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帝即位，王莽复任大司马。王莽一方面收揽民心，另一方面又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表面上忠于汉室，实则想取而代之。
平帝死后，孺子婴立，王莽辅政，此时他羽翼丰满，不再顾及人臣之礼，公开称摄皇帝。在镇压汉朝宗室的反抗之后，王莽篡位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为了解决社会矛盾，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王莽的改革脱离实际，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新朝”陷入重重危机。王莽对外发动对匈奴和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战争，对内狂征暴敛，严刑峻法，使农民失去了生路，农民暴动风起云涌，绿林赤眉南北起义，汉朝宗室旧臣也起兵造反。王莽穷途末路，最终命丧黄泉。
1.代汉自立
王莽代汉是汉朝末期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也是汉室衰微、社会动荡的自然反应。汉哀帝病逝后，大司马王莽秉政，扶立年仅九岁的孝平皇帝。王莽使用权术，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最终于居摄三年（公元8年）即真天子位，定国号为“新”。
（1）王莽夺权
王莽，字巨君，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出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成帝时期，太后的兄弟因为是皇上舅父而相继封侯，把持朝政。王氏子弟生活糜烂，互相攀比，只有王莽例外，因其父王曼早逝，没有封侯。王莽朴实节俭，勤身博学，在外广交名士、儒生，在家服侍母亲、照顾寡嫂、抚养幼侄。他曾经师从沛郡人陈参，学习《礼经》，博得了大臣名士们的好评。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他的伯父王凤有病时，他衣不宽带，无暇梳洗，服侍于左右数月，深得王凤喜爱。王凤临死时，把王莽推荐给太后和成帝。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成帝封二十四岁的王莽为黄门郎、射声校尉。
时间不长，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皇上，自愿将他的封地分给王莽。同时，侍中金涉、长乐府戴崇、中郎陈汤等名士，也都为王莽上书美言，所以成帝认为王莽德才兼备。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五月，成帝策封王莽为新都侯，晋升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为时常陪伴皇帝左右的大臣，时年三十岁。
从此，王莽更加谦虚谨慎，疏散家财救济穷人，并且广泛结交了很多将、相、大夫、公卿以提高声望，这些人连续向成帝荐举王莽，为他游说。一时之间，王莽的名望几乎超出了他的伯父和叔父。
王莽像
有一次，王莽私下买了一个奴婢充做侍女。有人听说了询问这件事，王莽却说：“后将军朱子元尚无子嗣，我听说他十分想要儿子，就为他买下了这个奴婢，以便为其生子。”王莽收买人心真可谓煞费苦心。
王莽这些用心良苦的行为，虽然有时候有明显的表演痕迹，但在统治者荒淫骄横的西汉末年，在王氏家族权倾朝野的时代里，却显得格外亲切，因而得到朝野人士的认可。
在王莽的仕途中，关键性的一步，是消除了政敌淳于长。
淳于长是成帝时皇太后王政君的外甥。当时，王凤死后，由王根接任大司马、大将军。王根由于体弱多病，便上疏成帝请求归家养病。按当时的地位，接替王根的便是淳于长。因为淳于长除了是皇太后的外甥，还因协助成帝立宠妃赵飞燕为皇后有功，而深得成帝的宠信，并册封为关内侯，后又封为定陵侯。此外，淳于长还担任着卫尉这一重要职务。但是，淳于长私人生活骄奢淫逸，为所欲为，在朝廷内外，名声很臭。为搞掉自己的这一政敌，王莽便派人搜集淳于长的罪证，终于发现淳于长和已被成帝废黜的许后的姐姐私通。王莽先向王根说“淳于长得知您病重很高兴”，离间王根与淳于长的关系，接着又把淳于长的劣行详细报告给太后，太后听后，对淳于长的所作所为大为愤怒。很快，淳于长就因为“大逆”之罪被捕入狱，最后死于狱中。淳于长被除掉后，公元前8年，王根正式告退后，三十八岁的王莽便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大司马的位子。王莽上台后的首要之事，就是寻找机会诛杀淳于长的儿子，斩草除根，杜绝后患。
王莽最早发现了淳于长的罪行，所以成帝对他的忠直很赞赏。王根就推举王莽接替大司马之职。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继他叔父和伯父之后做了辅政，官拜大司马。时年王莽三十八岁。为了地位和名声能超过他的前辈，王莽愈发克己不倦。一次，他母亲卧病在床，公卿大夫都让夫人前来探望。王莽让他的夫人穿着简陋的服饰去迎接，以体现他的俭朴。来人开始以为是奴婢，当知道她是王莽夫人时，先是惊讶，继而大为赞许王莽的勤俭和贤德。
