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西夏与宋和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西夏与辽国的关系逐渐恶化了。
辽国在萧太时统治时，曾多次发动对党项人的战争，控制了党项人的一些地盘。李元昊称帝后，不仅不把大宋放在眼里，对契丹辽国也是心有不满。1043年，西夏出兵，讨伐归附契丹的党项人。辽兴宗十分不高兴，派出使者，严厉谴责西夏的侵略行径。但是李元昊不为所动，加紧策划党项人脱离辽国的统治。
庆历四年（1044），原本归附契丹的党项部落叛入西夏。辽兴宗岂能同意，他马上发动大军前往镇压党项人。李元昊率西夏军队前来支持党项人的叛乱，实际上也等于向契丹宣战。心高气傲的辽兴宗大怒，下令征全国诸道兵马，在西部集结，准备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与辽国的战争已是一触即发。对李元昊来说，必须尽快与宋帝国达到和平，不然就陷入两线作战了。
为了与大宋和解，李元昊放下面子，取消皇帝称号，改用国主称号，并向大宋称臣。而后，西夏使者抵达开封，与宋朝商议和谈具体事项。
在宋夏谈判期间，辽夏战争爆发。辽兴宗亲率契丹大军，西征西夏，兵分数路，分进合进。李元昊重施故伎，一路撤退。辽兴宗岂肯放过，全力追击。哪知大风忽起，西夏原本是比较干旱之地，多荒漠，风一起沙土飞扬，辽军逆风而进，战士们的眼睛完全睁不开。老天爷真是帮了李元昊的大忙，他当机立断，率师反扑，大败辽军。看来李元昊不愧是一代枭雄，不论大宋还是辽国，都败在他手下。
这次大胜，加重了李元昊与大宋的谈判筹码。在辽军溃败后的第二个月，宋夏达成和议，这个和议有点好玩。首先，西夏向大宋称臣，但是注意哦，大宋每年要交给西夏13万匹绢、5万两银以及2万斤茶，说得好听点，是朝廷赐给的赏金，说得难听点，就是被西夏勒索。这些还不是全部，在乾元节（皇帝生日）、元旦等重要节日，西夏前来祝贺还可以得到2.2万两银、2万匹绢及1万斤茶。大国被小国勒索，这当然不是光彩的事，付出这么多，换得西夏的“臣服”，保住帝国的面子，这也是宋仁宗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二一 庆历新政：夭折的改革
宋夏战争，把宋朝的各种弊政全都暴露出来了。
此时距大宋开国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当初那种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每个王朝的前几个皇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之后就一路向下，一代不如一代，偶尔可能冒出一两个中兴之君，但也不能改变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为什么呢？其一，开国君主多是马上得天下，那种在乱世中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后世君主所缺乏的；其二，不管最初的国策如何好，时代在变，如果只知道因循守旧，日久则生弊，这是必然的。
宋太祖、宋太宗都是从五代乱世中过来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有非凡的能力与见识。宋太祖雄才伟略，扫荡群雄，初定天下；宋太宗虽然本领不及哥哥，却也能平定北汉，与辽国对峙。但是到了宋真宗时，便可看出帝国失去进取心了，趋于保守，特别是澶渊之盟的签订，丧权辱国，开了一个坏头。
与契丹和解后，宋朝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没有了战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文化也繁荣了，政治上也相对清明。史家把这段时期吹嘘为“咸平之治”，不过这个充其量就是小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样的大治相比，差距不小。宋真宗除了对外软弱之外，还有一点得批评，那就是他特迷信，沉迷于宗教中，曾经搞个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运动，劳民伤财。在他执政后期，奸臣当道，有“五鬼用事”之说，这也造成了吏治上的败坏。
盛世的泡沫在西夏凌厉的攻势下被戳穿了。在这场战争中，大宋帝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最后与西夏议和，每年支付高昂的“赏金”。同时，契丹人也乘机落井下石，以战争作为威胁，迫使宋帝国提高岁币。这样，大宋帝国在岁币的支出，每年增加大约17万两白银、25万匹绢以及3万斤茶。这成为国家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但最后，还是要分派到老百姓头上。
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官僚阶层暮气沉沉，国家大权把持在一班守旧的老官僚手中。空前的危机降临帝国了。1043年，正当帝国被西夏打得溃不成军时，国内的动荡也开始了。该年六月，沂州虎翼卒王伦聚众起义，纵横数州，如入无人之境。朝廷紧急调派几路大军“围剿”，总算把起义给镇压下去了。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又爆发商州张海、郭邈山的起义，原因是饥荒，没得吃饭。这次起义坚持了四个多月，转战十余州，震动朝廷。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人士开始走向前台。
宋夏战争暴露了老官僚的腐朽无能，也使得一批有才干的改革派官员脱颖而出，其中便包括在边疆捍土有功的韩琦、范仲淹等人。
