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明帝、章帝沿用王莽的兼收并蓄政策，对经学三大派别取其长处加以扶植。如此一来，每个派别都想借助政权的力量发展自己，打击其他派别。因而它们之间的斗争较以前更加激烈。
东汉初年，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的矛盾空前尖锐。西汉中期以后，学者众多的今文经学占据着主导地位。王莽时期古文经学虽为官学，但今文经学家却将其视为异端。新朝灭亡后，今文经学乘势对古文经学发起攻击，逼迫它与政治、官学离异。但此时古文经学和过去不同，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并不能一击即溃。根据这种情况，光武帝采取了分别扶植的办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王莽更始的时候，天下大乱，社会各方面都趋于崩溃，古经书失散。等到光武帝时，他喜欢经书，经常在出巡途中遍访四处儒雅之士，搜寻那些散失的文学经典。以前很多儒生携带书籍逃往山林，这时无不带其书籍来到京城。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人，先后名噪一时。政府于是设立了五经博士共十四位，教授各家弟子，《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严、颜二家，统归太常领辖。”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东汉初年所立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仍未被官方学校所接纳。不过，应刘秀召见前来京师的儒学大师中，古文经学家也不少，上述七人中，陈元、郑兴、杜林、卫宏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家。由此可知，古文经学也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后来，光武帝认为古文经学的政治地位需要提高，下令增设《左传》博士，但遭到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两派共同反对，不久便取消了。即使如此，东汉初的几个皇帝仍然努力扶植古文经学。汉章帝还曾为此下诏选拔高材生，专门学习《左传》、《梁传》、《古文尚书》、《毛诗》，以扶植微学，广存异说。由此可见，尽管古文经学始终未被官方学校所接受，但它在当时却已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2） 经学与谶纬之争
刘秀刚起义的时候，便打起光复汉室的旗号，为他日后夺取天下争取广泛的支持。但他只是刘邦的支裔，按宗法制度及皇位继承的惯例，无论如何刘秀都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命却帮了他的大忙。他当年的老朋友颍川人强华曾献上《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他的心腹乘机奉承说：“这是上天的意思，为报答上天和完成群雄之愿应响应这一预兆。”在此之前，大臣曾多次劝刘秀称帝，刘秀皆不答应，而且故作吃惊，表示自己还没有这样的打算。有符命后，他心里踏实了，因而也没有推辞，便举办了登基典礼。因为这是上天的安排，比宗法制度、皇位继承制度更具有权威性。他在称帝的宣言中又一次引用《谶记》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并四处宣传说这是上天的安排，应立即完成。刘秀称帝以后，继续利用图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剔除谶纬书中不合己意的部分后，将该书加以推广。刘秀以谶纬神学为精神支柱，文士儒生趋炎附势，一时间争学图谶神学成了时髦的事。谶纬神学出自于公羊学，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便凭借其近水楼台之势，大谈图谶，以提高本学派的政治地位。古文经学受此影响，也想通过这种途径抬高身价。
尽管谶纬神学很受欢迎，刘秀也极力依靠政权的力量抬高它的政治地位，但它始终未能也不可能取代经学的地位和职能。因为谶纬大都是些晦涩难懂的语言，同一句谶语，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比如公孙述引谶文“废昌帝，立公孙”，“西太守，乙卯金”，来证明自己可以做皇帝；但刘秀却理解为公孙指的是汉宣帝，“乙卯金”是说“乙未岁授刘氏”。自西汉末年以来，有人因为谶语升官，有人作符命反叛，这使得刘秀及其后继者，不敢放弃经学而将国家命运全部托付给谶纬神学。并且，谶纬之学产生之初，就受到某些睿智的思想家的抨击，从扬雄、桓谭到王充，都曾经从不同的方面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尽管统治者极力压制这样的反对之声，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谶纬永远不可能取代正统的经学。
东汉经学大师扬雄
