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呼韩邪单于称臣
匈奴闰振单于统率军队向东攻打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之作战，击杀闰振单于，并收编了闰振单于的军队，进而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大败而退，郅支单于定都单于王庭。
匈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击退后，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单于全力谋划，劝他向汉朝称臣归服，请求汉朝援助，这样的话，定能平定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询问各位大臣的意见，都说：“不可。我们匈奴的风俗，历来崇尚武力，耻于归降他人，戎马征战建立国家，所以威名远扬蛮夷各国。战死沙场，视死如归。如今我们内部兄弟争权夺位，不是哥哥得到，就是弟弟得到，纵然战死，威名仍在，子孙世代统治蛮夷各国。汉朝固然强大，仍不能奈何匈奴，我们为何败坏先祖的基业，降服汉朝，使历代先王蒙受耻辱，被各国嘲笑！即使能因此而得到安定，又如何能够统辖蛮夷各国！”左伊秩訾王说道：“不对，强弱的形势，因时而异。如今汉朝国力强盛，乌孙等西域各国都已向汉朝称臣。我国从且侯单于以来，势力日益衰微，不能恢复，尽管坚持至今，却未曾有安宁之日。而现在，对汉称臣，则可以安全生存；如果不肯屈服，必使国家危亡。还有比这更好的计策吗？”群臣不断对左伊秩訾王提出诘难。最终，呼韩邪单于接受了左伊秩訾王的主张，率众南下，向汉朝边境靠近，派其子右贤王娄渠堂到长安做人质。郅支单于也让他儿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到汉朝做人质。
匈奴呼韩邪单于到达五原边塞，表示甘愿献出本国珍宝，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到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宣帝下诏命有关官员讨论关于朝见的仪式。丞相、御史大夫上奏说：“按古代圣王的典章制度，先京师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来京师朝见皇帝，所采用的礼仪应和诸侯王相同，位次排在诸侯王的后面。”太子太傅萧望之建议：“单于不尊奉汉朝正朔，原来并不是汉朝臣属，所以称之为敌国，不应用臣属的礼仪迎接他，应以高于诸侯之位的礼仪招待他。外夷向我国臣服，自甘居于藩属地位；我国谦让，不以臣属之礼对待他，为的是使其忠心臣服，以显示我国的天朝风度。《尚书》有言：‘戎狄外族桀骜难以驯服’，说明外夷的降服反复无常。如果将来匈奴后代突然像飞鸟远窜、老鼠潜逃一样不再前来朝见进贡，也不算背叛汉朝，这才是万世长远策略。”汉宣帝接受了萧望之的建议，下诏说：“匈奴单于以我国北方藩属自居，将在明年正月初一前来朝拜。朕仁德尚浅，不能受此隆重大礼。应用国宾之礼相待，使单于的位次高于诸侯王，拜见时只称臣，但不具名。”
荀悦说：依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表明天下一统。戎狄外族因为分隔遥远，隔绝人事，所以中原的“正朔”难以波及，中原的礼义教化影响不到他们。这并不是尊重他们，而是形势逼迫，不得不那样。《诗经》上说：“羌族、氐族以及其他各族，谁敢不来朝贺天子。”所以距离非常远的外族君主，也一定要向天子朝贡。如不前来参拜，就向他们发出责难，不应与之同起同坐。萧望之打算不以君臣之礼相待，使其位高于王公，是僭越制度，扰乱天理纲常，不合礼仪！但如果是权宜之计，又另当别论了。
汉宣帝下诏令车骑都尉韩昌前往迎接单于。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贡，参见汉宣帝时，自称藩臣，不称名字。汉宣帝封赏给他冠带、官修饰服，黄金印玺和绿色绶带，以及玉石修饰的佩刀、宝剑、弓、箭四十八支、十支有戟套的长戟、安车一辆、马鞍马辔一套，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衫被褥七十一套，绸缎、锦绣、各种细绢八千匹、丝绵六千斤。朝贡大典结束后，汉宣帝派使臣服侍单于先到长平阪休息，自己也从甘泉返回池阳宫。汉宣帝登上长平阪，诏令单于无需参拜，准许单于左右的大臣在一旁观看瞻仰，蛮夷各国的国君，众诸侯王、列侯等几万人，全都来到渭桥下列队迎驾。汉宣帝信步上渭桥，众人高呼万岁。过后单于到长安居住。汉宣帝在建章宫宴请单于，请他共赏珍宝。二月，送单于返回匈奴。单于自己请求道：“恳求留居在大沙漠之南的光禄塞下，遇有不测，退入汉受降城自保。”汉宣帝令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统率一万六千骑兵，又调拨边疆各郡数以千计的马匹、士兵，把单于送出朔方郡鸡鹿塞。又诏令董忠等留下护守单于，帮助单于讨伐镇压不服其统治的匈奴人；又转拨边疆的谷米粮食，总计三万四千斛，供给匈奴人食用。在此之前，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与匈奴相邻的西域各国，全都害怕匈奴，轻视汉朝；但自从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朝见后，则全部服从汉朝号令了。