时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七件事：清政本、念边事、擢才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韩琦所提的建议，还是停留在表层，可以说是温和的改革。七件事中，念边事、备河北、固河东这三件实为一件，就是武备之事；经营洛邑这种事也算不上当务之急。
相比之下，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奏疏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涉及许多国家根本的问题。在奏疏中，范仲淹写道：“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此见解目光宏远，足其见政治家之远见卓识。那么，宋朝的政治，弊端在哪里呢？又要从哪里下手呢？范仲淹抛出了一揽子解决的改革方案，要点有十条：
第一，明黜陟。和平年代的吏治很容易沦为官僚主义，趋于平庸化，官场进阶讲的是排资论辈。管你做好做坏，时间到了，自然升迁一级。这是很大的弊病，造成统治阶级死气沉沉，缺乏生气。因此范仲淹飞出的第一刀，指向吏治。
第二，抑侥幸。古代当官有一种制度叫恩荫，就是老子有功于国家，朝廷便照顾其子孙，让他们得以享有特权。这就造成人才选取，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靠老子的庇护，没有公平可言。
第三，精贡举。宋朝文化相当发达，科举考试十分注重辞赋，写一手漂亮书法文章，就被认为是人才。但文章写得词藻华丽，不见得能经世致用。故而范仲淹认为要改革科举，义理比辞章重要，要吸收实用型人才。
第四，择长官。对地方长官的任免要严格审查。
第五，均公田。公田就是职田，这是宋朝官员的收入来源之一。建国时间长了后，职田分配上便出现不均的现象，会影响官员办事的积极性。
第六，厚农桑。农桑是国家经济之根本，必须重视。
第七，修武备。宋夏战争已经完全暴露出宋朝在武备上的种种弱点，范仲淹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第八，减徭役。减轻百姓负担。
第九，覃恩信。就是朝廷的各种惠民措施有没有得到执行呢，是否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欺上瞒下行为呢，皇恩再浩荡，若没有执行，百姓也不会感恩的。
第十，重命令。朝廷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无法取信于民。颁布的法令，要得到有力的执行。
皇帝看了范仲淹的上书后，龙颜大悦。试想想，哪个皇帝想窝窝囊囊的呢，天下若太平，皇帝宝座坐起来才舒服。于是宋仁宗采纳其建议，开始改革，这个改革自庆历三年开始，故而被称为“庆历新政”。改革派的核心人物，除了范仲淹、韩琦之外，还有富弼、欧阳修、余靖等人。
在韩琦的改革版本中，根本没有整治吏治，而在范仲淹的版本中，改革吏治是重中之重，是成败的关键。改革吏治，说来简单，实则最难，你得去得罪一大批权贵。哪个官员没有自己的关系网呢，你罢免这个人，就得罪那个人了。在中国，自古以来，改革变法最难，改革家多半没有好下场。没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就没有变革的决心。从这点看，范仲淹无疑有着过人的勇气，他勇敢地向官僚主义宣战。
据说，范仲淹查阅官员名册时，看到有不称职的人，就会用笔做个记号。这一笔下去，意味着一个官员被削职了，意味着他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改革派的主将富弼对范仲淹激进的做法也大为担忧，他说：“范公同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撤了这些昏官的职，固然导致“一家哭”，可是这些昏官上台，老百姓岂非是要一路哭。
听到这里，吾不禁要为范仲淹鼓手叫好。
咱们老百姓都渴望有范仲淹这样为民请命的好官，可是在保守官僚权贵的眼中，范仲淹则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与韩琦的老上级夏竦，他不择手段地采取种种方式反对、攻击、诽谤、诬陷改革派，咒骂改革派人士结党营私，斥之为“朋党”。
面对反对派的疯狂造谣，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朋党论》给予坚决还击，指出所谓“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别，君子与小人不同，“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也是欧阳修散文中的代表作，如匕首如标枪，刺向诅咒新政的反动派。
然而，君子不敌小人，其原因在于君子不做暗事，而小人尽耍阴险手段。为了打击革新派，夏竦甚至不惜伪造所谓废立皇帝的信件，欲置改革派领袖人物富弼于死地。范仲淹、富弼等人为了避开所谓谋反之嫌，不得不自动要求离开京师，前往陕西、河北主持地方军政。宋仁宗哪里想得到改革遭到如此多的反对，也不由得心灰意冷，再加上宋夏达成和解，战争的危机总算过去了，对改革的迫切心也大大降低。新政由是陷入低谷。
即便范、富两人已经离开京师，流言之攻击始终未停歇。1045年范仲淹、富弼等人被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遭清洗。甚至连温和派韩琦因为对富弼被罢表示同情，也丢了枢密副使的乌纱帽。
“庆历新政”还没全面铺开，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范仲淹被贬官后，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佳文《岳阳楼记》以表志向，文章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不朽名句，千年后读来，亦是掷地有声，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以及为公忘私的伟大人格，实为后人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
