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9年，全国各地的战事已基本平息，只有零星地区还有零星的抵抗。
这年年初，四川合州的光荣堡垒钓鱼城降下大宋旗帜。作为一座孤独的堡垒，犹如一座小岛耸立于无边海水的包围中。尽管张世杰还在厓山苦苦支撑，但大局已定，何况钓鱼城距离厓山那么遥远。守将王立以不杀城中一人为条件，向元朝投降。整个大宋江山都保不住，何况一个区区钓鱼城呢？但是钓鱼城坚持到最后，也算不负余玠的一片苦心了。
最后来看看南宋流亡小朝廷的结局。
在钓鱼城投降的同时，元军终于探明南宋小皇帝的藏身之所。张弘范马上出动大军，大举进攻厓山。为了防止宋帝逃脱，张弘范命令舟师阻塞出海口。
一场大战已是不可避免。
厓山北面水浅，元军舟师开不进去。张弘范便转而从南面进击，与张世杰的舟师相遇。为了对付元军，张世杰是有准备的，他尚有战船千艘，呈一字型排开，抛碇（就是锚）入海以固定，船与船之间用大索固定相连，四周均搭起形状如城堞的楼棚，小皇帝的大船居中。这种布局十分奇怪，不合常理，乃是兵家之忌。张世杰指挥舟师多年，岂会不知？他的真实意图是赌上一把，赌赢了乃国家之福，赌输了为大宋王朝陪葬。
张弘范率先攻击，宋军水师如铜墙铁壁，根本攻不进去。这时元军又采取火攻战术，以火船逼近，纵火焚之，这正是三国周瑜大破曹操水师之计。只是张世杰又岂会蹈曹操覆辙，早有防备，他的战船都涂上湿泥，火烧不进。
但在相持十余日后，宋军出了严重问题：淡水不足。宋军士兵只得喝海水，上吐下泄，战斗力大大受到影响。此时元军的力量又得到增强，李恒从广州带来援兵，攻厓山北。
二月六日，厓山海战进入决定性的时刻。
张弘范觑准早潮时机，令李恒率舟师乘潮攻击宋舟师北侧，自己则率其余几路舟师攻南侧。一时间，张世杰腹背受敌。更严重的是，宋军士兵因数日缺淡水，已是体力不支，难以再战。张世杰的布阵，虽然在防御上很坚固，但问题很大。由于船船相连，一船倾倒，势必会拉倒几艘船陪葬。
此时张世杰感到大势去矣，想着保护皇帝要紧，遂抽调精兵到中军。这么一来，宋军更混乱不堪，有些将领乘机向元军投降。张世杰派人去接小皇帝，但陪在小皇帝身边的陆秀夫坚决不肯走。张世杰只好自己割断绳索，带着十六艘船突围而出。眼看着南宋最后的舰队正在毁灭，陆秀夫宁死不当俘虏，他先把自己妻儿推入海里，然后转身看着小皇帝，以沉痛的语气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不待小皇帝回话，他就为小皇帝做好决定了，不管赵昺愿不愿意，一把抓住他，往背上一背，跳入冰凉的海水中。
张世杰突出重围后，得悉小皇帝死讯，内心悲痛。当时正好台风大作，将士们劝他登岸避风雨。也许是受天气恶劣的影响，张世杰情绪十分低落，登上船楼，对天自言自语道：“我为赵氏，也算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岂料又亡。我苟活未死，只是想敌兵退后，别立赵氏以存社稷。今风涛若此，岂天意耶？”他在厓山未能殉死，如今风涛大作，在他看来，乃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在狂风骤雨中，将士们看到他坠入海中，或者被台风卷入海，更可能的是他自己投海结束生命。
小皇帝赵昺、陆秀夫、张世杰都死了。
厓山海战给宋朝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夺权（960年），到陆秀夫负幼帝蹈海（1279年），宋朝存活了三百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之一。以靖康之变为分界，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开国时气吞万里如虎，亡国时悲壮而苍凉，这也是封建王朝不可改变的宿命。
俱往矣，往事越千年。只是在发黄的史册中，我们依稀看到厓山谢幕的那一刻，波涛怒吼，风雨苍茫。
五一 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宋乃是巍巍高峰。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这样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新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了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笔者不才，试列于下：
其一，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问我，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儿，我会回答说：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上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文，这份誓文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
有人会问，皇帝手上有无限的权力，何以区区几条誓文能约束三百年之久呢？我想，主要是北宋前几个皇帝都认真履行这一誓约，便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一定会有这样的意识：大宋之前野蛮暴力政治已永久成为过去，他们迈步走进一个更高文明，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文明时代。北宋程颐在罗列宋朝超越前代的五件事中，就有一件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当然，例外是有的。特别是在两宋之交那段时间，宋高宗先是杀了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及名士欧阳澈，后来又杀了岳飞与张宪，造成千古冤狱。但是反过来看，历代被冤杀的人多的是，何以宋代的岳飞能独传千古，成为神一般的人物呢？正是当时冤杀的现象少，岳元帅之冤死所遭遇的同情，要远超明代的熊廷弼或袁崇焕。
除了高宗一朝外，其他皇帝时即便有蔡京、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也没有大开杀戒，对付政敌顶多就是流放。在章惇、蔡卞等新党当权时，曾想过置政敌于死地，宋哲宗当即批示：“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可见宋太祖誓文的约束力是相当强的。
