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方面，金世宗无意与南宋陷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史书称金世宗“性仁孝，沉静达理”，他是金国历史上难得一位贤君。鉴于之前金熙宗、金帝完颜亮都是残暴之君主，金世宗上台后，力求休养生息，急欲与南宋媾和。他发兵攻打楚州等地，乃是以武力迫和谈，并非像完颜亮那样想征服南宋。
南宋方面，主战派领袖张浚与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于同一年都死了。主战派北伐固然出师不利，但主和派放弃边备，情况更糟。特别经汤思退这么一折腾，南宋朝廷不得不最后选择议和的方案。这种情况下，在外交上争取更多权益，便成为南宋对金的主流政策。
南宋方面提出的条件是：两国疆域仍然按照绍兴和议所划定的界线，即东为淮河，西为大散关；岁币银、绢各减五万；南宋归还金国战俘，但对于叛亡者则不予遣返；宋不再向金称臣，而称侄，在国书的格式方面，宋致金的格式为“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而金致宋的格式为“叔大金皇帝致书于侄宋皇帝”。
可以说，南宋政府是做出让步的，特别是领土方面，放弃所收复的土地。金世宗同样做出一点让步，不再追回南逃之人，也同意岁币减五万。这样，双方在互派使者往来后，于乾道元年（1165），订立新的条约。
这就是所谓的“乾道和议”。
尽管在乾道和议中，南宋方面争取到若干权利，但对于有恢复之志的宋孝宗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志始终未泯灭，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复到北宋时代的全盛水平。然而，军事力量的提升，却不是立竿就能见影的，特别是可堪大用的军事人才严重缺乏。
宋朝一直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在南宋中兴之战中，由于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才使得军事人才纷涌，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刘琦等人皆为一时之名将。自秦桧上台后，开始收武将之兵权，擅杀岳飞，遂使武将之地位又一落千丈。
绍兴和议后二十年，南宋更是荒废兵事，遂使金帝完颜亮南侵时，如入无人之地。南宋抵抗入侵的核心人物，仍然是老一代的军人如张浚、吴璘、李宝等，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新人，也只有虞允文一人了。
乾道三年（1167），守卫川陕达二十年之久的吴璘去世。他与哥哥吴玠同为南宋最出色的将领，是川蜀的保护神。在临终前，吴璘虑及国家的军事现状，向皇帝留言，希望孝宗不要轻弃川蜀，也不要轻起战端。
吴璘去世后，能与皇帝共商恢复大计者，只有虞允文一人了。宋孝宗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接替病逝的吴璘，实际上是把四川打造为一块进取中原的基地。虞允文到任后，兢兢业业，精兵强政，淘汰弱兵，为国家节省四百万的军费开支。他亲历亲为，甚至还动手编写了一本推广先进武器制造及使用的工具书，士兵们人手一册。
两年后，虞允文回到京师，出任宰相。他心胸宽广，光明磊落。有一回，御史萧之敏上书弹劾虞允文。早已逊位的宋高宗跳出来为虞允文辩护，并说：“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许？毋听其去。”就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立下奇功，你萧之敏人在哪呢？太上皇开了金口，宋孝宗想罢免萧之敏。此时虞允文却站出来为萧之敏说话，认为他品行端正，皇帝应该留用以广开言路。
宋孝宗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于虞允文身上，他曾经对虞允文说：“靖康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可见他对虞允文之器重。为了实现收复中原的理想，虞允文于乾道九年（1173）又一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为出兵中原做准备。
虞允文回到四川后，立即着手战备，他订立七条民户养马的规定，从民间搜罗大量良马，并挑选青壮年进行训练。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虞允文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不打无把握之战，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慎重。然而虞允文的一片苦心，却受到皇帝的误解。宋孝宗一直盼望着虞允文早日确定出兵的日期，可是一年过去了，虞允文却没有明确的表示。皇帝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便下了一道密旨催促他。虞允文没有附和皇帝，他强调军需物质还未准备完毕，不可贸然出师。
可惜的是，造化弄人。不久后，虞允文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这对宋孝宗可谓是莫大的打击，进取中原的计划就此泡汤。