就在王莽踌躇满志之际，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六月，成帝驾崩于未央宫。该年四月，汉哀帝即位。哀帝时，外戚势力曾威胁到王莽的权势。五月，太皇太后颁布诏令让大司马王莽回封国。王莽无可奈何，向皇帝乞求辞职。哀帝考虑到已形成的王氏势力，便假意做作，马上派尚书令奉诏请王莽重整朝政，又派丞相孔光、左将军师丹、大司空何武、卫尉傅喜等向太后进谏：“皇上得知太后的诏书，十分悲痛，大司马不复出，皇上难以亲政。”太后只得任命王莽继续处理朝廷事务。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六月，皇上在未央宫摆酒设宴。傅太后是哀帝的外戚，因而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和太皇太后的座位放在一排。王莽看到了，责成内者令把傅太后座位另入他处，并说：“傅太后只是藩妾，如何能与太皇太后并尊？”傅太后得知后，大怒。王莽再次以退为进，要求辞官。哀帝既害怕又厌恶王莽咄咄逼人之势，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七月，允诺了王莽的辞呈，赏给他黄金和安车驷马，免职遣返封国。
王莽回到封国南阳，仔细思考以前的所为。受到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沉重打击后，他愈发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他不失时机地收买人心、炫耀功德，以图东山再起。他的儿子王杀了一个奴婢，王莽训斥他，并命他以自杀谢罪。就这样，王莽在封国居住三年，无数官吏和百姓为王莽上书伸冤，歌颂王莽的功德。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哀帝只好再次诏令王莽回京师服侍太后。
元寿二年（公元1年）六月哀帝驾崩。因为哀帝没有子嗣，而哀帝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早已过世，所以由太皇太后王氏一个人料理后事。她立即到未央宫，拿走了御玺，召集公卿大臣保荐大司马人选。大司徒孔光以及全朝百官都推举王莽，认为王莽贤良，既是原来的大司马又是太皇太后的近亲，为避丁、傅外戚才居住南阳。而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主张选择皇室宗亲辅佐幼主，以免大权重新落入外戚之手。可是，太皇太后不采纳忠告，仍决定任用王莽为大司马，担任尚书职务。从此，王莽控制了军政大权。
（2）诛除异己
大司徒孔光是西汉大儒，三朝丞相，太后很尊敬他，天下人也信服他。王莽全力拉笼孔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七月，封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对孔光向来有意见的人，王莽都将其设法治罪。甄邯按照王莽的意思上书太后，揭发何武、公孙禄相互举荐之罪。二人都被撤职查办。
红阳侯王立，尽管不担任官职，但却能向太后随意进言，使王莽感到十分不便。所以，王莽指使孔光上书指控王立的罪过，弹劾王立“‘明知淳于长大逆不道，还接受其贿赂，为其说话，祸害国家’，请遣王立返回封国。”太后不准，王莽就说：“现在汉室最可怕的是两代天子无嗣而太后单独辅政。即使尽力施行仁政，尚且怕世人不服，如果因一己之私违背大臣的意愿，危亡的根源就会产生。现在应暂时让王立回封地，等政治稳定后再召他回来。”太后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照办。
王莽通过欺上瞒下，使攀附者迅速晋升，逆忤者则遭诛杀。他以王邑、王舜、甄丰、甄邯等为党羽和爪牙，并且重用了他们的儿子。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九月，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衔继承王位，是为平帝，由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辅政。王莽的气焰日盛，孔光上书乞求退休以谋求自己将来的出路，王莽上书太后将其调为皇帝的太傅，授以给事中、四辅等官职。
王莽善于用谦卑的语言掩饰心中的欲念，每次他打算要做什么，总是指示其党羽为其活动、鼓噪，等到太后或皇帝批准时，王莽又假意哭泣，固执推辞，对上用以迷惑太后，对下用来收买人心。
王莽为自己取代汉朝在政治上铺平道路后，又开始为自己能如愿以偿地粉墨登场制造理论基础。汉代“天人感应学说”十分盛行，君权神授的思想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王莽想仿照《尚书》中关于越裳氏敬献白野鸡给周天子的做法，便指使益州当地的官员让西南少数民族以越裳氏的名义也给他献上一只白色的野鸡。而后，王莽劝谏太后下诏，将白野鸡奉到宗庙里。朝中的大臣，尤其是王莽的死党们都对其大加奉承，赞赏他功德无量，带来了吉祥之兆，声称大司马治国有功，不但应受到重赏，还应加官晋爵，赐号“安汉公”，并应给他增加封户。太后召集尚书讨论此事。王莽却上书说：“这是我同孔光、王舜、甄邯、甄丰等人共同的功劳，只要封赏他们就行了，至于我，则无须加封了。”甄邯等奏请太后颁布诏令，陈明：“王道公正，既然有安宗庙之功，就无须因为是近亲而不予以嘉奖。”王莽又好几次上奏，表达必不接受加封的决心，甚至还假装生病不上朝。太后只好按照王莽的意思，封赏了孔光等四人。但加封四人后，王莽依旧称病不起，朝中大臣们便又向太后上书禀奏，王莽虽然推辞，然而朝廷应该奖罚分明。于是，太后下诏，任命王莽为太傅，封号安汉公，加封了二万八千户。但王莽并未接受太后所赐封户，只是接受了“安汉公”这一封号，并表示：“只有普天下的百姓们都变得富足了，我王莽方可接受此等封赏。”由于太后再三坚持，王莽就主张太后赏赐汉宗室及大臣。王莽的这一举措不仅博得百姓爱戴，更取得了诸侯大臣们的信赖。
