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抓举起我们带来的冲击力有15G或者20G。对于兵孩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但是过后我们发现，这次抓举折断了那个女人的四根肋骨。她大声尖叫着醒来，两发迫击炮弹在非常近的距离内爆炸了，近到几乎可以把直升机穿一个孔、并且对克劳德和卡伦造成伤害的程度。马德罗没有被弹片击中，但是，她发觉自己处在距离地面数十米的高空并且正在快速地飞升，于是拼命地挣扎，拍打我并且发出尖叫，身体还不断地扭动。我所能做的只是把她抱得更紧，但是，我的手臂正好牢牢地扣在她的胸部下方，我生怕自己用力过度。
突然，她的身体松弛了下来，也许是晕倒或是死了。我无法察看她的脉搏或呼吸，两只手都被占用着，但是除了不扔下她以外，无论如何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做点儿什么了。
几分钟后，我们降落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上，确认了她还有呼吸。我把她放进直升机里面，然后把她绑在夹在墙上的担架上。指挥部询问我们这里是否还有手铐，这让我觉得有点可笑；但是随后她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情况：这个女人是一名真正的信徒，如果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在敌人的直升机里，她会直接跳出去或者用另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造反者们彼此间流传着我们为了得到情报如何对待战俘的各种各样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全是一派胡言。如果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她躺下，在她头盖骨上钻一个洞然后接驳她的话，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力地折磨她呢？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撒谎。
当然，国际法对于这种惯常的做法是含糊其辞的。恩古米武装称之为对基本人权的侵犯；我们则称之为人道主义审问方式。事实上，十分之一的死亡或脑死亡率使我十分清楚这种做法的是否合乎道德。但是，我们只用这种方法对付那些拒绝合作的犯人。
我找到一卷防水胶带将她的腕子绑在一起，然后用胶带绕过她的胸部和膝盖，将她固定在担架上。
我正在绑定她的两膝时，她醒了过来。“你们是妖怪。”她用清晰的英语说道。
“我们已经完成了那段进化，夫人。我们也是由男人和女人赐予生命的。”
“一个强词夺理的妖怪。”
直升机咆哮着发动起来，我们越过了这座小山。我获得了瞬间的预警，所以可以稳定住自己。这件事难以想象，但是也不足为奇：我坐在飞机里面或者吊在飞机外面会有什么区别呢？
一分钟后，飞机进入了安静、平稳的状态。“要我给你拿些水吗？”
“好的。再来一片止痛药。”
在直升机尾部有一个洗手间，里面有饮用水和小纸杯。我给她倒了两杯水，把杯子放在她的嘴唇边。
“恐怕在降落之前没有止痛药。”我可以再给她来一针镇静剂让她睡去，但是，那会使她的健康情况变得更复杂，“你伤在哪里了？”
“胸口，胸口和脖子。你能把这个该死的胶带取掉吗？我哪儿也不会去。”
我获得了指挥部的批准，一个一英尺长的带有剃刀般锋芒的刺刀咔嗒一声从我的手掌中伸了出来。她尽最大可能地向后退缩着，直到胶带约束了她的行动。“只是一把刀。”我切断了绑在她胸部和膝盖处的胶带，扶着她坐起来。我询问了一下空兵孩，她确定这个女人没有携带武器，所以我又松开了她的手和脚。
“我可以去趟厕所吗？”
“当然。”当她站起来的时候，疼痛使她蜷起了身子，抓着自己的肋部。
“这边。”在七英尺高的载货区内我也无法直立身体，所以我们只能拖着脚步慢吞吞地朝机尾挪去，一个弓着身子的巨人搀扶着一个弯着腰的侏儒。我帮她解开裤带，拉下了裤子。
“请吧，”她说，“做个绅士。”
我转过身去背朝着她，当然，尽管这样我依然能看到她。“我做不成一个绅士，”我说，“我是在一起工作的五个女人和五个男人的总和。”
“这么说那些是真的了？你们让女人们参加战斗？”
“你不战斗吗，夫人？”
“我是在保卫我的国家和人民。”如果我没有一直监视着她的话，一定会曲解她语气中的强烈情绪。我看见她的手迅速地伸进一个上衣口袋中，在她还没来得及把拿到的东西塞进嘴里前，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我迫使她伸开手指，从她的手掌中取出一粒白色的药丸。这药丸有一股苦杏仁的味道，低科技产物。
“这样做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我说，“我们可以救活你，但你却会因此而备受煎熬。”
