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王安石的反应是一言不发。[43]
这让韩琦很不高兴，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善。后来韩琦罢相离开京师，神宗皇帝曾经问他：爱卿离职，谁可以接替这个位置呢？王安石怎么样？
韩琦断然否定：不可以！[44]
王安石却继续我行我素。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在扬州任签判期满之后，可以回京参加考试，从而成为皇帝秘书班子的成员。王安石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到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去当知县，又到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去做通判。他甚至谢绝了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一心一意做地方官。
当然，此后王安石也做过京官，但总是不安心，也总是要求调到地方上去，理由则既正当又充分：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家贫口众，京师这样开销巨大的地方实在是住不起，恳请朝廷收回成命云云。[45]
◎王安石年谱
时间 年龄 事件
1021（天禧五年）十一月 1岁 出生于今江西省樟树市1042（庆历二年）三月 22岁 进士及第，任淮南签判1046（庆历六年） 26岁 任鄞县知县1051（皇祐三年） 31岁 任舒州通判1054（至和元年）九月 34岁 任群牧司判官1057（嘉祐二年）五月 37岁 任常州知州1058（嘉祐三年）二月 38岁 提点江东刑狱1058（嘉祐三年）十月 任三司度支判官1060（嘉祐五年）十一月 40岁 命修起居注，不受命1061（嘉祐六年） 41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1063（嘉祐八年）八月 43岁 母卒，归葬江宁1067（治平四年） 47岁 任江宁知府、翰林学士1068（熙宁元年）四月 48岁 自江宁进京，入对1069（熙宁二年）二月 49岁 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1070（熙宁三年）十二月 50岁 任宰相1074（熙宁七年）四月 54岁 罢相，任江宁知府1075（熙宁八年）二月 55岁 官复原职，再次拜相1076（熙宁九年）十月 56岁 再次罢相，判江宁府1079（元丰二年）九月 59岁 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1086（元祐元年）四月 66岁 卒
然而王安石越是辞官，朝廷就越是要他做官。双方都很执着，也都有耐心，不惜展开拉锯战。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被指派修起居注，也就是帮皇帝写日记，两个人竟一齐辞官。结果是司马光辞了五次，最后只好接受。王安石却死活不肯，甚至在诏书送达时躲进了厕所里。信使只好将诏书放在王安石的桌子上，王安石又追上信使退回了委任状。[46]
不过，第二年被任命为知制诰时，就没再辞官。
这样在京师待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终于回到又叫金陵的第二故乡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也许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47]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48]
据说，当时以《桂枝香》的调式写金陵怀古词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这首是千古绝唱。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读了以后都这样赞叹说：那老家伙只怕是野狐狸精。[49]
这首词的艺术成就确实毋庸置疑。不过，我们更多地还是读出了当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尤其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句，忧国忧民之心可谓跃然纸上。何况“以天下为己任”也原本是王安石赞同的主张。因此，他为什么一再拒绝在中央政府任职，就难免让人猜测不已。[50]
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想干实事，不想当闲差。在宁波鄞县（鄞读如银）做知县时，王安石曾经用十三天时间走数百里路进行调研，终于弄清楚了这样一个水源充足之地竟会发生旱情的原因，并且进行了根治。在他的治理下，鄞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派安定团结，一片欣欣向荣。[51]
据明刊本《诗余画谱》。
之后在其他岗位上，王安石也表现出实干精神。他在常州知州的任上甚至想开凿一条运河。这事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天气不好和上下级反对）最终无法进行，是非功过也难以评价，但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却毋庸置疑。[52]
王安石是个好官，至少想做好官。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胸中的格局很大。嘉祐三年（1058）十月，他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国家财政委员会具体负责收支的官员。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央财政，却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帝国的潜在危机。于是，就像司马光四年后做的那样，王安石也给仁宗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历来被看作其后变法的纲领性文件。[53]
万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让历史记住的是这些话：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54]
也就是说，财政原本不该是问题，成为问题是因为理财无方，理财无方又因为不知法度。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变法。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做的事，要找的人吗？
然而皇帝陛下却非常没有把握，因为王安石的倔强是出了名的。他在中央政府任职时，曾经一度被临时差遣去复查京师的刑事案件，结果当即就跟开封府发生冲突。案子说来简单：有个家伙未经同意拿走别人一只鹌鹑，被主人追上当街一脚踢死。于是，开封府将后者判处死刑。
王安石却要翻案。他说：依法，无论抢劫还是窃取都是盗贼。鹌鹑的主人是捕盗，不是谋杀，开封府判决有误。
开封府当然不服，上诉到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最高复审机关审刑院，两院都支持开封府。实际上，王安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抓捕罪犯原本是公安部门的事，民众无权擅杀擅捕，尽管此人也只是失手，没有谋杀的故意。
因此，以过失杀人论罪，才是合适的。