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二月，呼韩邪单于回国。起初，郅支单于认为呼韩邪单于兵力微弱，归降汉朝，难以再自己返回故地，于是便率领部众西进，计划夺取匈奴西部地区。另外，屠耆单于的弟弟原来是呼韩邪单于旧部，也逃到匈奴西部，聚集屠耆单于和闰振单于两位兄长的残余力量，总共几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路上遭遇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单于将伊利目单于杀死，吞并了他的部下，总计五万多人。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出兵出粮援助呼韩邪单于，于是留在西部地区。他知道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控制整个匈奴，于是继续西进，接近乌孙，想和乌孙联合起来，因而派使臣拜见乌孙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掉使臣，派骑兵八千佯装迎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看穿了乌就屠的阴谋，率兵迎战，击退了乌孙军队，然后就向北部的乌揭、丁令、坚昆发动进攻，一举兼并了这三个国家。郅支单于派兵进攻乌孙，经常取得胜利。坚昆国东界距离单于王庭七千里，南界距离车师五千里，郅支单于居住下来，定都于此。
8.休养生息
汉宣帝在位期间，强调以农桑为本，要求地方官吏以劝民耕田种植为首要任务，地方官的升迁、赏罚以劝农政绩为标准。汉宣帝鼓励农耕的政策和汉昭帝时期实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一脉相承。
昭帝即位之后，他所统治的汉王朝已经颓败不堪，民不聊生。所以他以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发展农业为方针，把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作为根本任务。昭帝为此对农耕进行了特别管理，推行“减轻赋税徭役”的政策，史书上说昭帝在即位之初就亲自主持了“籍田”仪式。虽然，当时昭帝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但此次“籍田”仪式的举行，说明了汉政府已经把发展社会生产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全国上下都来注重、从事农业生产。为了刺激农业生产，昭帝又于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下诏免征全国的田租，这是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免除全国田租以来，再次免除全国田租，这两件事间隔有七十二年之久。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宣布凡法律规定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昭帝一朝始终将农业生产放在首位。直到昭帝驾崩前的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还颁布诏令“天下以农桑为本”。
除免除田租外，对其他各种杂税徭役，昭帝也实行了适当的减免。在汉代，百姓从七岁到五十六岁都要交纳口赋，也就是人头税。口赋不考虑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所以是百姓尤其是少地和无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下诏将当年和下一年的口赋免除。此后，昭帝又诏令口赋免去十分之七，对各种徭役和杂税也是如此。
为了更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也为了让老百姓不再流离失所，昭帝采取了一些措施赈济穷乏，招引流民回归乡里。为赈济穷乏，昭帝命令使者到各地赈贷贫民，并减轻或免除这些人的赋税和所欠国家的钱财。为了帮助那些流民回自己故乡，昭帝下令把公田借给回归乡里的农民耕种，免除算赋和徭役，并贷给口粮及种子。通过这些措施，使乡民回归，田地得到开垦，社会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为安抚流民，宣帝一方面继续推行赈济穷乏，引导流民回归乡里的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假民公田”，把流民固定于土地之上。还对安抚流民政绩显著的地方官，给予一定的奖励。