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谶纬神学都能够服务于现实政治，这就很明显地表明它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因为这三家学说的根本都是儒家经书，靠解释经义、附会圣人而独立出来，所以这个共同的基础只能存在于儒家经典中。要找到这个共同的基础，就须对“经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而要对经义进行解释，又离不开对章句的训释。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汉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思想背景，在汉章帝的诏书中讲得很清楚。他说：“三代时教导人民，便以教育学习为主，汉朝建立后，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其后学问更加精博，学派之分更加显明。”孝宣帝认为虽然距圣人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但学问的精神是不变的，于是又增立大小夏侯《尚书》、京氏《易》。到建武年间，又设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扶植微学，尊崇推广道义。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的诏书说，由于五经章句繁多，因而需适量减省一点。到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长水校尉樊上书说，应当及时施行先帝的规划，使儒生们共正经义，使学者们各有所依从。
据《后汉书·杨终传》说，是《春秋》学专家校书郎杨终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他说：“宣帝曾召集大批儒生在石渠阁讨论正定五经。当今天下太平，有利于学者们成就事业，但那些死守章句的鄙琐之人，却破坏经书大义。因而应像当年宣帝石渠会议那样，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原则。”章帝采纳了杨终的意见，下令召开白虎观集会。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有政府的文职官员，如太常、大夫等，也有太学学生及一般的儒生。名字可考的，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几十人。其中古文经学家和今文经学家都有。尽管他们属于不同派别，但在附会经书作谶纬学说上是完全一致的。如贾逵是传古文《左传》的大师，和今文《公羊传》的传人李育对经书的解释大相径庭，他们都善于引用谶纬来证明自己的学说。贾逵说：“图谶上说刘氏为尧之后裔，五经家无法证明，但《左传》上却有详细记载。”所以他极力主张将《左传》立为官学。李育做学问，则是“多引图谶，不拘理体”。丁鸿说：“《春秋》上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杀死君主有三十二人，灾变不是凭空生出的，天人感应是存在的。”所以《后汉书》评论他是“高论白虎，深言日食”。杨终是经史学家，他曾奉命删节《史记》，同时也写过称颂汉代嘉瑞的诗十五首。班固是史学大家，学术观点与古经文学派大体一致，他所作的《典引篇》，也因袭图谶的说法，说汉继尧后是天意决定的。总的看来，所有与会者，不管是官僚还是学者，经学家还是史学家，今文学派还是属古文学派，全都是赞成经谶的。
（3）《白虎观通义》
白虎观会议的程序是：章帝先让五官中郎将魏应把需要讨论的问题告诉大家，在各派系发表意见以后，再由侍中淳于恭整合讨论结果上奏，然后章帝亲自到会场裁决。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有四十四个，即：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辟雍、致仁、灾变、耕桑、巡狩、封禅、考黜、圣人、蓍龟、王者不臣、八风、商贾、三正、瑞贽、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衣裳、四时、五刑、嫁娶、五经、绋冕、丧服、崩薨。这些问题几乎包括了封建上层建筑的各要素，并且特别强调了制度。会议详细记录了讨论的内容，后来经班固整理、编辑而成书，称《白虎观通德论》，又称《白虎观通义》，简称《白虎通》。
从《白虎通》来看，白虎观会议内容的核心部分是阐扬“三纲”说。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词不在儒家经典，但孔子对君权、父权早有论述。他认为，君不君、臣不臣，就会影响政权的稳固，而父不父、子不子则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政治的根本问题，认为尊尊、亲亲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挥，对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作了明确系统的论述。从此这种理论便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事实上，君权、父权、夫权是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因此要靠不同的力量来维持。君臣关系属政治范畴，靠封建等级制度维系；父子关系属血统范畴，需要血缘关系维系；夫妻关系属家庭范畴，只能靠伦理关系维系。这三对范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西汉时期，三者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处理。东汉初年，刘秀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且也为此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强化君权，仲长统曾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正，政不下任，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于是削弱三公权力，皇帝独断专权。其次是加强父权。对于社会下层来说，父权是维持个体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对君主而言，通过父权分封宗室子弟，让他们效忠皇室，是保持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再次是强调夫权，不允许后宫、外戚参加国家政务。当然，刘秀最重视的还是强化君权，他的所有做法，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强化君权。
