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孤行
失败的开端
王安石刚刚开始着手变法，就挨了一刀。
事情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五月，呼啸而来的则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开封人吕诲。三个月前，王安石履新副宰相参知政事，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却被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狠狠告了一状，当然出人意料也引人注目，就连对王安石变法多有怀疑的司马光也大吃一惊。
司马光是在上班途中与吕诲不期而遇的。当时，他正要去皇家读书的资善堂讲学。尽管正史没有记载吕诲此刻是否穿戴了监察官员的法袍法冠，但司马光显然看出他今天将会有所作为，于是便问他求见皇帝要干什么。
吕诲答：弹劾王安石。
司马光愕然：此人众望所归，为什么弹劾？
吕诲也愕然。他叫着司马光的字说：难道君实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虽然名气大，却固执己见，不通人情，喜欢听小人的吹捧，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的人，做个翰林学士还马马虎虎。如果成为宰辅，非弄得天下大乱不可。
司马光沉吟片刻：中丞说的这些也许是实，但是目前却并没有明显迹象，为什么不能等等再说？
吕诲答：今上即位不久，年富力强，朝夕相处日夜谋划的只有两三个大臣。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可是心腹之患，紧急抢救尚且唯恐不及，哪里还能等待？
司马光默然。[1]
据徐海荣主编《中国服饰大典》第27页。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因其善判断曲直，因此獬豸冠为执法官所戴。吕诲所戴法冠应为此类。
吕诲不再与司马光寒暄，大义凛然地走进宫中。他当然很清楚，王安石现在红得发紫，唱反调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吕诲也由于这次弹劾而被罢免，两年后又因病退休。他在病假条中说：臣原本没有大病，只因为不幸遇到庸医，乱下汤药，这才弄得不可收拾，真是教训惨痛啊！
谁都听得出，他是话里有话。
司马光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吕诲府中探望，吕诲却已经闭上了眼睛。然而听见司马光的哭声，这位忧国忧民的监察官员居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双眼直视司马光说：天下事还有希望。君实呀君实，你要努力，你不能放弃！
说完，他颓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2]
可以说，吕诲是拼了命跟王安石作对。
吕诲的弹劾后来被许多人追认为有先见之明，因为当时王安石还没有露出他的峥嵘，吕诲却从一个细节看出此人的霸道和可怕。事情说来简单，有几位官员被贬职，其中包括担任翰林学士者。按照惯例，翰林学士的任免文件必须由宰相起草，王安石作为副宰相却擅自拿起笔来。宰相富弼原本就对朝政心灰意冷，此番更是气得称病不朝。[3]
作为御史中丞，吕诲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政治规矩的事情。正如另一位官员所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人的升降和去留，而是此例一开，权臣窃弄权柄将成为可能，维系政局稳定的体面、传统和祖宗家法则会荡然无存。
可惜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此浑然不觉。或许，稳定在他们眼里也可以理解为沉闷。这种沉闷是令人窒息的。血气方刚的宋神宗不能容忍，锐意革新的王安石也不能容忍。更何况两人正在改革的兴头上，都不觉得这样一个程序问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皇帝甚至在朝堂上出示了吕诲的奏折，然后询问赵抃和王安石：外面议论纷纷，你们知道吗？
两位副宰相都说：不知道。
于是皇帝宽慰王安石说：吕诲恐怕是受人指使，并不能理解爱卿做事的良苦用心。
王安石却还是提出辞职。
宋神宗当然不能同意，将那辞呈原封不动退回。王安石则一面谢主隆恩，一面称病求退。这样几个来回之后，皇帝终于在宫中见到了看起来萎靡不振的王安石。
皇帝说：吕诲太不懂事！仔细问他，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这一定是中书省有人挑拨离间。爱卿放心，你我君臣心心相印，绝非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动摇。
王安石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皇帝的说法，他只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宰相富弼和曾公亮恐怕顶不住流言蜚语，也未必愿意革故鼎新。这样下去，变法难，求治也难。
