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逆转
破镜难圆
熙宁八年（1075）二月十二日，开封城外的汴河还结着冰的时候，有位信使匆匆出发前往今天的南京。正史没有记载他到达的日期，但他出现在江宁城时，那里应该已是一片春光明媚，接到诏书的王安石心中更是暖洋洋的。
没错，皇帝让他回京重新担任宰相。
王安石没有片刻犹豫就动身了，甚至有正史说只用七天就到达京师。但这恐怕并靠不住。当时从江宁到开封的标准行程是二十二天，王安石日夜兼程也快不到这个程度，何况他进京之后第一次见到神宗皇帝是在三月二十七日。如果王安石在三月中上旬就到了开封，当中那么长时间君臣二人都干什么去了？宋神宗不是急于要王安石尽快工作吗？[1]
这个时间差，让人疑窦顿生。
实际上也有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王安石对于自己的复出其实内心纠结，至少并不那么跃跃欲试，证据则是途经江苏省邗江县瓜洲镇时写下的那首《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2]
看这意思，他似乎刚刚出发就想着何时回家了。
可惜这同样不足为凭。诗无达诂。既然刘禹锡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解释为满朝新贵弹冠相庆，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难道不能理解为功成身退衣锦还乡？况且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还有争议，与他的复出没准毫不相干。
王安石的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不过按照标准行程计算，王安石是在接到任命的第一时间就出发了，也在到达后的第一时间见到了皇帝。因为从二月十二到三月初四，从三月初五到二十七，路上不多不少都刚好二十二天。君臣相见恍如隔世，皇帝的口气也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爱卿离职之后，小人便七嘴八舌，全靠吕惠卿维持。现在清理得差不多了，爱卿可以有所作为。
王安石同样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是平静地说：小人纷纷扰扰，因此不敢安心职守。此番应诏复出，确实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以此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只不过臣老迈年高身心疲惫，恐怕不能持久，恳请陛下谅察！
宋神宗说：你我君臣不要心存芥蒂就好。[3]
当然应该如此，可惜破镜重圆又谈何容易。实际上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与神宗、韩绛和吕惠卿的关系都变了，韩绛甚至因为一件小事大闹别扭。当时，要任命一个人做市易司提举官，王安石认可，韩绛反对，皇帝表示不妨让他干起来试试看。韩绛便说：如果这样，臣这宰相做不得了。
皇帝大吃一惊：小事一件，何必如此？
韩绛回答：小事都争不得，何况大事？
据陈守成著《宋朝汴河船》第85页。此为北宋常用客船，王安石从江宁前往东京途中，可能乘坐这种船。
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只好让步。[4]
韩绛这个态度十分怪异。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议将王安石召回朝廷的人正是他，这一点下面还要再说。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故事，韩绛也在王安石复职之后半年离开相位去做地方官，再也没有回到中枢。[5]
至于吕惠卿，更是反目为仇。
最早参加变法并任职“国家体改委”的吕惠卿，称得上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不但正史认为他们两人情同父子，吕惠卿自己也对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发自内心像侍奉双亲一样忠诚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6]
这是实情，至少曾经是。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却看不起吕惠卿。某次，王安石与吕惠卿在家里讨论新法，王安国却在旁边用笛子吹奏起流行歌曲来。哥哥忍无可忍，训他说：老弟，你能不能远离那些靡靡之音？王安国答：哥呀，能不能远离那些小人？ [7]
吕惠卿恨得咬牙切齿，便在熙宁八年正月重新审理郑侠的处分时，将王安国并案处理，判了个削职为民。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面对皇帝派来的信使痛哭流涕。等到他重返京师时，弟弟还没离开国门。兄弟相逢，情景可想而知。[8]
王安石连遭打击，吕惠卿却高歌猛进。他刚刚成为参知政事就重新启动了市易务案的调查程序，理由是不能只听曾布一面之词。神宗皇帝的处理意见也让他喜出望外，吕嘉问和曾布被同时罢免，一起离开了京师。变法派阵营溃不成军满目疮痍，唯一春风得意的吕惠卿，便难免自我膨胀。[9]
膨胀的表现，是也发明了一种新法。
新法叫手实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民众申报财产，由官府核实后换算成市值，然后征收财产税。隐瞒部分经举报查明全部没收，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奖励举报或查实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们如狼似虎地冲进平民百姓家中翻箱倒柜，巴掌大的地方也要搜刮一遍，就连养了几只猪和鸡都要登记注册，牛、马和狗更是难逃法网。[10]
据故宫博物院《宋人画册》扇面画《耕获图》。原图为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25.7厘米，签题为杨威。此图描绘了宋代江南田园风光。
这可真是鸡犬不宁。
于是大家便都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王安石好。
