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济北王起兵
济北王刘兴居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父亲是齐悼惠王。齐悼惠王是刘邦外妇曹夫人所生，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立为齐王。他有九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是刘兴居。齐悼惠王死后，长子刘襄继位，即齐哀王。后哀王二弟刘章被吕后封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弁侯。吕后先后割了齐国的济南郡给吕王吕台（高后兄之子）、琅琊郡给刘泽，招致了刘氏家族的不满。吕后死时，赵王吕禄、吕王吕产聚兵擅权准备政变。刘章从其妻（吕禄之女）那里知道了这一阴谋，就暗自派人到他的兄弟齐哀王那儿报信，让哀王率军向京师进发，而刘章与刘兴居准备在京师联络大臣为内应，里应外合，诛杀吕氏，并立齐哀王为帝，后因周勃等人立代王刘恒为帝，此事未果。
文帝登基后，将原属齐国土地全归还给齐国，并增封刘章、刘兴居二兄弟各二千户、一千斤黄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刘兴居被立为济北王。当初诛杀诸吕时，因刘章兄弟功劳最大，文帝也有意厚赏。但文帝后来听说刘章、刘兴居本来是要立齐哀王为帝，心有不快，于是大封诸子时，就割了齐国的城阳和济北二郡分封给刘章、刘兴居二人，刘兴居对此非常不满。一年后，刘章去世，正值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丞相灌婴率大军前去与匈奴作战，文帝亲自到太原坐镇。刘兴居见京师空虚，视为良机，于是起兵反叛。汉文帝得知刘兴居举兵谋反，诏令丞相和准备攻击匈奴的军队都返回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统领四位将军、十万军队出击刘兴居；任命祁侯缯贺为将军，领兵驻守荥阳。七月，文帝自太原返抵长安。文帝下诏书：“济北境内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归顺朝廷和率军献城邑投降的，都对其宽大处理，并且恢复原有的官职爵位；即使是追随刘兴居参预谋反的，只要归降朝廷，也赦免其罪。”八月，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济北国也被废除，疆土并入中央。
（2）淮南王造反
汉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经过赵国，赵王张敖为讨好刘邦献一美女。刘邦幸后，美人怀孕，赵王不敢再让其住宫中，就在宫外边给美人找一住所，安顿下来。赵相国贯高等人谋反之事败露，汉朝将赵王收捕，赵美人一家也受牵连被逮捕，美人对看守的官吏说：“前些日侍奉皇上，现已怀孕。”官吏向上边报告了这件事。但当时刘邦正生着赵国的气，没有理会赵美人。赵美人的弟弟赵兼请辟阳侯求吕后在高帝那里为美人说情，吕后因为嫉妒，不为赵美人说情，辟阳侯也没有强争。赵美人生下一男儿刘长后因羞愤而自杀。官吏将刘长送给皇上，刘邦事后想来也有些愧疚，就让吕后抚养刘长。
刘长复仇版画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黥布反叛，刘邦亲自前往平叛，打败了黥布，此时刘长尚未被立为王，于是刘邦立其为淮南王。
刘长后来知道了自己身世，对辟阳侯不为其母强争一直怨恨在心，惠帝、吕后时还不敢发作出来，等文帝即位后，刘长自认为高帝的儿子只有文帝与他二人了，除了皇帝以外，他就是地位最尊贵的人，因此，开始骄纵起来，多次不奉法行事。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刘长入朝，比以往更加骄横，与皇帝出去打猎时共乘一辇，不称文帝为皇兄而称“大兄”。刘长身材比较高大，力气也很大，能举起大鼎。他觉得报仇的时机已到，就去找辟阳侯算帐，辟阳侯出来见他时，刘长用袖中金椎刺辟阳侯，并命手下将其杀了。随后他到文帝那里请罪，说：“我的母亲不应当因赵国反叛而受牵连，辟阳侯本能说服吕后，但他不强争，这是第一条罪；赵王如意母子无罪，吕后杀了他们，辟阳侯不争，这是第二条罪；吕后以诸吕为王准备夺刘氏的天下，辟阳侯不争，这是第三条罪。我只是为天下杀这个贼臣，报母亲之仇，现在向皇上请求原谅。”文帝考虑到他是为母报仇心切而杀人，没有治他的罪，赦免了他。
在京师期间，从薄太后、皇太子到各位大臣都惧怕淮南王。淮南王从此更加骄横，回国后，不依汉朝法律办事，出入时仪仗同皇帝一样，还自己定法令，几次上书都有不逊之词，文帝感到自己不好说他，就让舅舅薄昭写一封劝谏信给他，说：“听说你非常刚正勇敢、慈爱温和并且待人宽厚，而又办事果断，这是你的天资。然而你如今的所作所为，已与你的天资不相称。你多次不顾应有的礼仪违反国家法度，皇上仁厚，不忍心惩罚你，你今后应该遵守法度、尽职尽责，用这种方法来报答皇帝的恩德，并且应该上书向皇上谢罪，就说：‘我不幸早早离开先帝，成为孤儿，吕后在世时，我总是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您当上皇帝后，我却辜负了您对我的仁爱恩德，行事大多不遵法度，现今想起来确实是我的过错，因此，心中恐惧，请陛下发落。’皇上对你的这番话一定很高兴，你与皇上便能像从前一样。请你好好考虑一下，早早作出决断，如果再犹豫不决，等到大祸降临，就悔之晚矣。”
淮南王接到此信很不痛快。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他命令一个叫但的大夫率领七十人，伙同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计划凭借四十辆辇车在谷口（今陕西西安北）造反，并派人出使闽越、匈奴，寻求支持。事情败露后，朝廷抓捕有关造反的人，并且把淮南王召回都城。