神宗愁容满面。[4]
那时的政坛无密可保，谈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来。事情很清楚，王安石不但没被扳倒，反而有可能更加得势。这就意味着大宋的朝廷从此不得安宁，风暴倒是指日可待。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百年帝国弄不好就会支离破碎。
吕诲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此人一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尽管这也是王安石的主张，但更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所以，吕诲此前还弹劾过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王安石的问题显然比这两位更加严重，吕诲便决定重磅出击，高调弹劾。[5]
弹劾的奏折洋洋洒洒，开宗明义就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而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接下来，吕诲列举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平心而论，这十大罪状基本上是小题大做再加捕风捉影，根本没有说服力。可惜在当时，危言耸听和无限上纲是士大夫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吕诲也给王安石结结实实地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外示朴野，中藏巧诈。
结论则很简单：
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罪名如此之重，王安石只能再次提交辞呈。
这时，应该是熙宁二年五月三十日，也就是王安石面见皇帝的第二天。神宗的反应也很迅速，他立即封还辞呈并且下诏说：昨日朕已面谕爱卿，今天却又收到奏折，实在让朕吓了一跳。天下之事需要改革的不止一件两件。如果每件事都要这样折腾，那还怎么治理国家？爱卿只要考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就行，用不着理睬那些胡说八道！[6]
皇帝态度明朗，提交辞呈的就只能是吕诲。
不过，神宗并不想处分吕诲。他对宰相曾公亮说：如果将吕诲贬职外放，只怕王安石心中不安。没想到王安石立即回答说：臣早就以身许国。只要陛下处分得当，臣绝对不敢沽名钓誉，假装避嫌，假装清高，干预人事安排。[7]
王安石说这话时，心中一定充满怨恨。
神宗无奈，只好罢免吕诲。
接替吕诲的，是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吕公著。[8]
吕诲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所有反对派的失败，同时也是变法派的失败。事实上，王安石的胜利是表面上的。他虽然保住了职位和权力，而且职位还会再上升，权力也会再加大，却失去了人心。包括被他引为知己推荐给皇帝取代了吕诲的吕公著，后来也要跟他翻脸。
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开端。
这就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也必须从四个月前说起。
[1]见《宋史·吕诲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2]以上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宋史·吕诲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及卷六十八熙宁四年五月甲午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五月癸未日条，同时请参看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癸未日条。
[4]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癸未、丁亥、甲午日条。
[5]见《宋史·吕诲传》。
[6]吕诲的疏文在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中，均系于熙宁二年五月丙戌王安石辞职之后，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移至五月丙戌之前，系于五月癸未日条。但通读《纪事本末》全文，尤其是神宗所谓“昨日已曾面谕朕意”云云，可知吕诲此疏当在五月丙戌王安石第一次辞职之后。具体时间顺序是：五月癸未，翰林学士郑獬出守杭州，吕诲上奏反对，神宗向赵抃和王安石出示吕诲奏折。丙戌，王安石辞职，被宋神宗封还奏折。丁亥，王安石称病不朝，宋神宗令宦官召入。甲午，王安石面见宋神宗，吕诲再上奏折弹劾王安石，王安石再次提交辞呈。乙未，宋神宗下诏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云云。六月丁巳，吕诲罢官。