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你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举出来的。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当我们讲到宋代文化之灿烂时，势必要先赞美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
其二，儒学的革命。
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
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提起理学，很多人十分不感冒，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名言上。确实，理学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不少理学家道貌岸然、危襟正坐，并不可爱，早他们一千多年的孔夫子、孟夫子要可爱得多，也更有人情味。
但是，倘若我们只是因为对一两句话不感冒就否认理学，却也不应该。作为新儒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第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
其三，思想的自由化。
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钳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
在儒学内部，程朱理学是时代的主流，是宋代之显学。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程朱理学，思想领域上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这也可看出宋代学术推崇自由之风气。南宋时代，学术界有过两次著名的论战，一次是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一次是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之会。这两场论战也暴露出程朱理学中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
陈亮旗帜鲜明地反对程朱理学“坐以论道”的风气，驳斥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论，提倡“功利之学”。他批评理学信徒们“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反对理学家标榜道德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做法，不能振衰起敝，只流于空谈。
与陈亮站在事功立场反对朱熹不同，陆九渊则是在义理上反击程朱。朱熹讲求格物致知穷理，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九渊则认为天理并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这种思想论战，正是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其四，璀璨的宋代诗词。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文学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一般我们又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这当然只是个笼统的划分。其实作为一个词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就比如说辛弃疾，也写出这样多情的句子：“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而作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之语，谁说她只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呢？
北宋词与南宋词有不同之处。北宋经历百年安定，写词一来是附庸一下风雅，卖弄才情，像苏轼、黄庭坚之类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时露一手功夫换来赞许的目光；二来是把妹骗女孩子用的，像情场浪子柳永，混迹于烟街柳巷，写上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也倾倒一片女粉丝。因此北宋词比较有小资情调，写个人感情的比较多，动不动就“凭栏”，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伤。
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沦落，背井离乡，朝廷又不能发愤图强，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词风为之一变，忧国忧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惑气势雄壮，或悲愤苍凉。与其说是豪放派，不如说是激愤派。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的“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是悲愤，而不是像北宋苏轼唱“大江东去”时那种神采飞扬、壮志凌云、直冲霄汉的豪气。张孝祥如此，辛弃疾如此，陈亮也是如此。当然，南宋也有一些继续写婉约美词的人，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北宋。