“你们屠杀人民，当你们高兴的时候，你们又让他们死而复生。但你们不是妖怪。”
我把这粒药丸装进腿部的一个口袋里，然后密切地监视着她。“如果我们是妖怪，我们可以将他们复活，榨取出我们需要的信息，再把他们杀死。”
“你们没有那么做。”
“我们把你们超过八千名的犯人关在监狱里，等待战争结束后将他们遣送回国。杀掉他们会让事情更加简单，不是吗？”
“集中营。”她站起来拉上裤子，然后重新坐了下去。
“这是个颇有含义的术语。我们那里确实有集中关押哥斯达黎加战俘的营地。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观察员的监督下，确保他们没有受到虐待。你会用自己的双眼亲自见证这一切的。”我不经常为盟军的政策辩护，但是，监视一个有着狂热信仰的人相当有趣。
“我得活到那时候。”
“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你会的。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药丸。”我通过空兵孩与指挥部链接上，在线使用一台语音分析器。
“刚才那是唯一的一粒。”她说。和我预想的一样，分析程序证明她说的是实话。我稍微放松了些警惕。“这么说，我将成为你们的其中一名战俘。”
“大概如此。除非我们弄错了你的身份。”
“我从来没用过一件武器，也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
“我的指挥官也没有。她取得了军事理论和通信控制论的学位，但是，她从来不曾做过士兵。”
“但她事实上杀了人，杀了我们很多人。”
“而你不也帮助策划了袭击波特贝洛的计划吗？按照这种推理，你也杀害了我的朋友们。”
“不，我没有。”她说。语速很快，语气强烈，她在撒谎。
“当我与他们的思维紧密链接时，你杀害了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死得非常恐怖。”
“不。没有。”
“不要费工夫欺骗我了。我可以使死人复活，还记得吗？我可以在一念之间就摧毁你们的村庄。当你说谎的时候，我能分辨出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琢磨着我的话。她肯定曾经听说过有关语音分析器的事。“我是圣伊格纳西奥市的市长。我的人民会对此做出反应的。”
“不会是合法的。我们有扣押你的许可证，是你们省长签发的。”
她吐了一口唾沫，发出很响的声音。“佩普·阿诺。”省长的原名叫做佩利皮阿诺其奥，意大利人，但她的西班牙语发音将其变成了“无耻的蠢货”。
“我知道他不受造反者们的欢迎，但他是你们的一员。”
“他从他的叔叔那里继承了一个咖啡种植园，他是个糟糕透顶的农夫，甚至连萝卜都种不出来。你们买下了他的土地，你们买通了他。”
她认为那是实情，也许真是如此吧。“我们没有强迫他。”我说，这是我的猜测。关于这个城镇或者这个省的历史我知道得不太多，“难道他不是找上门的？宣称他自己——”
“噢，是的，就像一只饥饿的狗会跟着任何丢出食物的人一样。你不能自以为他能代表我们。”
“事实上，夫人，我们没有商量的余地。你们的士兵会在接受命令以前还要商量商量吗？”
“我们……我对这样的事一无所知。”这句话使她的谎言暴露无遗。因为她知道，他们的士兵参与决策过程，这样就削弱了他们的效率，但是，这确实使他们自封的人民民主军这一称谓符合一些逻辑。
直升机突然左右摇晃起来——进入加速状态了。我伸出一只手扶住她，防止她摔倒。
“导弹。”我说，这是通过与空兵孩的链接知道的。
“很可惜没有击中。”
“在这架飞机中你是唯一一个活人，夫人。我们其余这些人都安全地躲在波特贝洛呢。”
她听到这句话露出了微笑。“我想，也不是那么安全。难道这次小小的绑架行动不正是因为这一点吗？”
这个女人是经过接驳操作后完好无损地活下来的百分之九十的幸运者之一，而且她确实为盟军审问者提供了曾经参与波特贝洛大屠杀计划的另外三名少尉的名字。她因为参与此次大屠杀计划被判处死刑，但后来死刑被减为了终身监禁。她被送到运河区的大战俘营中，她脑后的接驳插件确保她在里面再也无法参与到任何阴谋之中。
不出所料的是，在把她押回波特贝洛安装接驳插件的四个小时里，另外三名少尉和他们的家属全都分散逃到了野外，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还会回来。他们的指纹和视网膜认定可以暴露他们的造反者身份，但并不能保证存档的那些指纹和视网膜就真是他们自己的——此前他们有好几年时间可以实施“掉包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手持求职表出现在波特贝洛基地的大门口。
当然，盟军已经解雇了波特贝洛基地每一个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雇工，还可以在该城的任何其他单位采取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在全国推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行动也许会令事态更加糟糕。在巴拿马，每三份工作中就有一份是盟国提供的。让这些人全部失业，就意味着可能使恩古米阵线再增加一个盟友。