[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8]见《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风满御史台
熙宁二年（1069）二月极不寻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富弼和王安石分别被任命为宰相和副宰相。两项人事变动一前一后，头天富弼拜相，次日王安石履新。我们知道，宰相和副宰相合称宰执，都是中央政府的班子成员。那么，这两项任命为什么不在同一天发表？其中难道没有奥秘？[9]
当然有，只不过很少有人注意。
实际上富弼的任命本身就很奇怪。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说过的，他在神宗即位之初给出的建议是无为而治，跟王安石的主张正可谓南辕北辙。更有趣的是，富弼话音刚落，三天后王安石就在首次见到皇帝时发表了要学就学尧舜，用不着学唐太宗的豪言壮语。这样两个人，怎么可能搭班子？[10]
然而神宗偏偏就这样做了。
显然，这应该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相反，此刻的神宗恐怕很清楚，一个新老并用的“国务委员会”才是他最需要也最放心的：新人可以推进改革，老人能够维持稳定。年轻的皇帝虽然锐意革新，却并不希望他的帝国动荡不安。
于是，他想到了富弼。
富弼跟前任宰相韩琦、现任宰相曾公亮一样，也是三朝元老。而且，如果说作为北宋兵书《武经总要》主编之一的曾公亮是军事科学家，那么，主持了庆历二年（1042）对辽谈判的富弼则是杰出的外交家。当时，契丹来势汹汹向大宋索要土地，朝中文武个个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宰相吕夷简则趁机向仁宗“推荐”与自己不和的富弼。欧阳修担心富弼有去无回，提出反对，富弼却进宫对皇帝说：主上之忧就是臣下之辱。臣愿意出使北朝，不敢贪生怕死。[11]
结果，富弼为双方争取到八十年的和平。[12]
这样的大臣无论威望还是忠诚度都毋庸置疑。何况富弼既不像曾公亮那样力挺王安石，也不像韩琦那样明确反对王安石。让他和曾公亮一起担任宰相，按说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当然，为了表示对老臣的礼遇，宣布王安石的任命要迟一天。应该说，这是如意算盘，也是合理安排。[13]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事与愿违，熙宁二年并不平静，以后也一样。
◎熙宁二年（1069）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二月 初二 任命富弼为宰相
初三 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
初九 司马光请求外放，不许
二十七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王安石领衔吕惠卿为条例司成员
三月 十六 苏辙为条例司成员，提出去三冗主张四月 十一 副宰相唐介卒
二十一 条例司派出巡视员
五月 十八 吕诲弹劾王安石
二十一 王安石提交辞呈，神宗封还
二十二 王安石称病不朝
二十九 王安石面见神宗
三十 神宗下诏宽慰王安石
不详 苏轼称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六月 二十二 吕诲免职，吕公著接任御史中丞七月 初五 试行均输法
八月 初九 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顗因与侍御史知杂事刘述联名弹劾王安石而被贬出京十一 殿中侍御史孙昌龄被贬出京
司马光和范纯仁上书抗议
十二 同知谏院范纯仁免职
十四 范纯仁公布所有奏折，富弼罢工
十五 范纯仁被贬出京
十六 罢免苏辙条例司职务
二十七 程颢任监察御史里行
二十八 侍御史知杂事刘述等人被贬出京
九月 初四 试行青苗法，又称常平给敛法
十月 初三 富弼罢相，陈升之拜相
司马光发表歧视南方人的言论
十一月 初二 陈升之质疑制置三司条例司并拒绝领其事令枢密副使韩绛同条例司
初六 神宗欲起用苏轼，被王安石阻拦，换人十三 颁布农田水利法
十七 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反对变法
十九 吕惠卿与司马光御前辩论
闰十一月 十六 启用曾布
十二月 十九 条例司奏请差遣特派员推行新法初一 开始改革宗室待遇
二十一 吕公著攻击条例司
某日 苏轼上七千言书，王安石深恶痛绝
惹出事来的是王安石，掀起风波的是吕诲。不过，吕诲虽然被贬，却没有吓退那些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时，尽管御史中丞换成了王安石推荐的吕公著，唐宋两代却从来就有“台中无长官”的传统。也就是说，御史台的所有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可以弹劾宰相和副宰相，并不需要事先请示御史中丞。
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联名弹劾王安石的是刘述、刘琦和钱顗（读如以），职务分别是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和监察御史里行。唐宋两代的御史台下辖三院，台院的主要官员为侍御史，殿院的为殿中侍御史，察院的为监察御史。资历浅的非正式监察官员都叫里行，资深的侍御史兼知杂事，总领御史台日常事务，是仅次于御史中丞（台长）的中央最高监察部门二把手。