其实虞允文算是幸运的人，他以一介文人而为国家建不朽之功，甚至得以跻身历史名将之列，官至宰相，功显于当日，名扬于未来。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虞允文：“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在宋孝宗时代，还有一人，他有不世之英雄气概，有为国家建功立业之理想，最终壮志难酬，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却在另一个领域取得至尊地位。
他就是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是山东历城人，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出生。这一年正是宋金战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刘锜与岳飞分别在顺昌、郾城大败金兵。北方沦陷区的人民都翘首以盼王师，可是最后梦想破灭。岳飞被召回，紧接着是宋金议和与岳飞被害，北方人民彻底被软弱的朝廷抛弃了。辛弃疾便是在金人的统治下度过他人生的前二十年，长大成人后的他知道了中原沦陷的故事，这令他义愤填膺，渴望有一天能报效国家，为恢复中原尽自己之力。
机会最终来了。
在辛弃疾二十一岁那年，金帝完颜亮以六十万兵力南犯，中原掀起反金起义高潮。当时耿京是中原义军的领袖，山东、河北豪杰纷纷接受他的节制。辛弃疾毅然参加义军，并在耿京麾下当了掌书记。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辛弃疾差点因此而丧命。
原来辛弃疾有一位朋友名叫义端，当时也聚众一千余人起义。在辛弃疾的劝说下，义端归顺耿京。岂知有一天，义端突然盗走耿京的大印叛逃，耿京大怒，遂归罪于辛弃疾并动了杀机。辛弃疾对耿京说：“给我三天时间，倘若我没抓到义端，再杀我不迟。”可是要上哪儿找义端呢？辛弃疾冷静地判断，义端盗走耿京大印，定是要叛逃金营，遂快马急追，终于追上义端。大家都知道辛弃疾是个大文豪，可是很多人不知，他其实武艺是相当高强的。义端知道辛弃疾厉害，便以朋友的身份乞求道：“我知道你力能杀人，希望你别杀我。”既是叛徒，还称什么朋友？辛弃疾手起刀落，砍掉义端的脑袋，返回耿京营中。耿京为辛弃疾的胆识所折服，更加器重他。
完颜亮败亡后，辛弃疾劝耿京率师归顺朝廷。耿京便遣辛弃疾奉表入奏，宋高宗亲自召见辛弃疾，并且对他在敌后的英勇表现大加赞赏。朝廷决定授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之职，辛弃疾为天平节度掌书记。就在辛弃疾返回耿京大营途中，却传来一个噩耗，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败，张安国已叛逃到金营中。
怎么办？难道就让叛徒、凶手逍遥法外吗？
不！若不严惩叛徒，何以慰耿京在天之灵呢？
辛弃疾当机立断，与统制王世隆、马全福等五十人，勇闯金营。当时叛徒张安国正与金国将领在帐中饮酒，根本没料到辛弃疾竟以区区数十人马前来劫营。这次军事行动比起美军特种部队击毙本拉登还要难，还要危险。此时辛弃疾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竟然一击命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张安国，而后安全离开，出入金营如入无人之境。谁曾想到，一个二十二岁的书生竟然有如此之胆略与勇气。辛弃疾将叛徒押到首都临安，张安国被朝廷下令斩首示众。
后来辛弃疾在词中追忆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何等豪迈，何等英雄气概，正所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以辛弃疾之才略，完全是虞允文一类的安邦定国之才。可是最终却事与愿违，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原因有二：其一，南宋帝国与金国达成和议，辛弃疾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大展身手；其二，辛弃疾性格耿直、孤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自然容易得罪人。
返回南宋后，辛弃疾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九议》《应问》《美芹十论》等，呈献给朝廷。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地阐述自己的战略主张，纵论宋金两国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处处可见其精辟之见解与深谋远虑。可惜的是，当时和议方定，不可能因为辛弃疾的几篇文章就改变政策，故而宋孝宗没采纳其意见。
虞允文当政时期，宋孝宗锐意进取，谋复中原。此时辛弃疾又上书论南北之势，持论劲直。作为沦陷区归来者，他对中原百姓“遗民泪尽胡尘里”有更多的感受，因而恢复之心，较他人为切，在抗战立场上，无妥协回旋之余地，故而难以迎合朝中多数大臣，自然被弃而不用。虞允文去世后，恢复中原之梦愈行愈远，辛弃疾的理想也越来越难实现。悲愤而不得志的他，只得寄情于诗词，他写下大量爱国主义词章。
