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所在
苏轼下狱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被捕，罪名诽谤。
逮捕令是神宗皇帝亲自签署的，专案组则由言谏机关的长官知谏院张璪（读如早）和监察机关的长官御史中丞李定负责。皇帝还批示，由御史台选派朝臣一人前往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将时任知州的苏轼捉拿归案。[1]
敕令一出，如雷霆霹雳，不及掩耳。
御史台选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不敢怠慢，带着一个儿子两个法警立即出发，日夜兼程。驸马都尉王诜（读如身）也不敢大意，马上派人通过苏辙给苏轼通风报信。两拨人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幸亏苍天有眼，皇甫遵因为儿子生病在路上耽误了半天，猝不及防的苏轼总算有了思想准备。
没过多久，皇甫遵也到了。
皇甫遵到达湖州之后，便径直走进州衙。这位钦差大臣全身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里，两个法警白巾青衣一左一右护卫在旁。他们俩左顾右盼面目狰狞，不知道要干什么。
来者不善，苏轼吓得不敢出门。
这时知州的职权已由通判祖无颇代行。祖无颇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出去见他。
苏轼问：那我穿什么衣服？
祖无颇说：还没定罪，当然穿官服。
苏轼便也一身官服手持笏板走到庭院站定，祖无颇率领州衙其他吏员戴着头巾站在背后。一眼望去，但见两个法警怀里鼓鼓囊囊，看起来像是匕首，后来才知道是公文。
皇甫遵却半天不开口，只是盯着苏轼看。
苏轼被看得心里发毛，便硬着头皮对皇甫遵说：轼近来得罪颇多，看来今天是要赐死。君要臣死，臣不敢辞。只是恳请钦差法外开恩，让苏轼回去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说话：倒不至于。
祖无颇便上前一步说：总应该有公文吧？
皇甫遵问：你是什么人？
祖无颇答：代理知州祖无颇。
皇甫遵出示御史台公文，原来只是逮捕令。
但，必须立即执行。
据戴钦祥等著《中国古代服饰》第98页。
两个法警也上前一步，拿出刑具。
风流倜傥的苏轼就这样被捆起来带走了。湖州民众闻讯赶到码头送行，泪如雨下。他们感慨地说：一个太守被捕也只在顷刻之间，简直就像抓一只鸡、一条狗。[2]
这不奇怪。在皇权政治的时代，不要说知州，宰相又能如何？问题是，苏轼究竟有多大的罪，要这样对待他？
也不过几首诗而已。
苏轼担任湖州知州后，照例要上表谢恩，一个早就存心找茬的御史在奏折里发现了“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语，另一个御史又在苏轼诗中发现了攻击新法之辞。御史中丞李定掌握了这些材料，便上书弹劾苏轼，奏请皇帝严加惩处以儆效尤。[3]
神宗也果然龙颜大怒。
李定等人要害苏轼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因拥护变法而青云直上的，何况扬州人李定还是王安石的学生。熙宁三年四月，时任秀州（治所在今浙江省嘉兴市）军事判官的李定初到京师，便去拜访王安石的朋友、担任过制置三司条例司成员的谏官李常。李常问：南方民众对青苗法怎么看？
不知底细的李定答：全都拥护，没有人说不好。
李常却是反对青苗法的，听了很不高兴，便说：这话你不要到处乱讲，朝廷对此争议很大。
于是，李定便去见王安石。他说：学生进京，只知如实禀告，没想到有些话不能讲。王安石却很高兴。他说：如果见了圣上，当然要实话实说，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
后来进宫，李定就大讲青苗法如何得人心。
结果，神宗皇帝也很高兴。
李定从此飞黄腾达。当月，在韩绛取代赵抃担任副宰相的同一天，李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那个反对青苗法的知谏院李常，则在三天后被贬到外地去了。
这可是破坏规矩的。因为州的判官进御史台工作，必须由吏部考核，有御史推荐。所以，神宗签发的任命意见便被翰林院三位负责起草文件的知制诰四次封还驳回，直至他们三人被罢免。李定迫于舆论压力，也请求辞职。[4]
不过，像这样不按正常程序提拔的官员为数不少。这些人被舆论称为“新进”，王安石、吕惠卿那样的则叫“生事之臣”。所以，当苏轼说“难陪新进，老不生事”时，他们敏感的神经就被刺痛，后台老板宋神宗也极为恼火。
但，反对派大有人在，下狱的为什么只有苏轼？
因为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都是公开反对。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让皇帝觉得动机纯正，精神可嘉。苏轼当然也不鬼鬼祟祟，所以神宗对他一直怀有好感。可惜，他不但上书，还要写诗。
写诗又有什么不对呢？
上书是对皇帝讲，写诗是对民众讲。对皇帝讲，话再难听也是忠君爱国。对民众讲，就有居心不良之嫌。何况诗是很容易煽动情绪的，苏轼的读者和粉丝又多。如果李定他们以颠覆政权的罪名起诉，请问谁能替他辩护？
也只有皇帝本人。
此刻神宗却正火冒三丈，因为苏轼写的是讽刺诗。比如朝廷要禁私盐，他就写诗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当然是讥讽，因为《论语·述而》说，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以后，三个月不知道肉味。现在大宋的小民也忘记味道了，但不是因为音乐美妙，而是吃不到盐。
还有一首是讽刺兴修水利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翻译过来就是：东海龙王如果了解我们英明领袖的好主意，应该自动将沧海变成桑田，怎么还不变呢？[5]
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地在讥讽神宗。
换了别人，恐怕也忍无可忍。
难怪苏轼会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与犯人和狱卒为伍了。御史台又叫柏台或乌台，因为西汉在御史府种了很多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早出晚归。本案由诗而起，又由御史告发、御史台审理，所以也叫“乌台诗案”。[6]
听这名字，该是文字狱吧？
对不起，恐怕不是。
李定他们倒是想做成文字狱。八月十八日苏轼关进御史台大牢后，这伙人就想把案子越弄越大，据说还是“奉圣旨根勘”。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寻根问底，给朕查个明白！[7]
实际上他们也做到了。苏轼所写的文字，但凡能够找到的都调到了御史台，发现蛛丝马迹就无限上纲。于是，不但苏轼本人看起来罪大恶极，涉案人员更多达二十六人，包括泄密的驸马都尉王诜，也包括其实并无过错的司马光。
结案意见是：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这意思，显然就是要判处死刑。
但是结果呢？王诜等人罢贬，司马光等人罚款，苏轼则由御史台派人押往黄州（今湖北省鄂州市）监视居住，官阶团练副使，相当于中校团副。到元丰七年（1084）七月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实住常州）为止，他在黄州住了四年，写下了著名的《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还在名叫东坡的地方盖了房子，自称东坡居士，从此人称苏东坡。[8]
雷声大，雨点小啊！
那么，原因何在呢？
[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日条。