白虎观会议充分论证了君权的神圣性。《白虎通》说：“天子是一级爵位，但一级爵位又为何称为“天子”呢？这是因为王以天地为父母，是天的元子。”意思就是说，天子这个爵位是上天赐给的，“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它在所有爵位中是最高的一级。而天子以下的爵位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按公、侯、伯、子、男划分的诸侯系统，一是按公、卿、大夫划分的官僚系统，天子掌握这些爵位，臣下不得自封。天子为什么又称帝王呢？《白虎通》解释说：“对上称天子，表明遵从天命侍奉上天；对下称帝王，表明其地位至尊，用以号令天下。”
《白虎通》又说，天子所以能够拥有天上的权力，是因为它是“有土之君”，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归天子所有。他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分封土地给诸侯臣下。太平盛世时，分封亲属以表示与他们共亨荣华富贵；中兴征伐时，有大功者亦受封，用以褒奖功绩；道德高尚的人也应受到赏赐，以表示尊重道德。对于没有受封的臣子，则赐给俸禄。臣下的爵位、封地、俸禄都是天子所赐，所以君臣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主从的关系。君主对臣下既可赏赐也可惩罚，而臣子却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效忠于君主。
白虎观会议既强调君权，又十分强调父权。父权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其基础是血缘关系，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明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在于规定分配财产和政治地位时的原则，以解决由此引起的矛盾。同时，它大大加强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在经济、政治的束缚下，再套上血缘关系的绳索。这对于巩固封建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君权和父权有质的区别，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怎样将二者结合起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看，都是非常困难的事。白虎观会议特别强调君权与父权的统一。《白虎通》说：“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具有相同的意义。臣下奉事君主，就如同儿子奉事父亲一样。”但是，《白虎通》又将君权凌驾于父权之上，说“不可以因为父命而违背了王命”，又说：“父亲如果杀死儿子，父亲要被判处死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之间最可贵的是人，人都是上天所生，秉承父母之气而有了生命，成长的时候又接受君上的教养，因此父亲不能故意杀儿子。”在这里，《白虎通》宣扬的思想是君权至高无上，它要求人们在父权与君权不可兼顾的时候，必须放弃父权服从君权。
白虎观会议并没有将上述思想完全贯彻下去。因为自西汉时起，统治集团便以孝作为治天下的一个原则。西汉诸帝之庙号除高祖外，皆加一孝字，东汉的君主继承了这项传统，并推而广之。这次会议也只好承认这种社会事实。《白虎通》中隐约透露出君权有时不得不屈从于父权的思想。它说：“国君为什么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三老，像对待兄辈一样对待五更呢？因为国君要亲自展示孝、悌的美德，为天下人作出榜样。所以即使是天子，也不是最尊贵的人，因为他有父亲；在他前面一定有他的兄长。”这就是说，君权虽然至高无上，但他生活在宗法血缘关系网中，就必须承认父权的力量。在行使各种权利时，一定要遵守宗法及伦理。所以《白虎通》又说：“天子在宗庙里分封诸侯，是为了显示自己不是独断专行，而是按祖宗的惯例办事，并把自己做的事告诉祖先。”“天子须在宗庙里举行仪式才能派遣将军，表示自己不敢专断。为什么必须要在宗庙里呢？因为是祖上制订的法度。”这种尊祖的观念，是父权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白虎通》承认君主受制于父权、族权，这与它宣扬的绝对君权的思想是相矛盾的。它也反映了当时汉代的社会矛盾。一方面，自战国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君权日渐加强；另一方面，分封制理论基础即宗法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尽管汉代分封只是形式，但宗法制度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汉代的君主们也知道宗法制度会削弱君权，但却不敢废除它。
