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在弦上
短命的改革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幅反映社情民意、描绘民间疾苦的画卷送达御前，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麸皮和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便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只是迟早的事。
这跟《清明上河图》可完全两样。
献图的是一位小官，名叫郑侠，职务是安上门监，也就是为皇帝看大门的。郑侠在奏折中说，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帝辇之下，惨状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
神宗皇帝潸然泪下。[1]
其实皇帝对此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从上一年的七月开始，许多地方就没能出现有效的降雨，全国性的旱情竟然延续八个月之久。对于农业帝国，这无异于沉重打击。何况按照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观点，自然灾害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也是上天的警示和谴责，必须有人负责。
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
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厉行史称“熙宁变法”之改革的，到郑侠献图时已经五年。五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道理也很简单：旱情的严重即便不是由于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惹怒了老天爷——这当然并不可能，那么显而易见，他的变法无疑加重了灾情，也使人民群众的生产自救没了希望。
郑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百姓早就家无隔夜之粮，为什么还要戴着枷锁去砍自己的桑树，拆自己的房子？就因为要偿还王安石逼他们借的国债，缴纳王安石新设的税费，而原本应该用来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的专项基金，却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为政府敛财了（详见后文）。
如此新法，岂非天灾之外的人祸？
因此郑侠毅然提出：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之内还不下雨，请将臣在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2]
皇帝被这个不怕死的福建福清人打动了。上朝时，他将这份奏折和这张图交给宰辅们看，还问了王安石一句话：这个名叫郑侠的人，爱卿你认识吗？
王安石答：是臣的学生。[3]
神宗马上明白：他们两人应该没有私仇。
当然没有。实际上王安石不仅是郑侠的老师，还是他的恩人。郑侠虽然也是进士出身，把他引进官场一手栽培放手重用的却是王安石。而且，郑侠地位太低，根本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奏折和图也被宫廷退回。郑侠无奈，只好到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急情，这才快递到御前。[4]
显然，这是违法的。郑侠也在奏折中说，即便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仍然请求处分。也就是说，郑侠反对王安石变法，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利益驱动，反倒还要担风险。[5]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观念相左，也许因为地位不同。毕竟，王安石是宰相，高居庙堂，考虑的是宏观调控；郑侠是门监，深入基层，面对的是平民百姓。按照新法，民众进行任何交易都要纳税。征收这些税费，也是门监的工作之一。郑侠却无法接受也无法执行。要知道，此时是荒年。难道那些可怜无告的难民卖儿卖女，也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6]
郑侠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的还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也都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只是她们的意见神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神宗带着弟弟岐王赵颢陪同太后去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旧话重提：民间怨声载道，纷纷反映苦于新法，是不是该停止实行？
神宗皇帝说：新法是为了利民，不是苦民。
太皇太后说：那么，是不是可以换掉王安石呢？他是很有才学，但是人缘太差。即便为了保全他，也最好让他暂时离开相位，过个一年半载再召回来，岂不是更好？
神宗皇帝说：挺身为国的，只有王安石。
岐王赵颢说：皇祖母的话有道理，请陛下考虑。
神宗皇帝却突然失态，歇斯底里地说：什么意思？难道朕把天下搞坏了吗？要不这皇帝你来做？
岐王赵颢当场吓哭。他流着眼泪说：至于吗？
亲亲热热一家人不欢而散。等到皇帝再次见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时，两宫的态度变得很明朗：王安石乱天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是发生在郑侠献图的当晚。[7]
神宗皇帝心乱如麻。