韩绛也受不了吕惠卿的跋扈，据说还发现此人图谋陷害王安石，便秘密奏请皇帝将老搭档召回。实际上此事的来龙去脉正史语焉不详，已无从稽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确实再次被任命为宰相，时间是熙宁八年二月十一。[11]
此事显然大出吕惠卿的意料。我们知道，唐宋两代任命将相要用白麻纸书写诏书，叫宣麻拜相。于是，野史便绘声绘色地说，吕惠卿上朝时见宫中传出白麻纸，马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以为自己要当宰相。等到司仪官大声喊出王安石的名字，则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这当然未免夸大其词并不可靠，但要说吕惠卿闻讯愕然，则八九不离十。[12]
难怪宋神宗刚刚见到王安石，就要表扬吕惠卿了。
看来，皇帝陛下已经知道了什么，或预感到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能和衷共济。这个道理，相信王安石和吕惠卿也都明白。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帝制时代重大的人事变动总是会引起骚动。某些职位较低又没有什么坚定立场的人难免要考虑改换门庭，重新站队的过程中也会充满流言蜚语，其中之一便是吕惠卿曾经打算借一桩谋反案陷害王安石。[13]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相信这个传言，但显然很有不少“自告奋勇的热心人”愿意帮他报那一箭之仇。他们开始收集吕惠卿的劣迹和罪行，以便将其置于死地。
后面的案情十分狗血，陈年老账也被翻了出来。据监察官员称，吕惠卿曾利用职权伙同华亭知县强借当地富民钱款五百万购买田产。这当然问题严重。正好吕惠卿自己又屡屡辞职，皇帝便把他贬到了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4]
然而华亭案从熙宁八年五月底立案，审到熙宁九年六月初也没有结果。那些决心扳倒吕惠卿的人便瞒着王安石窃取了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夹在其他文件中送往司法部门，企图绕过调查程序给吕惠卿定罪。没想到，吕惠卿在中书省是有线人的，这个情报被火速送到陈州。得到消息的吕惠卿马上绝地反击，不但上书反诉，据说还极有杀伤力地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上面居然有“勿令上知”的字样。[15]
这下子麻烦大了，欺君罔上当然比以权谋私严重。于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吕惠卿对王安石的出卖，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如下面表格所显示，从吕惠卿上书到王安石罢相有四个半月时间差。如果吕惠卿的揭发材料中真有“勿令上知”之类的内容，王安石还能在相位上待那么久吗？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本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七年 四月 十九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七月 二十七 吕惠卿提出手实法
八月 十七 曾布和吕嘉问同时被罢免
熙宁八年 正月 初七 参知政事冯京罢，王安国削职为民二月 十一 王安石官复原职
三月 二十六 宋神宗与王安石谈话
闰四月 二十一 李逢谋反结案
五月 十六 韩绛为一件小事闹别扭
二十七 御史开始攻击吕惠卿
六月 二十八 韩琦卒
八月 二十一 韩绛罢相
十月 初二 参知政事吕惠卿罢
十二 权三司使章惇罢
十四 罢手实法
十二月 十五 元绛任参知政事
熙宁九年 六月 初七 吕惠卿自陈州上书控告王安石十月 二十五 王安石之子王雱卒
初五 御史中丞邓绾罢
二十三 王安石罢相，吴充与王珪拜相
[1]以上王安石复职事见《宋史·王安石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三书均称王安石接到任命即倍道赴京，唯毕沅书称“七日至京师”。此说应该宋代就有，故李焘书注称：嘉祐驿程，江宁府至京二十二程，此云溯流七日而至，恐未必然，当考。
[2]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讨论。此诗又题《夜泊瓜洲》，此处从钱锺书《宋诗选注》。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一熙宁八年三月己未日条。按，熙宁八年二月癸亥朔，三月癸巳朔，可知二月共三十天。信使二月十二甲戌日离京，行程二十二天，应于三月初四丙申日到江宁。从三月初五丁酉日到三月二十七己未日，也是二十二天。
[4]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四熙宁八年五月丙子日条及戊寅日条。
[5]见《宋史·韩绛传》。
[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辛未日条，又参看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9]重启市易务案调查程序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五月是月条，曾布与吕嘉问被罢免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五熙宁七年八月壬午日条。两书对曾布和吕嘉问被罢免的时间记载不一，这里不讨论。
[10]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七月癸亥日条。
[11]见《宋史》之王安石传、吕惠卿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关于王安石复职的前因后果，李焘书注中有考证，可见种种说法均不可靠，这里不讨论。
[1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野史所说吕惠卿的表现，李焘书注认为不实。
[1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闰四月壬子日条。
[1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历史上的华亭有两个，一个在今天的甘肃省，一个在今天的上海市，此处所称华亭属秀州，在今上海市。