《白虎通》中的《三纲六纪》篇说：“三纲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就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所以《含文嘉》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说：“敬诸父兄，六纪通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里的“三纲六纪”主要是强调以下两种关系：一是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关系，一是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这些错综的关系中，纲是最重要的，纪次之。什么叫纲纪？《含文嘉》说：“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处理上述关系的伦理道德标准就是五常。《白虎通·性情》篇说：“五性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信。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三纲和五常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核心思想。
从《白虎通》来看，白虎观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树立、完备神学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体系。
首先，它对宇宙是怎样形成的解释是唯心主义的。《白虎通·天地》说：宇宙间起初先有了“太初”，然后又有了“太始”，形兆生成，就叫“太素”。但这些东西，我们既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听到。后来出现了清浊的差别，有了三光之精，形成了世界万物。由三光之精和五行的相互作用，逐渐产生了“神明”、“道德”、“文章”。它又引《周易乾凿度》解释上面的话，说气的开始是太初，形体的开始是太始，本质的开始是太素。总的说来，《白虎通》认为，先有太初后有世界，太初生出了气，然后才有了万物，有了人类社会。它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对宇宙的生成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
白虎观会议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将人格之于天理性化，赋予天镇服、治理人世的威严和权力，同时利用迷信思想，把君主抬到神的位置。《白虎通·天地》说：“什么是天呢？天就等于说是‘镇’。天高高在上，治理下方，镇服人类。”这里，它承认天的人格特性，又给它加上理性的色彩。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的天比起完全人格化的上帝之神，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天是超越社会主宰社会的，天子是天之元子，天子的权力是天所赐，这是白虎观会议主要想阐明的东西。《白虎通·爵》说：“皇帝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是上天之子。帝王的品德有优劣之别，但为什么还都称为天子？因为他们是奉上天之命来治理人类的。”
既然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所赐，那么天子就应该对天负责，按天意行事。祭天要用最隆重的仪式，并且只有天子一人有此特权。天子在进行征伐、巡狩等重大活动以前，要以极隆重的仪式报告天神。《白虎通·封禅》说：“改朝换代后，国君要到泰山封禅，这是因为他要向天报告。所以接受天命时，要改变制度来作为回报。君主按照天的意志治理人世，要向天报告，对天负责，接受天的监督和指示。”这在董仲舒天人学说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白虎观会议进一步解释和限定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说，国家政治有了失误，天则用灾害给予警告；若仍不悔改，则天会出现怪异的征兆；若再不悔改，必将引来大祸。后来，这种思想成为神学理论的核心，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臣下用这种理论劝谏乃至指责君主，君主也以此作为罢免高级官吏的借口，而大臣之间的争斗也借用此学说。面对天人感应学说带来的混乱，白虎观会议对此问题作了统一的解释，说天降符瑞、灾异，主要是针对天子的，和其他人没什么关系。《白虎通·封禅》说：“天下太平，吉祥的征兆的出现，这是因为君主按天的意旨治理国家，阴阳调和，万物得序，所以便产生了符瑞。”这也就表明了符瑞出现只因为天子。同样，天降灾异，也是针对天子一人的。《白虎通·灾变》说：“天之所以降灾变，是警告君王，令其觉悟，反思错误，推行德政。”天子只对天帝负责，天帝只规范天子一人之行，这样既强调了天子的神圣性，又避免了大臣之间利用天意相互攻击。