王安石却让皇上失望。面对灾情，他表现出没心没肺的满不在乎，居然说：灾害是常有的事，就连尧舜和商汤也无法避免，只要修人事以应天灾就可以了，不足为虑。
神宗皇帝大为惊诧。他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之所以如此恐惧，就是担心人事有问题。[8]
王安石还是无动于衷。
于是皇帝觉得，也许该听听韩维的意见了。
韩维的身份比郑侠还特殊。他是宰相韩绛的弟弟，也是王安石的恩人，宋神宗的老师——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事实上，神宗还是郡王的时候，韩维就是他的身边人。而且，每当后来的皇帝对韩维的议论发出赞叹，韩维就会说，这不是他的主张，是挚友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可以说，没有韩维，神宗恐怕就不会那么看重王安石，也不会有熙宁变法。[9]
因此，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韩维。
皇帝问：天久不雨，朕五内俱焚，该怎么办？
韩维答：很简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如果说，在最后的时刻，压倒骆驼只需要一根稻草，那么，当这样一棵大树倒下时，骆驼已无生存的可能。皇帝也不再犹豫。他对韩维说：好吧，就由你来拟诏。[10]
诏下。三天以后，大雨。[11]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未必可靠，就算属实也是凑巧。但此事被史家大书特书一传再传，却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可以说，那种憎恶，那种快感，那种幸灾乐祸和咬牙切齿，简直就是溢于言表。
对于郑侠来说，这却是及时雨，至少救了他一命。不过这位敢于直言的小官，还是被王安石的党羽流放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只是由于神宗的保护才幸免于死。[12]
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尽管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本人也在十个月后官复原职，但显然已经风光不再，与皇帝的关系也大不同于前，以至于在一年多以后再次被贬到江宁，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
失去了这个主心骨，改革其实已难进行。
又过了八年半，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享年三十八岁。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原来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对变法进行反攻倒算。第二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新法全部被废除。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又虎头蛇尾的改革，终于一败涂地。[13]
也许，一切都缘于郑侠那张图。
这就必须问个为什么了。答案也无非是这样几种：王安石有问题，宋神宗有问题，反对派有问题，新法有问题，或者变法本身就有问题。所有这些答案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反对。我们的故事，却必须从头说起。
[1]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郑侠献图的时间，（南宋）林栗《言行录》称在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但未被李焘采信，但书“先是”二字。今为叙述便，姑采信之，亦姑妄言之，不必较真。郑侠所献之图失传，今据《宋史·郑侠传》所载描述。
[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4]见《宋史·郑侠传》。
[5]郑侠自请处分，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6]王安石新法的规定，见司马光《涑水记闻》，转引自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注。
[7]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条。两宫指斥王安石乱天下，李焘记为“他日”，毕沅记为“久之”，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是郑侠献图当晚。但据《宋史·王安石传》，似在郑侠受到处分之后，王安石罢相之前。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
[9]见《宋史》之韩维传、王安石传。
[1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宋史·韩维传》。实际上，神宗与韩维的讨论有多次，韩维的应对既有面陈，也有上书，但核心是废除新法，故此处从简。
[11]下雨的日子和下诏的日子一样已不可考。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注，废除新法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即郑侠献图后的第三天。据《宋史·韩维传》，当日即天降大雨。据《宋史·郑侠传》，下雨是在废除新法以后三天。今姑从《宋史·郑侠传》。
[12]见《宋史·郑侠传》。
[13]以上见《宋史》之神宗本纪和哲宗本纪。
变法迫在眉睫
宋神宗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14]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15]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16]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1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那么，宋神宗不该变法吗？
