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短短几年内，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社会相对稳定下来。
昭帝死后，霍光从民间找回废太子之孙立为宣帝。三年之后，霍光去世，宣帝将霍氏家族的权臣一一除去，亲自主政。宣帝选官治官有方，减免田赋，降低盐价，使社会矛盾缓和，农业生产发展，国库充盈。
对外，宣帝乘匈奴内乱之机，继续武帝时期断匈奴右臂的策略，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进行管理，招匈奴日逐到汉，同时，再招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结束了汉匈之间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状态。
这一段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史称“昭宣中兴”。
1.盐铁会议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汉昭帝下诏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讨论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盐铁政策。历史上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
因为武帝的奢侈和征伐，到了汉昭帝时期，工商业凋敝、物资困乏，而且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谏大夫杜延年为此特向辅政的大将军霍光进言：“近来失业流民未尽回归故土，连年歉收，应该重修孝文皇帝时之清明政治，上顺天意，下和民心，以勤俭、宽和为本，这样才会使年景有所改变。”霍光采纳了他的意见，表示要将与民休息的既定政策继续推行下去。
（1）双方大辩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汉昭帝下诏，命有关官员向各郡、国举荐的贤良、文学询问，了解民间疾苦以及如何对老百姓进行教化，许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希望能取消盐、铁、酒类的专卖，罢黜均输官，不要与天下人争利，鼓励百姓勤俭节约，然后才可以振兴、教化。”但桑弘羊并不赞成这样做，他认为：“盐、铁、酒类专卖和均输措施等，都是国家赖以巩固中央统治、保卫边疆，令财用充足的支柱，不能废除。”就这样，一场关于盐铁专卖等问题的辩论开始了。
以各郡国来的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为另一方，在这次盐铁会议上，围绕着武帝时期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利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匈奴的边疆侵扰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几十年后，汝南人桓宽根据会议的记录和当时尚健在的一位亲身与会儒生的介绍，整理成《盐铁论》一书，详细介绍了当时会议双方争论的情况。
在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贤良文学们便以“为民请命”为己任，建议取消盐铁官营的政策，他们说：“治理人民的方法应该在于消除放纵享乐的根源，发扬人们内在的道德品性，抑制工商业，不要引导人们唯利是图，只有这样，才能振兴教化，移风易俗。而如今各地都在施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政策，与民争利，养成了贪得无厌的弊俗，败坏了淳厚朴实的风气，使得更多的老百姓热衷于工商业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外表华丽的东西，本质非常容易衰败；工商业的兴盛必然会带来农业的衰落。农业发展了，百姓就诚实俭朴；工商业发展了，百姓则贪图财利。百姓诚朴，则生活富足；百姓奢侈，就会饥寒交迫。恳请朝廷采取妥当的措施限制工商业，鼓励刺激农业生产，废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经济政策。”
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桑弘羊认为：“匈奴不肯归顺朝廷，屡次侵犯边地。如果防备他们骚扰，内地的士兵就会因此而疲于奔命；如果不加防备，就会遭到他们的进犯。先皇武帝之所以在边地大量修城建堡，整饬烽火台，驻军屯田以加强防御，是因为忧虑边地百姓长年遭受战争之苦，遭受匈奴奸淫掳掠。而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均输法等政策，是因为边防费用不足，以此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弥补边防费用的亏空。如今你们要把这些政策废掉，对内会使国库空虚，对外会使边防费用严重不足，让守卫在边地的军队忍受饥寒的煎熬。故废除这些措施是极其不明智的，等于是自取灭亡。”