三纲五常在封建社会是最基本的政治准则和伦理规范，是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手段，因此也是白虎观会议最重要的神化对象。首先，《白虎通》依据董仲舒的思想，将阴阳、五行神秘化，《五行》篇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行’，是取天行气之意。”又说：天是最大的阳，土是最大的阴，火木为阳、水金为阴，合起来是三阳三阴。”而后，《白虎通》便根据此种理论解释“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共是六人，以阳来统率阴，正好就是三阳三阴，即所谓的三纲。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所以后者必须服从前者。
对于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白虎观会议都以神化来证明封建纲常的合理性。比如《白虎通·日月》说：“太阳日行一度，月亮日行三十又十九分之七度，为什么太阳慢而月亮快？因为按三纲的道理，日为君，月为臣，君应该舒适，所以行动慢；臣应该竭力为国尽忠，所以行动快。”又说：“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运行，是因为日月五星对天来讲是阴，所以右行，就像臣对于君一样。”对于名称，白虎观会议也作了神化。《白虎通·号》说：“皇兼有君、美、大的意思，号称为皇，也就是煌煌然每个人都不敢违抗。帝就是谛，象征着人们顺承；王就是往，是天下人所归往。”对于日常生活琐事，白虎观会议也作了荒谬的解说。《白虎通·衣裳》说：“狐死后头必向着自己的巢穴，这证明君子不忘本，所以天子的衣服用白色狐皮，诸侯用黄色狐皮，大夫用灰色狐皮。羔羊十分温驯，所以士以羊皮为裘，以此来区别尊卑。”由此可以看出白虎观会议的议题，比起西汉的石渠阁会议来更加细琐；其论证的手法，则比以往的神学方法更神秘和无聊。这是东汉经学的章句繁琐学风在神学上的反映，也反映出统治思想的苍白无力。
总的说来，白虎观会议是对两汉经学成果的总结，既继承发展了董仲舒神学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又吸收了谶纬迷信思想，建立了宗教神学体系，并且成为东汉的正统哲学。同时这次会议又围绕着三纲五常构建了一套政治伦理规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法典的作用。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白虎通》所构筑的粗糙的神学体系逐渐解体，其理论形态被完全抛弃，神秘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一类的思想无人继承，但此理论所要论证和维护的三纲五常、君权至高无上、君主政体神圣不可侵犯等政治伦理规范，始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经过历朝历代的实践、发挥、补充，成为“百王不易之道”，并成了每个人必须遵守的信条。
5.班超平定西域
鄯善国柳中城遗址
鄯善即楼兰，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一直想实现平定西域夙愿的班超，上书朝廷请求军队支援。他说：“先帝打算开拓西域，因此向北进攻匈奴，向西派使者跟各国结交，并且使鄯善、于阗两国归顺我朝。目前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及康居等国都希望再次归附，并计划联合军队消灭龟兹，铲平通往中原道路上的障碍。只要把龟兹攻下，则整个西域的绝大部分区域都会归顺汉朝。以前谈论西域的人都说：‘征服三十六国，可称作斩断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各国，绝大多数都十分愿意归顺汉朝，不断地进贡，仅有焉耆和龟兹还在顽抗。从前，我曾率领部下三十六人出使偏远的异域，饱受艰难困苦，自到疏勒以来，已经有五年时间了。对于西域的情况，我非常了解。西域的大国小国都一致说：‘依赖汉朝，好比依赖上天。’从这一点足以证明，葱岭可以打通，龟兹可以消灭。现在应将龟兹派到汉朝做人质的王子白霸封为龟兹王，然后派步骑兵数百人护送，让他领导联合西域各国的部队，不用一年时间便可夺取龟兹。利用夷狄去打夷狄，这绝对是上上策！同时莎车、疏勒的土地广袤肥沃，牲畜成群，不像敦煌、鄯善一带，因此用兵不会消耗中原物资，而能够确保自给自足。同时姑墨、温宿两国国王是龟兹特别委任的，他们与本国人的矛盾很尖锐，因此在一定的形势下，必定会有人投降。如果这两国归顺了汉朝，那么龟兹便不可自保。请把我的奏章交付朝廷讨论，作为决事的参考。如果奏折能被朝廷认可，那我就死而无憾了！然而微臣班超特别幸运地得到了神灵的保佑，使我免于一死，微臣希望亲眼看到整个西域归顺的那一天，陛下举起祝福万年的酒杯，向祖庙祭告，向天下宣布大喜。”章帝明白这一行动可以成功，于是召集群臣讨论，准备答应班超的请求。平陵人徐干上书朝廷，表示愿奋勇出征，做班超的助手。为此徐干被任命为副司马，率领被赦免的囚徒及志愿从军的勇士共一千余人，到西域去协助班超完成心愿。
以前，莎车认为汉朝不会出兵，就向龟兹投降，疏勒都尉番辰也背叛了汉朝。恰好徐干这时赶到，班超就和他向番辰发动了进攻，大败番辰，斩杀了一千多人。班超认为乌孙兵强，应该利用乌孙的力量，于是上书说：“乌孙是个大国，兵强马壮，所以武帝把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到孝宣皇帝时，终于见到了成效。现在当派使者慰问，让乌孙与我们同心合力。”章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建初八年（公元83年），章帝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李邑到达于阗时，恰逢龟兹攻打疏勒，他因害怕而不敢前进，就上书说西域的功业不可能成功，还大肆诬陷班超，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在西域享受快乐，毫无效忠朝廷之心”。班超听到消息后感叹道：“我尽管不是曾参，却遇到曾参所遇的三次诽谤，恐怕要受到朝廷的猜疑了？”为此送走妻子。章帝相信了班超的忠诚，就严厉斥责李邑说：“你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但那么多思乡的军人怎么可能和班超同心呢？”章帝派李邑到班超那里，并下旨给班超说：“如果李邑在西域能够胜任，你就可以把他留下做你的副手。”然而班超却派李邑带领乌孙送往汉朝做人质的王子回京城。徐干对班超说：“以前李邑诋毁阁下，想破坏您的形象和您的事业，现在为何不将他留下，再派其他官员去护送人质呢？”班超说：“这话是多么浅陋！正因为他诽谤过我，我才派他去。自己问心无愧，为什么要怕别人的议论！为使自己称心快意而留下李邑，这不是忠臣所为。”