不，应该，而且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库空虚。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就给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写了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也就是说，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没有钱的原因在《大宋革新》一卷中已经讲过，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18]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19]
请问，神宗这个皇帝可怎么当？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20]
混乱也不奇怪。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
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21]
这样看，朝廷岂不是花大把银子养了一群废物？
确实如此，甚至连废物都不如。因为他们还要内讧，还要钩心斗角。还是在这个月，神宗接到投诉，两位监察官员弹劾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罪名是与儿媳通奸。
这对于标榜“以德治国”的大宋王朝而言，当然是天大的丑闻，欧阳修本人更是不能不答辩。他上书皇帝说：此事禽兽不如。如果是真，臣犯天下之大恶；是假，臣负天下之至冤。因此，恳请陛下主持公道，宣谕公正之臣查问：闺中隐秘之事，御史何以得知，秽行又何以败露？
欧阳修到底是欧阳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举报人当然答不上来，一会儿说记不住了，一会儿又说监察官员有权捕风捉影。查来查去，造谣者居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皇帝盛怒之下，将那两个监察官员同时贬职。
这件事耗费了神宗许多精力，结果却如此摆乌龙，皇帝再次气得无以复加。他愤怒地对那几个人说：放着许多军国大事不管，管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养着你们这帮废物，难道就是让朕闹心的吗？[22]
宋的官场，真的已经腐朽。
就连重臣们也让神宗感到失望。熙宁元年（1068）四月初一，退居二线的老宰相富弼来宫中见他。皇帝满怀希望也虚怀若谷地向这位三朝元老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愿陛下对外二十年口不言兵，对内维持安定团结就好。[23]
神宗听明白了。富弼是知道自己锐意革新，才故意这么说的。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
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
[14]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
[1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庚申日条。
[16]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17]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元年六月戊午日条。
[18]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己未日条。
[19]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所引。
[20]这个统计数字见《宋史·食货志·会计》。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丙辰日条。
[22]欧阳修被诬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各条，同时请参看《宋史·欧阳修传》。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四月壬寅朔日条，参看《宋史·富弼传》。
韩琦罢相
神宗继位后八个月，宰相韩琦被免职。[24]
这可不是小事，反倒应该说是天大的事。因为这位河南安阳人不但是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的元老，而且是曾经与范仲淹并肩作战抵抗西夏的前线指挥官，更是英宗时期朝廷的半边天。没有他，英宗和神宗没准都做不成皇帝。
故事，也许还真得从头说起。
那是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凌晨，宰相韩琦和其他大臣得到消息，原本已经圣体康复的仁宗皇帝，在昨夜三更突然驾崩。幸运的是，曹皇后非常镇定。她吩咐，宫门断然不可夜开，立即密传辅臣黎明觐见。因此，当韩琦等人赶到的时候，曹皇后已是一身孝服梨花带雨地站在帘前。
皇后哭道：相公，官家没有儿子，奈何？
韩琦说：不是有皇子吗？
这里说的皇子，就是英宗赵曙。他原本是宋仁宗堂兄的儿子，只是由于仁宗的三个儿子都早早夭折，才被皇帝养在宫中，又在韩琦、欧阳修等人极力主张下被立为皇子。
皇后说：他不是先帝之子。立了他，不会有人来争？
韩琦说：怎么会！
皇后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命令掀开帘子，然后对躲在帘子后面的人说：曙儿，现在你是皇帝！
赵曙却吓了一跳：我不敢当！我不敢当！
说完，掉头就跑。
宰辅们也不由分说，一齐拥上前去围住赵曙，有的帮他解头发，有的帮他换御衣，乱作一团。韩琦当机立断，回过头来对翰林学士王珪下达命令，要他立即起草遗诏。
王珪也吓坏了，不知所措。