文学们说：“孔夫子说过：‘诸侯与士大夫之类的人，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天子不该谈论其财富的多少，诸侯不应谈论利害关系，大夫不应患得患失，而是要以仁义教化百姓，以德治去安抚黎民。使近处的人们乐意亲近，边远的人们也诚心归服。所以善于克敌制胜的人无须采取战争的手段，善于打仗的人不必动用军队，善于指挥军队的人不必以兵阵迎敌。以仁心实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何必耗用如此高额的军费呢？”
桑弘羊说：“匈奴剽悍勇猛，扰我边塞，直犯中原，杀害朔方等郡县官吏百姓，早就该出兵讨伐他们了。如今陛下广施恩惠，既哀怜黎民生活贫困，又怜惜将士长期在荒野征战。诸位从不披挂上阵，又要把盐铁官营和均输等政策废除，破坏边防费用的来源，丝毫没有忧虑边防之心，这在道义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文学们说：“古人崇尚德政而对武力不屑一顾。孔子说过：‘远方之人尚未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感化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安定地从事生产。’现在却抛弃仁义之道，一味崇信武力，征战不休，长年陈兵边塞，使得边疆将士饥寒交迫，中原百姓劳苦不堪，所以应该废除祸国殃民的盐铁官营政策。”
桑弘羊说：“古代建立国家的圣贤，沟通物资的有无，开辟发展农工商业的途径，通过市场满足各方面的需求，聚集各种货物，招徕四方士民。商人、工匠各行各业可以通过交换互补余缺，补充不足。《易经》上说：‘货物流通交换，百姓就不会懈怠。’所以说，商业不流通，货物的供应就没有；工匠不生产，农具就会缺乏；宝货不能供应，财政就不足；农具缺乏，粮食就不会增产。而实施盐铁官营，推行均输，正是为了流通货物，调节供需，搞活国家的经济。”
文学们说：“百姓在道德的引导下，民风会变得敦厚；在财利的引导下，民俗就会变得轻浮，人们就会因贪图财利而背弃仁义。《老子》说：‘贫穷的国家只是表面上看像是财富有余，事实并非如此。民众的欲望多，就会急于求利而躁动不已。’因此，圣明的统治者重视农业，限制工商业，充实粮食财货。市场上商人不买卖无用的东西，手工工匠不生产无用的器具。治理国家的根本大业并非商业和手工业，手工业只是生产工具器械，而商业也不过是用来流通积滞的货物。”
桑弘羊说：“《管子》讲过：‘农具器械不充备，即使国有沃土而百姓还是吃不饱；工商业不发达，造成有丰富的山海物产而民众缺乏钱财。’陇、蜀二郡的木漆、丹砂、鸟羽、牦尾，荆、扬二州的皮革、象牙、兽骨，燕、齐二地的盐、鱼、毛毡、皮袄，兖、豫出产的丝绸、漆器、麻布、葛布，江南的楠木、梓木、箭竹都是人们养生送死的必备之物，而这些物产都需要靠工匠加工制成，靠商业来沟通。所以古代圣人发明船桨，用来进行水上运输，使用牛马以通达陆路交通，直至深入偏僻的地方到达边远的地区，流通万物，便利百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先皇武帝建立均输官以使人民的资财富足，设置铁官以增加农具的供应。不能废弃盐铁、均输政策，万民对它非常拥护，依靠它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民意不可违也。”
文学们说：“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造成了国有沃土而百姓忍饥挨饿；过多地制造那些奇巧奢侈品而不致力于百姓必需品的生产，使得拥有丰富的山海物产而民众缺乏钱财。舜将黄金埋藏在深山，商王盘庚迁移国都，我朝高皇帝不准商人为官，为的是培养诚朴的风气，遏止贪鄙的习俗。排斥困辱商人，堵塞求利门路，尚且有人为非作歹，就更不要说朝廷带头牟利了。《公羊传》上说：‘如果诸侯好利，势必造成大夫品质鄙劣；大夫品质鄙劣，就会造成士贪财；士贪财，百姓就要为盗了。’盐铁官营给百姓设下了犯罪的阶梯。”
桑弘羊说：“以前运往京城的当地特产，由于来往繁杂，多数质量低劣，有的物品本身价值比运费还低。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以调配运输，叫做‘均输’。通过在京城设立物资贮存仓库，收集各地货物，物价低时买进，高时卖出这种方式来平抑物价。这样官府掌握实物，商人也没有机会牟取暴利，因而叫做‘平准’。有了均输，百姓之间的劳逸程度就会比较均等；有了平准，则百姓不失其职。均输、平准并不是要开启牟利的门路，诱导民众走上犯罪的阶梯，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平抑物价、方便百姓。”