淮南王到了长安后，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等人奏道：“淮南王刘长在自己的领地里废除先帝的法令，不听皇帝的召唤，住的地方毫无节度，还仿照皇宫建了宫殿，擅自颁布法令，不执行汉法，设置官吏时自行任命郎中春为丞相，并且收留那些在朝廷、诸侯国中犯了罪逃亡的人，把他们藏匿起来，为他们置家聚妻，还赐给他们财物田宅、爵位俸禄，有的人被授爵位竟到了关内侯，给他们相当于二千石的俸禄。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的儿子柴奇谋反，要危害宗庙社稷，并密派使者到闽越和匈奴联络发兵。事情败露后，长安尉奇等人前去逮捕开章，刘长将其藏起来不交，并且同前中尉简忌策划，把开章杀死灭口，还欺骗朝廷的官员说，不知道开章在何处，而后又做假坟墓，墓上写‘开章死，葬此下’。刘长本人曾经杀害过一个无辜的人，还下令官吏杀另外六名没有罪的人。有犯死罪的逃亡者，刘长将其藏起来，却随便捕一无罪之人抵数。他还擅自判人有罪，在没有原告的情况下判十四个人有罪，还赦免了十八个犯死罪的人、五十八个犯轻罪的人，赐关内侯以下爵位的有九十四人。前些日子刘长有病，陛下很担忧，派人赐枣脯给他，刘长竟不肯见使者。南海国有人叛乱，淮南王刘长派官吏去那里平叛，皇上您派使者用帛五十匹来犒赏那些在平叛中立功的人，刘长却不接受这些赏赐，说‘并没有辛苦有功的人’。南海王上书献璧帛给皇上，简忌擅自烧了他的上书，不向上报告。要捉拿简忌问罪时，刘长不交人，谎称简忌病了。刘长犯的罪按法律应该斩首，请皇上依法把他斩了。”
汉文帝有些犹豫，让列侯及所有俸禄达到二千石的官员共四十三人讨论这件事，结果，都认为应依法论处。文帝命：“赦刘长死罪，废王位。”群臣向皇上奏请把刘长发配到蜀郡去，让他的家人随同前去，并下令让当地政府为刘长修建房屋，负责每日三餐，并配给柴薪、菜、盐、炊具、被褥。文帝命供应刘长食物，每日肉五斤、酒二斗。原来得到刘长宠幸的美人、才人共十个跟他一起去。参与反叛阴谋的有关人员全部被杀。
袁盎谏文帝道：“皇上您一向宠着淮南王，不给他设立一个严厉的丞相、太傅，才发展到今天的这种地步，而且淮南王为人刚烈，现在这样惩罚他，我恐怕他会因为感觉受到侮辱，气愤而死。这样陛下就会有杀弟弟的名声，这可如何了得！”文帝说：“我是特意要让他受受苦，让他自悔，现在就追他回来。”
淮南王刘长在路上对侍者说：“我因为骄纵听不进别人的劝告，才到了如此地步。”于是一路上不吃不喝终至死亡。刘长所坐槛车是由各个县负责在本县内押送，然后转到下一个县，但这些县的县令都不敢揭开槛车上的封条，直至到了雍县（陕西境内），县令揭开了封条，这才向上报告了死讯。文帝听说后当即哭了，对袁盎说：“我没有听你的话，到底使淮南王死了。”袁盎说：“淮南王已经死了，那是没办法的事，请皇上您放宽心。”文帝问：“如今该怎么办呢？”袁盎说：“只有杀了那些有罪之人，才能向天下谢罪。”文帝于是命丞相、御史将那些不揭封条、不侍候淮南王的各县有罪之人，逮起来杀了，并按照列侯的规格把刘长葬在雍县，还设置了三十户人家替刘长守坟。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文帝怜悯刘长，于是把他的四个儿子都封为侯：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城侯。
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民间有人作歌吟唱淮南王刘长：“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说后说：“当初尧舜放逐骨肉（即鲧和共工，都是尧舜同姓），周公杀管，天下人都称赞他们很圣明，没有因为私人关系而损害了国家的法规制度，难道天下人以为我是贪图淮南王的地盘吗？”于是改封城阳王统治淮南国旧地，追谥刘长为厉王。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又怜惜淮南王刘长因行为不轨，致使被废除王位，早早死去，于是把淮南王刘喜改封城阳王，让刘长另外三个儿子在淮南原地统治。把淮南王旧地分成三个小王国，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6.晁错言边事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发兵侵扰汉朝北部边境狄道一带，给边境汉人带来巨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上书文帝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来看，安定边境，保邦定国，关键在于良将的选择，因此一定要慎重行事。
“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武器精良，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占据有利地形。按照《兵法》：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适合不同的地方作战。如果战场地形不适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十个士兵抵不上一个士兵的情况就可能出现。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不能进、退不能守，士兵不能听令行军，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人数虽多却不中用。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空手作战一样，难以快速制敌；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射不远，与短兵器一样；目标不能被射中，射中目标却不能深入，就像没有箭头一样，与没有箭没有区别。这是由于将领不检查武器装备造成的，这样的军队，也难有什么大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种情况，决定用兵的成败。