马克思和另外一些人认为，战争的本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并大力宣传他们的主张。不过，在十九世纪还没有人可以预见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一半人需要为大米和面包而辛勤劳作，另一半人则只需在慷慨的机器前面排好队就可以衣食无忧。
在即将要破晓之前，兵孩排又回到了镇子里，同时带着另外三个造反者头目的逮捕许可证。他们三个一组地闯入民宅，在房间里释放成团的烟雾和令人作呕的气体，损坏财物，但一个人也没找到。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他们分散开顺利地朝着十个方向加速撤离。
他们在山坡下二十公里处集合在一起，那里有一间饲料商店兼小酒店。酒店已经打烊好几个小时了，但是还有一个顾客醉倒在一张桌子下面。他们没有叫醒他。
剩下的任务是一次蓄意破坏式的演习，这是某些头脑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的天才对于那晚没能抓获更多的战俘愤然下达的命令。该命令要求他们重新返回山上，系统地毁灭属于那三个在逃造反者的庄稼。
其中两人造反者是咖啡种植者，所以朱利安命令他的人把咖啡树连根拔起，放在原地——也许第二天它们会被重新种上。
第三个人的“庄稼”是镇子里唯一的一间五金商店。如果朱利安请示指挥部的话，他们一定会命令将其一把火烧掉，所以他并没有请示。他和另外三个兵孩仅仅是砸碎店门，将所有的货物扔到大街上。让镇子里的人们去决定这家伙财产的归属吧。
到如今，大多数市民已疲于跟兵孩们打交道了，他们已经知道如果不去招惹这些机器，它们不会杀害任何一个人的。不过，还是有两个拿着激光枪的野心勃勃的狙击手出现了，兵孩们不得不对他们开火，但使用的是麻醉镖。
排里新增加的杀人狂帕克给朱利安添了些乱。他先是对使用麻醉镖相当不满——他的行为实际上属于不服从战斗命令，是一项可以送交军事法庭处理的罪名——然后当他不得不使用飞镖瞄准时，他竟然瞄准到一个狙击手的眼睛上，那将会是致命的一击。朱利安监视到了他的举动，恰好能在心中及时地向他发出呐喊，“停止射击！”随即把那个狙击手交给克劳德处理，克劳德将麻醉镖射入了他的肩膀。
作为一场武力展示，此次行动无疑是成功的，不过朱利安颇怀疑其意义所在。镇子里的人也许会将此看成是以强凌弱的蓄意破坏。也许他本该一把火将五金商店烧个干净，并将那两个农夫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但是，他希望克制的做法会起到更好的效果：他用自己的激光在五金商店外面的白石灰墙上留下了焦痕，那是被心理战术组翻译成西班牙文的一段信息：——按理说，为了被你们杀害的我们的十二名同胞，你们应该付出十二条生命的代价。希望没有下一次了。
星期二晚上我回到家里时，见门缝下面有张纸条：
亲爱的：
礼物非常漂亮。昨天晚上我去听了音乐会，仅仅是为了可以佩戴上它炫耀一下。有两个人问我是谁送给我这样的礼物，而我故作神秘地说：一个朋友。
哦，朋友，我已经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这个决定也是这给你的礼物的一部分。你看到这张纸条时，我已经到瓜达拉哈拉去安装接驳插件了。
我不想等你回来与你讨论此事，因为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不想让你分担责任。实际上，我是看了一则新闻之后下定决心的，我已经把那条新闻放到你的新闻列表里，标题是《接驳争端诉诸法律》。
简要来说，一位居住在奥斯汀的男士做了植入接驳插件手术后被从管理岗位上解雇了，然后利用得克萨斯州的《劳工歧视法》来对反接驳条款提出质疑，法庭判他胜诉。因此至少从目前来说，我去做这样的手术还不会丢掉我的工作。
我清楚所有身体上可能发生的危险，我也知道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年纪和这样地位的女人来说，因为所谓的嫉妒，冒着那样的危险去做手术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我无法和你记忆中的卡罗琳相比，我也不能像坎迪和其他那些人一样分享你的生活——那些你发誓不爱她们的女人。
就这样，不要再争了。我会在周一或周二回来。我们有约会吗？
爱你的，阿米莉亚
我把纸条读了好几遍，然后匆匆忙忙地去给她打电话。她的寓所里没人接电话。于是，我回放了其他的电话录音，然后听到了一段最令我担心的信息：
“克莱斯先生，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是一位名叫阿米莉亚·哈丁的女士告诉我们的，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下可以与您联系。我们同时也联系了海斯教授。