辛弃疾的词作雄奇峻丽，充满豪迈之气，贯穿满腔爱国之情。“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在文学作品中，他也表现出自己的无奈与悲愤：“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辛弃疾之才华，本来应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胆识无双，慷慨有大略，但最终被埋没了。这是辛弃疾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四二 庆元党禁：韩侂胄时代
在南宋诸皇帝中，宋孝宗算得上是贤明之君，他统治时期，也可以算是南宋一个小黄金时代。可是在当了二十七年的皇帝后，宋孝宗感到恢复中原的梦想无望实现，遂心灰意冷，索性依高宗旧例，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惇，自己当太上皇。
孝宗本意是想抛开繁重的政事，安享晚年。可是他哪里知道，自己这一退位，居然惹起无尽的烦恼。
原因起自一个女人：皇后李凤娘。
太子赵惇登基，史称宋光宗，原先的太子妃李凤娘便成为皇后。宋光宗性格懦弱，而李皇后则是个刁蛮娇横、妒悍跋扈的母老虎。夫弱妻强，可以想象，宋光宗就是一个被李皇后随意摆弄的木偶人罢了。李皇后还是太子妃时，宋孝宗对这个儿媳就看不顺眼，多次批评她，并告诫她勿染指政事，否则将废了她。可是彼一时，此一时，光宗上台后，李皇后便开始展开报复行动，挑拨孝宗与光宗父子俩的关系。最后，宋光宗与父亲势同水火，竟然拒见宋孝宗。
李皇后妒忌心很强，凡是被光宗皇帝看上的嫔妃、宫女，她势必要加予迫害。她害死了光宗宠幸的黄贵妃，又把一个宫女的双手砍下来送给皇帝，只是因为皇帝称赞宫女的手白晳好看。李皇后的残忍独断，把宋光宗折磨得精神失常了，堂堂一个皇帝，居然成了个“疯子”。以后皇帝的病时好时坏，朝中政事“多决于后”。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宋孝宗在郁郁中去世。直到这时，光宗还不肯出面主持丧礼，令孝宗葬礼迟迟无法进行。朝廷大臣对光宗皇帝的表现相当失望，宰相留正向光宗提出速速册立太子，但遭到皇帝的拒绝。留正索性假装跌倒受伤，辞了相位。
此时朝中一帮大臣开始密谋逼光宗退位，赵汝愚、赵彦逾、郭杲、叶適等人商量后，决定向太皇太后（宋孝宗母亲）求助。那么要找谁去向太皇太后陈情呢？他们选定了一个人：韩侂胄。韩侂胄是北宋名臣韩琦的五世孙，也是太皇太后的姨侄。
鉴于光宗已经不适合当皇帝，太皇太后以国家大局为重，同意赵汝愚等人的意见，传谕由赵汝愚主持此事。在大臣们的逼宫下，宋光宗被迫退位。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皇帝逊位的特别多，前面的徽宗、高宗、孝宗都是主动退位，而光宗则是被逼退的。光宗之子赵扩继位，史称宋宁宗。
在这场不流血的政变中，赵汝愚立下首功，而韩侂胄也是起到关键作用。
韩侂胄心里有点飘飘然，自以为有定策之功，怎么样也可以进入权力中枢吧。他便去找赵汝愚，一同商量此事。岂知赵汝愚当面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他这样对韩侂胄说：“我是宗臣，汝是外戚，都不应论功求赏。”
原来赵汝愚乃是宋朝宗室，而韩侂胄是宋宁宗皇后韩氏的叔叔，是外戚。赵汝愚的意思就是，咱们是宗室或外戚，应该要做出表率，不要争功求赏，不然别人认为咱们搞政变，乃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不过后来赵汝愚还是被宋宁宗任命为相，韩侂胄却没能进入权力中枢，这下他气坏了。韩侂胄有自己的关系，他与太皇太后及皇后都是亲戚，凭着这两层关系，得以出入宫禁，再加上他拥立皇帝有功，也渐渐博得皇帝的信任。接下来，他要想方设法打击赵汝愚。
在当时南宋学术界里，理学正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而朱熹则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时任宰相的赵汝愚是理学的忠实信徒，他掌权后，便推荐朱熹为讲筵侍讲。除了朱熹之外，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也纷纷被赵汝愚招罗到朝中。一时间，理学派成为朝廷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朱熹对韩侂胄有很强的警惕心，认为此人善于弄权，又凭恃其外戚身份扩张实力。他便警告赵汝愚：“侂胄怨望已甚，应以厚赏酬劳，出就大藩，勿使在朝预政。”但赵汝愚不以为然。朱熹遂直接向皇帝进谏，直言韩侂胄奸邪。当韩侂胄得知后，勃然大怒，决定要给朱熹点颜色瞧瞧。
韩侂胄打听到一个消息，朱熹给宋宁宗讲课时，总讲些“正心诚意”、“存天理去人欲”的东西，听得皇帝直打瞌睡。皇帝根本不喜欢理学！对韩侂胄来说，这可是扳倒理学派的良机。于是他故意设计了一出闹剧。
有一回，皇帝召优伶入宫唱戏。韩侂胄暗地里吩咐这些戏子穿戴峨冠阔袖，打扮成大儒的模样，在唱戏时，把理学家说的“性理之说”拿来说笑解嘲。要知道理学家们讲正心诚意，个个严肃得不得了，却被韩侂胄找来的戏子丑化了一番。对理学不十分感冒的宋宁宗，看到这出抹黑大儒的戏，亦不禁感到解气。这时，韩侂胄趁机说：“朱熹迂阔，不可再用。”皇帝早就对朱熹的讲学厌烦了，听韩侂胄这么一说，遂下诏罢免朱熹。