“臣又听说：在用兵时，应按照双方国家大小、强弱和战场地形的不同，选择不尽相同的作战策略。选择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措施；如果与敌方旗鼓相当，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作战；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略是利用蛮夷去进攻蛮夷部族。和匈奴作战情形与在中原作战大不相同：在山间河流行走，中原的马匹比不过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边策马奔驰边射击，匈奴的骑射技术胜过中原；不畏风雨疲劳，不怕饥渴，中原将士比不过匈奴人。这是匈奴的优势。如果到了平原，在地势平缓的地方，形势就会好转，匈奴的军队就容易被使用轻车、骁勇精锐的汉军打乱。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箭可以射得很远，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持小弓的匈奴就无法与我军抗衡；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手持锋利的武器，长短兵器配合使用，弓箭手适时出击，士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匈奴军队就无法抵挡我军的进攻；聚集勇敢强健的弓箭手，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目标，匈奴用木材和皮革制成的防御武器就全不起作用；在平地作战，剑戟交锋，近身搏斗，匈奴人的脚力就不如汉军。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由此来看，匈奴优势有三，汉军优势却有五。加之陛下动用了数十万军队，去攻打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从数量角度看，这是以十击一的战术。
“尽管如此，战争总是万分凶险之事。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很快就会实现。用人的生死去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就会追悔莫及。英明的君主在决策时，应确保万无一失。现在来归降朝廷的胡人、义渠、蛮夷等，部众达数千人，他们有与匈奴一样的饮食习惯和善于骑射的特长。可以赐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粮食，加上边境各郡的精锐骑兵，再起用通晓兵法、能把蛮夷部族的人心笼络到一起的将领，以陛下明确的约定统率他们。如果遇到险阻，就发挥这些人能够冲锋陷阵的优势；在宽阔的平野，敌人就会被我们的战车、步兵制服。两支军队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再加上以众击寡，这才是万无一失的战略。”他的意见得到文帝的赞赏。
晁错再一次上书说：“臣听说秦起兵攻打匈奴和百越，并不是为了戍边安民，而是出于贪心，想扩大它的领土范围，所以，功业还没建立，天下就已经大乱。而且如果对敌人的虚实强弱不了解，进攻就会被敌人所瓦解，屯守就会被敌人所围困。北方严寒，南方扬、粤一带的人，生性耐热。秦朝的戍卒不服南方的水土，戍守的将士死在边境，输送给养的士兵死于路上。秦朝的百姓被征发当兵，就像被处死在刑场上一样，于是那些犯罪的人就被秦王朝发配去戍边，称‘谪戍’。先是犯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和商人被征发充军，后来又扩大到曾有市籍的商人，然后又扩大到祖父母、父母经过商的人，最后居住在闾左、按规定不负担兵役的人也都被迫去当兵。被强迫当兵的人都心怀怨恨，他们去戍边就等于去送死，朝廷却没有丝毫报偿给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们，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国家任何回报，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秦的暴政祸及自己。陈胜前去戍边，中途起义，倡导天下人反秦。他的主张得到天下人的响应，如同洪水势不可当，这是秦以威势强制征兵的恶果。
晁错像
“匈奴人不是依靠土地获得衣食来源，因此经常骚扰我国的边疆，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使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打猎、放牧，偷偷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发现汉军人少，就会入侵。如果陛下不发兵救援，边境老百姓的失望情绪就会产生，最终导致归附匈奴；如果陛下发兵救援，发兵太少就不起作用，多发援兵，从远方各县来的援兵刚刚到达，匈奴军队则又已撤走了。不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军费开支太大；撤走援兵，匈奴人又会趁虚而入。如此往复，那么中原地区就会受拖累，陷入贫困，百姓也就无法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对边境问题很关心，派遣将吏加强边塞防务，边境的老百姓得到了很大的恩惠，对您感恩戴德。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一年轮换一次，他们对匈奴人的本领就不能清楚地了解。因此，不如选常居人口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防御匈奴，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建立规模不小于千户的城镇，城中的房屋由官府先来修建，准备农具，再招募百姓，赦免罪名，赏给爵位、四季粮衣，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都免除，直到他们能生产自给时为止。如果不给边塞民众优厚的利禄，塞民就无心长期定居边塞。匈奴入侵所掠的财物有被夺回的，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们，边塞的百姓得到这样的待遇，就会邻里街坊互相救援帮助，同仇敌忾，与匈奴拼死搏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皇帝感恩图报，而是想使亲戚邻居得以保全。他们与那些远道而来的中原士兵相比，防御匈奴的效果要好许多。在陛下当政之时，迁徙百姓以充实边防，免除屯戍边境的百姓的徭役，而边塞的居民，家人彼此保护，不再受被匈奴俘虏的苦难。陛下这样做，就会利益万代流传，得到圣明的名声，与秦的强征百姓戍边是截然不同的。”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许多百姓被招募到边塞定居。