宋人写词，也写诗。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开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在这本书问世后，又一种新的写史法问世，便是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史，重大历史事件总被时间割裂成几个部分，故而南宋袁枢又别出心裁撰写《通鉴纪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单独列出再编年叙述，此亦是一大创新。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郑樵的《通志》是中国史学之珍品，其精华部分在于“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加予论述，开拓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
五二 拨开迷雾见繁华：宋代的经济奇迹
我们总是一种印象：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比较孱弱的朝代。这个看法固然没错，除了前两任皇帝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其他皇帝统治时期，对外战争都乏善可言，能保住现有的地盘尚须用金钱贿赂，谈何对外扩张？可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对于一个存活三百年之久的王朝，战争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就如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社会生活与文化经济，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仍是活动的重心所在。
现代历史学者已经抛开狭隘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不再以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兴衰为标准，而是以更贴近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一个时代的得失。当我们用新的视界回望宋朝，抛开皇帝的懦弱、朝廷无休止的争吵、政坛上的尔虞我诈与钩心斗角，看到的是大宋帝国生机勃勃的一面。
黄仁宇教授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这样写：“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从大宋开国始，物质文明的进步如影随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政治清明显然是一个前提，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恶政、暴政之中，人的创造力会被无限制地激发出来。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大约有两百年是比较安定的，外患局限于边疆，内乱有，但时间都不长，地域也不广。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能便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今天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古代无此提法，但这个论断仍是适用的。
宋代的科技，可以说处于中国古代的巅峰时代。
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火药与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宋代，指南针技术在宋代也得到大大改进。这三种大发明，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火药开启热兵器时代、指南针在航海的运用，为大航海奠定基础；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得以普及，人类伟大思想得以传播并发扬光大。对此，英国汉学家麦都思这样评价：“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宋代的科技发展是全方位的，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一人便是沈括，他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其作品《梦溪笔谈》一书包罗万象，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诫则是伟大的建筑学家，他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建筑学巨著，受到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鼎力推崇。此外，宋代在机械、纺织、造船、冶金、采矿、数学、天文、医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这些科学发现、发明，极大刺激经济的发展。
我们来看看李约瑟先生是怎么评论宋代的科技：“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我们有理由为先人的成就而由衷赞叹。
西方学者在论及宋代经济时，总用“商业革命”一词。