二二 文武之道：包拯与狄青
新政夭折后，大宋朝廷又回到以前那种平淡无奇的状态中，得过且过。之所以还能够得过且过，是因为辽国与西夏都没来进攻，边境宁静。
由于西夏的崛起，对辽国是一大威胁，宋夏战争结束了，而辽夏战争刚刚开始。辽国三次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这个西北小国果然厉害，居然三次都把辽国给打败了。辽夏两国矛盾激化，对大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大宋帝国国运长久，并不是真正强大，而是运气不错。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宋仁宗时代一无是处。宋朝皇帝有一个特点，暴君是比较少的，多数皇帝都有文艺范，温文儒雅，这也导致宋代文化高度繁荣。总体上说，宋朝是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对大臣的杀戮是很少的，这也是宋太祖遗留下来的传统，不杀功臣，而且“不以言罪人”，就是不因为你的政见不同，就抓起来杀头。
这种文明的政治气氛下，也涌现了不少清廉的官吏，虽然不能从根本来杜绝官僚主义，但毕竟给百姓带来一点希望。其中最著名的清官，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
黑脸包公大名在中国是无人不知，小说、戏曲、电影、电视不断地演绎包公的形象，当然，这些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包公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包公故事千年流传，经久不衰，这是出于民间对这位清官的爱戴。他是一位清官、铁面无私，这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包拯出生于公元999年，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宋仁宗当朝时期，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在大理寺（略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任职，包公断案的本领，大概就是在这里学来的。后来到地方当过知县、知州，善于断案，政绩突出，加之为官清廉，在1043年时调回京师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贪官污吏。时值庆历新政，包公属于无党派人士，既不站在范仲淹的改革派一方，也不站在夏竦的保守派一方，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分事。
《宋史》是这样写包拯的：“公性峻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他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对恶吏深恶痛绝。他出自大理寺，长期与刑狱打交道，但并不推崇严刑峻法，务求敦厚，显然这是受到儒家思想“忠恕”之道的深刻影响。与其他官吏不同，他几乎没有关系网，从不加入哪方阵营，史书称他“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堪称为公忠体国之表率。也正因为如此，包拯在官场上升迁是比较慢的，他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与绝佳的口碑。
包拯最为人称道的，一是清廉；二是不畏强权；三是为民申冤，这也是包青天的形象。包拯为官数十年，可谓是两袖清风。在地方任职时，比如知端州时，端州盛产砚，以前官员总是巧取豪夺名砚以贿赂权贵，而包拯“岁满不持一砚归”。史传称他“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在吃、穿、住、用方面，当官时与没当官时并无两样。他甚至还立了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称赞他“清节美行，著于贫贱”，可见其清廉的美名，在生前便是朝野尽知了。
自己坐得正，才有攻击贪官污吏的底气。
说到不畏强权，包拯也是出了名的。包拯当过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等，职责之一就是弹劾不法官员，可以说，这就是他的职业。古代的监察制度虽然发达，具体实施时未必有多少作用，说到底，监察官也是人，也害怕得罪人后遭到打击报复。但包拯很猛，攻击火力很强，天不怕地不怕，官修《宋史》中的《包拯传》中这样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为此，他甚至得了一个“阎罗”的称号。
被包拯弹劾落马的人无数，普通官员就不说了，就是朝廷重臣也得挨“奏”。
我们来说一个包拯弹劾三司使的故事。
三司就是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三司使即此三大机构的长官，总管国家财政，相当于财政部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肥缺，谁坐上这位置，中饱私囊的机会多的是。三司使张方平购买了一富豪的地产，估计是低价买来，肥水不少。岂料被包拯抓住尾巴，一把揪下马来了，丢了这个肥差。继任三司使的宋祁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可是有个毛病，生活奢侈，出手阔绰。让这种人管国家财政怎行，包大人又上书皇帝，把他给拉下马了。顺便说一下，宋祁有个哥哥，名叫宋庠，当过枢密使、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单地说，就是宰相级的人物，也被包拯给弹劾下台了。