文学们说：“古时向百姓征收赋税，只征收他们所擅长生产的东西。农夫交纳其收获的农产品，妇女交纳其纺织品。现在，索取他们难以生产的物品，而舍弃他们生产的东西，百姓被迫贱卖自己的东西，买进官府所要物品用以上交。近来有的地方官吏强迫百姓生产布絮，强行收购，恣意刁难。官吏征收的物品不仅是齐、阿的丝绸，蜀、汉的麻布，而且还要求普通百姓也生产制造这些东西。官吏低价收购，农夫负担加倍，女工重复交税，均输一点儿也不‘均’！官府政令乱出，垄断市场，致使物价飞涨。商人从飞涨的物价中牟取暴利。官吏从商，勾结奸商，囤积居奇，以待市场急需时高价出售。恶吏奸商贱买贵卖，平准也不‘平’！均输在古代并不是为了牟取财利而收购万物，而是用来调节劳役和方便贡品的转运。”
桑弘羊说：“国家管理山海之产，人们就不会争夺；用平价制度来管理货物，人们就不会怀疑价格。国家规定平准法，即使三尺儿童到市场买东西，也不会受人欺骗。现在你们主张把盐铁官营和平准政策废除，必然会使豪强富商控制山海的物产，垄断市场的经营。他们安居闾巷，遥控市场，物价的高低一点儿标准也没有，全靠他们口头上决定，端坐家中收取暴利而成为豪强，这助长了豪强势力，压制了无助的平民百姓。如果压制弱的而扶持强的，百姓间的平等就不会存在了。”
文学们说：“铁器是农民耕作最重要的工具，山海是财物的宝贵源泉。农民使用农具清除杂草使田地得到开发，田地开发了就能使粮食充足。山海被开发利用，使百姓的吃用充足，百姓充足，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了，再用礼仪教化百姓。人们做工经商时不会相互欺诈，在路上相遇后便相互谦让，人人相处诚朴而不会因为利益而发生争执。秦、齐、楚、燕各地，土质不相同，人们气力不一样，农具的大小弯曲就要因地制宜。不同地区风俗各异，习惯有别。现在朝廷强迫执行一个标准，就不能使铁器因地而宜，农民耕作很不方便，农具不便就会使百姓疲于劳作而杂草不除；不除杂草，庄稼就无法生长，人们生活必然贫困。炼制盐铁的地方，大都靠近铁矿、炭场，地方偏僻，工作艰苦，很多人对此无法忍受，借债雇人代役。郡县中的铁官按人口压价收铁，平民百姓因为要按地区远近出钱雇人运送盐铁，麻烦而且费钱，使得他们的生活困苦不堪，怨声载道。”
桑弘羊像
桑弘羊说：“以前肩水都尉彭祖奔丧回京时，提到朝廷制定的盐铁政策，内容严明、条理清楚。冶铁的役卒与囚徒的衣食用品，俱由官府提供，打造铁器，资用虽多，但对百姓的利益却没有影响。或许某些官吏不好，不执行朝廷的禁令，因而祸害百姓。朝廷实行盐铁官营，不仅是为了得到些收入，同时也是为了发展农本之业，抑制私人工商末业，削弱割据势力，禁止奢侈腐化，杜绝兼并之路。古时名山大泽不分封是为了防止诸侯得利。山海、湖泽的物产，都应该由朝廷少府掌管，但皇上并不把这些据为己有，归大司农管理，以在必要时赈济百姓。反对这种现象的议论很多，是因为那些谋财的奸诈之徒希望能够霸占山海资源，以求暴富，以微利役使百姓。私人不宜经营关系国计民生的铁器和兵器。”
文学们反驳道：“肩水都尉所言并非圣明君主治理国家的长久大计，只可使用一时，不可久行其事甚至延续后世。《诗经》上说：‘可悲呀！不行康庄大道，不师古代圣贤，只听浅薄的言论。’这是诗人对那些不懂王道而善于弄权谋利之人的讽刺。武帝平定百越，攻打九夷，屡次兴兵，粮革匮乏，所以只好采取设置农官，国家统一铸钱这样一条措施，并且允许大商人用粮食买官爵，来解决军队的供给。现在正是安抚民众的时候——陛下承受着大规模战争后带来的愁苦，养育着疲惫的百姓。你们这些公卿大臣应该考虑如何为国兴利除弊，造福百姓，以仁义辅佐明君。皇上即位至今已有六载，公卿大臣们没有请求罢黜奸诈谋利之徒，裁减冗余政府官员，民众就会因这些人把持大权太久，而深深怨恨朝廷。如今陛下以仁心推行仁政，召集各郡国贤良、文学到都城探讨三王五帝治国之道和六艺教化之法，讨论安危利害的关系，皇上用意不言而喻。而今公卿大臣的议论却未切入正题，可以说是见了小利而忘了大利，守了小节而丢了大体，实是有负皇恩。”
桑弘羊说：“一谈到治国之道，文学们的本事比唐尧、虞舜还高；提起仁义，则高远于秋天的天空，却没有具体的效用，只是徒有华丽的言辞。从前，鲁穆公在位时，子思、子庚为卿，公仪休为相，然而鲁国北边领土遭受齐国侵夺，南面畏惧楚国，西面臣服秦国。孟轲在魏国，魏军被齐军大败，又西败于秦国，丢掉了黄河东西两岸大片疆土。孔子的七十二门徒，离父母，抛妻小，追随其师，不耕而学，唯恐天下不乱。因此，满箱装着玉石的碎末，不算有珍宝，《诗》、《书》装满箱，不见得懂治国之道。重要的不在于只说一大堆好听的空话，而是要有安定国家、有利民众的具体措施。”
文学们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亡，秦国用之而成就霸业。不任用贤人，国家就要灭亡。孟子到魏国，梁惠王问他如何看待‘利’的问题，孟子以‘仁义’回答，因政治主张不一致，孟子没有受到重用就离开了，他的才能就没有施展出来。所以有粮不吃，就会挨饿；见贤人不重用，国家必然会衰败。商纣王有微子、箕子、胶鬲、棘子等贤臣，为何商朝不能存在下去呢？原因在于贤人的意见不被采纳，虽有贤人，却对国家的治理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桑弘羊说：“才优德高的文学，你们的智谋不仅能阐明先王的治国方法，还应用其才能实行先王治国之道。所以居家应为人之师表，在朝应做世之典范。但你们谈治国只会称颂尧舜，论具体措施只是以孔子、墨子那一套为准则，又干不好政事。贤良文学们沉迷过去的治理之道，却又不能将它付诸实践，做起来并不像说得那么好，讲得很有道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你们衣冠比老百姓好得多，行为和平常人却一样。你们这些所谓合乎标准而成为朝廷命官的人，只是偶然得到了机会，受到推举而得以滥竽充数罢了，想来那种真正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并非如此，与你们谈论治国的问题真是浪费时间，太不应该了。”