[15]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丙午日条。
吕惠卿被诬
事实证明，吕惠卿是被诬陷的。
对于吕惠卿出卖王安石一案，最早提出质疑的是陆游的祖父陆佃。哲宗初年，陆佃由吏部调任礼部，以侍郎的身份参加《神宗实录》的编撰。写到这段历史时，检讨官黄庭坚主张按照当时监察官员弹劾吕惠卿的奏折表述，陆佃却认为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必须找到证据，核对事实。
黄庭坚说：按侍郎的主张做，岂非谄媚？
陆佃则说：照检讨的意思写，便是诽谤。
两人争执不下，陆佃便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下令将宫廷收藏的有关文件发下，看看当年吕惠卿上缴的王安石书信中究竟有没有“勿令上知”的字样。
档案调出，搜检的结果是没有。[16]
后来的正史却依然认定有。对此，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解释说：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话怎么能信？
这种逻辑十分可笑。郑侠也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话怎么就信？何况陆佃与王安石虽有师生关系，对于老师的改革却是存疑的，至少态度比较客观。他曾经对王安石说：新法不能说不好，实行的结果却是扰民，比如青苗法就是。
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怎么会这样？
陆佃说：因为老师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安石大笑：我岂是固执己见的人？
陆佃答：当然。但是外面都这么说。
于是，王安石不再让他参政议政，只让他做学问。[17]
事实上陆佃的学问非常好。他对此案的重新审视，便正体现了治学的严谨，甚至有“重证据，不重口供”和“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否则，他有什么必要为“欺师灭祖”的吕惠卿辩诬？相比之下，罔顾事实的人不该脸红吗？
没错，吕惠卿上缴的书信不止一封，不可能每封信里都有“勿令上知”的字样。但是陆佃的奏折说得很清楚，调出档案的目的就是要查明这一事实。那么请问，宫中为什么要扣住关键证据不发？太皇太后可是反对变法，既不喜欢王安石也不喜欢吕惠卿的。说那封信丢了就更不通。如此重要的证据，怎么会遗失，又怎么可以遗失？难道有贼？
结论只有一个：王安石根本就没写过那样的信，吕惠卿也没有出卖他。反目为仇是真的，恶毒攻击也是真的，但那是自卫反击，最多防卫过当，因为先下毒手的不是他。
那么，先出手的是谁？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读如乓）。[18]
说来王雱也是才子，甚至神童，却又是病人。他的心理恐怕是不健康的。据说，这位公子曾在父亲与程颢讨论如何推行新法时冲出来大放厥词：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大街上，新法自然盛行。此事虽被证伪，但要说王雱胆大妄为，王安石教子无方，则大约不诬。[19]
王雱对吕惠卿，也确实恨到了骨头里。原因可能是他们父子重返京师时，就听说了吕惠卿的种种忘恩负义。按照正史的描述，此人在担任参知政事之后就背叛了王安石，千方百计阻挠王安石复出。这种叛徒，当然人见人恨。
可惜此事查无实据，正史也只留下“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一句空话，什么细节都没有。唯一能够拿出来说说的，是他曾经想借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案大做文章，但同样没有细节。司马光的记载中只字不提，李焘也不采信。[20]
那么，吕惠卿究竟干过那些坏事没有？
没有，证据是熙宁八年六月神宗与王安石的谈话。皇帝告诉王安石：吕惠卿对爱卿很有意见呢！他说以前爱卿被人污蔑，他极力辩诬。现在他被诬，爱卿却一言不发。朕只好为卿再三解释。他又疑神疑鬼，怀疑有人挑拨离间。
王安石的回答是：臣不知道谁要陷害吕惠卿，也许他是疑心生暗鬼吧！不过，惠卿兄弟确实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事也做过分了。臣劝他们不要树敌，他们不听。[21]
这就很清楚。如果吕惠卿当真对不起王安石，他怎么会有委屈？更何况，李逢案发生时，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还没多少时间。就算他想做宰相，也不到时候吧？他的政治资本既然是变法，还得依靠王安石的影响力吧？这个时候就去把王安石搞臭，犯得着、划得来吗？
吕惠卿没有那么傻。
神宗的话，也分明是在为闹误会的好朋友做调解。
但是到了七月，吕惠卿却先是请病假，然后又几次三番提出辞职。皇帝当然不批准，还让王安石和另一位副宰相王珪去慰问。神宗说：什么事情都没有，为什么要辞职？
吕惠卿答：没有别的原因，力不胜任而已。
宋神宗说：天下事又不要你一人负责，何必呢？
吕惠卿答：臣确实能力有限。当年受命，只因安石外放朝中缺人，这才勉为其难。现在他已经回到相位，臣也早就该离开中枢，到地方上去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宋神宗说：安石复位，正该协力，为什么要走？
吕惠卿答：因为臣碍手碍脚。陛下圣明，应该看得出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动不动就请病假。诚如陛下所言，王安石必须觉得事有可为才肯复出。复出而不作为，那就一定是有不如意的地方。不如意，只因为臣在政府。臣以为，朝廷事可以无臣，却不可以没有他。这就是臣辞职的原因。
宋神宗说：安石必不忌讳爱卿。
吕惠卿答：当然不。但，如果陛下专心专意只听王安石一个人的，天下大治指日可待。臣在朝中于事无补，反倒横生枝节，实在是于公于私都有不利。实话实说，臣也不知道臣参知的政事，究竟是陛下的，还是王安石的？[22]
谁都听得出，这口气只是酸溜溜，而非恶狠狠。
不过到九月份吕惠卿再次辞职时，跟王安石之间就不但有政见分歧，也有个人恩怨了。尽管皇帝一再声明，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并不来自王安石，吕惠卿还是说，王安石和王雱父子已被小人包围，自己危在旦夕，只能选择离开。[23]
可惜，这里仍然没有吕惠卿陷害王安石的行迹。