晁错又一次上书说：“陛下幸好招募迁徙百姓以充实边塞，屯戍的费用大为减省，运输费用更加减少，这对百姓是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如果真能相符于陛下对百姓的恩惠，遵奉陛下的法令，善待迁徙来的应募百姓，照顾其老弱，厚待其中的壮士，争取他们的拥护而不去欺凌他们，使先来的人乐业安居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么贫民就会羡慕他们，也争相去边塞了。臣听说古代明君迁徙百姓，要先看一看当地的阴阳是否调和，然后再营建集镇、修筑城池，先为百姓修筑房屋、配置器物，使百姓有房可住、有物可使。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互相勉励迁往新居的原因。官府在迁徙的新居住区设置巫神、医生，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百姓得以男女婚配，繁衍生息，彼此照顾生老病死，栽种树木，喂养六畜，屋房完好。让百姓乐于长期定居此地正是这样做的目的。
“臣又听说古代明君为了防御敌人入侵，在沿边境的各县创设如下建制：使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每十个伍的民户为一里，里设置假士；每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每十连为一邑，邑设置假侯，都选择邑中贤才、有能力、了解民心、熟悉地形的人担任这些职务，安居本地就教民众学习射箭用兵之法，出临边境就教民众学习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所以军事编制形成于平时的百姓之中，军事政令就能在战场有效地发挥作用。百姓训练有素，随便迁移是不允许的，年幼时一同玩耍，成年后一同共事。这样，夜间战斗，通过声音就可彼此辨认，就能够相互救援；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就足以相互识别。他们能生死与共是出于友爱之心。在此基础上，朝廷再施以厚赏、重罚，百姓就会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所迁徙的百姓一定要强壮有力的人，这样才不会虚耗衣服粮食，才可用于充实边防；百姓强壮有力，同时也需要好官治理，这样才有功效。
“与匈奴和亲的事被陛下拒绝了，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会向南进犯。如果边境得到巩固治理，就可以重创匈奴，他们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如果想树立汉朝廷的威势，就应该在秋季匈奴刚发兵入侵时给以痛击，假若不能打败匈奴的侵犯，使他们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他们了。”
7.晁错论农耕
文帝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休兵养息的安民政策，使汉朝的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库也日渐丰盈。重视农耕政策是由大臣晁错首先提出的。
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晁错对文帝说：“英明的君主在位时，百姓不会受到饥饿、寒冷的折磨。这并不是说君主能亲自耕种供给百姓食物，亲自织布供给百姓衣服，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存之道。所以尧虽然遇到九年的大涝灾，商汤虽然遇到了七年的大旱灾，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其原因就在于积蓄财物多并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海内一统，土地广阔而人口众多，这都不亚于商汤和夏禹之时，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灾害，但蓄积却没有上古时多，原因何在？这是由于土地的余力没有被完全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适合耕种的土地还没有全部被开垦，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被开发，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耕生产。
“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不会要求衣服要轻柔暖和；饥饿难忍急需食品时，人们不会要求食品香甜可口。饥寒临身，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一天吃不到两餐就会饥饿，一年不做衣服穿就会挨冻，这都是人之常情。如果饥饿却得不到食物，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母也无法保住她的儿子，君主又怎能控制得住广大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辛勤耕织，少征赋税，多搞蓄积，用这些方法来充实府库，防备旱涝灾害，这样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百姓的善恶，就看君主如何去引导他们；百姓追求财富，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会选择流动方向一样。