文学们说：“为了光照世人而有了上天的日月星辰，为了治理国家而有了天下的公卿群臣。所以说公卿是世人的表率，对上有辅佐圣明君主的职责，对下有推行仁义教化的义务。和谐阴阳，调节四季，培育后生，安抚百姓，使诸侯和睦相亲，无怨无恨，使四夷臣服，国家没有叛逆带来的忧虑。就如同有伊尹、周公、召公那样的三公之才，像太颠、闳夭那样的九卿之人。如果说我们文学不符合圣主选拔优秀人才的标准，那么你们这些执政的公卿们的道德也未必好！”听了文学们的话桑弘羊很不高兴，脸色阴沉，默不作声。
（2）与民休息
丞相史和御史在会议中也经常参与讨论。丞相史说：“谈论国家大事，评论执政的好坏，应该以理服人！桑弘羊大夫不同意废除盐铁官营，是考虑到国家的财政和边境上军费的开支，而不是存有私心。贤良、文学们严辞力争，主张取消盐铁官办，也不是为了私利，是想回到古代，按仁义办事。但是时代变化了，不能坚持古代的方法而反对今天的措施。儒生们是古非今，必定有改进的办法，假使你们有安定国家的能力，使四夷归顺臣服，让边地没有忧患，可以给你们免除全部赋税，更不用说取消盐铁官营和均输政策了。儒生贵在忍让和谦虚，以道义服人。现在你们气势汹汹，丝毫没有子贡、公西赤的言辞，只见到浅薄无理的样子，简直从未听说过。你们应向大夫请罪！”
贤良、文学们都离开席位，激动地说：“我们很少有机会到官场大庭上来，固然学识浅陋，你们说我们言论狂妄和不符身份，与执政的公卿作对，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国家有直言强辩的人是国家的福气，有花言巧语阿谀之人是国家的祸害。富贵人家常听到的是奉承之言，山林中常听到的是大风的声音，管理着万里江山的朝廷，每日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的话，我们的直言争辩正是公卿们治病的良药针石呀！”
桑弘羊说：“盲人无法用眼睛去辨别，却能用嘴说黑白；儒生没有治国的真本事，只好用嘴谈论国家的治乱。坐而论道不如亲自去实践，逢须之类的小人也会说自己拥有尧舜的美德，牧童也会说自己有乌获那样大的力气。孔子说过：‘话不能轻易出口，是因为怕说了，自身做不到而自寻其辱。’因此，君子认为品质卑劣，只能说大话，能说不能做的人是可耻的。”
贤良们说：“能做不能说的人对国家有益处，能说不能做的人是国家的宝贝，既能说又能做的人则是真正的君子，既然已经说了，就要亲身去做，不可以像那些食君俸禄，却不为君分忧的行尸走肉一样默不作声。如果这样，那官吏们就谈不上有什么耻辱和忧患可言了。如今贪图小利而不崇尚仁义之人，只考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来消磨众人的意志。公卿们如果真想使国家强盛且能克制自己，就应听从我们的肺腑之言，撤消牟利之官，利益归于百姓，如此一来，天下就会达到大治，到处都有颂扬之声，我们这些儒生就不必再为治乱而担忧了。”
丞相田千秋在辩论中很少表态，多采取中立立场，这次发言道：“据说郑长者曾讲过：‘君子的脸色要严肃，要注意说话的修辞和语气。’所以，官府希望你们说话有根有据，行为更要有准则，如果像剑客一样争辩，盛气凌人以图口舌之快，自以为是不相谦让，官府如何采纳你们的意见呢？我真诚希望你们不要如此。公孙龙说过：‘争论是为了阐明事理，所以不能过于顽固。为了很好地辩论问题，应在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充分考虑对方的看法。’如今我们官员缺乏仁德，枉拿国君的俸禄，却做不出相应的贡献。朝廷抬举你们这些贤良、文学进京议事，但到了你们得做高官治国安民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你们之中有谁提出了好办法来解决百姓的疾苦。”
双方争论得紧张而激烈，但到了最后，会场气氛反而静得可怕。公卿大臣们面带愠色，于是宣告会议结束，并上奏汉昭帝说：“不懂得朝廷大事的贤良文学们，说到底就是认为盐铁官营不好。现请求废除各地的酒类专卖以及长安附近的铁官。”昭帝认可了奏章。会议后，汉昭帝又召见了来京的贤良文学，赐给他们列大夫的职位。关于匈奴的政策和法治等问题的争论，在盐铁会议结束后又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盐铁会议争论的核心是汉武帝时期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尤其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利弊。贤良文学们坚决反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平准等政策，揭露了许多弊端，要求节约政府开支，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因为事关官府的大宗财政收入，掌握实权的大将军霍光只是将酒类的专卖取消，并裁减了部分地区的铁官，而将盐铁官营的主要政策保留。贤良文学们节约开支、与民休息的意见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这对昭宣时期经济的恢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盐铁会议的争论也很好地促进了当时政治的开明、读书士人的参政议政。双方都有很多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2.昭帝巩固皇权