当然，必须承认，包拯能弹劾这么多人，与皇帝的开明是分不开的。若是遇上个暴君，你不畏强暴，只能意味着死得比别人早。
说实话，包拯给人的印象并不友善。他并不是那种和颜悦色的人，而是整天板着脸，一点笑容也没有。当时有人这样说：“包拯笑，黄河清。”什么意思呢？包拯要是能笑，那么黄河水也得变清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有许多称呼，如“黑包公”、“包黑子”、“包侍制”、“包龙图”，前面是说相貌黑，后面是说他的官职。但最贴切的一个外号，应该是“阎罗王”，大家可曾听过有会笑的阎王吗？包拯就是那个不会笑，大笔一挥可夺人魂魄的阎罗王。
我们不要被他酷酷的外表欺骗了，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他不会冲着百姓微笑，但绝对会为民伸冤。我们看惯了包公破案的故事，他在大理寺待过，在地方为官多年，后来又出任开封知府，确实破案无数，但具体是什么案件，史书仅仅记了一件。不过小说流传的包公案，也未必都是虚构，民间能流传，自有其蓝本。
1057年，包拯任开封知府，他修改了一些规章制度。比如说，以前开封府讲排场，小民是不能直接进去告状的，而要先转呈给胥吏。这样子，府中官吏贪败滋生，于是乎“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拯把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可直接进门找包大人，既杜绝腐败，又提高办事效率。开封百姓，莫不拍手叫好。
由于性情耿直，包拯一生仕图起起落落，但总来说，他是幸运的，他治下的百姓也是幸运的。1061年，包拯成为枢密副使，跻身于最高决策层，只是不久后便病逝。斯人虽已逝，但他作为“清官”的形象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老百姓心里树起了一块千年不朽的丰碑。
如果说包拯是宋仁宗时代最负名望的文官，那么狄青则堪称是最有才华的武将。
作为一代名将，狄青的军旅生涯是从一名普通士兵开始的，他一步一个脚印，以自己的才华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实现从士兵到统帅的人生飞跃。
1038年，李元昊称帝，宣布西夏独立，次年，宋夏战争爆发。在这场历时四年多的战争中，大宋军队整体表现不佳，多次在决战中被西夏军重挫。开战之初，宋军屡战屡败，全军上下士气低落，从将军到士兵对西夏军队都深持恐惧之心。
当时狄青是三班差使，仅仅是军队中的一个小头目，大家都不敢出战，他就自告奋勇，充当先锋。在四年多的战争中，狄青声名鹊起，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而且脸戴了一个铜面具，令人看了毛骨悚然，这也成了他的招牌标志。在四年多的战争中，他总共参加了二十五次战斗，身负八处箭伤，但都大难不死。他以无所畏惧的英勇表现以及拼命三郎的顽强作风，为自己赢得了未来。
由于战功卓著，狄青被提拔为延州指使。有一回，经略判官尹洙巡视前线时，与狄青交谈一些军事上的事，认为此人非常有才华，便把他推荐给了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词是：“此良将材也”。
正苦于手下无干将的韩琦、范仲淹马上召见狄青，经过一番交流后，发现这个小伙子武艺高强、精明强干，在行军作战上也极有天赋。韩琦、范仲淹一致认为，狄青乃是不可多得的将材，须好好培养才行。可是范仲淹也发现，狄青虽有军事天赋，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的知识水平比较低。倘若要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范仲淹扮演了伯乐的角色，他送了狄青一本《春秋左传》，并语重心长地说：“一位将军若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事，那也不过只有匹夫之勇罢了。”从此之后，狄青发愤读书，不仅读了《左传》，还把秦、汉以来的兵法书全都研究了，其军事理论水平也得到极大提高。
奠定狄青一代名将地位的一战，是平定侬智高之役。
侬智高是何许人呢？
这里我们先简单说些背景资料。
宋朝在疆域面积上，与全盛时期的汉、唐是不能相比的。此时西南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已经脱离中原政权的统治，在交趾与大宋邕州（广西南宁）之间，有一个广源州，其首领就是侬智高。广源州这个地方，崇山峻岭，有大山大河，盛产黄金、丹沙，民风强悍，善于战斗。侬氏家族历来是广源州的酋豪，臣服于交趾。侬智高这个人颇有野心与抱负，他曾经与交趾打仗，但战败被俘。考虑到侬氏的势力，交趾把他释放回广源州，可是这改变不了侬智高独立的决心。
仁宗皇祐元年（1049），侬智高出兵占据安德州，宣布脱离交趾统治，建立“南天国”。侬智高上表大宋朝廷，请求归顺，但是大宋朝廷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拒绝其要求。这位南天一霸索性广招亡命之徒，于1053年率五千精兵，攻破邕州，改国号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之后连续占领横州、贵州、藤州、梧州、封州等，一路向东，直逼广州城。侬智高围困广州五十七日不克，遂解围攻破昭州。一时间，南方局势恶化，大宋帝国又一次面临严重的外患。
在这个时候，已经升任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他上书皇帝说：“臣起自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军，羁贼首致阙下。”仁宗皇帝任命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讨伐侬智高。