然而散布和听信流言蜚语，却并不需要讲证据，也不需要讲逻辑，只需要有情绪。以王雱的性格，自然也不会像陆佃那样去求证。那好，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对于吕惠卿这种恩将仇报的小人，王雱认为不必手软。
吕惠卿在华亭买地一案由此兴起。
这同样是疑案。证据是熙宁九年六月初七神宗明确告诉王安石，御史中丞邓绾（读如晚）报告，已经查明吕惠卿借钱买地一事不实。要知道，这个邓绾可是王安石的人，弹劾吕惠卿的也正是他。如果连他都说没有证据，恐怕此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连最早弹劾吕惠卿的御史蔡承禧，后来也承认华亭案查无实据，只不过他称作“偶尔网漏”而已。[24]
王安石却认为，邓绾只是没有找到证据罢了，不等于举报不实，应该再派人查。王雱更是迫不及待，这才有了前面所说违法乱纪的事，也才逼得吕惠卿跟王安石翻脸。这恐怕就不能说是吕惠卿背叛，只能说是王雱坑爹了吧？
于是，当六月初七神宗出示吕惠卿奏折时，王安石也如五雷轰顶，只能如实报告做手脚的事自己并不知情。不过当他得知这是儿子干的蠢事时，其恼怒也可想而知。弄巧成拙的王雱愧对父亲，更是急火攻心，终于一病不起。
当月二十五日，王雱病故，时年三十三岁。
战友反目，爱子去世，谁能承受这双重的打击？王安石恐怕也不例外。但他还是又坚持了四个月，然后才在这年的十月二十三日离开相位和京师，再也没有回来。[25]
[16]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宋史·陆佃传》。黄庭坚当时的职务见《宋史·黄庭坚传》。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亦采信陆佃之说，但认可吕惠卿在王安石罢相期间做过有损于王安石的事。
[17]见《宋史·陆佃传》。
[18]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己酉日条即称：（王安石）与惠卿交恶，使人告发吕氏奸利事，皆自雱发之。
[19]见《宋史·王安石传》所附王雱传。此事之证伪，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20]以上两说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闰四月壬子日条，司马光和李焘的态度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注。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五熙宁八年六月丁未日条。
[2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六熙宁八年七月癸未日条。
[2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日条。
[24]神宗此言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邓绾弹劾吕惠卿见《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日条、《长编》卷二百七十五熙宁九年五月己巳日条，蔡承禧言见《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二月己酉日条。
[25]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己酉日条，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
邓绾倒台
爱子去世之后，自己离职之前，悲愤交加的王安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奏请皇帝将邓绾等人罢免。这是他在位期间被皇帝接受的最后一次建议，因此值得注意。
成都双流人邓绾是因为拥护变法而青云直上的。他原本是宁州（州治在今甘肃省宁县）通判，相当于副州长。这样边远地区的地方小官一般难入宰相法眼，邓绾却在朝野上下对新法议论纷纷的熙宁三年十月上书朝廷，声称：吾皇任用千古贤相，颁布青苗和免役等法，宁州民众无不载歌载舞颂扬圣泽。以臣亲眼所见推而论之，可知天下皆然。
王安石大喜过望，将邓绾推荐给皇帝。
神宗问：认识王安石吗？
邓绾答：臣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古人。
又问：认识吕惠卿吗？
邓绾答：也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贤人。
邓绾退下，去见王安石，两人一见如故。
王安石问：家属也一起来了吗？
邓绾答：匆匆进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王安石说：为什么不一起来？我不会让你走。
宰相陈升之和副宰相冯京却决定让邓绾回宁州，只不过由副职晋升为正职。邓绾大为不满，公开发牢骚说：大老远地把我叫来，怎么还让我回去？我不干！
旁边看热闹的人问：那你认为该做什么官？
邓绾说：总得弄个馆职吧！
馆职就是唐宋两代在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等处任职的官员，所选皆天下俊才，一经任命便是名流。众人见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便问：难道不会是谏官吗？
邓绾说：那也理所当然。
这实在贻笑大方，京师同乡更是羞与为伍。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家伙果然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在馆职中属于中等。于是邓绾便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26]
呵呵，小人得志啊！
两个月后，王安石也宣麻拜相。
从此邓绾官运亨通。熙宁四年四月，他成为最高监察机关二把手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兼任司农寺（国家农委）的负责人。我们知道，司农寺是熙宁变法期间的重要机构，诸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都由其制定推行，之前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吕惠卿和曾布。由于吕惠卿父亲去世必须居丧，王安石便让邓绾接替了吕惠卿。邓绾也没有辜负王安石，上任第一天就弹劾富弼拒不推行青苗法，给了反对派沉重一击。[27]