“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拿来吃，冷的时候不能拿来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宝，原因就在于君主喜欢使用它们。这些东西轻便易带，只要拿在手里，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会导致臣子轻易背叛他的君主，导致百姓轻易离开故乡。又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由土地生产，依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就已无法搬运，它们不会是盗贼想要掠夺的目标，而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会遭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应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一个五口的农民之家，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而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砍柴，修缮官府房屋，服徭役，加上民间的人情礼节如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等，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支付。农民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严寒，终年劳碌没有休息的日子。如此勤劳困苦，再加上遭受旱涝灾害，官府政令严厉苛刻，赋税沉重，赋税不按规定时间征收，政令早上发出，晚上又有了变化。农民家中有资财的，以半价折卖，家中贫穷的，只好去借双倍利息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妻子儿女以偿还债务了。那些大商人积聚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实力小的坐在市井中做买卖，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趁着某种物品急需，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所以商人家庭男的不去耕耘，女的不去养蚕、织布，但穿的却是华丽的绸缎，吃的是上好的米肉。商人不必遭受农民那样的辛苦，却可以得到他们那样的收获。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与王侯显贵结交，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吏，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商人到千里之外旅游，车子在路上排成了首尾不能相望的队伍。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驾驭着良马，穿着丝制的鞋子和精美的绸缎衣服。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
“当务之急，没有比鼓励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让百姓从事农耕，关键在于使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使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关键在于朝廷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朝廷可以招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的话，商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被私人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有大量剩余粮食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赋税的征收，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现在的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战马，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有宽达一百步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如果没有粮食，也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王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稳定的根本。现在规定百姓缴纳粮食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其间差得太远了。爵位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耕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匮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大的愿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凭这种方式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这样不到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充足了。”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传令天下：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等的爵位。