[2]以上见（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3]在苏轼奏折中找出问题的是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在苏轼诗中找出问题的是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均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一书。李定等人弹劾苏轼事亦见注一引李焘《长编》和毕沅《续资治通鉴》。
[4]见《宋史》之李定传和李常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及壬午日条。李常被贬事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
[5]两诗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日条。
[6]见《汉书·朱博传》。
[7]据（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8]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条、《宋史·苏轼传》。元丰七年正月，令苏轼由黄州徙汝州，苏轼求常州，从之。
皇权本是钟摆
传统的说法，是有人救了苏轼。
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离开相位闲居江宁不问朝政。但听说苏轼危在旦夕，却立即上书皇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很关键。因为当时营救苏轼的人虽然也有，比如张方平和范镇，结果却是自己也变成了同案犯。所以时事评论员们便认为，苏轼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的命也只有他救得了。[9]
再就是仁宗的皇后曹氏了。这时她是太皇太后，正重病在身，将离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对他说：当年苏轼兄弟进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说是为子孙发现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写几首诗也算有罪，过分了吧！[10]
神宗皇帝不说话，只是流眼泪。
两位重量级人物伸出援手，苏轼终于死里逃生，哲宗继位后又入朝为官。元祐三年（1088）四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在夜间召见殿中值班的苏轼。这时距离乌台诗案的发生，已将近九年。
太皇太后问：爱卿前年做什么官？
苏轼答：团练副使。
又问：现在做什么官？
苏轼答：翰林学士。
再问：知道为什么升得那么快吗？
苏轼答：幸遇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说：不对。
苏轼说：莫非是大臣推荐？
太皇太后说：也不对。
苏轼大惊失色：臣虽无行，却也不敢走邪门歪道。
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呀！先帝读卿文章，总是感叹再三，连称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重用而已。
苏轼听说，五味杂陈，失声痛哭。
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君臣哭作一团。[11]
这事十分耐人寻味。神宗确实欣赏苏轼，未及重用也是事实。问题是，时隔多年，作为母亲的太皇太后为什么要旧话重提？难道是要变相地为乌台诗案打补丁？ [12]
倒也未必，因为神宗并不想杀苏轼。
这是有证据的。苏轼下狱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曾经为他求情。王安礼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如果苏轼受到惩罚，臣恐后世批评陛下容不得才子。
神宗回答：放心，朕就没打算深究。[13]
这个心思当然只有皇帝自己知道。因此某次上朝，宰相王珪便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是指控谋反，神宗也立即正襟危坐问道：此人固然有罪，但不至于此，卿何以知之？
王珪说：有诗为证。
神宗问：什么诗？
王珪答：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17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时作，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前面说过，王珪从来就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的。如果连他都来落井下石，可见朝中已是一片喊杀。事实上当时风声之紧人人皆知，皇帝在对王安礼交底时也特地告诫：这些话你不要传出去，以免他们在整治苏轼时连累到你。
所以，如果神宗要将苏轼置于死地，王珪提供的便正是机会。然而皇帝却说：诗人之词，岂能这样解读？他那诗朕知道，是写桧树（桧读如贵）的呢，关朕什么事！
章惇在旁边也说：人君人臣，都可称龙。
神宗说：没错。诸葛亮就是卧龙，难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张口结舌，面红耳赤。[14]
显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狱，简直易如反掌。苏轼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时代，有十个脑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没有被杀，没有被禁止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没有毁版，朝廷也没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检查一遍。这就说明，神宗并不曾想要杀鸡儆猴，借此机会钳制言论，禁锢思想。相反，有此四个没有和一个不曾，可以断定乌台诗案不是文字狱。
不过，也就只差一点。
证据则在办案人员的深文周纳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本是苏轼写牡丹的，也被说成是指桑骂槐。如此办案，岂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狱？只是未能得逞而已。[15]
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16]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
[9]见（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九《读诗谳》。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月乙卯日条。
[11]见《宋史·苏轼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条，参看李焘《长编》卷四百九。
[12]据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乌台诗案四年后，神宗曾经打算任命苏轼知江州，未果。
[13]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条。