所以，侍御史知杂事刘述领衔联名弹劾，事情的严重性就不亚于吕诲独立作战。奏折的措辞更是严厉，痛斥王安石执政以来专横跋扈肆无忌惮，反唐尧虞舜祥和之道，用商鞅韩非权诈之术，弃祖宗仁民爱物之家法，改立与民争利祸害天下之新议，以至于人心浮动嚣然不安。因此，他们请求皇帝立即撤销其参知政事的职务，就连暗中支持王安石的宰相曾公亮，抵制不力的副宰相赵抃，也应该一并罢免。
这可真是重磅炸弹。
实际上吕诲被贬之后，御史台就一直群情激奋。奏折雪片般地飞进宫中，参加战斗的也不止这三人。王安石的应对则是一面指使开封府法官王克臣罗织罪名诬告刘述，一面奏请皇帝将刘琦和钱顗贬到外地去做管盐酒事务的小官。
钱顗立即上路。离开御史台时，他当众痛骂由于王安石的推荐而进入监察部门的同僚殿中侍御史孙昌龄：身为监察官员就该精忠报国，为什么要像奴才一样服侍王安石？你自以为得计，可以青云直上吗？我看你猪狗不如！
说完，钱顗拂袖上马而去。
孙昌龄莫名其妙被劈头盖脸骂得狗血喷头，只好硬着头皮出面弹劾那个状告刘述的开封法官王克臣，说他巴结权贵欺君罔上，又说了王安石新法的许多不是，这才撇清自己与王安石的关系，挽回自己在监察部门的脸面。[14]
结果，孙昌龄也被贬。[15]
这时，一位言谏官员看不下去了。此公名叫范纯仁，职务是同知谏院，即言谏部门的副长官。言谏与监察虽然任务不同，前者劝谏皇帝，后者监督官员，但由于都负有反映舆情之责，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何况这位范纯仁也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正是曾经的改革派领袖范仲淹。
与范纯仁并肩作战的是司马光。他直言不讳地说：王安石原本就不得人心，现在又因为他而罢免御史，这是双重的不顾民心向背。如果监察官员忠于职守也要受到处分，臣恐从今往后，天下人都会闭上嘴巴，陛下再也听不到真话。
范纯仁更是义愤填膺。他说：人臣以尽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只有这样，执政才不敢为所欲为，小人也才不能祸国殃民。祖宗创立的言谏监察制度如果被破坏，请问陛下靠什么保证长治久安？何况王安石离经叛道党同伐异，岂非倒行逆施，难道不该罢免？曾公亮同流合污晚节不保，赵抃心知其非而不能力挽狂澜，难道还要留任？[16]
这时的司马光和范纯仁同心同德，共同维护着帝制时代原本就稀缺的言论自由，以及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权利。尽管后来司马光也会变得跋扈，范纯仁跟他也要分手。
神宗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但王安石提出要将刘述送进大狱，皇帝也不同意。最后的结果，是刘述被贬到今天的江西九江去做知州，只不过是在范纯仁辞职之后。[17]
辞职并没有马上得到批准，王安石甚至悄悄托人带话给范纯仁：别走，政府已经在讨论安排你做知制诰。范纯仁却嗤之以鼻：这种话怎么传到我耳朵里来了？是要收买，还是吓唬？意见不被采纳，高官厚禄有什么用？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自己的奏折抄送中书省，等于发表了公开信。
王安石咬牙切齿，奏请皇帝重罚范纯仁。
神宗说：他没有罪，给个好地方做知府去吧！[18]
富弼却坐不住了。
作为三朝元老，富弼深知皇帝任命的初衷，原本也是打算维护安定团结的。他甚至在上任不久就将言谏和监察官员请到政府，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可惜没人体恤他这和事佬，谏院的长官就不客气地说：朝廷如果做得对，谁敢不赞成？做得不对，下官就算想赞同，也办不到呀！[19]
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王安石固然咄咄逼人，范纯仁也不依不饶。范纯仁说：富弼身受三朝厚恩，却不能以天下为己任，于公于私都不妥当。由于富弼与先臣（范仲淹）是老朋友，臣又是言官，不敢私下里向他提出忠告。因此，恳请陛下将臣的奏折交给他看，让他好好反省反省。[20]
富弼无奈，只好辞职。神宗也无奈，只好同意。
于是皇帝问富弼：爱卿离职，谁可替代？
富弼答：文彦博。
皇帝默然。过了一会儿，又问：王安石怎么样？
富弼也一言不发。[21]
神宗不想要文彦博，富弼不想要王安石，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落在了陈升之的头上。
不过谁都没想到，陈升之跟王安石也翻脸了。
[9]见《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己亥日条及庚子日条。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壬寅朔日条和乙巳日条。
[11]见《宋史·富弼传》、李焘《长编》卷一百三十五、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四庆历二年三月己巳日条。
[12]富弼使辽在公元1042年，宋徽宗联金伐辽在公元1122年。