狄青抵达前线后，发现情况非常糟糕。
起初驻扎在南方的宋军对侬智高多抱有轻视之心，正因为轻敌，故而损兵折将。狄青下令，所有将领不得轻举妄动，等待他统一部署。可是有人急于立功，对统帅的命令置若罔闻。陈曙擅自发兵八千出战，大败而还。狄青毫不客气地将陈曙斩首示众，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
侬智高发现新来的宋军统帅按兵不动，不由得讥笑大宋帝国的将军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罢了，等了十来日没发现动静，稍有松懈。岂料狄青正是故意迷惑敌人，在敌人松懈之时，正是他进击之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正是狄青的作兵风格。宋军急行军一昼夜，一举越过天险昆仑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邕州东北的归仁铺（广西南宁东北）。侬智高紧忙出动大军应战，狄青正面以步兵接敌，将蕃落骑兵作为奇兵，在战斗关键时刻投入作战，从左、右两翼包抄，侬智高大败，是役损失数千人。
吃了败仗后，侬智高退回邕州城内。狄青紧追不舍，推进五十余里，侬智高精锐尽失，自知不是狄青对手，遂纵火烧了邕州城，在夜色的掩护下，仓惶出逃。收复邕州城后，宋军缴获了侬智高留下的金帛巨万，并且发现了一具尸体，身着金龙袍。当时有些将领认为这是侬智高的尸体，打算向朝廷邀功。狄青答道：“安知这不是侬智高的诡计呢？我不敢在没确认的情况下，向朝廷假报邀功。”
狄青的判断是对的。据史料所记，侬智高的确没有死，他逃到了大理（今云南），不过其政治生涯从此画上句号。
狄青平定侬智高之役，其规模是比不上宋辽战争或宋夏战争。然而侬智高凭借广源州区区一块地盘与数千蛮兵，居然能蹂躏两广，从邕州一路杀到广州，可见宋朝国防力量之孱弱。这次胜利对兵事不振的大宋帝国来说，仍然算是注了一针强心剂。自太宗皇帝后的两百多年，大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上胜少败多，弱势明显，狄青的胜利，对朝廷乃是莫大的慰藉。也正因为如此，狄青成为帝国的英雄，他一路高升，直至升任枢密使，成为帝国的顶梁柱。
狄青的人生就是一部奋斗的励志书。他出身低微，早年因为当兵，在额头上有刺字（宋募兵时多有刺字），后来成为国家重臣，刺的字还在。皇帝看不过去，亲赐药水让他把刺字除掉。狄青用手指着刺字对皇帝说：“陛下乃是以战功提拔微臣，而不是问臣的出身门第。臣之所以有今日，正是从此刺字当兵开始。臣想保留此刺字，以劝勉诸兵士能留在军队中，请恕臣不奉诏之罪。”也就是说，狄青留着额头上的刺字，就是要给普通士兵树立榜样，只要肯奋斗，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在仁宗时代，狄青是最负盛名的将领，他的故事后来也同样被改编为小说，广为流传。狄青与汉代名将卫青颇有类似之处，两人均出身低微，后来均成为军界的一号人物。只是卫青崛起还沾了外戚的光，而狄青则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俩人的性格也有共同点，缜密而寡言，沉勇而有大略，居于高位时不忘卑微，始终怀着戒慎之心。在行军作战上，狄青与卫青一样，用兵上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耐心等待最佳战机，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所不同的，卫青生于汉朝最强盛的时代，狄青所处的宋朝则相对孱弱，故而他虽有不世之才，终究未能取得卫青那么伟大的业绩。
二三 熙宁变法（上）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宋仁宗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一年。他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正是由于他的宽厚仁政，才涌现出像包拯这样刚正不阿的文臣，以及像狄青这样从士兵到统帅的武将。可是仁宗皇帝缺乏开拓进取的雄心，整个大宋政坛暮气沉沉，特别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党争纷起，朝廷弊政日益显现。
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继位。英宗在位时间仅仅四年，属于典型的过渡型政权。此时大宋帝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危机重重。帝国的危机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财政危机；其二是军事力量薄弱。
有些人会感到奇怪，既然天下太平，为什么帝国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呢？这里面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制度上的种种缺陷所致。“冗兵”“冗官”“冗禄”是造成财政亏空的三大原因。
在宋太祖时，帝国军队（包括中央禁军及地方厢军）数量是37万人；到了宋英宗时，军队猛增到了116万人，每年光军费的支出，就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不仅兵员多，官吏也多。在宋真宗时，帝国官吏人数是1万多人，到了宋英宗时，已经达到2.4万人，几乎翻了一倍。宋朝以高薪养廉，每年官俸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除此之外，朝廷还会发放许多额外的“冗禄”，比如高官在退休后还有发放“祠禄”，对于其后代还有“荫俸”等，以示皇恩浩荡。只是随着官吏数量以及“恩荫”人数的不断增多，这笔开销几乎成了无底洞。我们不要忘了，帝国为了维持与辽、西夏的和平，每年还提供大量的“岁币”，这也是极大的开销。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帝国表面风光，实际上财政已是捉襟见肘。