汉武帝病逝后，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
即位之初，皇权尚不巩固。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燕王刘旦、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谋反。秘密被泄露，燕王与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被满门抄斩。自此，无人再能撼动昭帝的最高统治地位。
（1）刘旦觊觎皇位
燕王刘旦为汉武帝妃妾李姬所生，太子刘据及其三子一女在巫蛊之祸后被杀，齐怀王刘闳又早死，太子之位空虚。刘旦认为论排行顺序自己应该被立为太子，于是上书请求入宫担任宿卫，惹得武帝大怒，把他的使者在北门杀死。后又因其藏匿逃犯，被削夺三县。后来，武帝最小的儿子刘弗陵被立为太子。
武帝在病情加重后，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下诏，将刘弗陵立为皇太子，并任命霍光等人辅佐少主。十四日，武帝在五柞宫驾崩。转日，当时只有八岁的刘弗陵当上了皇帝，由盖长公主在宫中负责供养，而实权则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掌握。
昭帝在武帝驾崩后不久，便将加玺的报丧书信赐给诸侯王们。燕王刘旦收到丧信后不肯哀哭，说：“怕是京师出了什么变故，否则书信的封泥不会小于诏书的规格。”便将亲信孙纵子、寿西长、王孺等派到长安，以询问守丧礼仪为名暗中打探朝中事情。见到执金吾郭广意后，王孺便向他询问武帝的死因，哪位妃子的儿子被立为新皇帝，今年几岁。郭广意告诉他，当大家等待来自五柞宫诏书的时候，宫中喧嚷皇帝驾崩，各位将军一起把八岁的太子立为皇帝。后来埋葬武帝时，小皇帝没有临丧。
燕王听了宠臣详尽的汇报后，说：“非常奇怪的是，皇上去世时没有遗嘱。盖长公主又无法见到皇上。”于是又派遣中大夫到京师上书说：“在私下里，我目睹孝武皇帝亲自实行圣人之道，疼爱亲人，孝顺祖宗，安宁万民，德行等同于天地，睿智与日月同辉，威武之至。四方蛮夷携带宝物来朝进贡，新增了几十个郡，又开拓了比这多一倍的疆土。禅梁父，封泰山，祭拜天地，巡狩天下，在太庙里陈列着所有远方进贡来的珍奇宝物，既有如此盛德，因此非常希望能为武帝在郡国立庙。”奏章上报，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很快便赐给他三千万钱，并将他的封地增加了一万三千户，对燕王予以表扬。刘旦恼怒地说：“有什么可赏赐的？我应该做皇帝！”于是他与刘氏宗族齐孝王的孙子刘策、中山哀王的儿子刘长等合谋，谎称武帝在世时下诏，给他们掌管官府事务、训练军队的权力。
于是，刘长便代替刘旦对燕国群臣发布命令说：“托先帝美德，我亲自接受诏命做汉室的北部藩篱，掌管武器装备和官府事务，整顿训练军队，责任重大，日夜勤勤恳恳，各位大夫打算如何辅佐我？虽然说燕国很小，但自周朝时就建国了，上自邵公，下至燕昭王、燕襄王，至今历时已逾千年，不能说没有贤人。我勤谨治国三十多年，却什么名声也没有，难道真是其他人都比我强？还是有各位大夫尚未想到的原因呢？到底在哪里出错了呢？我现在想除恶扬善，扶正去邪，传播名声，安抚黎民，移风易俗，要寻找出路。希望各位大夫能够尽心回答，我会仔细审察。”
大臣们都将帽子摘下以示谢罪。郎中成轸对刘旦说：“大王无法继承汉室，不可坐等，而要挺身求取。如果大王起事，即使是国中的女子都会支持大王。”刘旦说：“以前高后时，欺瞒天下，立弘为帝，诸侯侍奉了他八年之久。吕太后死后，大臣诛杀诸吕，迎立文帝，弘并非孝惠帝儿子的真相才公诸天下。作为武帝亲生长子的我，却不能立为帝，上书请求立庙，又遭反对。并非刘姓后代的人却被立做皇帝。”于是，刘旦与刘泽便谋划写了一封欺诈的书信，内称：“小皇帝是大臣们共同拥立的，而并非武帝的儿子，天下之人应同起而伐之。”派人送往各郡国用来蛊惑民心。刘泽计划回临淄后，与燕王同时起兵，将青州刺史隽不疑杀掉。刘旦则将各地强人招徕，并且征敛铜铁用以制造兵器，征发百姓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还反复检阅他的兵马，来演练军队，等到时机成熟时起兵。
在谋反的过程中，刘旦并没有听取郎中官韩义等人的规劝，反而将韩义等十五人处死。瓶侯刘成碰巧得知了刘泽的阴谋，便将此事告诉青州刺史隽不疑。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八月，隽不疑将刘泽逮捕，并上奏朝廷。朝廷派大鸿胪丞查办此案，燕王刘旦被供出。昭帝下诏，由于皇帝和燕王是至亲，所以不再加以追究，而刘泽等人则全部被处以死刑。
（2）内外勾结