对韩侂胄来说，朱熹只是一颗小棋子罢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韩侂胄的真正目标，乃是扳倒宰相赵汝愚。
朱熹事件，成为朝廷中两派，即理学派与韩侂胄党交锋的导火线。
朱熹被罢后，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等人纷纷上书皇帝，要求收回成命。然而皇帝非但不挽留朱熹，还把陈傅良、刘光祖两人贬职。赵汝愚一怒之下，请求辞职，皇帝不批准。与此同时，韩侘胄反倒兼职枢密院都承旨，势焰越发嚣张。曾经从学于朱熹的彭龟年弹劾攻击韩侂胄，结果被罢官。陈骙出面为彭龟年辩护，也坐罪免官。
在这场交锋中，韩侂胄连连告捷，他的矛头很快对准了宰相赵汝愚。
要攻击赵汝愚什么呢？韩侂胄与一帮党徒研究半天，找了一个理由。自大宋开国以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宰相一职，不由赵氏宗室担任。赵汝愚是赵元佐（宋太宗赵炅的长子）的七世孙，这下子韩侂胄有理由了。于是他便指使李沐上书弹劾赵汝愚，称他“以宗室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并告他“植私党”“专功自恣”。这一击实在致命，赵汝愚被罢相。
韩侂胄的时代来了。
但是理学派也是不好惹的。自从理学兴起后，自称继往圣之绝学，就是把孔、孟当年的绝学接过来继续发扬光大。理学虽然不是宗教，但有着宗教般的信仰，他们强调正心诚意，要培养浩然之气。在理学派眼中，韩侂胄就是个奸佞之徒。
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纷纷上书请留赵汝愚，并攻击韩侂胄。这些正人君子既然不屑使用小人手段，如何抵得过对手的阴招呢？遂纷纷败下阵来，要么被贬，要么被流放。但是理学自从北宋二程、张载倡导以来，到了南宋朱熹时已俨然成为学术之主流，信众基础坚实。老师被打倒了，轮到学生上场。
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传、徐范六人，伏阙上书，为赵汝愚等鸣冤，言辞激烈。在皇帝看来，学生此举，无异于公然要挟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学生流放到五百里外。这六名学生虽遭流放，却赢得人心，时人称其为“六君子”。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因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职，于是便把他的同党京镗推到宰相宝座。韩侂胄虽不是宰相，实际上权力比宰相还要大。
在“六君子”上书后，韩侂胄也深感理学派根深叶茂，不容易一网打尽。要彻底清除理学在朝中的影响，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致命一击。韩侂胄与同党何澹等人研究后，出笼了一个伪学的名目。所谓的伪学，就是伪道学、伪儒学。
那么韩党攻击伪学的根据何在呢？
这里就要说一个故事了。
理学产生于北宋，特别是经程颢、程颐以及张载的倡导，成为时代显学。理学家对道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是得到尧、舜、文、武的真传，孟子得到孔子的真传，但是孟子之后，就没有人传承了，隔了千年后，程颐又继承了。程颐开创的伊川学派学说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与后来朱熹之学合称为“程朱理学”。
宋高宗曾一度对程颐学说大加赞赏，后来陈公辅上书，斥责伊川之学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当时南宋正值存亡关头，推崇伊川之学的人，多数只会高谈阔论，标榜道德，在国家存亡问题上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宋高宗遂下诏：“天下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也就是说儒学应该回归孔孟之说，应该师法于孔孟，而不是师法于伊川（程颐）。
宋高宗的这道诏书，后来便成了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的依据。何澹向宋宁宗提出：“臣愿陛下以高宗之言，风励天下，使天下人皆师孔孟。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使众人得而指目。”虽说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乃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道出理学的一些弊病，比如“自相标榜”，“同门则相庇护”，门户之见颇深。
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才算真儒学，什么算伪儒学，标准为何？
切不要以为韩侂胄是要跟朱熹探讨学问，他可没那兴趣，也没那个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为了打击政敌，实施专政。但凡是攻击韩侂胄一党的，无论是不是真的理学家，统统打上“伪学”之名。于是乎，朝中同情理学者纷纷被罢，而严斥“伪学”者则加官进爵。太常少卿胡纮上书称：“宜严行杜绝，勿使伪学奸党，得以复萌。”这样，伪学与奸党挂钩了，党禁由是大兴。
