长年的用兵，军费开支之大和人民负担之重也是前所未有的，武帝即位不久，派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打击两越，江淮地区百姓劳役因此更繁重；后又派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通道凿山千余里，巴蜀之民疲惫不堪。彭吴奉命开通秽貊、朝鲜道，设置沧海郡，燕齐之间人们怨声载道。及马邑之谋后，汉朝征战匈奴，战争不断，各地都要为此负担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兵徭费用。如元朔年间，卫青率兵出击匈奴，夺取河南之地，武帝为了修朔方城征发了十万民众，所需漕粮转运遥远，连山东地区都受其劳，费用达数十万至百万巨，国库都因此空虚。以后四年，卫青率十万之众连年打击匈奴，光赏赐有功将士就用掉二十多万斤黄金，另外汉军士兵马匹死亡十余万，兵甲漕粮转运也需巨额费用。霍去病后来攻击匈奴获胜，汉军赏赐有功将士，当年费用又为百余万。武帝前后四十多年，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军费开支耗费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