宴饮壁画 西汉
当朝太皇太后年事日高，对政事亦无兴趣，王莽抓住时机，就授意公卿上书太后：“太后年事已高，不适合亲理小事。”太后无奈，下诏书说：“从现在起仅封爵一事由我主持，其余事由安汉公带领四辅处理。”至此，王莽几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权者了。
王莽吸取了哀帝外戚的教训，唯恐平帝的外戚和他争权夺势，就让太后策封平帝的母亲为中山王后，赐平帝舅父关内侯爵位，这样一来，他们就都只得留守中山，无缘入京师了。
元始二年（公元2年）四月，郡国出现蝗灾和旱灾，当时尤以青州的灾情最为严重，百姓们流离失所。为了收买人心，王莽千方百计地表示自己勤政爱民，带头捐田三十顷，钱财百万，让大司农分给灾民。公卿都仿效他捐田献粮，又在长安城中建造房屋二百区给灾民居住。每遇到旱、水灾荒，王莽就吃斋。他的左右上书太后，太后派人劝慰王莽说，安汉公爱民如子，但是为社稷着想要爱护身体。
为了巩固已有的权力，王莽想出了一条妙计，那就是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里当皇后。他命令有司将全部世家、名门、列侯家中适龄的女子拟名单上报。为了避免其他女子与自己的女儿争夺皇后之位，王莽又采取了一贯的“欲擒故纵”法，禀奏太后说：“我王莽无德，小女也不才，难以与其他众女子一起入选。”太后信以为真，便在诏书中以王莽之女乃皇室外戚为由，拒绝她入宫。诏书下发后，庶民、儒生、郎吏等频频上书，每天都有上千人之多。公卿大夫则在朝下朝上跪请太后，说：“安汉公功德无量，现在要选立皇后了，唯独他的女儿不能入选，能使天下人心服吗？我们大家认为，只有将安汉公的女儿封为皇后方可慰天下民心。”
王莽又指使人到各部公卿和儒生那里，直授其意，这样一来上书的人便更多了。太后十分慌乱，只好按公卿的意思同意册封王莽之女。王莽却说：“应广泛地在天下所有优秀的女子中挑选皇后。”
元始三年（公元3年）春，太后派人亲到王莽家中探看他的女儿，回来禀报说，安汉公的女儿真是德貌双全的好女子。太后下诏，封王莽之女为平帝的皇后。
王宇是王莽的儿子，由于对其父禁止汉平帝与其母卫氏相见的做法不满，便和自己的老师吴章及自己妻子的兄弟吕宽设计，想利用王莽好鬼神的心理，用血喷洒王莽府门，促使王莽让卫氏入京师。但此事竟走漏了风声，王宇被其父押入大牢，被迫服毒自尽。借机，王莽诛杀了卫氏外戚，并排除了异己势力。他借太后旨意，令平阿侯王仁、红阳侯王立以及汉元帝的妹妹敬武长公主自杀，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平时不归附自己的人都杀掉了。
元始四年（公元4年）二月，王莽之女入未央宫，册封为皇后。
王莽在奠定了掌握大权基础后便向顶峰迈进了。
为了取代刘氏的天下，王莽首先争取刘氏宗室的支持，为此，他建议朝廷恢复和分封了一大批汉宗室后裔的爵位；又封汉兴以来功臣的后裔一百一十七人为侯；对朝廷年老离职的二千石以上的大臣，一律让他们仍享受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他扩充太学，增加博士、太学生名额，扩建的校舍可容纳太学生一万八千人之多。王莽在全国上下普施恩泽，上尊刘氏宗庙、下惠汉家士民，使王莽既得了官心，又得了民心，特别是得到了广大士人的拥戴。
元始四年（公元4年）夏，太保王舜以及官吏连同百姓八千余人上书太后，恳求加封安汉公。有司也上奏请求给王莽加官晋爵，并赐他“宰衡”的称号，出任上公之职，王莽仍是假意推让。太师孔光等说：“封赏原本不足以表彰安汉公之功德，安汉公的贤德正表现在他不慕功名。”并再三派人阻止王莽辞让。王莽为了篡汉，不惜作出各种姿态以提高声誉，并想尽办法取悦太后。王莽深知太后喜热闹，平日最厌深居宫室，就让太后经常乘车到郊外游玩，赐百姓钱粮，广施恩惠，年年如此。由此更深得太后喜爱和信任。
元始四年（公元4年），大臣们上奏说，从前有周公佐政七年之久方定制度，现如今安汉公仅辅政四年，便功德圆满，理所当然应将“宰衡”之位列居各诸侯之上。太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为王莽拒绝增加封地的赏赐，而就此上书太后的人多达数十万之众，文武百官中有些人跪请太后，认为应该大大地奖赏安汉公。王莽表示，乐于尽力制定典章制度，一旦完成，就辞职回家。王莽的忠心深深感动了大臣们。
（3）新朝代汉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被加封为“九锡”。所谓“九锡”，是古代帝王册封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王公大臣的九种物品，它们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钺、鬯。在加“九锡”的圣诏中说：“普天之下，只有安汉公可以依赖。”这句话已表明汉朝一切大权均托付给了王莽。与此同时，王莽在一年前派出的体察民情的使者，返回了长安。他们还带回了全国吏民为王莽所写的颂歌，扬扬洒洒长达三万多言。这样，泉陵侯刘庆便上书请“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这就是在暗示汉平帝应当照周成王的样子做，将朝政一并交给王莽。这时平帝已经十四岁了，渐懂人事，他已不愿再事事顺从，听任王莽摆布，并显露出对王莽专权的不满。如此，使急于独揽大权的王莽被迫对平帝采取断然措施。这年冬天，汉平帝患病，王莽假意对平帝表示关怀，还效仿周公到郊野去为皇帝祈福，极其虔诚地向天地发誓说，只要平帝能够龙体康复，他自愿肝脑涂地。十二月十八日这天，正值汉平帝的生日，王莽假借进椒酒祝寿，在酒中放了毒药以害死平帝。果然，当平帝饮下王莽献上的椒酒之后，顿时腹痛难忍，面如土色，冷汗直冒，不一会儿，便一命呜呼了。平帝死后，王莽从刘氏宗族中找到一个年仅二岁的刘子婴，立其为帝，自己摄政，称“假皇帝”，臣民称之为“摄皇帝”，他上任的一切礼仪均和天子登基一般无二。王莽定公元6年为居摄元年，行事如皇帝一般，实际上与改朝换代无异，只差正式宣告天下了。