韩琦一声断喝：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
王珪这才知道如何下笔，赵曙也这才当上皇帝。[25]
然而大宋似乎命运多舛。英宗继位仅仅三天，就在四月初四晚突然发病，近乎精神失常。初八日上朝时，居然呼天抢地到处乱走。韩琦只好上前一把抱住，也只好请出曹太后垂帘听政。后面的故事《大宋革新》中已经讲过，为了保住英宗的皇位，韩琦甚至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26]
接下来，就该为太后撤帘、英宗亲政努力了。
一年后，英宗病愈。韩琦便挑了十几件政事，到西阁请英宗批复，然后拿着文件到东殿，一条条向太后汇报。
太后听了说：处分很是得体！
韩琦说：这是皇上的批示，而且批写如流。皇上能听政如此，实乃天下万幸，臣等之福。先帝陵寝复土之后，臣就应该退出中枢。现在，可以请太后恩赐一处郡县了。
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为宋仁宗曹皇后像，神宗时，曹皇后被尊为太皇太后。该图为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太后大吃一惊：相公怎么可以退？要退也是老身。老身原本就该住在深宫，每天坐在这里实在是万不得已。相公请不要走，一定要留在政府，容老身先退就是。
韩琦跪下说：太后圣明！却不知哪天撤帘？
太后不回答，站起来就走。
韩琦立即厉声吩咐礼仪官：撤帘！
帘子迅速落下。仓促间，居然还能看见太后的身影。[27]
韩琦，岂非英宗的半边天？
其实就连神宗继位，他都有拥戴之功。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请立皇太子的奏折却被扣留。已被封为颍王的嫡长子赵顼忧形于色，问韩琦自己该怎么办。
韩琦说：愿大王日夜不离皇上左右。
赵顼说：这原本就是人子天职。
韩琦说：不是为了这个。
赵顼明白了，从此日夜守护在父皇身边。
韩琦则对英宗说：太子不立，天下不安，请陛下圣裁。
英宗这时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
韩琦便将纸笔递给英宗，英宗哆哆嗦嗦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又说：必须是颍王，烦请陛下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好又批了三个字：颍王顼。
写完，皇帝潸然泪下。
枢密使文彦博悄悄对韩琦说：看见皇上表情了吗？人到了这个时候，就算父子之间，也不可能没有想法。
韩琦说：国事就该如此，又能怎样？[28]
英宗皇帝也果然一病不起，一个月后驾崩，赵顼则顺理成章继承了皇位。不过，大臣们请赵顼继位时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已经去世的英宗突然手指头动了起来。次相曾公亮吓了一跳，赶紧对首相韩琦说：要不再等等？
韩琦却说：慌什么！就算先帝复活，那也是太上皇。[29]
凡此种种，对于赵顼而言当然要算力挺。所以后来有人要陷害韩琦，神宗就不能答应。他说：告诉你吧，要不是他韩琦，朕也只是一个皇亲国戚罢了。[30]
然而韩琦还是被罢免，而且因为一件小事。
这件小事叫宰相押班。依照礼制，皇帝上朝时，要有人带领其他官员恭行大礼山呼万岁，叫押班。不过，唐代押班的是监察御史，宋代规定为宰相和副宰相。但，宰相副宰相公务繁忙，礼仪性的朝会便无暇出席，当然也不押班。
这就让人抓住了把柄。
出面投诉的人叫王陶，职务是御史中丞。按照中华帝国的监察制度，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在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大夫，副长官叫御史中丞。不过，御史大夫一职，唐代官不常置，宋代只做荣衔，元代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御史中丞便成为实际长官，号称台长。
其他监察官员，则叫台官。
台官是有监察权的，王陶却决定先礼后兵。他以御史台的名义行文中书省，要求对方就不押班一事做出解释，结果中书省不予理睬。王陶又以御史中丞名义行文宰相，对方又不予理睬。于是这位台长便上奏皇帝，正式弹劾首相韩琦和次相曾公亮专横跋扈，操弄国柄，藐视君主。他指出，君弱臣强绝非国家之福，罢黜二人才是对他们的爱护。
韩琦和曾公亮也立即上表待罪。韩琦说：陛下只要派个小宦官就能将臣带走，臣何尝跋扈？曾公亮则说：宰相不押班由来已久，破坏规矩的不是我们两人。皇帝身边一个官员也说：宰相固然有罪，指为跋扈却未免欺人太甚。
神宗听了，为之动容。
王陶见连上数章都泥牛入海，便宣布罢工。他说：看来臣之所言一无是处，哪里还敢再管闲事？恳请陛下将臣驱逐出京。自今日起，臣只在私宅待罪，不敢再进御史台。
同样，韩琦也以被劾之臣应该等待处分为名，宣布不再上班。神宗只好和稀泥，将王陶调任翰林学士。副宰相吴奎得到消息义愤填膺。他对神宗说：王陶血口喷人，反倒获得美差，世人会把陛下看作什么君主？
于是，吴奎也称病不朝。
宰相、副宰相和御史中丞一齐罢工当然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则是王陶、吴奎和韩琦先后离开原职，远走他乡去做地方官。当然，这里面有过反复。比方说为了安抚韩琦，曾经将罢黜的吴奎复位，韩琦却坚决不肯再任相职，神宗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告别时，据说君臣二人都眼泪汪汪。[31]
但这只是悲剧的序幕罢了。韩琦和神宗都明白，他们的合作已经到头，共治天下更无可能，不如就此别过，还能留下念想和情谊。实际上，王陶并非没事找事，韩琦的唯一过错则只在他是老臣和旧人。神宗是一定要启用新锐的，非如此不能励精图治。更何况，他也已经有了人选。
[24]据《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九月辛丑日条。
[25]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晦、四月壬申朔日条及注。
[26]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四月乙亥日条、己卯日条、壬午日条及六月癸巳日条。同时请参看《大宋革新》第二章。