霍光和上官桀起初关系很密切。每次霍光出宫休假，都是上官桀入宫代替霍光处理朝中各项事务。霍光的大女儿嫁与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为妻，上官安有个年满五岁的女儿，和昭帝的年龄正好相当，上官安想通过霍光把女儿嫁给昭帝，霍光以孩子太小为理由拒绝了。上官安便想转求昭帝的大姐盖长公主促成此事。他先找到了盖长公主儿子的门客丁外人，丁外人与盖长公主私通，上官安鼓动丁外人说：“我的女儿容貌端正，若能借盖长公主之力入宫为皇后，有皇后这层关系，加上我们父子又同在朝为官，没有办不成功的事情。这件事成功与否就在足下了。汉家的惯例，常以公主嫁给列侯，到时还怕足下不能封侯吗？”丁外人听后十分高兴，便向盖长公主说了此事。盖长公主也认为有道理，便以昭帝的名义召上官安的女儿入宫为婕妤，将上官安封为骑都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三月，上官氏被立为皇后，上官安同年又被提升为车骑将军。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昭帝赐封上官安为桑乐侯。春风得意的上官安也变得越来越骄横。一次昭帝在大殿中赏赐上官安，并设酒宴招待他，上官安回来后对宾客们说：“我刚才和女婿喝酒，真痛快！”君臣之礼早被他抛置脑后。
权势日炽的上官桀父子对盖长公主非常感激，便请求为盖长公主的姘夫丁外人封侯，霍光没有批准；又为丁外人求光禄大夫的职位，想借机让昭帝召见丁外人，又被霍光拒绝。盖长公主因此怨恨霍光，上官父子也因数次为丁外人求官爵未果而感到惭愧。除此以外，上官桀的岳父所宠爱的太医监充国未经召见闯入大殿，被下狱处死，盖长公主为充国用二十匹马赎罪，死刑才被免除。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对盖长公主非常感激，而对霍光的怨恨越积越深。早在武帝之时，上官桀已为九卿，地位高于霍光，后来父子二人同为将军；上官安的女儿又是皇后，霍光不过是皇上的外祖父，却独揽朝纲，因而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御史大夫桑弘羊因推行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为国家获得了大量财富，要为自己的子弟谋求官职，因为未能如愿，所以也对霍光心存怨恨。自认为是昭帝兄长，而未被立为皇帝的燕王刘旦也常常心怀怨恨。于是众人合谋想要除掉霍光。上官桀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私下里与燕王来往，多次把霍光的过失记下来告诉刘旦，让他上书告发霍光，然后由上官桀从宫中把奏章交给亲信的下属审理。刘旦听说后，非常高兴，上疏说：“秦朝统治天下，靠威势迫使四方蛮夷臣服，宗室子弟的势力却很薄弱，使外族显赫强大，荒废治国之道，专用刑法，对宗室没有益处。后来陈涉在楚泽振臂一呼，近臣作乱，内外都发生变故，遂断绝了秦朝祭祀。高皇帝考察历史、总结教训，发现秦朝建国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所以改变秦朝做法，把子孙分封为王，划分土地城池，因此枝叶形成一体，使异姓无插足之处。如今陛下继承先王之业，委任公卿，群臣营私舞弊，诽谤宗室，朝廷之内充斥近臣的谗言，法律被那些邪恶的官吏废弃，他们作威作福，民众无法感受到君主的恩德。我听说武帝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虽然被拘禁二十年却不投降，回国后只当典属国。现在大将军幕府的长史杨敞无任何功劳，却官至搜粟都尉。霍光又把郎官和羽林军集中起来进行操练，道上戒备森严，为皇上准备膳食的太官先到目的地为他做安排。为了提防奸臣的意外之变，我刘旦恳请归还符节玺印，回京入宫侍卫，以防不测。”
对博图画像砖 西汉中期
画面表现了三人搏击的激烈场面。
在霍光出宫休假的时间里，上官桀想利用自己在宫中临时决事的机会，向群臣公布此事。桑弘羊则负责与大臣们一同议定罢免霍光。上书奏报后，昭帝不肯下诏查办。次日霍光听说后，上朝时不敢入殿晋见而滞留在画室。昭帝询问：“大将军为什么没来呢？”上官桀答说：“因燕王揭发他的罪状，所以不敢上殿。”昭帝传旨召大将军上殿，霍光到后叩头谢罪，昭帝说：“朕知道那个上书是假的，将军无罪，请将帽子戴好吧。”霍光问道：“陛下怎样了解到那个上书是假的呢？”昭帝回答说：“将军最近才去广明校阅军队，自选调校尉至今未满十日，燕王如何得知？若将军真要谋反的话，哪里用得着校尉呢？”周围的人都被昭帝的准确判断所震慑。上书的人果然已心虚逃走，朝廷急令搜捕。上官桀等人非常害怕，对昭帝说：“这件小事不值一提，不必再追究了。”昭帝不以为然。以后上官桀的党羽再诋毁霍光，昭帝就怒斥说：“大将军是先帝嘱托辅佐我的忠臣，如果再有谁敢进谗言诋毁他，我就治他的罪！”这件事后，上官桀等人便转为在暗中筹备，再不敢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了。他们密谋让盖长公主设酒宴邀请霍光，用伏兵将霍光杀掉后再废掉昭帝，将燕王刘旦立为新帝。燕王刘旦与上官桀等人书信往来频繁，刘旦允诺等事成之后将上官桀封王。他又联络各郡国的上千豪杰，准备举兵反叛。刘旦将此事告知了国相，国相对他说：“以前刘泽与大王合谋，事未成功被发觉，主要是由于刘泽平时喜欢欺凌别人和自我夸耀。我听说左将军上官桀一向轻率，其子上官安又年少骄纵，恐怕他们会和刘泽一样失败，即使成功又怕事成之后他们反过来谋害大王。”刘旦不以为然，他说：“前一段时间，一个自称是原皇太子的男子到皇宫门前闹事，引得长安城中百姓都去观看，喧哗骚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将军霍光很恐慌，为防止意外出动军队严阵以待。天下人尽知先帝的长子是我，还怕有人反对不成？”不久，刘旦对群臣说：“盖长公主已报信说，朝中所担心的只有右将军和大将军两人，如今右将军已经不在世了，丞相又有病在身，大事成功指日可待。”令群臣整饬行装，准备随时进长安坐龙床。