[14]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
[15]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16]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东坡五。
[1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亥日条。
改革与道德无关
元丰七年（1084）七月，神宗命令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苏轼上表谢恩，同时请求在有自家田产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已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便从黄州顺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过金陵。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苏轼今天胆敢以野人的模样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说：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
东坡说：苏轼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门下用我不着。
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不知还得几百年才会再有如此人物！[18]
这是实话。
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
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19]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20]
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
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21]
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不，政治挂帅。
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
王安石是有道德的。
所以，王安石变法是道德的。
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反对变法是不道德的。
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
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是小人。
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
司马光是有道德的。
所以，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主张变法是不道德的。
王安石和吕惠卿主张变法。
所以，王安石和吕惠卿是小人。
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岂止荒唐，还会制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这样做的。变法之前他就对神宗说，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因为能够识别小人与君子，并将那些凶贼统统诛杀。结果怎么样呢？被指控为凶贼的竟是忠诚而友善的富弼，司马光、韩琦和苏轼等人则被指控为流俗。[22]
这种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对派也可以。
比如李定，几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小人，证据是他居然不为母亲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实际情况是，李定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岂敢服丧？没错，此人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堪称邪恶，却不等于他可以或应该被冤枉。[23]
还有章惇。此人是跟吕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证据之一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当然是奸。[24]
呵呵，这样不以权谋私的奸臣，还真没见过。
御史中丞刘挚的弹劾状也很可笑。他说，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祸国殃民却坚持己见，无非是怕以后见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宁可辜负朝廷。好嘛，吕惠卿反目为仇，你们说他奸；章惇始终如一，也说他奸。那么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忠臣，又该怎么对待王安石呢？装作不认识吗？[25]
诸如此类，实在不值一驳。
至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奸，是狠，是疯狂。
不过，最疯狂的还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称大名鼎鼎，读过《水浒传》的都会说他是奸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马光的党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下令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人人都说时间太紧，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说：如果大家都像阁下这样，还有什么政策不能落实，什么法令不能实行？[26]
然而怎么样呢？蔡京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知道，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样也是反对元祐年间之政策的。他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将反对新法恢复旧章的人统统列入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上了榜单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苏轼的著作还被焚毁。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奸，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28]