公元8年，齐郡发现了一口新井、雍县发现了一块奇石、巴郡发现了一头石牛。其中最为奇特的要数齐郡的那口新井了。据说齐郡的一个亭长夜里梦见天公的一个使者对他说：“这个亭子中将出现一口新井，这预示着摄皇帝即将成为真皇帝。”对这个梦，亭长感到奇异，次日早上起身后便到亭中察看，果然在亭中发现一口百尺深井。王莽心里很明白有关这些征兆的意思，便就此禀奏太后王政君说：“孔子说过：‘君子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上天的征兆频频出现，臣对此神示不敢不从，还请太后号令天下去‘摄’字，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以顺天意。”由此充分显露出王莽急于登位的野心。
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正月，举行了盛大的祀天典礼，气派竟与天子行事一般无二。他还要求官吏们将其言行记录下来。同年三月，立刘子婴为太子，号孺子。
同年四月，王莽派兵剿灭了安众侯刘崇和张绍合谋的兵变。大臣们反复宣称：刘崇等之所以敢起兵造反，就是因为王莽的权势尚低，应大力提高他的权力地位，以至能震慑全国。
五月，太后颁布诏书：王莽在见太后时，可自称“假皇帝”。十二月，文武百官上奏请求将安汉公的官府封为“摄王殿”，其居所则称为“摄王宫”，得到了太后的批准。
初始元年（公元8年）九月，王莽之母功显君死去，王莽按照天子吊祭诸侯的礼仪服丧。
王莽的野心日渐增大，他倚仗已取得的民心，预谋夺取皇位，改朝换代。
因为王莽一直借助符瑞为其代汉制造声势，这便迎合了某些人钻营的心思。当时有个叫哀章的梓潼人在长安学习，品性不好，游手好闲，他看王莽居摄便趋意逢迎，造了个铜制的箱子，在上面写了两幅题签，一张写上“天帝行玺金匮图”，另外一张写上“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大意是说皇太后应顺天意而行，将王莽立为真天子，统领天下。然后，他把此物送到高帝祠庙，交给了仆射。仆射上奏了此事，王莽听闻，立刻赶往宗祠接取这一象征天意授权于他的铜箱，然后他竟戴上王冠，前往太后宫中说道：“汉高皇帝秉承天意，将天子之位传给我，我虽然十分惶恐，但又实在不敢违命，接受天命和神灵旨意是我唯一能做的。此后我将成为真天子，定国号为‘新朝’。”随即王莽颁布代汉立新的诏书。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而后，他手捧新制的皇太后御玺，率领文武百官一同送至太皇太后处，他同时还去掉了汉朝的国号，颁布诏书给孺子婴：“从前上天帮助你的先祖，已历经十二代统治二百一十年，现如今是上天任命我为皇帝的时候了，正像从前殷朝的后代臣服于周氏一样。”他将孺子婴封为安定公，幽禁起来。
身为皇室外戚，凭借叔、伯父等人数年来在朝中形成的势力，王莽靠着假仁假义、沽名钓誉发家，终于废汉自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2.王莽改制
王莽篡夺政权建立新朝之后，依照《周礼》进行了改制。改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土地制度、货币制度、五均六、官吏行政制度等方面。
（1）改革币制
居摄二年（公元7年）五月，王莽下令，在通用的五铢钱以外，加铸三种货币，一是大泉，大泉重十二铢，面值五十，另两种是面值五百的契刀和面值五千的错刀，于是出现了五铢钱、大泉、契刀和错刀四种货币并行流通的局面。他还曾规定，从列侯以下，不准私藏黄金，黄金归官府所有，如果将黄金送交御府，就能够得到很多的酬金，然而没有兑现。第一次币制改革就这样草草收场。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新朝政府下令在第一次币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王莽认为刘字（繁体）拆开就可分为“卯”、“金”、“刀”三部分，因而下诏，“正月刚卯”佩饰和金刀钱都不准再用。于是，废除错刀币、契刀币以及五铢钱，改铸直径六分，重量仅一铢的小钱，上面有“小钱值一”的字样，加上以前的“大钱五十”的货币，同时流通。为了防止民间私自铸造，便下禁令不准私藏、挟带铜和炭。五铢钱携带和使用方便，加上人们私下传说官府要废除大钱，所以百姓都不肯携带大钱，偷偷使用五铢钱。王莽对此事极为不满，下文告：“所有私藏五铢钱，并说大钱要废除者，流放到极其边远且荒凉的地方去。”同时派谏大夫五十人到全国各郡去监督新币铸造。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因为钱币一直不能流通，进行第三次币制改革，下诏说：“钱币如果都铸成大面额，则不能应付小额买卖；钱币如果都铸成小面额，则运输装载就费事。如果把钱币分为轻重大小各等级来铸，那么使用方便，百姓就欢迎。”于是，又铸造发行宝币六种：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六种宝币下面又有更细的分类，分别是钱币六种，金币一种，银币二种，龟币四种，贝币五种，布币十种。这样王莽政权的货币共有五类、六种名称，二十八个等级。钱币、布币都用铜混杂铅锡来铸。但是货币品种的繁多不但没有给生活带来方便反而使百姓生活陷于混乱，货币流通被阻滞。王莽了解了百姓的不满，于是又下诏说只使用值一钱的小钱和值五十的大钱，龟币、贝币、布币暂且停止使用。由于民间私自铸币的现象屡禁不止，便加重刑罚：一家造钱，邻居五家连坐，将这些人送到官府做奴婢。