有人劝霍光说：“难道将军没有从当初吕氏家族的覆亡中吸取教训吗？吕氏身处伊尹、周公的地位，把持朝纲，大权在握，却不和皇族成员共享朝权，反而疏远他们，故而失去了天下人的信任，最终走向灭亡。现在皇上年幼，将军你应当团结皇族成员，并多与大臣们共议国事，不要重蹈吕氏覆辙。这样一来，便能够免除祸患。”霍光认为有道理，便选拔皇室成员中可以担任官职的人才，将楚元王的孙子刘辟疆任命为光禄大夫兼长乐宫卫尉，皇室成员刘长乐则为光禄大夫。
上官安打算先将刘旦骗到长安杀掉，然后将昭帝废掉改立上官桀为皇帝。有人问：“那上官皇后怎么办？”上官安说：“你何时见过追逐麂鹿而同时又顾着小兔的猎狗呢？况且依靠皇后的关系得到的尊贵是不稳固的，一旦皇帝宠幸别的妃嫔，皇后的娘家亲属连想做平民百姓都没有机会了。现在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呀！”
此时突降大雨，很快又井水枯竭。王府的大灶被从圈中成群冲出的猪毁坏。乌鸦与喜鹊厮打而死，老鼠在宫殿的正门中窜来窜去。雷火烧燃城门，宫殿的小门自动关闭，无法开启。宫殿和城楼被大风毁坏，树木也被折断或连根拔起。燕王的后姬们都因下坠的流星而惊恐万分。燕王也因过度受惊而病倒，派人到台水、葭水祭祠。燕王门客吕广等善观星象，对燕王说：“城市会被军队包围，九月到十月的时候，汉朝会有大臣被诛杀。”
燕王愈来愈忧心重重，便对吕广等人说：“事情无法谋划成功，又多次出现凶兆，朝廷大军将到，这该如何是好？”
（3）事泄被捕
盖长公主某舍人的父亲燕仓知晓了刘旦、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后，将此事告知了大司农杨敞。向来谨慎怕事的杨敞以有病为借口没有上朝，但将此事告诉了谏议大夫杜延年，杜延年急忙将这一情况上报。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霍光下令搜捕燕王部属孙纵之及上官桀、上官安、丁外人、桑弘羊等，然后将他们满门抄斩，以免后患。盖长公主闻讯后畏罪自杀。燕王刘旦知道了消息，惊恐异常，对国相说：“事情败露了，应该立即起兵了吧？”国相说：“左将军上官桀已被杀，百姓们都已知道了，此时起兵只有死路一条。”燕王刘旦忧愁烦闷，吃不下，睡不着，自己预料很难得到朝廷的赦免，最后在万载宫摆酒设宴，与群臣、宾客、妃嫔诀别。
席间，燕王起身唱起了自己所作的“归空城兮”，其声甚是悲凉。他刚唱完，燕王的华容夫人起身边歌边舞。凄凉哀婉的歌舞使在座的人都不禁欷抽泣。朝廷的赦令不久到了，燕王看后，叹气道：“唉！除我以外，燕国的官吏百姓都被赦免了。”接着，他将王后妃妾召到明光殿，说：“我犯的是灭门之罪！”准备自杀。大家劝解道：“也有可能只削去王国，有幸免死。”恰在这个关头，昭帝的使者也到了，带来了给燕王的加玺书信。信中说：“以前高皇帝将天下统一之后，立子弟为藩国以求江山稳固，后吕氏阴谋大逆，刘氏天下险些落于他人之手，全靠绛侯周勃等人讨灭乱贼，尊立孝文皇帝，才将刘氏宗庙保全下来。郦商、樊哙、灌婴、曹参等人身冒枪林箭雨，追随高帝使四海归一。当时头发乱得如蓬草一般，极为辛苦，也不过是得到了封侯的奖赏。现在宗室子孙毫无风吹日晒的辛苦，却封地而称王；父亲去世了儿子继承，兄长不在了由弟弟接替。你我亲为骨肉，如同一体，你竟与外姓他族合谋危害社稷，疏远不该疏远的人，亲近不该亲近的人，有叛逆之心，无忠爱之义。若先人有知的话，王有何面目以对高帝之灵！”刘旦读后，将燕王符玺交给医工长，又和燕国国相、二千石官吏辞别：“没有谨慎忠义地侍奉太子，理应去死。”随即用绶带自缢身亡，随刘旦自杀的王后姬妾有二十多人。昭帝下旨赦免燕王太子刘建死罪，贬为平民；赐刘旦“剌王”的恶谥。刘旦被立为燕王三十八年后身败国除。
桑弘羊的儿子桑迁在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等人谋反时曾出逃，并投靠过从前是桑弘羊部下的侯史吴。后桑迁被捉拿处死。时逢大赦，侯史吴投案自首后被囚禁在监狱。谋反案件由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共同负责审理，他们都认为“桑迁受其父亲谋反的牵连，侯史吴窝藏他，是窝藏连坐者，并不是窝藏谋反者”，便将侯史吴的罪按大赦令赦免。后侍御史重新查办此事，认为“桑迁精通经典，明知其父背叛朝廷，却不加以阻拦制止，性质是和谋反者相同的。侯史吴原为朝廷钦命三百石官吏，主谋窝藏桑迁，与一般老百姓窝藏连坐者之罪不同，不能赦免侯史吴的罪。”奏请朝廷重新判定侯史吴的罪责，并弹劾廷尉、少府为谋反者开脱。少府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所以田千秋几次为侯史吴说情，他怕大将军霍光不听，便在公车门召集博士和中二千石官，商讨应按法令判侯史吴什么罪。