[2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日条、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治平元年四月条。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三年十二月条。
[2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30]见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壬申日条注引《韩魏公家传》。
[31]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诸日条。三书记载略有出入，本书杂取之。下节相关事件同，不另注。
司马光待命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32]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33]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34]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35]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
话题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人事。
司马光问：陛下知道薛向的为人吗？
薛向是理财高手，正是帝国急需的人才，人品却似乎有争议。其实，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薛向品质恶劣。但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肯定是小人，肯定见利忘义。王安石变法备受争议终至失败，这是原因之一。[36]
可惜就连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说，薛向固然很难说是正人君子，只不过会理财，也懂边防。
司马光说：理财确实会，边防未必懂。
接下来又说到另一个人，司马光也不以为然，甚至给他戴上了“奸邪贪猥”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兴起来。他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议论纷纷，闹得沸沸扬扬。风气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说：不，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尧舜都感到困难的，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用了奸邪，台官谏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发，岂不坏了陛下的大业？
神宗又问：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不知。
神宗再问：巴结宰相和巴结皇帝，哪个好些？
司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皇帝不想听的话了。什么叫不迎合？难道唱反调就好？难怪朕指挥不动，也难怪不是今天这个罢工，就是明天那个称病，原来他们满脑子是这种思想！哼哼，此风断不可长，此人也得再看一看。于是第二天，司马光便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则换了别人。[37]
单凭这一点，司马光就只能待命。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插曲，熙宁年间的司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阳专心致志编撰《资治通鉴》。因为他虽然看到了帝国的弊端和隐患，也主张改革，却反对变法。在那封写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此公明确指出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节约开支和藏富于民，改革的关键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在于择人，不在立法。[38]
也就是说，旧制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用人不当。既然如此，司马光怎么可能赞成变法？更麻烦的是，司马光并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是一味地讲修心治国善于择人之类的大道理，这种空话又岂能解帝国的燃眉之急？[39]
能让神宗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神宗皇帝看中的人，他起用这两个新锐前后只差一天，头一天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就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时间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三个月之后，可见皇帝的另眼相看和迫不及待。[40]
司马光却坚决不肯接受任命。
皇帝只好把他召到御前询问。神宗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却兼而有之，请问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任命？
◎治平四年（1067）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正月 初八 英宗驾崩，神宗即位
十一 三司使韩绛等上书称国库空虚
神宗下令英宗皇帝丧事从简
三月 欧阳修被诬
闰三月 二十五 王安石任江宁知府
二十六 司马光任翰林学士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曾公亮十七 韩琦、曾公亮上表待罪闭门不出