规定钱币为官吏和平民外出通行必须挟带的通行副证，没有携带钱币的人，旅舍不允许住宿，就连关卡和渡口都要盘问，公卿大臣都要携带它才能出入宫廷。王莽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来提高货币的身价从而使其得以流通。朝野上下被指控买卖田宅、买卖奴婢、盗铸钱币的人，其身份地位从封国国君、朝廷官员到庶民都有，犯法的人不计其数。于是农业和商业遭受沉重打击，农民和商人纷纷失业，全国经济几近崩溃，甚至出现了人民“道路以泣”的局面。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下诏进行再一次，也就是第四次货币改革，废除了大钱和小钱，改用货布和货钱两种通货，货钱长一寸重五铢，面值一，货布长二点五寸，宽一寸，重二十五铢，面值二十五。为打击私自铸币和维护币制秩序，规定私自铸钱和只用货布者，收入官府做奴婢。这就是王莽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到天凤元年（公元14年）历经七年先后进行的四次币制改革。
（2）王田私属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王莽颁发诏书，声称要仿照《周礼》记载的井田制，实行“王田”、“私属”制。诏令规定：天下田均称“王田”，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
王莽下诏：“古代一个男丁能分得一百亩的田地，按十分之一交租税，就能够使国家富强，百姓富足，于是出现了后世所称颂的太平盛世。秦朝破坏先人完美的制度，废掉井田，因此土地兼并现象出现并一发不可收拾，有权有势者占有成千上万亩田地，贫者竟没有立锥之地。同时又设置可以自由买卖奴婢的市场，被买卖的奴婢与牛马一同关在栅栏之内，被地方官吏管制，他们的命运被专横且草率地裁决，违背了天地之间的仁德。汉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减轻土地税，按三十分之一征税，但是徭役繁多，不能服役者要以税代役，病残而丧失劳力的都要上税。加以土豪劣绅层层盘剥，利用租佃关系掠夺钱财，于是名义上按三十分之一征税，实际上征收了十分之五的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人的狗马有吃不完的粮食，他们本人更是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穷人却连糠皮都吃不上，忍饥挨饿，万般无奈之下不惜以身试法，因此连想减轻刑罚都不可能。现在把全国的田改称‘王田’，奴婢叫‘私属’，都不准买卖。那些家庭里男丁不满八人，而占有田亩超过一千亩的，应该把多出来的田亩分给亲戚、邻居和同乡亲友。原来没有田，按现行规定应当分得田的，一律严格依照规定办。敢有反对井田这种圣人首创的规定，无视法律妖言惑众的，把他们流放到边远荒蛮的地方，去抵挡妖怪鬼神，就像虞舜惩罚四凶一样。”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中郎区博奏请王莽说：“井田制虽是英明帝王的制度，的确有不少先进的地方，但已被废弃很久了。现在人民对现行的土地制度没有不满情绪，要违反民意，复古推行井田制，如果没有上百年的酝酿，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不可能实行。”王莽觉得他的建议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于是又下诏规定：“所有私人占有或朝廷封赏的王田，都允许出卖，取消原来的法律限制。私自买卖平民者，暂时也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王田”、“私属”制改革也草草收场了。
（3）六制度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的国师刘歆上奏：“周代设有一种专门从事市场管理的官职，用以监督市场上的工商业者，严禁其进行非法交易，同时，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官员还负责处理滞销物品，提供缺货信息，以利于生产者，维持市场平衡。”王莽采纳刘歆的建议，发布诏令，实行“五均”、“赊贷”和“六”制度。
五均就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城市设立五均官，专门负责物价管理、税收，以及粮、棉、布、帛、丝等生活用品的销售和价格平衡。长安分为东、西两市，设令，其他各市设长。令和长都是五均司官，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在每季度的中间月份，按一定标准对物价进行全面考察，若物价高于标准价格，则抛售物资；价格若低于平均物价，则听任买卖。通过这样的措施以达到维持市场物价平衡的目的。推行五均的城市称为五均市。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的贷款。借给居民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之用的钱称为赊，应如数归还但不用交利息。如居民遇有丧葬、祭祀等，就可以向钱府丞赊钱，前者归还期限为三个月，后者归还期限为十天。想经营工商业但却无钱的人可向钱府丞借钱，月息为百分之三，年息为十分之一，这就是贷。