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下诏，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并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担心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所以让天下屯粮大量输入边塞地区。如果边塞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老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内地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就可以随时下诏书，免收农民的赋税了。这样的话，陛下的恩泽遍及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于农耕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文帝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方法是让他们从事农耕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百姓务农耕种，到现在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因为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够，而官吏并没有重视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耕种，至今未见成效，这是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向他们解释清楚农耕生产的重要意义。况且朕的农民生活艰苦，而官吏并不去关心他们、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只向农民征收税的一半。”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二月，文帝下诏说：“朕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以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应祭祀用的祭服。请相关部门制定有关此事的礼仪！”
8.缇萦赎父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下令废除肉刑，之所以颁布这个法令，是因为一段感人的故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班固的这首叙事诗充满了感情，讲述了少女缇萦以身赎父，感动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
陶仓 西汉
西汉前期当权者为改变秦朝的急暴统治，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件陶仓是当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一种象征。
淳于意，齐国临淄人，曾为齐国太仓长，故又被称为太仓公。他年少时即喜好医术，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曾拜郡阳庆为师，阳庆年岁已老，又没有子嗣，因此对淳于意毫无保留，将各种秘方医术全传给了他。淳于意三年出师以后，广游各诸侯国。
（1）缇萦上书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有人上书告了淳于意的状，淳于意被官府抓了起来。官府要押解他去长安，他的五个女儿都跟在后边哭，淳于意很恼怒，骂道：“生孩子也不生个男的，关键时刻一个也没用！”父亲的话使小女儿缇萦听了非常伤心，就跟着淳于意到了长安，并上书汉文帝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廉洁公正的官吏，如今要遭刑法，是因为犯了法。我感到很痛心的是人死了不可能再生，使用刑法对他也就没有什么用了，虽然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因此，我愿意做个宫婢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见到这个上书后，被缇萦的孝行所感动，赦免了淳于意的刑罪，并下令废除肉刑。
秦代的刑法比西汉严厉，汉统治者认为秦法太严是秦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刘邦灭秦之后，首先就废除秦朝的严刑厉法，重新制定汉朝的法律。刘邦一入关，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由于三章之法太过简单，几年后，秦法中可用的部分被萧何拿出来，并加增补，作律九章。惠帝、高后时期，萧何、曹参先后为相，倡导不用刑罪，而采用与民休息的黄老政策。汉文帝即位后，德政进一步推开，其时，主要的将相还大多是开国功臣，这些人对秦亡的教训记忆犹新，都倡导无为而治，力主宽厚，于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文帝还任命张释之为廷尉，各种刑罪都从轻发落，很少用各种刑罚。
汉文帝看了缇萦以身赎父的上书后，下令说：“今虽有黥、劓、刖三种肉刑，但仍然有人以身试法，这到底为什么呢？并不是我的德行少，而是没有很好地教导啊！我感到很惭愧。训导不好，百姓才会犯罪，《诗经》上说‘开明宽厚的君主是爱护百姓的父母，现在有人犯了罪，还未对其教化就用上了刑罚，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弃恶从善，也没办法了。我很怜悯他们。用了肉刑之后，人的肢体残废，体无完肤，再也长不起来了，肉刑如此地使人痛苦，这怎么能体现官为父母的本意呢？要废除肉刑，刑罚要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只要罪人不逃跑，服够刑期就可免为庶人，要把这一条写进法律里去。”