既然是奸党，自然要揪出其党魁了。
当时朱熹是理学的领袖人物，自然被视为奸党党魁。朱熹被罢出朝廷后，皇帝还给了他一个秘阁修撰的闲职，其实他并未赴任，隐退在家。韩侂胄想打倒朱熹，胡纮、沈继祖等人本与朱熹有隙，便乘机大肆攻击，罗列了所谓十大罪状，并嘲讽朱熹毫无学术，不过是剽窃张载、程颐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红皂白，便把朱熹秘阁修撰这个闲职也罢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
朱熹被打倒了，但党禁却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庆元三年（1197）底，所谓的伪学籍隆重出台，就是朝廷编制伪学名册，列入名册的伪学奸党共计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经担任宰辅，包括赵汝愚、留正等；有十三个曾担任待制以上官职，包括朱熹、彭龟年等；有三十一人担任过散官，包括刘光祖、吕祖俭、叶適等；还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
这就是所谓的“庆元党禁”。
宋朝政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往好的说，总体上是比较清明的，也比较人道，以韩侂胄之专权，大兴党禁，仍然只是采用免官、流放、造奸党名册这些手段，绝少采用杀戮手段，固而宋朝党争频繁，但没有酿成东汉党锢血流成河之惨剧。往坏处说，党争频频，大大消耗国家力量，各党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对手上，却没有放在富国强兵之上。南宋没有好好利用这段和平年代来扩军备战，为北伐中原作准备，等到战争来临时，又要一败涂地了。
表面上看，在这场党争中，韩侂胄大获全胜。
事实上，情况比他所想象的复杂得多。较量还在继续。
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
在奸党名册中，除了四位宰辅之外，在其余五十五人中，朱熹排名第一。可是这位“奸党”党魁之死，居然引起朝廷的恐慌，因为当时朱熹四方门生信徒，齐聚于信州，欲为老师送葬。朝廷认为，这一群儒生聚在一起，准要妄谈时人短长，议时政得失，便下令地方官员严加防范，以约束其众。对朱熹的葬礼，尚且如临大敌，看来这场党争的胜败还未有定论呢。
朱熹死后不久，吕祖俭（列入奸党名册）的从弟吕祖泰向韩侂胄发难，他击登闻鼓上书，攻击“侂胄妄自尊大，卑陵朝廷”，请朝廷诛杀韩侂胄以防祸乱。此书一出，震动朝廷内外。此时韩侂胄的势力如日中天，而吕祖泰不过一区区进士，竟然单枪匹马向他发难，这胆子也忒大了。朝廷以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为罪名，杖责一百，发配钦州。
看来党人的力量不可低估。
这时也有人劝韩侂胄：“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然哪天党人上台，你韩侂胄也不免要遭殃。此时的韩侂胄已加太师，又封平原郡王，可谓权倾天下。他思忖着“伪学党”已动摇不了他的地位，遂稍弛党禁。被列为奸党的徐谊、刘光祖等人也先后复官。
韩侂胄攻击朱熹等人之学为“伪学”，其中有一点是得到皇帝认同的，那就是理学家们高谈阔论，谈义理，谈心性，谈道德，但说到经世致用，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于南宋朝廷来说，中兴复仇，恢复中原那才是大事业，这岂是坐而论道可得来的呢？但道学家们没能做到，执掌国家大权的韩侂胄呢？掌权这么久，也没干出什么大事业嘛。
这次，韩侂胄想证明自己，他要干一番大事业。
什么事业呢？北伐！
四三 开禧北伐：丧权辱国之战
韩侂胄怎么突然想北伐呢？
原来金国出了乱子。自从金世宗去世后，金章宗继位，金国开始由盛而衰，政局混乱，兵刑废弛。北方鞑靼等部，又屡屡扰边，搞得金人连年兴师，士卒疲敝，府库空虚。韩侂胄听闻这些消息后，认为金国气数已尽，正是收复中原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是他开始大议北伐，并招募士卒，从国库中取黄金万两，待赏有功之臣。
对于主战派人士来说，一直期待着出兵北伐的这一天，自然举双手赞成。此时，使臣邓友龙从金国归来，报说金国困弱，取之易如反掌。韩侂胄听罢大喜，以为这是建立盖世功业的良机，遂决意北伐。为了鼓励将士，他还在镇江修了一个韩世忠庙，并请奏皇帝追封岳飞为鄂王。
金国固然已衰弱，韩侂胄的算盘也打得不错，但有一点不得不提：南宋军队做好了北伐的准备吗？根本没有！
在韩侂胄专权的这些年里，把精力都放在讨伐伪党上，放在争权夺利上，偏偏就没有放在军政上。北伐固然好，可是有没有这个实力呢？北伐以光复中原，这本是国家大事，起码要有个长时间的准备，有足够的把握才开战。可是韩侂胄却完全颠倒次序，他是头脑发热，先决定要北伐，再来做准备。
倘若南宋军队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那么还是有胜算的。可是从韩侂胄决意北伐到出兵，整整用了两年又四个月的时间，而且军队在边界线上屡屡调动，早就被金国方面察觉了。金章宗判断南宋将有大动作，遂于开禧元年（1205）十一月下诏，命令陕西、山东诸将训练士兵以备不虞，并派出间谍收集南宋方面的情报，在边界上加强部队巡逻，以备宋军突击。