对大将军的意向，参与的人都很清楚，因此一致认为侯史吴是大逆不道。次日，田千秋将众人的意见上奏朝廷。于是霍光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逮捕下狱。朝廷上上下下最担心的事就是丞相是否会遭到牵连。太仆杜延年致书霍光说：“官吏放纵罪人，应受到其应有的惩罚。从法令上说，诋毁侯史吴为大逆不道未免有些过分。再说，丞相平时并无太多成见，只是经常为下面的人说情。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确实是很不对。但我觉得丞相毕竟在位已久，又是先帝爱臣，如果没有重大的过失，最好不要罢黜。这些日子以来，不少百姓们抱怨刑罚过重，官吏们执法十分苛刻。而今丞相商议的事又是有关刑罚方面的，假如因此案而牵连丞相，恐怕民心难服，势必造成小民私议，属下喧哗，流言四起。将军因此事而在天下人面前名声受损，是我最担心的事。”霍光以廷尉、少府玩弄法令之罪名，最后还是将他们按律查办，关入监狱。夏季，四月，徐仁在狱中自杀，王平、冯翊和贾胜胡都被腰斩。田千秋作为丞相，并未受到牵连，一直与霍光共事到底。
3.霍光主政
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没有子嗣继承其皇位。于是大将军霍光就同群臣讨论立新皇帝的大事。
（1）立昌邑王为帝
霍光为人沉稳、持重，思考问题非常周密，做事小心谨慎。史书上记载了霍光的一件事，说霍光每次出入皇宫禁地，站立进退都按一定的规矩。一些郎官、仆射曾暗暗地记住他上朝时站立的位置，从未见分毫的移动。霍光在处理国务时从不徇私枉法，并且总是破格任用和奖励坚持按规章办事的官员。
霍光的不循私情也使他树立了很多的敌人。盖长公主、上官桀父子，联合燕王刘旦、桑弘羊等人，阴谋除掉霍光，进而夺取皇位，由于事情败露，他们都被诛或自杀，自此霍光便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昭帝对霍光也非常信任，一直完全把朝政委托给霍光处理。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十七日，汉昭帝驾崩于未央宫，年仅二十四岁。昭帝下无子嗣。当时，武帝诸子之中只有广陵王刘胥尚健在，大将军霍光同群臣商议推立新帝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应立广陵王为帝，但武帝在位时因为广陵王行为放纵不轨而没有将他立为太子，所以霍光因此而内心不安。这时一位郎官上书说：“古时周太王不立长子太伯而立少子王季，只要适宜为一国之君，就是废长子立少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能让广陵王承继帝位。”上书正合霍光心意，他便把这个上书转给丞相杨敞等人观看。当日，霍光便以皇太后的名义委派代理大鸿胪少府乐成、光禄大夫丙吉、宗正刘德、中郎将利汉等前往迎接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进京，准备将其立为皇帝。霍光又将调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一事报知皇后。
刘贺是昌邑哀王之子，他在封国内一向放纵狂妄，毫无节制。甚至在汉武帝丧期中，他还一直外出巡游狩猎。他有一次出游方与县，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驰骋了二百里远。中尉琅琊人王吉上书劝道：“大王不好好研读经书，却对游玩逸乐情有独钟，驾驭着马车随意驰骋，嘴因不停吆喝而疲倦，手因紧握缰绳挥鞭而疼痛，马车的颠簸使得身体劳苦，清晨冒着露水雾气，白天迎着风沙尘土，夏季被炎炎的烈日烤晒，冬天被刺骨寒风吹得抬不起头来，大王总是以自己尊贵的玉体，去迎接疲劳痛苦的煎熬，这不仅无益于保全宝贵的生命，连高尚的仁义道德也保持不了。在宽敞的殿堂之中，舒适的毛毡之上，在名师的教导下研读、背诵经书，讨论上至尧、舜，下至商、周之世的兴盛，学习仁义圣贤的风范，通晓治国安邦的道理，废寝忘食，使自己的内心修养每天都获得提高，这种快乐，驰骋游猎是享受不到的啊。休息的时候，做些俯仰屈伸的动作可以锻炼形体，下肢则通过散步、小跑等运动来锻炼；吸进新鲜空气，呼出腹中浊气以锻炼五脏；心意专一，养精蓄锐，以调和心神。用这样的方法修身养性，一定会长寿的。大王如果留心此道，心中自然能产生尧、舜的志向，身体也能像伯乔、赤松子一样健康，美好的名声就会远播四方，让朝廷闻知，大王就会福禄双全，并且使封国变得安稳。当今皇上仁孝圣明，现在还终日思念先帝，对于修建园林池塘、宫殿别馆或外出巡游狩猎等事一样也没做，大王为了迎合皇上的心意，应日夜想到这一点。在诸侯王中，大王同皇上有最近的血缘关系，论亲属关系，大王就如同是皇上的儿子；论地位，大王是皇上的臣僚，一人兼有两种身份和职责。所以说，大王在施行恩义时，假使有任何没做周全的地方让皇上知道了，都不会是国家之福。”刘贺阅读后，下令说：“中尉非常忠诚，多次把我的过失纠正过来，而我的所作所为的确存在懈怠的地方。”于是让负责宾客事务的部属千秋前去嘉奖中尉王吉牛肉五百斤、干肉五捆、酒五石。但是刘贺还是我行我素，恣意放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