“哈丁教授（西班牙语）前来瓜达拉哈拉诊所进行精神桥接手术，你们称之为接驳安装。手术进行得不顺利，她现在完全瘫痪了。她可以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呼吸，可以对视觉和听觉刺激做出反应，但是不能讲话。
“我们想和您讨论一下多种选择性。哈丁夫人用您的名字替代了亲属。我的名字叫罗得里格·斯潘塞——脑部植入物移植及移除科主任。”
他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这条信息是星期日晚上记录的。下一条留言来自海斯，星期一打来的，说他已经查过了我的日程表，在我回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抓紧时间匆匆地刮了脸，就往他家里打电话。
现在是早晨十点钟，但是，他在应答电话时没有开启视频画面——当他听出是我的时候才打开了视频，一边还在揉着脸。很显然，是我把他叫起床的。
“朱利安，对不起……最近我的作息时间一直很混乱，因为我们正在为一次大行动做测试。昨天晚上，我和那些工程师一直熬到三点。
“好吧，听着，关于布雷兹。你们两人的交情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我理解为什么她如此谨慎，并且很重视这一点，但那不应该是你我之间的障碍。”他的微笑中饱含着痛苦，“好吗？”
“当然。我以为……”
“那么瓜达拉哈拉的事情怎么办？”
“我，我还没有完全缓过来。我会进城搭乘第一班火车；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取决于列车的时刻……不，我要先给基地打电话，看看是否能搭乘上飞机。”
“等你到达那里之后呢？”
“我得跟他们谈谈。我安装了接驳插件，但是并不太了解关于安装方面的知识——我是说，我是被征入伍的；没有人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看看我是否能够跟她对话。”
“孩子，他们说她不能讲话。她完全瘫痪了。”
“我知道，我明白，但那仅仅是运动神经功能受损。如果我们可以接驳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交流，查明她希望做出的选择。”
“好吧。”他摇了摇头，“好吧。但是，告诉她我的想法，我想让她今天就回来工作，甚至是昨天。迈克·罗曼就要拿她开刀了。”他试图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愤怒一些，“这个该死的蠢货，就像布雷兹一样。到了墨西哥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
他点了点头，放下了电话。
我联系了基地，那里没有直飞瓜达拉哈拉的安排。我可以返回波特贝洛搭乘早晨的飞机去墨西哥城。谢谢，但不用了（西班牙语），我查了一下火车时刻表，叫了一辆计程车。
到达瓜达拉哈拉只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但却是糟糕透顶的三小时。一点半左右我到达了医院，但是前台不允许我进去。七点以前都不行——即使到了七点，如果斯潘塞医生没有赶到，我也不能见到阿米莉亚，因此也许要等到八点，也许九点。
我在街对面的汽车旅馆开了一间mediocuarto——半间房，里面只有一个蒲团和一盏灯。睡不着觉，我又找到一处通宵营业的地方要了一瓶阿尔曼卓达龙舌兰酒和一本新闻杂志。我喝掉了大约半瓶酒，费劲地一篇接一篇地阅读着这本杂志。我的西班牙日常对话还可以，但要想理解一篇复杂的议论文对于我来说就有些望尘莫及了，因为在学校时我从来没有学习过这种语言。杂志里有一个关于老年人安乐死的长篇大论，即使是只看懂了一半也已经够吓人的了。
在战争新闻中，有一段关于我们这次绑架行动的报道，在这里它被描述为一次被叛军伏击的维和警察行动。我想，这本杂志不会在哥斯达黎加卖出很多。也许他们在那儿出版了不同的版本。
这是一本有趣的杂志，里面的广告在美国的某些州会被视为非法色情的。如果晃动纸页，可以看到纸间有六种不同的影像在急速地闪动。像大多数的男性读者一样，我猜我找到了一种有趣的晃动纸页的方法，这种方法最终使我沉沉睡去。
七点钟时我到了候诊室，在里面看了一个半小时的无趣杂志后，斯潘塞医生终于来了。他一头金发，个子很高，说的英语带有如墨西哥式蘸酱般浓重的西班牙口音。
“先到我的办公室来。”他拉起我的手臂带我穿过大厅。他的办公室很简陋，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已经坐了人。
“马蒂！”
他点了点头，“海斯跟你通话之后，又给我打了电话。布雷兹也提到了我。”
“很荣幸您能来这里，拉林博士。”斯潘塞在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我坐在另一把硬椅上，“那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定向纳米手术，”斯潘塞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还有选择，”马蒂说，“从技术上讲。”