[13]据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注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对王安石的任命原本还要晚几天，但因为神宗听到反对意见，这才提前到富弼拜相的第二天。此说可供参考。
[14]以上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黄以周等《拾补》卷五熙宁二年八月癸卯日条并注。
[1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黄以周等《拾补》卷五熙宁二年八月乙巳日条。
[16]以上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五熙宁二年八月乙巳日条、丙午日条。
[17]见《宋史·刘述传》。
[18]以上见《宋史·范纯仁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八月丙午日条、戊申日条、己酉日条。
[1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四月戊戌日条。
[2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八月丙午日条。
[2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月丙申日条，参看黄以周等《拾补》卷五熙宁二年十月丙申日条注。
国家体改委
陈升之能够当上宰相，其实应该感谢王安石。
福建建阳人陈升之也是三朝老臣，仁宗时期担任过枢密副使，熙宁元年七月任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是大宋的最高军事机关，长官叫枢密使，与副宰相参知政事同级，号称枢相，也是执政。但由于此前枢密使已由文彦博担任，陈升之便只能做知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并存，是他破的例。[22]
显然，神宗对陈升之也是另眼相看。
因此，熙宁二年二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简称条例司）时，陈升之便跟王安石一起成为负责人，排名在王安石之前。条例司设立的目的很明确：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换句话说，它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23]
这样看，陈升之应该算是改革派。
陈升之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七个多月，与王安石的合作多半是愉快的。所以，富弼离开宰相岗位后，作为同事和同志的王安石便建议由陈升之接任。这倒不完全是王安石的谦让，也因为陈升之的资格要老得多。[24]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陈升之刚刚担任宰相，就提出要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理由是这个机构名不正言不顺。他对皇帝说：臣既然在宰相的职位上等着犯错误受处分，当然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么臣领导的部门怎么可以叫“司”呢？[25]
听了这话，王安石只觉得可笑：宰相领导的部门怎么就不能叫司？东汉的宰相三公不就叫司徒之类吗？再说不叫司又叫什么？像六部一样叫作条例部，还是像枢密院那样称为条例院？恐怕你这位宰相大人也不干吧？那么，难道要仿照中书省，改叫条例省不成？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王安石对皇帝说：他是嫌这职务没面子！[26]
陈升之说：那就叫“制置百司条例司”。
这倒是讲得通的。我们知道，所谓“制置条例”其实是制定政策法规，三司则相当于国家财政委员会。因此，制置三司条例只是经济改革，制置百司条例才是全面改革。过去由于陈升之在枢密院，王安石在中书省，只好将这机构设在三司。现在两人都在“省”里，就没必要再叫“三司”了。
于是皇帝说：将条例司归属中书省，如何？
王安石不同意，理由是效率太低。他说：条例司之所以卓有成效，就因为机构独立成员少，遇事好商量。如果归属中书省，什么问题都要正副宰相意见一致，什么文件都要正副宰相共同签署，什么工作都要正副宰相批准安排，哪里还做得成事？所以，条例司不能改名，也必须单列，陛下总不至于担心臣在那里搞“独立王国”吧？
神宗当然不担心，担心也不能说。相反，在过了几天的又一次御前会议上，由于陈升之坚决不肯再管条例司，甚至坚持要撤销这个机构，皇帝便对王安石说：要不然条例司的工作就由爱卿自己一个人负责？
王安石说：这不合适。当初设立此司，陛下主张中书省和枢密院各出一人，臣请与枢密副使韩绛同事。
皇帝很爽快地就同意了。[27]
条例司设置之争也算告一段落，尽管它最后还是被撤并到中书省，但那是七个月以后熙宁三年五月的事。跟王安石结下梁子的陈升之离开相位就更晚，要到那年十月，而且是因为母亲去世。不过两人从此不和，则是事实。
那么，陈升之为什么要这样做？
正史的解释，是他对那个不三不四的条例司原本就不以为然。这是有可能的，公开提出改“三司”为“百司”就是证明。因为“制置三司条例”明摆着就是要理财，而理财在许多人看来是小人的事，为正人君子所不耻。[28]