第二年，朝廷派和恭等人率八百官兵增援班超，这样班超手下共有一千八百人，至此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了。他首先调发疏勒、于阗之兵，从东西两面夹击莎车，莎车自知打不过，就暗中贿赂疏勒王忠。忠反叛，占据乌即城，班超于是命令一位疏勒王率军队攻打忠。忠向康居求救，康居派兵支援。班超率兵与康居军队相持半年，难以取胜。班超于是派人送大量财物给月氏王，让月氏王劝康居退兵。康居退兵后，班超得胜，把忠带回疏勒王城。过了三年，忠又与康居、龟兹密谋反叛，派人到班超那里诈降，班超假装答应他，忠喜出望外，轻骑去见班超。班超随即在酒席上把他给杀了，然后乘势击破其众，天山南道重新开通。
第二年班超征调于阗等国兵二万五千人再次进攻莎车。龟兹王征调周围几国近五万大军前来救援。班超把将校和于阗王召来商量说：“如今敌我对比悬殊，我们只好撤兵，晚间以鸣鼓为信号，各奔东西。”然后故意放走龟兹俘虏，让他们把这假消息告诉龟兹王。龟兹王听说后非常高兴，亲自带领大军，分东西两路埋伏。班超秘密召集各部军队，清晨时急速赶到莎车军营，莎车兵毫无准备，仓皇逃走。班超率军追赶，杀五千余人，莎车投降，龟兹再也不敢前来进攻。此后，班超名震西域。
6.窦氏专权
马太后在世期间抑制马氏外戚，等她逝世后，马氏权力顿衰，很快就被以窦皇后为代表的窦氏家族取代。顺阳侯马廖为人谨慎，却天性厚道宽容，不会管教约束马家子弟。因此，马家子弟全都是为所欲为的纨绔子弟。校书郎杨终曾写信给马廖，警告他说：“阁下的地位尊贵显要，四海之内众人瞩目。您的弟弟黄门郎马防、马光都还年轻，血气方刚，他们没有窦皇后的哥哥长君的退让精神，反而结交一些品行不端的朋友。您对他们一贯纵容不加教诲，眼看他们日渐任性骄纵。回首前事，我为马家感到寒心！”马廖没有接受他的忠告。马防、马光兄弟非常富有，他们大规模地建造宅第，将房屋连成一片，占满街巷，养了数百食客。马防还饲养了大量牲畜，向羌人胡人征收赋税。章帝对他们的做法很不满意，屡次责怪他们，并处处予以限制。为此马家的权势稍有削弱，食客朋友也逐渐离去。马廖的儿子马豫任步兵校尉，上书章帝时，有怨恨不满之词。因此一些官员想弹劾马豫和马防、马光兄弟，称马防、马光的豪华奢侈超越他们的身份，扰乱圣明的礼教，建议罢免马氏兄弟，命他们前往各自的封国。章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马廖等人快要上路时，章帝下诏说：“舅父一家都去了封国，四季祭祀陵庙时就没有助祭的人了，朕很悲伤。朕现在下令许侯马光留下，在乡间田庐闭门反省，以慰朕的甥舅之情，大家不要再提出异议。”马光比马防谨慎收敛一些，因此章帝把他留下，后又恢复他的特殊地位。马豫随马廖到封国后，被审讯拷打致死。后来，章帝又下诏书，召马廖返回京城。
（1） 窦氏兄弟显贵
马家获罪以后，窦家地位更加显赫。建初八年（公元83年），窦皇后的哥哥窦宪任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任黄门侍郎，二人同在宫中任职，受到大量的赏赐。窦家兄弟很喜欢结交朋友。司空第五伦上书说：“虎贲中郎将窦宪，作为皇后的亲属，统领皇家禁军，出入宫廷，他正值壮年，志向远大，恭敬谦让，乐于为善，喜好结交士子，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那些奔走出入于皇亲国戚门下的人，多有劣迹，在政治仕途上不如意，尤其缺少安贫守分的气节。官僚中志趣低下的人，相互吹捧，并相互推荐，大批涌向他的家门，这恐怕会让他们变得骄傲放纵。三辅地区喜好议论的人还说：‘如果由于显贵亲戚的连累而遭贬黜压制，就应该重新由这些贵族来洗清罪过，就像是用酒来解醉一样。’那些邪僻阴险、趋炎附势之辈，应远离之。我请求陛下和皇后严令窦宪等人闭门思过，不得任意结交官僚士子，防患于未然，这样才可以让窦宪永保荣华富贵。而且君臣之间不会产生任何隔阂，是我最大的心愿！”但章帝对此话并未在意。
窦宪借助皇后的影响和势力，从诸侯王、公主，到阴家、马家等外戚，没有人不怕他。窦宪曾以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园，沁水公主害怕他的权势不敢计较。后来章帝出行时经过那里，向窦宪问起庄园的事，窦宪暗中喝斥左右的人不得如实回答。后来，章帝得知真相，非常愤怒，严厉责备窦宪说：“你强夺公主庄园，这种手段甚至比赵高的指鹿为马还要恶劣！这件事多么令人震惊。以前，在永平年间，先帝经常命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相互监督，因此诸多显贵中无人敢触犯法律。现在连尊贵的公主都横遭掠夺，何况平民百姓呢？国家抛弃你窦宪，就好比扔掉一只小鸟或者腐臭的死鼠！”窦宪非常恐慌，窦皇后也因此脱去皇后的衣饰来谢罪。过了很久，章帝的愤怒才稍稍平息，令窦宪将庄园还给公主。章帝虽没有对窦宪依法治罪，但也不再委以重任。