“不是合法的。”
“我们可以钻空子。”
“谁能告诉我你们在谈论些什么吗？”
“自主的角度来说，”马蒂说，“墨西哥的法律比美国的缺乏自由性。”
“在你们的国家里，”斯潘塞说，“她拥有的是选择继续做植物人的权利。”
“这个表达不错，斯潘塞医生。另一种表达方式则是，她拥有选择不必去冒失去生命或者心智变得不健全的危险的权利。”
“我不懂你们说的话。”我说。
“你不需要明白。她已经接受了接驳植入术，朱利安！不动一块肌肉她也可以过上充实的生活。”
“那是有违道德的。”
“那是一种选择。纳米手术要担很大风险。”
“不是很大。没有太大的风险。或者说风险很小（西班牙语），与接驳一样。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康复率。”
“你指的是百分之九十二的存活率。”马蒂说，“完全康复率又是多少呢？”
他耸了两下肩膀，“这些数字不代表任何事情。她很健康而且还算年轻，手术不会要她命的。”
“她是个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如果她醒来之后脑部受到损伤，那跟没有恢复没什么两样。”
“在没有安装接驳插件之前，我已经跟她解释过这一点。”他挥了挥一份五六页纸的文件，“在她签订这份免责文件之前。”
“你为什么不与她接驳起来问问她？”我说。
“没那么简单。”斯潘塞说，“她被接驳上的第一个瞬间，一切都是全新的，新的神经通路逐步形成，神经网络增长……”他用一只手做了个手势，“神经网络的增长速度不是一般地快。”
“它以指数速率增长，”马蒂说，“她被接驳的时间越长，她获得的经验越多，要想逆操作的难度也就越大。”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询问她的意见的原因。”
“在美国你必须要询问，”马蒂说，“病人有完全的知情权。”
“美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你不介意我这么说吧？”
“如果我与她接驳起来，”我说，“我可以迅速地与她接驳，再迅速地断开（西班牙语）。拉林博士比我接受接驳的时间要长，但并不像我们机械师那样天天使用。”
斯潘塞听完之后，皱了皱眉头，“一个军人。”
“是的……我想这倒是真的。”他向后靠了靠，犹豫了一下，“不过，这仍然是违法的。”
马蒂看了他一眼，“这从来就不算是违法的。”
“我以为你会说‘通融’。对某些外国人，法律可以网开一面。”马蒂用大拇指和食指、中指做了一个完全明白的手势，“嗯……倒不是贿赂之类的。有些官僚机构需要打理，还要交税。你们两人谁有……”他打开了一个抽屉说，“poder。”
抽屉里传出了翻译后的声音，“委托书。”
“你们有她的委托书吗？”
我们彼此对望了一下，然后一起摇了摇头，“对于我俩来说这事来得很突然。”
“她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议。这本应该是她要做到的。你们两人中有哪位是她的未婚夫吗？”
“可以说有。”我说。
“好。”他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张卡片递了过来，“九点以后去这个办公室，这个女人会签发给你一张临时的责任指派书（西班牙语）。”他把这话对着抽屉重复了一遍，“哈利斯科法律后果临时指派声明。”抽屉将他的话翻译了过来。
“等等，”我说，“这样就允许一个人的未婚夫授权医生对她进行有生命危险的手术了？”
他耸了耸肩，“兄弟、姐妹也可以。叔叔、阿姨、外甥都可以。只有当事人无法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候才这么做。每天都会有像哈丁教授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算上墨西哥城和阿卡普尔科，每天有好几个。”
现在我明白了：选择性外科手术肯定是瓜达拉哈拉外汇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也许整个墨西哥均是如此。我把卡片翻过来，英语的这一面写着：“遵照墨西哥法律体系。”
“要花多少钱？”
“也许是一万比索。”折合五百美元。
“我可以支付这笔钱。”马蒂说。
“不，让我来。我是她的未婚夫。”我的薪水也是他的三倍。
“谁都可以。”斯潘塞说，“你们把许可文件带回来找我，我建立接驳。但是，事先要准备好要问的问题，找到答案后立刻断开接驳。那样一切都会变得更简单、更安全。”
但是，如果她要我逗留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找到律师花费的时间几乎与我从得克萨斯到瓜达拉哈拉一样长，他们更换地址了。他们的新寓所平淡无奇，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破旧的沙发，但他们确实拥有各种各样的文书文件。我最后拿到了一张有限授权委托书，授权我可以做出医疗决定。这多少令我有些惶恐不安——多么简单的过程啊。