敦煌61窟壁画中的宋代收割场景。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王安石很满意。
于是到熙宁五年二月初三，邓绾便代理御史中丞，成为最高监察机关实际长官。这是破例的，因为由知杂事而升任中丞，之前从未有过。事实上，邓绾屡创奇迹：不经考试便由通判而任馆职，半年之后到御史台做秘书长，只用十个月就担任长官。如此平步青云，简直就是坐了直升机。
对此，神宗给出的理由是：邓绾不嫉贤妒能。[28]
但是到熙宁九年十月初五此人被罢免时，皇帝陛下的御批却是：邓绾居心险恶，天性奸诈。论事荐人，都不讲政治规矩。哈，措辞如此严厉，可谓雷霆霹雳。[29]
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接原因是邓绾的自作聪明。按照正史的说法，这家伙是个投机分子，靠巴结王安石上位，又在王安石罢相后投靠了吕惠卿。只是他没想到，王安石居然回来了。为了将功补过洗刷前嫌，便又成为王雱他们攻击吕惠卿的打手。
可惜邓绾的改换门庭，跟吕惠卿曾经暗地里陷害王安石一样查无实据，正史也只有“邓绾亦弥缝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一句空话。但根据同一史料，邓绾在御史台设专案组对吕惠卿华亭买地一事立案侦查，是王雱指使的。[30]
因此，王雱去世，安石请辞，邓绾便如丧家之犬。利令智昏的他，力劝神宗挽留王安石，乃至出言不逊，还要皇帝赐给王安石一座宅子。结果，不但皇帝龙颜大怒，王安石更是如坐针毡，只好上书弹劾邓绾，请皇帝严惩。
皇帝当然二话不说，将他撵出了御史台。[31]
投机取巧飞黄腾达的邓绾成了过眼烟云，留下的教训却很深刻。我们不禁要问：以王安石之廉洁自律，为什么会看上邓绾？以邓绾之八面玲珑，又怎么会自取灭亡？
这很值得琢磨。
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王安石的用人一直遭到诟病，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就有“王安石专用小人”条，名列其中的有邓绾，更少不了吕惠卿。
但是如前所述，吕惠卿恐怕是被污名化了的。他那个买地的事也在熙宁十年正月结案：华亭知县被判处脊杖刺字发配沙门岛（今山东省长岛县），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作为同案犯则只是被贬。据说，温卿是招了的，专案组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不过邓绾倒台，吕家就给温卿送去名叫“绾出汤”的药，办案人员也不再深挖细找，草草了事。[32]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专案组既然能够因为人事变动而不再追究吕温卿，又岂能保证他们当初不会为了讨好邓绾和王安石刑讯逼供？也只好让那华亭知县去做替罪羊，以此证明帝国一贯正确。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显然，这不是冤案，也是疑案。
何况就算吕惠卿和邓绾都是小人，又能怎样？没错，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也许都是正人君子，但也都反对变法。那么请问，王安石是该选择为了做一个所谓好人而放弃改革，还是应该为了变法不拘一格地唯才是举呢？答案恐怕不言而喻吧？
麻烦还在于，无论邓绾或吕惠卿人品如何，王安石自己都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变法看作道德的事业，也能够以此为标准重新界定小人与君子：凡是拥护变法的都是君子，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小人。
呵呵，两个凡是。
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错在哪里却只能在讲完司马光的故事之后，到第四章再讨论。实际上，作为践行者，王安石想不了那么多，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只能依靠那些拥护变法的人，不管他们的拥护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是为国为民，还是自私自利。此外，他别无选择。
事实上，变法派成员五花八门，发自内心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吕惠卿就是。要知道，他参加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头绪，前途也十分渺茫，他其实无利可图。若非真心诚意，他也做不出那么多贡献。至于后来与王安石分手，其实有多种原因，王安石又岂能预料？
何况并非所有人都背叛了王安石。邓绾就没有，他只是做了蠢事。邓绾的愚蠢在于，他居然忘了，大宋的江山从来就姓赵不姓王，真正大权在握的是皇帝。因此，当他为了留住王安石而跟神宗较劲时，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同样，当王安石将政敌和战友都驱逐出朝时，他也自己给自己断了后路。别忘了，赵宋官家历来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皇权。因此，如果朝中俊杰只有王安石一人硕果仅存，那么对不起，这颗果子就该摘掉，否则皇帝陛下还怎么称孤道寡、君临天下？
看来，邓绾和王安石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是的，他们都看错了宋神宗。
[2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癸亥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十月辛酉日条。另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馆职名存》，馆职分三等，上等叫修撰，中等叫校理，下等叫校勘和检讨。
[27]以上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丁卯日条及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四月戊申日条。曾布同判司农寺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朔日条，吕惠卿判司农寺见《宋史·吕惠卿传》，时间当在熙宁二年九月。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癸丑日条，《宋史·邓绾传》。