可惜双方都不这样考虑问题。开封府主张杀人偿命，王安石坚持无罪释放，败诉的王安石当然要被问责。不过这时仁宗皇帝已经懒得为这些小事伤神，批示不予追究。但按照制度和惯例，王安石仍必须到宫殿外面谢恩谢罪。
王安石却说：我无罪，不谢！
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便发出公文进行催促，催促不果又进行弹劾，王安石仍然不肯。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换了一个职务和差遣了事。[55]
所以，神宗要召王安石进京，便很怕他不来。
韩维却告诉皇帝大可放心。他说：王安石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并不甘心终老山林。何况陛下初登大位，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天下之人谁不争相效力？如果诚心诚意以礼相聘，王安石怎么会不来？
神宗说：爱卿先打个招呼，试探一下，怎么样？
韩维说：那他就肯定不来了。他这个人，是只能用道义去说服，不能用利益来引诱的。请陛下圣裁。
神宗欣然同意：好！就照你说的办！[56]
王安石也终于再次来到东京开封。
[42]王安石生平见《宋史·王安石传》，孺子牛故事见《左传·哀公六年》，王安石未中状元事见（南宋）王铚《默记》。
[43]见（两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44]见《宋史·韩琦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九月癸卯日条。
[45]请参看王安石《辞集贤校理状》。
[46]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亥日条。
[47]江宁因“江外无事宁静”而得名，隋代县治在今南京市朝天宫一带，五代时为金陵府治，北宋改称江宁府。
[48]王安石《桂枝香》。这首词或题为《金陵怀古》。
[49]见（南宋）杨湜《古今词话》。
[50]以天下为己任，始见于王安石《杨墨》一文。
[51]见王安石《鄞县经游记》《宋史·王安石传》。
[52]反对王安石开凿运河的主要是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请参看《宋史·司马旦传》。此事的是非可以见仁见智，这里不讨论。
[53]如《宋史·王安石传》即称：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54]见《宋史·王安石传》，另请参看李焘《长编》卷一百八十八、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七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日条。
[55]见《宋史·王安石传》、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七、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嘉祐七年十月甲午日条。
[5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及癸卯日条、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不二人选
第一次见到神宗，王安石就让皇帝极为振奋。
我们故事的这位主角，是在熙宁元年（1068）四月觐见皇帝陛下的，当时的官职是翰林学士。神宗问：朕想要实现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办？
王安石说：选择道路。
宋神宗问：学习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要学就学尧舜，学什么唐太宗！
二十一岁的皇帝大吃一惊，有点热血沸腾。
后来，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感慨地说：唐太宗一定得有魏徵，刘备也一定得有诸葛亮，才能有所作为。
王安石答：那两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神宗又吃了一惊。[57]
诸葛亮和魏徵都不放在眼里，这个王安石，究竟有多大本事，竟敢如此狂妄？
皇帝心里没底，众人议论纷纷。
第一个明确反对王安石的，是为韩琦打抱不平并与韩琦同时罢相的参知政事吴奎，理由也很充分。吴奎说：臣与王安石曾经是同事，深知此人遇事迂阔，一根筋认死理，从来不肯自我反省承认错误，在开封府“鹌鹑案”中的表现就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重用此人，必然紊乱朝纲。[58]
另一位副宰相唐介也说：王安石不堪大任。
神宗问：哪方面不行？才华吗？学问吗？能力吗？
唐介说：都不是，是性格有问题。他这个人，爱好读书却钻牛角尖，志向远大却不切实际，一门心思只想改变祖宗家法。如果用他做宰相，非把天下搞乱不可。
神宗又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
孙固说：王安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担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做宰相却要有度量。此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不同派别，恐怕并不合适。[59]
其实，这也正是韩琦的主张。事实证明，韩琦和孙固等人所言不虚。后来王安石刚刚成为副宰相，果然就跟同僚们弄得很僵。每次意见分歧，他不但固执己见，还会金刚怒目暴跳如雷地吼叫说：你们这些人，错就错在不读书！
另一位名叫赵抃（读如变）的副宰相忍无可忍，不得不反唇相讥：不知道尧舜的时候，皋陶都读什么书？
王安石哑口无言。[60]
这当然是后话。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要细说的，本次改革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后患无穷，原因之一就在于王安石的性格有问题。可惜他自己毫无感觉，这些意见皇帝也听不进去。结果直接的损失，是活活气死了副宰相唐介。
唐介是湖北江陵人，也是仁宗朝就与包拯齐名的清官和直臣。这样一个人，当然无法忍受王安石进京不久便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越权干预朝政，而神宗在宰相们请示决策时也总要先听王安石的。因此唐介对皇帝说，既然翰林院可以取代中书省，那就让王安石主持中央工作好了，他请求辞职。
神宗却不置可否。
于是很快，这位副宰相便与王安石势同水火。
唐介质问：你的主张，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
王安石答：因为你们结党营私。
忠心耿耿仗义执言的唐介被指责为朋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背上长出肿瘤不治身亡。神宗前往吊唁，赠送了藏在宫中的唐介画像，上面有仁宗皇帝的亲笔题字。人们这才知道，这位耿直的三朝元老其实有何等分量。[61]
显然，反对王安石的，并非小人。
◎王安石变法前有关事件一览表
治平四年（1067）
月 日 事件
九月 二十三 任命知制诰、江宁知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二十六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二十八 御史中丞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元年（1068）
月 日 事件