此碑是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位于广西融水县，为国家一级文物。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29]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30]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18]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北宋）蔡絛《西清诗话》，同时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七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条。
[20]见中华书局《苏轼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2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八月庚戌日条。
[2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十月壬寅日条、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六月甲戌日条。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
[24]见《宋史·章惇传》。
[2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日条。
[26]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宋史·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日条。
[27]以上见《宋史·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有关记载。现存国家一级文物“元祐党人碑”为元祐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祐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28]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即称章惇以刚直不阿著称，就连是否应该为蔡京恢复名誉也认为可以商量。见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29]请参看刘刚、李冬君《自由的款式》。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条。
执政岂能大无畏
熙宁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变法开始一年以后，神宗皇帝召见副宰相王安石，问了他一个问题：外面议论纷纷，称朝廷有“三不足”之说，卿知道吗？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说：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陛下躬亲听政，唯恐伤民，怎么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虚怀若谷，怎么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几。家法如不可变，祖宗为何要改？[31]
此事没有下文，“三不足”却成为疑案。请问，王安石说过这些话吗？如果说过，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反对派又为什么能抓住大做文章？这是编得出来的吗？
何况怎么看，也都像他说的。
因此，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判断是：无论王安石是不是说过这三句话，或有过诸如此类的言论，“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32]
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没错，按照现代科学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因果关系。像西汉董仲舒他们说的那样，发生地震或水灾是由于统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错误，并不成立。但是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却有积极意义。因为中华帝国的掌舵人，无论皇帝还是代行皇权的，权力都实在太大了。他们既不像后来欧洲的帝王那样有教皇和教会制约，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诸侯制衡。管得住这些人的，只有老天爷。
所以，当王安石他们表现出不惧天变的苗头时，老宰相富弼就忧心忡忡。他说：人君畏惧的也只有天。如果连天命和天谴都不害怕，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33]
的确如此。也难怪后来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胆敢那样肆意妄为，因为精神导师王安石已经帮他们打消了顾虑。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34]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论“三不足”前后与青苗法有关事件一览表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二年 九月 初四 试行青苗法
十一月 十九 司马光与吕惠卿辩论青苗法
熙宁三年 正月 初二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二十六 张方平因反对青苗法出知陈州
二月 初一 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
三月 初二 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批评青苗法王安石称病不朝
初三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
条例司疏驳韩琦
文彦博批评青苗法
陈留县抵制青苗法
十七 范镇抵制青苗法被罢
二十一 王安石论“三不足”
二十五 孙觉因反青苗法被贬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吕公著反青苗法被贬
十九 参知政事赵抃反青苗法被罢
李定颂扬青苗法
二十二 知谏院李常等人反青苗法被贬
史称台谏一空
冰火两重天，岂能不亢奋，不狂躁？
不能说朝廷听到的捷报都是谄媚逢迎的谎言，李定就不像是撒谎的样子。更不能说韩琦他们是恶毒攻击。文彦博说得对：韩琦三朝宰相，难道不比那两个宦官可靠？[37]
因此，可能的事实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实施情况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们看见了好的，而韩琦他们发现了问题。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冷静。
王安石却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奉旨去中书省见他，他一开口便声色俱厉。程颢则不紧不慢地说道：讨论公事，就不能心平气和好好说话？
于是，程颢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38]