可惜，这就是设立条例司的本来目的。王安石在御前会议上说得很清楚：从古到今机构的设置都是因时制宜。如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这也正是陛下要特别单独创建一个司，让陈升之与臣统领的原因啊！[29]
呵呵，不打自招。
为了理财而改制，可是正统士大夫不能接受的。陈升之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为了荣华富贵，他不惜假装拥护，得逞之后又翻脸不认人。这当然同样为正人君子或自命为君子的人所不耻，他们甚至给陈升之送了个外号叫“荃相”。荃就是捕鱼的竹器。《庄子·外物篇》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荃相的意思，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30]
这么说，陈升之是小人？
难讲，至少司马光对他看法不佳。他甚至认为福建人和长江流域的人都靠不住，前者阴险狡猾，后者轻佻浮躁，远不如北方人耿直敦厚。所以，当神宗皇帝问他陈升之拜相外面有什么反映时，司马光直通通地说：不好！两个宰相（曾公亮和陈升之）都是福建人，两个副宰相（赵抃和王安石）都是长江流域的。他们当国，岂能指望风俗纯朴？
哈，地域歧视？
◎有关人物籍贯一览
姓名 籍贯 主要曾任职
韩琦 河南安阳 三司使、枢密使、平章事
富弼 河南洛阳 平章事、枢密使
文彦博 山西介休 枢密使、太尉、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 安徽寿州 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韩绛 河南开封 枢密副使、同条例司、参知政事、平章事赵抃 浙江衢州 知谏院、参知政事
吕诲 河北廊坊 知谏院、御史中丞
范纯仁 江苏苏州 同知谏院
范镇 四川成都 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
郑侠 福建福清 安上门监
司马光 山西夏县 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平章事苏轼 四川眉山 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王安石 江西临川 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同条例司、平章事曾布 江西南丰 翰林学士、三司使
曾公亮 福建晋江 参知政事、枢密使、平章事陈升之 福建建阳 知枢密院、同条例司、平章事吕惠卿 福建晋江 条例司成员、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章惇 福建浦城 条例司成员、三司使、参知政事蔡确 福建晋江 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多少有点吧！
看看上面的表格就知道，司马光并非全无道理，但不无偏见，比如郑侠就是福建人，范纯仁则是长江流域的。神宗也显然不认可这套理论。皇帝说：陈升之是有才华的，其他人比不上，朕看他足以承担军国大任。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绘。
司马光说：才华确如圣上所言，大节不亏就很难讲。
宋神宗说：这一点，朕已经告诫他。
司马光说：富弼老成持重有人望，离职可惜。
宋神宗说：朕已再三挽留，他一定要走。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又与同僚不合，当然要走。
宋神宗说：爱卿是在说王安石吧？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很多人说他奸邪，恐怕批评过分了。王安石人品没有问题，只是不懂事，又固执己见。
宋神宗说：比富弼还敢作敢当的是韩琦，可惜太要强。
司马光说：韩琦实在是忠臣，虽然也有毛病。
君臣二人叹息。最后，他们说到了吕惠卿。
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跟宰相曾公亮是同乡，跟王安石则是老朋友。由于这两重关系，他最早成为条例司成员并被福建建阳人陈升之接纳。但对于此人，朝野争议很大。
于是宋神宗问：吕惠卿呢？爱卿看他怎么样？
司马光说：不是好人。
宋神宗说：朕看他应对自如，颇有才华。
司马光说：奸臣哪个无才？吕惠卿当然也有，可惜心术不端。将来害得王安石身败名裂的，一定是他。
神宗默然。[31]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听说了这段对话，估计听说了也会不以为然。事实上五个月后，司马光致函王安石，向自己这位老朋友坦诚地表达了担忧。他说，执政不可以不留意君子与小人之别。忠信之士在你得势之时，也许看起来面目可憎，将来却会伸出援手。相反，谄媚之人虽然现在能让你逞一时之快，但只要你倒霉，他们必定卖友求荣。[32]
此为王安石给做通判比部的友人的问安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安石当然不会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因为此刻的吕惠卿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条例司工作事无大小，王安石都要跟吕惠卿商量；变法需要的奏折和文件，也都由吕惠卿起草。当时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吕惠卿是王安石的颜回。[33]