[2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
[3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与壬辰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正月戊寅日条。
帝王心思
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无从稽考。那天的气氛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王安石便谈起对吕嘉问的安排。当时，吕嘉问已经回到京师，参与了王雱他们与吕惠卿的斗争，但没有被追究。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为集贤院学士，皇帝的答复则是放放再说。[33]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王安石便旧话重提。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只是回过头去发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听说相公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头答道：是。
又说：陛下坚留，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34]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伪莫辨。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从太宗到神宗，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35]
事实上，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他在罢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1078）正月被封为舒国公，又过了一年多，改封荆国公，从此人称“王荆公”。甚至到他病故时，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也仍然被追赠了太傅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至少，这时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责任当然在王安石。众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称号，一根筋认死理，只论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说起话来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不修边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熙宁五年到七年讨论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问一句说一句，王安石就顶一句驳一句，简直问都问不得。说到激动时，不是指控同僚结党营私破坏改革，便是批评神宗不识好歹不明是非。[36]
如此作风，谁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罢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恐怕也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宁冷静冷静，改改你那臭脾气吧！改了，朕还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实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据说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现在圣上对我，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依然故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想闹情绪就闹情绪，想请病假就请病假。[37]
这在王安石，或许既是出于对主义的坚持，也是出于对神宗的信任。他曾在复出之后两三个月时说：臣之所以敢于直言，只因为陛下能够容忍臣下犯颜谏争。否则，安石就算有十个胆子，又岂敢忘记明哲保身的古训？不过，陛下修身立德虽然堪比尧舜，是非分明却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赏，出问题的不能罚，岂能要求大家都说真话？
听完这话，宋神宗也笑了。他说：台官只有挨骂挨批和撤职查办的份，何尝有过奖赏？现在找个愿意干的都难。
王安石说：不知道唐太宗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38]
这当然可以传为美谈。可惜好景不长，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应该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当时宰相韩绛和副宰相吕惠卿都已离职，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却又请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问个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对新法的人。
神宗很为难。他说：据反映，民间也叫苦。
王安石说：冬天刮寒风，夏天下暴雨，老百姓不也叫苦连天吗？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大惊小怪？
神宗说：就不能没有寒风和暴雨吗？