诏书还规定，设立盐、铁、酒的政府专卖制度，钱币由国家制造，禁止私铸钱币，政府还统一管理各名山大湖及江河。政府实行的这一制度再加上对工商业进行管理的五均和赊贷制度，就是通常所称的“五均六”制度。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为了督促实行经济管制的五均、六制度，王莽设置羲和命士。把这些羲和命士分到各郡，每郡几个，都由富豪、大商人担任。这些官员乘坐驿车，唯利是图，往来全国，乘机与郡县官吏勾结，设立假账中饱私囊。国库严重亏空，而百姓更加穷苦。本年，王莽再下诏，重申肯定六管制度。每下达一项管理制度，总要设置以保证其顺畅执行的众多条规禁令，违犯的人罪重的甚至被处死。奸猾之徒与贪官污吏同时侵害百姓，使得民不聊生。此外，上公及以下蓄养奴婢的人一律要纳税，每一奴婢要缴纳三千六百钱，弄得怨声载道。纳言冯常就六管制度进谏并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王莽大怒，把冯常免职。琐碎苛刻的新朝法令，使得百姓动辄触犯禁网，监狱中在押的囚犯长久不能结案。徭役繁重，农民大量田地荒芜，而旱灾、蝗灾等接连不断。官吏统治手段残暴，利用政府法律的漏洞，抢占民间财产。富人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穷人更是不能活命，于是，无论贫富都当起贼寇。一时间局势混乱不堪。
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正月，被任命为荆州牧的大司马司允费兴谒见王莽，王莽询问他到任后的想法和打算，费兴说：“荆州和扬州，以前大多依靠山林湖泽，以捕捞和采林为主。六制度的推行，把山林湖泽都收归国有，捕捞和伐木都要收税，从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加之连年干旱天灾不断，百姓穷困潦倒。所以，我到任后当务之急是减免他们的赋税，贷放农具。”王莽听后相当不满，就把他的官给免了。
十一月，由于违犯私藏铜炭禁令者太多，王莽无奈之下废除了该项禁令。
（4）改革官制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以厘订制度未完为借口，上自公爵侯爵，下到小吏，官俸全部停发。五月，王莽下诏书说：“我的命运遭遇不幸，灾害连连，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民怨沸腾，从公卿以下，一个月只有布十二匹的俸禄，或丝帛一匹权作官俸。我每念及此事，无不忧心忡忡。现在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国家财政虽称不上富足，但已略微宽裕，故将从六月朔庚寅开始，按照以前的官俸标准给官吏发放俸禄。”新朝的官阶从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共十五等。僚的俸禄标准是每年六十六斛，其他官员的俸禄按照等差逐渐上升，到四辅则是一万斛。王莽觉得这样还不够，又下诏：“古时候，俸禄随年岁丰歉而有所增减，表示官吏与平民息息相关。现在，利用年终统计作为计算的根据，没有灾害的时候，全额供应御厨房各种膳食；如有灾害，则采用十进制单位，计算数量并减少膳食。十一位公爵、六司、六卿及以下，分别到若干州郡、封国，也采用十进制单位，计算受灾多少而削减俸禄。郎官、侍从官和京师官吏等这些从京师仓库的储备粮里领取俸禄的官员，标准向太官膳食看齐，增则增，减则减。希望上下同心同德，鼓励、促进农业发展，安抚善良的老百姓。”法制的繁琐以及核算课计的艰难使得官吏终究还是领不到俸禄，各级官吏于是纷纷利用自己的职权，靠收受贿赂来解决自己的日常开支。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二月，王莽仿照周朝制度重新授爵位。由于地图和户籍还没有规划好，只有用象征封国的茅土来代替，称为“授茅土”。分封依照《禹贡》，将全国分为九州，分封一千八百名诸侯。封爵依照周朝制度分为五等。公爵的封地叫一同，方圆一百里，享万户居民；侯、伯爵封地叫一国，方圆七十里，居民五千；子、男爵封地称一则，方圆五十里，居民九百户。此外还设附城，最大的城居民九百，纵横三十里，依次递减，分五个等级。由于封爵也是王莽虚张声势的骗局，所以并没有兑现封土。各级的受封官吏只能靠从官府领取每月几千钱的俸禄来维持生活，诸侯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所以一些诸侯迫于生计甚至给人家当雇工。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按照《周官》和《王制》的记载设置了卒正、连帅、大尹，这些官相当于太守，同时又设置了相当于都尉的属令、属长，以及职位相当于上大夫的州牧和部监。为了将官位和爵位合二为一，还实行世袭制，王莽规定：公爵做州牧，侯爵做卒正，伯爵做连帅，子爵做属令，男爵做属长。
由于“授茅土”所分封的领土迟迟不能兑现，诸侯和一些官吏的俸禄也无法兑现，于是便纷纷非法牟利，有些郡大尹、县宰的家里聚敛了无数非法钱财。王莽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又下诏书，宣布为解决边境军需将没收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家产的五分之四。