二月 十二 神宗向文彦博等人表示不可不改革三月 初一 神宗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四月 初四 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八月 十三 王安石与司马光辩论
十四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二十三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十月 初三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熙宁二年（1069）
月 日 事件
二月 初三 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二十七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变法正式开始那么，神宗为什么还要重用王安石？
从上面的年表不难看出，这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直截了当的原因，是改革迫在眉睫。熙宁元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第二年二月，神宗就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文彦博唯唯诺诺。三月份，皇帝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你们要努力！[62]
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下文。
不难想象，当神宗皇帝在四月份见到王安石，亲耳听见他说希望自己成为尧舜之君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觉。尽管神宗谦虚地表示，这样高的标准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却也满怀希望地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63]
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只要你全心全意地辅佐朕，我们君臣说不定还真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一见倾心。
何况朝廷早已暮气沉沉。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中书省宰相副宰相五人，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不朝，唐介不幸逝世，赵抃叫苦连天，只有王安石生机勃勃，时人称为“生老病死苦”。不重用王安石，宋神宗依靠谁？[64]
即便如此，皇帝也还是考虑再三。
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谈话。他说：朕知道爱卿已经很久了，不是今天才想到要用你的。很多人不了解你，以为你只会做学问，不会干实事。
王安石说：学问是用来干实事的，否则有什么用！
宋神宗问：不知爱卿如果执政，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点点头：很好！[65]
这时，能够对抗王安石的，就只有司马光。
可惜司马光同样有固执己见的毛病，两个老朋友也很快就处处针锋相对。王安石进京这年秋，京师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曾公亮等人便提出，祭天大礼后请不再按照惯例进行赏赐，至少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不赏。
接到提案，皇帝要翰林院拿出意见。
司马光赞成。他说：省下的钱不多，意义却重大。朝廷财政困难，原本就该减薪，正好以此为契机。更何况，治国之道是“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宰相的提案应该肯定。
王安石反对。他说：赏赐大臣能花几个钱？犯得着小里小气不成体统吗？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他们该辞的就是官，不是赏。何况钱不够用也不是当务之急。
奇怪！财政困难不是当务之急，什么是？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税费岂是生财之道？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作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就有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老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66]
两位翰林学士吵成一团，谁是谁非？
都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当然是对的。因为增加国库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和加大征税比例，而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蛋糕做大。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容易。王安石虽然也有办法，比如兴修水利等等，但能不能立竿见影，却很难说。
因此，他之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云云，就成了既有诱惑力又十分可疑的说法。那么，王安石凭什么能够信心满满地这样说？他的新法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57]以上见《宋史·王安石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和卷三下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条及十月壬寅日条。
[58]见《宋史·吴奎传》、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条。
[5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61]见《宋史·唐介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二月乙卯日条及三月癸酉朔日条。
[63]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条。
[6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5]见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及注。
[6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八月癸丑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下同日条及注。
方案看来不错
王安石的得意之笔，首推青苗法。
青苗法的设置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春耕夏耘又时不我待。因此，农民必须想办法吃饱肚子，否则就会永远没有饭吃。