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结果是什么呢？众叛亲离，就连最早将他推荐给皇帝的韩维也离他而去。王安石却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为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利国利民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这种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优越感，让他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
司马光也一样。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差役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
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悲剧就这样酿成。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同样，之前的“不合作主义”也未必可取。
毫无疑问，不合作本身并没有问题。作为个人，谁都有权利不予合作，作为政治家却需要慎重考虑。如果面对的是专制政权或纳粹政权，岂止不能合作，还该奋起抗争。然而宋不是。宋代政治至少是开明的，表现就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岂非更好的选择？
但是司马光做不到，因为他要坚守道德立场，占领道德高地。结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却不能相容。何况祖宗家法只是规定了皇帝不能独断专行，文官集团意见分歧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皇帝倒是没有独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反而成了独裁者，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结果呢？离皇帝独裁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变得越来越难，最高权力受到的制约也越来越少。因为变法原本就有集权倾向，党争则更是便宜了皇权。何况祖宗家法只是政治规矩，不是政治制度。如果连这也不足守，士大夫们又内讧不已，本来就脆弱的政治文明便会荡然无存。
显然，政治文明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那就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怕在战场，都不能鼓吹和提倡什么大无畏的精神。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有敬畏才有底线。所以，司马光终其一生，都只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会进行人身攻击。到宰相变成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再到胆大包天底线全无的蔡京，则不可收拾。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
恐怕想不到，他已经完全被自己的大公无私和无所畏惧陶醉了。这当然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问题在于，王安石变法的动机，就当真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3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壬子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三月己未日条。此事发生日期，毕沅书不明，仅系于壬子日条下，黄以周书明确为己未日，今从黄以周。
[32]漆侠《王安石变法》一书即认为，“三不足”是反对派造的谣言，但符合王安石的为人。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则不但认为王安石亲口说过这三句话，而且还认为这“三不足”正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3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3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四月丙午日条、五月癸巳日条。
[35]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六十六“三司条例司废置”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36]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六十六“三司条例司废置”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三月壬辰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三月戊子日条。
[3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甲午日条。
[38]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
目的是个问题
熙宁四年（1071）五月，北宋首都发生了一起上访群众大闹京师的事件。据正史记载，闹事的是开封境内东明县的农民，人数上千。他们先去了开封府，后去了御史台，而最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居然冲进了王安石的私人住宅。
这事可就真闹大了。
神宗闻讯，下令立案侦查，案情也很快查明。御史中丞杨绘报告，这些群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在推行新法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原因则在司农寺（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实施细则和越权干预。开封府当然不予受理，上访群众一怒之下便冲进了宰相家中，却被告知此事相府不知。不过，王安石还是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来，知县知道吗？
上访群众说：不知道。
然后，他们又去了御史台，被杨绘劝散。
此事的后续不甚了然，王安石却显然挨了一棒。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变法是为了让民众过上好日子。那么，东明县这些农民又为什么要上访呢？何况还是在农忙季节。
王安石只好把一肚子气出在东明知县身上。他说：这个知县也太不像话。自己的问题不去解决，却往上面推。如果天下人都像这样，动不动就进京拦驾击鼓，聚众闹事，那还成何体统！治百姓就该动真格的，不能示以姑息。[39]
看来，他还是不肯检讨自己。
那么，激怒了东明县民的，又是什么呢？
免役法。
前面说过，免役是王安石最得意，司马光最痛恨，苏轼认为修正后可以保留的新法，核心则是差役的货币化。货币化的好处第一章已经讲过，道理则如苏轼所说，出钱的不用出力，出力的不用出钱，天经地义，各得其所。[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