王莽这次改制，总的主导思想是“革汉而立新”，但改制的依据却是古制、经典、迷信符等要么过时要么不科学的东西。所以，他的改制，表面上看来有的放矢，似乎是抓到了社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但他的泥古不化，荒谬离奇的具体改制措施，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例如，他企图复古推行井田制来遏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表面上看来似乎抓到了经济问题的症结，但却违背了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规律。因此，改制不仅没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遭到上自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的强烈反对，于是不得已废除了“王田私属”制度。
王莽本人是玩弄权术篡权上台的，因而他猜忌多疑，朝令夕改，政治上一味仿古，政策上荒谬离奇。同时，王莽新政权内部的官员贪赃枉法，对人民统治异常残暴，以致“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这一切都使社会各阶层同新政权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出现了富人无法保全其财产，而穷人更是连性命都几乎难以自保的局面。王莽改制触及的社会问题相当重大，同时也使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侵犯和损失，使这些原本对王莽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转而反对改制。王莽在改制的同时，为显示其政权之淫威，对周边少数民族频繁发动战争，这些侵略战争吞噬了无数战士的生命，消耗了人民大量的财富，激化了阶级矛盾，最终在人民起义中改制失败，统治被推翻。
3.绿林、赤眉起义
建立“新”政权后，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并未因王莽改制而得到缓和。相反，在王莽残暴的统治之下，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致使“民庶涂炭，百不一在”。与此同时，旱灾和蝗灾连年不断，天灾使大量农民食不果腹，王莽派人教饥民“煮木为酪”，以木头充饥，想借此解决饥荒问题，但在很多地区人吃人的惨剧却不断发生。
王莽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发动了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人民负担因频繁的战争而更加沉重，只有走上反抗道路。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农民起义开始酝酿，这以后在北部边境地区，零星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这些农民起义不断由边郡蔓延至内郡，虽是“星星之火”，但却越燃越旺，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
在诸多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两支起义军势力最为强大。一支是绿林军，发端于湖北当阳县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它在湖北、河南、陕西等省活动；另一支是赤眉军，发起于山东莒县，它主要在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及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活动。与此同时，北方各地的农民也纷纷揭竿而起，他们所经之处必捕杀官吏，镇压豪强，进一步动摇了王莽政权的统治基础。
（1）绿林起义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一带爆发大饥荒，食难果腹，致使许多百姓靠挖草根度日，出于无奈，只得背井离乡，举家外出逃荒。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兄弟，为人正直公道，经常为穷人办事，在调停饥民争端中树立了威信，被拥戴为首领。他们聚众数百人，揭竿而起。不久，南阳（今河南南阳）的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县）的王常和成丹等人也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联合起来，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发展到七八千人。这支队伍以劫富济贫、除霸惩恶为宗旨。由于他们以现在湖北当阳县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所以被称为绿林军。
绿林军在王匡的领导下劫富济贫，深得贫苦大众的拥护和爱戴。贫苦农民已是走投无路，只得铤而走险，他们对王莽的招抚政策并无反应。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8年），为镇压绿林军，王莽任命大司马费兴为荆州牧。费兴临行前，王莽问他到任后将如何镇压绿林义军，费兴主张取消“六”，让外逃的农民返归故里，由政府贷给他们耕牛和粮食种子，减免他们的税赋，这样义军可不攻自消。不料王莽听后勃然大怒，马上罢免了他的官职。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匡率众抗击王莽派来的二万大军，在云杜（今湖北京山）杀敌数千人，并缴获全部辎重，然后一鼓作气攻克了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北）等地。当他们返回到绿林山时，已发展到五万之众，王莽的州郡政权对他们已是有心无力，奈何不得。绿林山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发生了一场瘟疫，起义将士因此死亡近半数之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绿林军兵分两路进行战略转移：一路由王匡、王凤率领，北入南阳，号“新市兵”；一路由王常、王丹率领，西入南郡，号“下江兵”。当年七月，由平林（今湖北随县）人陈牧等率领的近千余人的“平林兵”与新市兵合并。