因此，王安石客客气气地给司马光写了回信，只字不提吕惠卿，只是说既然你我道不同，那就不相与谋。[34]
冲突已在所难免，好戏也即将开锣。
[22]见《宋史》之陈升之传、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七月己卯日条并注。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并注。
[2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月丙申日条。
[25]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三司条例司废置”条、《宋史·陈升之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黄以周等《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乙丑日条。
[2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一月乙丑日条。
[27]以上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三司条例司废置”条、《宋史·陈升之传》、黄以周等《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乙丑日条。
[28]杨仲良《纪事本末》、《宋史·陈升之传》、毕沅《续资治通鉴》、黄以周等《拾补》均异口同声，称陈升之任职条例司时“心知其不可”。
[29]见黄以周等《拾补》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乙丑日条。
[30]见《宋史·陈升之传》。
[3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十月丙申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五卷末注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又见《宋史·吕惠卿传》。
[3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参看《宋史·吕惠卿传》。
[3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3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
司马光出走
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与司马光短兵相接。
这时当然还是熙宁二年。但自从二月二十七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朝廷的变化日新月异。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开始实行，吕诲和范纯仁等大批官员被贬，富弼离开相位并由陈升之接任，韩绛到了条例司，吕惠卿也由于变法有功备受赏识，在九月获得“崇政殿说书”的资格。
原封不动的，只有司马光。
司马光早就想走了。王安石担任副宰相六天后，他便向皇帝请求外放，但不被批准。神宗说：爱卿名闻遐迩，就连辽人都向使节打听爱卿做御史中丞的事，怎么能走？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继续做他的翰林学士。[35]
好在，他还可以给皇帝讲课。
讲课原本是王安石的主张。他第一次见到宋神宗，皇帝便向他要改革方案，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却提出先讲课，理由是只有讲课才能统一思想。思想不明确，方案没有用。[36]
神宗批准了这个安排，为此还有了段小插曲。
麻烦出在一个礼仪问题：站着讲还是坐着讲。王安石和吕公著两位翰林学士都认为，皇帝陛下当然是坐着。但陪读的也都坐着，讲课的反倒站着，并不合适，建议改革。
提议立即引起反弹，官员们七嘴八舌。反对者说：离开席位站起来说话原本是古今常礼，何况是在君主目前。站着讲课已经实行五十多年了，怎么能妄议轻改？
皇帝无奈，只好去问宰相曾公亮。
曾公亮答：臣在仁宗朝是站着的。
皇帝也只好对王安石说：爱卿就破例坐下吧！
王安石当然不敢。[3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说明问题。没错，王安石真能惹事，改革也确实很难。不过讲课也给了司马光机会。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他就讲起了萧规曹随的故事。
宋神宗问：汉代守着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答：怎么不可以？不要说汉，如果夏商周都能坚守禹、汤、文、武之法而不变，恐怕能延续到现在。
意思很清楚：祖宗家法不可改。
两天后，轮到吕惠卿。