可以说，在北伐之前，金国已经做好抵御的准备，南宋先机尽失。
开禧二年（1206）四月，宋军发动试探性进攻。
山东京洛招抚使郭倪下令攻占泗州。南宋军队尚未进攻，消息便已走漏，所幸的是宋将毕再遇当机立断，提早一天发动进攻，总算顺利攻下泗州，旗开得胜。紧接着，宋军又收复几座县城。
由于宋军的进攻是试探性的，规模并不大，金章宗紧急召集群臣商议研判战局，究竟宋军只是在边界线上挑衅呢，还是打算大举进攻呢？金国左丞相布萨端认为，宋军既然发动攻击，宜早为备。金章宗乃下令布萨端坐镇汴京（开封），总领一方，同时尽征诸道兵，分守要害。
韩侂胄果然不是将帅之才，小规模的进攻，既不能重创敌军主力，又让敌军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战前准备，可谓是一错再错。在泗州等地得手后，他才向宋宁宗提出下达伐金的诏书。这个北伐诏令来得太晚了，此时的金兵已经严阵以待了。
北伐战争的发起，已全然失去突击性。
韩侂胄接到的前线战报，几乎都是坏消息。宋将郭倬以五万人攻宿州，为金兵所败；李爽攻寿州失利；皇甫斌败绩于唐州；王大杰兵败于蔡州。可以说，宋军是全线溃败。然而，更令韩侂胄没有想到的是，开战之初，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便与金人暗地里往来，密谋反叛。
吴曦是什么人呢？他又为什么企图反叛呢？
他乃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孙子。在南宋史上，据守川蜀的吴氏家族富有传奇色彩。吴玠、吴璘兄弟都是难得的名将，为保卫南宋西北、西南安全立下殊功。吴璘去世后，其子吴挺任利州安抚使，仍然手握兵权。由于吴氏执掌兵权太久，在川陕一带声望极高，其麾下军队有“吴家军”之称，朝廷认为难以驾驭。故而吴挺去世后，朝廷便将其子吴曦调入朝中，担任殿前指挥使。你想想，吴氏几代人在川陕奋斗，如今朝廷居然如此不信任，吴曦内心当然强烈不满，渐有反叛之心。
后来，吴曦用金钱赂贿朝中权贵，终于又得以回到川陕，任兴州（陕西略阳）都统制，把吴家军旧部招揽过来，再起炉灶。正好韩侂胄欲发动北伐，便委任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得以总揽川蜀军政大权。既然朝廷如此寡恩，他也不想为朝廷卖命了。故而北伐战争刚刚开始，他便与金人秘密接触，表示愿意献上阶、成、和、凤四州之地，换取金人支持他当蜀王。金章宗当然求之不得，遂一口答应。
此中细节，韩侂胄当然一无所知。他一再催促吴曦在西北发动攻势，但吴曦却找借口按兵不动，以待叛变的时机。
南宋北伐军全线受挫，金章宗酝酿着全面反击。
十月，金兵集结十五万兵力，全面反攻，分兵九道大举南下伐宋。如今战局颠倒过来了。原来是宋军北伐，现在成了金兵南侵。南宋军队再度暴露出战斗力差的弱点，在金兵的猛烈攻击下，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宋军将领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毕再遇，他接二连三地打败金兵的进攻。可是毕再遇的出色表现，挽救不了宋军的败局，在其他战线上，宋军一溃千里。
韩侂胄寝食难安，他寄希望于吴曦在西北发动攻势，以牵制金兵，减轻东南的军事压力。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早已同金人秘密勾结的吴曦趁着南宋兵败东南之机，宣布投降金国，奉上降表，同时献上蜀地图志以及吴氏牒谱予金人。一时间，朝野震惊，吴家军的抗金旗帜在飘扬数十年后，竟然改弦易帜了。金章宗遣使持诏书、金印，立吴曦为蜀王。
倘若吴曦的阴谋得逞，那么西部将不复是南宋的土地。
吴曦开始做起蜀王的美梦，他在兴州设行宫，置百宫，俨然已是一独立王国之主。可是吴家世代为南宋守疆捍土，深得陕川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吴曦叛宋降金，无异于给家族抹黑。对吴曦的倒行逆施，伯母赵氏、叔母刘氏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痛斥他的叛国行为，可是吴曦哪里听得进去。
吴氏家族治川陕多年，以致于外人皆道，吴家军只知有统领，不知有朝廷。但是不要忘了，吴家军自吴玠、吴璘始，便是南宋抗金的中坚力量，将士们无不为这支军队的光荣传统而深感骄傲。吴曦公然叛变降金，大失众望，一股反吴曦的力量也悄然兴起。
吴曦部将杨巨源联络一批将领、义士，决意推翻吴曦。被吴曦任命为丞相长史的安丙也有平乱之志，遂召杨巨源至卧所，对他说：“必得豪杰，乃灭此贼。”杨巨源慨然道：“非先生不足以举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与此同时，任兴州中军正将的李好义也密谋诛杀吴曦，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毫不含糊地表示：“此事誓死报国。”
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人结成反吴曦联盟。
吴曦还在做着蜀王的美梦，只是春梦了无痕，很快就要梦醒了。