我回来后，直接到了B号手术室，这是一个白色的小房间。斯潘塞医生已经同时为阿米莉亚准备好了接驳操作和外科手术。阿米莉亚躺在一张轮床上面，两只手臂上各连有一根输液管。一根细缆从她的脑后引到桌子上的一个灰色盒子中，另一个插座缠绕在细缆的顶端。马蒂正坐在门旁边的椅子上打瞌睡。我一进去，他就醒了。
“医生呢？”我说。
“后面（西班牙语）。”
他就站在我的身后。“你拿到文件了？”我把委托书递给了他。他匆匆地扫了一眼，把文件折起来，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他轻触着阿米莉亚的肩膀，然后把他的手背放在她的脸颊上，然后再移到前额，古怪得就像一位母亲才会做出的动作。
“对于你，你知道……这事不会那么简单。”
“简单？我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在——”
“接驳，我知道（西班牙语）。但是，不是跟某个以前从没有接受过接驳的人，也不是跟某个你所爱的人。”他指了一下，“把那把椅子拿过来坐下。”
我照着他话做的时候，他在几个抽屉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卷起你的袖子。”
我卷起了衣袖，他用一把剃刀刮掉了我手臂上的一小块汗毛，然后揭开表皮贴上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镇静剂？”
“不完全是。但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有镇静作用，使你安定下来。它能缓解刺激，即第一次接触时的冲击。”
“但是，我已经经历过几十次第一次接触了。”
“是的，但都是在你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你的……应该叫什么？循环系统。那时候你已经被麻醉了，现在你也同样需要被麻醉。”
这话就像软软的一巴掌打在我脸上一样。他听到我突然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
“准备好了吗（西班牙语）？”
“继续吧。”他展开缠绕着的电缆将插件塞入我脑部的插槽中，我听到金属碰撞发出的咔嗒声。什么也没发生。然后他打开了开关。
阿米莉亚突然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又体验到了熟悉的双视觉感受，我一边看着她，同时也看到了我自己。当然，这感觉对于她来说是陌生的，我通过她的感觉间接地捕捉到了她的疑惑和惊慌。亲爱的，这会变得很容易，坚持一下！我努力向她展示如何区分开两个图像，这种精神上的转变比使眼睛散焦更容易一些。过了一会儿，她熟悉了情况安静下来，试着开口说话。
你不需要用语言陈述，我用感觉向她传递信息，只需要想着你要说的话就可以了。
她请求我触摸自己的脸，然后让我的手一路缓慢下滑到胸部再到大腿的上部，最后落到我的生殖器上。
“九十秒了，”医生说，“快一点（西班牙语）。”
我享受着奇妙的探索之旅。这感觉不像是失明与可视之间的区别，真的，它就好像你一辈子都戴着厚重的有色眼镜，其中一只镜片还是不透明的，而突然间它们都不见了，一个光明、奇妙和多彩的世界呈现在你的眼前。
我想你已经习惯了，我向她传递感觉。这就像另一种看世界的方法，另一种存在方式，她回答。
我在一瞬间释放出我的格式塔，告诉她她可以做出的选择，以及接驳时间过长的危险性。她沉默了一下，然后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答复了我。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缓慢地将她提出的问题说给斯潘塞医生听。
“如果我把接驳插件移除之后，脑损伤到了使我无法工作的地步，我是否还能重新安装上插件？”
“如果有人为此付钱的话，可以。不过你的知觉会萎缩。”
“我可以付钱。”
“你俩之中的哪一位？”
“朱利安。”
仿佛沉默了很长的时间后，她才通过我说道：“那么，我现在可以移除它。但是有一个条件。首先我俩要用这种方式做爱，接驳情况下发生性关系。”
“绝对不行。你们交流的时间每多出一秒，就会增加一分风险。如果你们那样做的话，你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正常了。”
我看见他伸出手去关开关，忙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一秒钟。”我站起来吻着阿米莉亚，一只手放在她的胸脯上。刹那间，共享的喜悦之情汹涌而至，然后，随着开关发出一记咔嗒声，她的影像消失了，而我正满面泪痕地亲吻着一动不动的她。我像一条瘪下去的空袋子一样坐了回去。医生中断了我们的接驳，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那股突如其来的情感中包含着“无论有什么样的风险，这值得去做”，但是，这感觉到底是来自于她还是我或者同时来自于我们俩，我不得而知。