宣帝减少了对外征战，因而减少了兵戍徭役，减轻了农民负担。并通过修建常平仓，改革漕运制度等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多次下诏免除、减轻农民所缴纳的赋税。
相对于昭帝时期，宣帝时期更加注重整顿吏治。
汉宣帝出生于民间，对民生疾苦深有体会。霍光死后，汉宣帝开始亲政，励精图治，每隔五天就要集合群臣，听取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自丞相以下，群臣各自奏报自己所管辖的事务，再将他们陈述的建议分别责令有关部门执行，并考察、检验其效果。凡任尚书、侍中的官员、有功即予升迁，或有独特功劳，就重重奖赏，甚至泽被子孙，长久不变。中枢机构严密，法令、制度完善齐备，上下和平相处，所有的人都十分认真地做事。至于任命郡太守、州刺史、封国丞相等地方高级官员，汉宣帝常常亲自召见询问，了解他的抱负和谋略，再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看他是不是说到做到。凡查出有言行不一致的，必要追问其缘故。汉宣帝常说：“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过着太平幸福的日子，主要就在于为政清正廉明，处理诉讼之事合情合理。能同我一起这样做的，不正是那些杰出的郡太守和封国丞相等二千石官员吗！”汉宣帝主张，要治理好官吏和百姓，郡太守是最重要的，如频繁变换就容易使治下百姓不安。百姓们得知他们的郡太守将连任，不可欺罔，才会听从郡太守的指令。所以，凡地方上二千石官员政绩突出的，汉宣帝总是正式颁布诏书给予嘉奖，提升他们的官阶俸禄，赏赐钱财，甚至赐爵为关内侯；如有公卿职位的缺漏，则按照他们平时得到荣誉的次序、多少，依次选择封赐。
因此史书上记载：“汉世名臣，所以强盛。”如韩延寿、赵广汉、张敞、严延年、朱邑、黄霸、龚遂、郑弘，都是宣帝一朝负有盛名的良吏，他们都严于法纪、恩威并施、为政仁和。例如，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渤海郡由于灾荒不断，农民饥寒交迫，落草为寇，地方官竭尽全力去剿除也无可奈何。有人向宣帝举荐了龚遂。上任前，龚遂受宣帝召见时说：“百姓是由于饥寒交迫而官吏又不加以赈济才起来造反的。抚恤乱民好比清理乱绳，不可性急，只能一步一步来。臣请陛下不要对我限制太多，由臣见机行事。”龚遂来到渤海，刚入郡境，就见到前来迎接保护的兵士。龚遂令兵士撤回，向全郡发布告示说：“凡携带农具的都是良民，官吏不得为难；持兵器的，才是盗贼。”造反的农民看到告示后，立即解散，纷纷抛弃武器，拿起农具返回家园。这样，靠官军屡屡征剿都无济于事反而愈演愈烈的农民造反，让龚遂的一纸告示化解了。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龚遂开仓赈济灾民，又引导农民种田植桑，很快使“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殷实”。正因为这样，这些勤政爱民的好官，“在职的时候使人民富裕，离去时被人民思念。生的时候受人们的爱戴，死后受人供奉祭祀”。
经过宣帝的努力，汉王朝的确是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称赞道：“孝宣之治，赏罚分明、决策果断、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都能胜任，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从元、成间很少有能比得上的，亦足以推断官员尽职尽责，百姓安居乐业……光宗耀祖，泽被子孙，可以说是中兴，侔德殷宗，简直就是周朝了！”班固是把宣帝比作殷商时的武丁和周宣王。
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行，实现了日渐衰微的西汉王朝的复兴，对于这差不多四十年的历史，各个朝代的史学家们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政治清明，法律得以执行，边境稳定安宁，周边蛮族归服，其中虽难免有夸大之处，但也不能不承认“昭宣中兴”是一个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的历史阶段。
宣帝时，尽管社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得到很大缓和，但他并没能清除掉造成西汉政权风雨飘摇的根本弊病——土地兼并问题。另外，宣帝宠爱谄媚顺从之人，排斥骨鲠直言之士。比如御史大夫陈万年就是靠溜须拍马起家的，连他儿子都说：“父亲教我的，就是要学会如何说奉承话。”而杨恽、盖宽饶等人却由于上书直言而被杀。宣帝尤其宠信宦官，后世谋反的宦官石显、弘恭就是在宣帝时大权在握的。宣帝晚年的生活也日益糜烂，其对宫室、服饰的要求都大大地超过了昭帝。故而，宣帝时“中兴”的西汉王朝，已经埋下了祸患，汉王室的衰落已成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