根据文帝的旨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改定了一套律法，基本上都比原先的刑罚轻了些，如原要割鼻子的，现在只打三百下；原来应该斩去脚趾的，打五百下；原应刺面的，改为去做苦工，等等。
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所感动，因此，下诏废止除宫刑以外的所有肉刑。其实，减省刑罚是惠帝以来的一个趋势，顺应这一趋势的结果就是文帝废除肉刑。但是，文帝是以竹板笞打代替肉刑，犯人往往经这几百板子，非死即伤。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文帝的这一决定是徒有轻刑之名，致人死伤却成了这样做的客观结果。”当然这应该不是文帝的初衷。
（2）文帝诏问淳于意
文帝赦免了淳于意的罪刑后，诏问了他一系列问题。
文帝问：“你在医术方面有何特长？能治什么病？有医书没有？学了几年工，都在哪里学的？试验过医术没有？给哪些人看过病？看的是什么病？”
淳于意回答：“我喜好医药是从少年开始的，但一直没有名师指点，疗效甚差。到了高后八年，拜阳庆为师学习医术，阳庆对我说：‘把你那些没用的药方书都扔掉吧，我有黄帝、扁鹊留下来的脉书，能看五色诊病，判断是否可治，知人生与死，还有论药的书，我决定把这些药方书都传给你。’听了此话，我觉得非常幸运，再三感谢，接受了脉书奇咳术、五色诊、上下经、揆度阴阳外变、石神、药论、阴阳禁书等。读懂这些东西需要一年时间，第二年即试着使用，但还不精通，三年后，即正式为人治病，就有把握诊病决生死了。”
淳于意回忆道：“我曾给济北王的侍者诊脉。诊到一个叫竖的女子时，当时看她身上没有什么病，但我告诉济北王说：‘竖伤了脾，到了春天她就会吐血而死。’我问济北王：‘此人有何技能？’国王说：‘她的技能很多，当年从民间将她买来时花了很多钱，难道她也有病吗？’我说：‘她的病很重，活不过明年春天。’济北王召来了竖，却不以为然，因为见她脸色正常，但是到了春天，竖果然吐血而死。她大量流汗的体征告诉我此人有病在身。爱流汗的人，脸色毛发都很亮且有光泽，表面上看很正常，脉也正常，但实际上病却很重。
“淄川王病了，召我前去诊脉，对我说：‘头疼发烧，呼吸困难，心中烦闷。’我用冷水敷其头，用针尖刺其脚上的阴阳脉，病很快就好了。他的病是因洗了头发，不等干了就躺下而引起发热的。”
像这样的例子，淳于意一共列举了二十五例。因为病例太多，时间长了已不记得，因此，他自己也不能全部列举出来。
文帝问：“你所诊治的这些病，虽诊断不同，但病名一样，为什么有的病人死了，有的病人没有死？”
淳于意回答说：“有很多病名相差不多，这是古人传脉法留下来的，懂医术的人能分辨出来，不懂医术的人就分辨不出了。”
文帝问：“你能根据病情判断是死是生，用药也很精通，那么诸侯王大臣里有找你看病的吗？齐文王病时，为什么不找你诊治？”
淳于意回答：“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派人来找我，但我不敢去。文王病时，我的家还很穷，想为人治病，又怕被地方官吏留住任职。离家出游后，先后拜了几个师傅，把他们的医术全学了下来，后在阳虚侯国居住，侍候阳虚侯。阳虚侯入朝时，我就跟随他到了长安，这样才能断断续续地给一些人治病。”
文帝又问：“阳庆是你的师傅，他的师傅是谁呢？阳庆是否闻名于齐国和各诸侯国？”
淳于意回答：“我不知阳庆是跟谁学的医术，阳庆家中很有钱，虽擅长医术，但不肯为人治病，因此，不是很有名。”
文帝问：“你是否收了徒弟？是否毫无保留地把医术传授给他们呢？”
淳于意回答：“宋邑是临淄人，要从师于我，我教了他一年多的五诊疗法。济北王派太医高期、王禹来学习经脉之学，我教了他们一年有余。临淄人唐安来学习，我教他诊脉、治咳等，虽没学成，他还是被任命为齐王侍医。”
文帝问：“你诊病定生死，有没有失败过？”
淳于意答：“我给人治病，在治疗之前，一定要先为其切脉。我只治脉顺者，经脉不顺的我不治，若不精通诊脉，就很困难了，失败的可能性就大了。”
9.文帝御匈奴
汉文帝时期，匈奴不断派兵袭扰汉朝北部边境，汉文帝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同匈奴和亲，一是用武力讨伐匈奴，两种手段交替使用，既巩固了边疆，又为国内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产环境。
（1）汉匈交恶
匈奴单于冒顿给汉朝廷送来书信说：“前些时候，皇帝谈到和亲的事，与书信的意思一致，双方都很满意。汉朝边境官员冲撞、侮辱了我们的右贤王，右贤王气恼之下来向我请示，我听从了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意见，与汉朝的官吏互相敌对，并使得你我之间的和好盟约断绝，兄弟之国情谊也大受损伤，为此我惩罚右贤王，命令他攻击月氏国。由于苍天降福保佑，加上战马强健、将士精良，现在月氏国已被我消灭，其部众或杀或降，月氏已被我征服；乌孙、呼揭、楼兰等国及其附近的二十六国都已经归顺了我匈奴，现在北方所有游牧民族都已合并统一了。我愿意平息战事，休息士卒，安定居民，牧养马匹，消除以前的仇恨和战争，恢复原来被断绝的结好盟约，以使双方边境的民众安定。如果皇帝您不想我们匈奴靠近汉边境居住，我会诏令匈奴的官民远离汉边界。”汉文帝复信说：“单于深明大义，对这件事朕表示高度的赞赏。汉与匈奴相约为兄弟，所以我们送给匈奴的东西很多而且很贵。违背盟约、离间兄弟情谊的事情，尽管多发生在你们匈奴一方，右贤王之事也是事出有因，单于也就不必过分责备他了！单于如果能按来信所说的去做，明确告知大小部属官员，使他们不再违反和约，遵守信用，这就算是遵守了单于您信上的约定了。”
其后不久，冒顿死去，他的儿子稽粥继位，被称为老上单于。为了两国继续和好，文帝又把一位宗室的女儿翁主嫁给他做阏氏，并派宦官燕人中行说去辅佐翁主。中行说不想去匈奴，汉朝廷逼迫他去。中行说恼怒地说：“如果一定要让我去，我就一定会使汉朝深受匈奴的祸害！”中行说到匈奴以后，就归顺了单于，单于很宠信他。这就为汉匈失和埋下了隐患。