身穿绿色制服的一男一女推着满满一推车的设备走进屋里。“你们两个人现在得离开了。十点再回来，还有十二个小时。”医生说。
“我想在手臂消毒后留下来观看手术。”马蒂说。
“很好。”他用西班牙语让那个女人给马蒂找一件手术服并带他去清洁室。
我顺着走廊走出了诊所。天空因为污染而呈橘黄色；我用最后一点墨西哥币从自动贩卖机上买了一只防护面罩。
我想我应该一路走下去，直到找到一个货币兑换商和一本城市地图。我以前从没来过瓜达拉哈拉，甚至都不知道市中心的方向是哪边——在一座比纽约大上两倍的城市里，知道或不知道这一点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我离开被阳光照射的地带。
医院附近挤满了乞丐，他们声称自己需要钱来买药接受治疗——这些人把他们患病的孩子推到你的面前，或者向你展示他们的伤口和残肢，其中有些男人颇具侵略性。我用笨拙的西班牙语大声地呵斥着吓退他们，同时也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贿赂了边境守卫十美元，被允许携带刮刀入境。
那些孩子看起来虚弱而又绝望。生活在墨西哥北部毗邻国家美国，我本应该更多地了解一些它的情况，可是却没有，不过，我确信，这里应该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公费医疗制度。很显然，该制度并不针对所有人。就像我们通情达理地按计划分配给他们的那些纳米炉的施舍一样，我想，站在供应队伍前列那些人并不是靠抓阄来确定他们的位置的。
一些乞丐公然无视我的存在，甚至用他们自以为我听不懂的语言低声说着带种族歧视的词语。世界已经改变了很多。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曾经游览过墨西哥，我的父亲，他在美国南方长大，曾因为这里没有种族歧视而感到高兴。那时，当地人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其他外国佬一样。我们把墨西哥人的种族偏见（西班牙语）归罪于恩古米，但美国方面也应该担负部分责任。对于墨西哥的现状，美国应当引以为戒。
我来到一条八车道的大街上，慢吞吞的车辆堵塞了交通，我转向右边的路口。这里的每个街区上甚至连一名乞丐都没有。经过一片满是尘土、喧声震天的低收入住宅区后，我来到一个大型的停车场，车场下是一个地下商业中心。我通过了安检入口，又花掉了五美元留住我的刀子，然后顺着人行道朝主层走去。
这里有三家货币兑换亭，提供的汇率彼此略有不同，佣金比例也各不一样。我在脑子里算了一下，结果不出所料，对于平常的小额货币兑换来说，提供最低汇率的商家实际上能够提供最好的交易。
我饿得要死，找到一家酸橙汁腌海鲜店点了一份章鱼——是一些带有一英寸长触角的小章鱼，顺便要了几张玉米饼和一壶茶。吃完后，我离开饭店想去找些乐子。
在一排房子中有六家接驳店，提供与美国略有不同的冒险类接驳服务：被一头公牛顶撞——还是不必了（西班牙语）；在接驳中体验或接受变性手术，两者均可；在分娩时死亡；重新体验耶稣的受难。提供该种体验的地方排起了一条长队，今天一定是个神圣的日子——也许这里的每一天都是神圣日。
这里还有些总可以吸引那些娘娘腔男人的东西，其中有一家提供在“你自己”的消化道里的时间加速之旅！千万别让我去。
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铺和货棚，就像把波特贝洛扩大了一百倍一样。那些自动分配给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用品，在这里必须用货币购买——而且价格也不固定。
这种场面就像绕着波特贝洛转悠看到的一样熟悉。家庭主妇们，也有几个男人，每天早晨来到市场（西班牙语），围绕着一天的供应品讨价还价。在这里，到了下午两点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在外人看来，好像一半的货摊都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冲突，人们提高嗓门，挥舞着手臂。但是，对于商贩和顾客这样的人来说，这其实只不过是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是什么意思，这些一文不值的豆子卖十个比索？上星期还只卖五个比索，而且质量都是上乘的！”“你的记性越来越差了，老太太。上星期卖的是八个比索，而且是因为都蔫了才不得不处理掉的！现在这些豆子是豆子中的极品！”“我可以给你六个比索。我需要豆子做晚饭，我母亲知道怎么样用苏打水泡软这些豆子。”“你母亲？把你母亲叫过来，她会付给我九个比索的。”等等诸如此类的争辩。这只是开头的寒暄，真正的战争会在七个比索与八个比索之间展开。