譬如费正清与赖肖尔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也写道：“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宋代能产生一场划时代的“商业革命”呢？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根源在于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的前提，正是技术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宋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精耕细作与扩大复种制。由于引进水稻的早熟品种，过去只能一年一熟的地方可以实现一年两熟，这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土地耕种面积也大大增加，梯田、圩田、淤田、架田陆续出现，充分利用山地、洼地、沼泽地等，开辟新的耕地。此外，宋朝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扩大了水田的灌溉面积。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称之为宋代的“绿色革命”，并认为“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亩产量。”据估算，从11世纪到12世纪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宋朝的水稻产量增长了一倍。
粮食增长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到了北宋徽宗年间，全国人口数量突破一亿大关。人口增长同时又进一步推进了生产，城镇增多了，城镇人口也随之增多。令人惊讶的是，宋代城市人口比重，要远远高于其他朝代，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北宋首都东京开封人口超过一百万人，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称它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农业之外，宋朝的工业也有长足进步，特别在冶金业上。煤的大量使用，使宋朝冶金业实现了一次革命。北宋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后来淮河以北被金国占领后，金国取代宋成为第一产煤国。美国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一书中写道：“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而宋朝采用煤进行冶炼的技术，比欧洲要早了七百年。
农业、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大等，都刺激了商业的繁荣。
在宋代之前，大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行政中心，而宋代却出现许多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当时的大城市里，店铺林立，汇集各地的商品，商业气息之浓厚，不逊今日。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图》，便可想象汴京当年商业之繁荣。在图上，有形形色色的商店，卖酒的、卖药的、卖布的、茶坊酒肆等，各行各业，无所不具，商店还挂着招牌，悬着小旗，招揽顾客，还有桥头路边的贩夫走卒，摇摆在河上的商船等。一幅图所能承载的内容有限，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泛黄的画卷，仿若走向千年前的大宋帝都。《东京梦华录》中这样写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殆可见当时帝都非但是商业之中心，几乎可称为世界之中心了。
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金融的发达。
宋代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展，商品的大量流通，就需要更多的货币，金属货币满足不了需求。宋代除了金银、铜钱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币，币值轻而重量大，使用相当不便。交子最早出现于四川，这是有原因的。在平定后蜀后，金银被掠到京城，造成贵重货币不足；而四川商业向来发达，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的原因，正是朝廷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茶叶买卖，严令商旅不得私下交易，激起民变。农民起义失败后，宋太宗派张咏治理蜀政，而交子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起初交子只是一种信用凭证，即把钱存到交子铺后，换取一张可兑换的凭证，这样就省却携带许多铜、铁钱的不便。随着商业的发展，大家觉得交子使用方便，信誉又高，逐渐就直接以交子作为支付手段，便具备货币的职能。1023年，朝廷在蜀地设“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交子正式成为官方货币。这也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在六百多年之后，才出现纸币，美国学者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从这个意义看，宋朝的确显得十分“现代化”。
当然，交子的出现也引发新的问题。后来宋朝一度滥发，导致交子急剧贬值，形同废纸。这在世界纸币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宋代金融的发达，同样体现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新法中的“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二分利息贷款给农民，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王安石提出的二分利息并不算高，因为民间贷款的年利息往往在百分之一百以上，甚至在百分之二百以上，青苗法实施不利，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地方官吏以各种名目擅自提高利息。再如“市易法”，政府设“市易务”以平抑物价，商人们也可以向市易务抵押贷款或赊贷货物，这也是采用金融手段维持市场稳定。可以说，王安石的许多经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只是太超前了，最后一执行就变调了，比如说市易法，原本是要打破商人的垄断，最后却成了政府垄断。