再来说说大宋的军事力量。
光从数量上看，英宗时代116万的常备军，放在今天也算是庞大的武装。可是大宋军事上的孱弱，在仁宗时代就尽现无遗了。且不说与西夏交锋时完全处于下风，就连西南算不上强大的侬智高，凭着数千兵力就可蹂躏两广，一路向东打到广州城下。这么多的军队干什么用呢？
宋朝在军事上积弱，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篡取政权后，吸取唐末以来藩镇势力强大、中央政权脆弱的经验，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把兵权收集于中央，大大削弱地方兵权，建立起“内重外轻”的军事制度。在宋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尚未明显体现，当时用于扫平诸雄的主要力量，都是中央的禁军。
自“澶渊之盟”后，帝国进入长期和平时期，这种军事制度的弊端显露无遗。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于中央，那么边防怎么办呢？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种轮戍的办法，中央禁军轮流到边疆戍兵。边疆将领没有一支固定的军队，军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与士兵长期严重脱节，士兵的训练水平很低。遇到边疆有战事时，匆匆派中央军前往，结果士兵既不熟悉敌情，也不熟悉地形，也不熟悉将领，战斗力自然十分低下。
朝廷积贫，国家积弱。
帝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横空出世，他便是以变法光耀史册的王安石。
公元1067年，过渡皇帝宋英宗病死，他的儿子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
是年宋神宗年仅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宋朝诸帝中，除了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就属这位宋神宗比较有雄心壮志。面对暮气沉沉的政坛，年轻的皇帝自然心有不甘，偌大一个帝国，却要受制于契丹、西夏，这皇帝脸上也没有光彩。他渴望着能像秦皇汉武那样，把帝国建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可是要怎么做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此人便是王安石。
为什么是王安石呢？
我们且来简单说说王安石的经历。他出生于1021年，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任淮南判官，开始其仕途生涯。二十七岁时，王安石任鄞县知县，在任四年，政绩卓著，后调任舒州通判。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学问著称于当世，得到大文学家曾巩、欧阳修以及宰相文彦博等人的一致交赞，声名显于当世。1060年（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入京，出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财政部预算署署长。当时他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是未被采纳。英宗皇帝即位后，王安石因母亲去世，依旧例守丧数年，暂时离开政坛。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思想家，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有非凡的见解，故而即便在野，仍有相当影响力。宋神宗之所以对王安石印象深刻，主要是从韩维那里得知其政治见解的。
韩维乃是王安石的好友，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韩维是太子府的书记官，经常给太子讲学论道，说到精彩之处时，他总是停下来谦逊地说：“这不是我的见解，这是王安石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试图振衰起弊，重整国家雄风时，自然想到了王安石。
很快，王安石复出了。神宗皇帝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进京，皇帝亲自召他入对。
神宗皇帝开门见山便问：“治理国家，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道：“择术为先。”
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当效法尧舜，何以效法太宗皇帝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达，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我们都知道，尧舜在古代被认为是最为圣明的君主，王安石强调，为政就必须向最高的尧舜之道看齐。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有两次，一次是先秦的商鞅变法，另一次便是王安石变法。但是俩人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商鞅变法走的是法家路线，而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儒家路线。