海鲜市场是个有趣的地方。这里的海产品种类比在得克萨斯商店里能找到的多得多——原产于寒冷的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鳕鱼和鲑鱼，色彩亮丽、造型奇特的珊瑚鱼，蜿蜒游动的鲜活的鳗鱼，还有一箱箱的日本虾——所有这些水产品都是在城市里各种各样的容器中通过克隆和强制培育而生产出来的。当然，市场中也有一些稀少的本土鲜鱼——大多是产自查帕拉湖的银鱼——比大多数的外来海鲜要贵上十倍。
我买了一小盘海鲜——小银鱼，太阳晒干后用卤汁浸泡好的，配上酸橙和呛辣椒——即使我不是黑人，也没有打扮成美国人的样子，别人也可以从中看出我是一名游客。
我数了数剩下的比索，开始为阿米莉亚寻找一件礼物。我因为给她买珠宝使我们陷入了这样的烂摊子里，可不能再给她买民族服饰了。
一个现实而恐怖的想法蹿进了我的脑海，告诉我应该等到手术结束后再做决定。但我还是决定要买件礼物，不管怎样，这件礼物虽然是买给她的，却更像是买给我自己的。这也算是用一种商业的手段来替代祈祷吧。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旧书摊，里面有纸张印刷书籍和早期版本的电子书，其中的大多数还带有已经过时几十年的电源和格式。这些是为电子古董收藏者准备的，而不是为读者们准备的。
这里确实还拥有两架子的英文版书籍，大多数是小说类的。或许她会喜欢上某一本的，但是这又给我出了个难题：如果一本书出名到我都可以认出书名的话，那么她很可能已经拥有此书，或者至少已经读过此书了。
我浪费了大约一个小时去做决定，阅读这里摆着的每一本我没有听说过的书的前几页。
最后，我选择了雷蒙德·钱德勒所著的《漫长的告别》，这是一本好书，况且还是皮革封面（上面印着“午夜谜团俱乐部”的浮雕图案）。
我坐在一处喷泉边读了一会儿。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是一次时光之旅，不仅仅因为书中的内容和写作的手法，还因为书本的外观形象——厚重发黄的纸张，皮革封面触摸时给人的感觉，以及书中淡淡的霉味。如果这封面上的皮革是真的话，那就应该是某只已死去百年的动物皮了。
不过，大理石台阶并不是那么舒服——我的两腿从屁股到膝盖之间都麻木了，所以我又起身游荡了一会儿。在地下二层里有很多更加昂贵的商铺，但其中也有一组提供接驳服务的摊位，便宜得几乎像是免费服务，它们是由旅游社与不同的国家共同赞助的。只用了二十个比索，我就在法国待了半个小时。
那是一种奇特的体验。语音提示用的全部是快节奏的墨西哥式西班牙语，我很难听得懂，不过除声音之外的部分没有什么两样，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绕着蒙马特区转了一会儿，然后懒洋洋地躺在一艘慢悠悠的游船上，从波尔多区漂流而过，最后坐在勃艮弟的一家酒馆里，享受着醇厚的奶酪和各种各样的美酒。当接驳结束后，我又开始饿得要命了。
在接驳摊位的正对面就有一家法国餐厅，但是，我甚至连菜单都不用看，就知道那里的饭菜对于我来说太昂贵了。我重新回到上一层，找到了一处有很多小桌子、音乐也不太吵的地方，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盘子墨西哥卷饼。之后我洗了手，在那里喝了一瓶啤酒和一杯咖啡，看完了手里的书。
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才八点，还有两个小时才能探望阿米莉亚。我不想在诊所附近待着，但随着时间从傍晚推移到夜色深沉，商业中心的吵闹声越来越让人不堪忍受。六个马里亚奇乐团演奏着音乐，夜总会里发出的刺耳的叫喊声和隆隆的现代歌舞声，竞相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一些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女人坐在一家伴游服务的窗口处，其中三人戴着调节按钮，这意味着她们都安装了接驳插件。这将是消磨掉剩余两小时时间的最佳方法——接驳做爱并为此内疚。
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在住宅区附近闲逛，尽管这片地区破旧不堪且有一些恐怖，因为身上携带了刮刀，所以我仍然相当自信。
我在医院商店里挑选了一束鲜花，因为要关门了，所以打了半价，然后直接去候诊室等待。马蒂在那里，与一个便携式终端接驳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朝着一个拾音器默念了些什么，然后断开了接驳。
“看起来情况很好，”他说，“比我预料的要好。当然，在她醒来之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她的多相位脑电图看起来不错，对于她来说是正常的。”
他的语气透露出了某种担忧。我把鲜花和书放在一个散落着杂志的低矮塑料桌上。“还有多长时间她才能醒来？”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半个小时，十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