十八 王陶弹劾未果，宣布罢工
十九 命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司马光拒绝
二十二 参知政事吴奎请罢王陶未果，宣布罢工二十三 王陶与吴奎并罢，司马光权御史中丞二十五 吴奎官复原职
九月 二十三 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二十六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二十七 神宗召司马光询问朝政
二十八 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十月 初二 令司马光专心修史
初九 赐新书名《资治通鉴》
司马光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不用。像两汉那样就行。
司马光说：本朝惯例不可。
宋神宗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骈文？
司马光竟掉头就跑，皇帝也只好派宦官去追，追上以后仍然不肯受命。宦官只好根据皇上的命令，将诏书硬塞进他怀里，司马光这才勉为其难地当了翰林学士。
王安石的态度同样让朝廷头疼。实际上，神宗皇帝最早的考虑，是要把他召到中央政府来工作，没想到远在江宁的王安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病假。最后，皇帝急了。他问宰辅们：这个人到底是真有病，还是在讲价钱？
众说纷纭。曾公亮认为王安石是真有病，吴奎认为他不来是因为韩琦在朝，韩维则认为他胸怀大志，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召来的。此事当然不可能有结论。好在，王安石接受了江宁知府的任命，这才没有继续讨论下去。[41]
显然，如果说司马光是被神宗看在眼里，那么，王安石则是被皇帝记在心中。这不仅因为韩维的不断推荐，更因为此人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就已经满堂喝彩了。
[32]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庚午日条。
[33]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五嘉祐六年九月丁丑日条、《宋史·司马光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嘉祐六年九月壬戌日条。
[34]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己巳条。
[35]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日条。
[36]薛向事迹见《宋史·薛向传》。从中不难看出，薛向并没有什么恶行，反倒做过好事，对他的指控则只有“未能完全做到不敛财过度，统计数字难免失实”这样一句空话。
[37]以上司马光与宋神宗的谈话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黄以周等《拾补》卷二治平四年九月壬寅日条。据两书，韩琦罢相是在九月辛丑，前后只差一天。另据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宋神宗命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对调，被司马光拒绝。庚午，王陶被贬，任命司马光权御史中丞，癸酉日受命。这次谈话后第二天，即九月癸卯，改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任命滕甫为御史中丞。
[38]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朔日条。
[39]据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癸酉日条，司马光受命权御史中丞当天即上书称：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再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六月戊申日条，当时旱情严重，难民流入京师，司马光还在讲“圣王之政，使民安土乐业而无离散之心，其要在于得人而已”。
[40]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是在治平四年闰三月癸卯，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是在该月甲辰。
[41]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条及癸卯日条。
王安石进京
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字介甫，而且跟前者一样也是官员的后代，也是从小就博览群书，后来又考中进士。据说，王安石甚至原本排名第一，只是由于仁宗皇帝不喜欢他考卷中的一句话，这才屈居第四。
犯忌讳的那句话，叫“孺子其朋”。
孺子就是小孩子。春秋时，齐景公跟儿子做游戏，自己嘴里咬着绳子扮着牛，让儿子牵着走。没想到他儿子一跤摔下去，景公的牙齿就断了，从此留下“孺子牛”的典故。
显然，孺子没问题，犯忌讳的是朋。这个字让皇帝想起了朝中的朋党之争，而朋党是最让君主头疼和反感的，尽管仁宗不可能知道，党争还将由于王安石的变法而加剧。
于是皇帝说：有这句话，就不能当魁首。
大家都觉得冤，王安石自己却并不在乎。[42]
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担任什么官职，长官对自己又有何评价。我们知道，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扬州任淮南签判，长官则正是韩琦。由于读书写作常常通宵达旦，王安石上班时往往来不及梳洗，便被韩琦误以为他寻花问柳夜夜笙歌。于是有一天，韩琦终于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年轻人，要上进，不可自暴自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