神宗又问了一个问题：“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并没有当场回答，而是写了一篇文章作答，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了。他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并且矛头直指“积弱”、“积贫”两大问题：“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
可以说，君臣二人通过问答的形式，谈得相当融洽。宋神宗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希望，而王安石感于宋神宗的知遇，也竭忠尽智辅佐皇帝，推行改革。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开始了。
变法的目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便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条主轴而展开。主持变法的总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为其灵魂人物。自秦汉后，中国政治的创新精神不足，守旧思想浓厚。只要改变祖宗之法，总会遇到一大堆人的反对。因此，从一开始，王安石就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确保变法的推行，他向皇帝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进入条例司，协助变法。
我们先来说说变法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富国。
富国并不单纯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百姓殷实了，国家才能真正富裕。因此，王安石在解决“积贫”这个问题上，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略述于下：
其一，青苗法。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贷款。农业耕作有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从耕作到收成期间，需较大投入。许多农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向富人高利贷款，一旦还不了款，土地便被兼并。因此，到了宋神宗时，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若遇到灾荒年，可延期还款。此法乃是以金融手段助民增产，同时防止富人兼并穷人的土地。
其二，免役法。
宋代徭役众多，也就是平常百姓家，每年都要给政府干活，只出力而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还要倒贴钱，而官吏将校僧道等，则可以不服役。免役法就是废除役法，改由百姓出钱充役，称为免役钱。免役钱得交多少，则具体按照各家富贫情况而有所不同，极为贫困的家庭可免交。以前不必服役的官吏僧道等，则按半数缴交。据当时的实现情况来看，这项改革是惠民之政，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是却损害到了官吏阶层的利益。
其三，方田均税法。
这项改革是针对田赋不均的情况而定的，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肥瘠不同而分五等定税。
其四，农田水利法。
政府大力建设水力工程，保护农田正常生产，这是最惠民的一项政策。
其五，市易法。
市易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富商垄断市场，控制物价。具体做法是在若干重要城市设市易务，由政府拨给本钱，在市场上货物滞销时，由市易务收购。商贩们可以向市易务抵押借款或赊贷货物，每年以二分计息。
其六，均输法。
为了确保首都的消费需要，宋初设立六路发运司，每年地方都要按规定向京城输送定量的物资。但是这种规定非常死板，既没有考虑需求与储备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地方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实际供需情况来求得平衡，是久弊端重重。均输法就是改地方上供为中央直接采购，根据采购价就低不就高、采购地就近不就远的原则，节约采购成本与运输费用。
以上六大变革，重在理财与惠民。
再来看看变法的第二项内容：强兵。略述于下：
其一，保甲法。
保甲法有两大目的，一个是训练民兵，另一个是防止百姓造反。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若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一人为保丁。实际上就是组建民兵或地方治安队，是维系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
其二，保马法。
马匹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代马匹主要是由官府牧监饲养，不仅成本高，而且不能满足需求。保马法就是由百姓代官家养马，每户可养一到两匹。养马者可免交一部分租税，但如果马死了，则须赔偿。