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三月，太尉郑弘几次上书，说侍中窦宪的权势过大，窦宪怀恨在心。后来，郑弘上书弹劾窦宪的同党尚书张林和洛阳令杨光，说他们贪赃枉法且行为残暴。没想到，处理奏书的官吏却是杨光的旧交，此人就告知杨光，杨光又告知窦宪。因此窦宪弹劾郑弘身为朝臣却泄露机密。章帝责问郑弘，四月，章帝下令收回郑弘的印信绶带。郑弘自己到廷尉投案待审，章帝下旨释放他。郑弘请求解甲归田，章帝没有批准。郑弘病重，上书谢恩说：“窦宪的奸恶，为天地不容，天下百姓和朝中百官，不管是贤是愚，都对他深恶痛绝，都说：‘窦宪用什么方法迷住了圣上！近代王莽之祸，依然历历在目，是前车之鉴啊！’陛下贵为天子，守护着万世长存的帝业，却信任进谗献媚的奸臣，这关系国家存亡。尽管我已经是将死之人了，但我仍是汉朝的臣子，还是要对您效忠，所以愿陛下如舜帝除掉‘四凶’一样惩办奸臣，以平息神明和百姓的愤恨。”章帝看到奏书后，有感于郑弘的忠心，派医生为他诊病。但当医生到达郑家的时候，郑弘已经去世。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去世，年仅十岁的太子肇即位，是为和帝。
窦太后摄政，窦宪以侍中的身份入宫主持重要政务，太后下达的一切旨意也由他宣布。他的弟弟窦笃、窦景、窦任中常侍。窦家兄弟全都身居高位。窦宪的门客崔上书告诫窦宪说：“古书说：‘一般说来，生来就富有的人骄横，生来就尊贵的人骄傲。’出身富有尊贵却能不骄横倨傲的人，从来没有过。现在您的官位正逐渐上升，皇上对您也愈加恩宠，朝中百官都在注意您的所作所为，您应如《诗经·周颂》所说的那样：‘望能终日小心谨慎，求得终身的荣耀。’以前冯野王以外戚身份居高官之位，被人称为贤臣；阴兴克己守礼，最后成为多福之人。外戚之所以被当时的人嘲笑，被后世的人唾骂，是因为权势太盛而不知退让，官位显赫而仁义不足。从汉朝建立，直到哀帝、平帝，皇后家族共计二十个，只有四位皇后家族和自身得以保全的。《尚书》说：‘以殷商的覆亡，作为鉴戒。’您在这方面能不谨慎一些吗？”
窦太后下旨：“任命前任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为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务。百官各司其职，服从太傅。”因为邓彪仁义礼让，所以受到先帝的敬重，又因为他为人忠厚随和，因此，特意把他捧上高位。窦宪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就在外面让邓彪奏报，自己到内宫向太后说明，就没有什么事不被批准。邓彪身居太傅之位，只知道修身自好，根本不能捍卫朝廷纲纪。窦宪性情暴烈，再小的怨恨他也会去报复。明帝永平年间，谒者韩纡曾审理过窦宪的父亲窦勋的案件，窦宪就让门客砍下韩纡儿子的人头来祭祀窦勋。
（2） 窦宪立功受封
章和二年五月，齐殇王刘石之子都乡侯刘畅到京城来祭吊章帝，窦太后连续几次召见他。窦宪担心刘畅威胁自己在内宫的权势，就派刺客在皇宫中将刘畅暗杀，然后嫁祸于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为此朝廷派侍御史和青州刺史一同调查刘刚等人。尚书韩棱认为：“凶手就在京城，不该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现在的做法，恐怕要被奸臣讥笑。”太后非常生气，严厉责备韩棱，然而韩棱仍然坚持己见。何敞对太尉宋由说：“刘畅是皇室成员，封国藩臣，来祭吊先帝，身在禁卫军保卫当中，却被刺杀而死。执法官吏漫无目的地追捕凶手，却不见凶手的踪影，也不知他们的姓名。我是您属下的要员，主管捕审罪犯，想亲自到判案现场，以督察案件的进展。但是司徒和司空二府的负责人认为，三公不应参与地方刑事案件，公然放纵奸恶，而且并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因此我打算单独奏请，请求参与审案。”宋由答应了何敞的请求。司徒、司空二府得知何敞要参与审案，便派主管官员随同前去，事情才真相大白。窦太后知道真相后大怒，把窦宪禁闭在内宫。窦宪害怕遭杀身之祸，就主动请求去打匈奴，以赎死罪。
十月，朝廷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任命耿秉为副统帅，征发部队，出塞征讨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将要出征时，三公及九卿拦阻，认为“匈奴没有侵犯边境，我们却要无缘无故地劳师远征，以消耗国家资财为代价，求取万里以外的功勋，这不是为国家着想的策略”。奏书都被搁置下来。太尉宋由感到害怕，便不敢再在奏章上署名，九卿也逐渐停止进谏。只有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坚定不移，还脱去官帽在朝堂力争，先后上书约达十次。众人都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害怕他们因此而获罪，但袁、任二人却神情镇定，正气凛然。侍御史鲁恭上书说：“我国最近有大的灾难，陛下正在守丧，百姓刚刚失去先帝的庇护，夏、秋、冬都无法听到圣上出巡时禁卫军警戒喝道的声音，人们全都因思念先帝而惶惶不安，好比有求而不能得。现在却要在盛春之月征兵，为了远征匈奴而扰乱全国百姓，这实在不符合施恩于民，改年号变更朝代、由内及外地处理政务的原则。万民百姓都是上天所生，上天爱万民百姓，好比父母爱子女。天下万物中，只要有一物不能安适，那么天象就会为此发生错乱，何况是人呢？所以，爱民的君主，上天必有回报。那些边疆的异族，好比四方的异气，与动物没有分别，如果让他们混居在中原内地，就会扰乱天象，扰乱民心。因此，圣明的君王，只是对他们采取笼络和约束的政策。如今北匈奴已被鲜卑打败，远远地躲到史侯河以西的地方，距离汉朝边塞有几千里远，但是我们却计划利用敌人的疲弱去进攻他们，这不是仁义之举。我们现在才开始征兵出征，物资已不能满足大司农的调度，各级官员相互逼迫，百姓的困苦也已达到极点。群臣和百姓都说此事不值得做，而陛下为什么只为窦宪一人打算，而不顾百姓的性命，不体恤他们忧患的呼声呢！上观天心，下察民意，就可以明白事情的得失了。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将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岂只匈奴不把中国当中国看待而已！”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京兆人议郎乐恢等有识之士，也都上书劝谏，然而太后均不予理睬。