当初，匈奴人非常喜欢汉朝的缯帛丝锦和食品。中行说劝单于说：“匈奴的人口，与汉朝人口相比差之甚远，然而能强大起来，原因在于匈奴人的衣着、饮食习惯与汉朝不相同，而不必依赖汉朝。现在，单于您改变习俗，喜爱汉朝的东西，汉朝只要拿出不到它所有东西的十分之二，就会把匈奴人都收买过去。”他把所得的汉朝的丝绸衣裳，叫人穿在身上冲过草丛和荆棘地，结果衣服裤子都被撕裂扯烂，以显示它不如匈奴人所穿的兽皮结实实用；又把所得的汉朝的食物都扔掉，以显示它不如乳酪便利和味美可口。中行说还教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文字，凡是匈奴送给汉朝的书信木札以及书信木札上的印封，其规格都增长加宽，并使用傲慢不逊的言辞，自称是“天地所生的，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
汉朝使者有人讥笑匈奴是不讲礼义的民族，中行说就驳斥汉朝使者说：“匈奴的习俗律法容易实行，君臣之间坦诚相见，可维持长久。一国的政务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那样容易控制协调，而且必定拥立宗族的子孙为首领。现在中原虽自称是礼义之邦，但同姓之间相互仇杀争夺，以至于改姓，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希望你们不要多说了，汉朝送给匈奴的好米酒曲、缯帛丝绵，只要数量足够、质量好就行了，你们这些居住于中土的人，何必多说话呢？而且，你们所给的东西，如果数量足、质量好，就算了；如果数量不足、质量低劣，那么等到秋天庄稼成熟时，我们匈奴的铁骑就会去践踏你们的庄稼！”
（2）冯唐谏用将之道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季，匈奴老上单于的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县和萧关，北地郡都尉孙被杀，匈奴人掳掠了很多汉朝百姓和牲畜财产。匈奴骑兵随后又到达彭阳县境，并派一支奇兵深入腹地烧了回中宫，侦察骑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宫。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在长安附近驻扎了一千辆战车、十万骑兵，以防御匈奴进攻。文帝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在各战略要地屯守。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操演军队，奖赏将士，颁布训令，准备亲自统兵去征伐匈奴。群臣加以劝阻，文帝不听，最后皇太后坚决阻止，他的这个念头才打消。于是文帝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都为将军，与匈奴作战。匈奴单于在关内活动了一个多月后，才撤退出塞。汉军将匈奴撵出关外以后，就撤兵回境，未能杀伤匈奴。
文帝乘辇车经过中郎的官邸，问郎署长冯唐说：“您的老家是哪儿啊？”冯唐回答说：“我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时迁居代国。”文帝说：“我在代国生活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称赞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才能及他与秦兵的巨鹿之战。现在，我吃饭时，总想着这个巨鹿之战。老人家您知道吗？”冯唐回答说：“廉颇、李牧为将带兵的本领胜过李齐。”文帝拍着大腿说：“唉！廉颇、李牧那样的人才难得呀！假如这样的将领为我所用，我难道还担忧匈奴的入侵吗！”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他们也不会被重用。”
文帝大怒，起身回宫中，过了许久，想起此事，召见冯唐，责备他说：“您为什么要侮辱我，而且还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冯唐谢罪说：“我是个粗鄙之人，不懂得忌讳。”文帝正在担忧匈奴的入侵问题，于是又问冯唐说：“我不能任用廉颇和李牧，您是怎么知道的？”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明君派遣将军出征时，推着将军的车辆前行，而且说：‘由我处理国门之内的事，国门以外的事情，请将军裁决。’将军可以在外决定军功、封爵、奖赏一切事务，回国后再奏报。我的祖父说，李牧为赵将，驻守边境时，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收得的税收，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这样在外的将帅就可决定赏赐，不需要得到朝廷的批准。赵国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他必须取得成功，他消灭澹林，在西方，强大的秦国得到了抑制，在南方抵御了韩国和魏国，当时，赵国几乎成为七雄之霸。后来，恰逢赵王迁继位，听信小人的谗言，李牧遭到诛杀，由颜聚代李牧统兵，正因为如此，赵国军队溃败，将士逃散，落得被秦军消灭的下场。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郡守，他把交易市场所得的税收全都用来犒劳士卒，自己的官俸钱也经常用于宰牛杀羊，宴请宾客、军吏和幕僚属官，因此，匈奴不敢接近云中边塞，远远地躲避开。匈奴曾经入侵一次，魏尚率领车骑部队出击，大败匈奴军队。我认为陛下的惩罚太重而赏赐太轻了。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被征发从军的都是从田间来的，怎能知道‘尺籍’、‘伍符’之类的军令军规？他们整日拼死战斗，捕获俘虏，斩敌首级，在向幕府呈报战果军功时，只要一个字有出入，那些官员就引用军法来惩治他们，就连应得到的赏赐也被取消了，平时，他们还必须执行那些官吏奉行的法令。云中郡守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几个，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他的爵位就被削去，并且被判罚了一年的徒刑。由此说来，陛下即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啊！”冯唐的批评，文帝欣然接受。当天就令冯唐持皇帝信节去赦免魏尚，重新任命他做云中郡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