开禧三年二月某天，李好义、杨巨源等七十四人闯入吴曦行宫。当时行宫里有卫兵一千多人，若交起手来，李好义当然不是对手。但是李好义知道这些卫兵谁也不想为吴曦卖命，便喝道：“奉朝廷密旨，以长史安丙为宣抚使，令我诛反贼，若有敢反抗者夷其族。”听到这里，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于是杨巨源等闯入行宫，踢开宫门，把吴曦一刀两断，砍下头颅。从吴曦称蜀王到被杀身亡，仅仅只有四十一天。
吴曦败亡后，众人推安丙为四川宣抚使，并趁机出兵，收复和、成、阶、凤四州，西北之局势转危为安。
川陕是保住了，但东南的危机并未解除。
韩侂胄本来就不是岳飞、韩世忠之类的忠臣义士，他倡议北伐的动机与岳飞、张浚等人是不同。当年岳飞、张浚北伐，乃是出于拳拳爱国之心，志在光复社稷。而韩侂胄的动机则是政治投机，想趁金国内乱大捞一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故而张浚北伐虽然失利，但仍坚持抗战原则，反对议和。可是韩侂胄则不然，投机不成，便丧失立场了。在金兵的九路南侵的巨大压力面前，韩侂胄方寸大乱，赶紧又回到议和的立场。
在韩侂胄北伐前，金国原本就政局动荡，故而也没有能力继续向南宋进攻，同样倾向谈和。只是南宋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毁约背盟，这些令金人十分恼恨，在谈判中便狮子大开口，提出五大条件：其一，南宋割两淮之地予金；其二，添岁币银、帛各五万；其三，归还南逃之人；其四，南宋支付金国犒师银一千万两，也就是战争赔偿；其五，诛杀发动北伐的主谋。
对于这些条件，南宋使臣方信孺当然不敢答应。
方信孺回朝后，韩侂胄赶紧召他前来，询问和谈情况。方信孺说了金人提出五项要求中的前四项，当说及第五项时，他吞吞吐吐地说：“第五事不敢言。”韩侂胄一听心中大为不快，割地赔款你都说了，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便催着他答。方信孺只得硬着头皮答道：“欲得太师头。”时为太师的韩侂胄听罢不禁跳了起来，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韩侂胄已是恼羞成怒，老子的头是你金人要得的吗？大不了再决一战。不久后，方信孺以谈判不利，被贬官三级。韩侂胄撤换两淮制置使，打算继续与金人开战。
可是韩侂胄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他掌权这么久，屡兴党禁，打击异己，得罪的人太多了。若只是得罪朱熹这些理学家，尚不至于被拉下马，可是他竟然得罪了皇后。
宋宁宗的皇后韩氏本是韩侂胄的侄女，但韩皇后死得早，皇帝后来又立杨氏为皇后，韩侂胄本是外戚出身，担心杨氏为皇后对自己不利，遂多次反对，这下子便与杨皇后结下梁子了。
如今韩侂胄北伐大败，声名狼藉，金人又指名道姓要他的脑袋，早已是风光不再。杨皇后乘机指使皇子赵入禀皇帝：“侂胄再启兵端，将危及社稷。”宋宁宗对韩侂胄还是比较信任，起初并不理会。但杨皇后在一旁煽风点火，并指陈韩侂胄只是奸邪之徒罢了。皇帝耳根软，最后决定除掉韩侂胄。
由于韩侂胄势力庞大且手握兵权，要除掉他得谨慎行事，不然把他逼急了造反那就糟糕了。杨皇后请哥哥杨次山帮忙，在群臣中物色可以铲除韩侂胄的人选。这个人很好找，在此之前，就有一个人密禀皇帝诛杀韩侂胄以安邦定国。此人是礼部侍郎史弥远，他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史弥远得到密诏后，决定采取刺杀手段除掉韩侂胄。
十一月三日，史弥远派中军统制夏震埋伏于六部桥旁，韩侂胄上朝路经此桥时，被逮个正着。夏震将韩侂胄拖至玉津园，以锤击杀。
一代权臣韩侂胄，就这样命丧黄泉了。
韩侂胄死后，朝廷把他的人头砍下，携往金营向金人议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达成以下协定：其一，金国归还所占领的淮、陕之地；其二，改“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其三，币岁银帛各由20万增加到30万；其四，南宋支付战争赔偿银300万两。
开禧北伐，是南宋朝廷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的战争。韩侂胄严重低估对手的实力，再加上吴曦叛变的影响，遂造成全面溃败之局。韩侂胄因为发动这场战争而丧了性命，而南宋帝国也再度蒙羞，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
四四 北方变局：宋、蒙古、金三国演义
在韩侂胄北伐的这一年（1206），在北方斡难河源（蒙古乌兰巴托以东），蒙古诸部尊铁木真为大汗，称为成吉思汗。谁也没想到，在数十年后，蒙古将建立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帝国。很快，蒙古铁骑将横扫北方。
三年后（1209），蒙古攻入灵州，西夏向蒙古投降。此时金国皇帝金章帝去世，他的叔叔卫绍王继任皇帝。金国还以上国自居，卫绍王派使者前往蒙古宣读诏书，要成吉思汗跪拜接诏。成吉思汗问道：“金国新皇帝是何人？”金使回答：“乃是卫绍王。”成吉思汗不禁吐了一口唾沫，挖苦道：“此等庸懦之辈，也能当皇帝？何以要拜！”说罢骑着马，头也不回走了。从此之后，蒙古断绝与金国的关系。成吉思汗抓紧时间训练军队，准备发动对金国之战争。
自金世宗去世，金国便由盛而衰。虽说在与南宋的战争中，金国仍然占据上风，但那并非金国强，而是南宋太弱了。如今，金国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1211年（宋嘉定四年），蒙古大举伐金。金主卫绍王果然不是英雄之辈，他赶紧派人向成吉思汗求和，成吉思汗一口拒绝了。在蒙古铁骑的打击下，金兵溃不成军。蒙古人攻陷金国西京，金国西部诸州也纷纷落入蒙古人之手。成吉思汗的军队还一度攻到居庸关，大掠而去。