太后让使者为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兴建宅第，为此征用许多百姓服役。侍御史何敞上书说：“我听说，匈奴叛逆凶暴。高祖当年被围困在平城，吕后收到冒顿傲慢的书信，因为这两次侮辱，臣子都要去与匈奴决一死战，可是高祖和吕后却含羞忍辱，放过匈奴。现在北匈奴没有叛逆行动，汉朝也没有受到和当日一样的侮辱。此时正值盛春时节，农民忙于耕作，大规模地征兵，会令百姓产生怨恨，人心不定。窦笃、窦景是陛下亲近的贵臣，应该做百官的表率。现在大军远征，朝廷焦灼不安，百姓愁苦，财政空虚，而这时候竟然兴建巨宅，为了两个朝官的喜好而劳民伤财，这不是发扬恩德、可以使后世仿效的做法。应当马上停工，专注于北方边疆的战事，体恤人民的困苦。”奏书呈上，但未被采纳。
窦宪曾派门生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想叫郅寿办点私事，郅寿立即把这个门生送到牢房。郅寿还屡次上书，指责窦宪的骄横，并引用王莽的教训来告诫朝廷，又趁上朝的机会就征讨匈奴和大肆兴建房舍之事抨击窦宪等人，辞意十分诚挚。窦宪大怒，反而诬陷郅寿私买公田，诽谤朝廷。郅寿被拘捕审讯，依律当斩。何敞上书说：“郅寿是皇上亲信，指出并纠正大臣的错误是他的本分。现在郅寿为了朝廷安定而反对群臣，大胆劝谏，难道这是为了个人吗？我冒死上言，也不是为了郅寿。忠臣尽节，死而无憾，我尽管不了解郅寿，但我想他会心甘情愿地赴死。我实在不希望圣明的朝廷会对直言上谏之人进行诛杀，那有损宽厚的教化，堵塞忠臣进谏的言路，会被后人讥笑。我身为国家机密官员，却说出了这些不应由我说的话，罪名该当入狱，先于郅寿被杀，死有余辜。”奏书呈上，郅寿被判流放合浦。动身之前，他就自杀了。
六月，窦宪、耿秉从朔方鸡鹿塞出发，南匈奴单于从满夷谷出发，度辽将军邓鸿从阳塞出发。三路大军计划在涿邪山会师。窦宪派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各率领南匈奴一万余精锐骑兵，在稽洛山跟北匈奴单于会战。北匈奴军大败，单于逃走。汉军追击北匈奴各部落，到达私渠北海，共斩杀大部落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生擒者更是数以万计，还夺取各种牲畜一百多万头。先后有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让班固修建立功碑，上书汉朝的国威和恩德，然后撤军。窦宪让军司马吴汜、梁讽带上财物送给北匈奴单于。当时北匈奴陷入内乱，直到西海之畔吴、梁二人才追上单于，向他宣布汉朝的恩典，并以皇帝的名义进行赏赐，单于叩首接受。为此梁讽游说单于，让他仿效呼韩邪单于，做汉朝的藩属。单于很高兴地表示接受，立即率领军队同梁讽一道南归。到私渠海时，听说汉军已经返回，单于便派他的弟弟带着贡物去洛阳做人质。由于北匈奴单于没有亲自前来，窦宪便奏报窦太后，把单于的弟弟送回去了。
九月，窦宪被任命为大将军，封为武阳侯，享有二万户食邑。中郎将刘尚任车骑将军。窦宪坚决推辞，不接受封爵，窦太后没有勉强。依照旧例，大将军的地位在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下。这时候，太后规定：窦宪的地位在太傅以下，三公以上；大将军府的长史、司马的俸禄为中二千石。耿秉被封为美阳侯。
（3） 窦氏骄奢招怨
窦氏兄弟恣意妄行，以执金吾窦景尤为突出。他的奴仆和部下，奸淫掳掠，非法劫取罪犯。商人们不敢出门经商，好像躲避强盗。窦景还擅自征发边疆各郡骑兵精锐，为己所用，有关官员无人敢举报。只有司徒袁安弹劾窦景：“在边疆擅自征发人民，惊扰欺骗官吏百姓，边郡太守不等调兵的符信，就毫不犹豫地奉行窦景的命令，依法应当处死示众。”他还说：“司隶校尉、河南尹攀附外戚，不弹劾外戚等的不法行为，建议把他们都免官治罪。”但这些奏书全都得不到答复。窦家兄弟中，仅有驸马都尉窦一心专研儒家经书，约束节制，洁身自好。
尚书何敞呈上密奏，写道：“以前，春秋时郑国太后武姜溺爱幼子叔段，卫国国君庄公溺爱庶子州吁，对他们百般放纵，致使叔段和州吁最后成为凶恶暴戾之人。由此看来，像这样放纵子弟，就好比在他们饥饿时喂给他们毒药，是害了他们。在先帝驾崩后不久，公卿曾接连上奏，希望由窦宪主持国家事务，然而他谦恭退让，坚决辞去高位，态度非常诚恳，言辞尤为诚挚。天下百姓听到以后，无不为之感到欣喜。然而国丧还没完结，在一年有余的短短时间内，窦宪却突然中途改变了态度。现在窦家兄弟专权，窦宪掌握全国的兵权，窦笃、窦景统领宫廷禁卫军。他们为政残暴，生活奢侈，僭越本来的身份，诛杀无罪之人，为求自己快意而为所欲为。他们的行为令民怨沸腾，到处传言叔段和州吁再次出现。据我看来，公卿所以采取旁观态度，不肯指责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如果窦宪等人始终效忠朝廷，那么他们自己就有像周代吉甫褒扬申国国君那样的功劳；而假如窦宪等人违法乱纪，那么自己则采取汉初陈平、周勃顺从吕后的权宜之计，窦宪兄弟的命运吉凶毕竟不关他们的事。我愿为朝廷和窦家筹划两全的方法，去除灾难的根源，截断祸患的源流。上不希望使太后的美誉受到损害，不希望看到陛下如郑庄公怨恨母亲那样发誓‘黄泉相见’而为后人讥笑；下使窦宪等人永远保有富贵。驸马都尉窦曾多次请求退让，希望抑制窦家权势的发展，陛下可以听取他的意见。这才是上上之策，也是窦氏家族的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