王安石不高兴，继续生病。
这一次，神宗又迁就了王安石，只要是他推荐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等于皇帝心中就没有阴影，没有想法，没有疙瘩。[39]
是啊，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谁的？
宋神宗心里翻江倒海，吕惠卿也来火上浇油。熙宁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彻底翻脸的吕惠卿，在奏折中说了这样的话：请陛下想想，陛下平时是以什么人的待遇对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许的？三纲五常、君臣大义和政治规矩，难道可以由于他一个人而废掉吗？[40]
皇帝很可能心头一紧。
我们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宁五年七月。那时有个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发奇想上书朝廷，请求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礼仪由君臣改为师生，还提出取消枢密院，把权力集中到中书省，以便王安石大权独揽，令行禁止。
这真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
神宗当时就极为不悦。他对王安石说，这肯定是个轻浮浅薄的家伙。王安石却说：人才难得呀！[41]
嗯？什么意思？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还想起熙宁七年四月，就更会心惊胆寒。当时旱情严重朝野不安，自己也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王安石却说什么水旱常数，不足为虑，丝毫不肯为朕分忧。好吧！你既然是连天命都不畏惧的，想必也不在乎天子。[42]
不用想了，宰相必须换人。
毫无疑问，熙宁九年十月下旬神宗的心理活动，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这里说的都是猜测。但，接任的是枢密使吴充和参知政事王珪，却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吴充虽然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对王安石的做派却不以为然。正史也说得很明确，吴充担任宰相，是因为中立无私。[43]
至于王珪，更是阿弥陀佛。此人是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的同一天任参知政事的，之前则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翰林院共事。熙宁元年八月，那两人为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王珪却对神宗说，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唯陛下圣裁。[44]
担任宰相后，王珪变得更加乖巧，决不多嘴多舌，一切听从皇帝指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上殿叫取圣旨，进殿叫领圣旨，出殿叫已得圣旨，人称“三旨宰相”。[45]
神宗皇帝很满意。
这就是邓绾他们看错宋神宗的地方了。没错，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也主张集权。但，王安石是为了变法而集权，宋神宗却是为了集权而变法。因此，当他实现了集权之后，就不能容忍有人分权。王安石也必须走人，哪怕没有了王安石的朝廷和岁月变得非常无趣，简直乏善可陈。
实际上，尽管为了厉行改革，神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王安石不喜欢的人打发到外地，终使王安石一家独大，但这绝不是神宗理想的模式，也不是大宋传统的模式。赵宋官家最喜欢的，是朝中大臣既不铁板一块，也不撕破脸皮，总有人发表不同意见，然后由皇帝来终审和仲裁。
这，大约就是所谓“帝王之术”吧！
不过，之前北宋朝廷基本上没出大乱子，也因为士大夫和皇帝都对这祖宗家法心领神会，小心翼翼维持着方方面面的平衡。这一点，富弼是懂的，但被王安石搅黄了；神宗更是懂的，但被司马光搅黄了。因为按照神宗的想法，最好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在朝。哪怕轮流坐庄，也不错。
问题是，司马光做了宰相，就一定很好吗？
也难讲。
[33]吕嘉问参与王雱违法乱纪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4]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引（南宋）吕本中《杂说》。
[35]见《论语·八佾》。
[36]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日条、卷二百三十九熙宁五年十月丁亥日条、卷二百四十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日条、卷二百四十二熙宁六年正月辛亥日条、卷二百四十六熙宁六年八月庚寅日条、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庚戌日条、癸丑日条及戊午日条。
[3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引（南宋）吕本中《杂说》。
[3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巳日条。
[3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熙宁八年十一月丙戌日条。
[4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
[4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五、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熙宁五年七月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