海上贸易的兴起，是宋代经济的又一看点。
在汉唐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将商品经中亚运往西亚、欧洲。可是宋代在疆域面积上远不如汉唐，对河西走廊、西域都没有控制权。特别到了南宋，中原沦陷后，商品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运输更难。在这种情况，对环境有极强适应力的中国人转而开拓海上航线，海上贸易也由此而兴盛起来。
宋代发达的造船业有力地支撑了海上贸易，此期为中国古代造船业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是造船的数量很多，全国有二十几处船场，年造船数量在三千艘以上。用于海上贸易的大海船，载重可达万石。另一方面，造船技术有突飞猛进的进步。我们借用墨菲在《亚洲史》中的一段话：“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设计上都有了惊人进展，有些船除了货物外还能运载六百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这些船采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舱（其他地方很久以后才知道）和同样重要的船尾舵，后者代替了难操纵又经不起海上风浪的摇橹。在所有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于当时西方船舶许多世纪。”除此之外，指南针的发明对海上航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对宋朝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时中国人的海上航线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海岸。也就是说，后来郑和下西洋时所到过的地方，宋人基本上都去过了，只是船队规模不如郑和的宝船队大。对外商品贸易首先带来巨额利润，据史学家估算，光是朝廷从海上贸易征收的税，约相当于政府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人涌入东南亚，有的经济史学家估计有一百万人侨居于国外，而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也迅速繁荣起来。
宋朝政府在开放性上要远远超过明清两朝，中国海上贸易最繁荣的朝代是宋代与明代，但明代除了早期郑和下西洋值得称道外，多数时间都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明代海禁政策的后果，是海上商人们奋起反抗，海盗之祸与明朝历史相始终。反观宋代，朝廷的政策显然比后世更为开放与灵活。
这里有几个问题，何以宋代能创造出许多世界第一呢？何以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国力却不强大呢？对于西方史学界对宋代极尽赞美的观点，要如何看待呢？
确实，两宋在科技与经济上，在当时世界无可与之匹敌者，其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比较清明。笔者在本书中多处提到宋代政治的清明，这个清明，当然是与其他朝代相比而言。
清明一方面体现在朝政上，与历朝相比，宋代朝政有如下特点：其一，没有大规模的杀戮现象。宋代也有一些冤杀的现象，但即便是岳飞冤案，也只限于少数几人，不要说杀戮几百几千几万人，就是杀几十人也十分少见。而像汉武帝时的巫蛊事件，死了数万人，更不用说明初杀戮，动辄上万人。其二，朝廷党争，手段是温和的。宋代朝政一大弊病是党争，但比较东汉的党锢之狱与明代的东林党之狱，那只是互吐口水而已，顶多立个党人碑，绝少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其三，宦官用事少。中国历史上一大毒瘤就是宦官专政，宋代虽有像童贯等少数几个宦官权臣，但与汉、唐、明的宦官之祸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清明的另一方面，是对下层百姓的统治相对比较仁厚。尽管有些皇帝统治时，民愤很大，比较说宋徽宗时期，激发了方腊大起义。但总的来说，多数时间里，朝廷还是比较宽厚的，就这给民众有了施展才智的空间，能竭尽所能去寻找出路，创新意识以是为开端。比如说，铜钱铁币不好使，交子便应运而生；丝绸之路断绝，便开辟海上贸易等。这些创新，都始自民间，然而与政府的支持也分不开。如交子在朝廷认可后，才成为真正的货币；对待海上贸易，朝廷也没有采取明清的海禁政策加以制止。因此，民间经济才能迸发出无限的活力。
那么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何以宋朝国力却不强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前面变法内容中就提及了。一方面，经济繁荣，国家却不富，这是很矛盾的事情。钱都到哪去了呢？冗禄、冗官、冗兵，还有每年支付给辽、西夏、金的岁币，以及战争赔款，战争支出等。另一方面，宋朝制度内重外轻，强干弱枝，以致法久生弊，积重难返，通过变法手段也难扭转。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外，其他宋朝皇帝都难以称得上是雄才伟略，多数皇帝只知守成，而绝少开拓。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国力不强的局面。
对于宋代，国外许多汉学家、史学家都极为推崇，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时代”（费正清）、“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史景迁）、“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墨菲）、“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谢和耐）等。老外的赞美之辞，令我们这些大宋后人深感鼓舞与骄傲。可是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何以在多数国人眼中，宋朝的形象并非如此。千古流传的《杨家将》《岳家将》都有一种悲壮的旋律，陆游、辛弃疾的诗词，总带着望不到尽头的无奈。