起义的蓬勃发展使部分贵族地主看到了恢复刘氏天下的希望，于是西汉王朝的一批没落贵族也纷纷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来。当时正在避罪逃亡的西汉宗室刘玄加入平林兵，汉宗室、舂陵的大地主兼大商人刘、刘仲、刘秀三兄弟见到农民起义军的声势浩大，王莽政权垮台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也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组织了七八千人的武装，号称“舂陵兵”。王莽官军重创了这支武装力量，刘氏兄弟的士气受到重挫。地皇三年（公元22年）冬天，下江兵转战到河南，与新市兵、平林兵会师，连连受挫、士气不振的舂陵兵看到了新的希望。刘氏兄弟为了请求起义军给予帮助，便亲自去拜访起义军首领王常。他们受到了下江兵不遗余力的支持。就在这年的除夕晚上，利用官军戒备松懈和胜利后的骄傲情绪，凭借起义军旺盛的斗志，王常与刘氏兄弟突然袭击，大获全胜。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初一，起义军又一次获胜。紧接着刘氏兄弟挥戈西进，大败严尤、陈茂率领的莽军主力，包围了宛城。当地不堪忍受压迫的群众纷纷加入起义军，绿林军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到十多万人。
（2）赤眉起义
起兵于山东一带的赤眉军最初分为两支：海曲（今山东莒县东）人吕母为反对县宰而发起的农民起义是其中之一。天凤元年（公元14年），吕母的儿子因犯小罪为县吏所杀，为替儿子报仇，吕母将自己的几百万家产散尽，招聚饥民，并声明不图其偿还钱财，只要他们替儿子报仇雪恨。于是打着反对官府乱杀人的旗号，吕母组织起几千人的起义军。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他们攻陷海曲县城，杀死县官，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人以上。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就是吕母。由樊崇领导的起义军是另一股力量。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百余之众，在莒县举行起义。他们杀官吏、打土豪，瓜分地主财产，以后转入泰山（今山东泰安）活动。当时，由于青、徐（今山东东部、江苏北部）一带闹饥荒，农民只能以树皮草根为食，饥民纷纷来归，起义军在一年之间增加到一万多人。这时，山东各地还有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率众万余人前来投靠他。一支拥有几万人的起义大军就这样形成，并向王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从此，这支队伍就以青州、徐州一带为根据地。
玉虎队全出图（版画）
这是一幅表现王莽年间，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军传奇故事的版画。
在斗争中，樊崇义军的组织、纪律相当独特，甚至连文书、旌旗、号令的设置都没有。义军内部尊称首领为“三老”，次“从事”，最次是“卒吏”，相互间称“巨人”。义军以言辞为约束，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为口号。王莽政权的经济中心之一即在黄、淮流域，因此，樊崇义军的迅速发展，使王莽寝食难安，下令火速予以镇压。田况为翼平太守，当他率军前往镇压义军时，在姑幕（今山东安丘南）遭到义军痛击，丧失一万余人。樊崇义军的声势，使王莽感到震惊。公元21年，王莽派太师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前来镇压，但义军成功地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使官军东奔西跑毫无收获，最后义军还杀死了景尚。义军愈战愈强，很快就发展到十余万人。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领兵十余万，气势汹汹地奔樊崇义军而去，并迅速攻破了索卢恢占领的无盐（今山东东平南）。王匡对索卢恢部进行屠杀后，掉头南下，企图消灭樊崇义军的董宪部。在杀气腾腾的敌人进攻面前，樊崇做了周密的安排，决心决一死战。为了避免在战斗中与官兵混淆，他们用矿物把自己的眉毛染红，赤眉军由此得名。赤眉军做好了全部部署后，便以全部主力同王匡军队在无盐的成昌（今山东东平东南）展开激战。结果大败官兵，斩敌万余，廉丹及其属下二十余名将领被击毙，王匡逃走。战后，赤眉军攻莒县，转东海，在楚、沛、汝南、颍川、陈留、鲁城、濮阳等地流动作战，以席卷之势横扫千军，活动在黄、淮大平原上，人数增至三十余万。赤眉军的发展，无疑给驰骋于中原的绿林军以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