自金国开国以来，金国还从未如此狼狈过。
此后数年，蒙古人几乎年年对金国发动进攻，攻取大片土地。金国不仅在与蒙古人的作战中完全落入下风，还政局跌宕。1123年，卫绍王被右副元帅胡沙虎所杀，胡沙虎立完颜珣为皇帝，史称金宣宗。在蒙古人的步步紧逼之下，金宣宗于1214年迁都到汴京，即开封城。
然而蒙古人的攻势依然不减。1125年，蒙古人攻克金国北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西），之后再攻破中都燕京（今北京），甚至还有一支蒙古骑兵攻到距离汴京只有二十里的地方。此时的金国皇帝金宣宗，大概可以感受一下当年宋高宗失魂落魄的滋味了吧。
金国在北方的溃败，也严重影响其与南宋帝国的关系。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南宋帝国的故事。
自从蒙古大举入侵金国后，南宋朝廷当然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热闹。看到金人被蒙古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南宋朝廷索性把每年三十万两白银与三十万匹帛的岁币扣下，连续两年不交给金国。此时金国连年战争，损失惨重，需要用钱的时候，宋人却要赖账了，怎么办？
嘉定七年（1214），金章宗派使者到南宋，催促朝廷赶紧补交两年的岁币欠款。那么这笔款项，究竟要不要给金人呢？
理学名臣真德秀表示反对，理由如下：金人遭蒙古攻击，已迁都汴京。蒙古人意在消灭金国，既然蒙古骑兵可以越三关攻打燕京，自然也可以越过黄河攻打汴京。蒙古的兴起，乃是南宋帝国面临的最大忧患。真德秀总结道：“今当乘敌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当事变方兴之日，示人以可侮，是堂上召兵，户外延敌。”
可以说，真德秀此论颇有远见卓识，他早已看出蒙古人比金人更富侵略性，金国灭亡不可避免，宋朝应当做好自立自强的准备。以当时金国面临之窘境，绝难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进攻，因而宋宁宗决定采纳真德秀的意见，停止对金国输纳岁币。
南宋的强硬态度，固然令金宣宗大为恼火，只是金国已是今非昔比，也只能干瞪眼了。到1215年秋，蒙古攻占的金国城邑已达八百六十二座。
对于金国来说，除了要面对蒙古人无休止的进攻外，还得面对另一个对手：红袄军。
中原沦陷后，汉人为反抗金人统治，起义此起彼伏，一直未断绝。在成吉思汗发动全面入侵金国的那年（1211），山东杨安儿乘机起事，杀掠金国官吏，开仓济贫，很快发展到了数十万人。
在杨安儿起义的鼓舞下，1214年潍州爆发李全抗金起义，起义军全部身着红衣，故而称为“红袄军”。在金兵的围剿下，杨安儿战败入海，坠水而死。杨安儿死后，他的妹妹杨妙真嫁给了李全，两支起义军合并。由于金国首先要对付蒙古的进攻，故而没法集中全力讨伐红袄军，始终无法消灭这支抗金武装。
这一时期的北方战局非常微妙，内中情况极其复杂，这里笔者只能长话短说。
1217年（嘉定十年），北方战局突然出现大变化。
在重创金国后，成吉思汗决定大举西征，把继续进攻金国的任务交给了木华黎。尽管金国仍然受到蒙古的攻击，但成吉思汗把主力悉数西调后，金国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已是大大减轻了。
金人打不赢蒙古人，如今稍有喘息之机，对南宋政府落井下石的背约行为十分恼怒，决定发兵侵宋，给宋人一个教训。这年四月，金兵越过淮河，攻光州、樊城、枣阳等地，同时在西北方向越过大散关，进攻和、阶、成诸州。淮河与大散关一直是宋金边界线，金兵企图先发制人，克敌制胜。
南宋政府不甘示弱。六月，宋宁宗下诏伐金，并在诏书中表示：“若能立非常之功，则亦有不次之赏。”
那么谁能立非常之功呢？
楚州知州应纯之想到了一支可资利用的力量，便是活跃在山东的红袄军。他密报朝廷，请求招纳红袄军，并建议朝廷利用蒙古打击金国之机，收复中原。
朝中宰相史弥远却不敢大举北伐。他心里最清楚，当年韩侂胄怎么死的，不就是贪功北伐，结果打不赢，敌人非要他的脑袋才肯议和。史弥远是策划杀韩侂胄的人，他可不想自己也落得个北伐不成反被杀的下场。因此在招纳红袄军一事上，他比较谨慎，密令应纯之对外不说招纳，以免金人找麻烦，但暗地里接收这支军队，拨给军粮，改称为“忠义军”。
不久后，红袄军领袖李全归附宋朝，被朝廷任命为京东路主管。
在往后几年里，金与南宋之间你一拳我一脚地在边界上交锋，各有胜负。
金国发动的一次比较大的进攻是嘉定十二年（1219）的入侵淮南之役。当时金国骑兵甚至打到了采石杨林渡，南宋建康府（南京）为之震动。忠义军在此刻发挥巨大作用，李全率领忠义军（即红袄军）抄截金兵后路，在涡口（安徽怀远）与金兵展开激战。在忠义军的顽强阻击下，金兵不得不退师，李全乘势追击，大获全胜。鉴于忠义军之骁勇，金兵不敢再窥淮东。
淮南没能得手，金兵转而攻打枣阳。南宋守将孟宗政是一位出色的将领，他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坚守城池，金兵动用云梯、天桥、挖掘地道等手段攻城，始终未能得手。双方血战十五阵，在枣阳城下相持八十余日，金兵死亡三万余人，最终还是被孟宗政击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