但是换个角度看，农民又其实有钱有粮，那就是地里的青苗。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有风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相当于国家农业银行以低于民间的利率发放抵押贷款。按照王安石的想法，农民反正要借钱，借谁的不是借？借政府的，安全可靠，利息还低，何乐不为？
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当时的农业基本上还只能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也并不一样。结果是什么呢？风调雨顺丰收了，供过于求，谷价就会下跌，伤害农民；灾年米价飞涨，又会伤害市民。农业帝国既然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便不能不管。
管理的办法，是政府拿出一笔钱来，在丰年谷贱的时候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米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历来由官府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和灾民难民，这就是广惠仓。
显然，常平法和广惠仓，都是用来应急的。
王安石的方案，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也就是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用来做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本金。这其实并无不可，因为反正两仓每年都必须卖出陈谷，选在青黄不接粮价飞涨之时出售还可以平抑物价，岂非一举两得？
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皆大欢喜？简直就堪称利国利民。
更何况还有实践经验作为证明。一位名叫李参的地方官在陕西任职时就试行过，王安石本人在鄞县也试行过，结果都是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好评如潮。[67]
再看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或者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让他们到官府当差服务，以劳力代税费。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民众就不但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
摊派也不公平。当时，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下五等一律免役。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照顾到了弱势群体。然而实际上享有特权的，还包括官员家庭、寺庙僧侣、城市居民、行商坐贾和单身男女。也就是说，帝国境内数量可观的家庭和人口，其实都是免于差役的。
这样一来，所有的差役，便都落在了中下层地主和富农的头上。结果是什么呢？是为了规避重役，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不敢增加家庭人口，甚至宁可做单身汉，还有人沦为盗贼。这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因此就连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也认为非改不可。[68]
只不过，这些人只是嚷嚷，拿不出办法。
王安石却有改革方案，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大约可以称之为“差役货币化”。
货币化的好处很明显。第一，农家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第四，以雇役代派役更便于实现差役专业化，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在不能彻底免除力役的前提下，应该说这是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也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
所以，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青苗法，反对派的意见却相当一致，可谓群起而攻之。
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利息。
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前面说过，青苗法作为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而两仓本是非营利事业，甚至是国家贴钱平抑物价和救济灾民。现在公然用来放贷收息，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黄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干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要有维护费的。只有靠青苗贷款适当收取利息，两仓才可持续发展。[69]
显然，这里面涉及许多现代人都未必说得清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比方说，国家能不能设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本金应该从何而来？慈善基金能不能用于投资？政府扶贫应该是给钱还是贷款？贷款又应该是无息还是低息？
永丰库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唐宋子城遗址内，前身为南宋“常平仓”。永丰库遗址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古代大型仓库。
在宋神宗的时代，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事实上青苗法后来出事，根子也不在这里。也许，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有道理。他对王安石说：问题不在利息，而在基层。基层官吏经手大笔贷款，很难不做手脚；平民百姓白捡便宜，也未必不会挪作他用。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
王安石很同意，决定缓缓再说。[70]
可惜此刻变法已箭在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强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教训所在，则只能在第四章回答。
历史，常常会让人一声叹息。
也许，这就是熙宁变法时的北宋政局：一位奋发有为的新君，一个锐意改革的大臣，一套看起来不错的新法，一群德高望重的反对派。这些因素搅在一起，想不发生悲剧都不可能。变法之路，注定艰难、曲折而坎坷。
王安石该怎么办？
[67]见《宋史》之王安石传、李参传。
[68]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69]以上争论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所引各书。
[70]见《宋史·食货志上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