其三，裁兵法。
前面说过，宋朝到了英宗时，军队多达一百一十六万，光军费的开销就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帝国军队虽然多，却没战斗力，并不精锐。王安石执政后，大刀阔斧裁军。在熙宁年间，军队由一百多万削减到了六十万左右，差不多砍掉一半人。
其四，置将法。
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在全国设置九十二个集中训练的军分区，每个军分区由一位主将负责。全国共设九十二将，其中京幾、河北有三十七将，西北有四十二将，主要用于保卫首都及防御契丹、西夏，其余地区有十三将。
其五，军器监法。
宋代军器制造原本归三司胄案管辖，不过三司作为国家财政机构，对兵器制造顾及甚少，导致武器质量低劣。新法设置独立的军器监，统一管理全国武器制造。此项改革大大改进了宋军的装备水平，宋代在武器发明上也多有创新，火药的使用是最典型的例子。
除了理财、强兵之外，变法还涉及吏治与教育等诸多方面。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大宋帝国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规模宏伟，涉及面之广，要远远超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这也是继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革。可是这次改革并没能改变大宋帝国的根本面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之多，争议之大，都远远超出王安石的预料。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二四 熙宁变法（下）
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那一天起，失败的影子便隐约可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说富国强兵的出发点也是错的吗？
富国强兵固然没错，可是这次变法有其致命的弱点。我们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做个对比。无论在变法的广度上或具体措施，王安石的变法都要超过庆历新政，但是两者重心却是不同的。庆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吏治。而王安石变法重心则在理财技术上，加大国家宏观调的力度，金融成为重要的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明显增加。
固然，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改革与军事改革两个方面，但经济改革是根本。而经济改革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最多，几乎从一开始便受到朝野的广泛攻击。从王安石的本意来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政策自身的问题；其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济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国家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这与变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辕北辙了。
再比如免役法。变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强迫百姓服役，活照干，钱还得交，两头受罪。就连神宗皇帝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
再说说市易法。王安石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目的是抑制商人对商品价格的垄断。可是在具体操作中，市易务作为资本雄厚的“央企”，却取代富商垄断了市场。
大学者梁启超对熙宁变法曾经有这么一段议论：“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起初朝廷的意思是要抑制兼并，最后国家却成了最大的兼并者、垄断者。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好的政策为什么成为坏的政策呢？
问题出在执行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来对比一下王安石变法与历史上一些其他著名变法的不同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黄金时代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变法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战国时代的变法，都是由上而下的变法，即从权贵阶层开刀。为什么要自上而下呢？手握权力的权贵阶层若不接受新法，试问新法如何推行？变法的内容固然重要，倘若得不到执行，那也只是画饼充饥，只是作秀罢了。故而整顿吏治，是变法能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要一以贯之。商鞅变法之所以是最成功的改革，就在于其入手处，就是从打击权贵阶层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