吕惠卿讲《周易》，而《周易》主张变通。因此吕惠卿也借题发挥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数年一变的，还有世代而变的，也有百世不变的。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就变成九章，岂能一成不变？司马光歪曲篡改历史，分明是对现实不满，借古讽今，混淆视听，请陛下召他当庭对质。
神宗只好宣司马光上前，问他有何话说。
面对吕惠卿的公然挑衅，司马光表现出君子风度，非常低调地答辩说：臣并不认为保守先王之道，就是要坐视旧法之弊而不改，也无意讥讽攻击谁。臣的本分不过讲课，仅仅希望圣贤之言能够有助于陛下的天纵聪明而已。
吕惠卿却咄咄逼人。他说：司马光作为翰林学士，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官职而不能尽职就该辞职，有言责而不能尽言也该辞职，司马光为什么还不辞职？
司马光只好问皇帝：臣奉诏言事，已上奏折，比如制置三司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不知是否已达圣听？
宋神宗说：朕已经看了。
司马光说：这就不是臣知而不言了。今天公卿大臣都在这里，请陛下问问吕惠卿。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如不称职可以罢免，为什么要让中书省和枢密院侵夺其权？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究竟想干什么？只要条例不要道义吗？
吕惠卿不能回答。
司马光说：言不听计不从而未能辞职，确是臣罪。惠卿责臣，并无不当，臣领罪就是。
宋神宗说：今天不过相互讨论罢了，何至于此！
其他官员也赶紧出来打圆场。
神宗又对司马光说：爱卿千万不要生气。
司马光说：臣不敢。[38]
王安石却不干了。
不干的原因，是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熙宁三年的二月初一，韩琦在河北上书，状告王安石派遣提举官强制推行青苗法，无论贫富一律命令借款，就连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摊派，显然与扶危济困、抑制兼并的立法精神相悖，因此建议尽快召回各路提举官，改青苗法为原来的常平法。
神宗接到奏折感慨万分。他对宰辅们说：韩琦可真是忠臣啊！身在外地而心忧王室。朕原本以为此法利民，没想到害民如此！城市居民要什么青苗钱嘛！也要强贷？
王安石却跳起来说：城市居民有什么借不得？只要他们自愿贷款，那钱贷给谁不是贷？
这就是强词夺理了。因此这回两个宰相，同时也是两个福建人曾公亮和陈升之，也都站在韩琦一边。王安石见情况不妙，马上向皇帝交请假条，称病不朝。
皇帝也马上就想到了司马光。
实际上，神宗早就想要重用此君了，只不过王安石坚决反对。王安石说：司马光外托直言抗上之名，内怀收买人心之实，发表的都是害政言论，结交的都是乱政小人。陛下委他以重任，岂不是为持不同政见者树了一面大红旗吗？
神宗只好作罢。
不过现在王安石既然病了，那就不必再听他的，司马光也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没想到司马光却不干。他说：只要能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行青苗法，即便什么职位都不给臣，臣也受赐良多，感到十分幸福了。
言外之意也很明显：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不干！
神宗当然不能同意。他说：爱卿是枢密副使，按照法定职责应该谈军事，怎么说起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来？司马光却回答：没有接受新任命，就还是翰林学士，当然可以说。
君臣二人相持不下，王安石却上班了。
上班也不奇怪。因为接到病假条后，司马光便利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书的职权，借皇帝之口把他训了一通，而且话说得很难听：如今舆论沸腾，黎民骚动，你却居然要推卸责任以求自保。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这就等于把王安石的为人和变法统统否定了。王安石固然不能接受，并立即上书抗辩；宋神宗也觉得不对劲，赶紧下手诏安慰，又特地派吕惠卿去宣谕。最后的结果是：在家躺了二十天的王安石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39]
现在轮到赵抃狼狈不堪。因为在王安石病假期间，神宗曾经下诏停止实行青苗法。曾公亮和陈升之准备奉诏，赵抃却主张让王安石自己来做这件事情。谁知道王安石复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条例司驳斥韩琦的奏折。赵抃无法向天下人交代，只好上书朝廷，公开表明反对变法的态度，并在四月十九日辞去参知政事职务，出知杭州。[40]
接下来，九月十三日，宰相曾公亮辞职。[41]
陈升之更在赵抃之后就提交辞呈，只是没被批准。[42]
司马光也只好出走，到外地去做地方官，时间是在九月二十七。当然，神宗还是挽留过他。八月初八，司马光提出外放申请时，皇帝问：爱卿为什么不能留在京师呢？
司马光答：臣不敢。
皇帝沉吟良久：王安石是卿老友，何必自疑？
司马光苦笑：陛下想想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