这种看法的不同，我想在于感受的不同。
其一，老外学者们生活在一个以科技、经济来衡量国家的时代，当他们发现中世纪的大宋帝国在这些方面远远胜过同时代的欧洲时，便由衷地发出赞叹。中国汉代时，西方世界有罗马与之媲美，大唐盛世时，西亚有阿拉伯帝国与之匹敌，而在宋代，中国鹤立鸡群，更彰显其耀眼的光芒。
其二，作为局外人，他们很难有那种一个国家遭受屈辱的感受，当把文明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时，其他事件，譬如“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感伤、譬如“山河破碎风飘絮”的痛苦，就轻而易举地抹杀了。
从文明的角度说，大宋帝国是胜利者。因为它的敌人辽、金乃至蒙古，都为其灿烂的文明所吸引，并自动吸纳其文明的果实。汤因比在论及宋代的中国时，有一句精彩的话：“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补偿。”放在大历史的视野来看，确是如此。可我们若是设身处地来考虑，假设自己是大宋帝国的一个臣民，恐怕也不会愿意接受这种补偿的论调，我把文明传播给你，还要受你欺负，这是哪门子的事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宋朝的历史可给我们许多启示，让我们深思。一千年前大宋帝国所创造的辉煌文明，证明中国人拥有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新精神，这足以给一千年后的国人更多自信与自豪。同时，宋朝历史也告诉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先进同样可能挨打，一个国家不管科技、经济如何发达，若没有强大的国防，若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璀璨的文明之花也会在疾风暴雨下凋落枯萎。
宋朝历史大事记
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夺后周之权，大宋开国；平李筠之乱。
961年，罢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
963年，平荆南、湖南。
965年，王全斌平西蜀。
969年，宋太祖亲征北汉未克。
971年，潘美平南汉。
975年，曹彬克金陵俘李后主，平南唐。
976年，宋太祖赵匡胤暴死。
979年，太宗亲征北汉，北汉亡；伐契丹，败于高梁河。
980年，耶律休哥大破宋军于瓦桥关。
982年，辽萧太后临朝。
986年，曹彬、潘美伐契丹，先胜后败，杨业战死。
989年，尹继伦败耶律休哥于徐河。
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
997年，宋太宗去世，宋真宗立。
1004年，宋与契丹澶渊之盟。
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
1041年，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
1043年，范仲俺主持庆历新政。
1044年，宋夏议和，诏封元昊为夏国王。
1053年，狄青大败侬智高于邕州。
1056年，包拯知开封府，以刚毅立朝。
1067年，宋神宗登基。
1069年，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
1070年，以王安石、韩绛为相，大力推行新法。
1073年，王韶开熙河之地。
1076年，王安石免相。
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罢保甲、保马诸法。
1086年，司马光为相，罢青苗、免役诸法。
1093年，宋哲宗亲政，起用新法人物章惇、吕惠卿。
1100年，宋哲宗去世，徽宗立。
1102年，追贬司马光等四十余人，立党人碑；蔡京为相。
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
1118年，宋与金约夹攻辽国。
1121年，平方腊、宋江起义。
1122年，宋发兵攻辽，败绩；金兵攻克燕京。
1123年，金归还宋燕及六州之地。
1125年，金大举南侵宋；宋徽宗传位于钦宗。
1126年，贬蔡京、诛童贯；金兵攻破京师。
1127年，金兵俘徽、钦二帝，立张邦昌为楚帝，北宋亡；宋高宗赵构即位。
1128年，宗泽去世。
1129年，兀术大举南侵，高宗逃亡入海。
1130年，金攻破东京，立刘豫伪大齐政权。
1131年，张俊、岳飞平江淮乱军。
1134年，吴玠大破金兵于仙人关；岳飞收复襄阳六郡。
1140年，刘锜、岳飞大破金兵于顺昌、郾城；岳飞班师。
1141年，岳飞冤死；宋与金议和。
1161年，金帝完颜亮以六十万众南征；虞允文破金兵于采石。
1162年，宋高宗逊位，宋孝宗立。
1163年，宋张浚北伐，败于符离。
1189年，宋孝宗退位，宋光宗立。
1194年，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宋宁宗立。
1197年，韩侂胄大兴党禁。
1206年，韩侂胄北伐，大败。
1207年，史弥远诛韩侂胄。
1210年，蒙金开战。
1224年，宋宁宗死，史弥远矫诏立宋理宗。
1234年，宋、蒙攻蔡州，金哀宗死，金国灭亡；宋收复汴京、洛阳，旋败退。
1235年，蒙古大举攻宋。
1239年，孟珙收复襄、樊。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卒。
1242年，宋以余玠为四川制置使。
1257年，蒙古分三道大举攻宋。
1259年，蒙古攻合州钓鱼城未下，蒙哥汗死。
1260年，蒙古忽必烈即位。贾似道伪奏鄂州大捷。
1264年，宋理宗死，宋度宗继位。
1268年，蒙古进围襄阳。
1271年，蒙古始建国号为元。
1273年，襄阳之战第六年，襄阳、樊城陷落，吕文焕降元。
1274年，元以伯颜为统帅，大举伐宋。
1275年，贾似道兵败，郑虎臣杀贾似道；宋沿江诸城多陷，元军进逼临安。
1276年，伯颜俘宋幼主及太后北去；张世杰、陆秀夫等立赵昰。
1278年，文天祥抗元，被俘于五坡岭。
1279年，厓山海战，陆秀夫负幼帝投海死，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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