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的一天，幽禁在龙岗山上的张学良突然感到腹下隐隐作痛，吃了几粒消炎药后，不见好转，到了晚上，张学良腹痛加剧，经随队医生诊断，他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手术。
刘乙光清楚地记得，临来龙岗山前戴笠的指示：张学良如患病，外科找贵阳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飞，内科病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但无论如何，事前都应向重庆方面请示。
但张学良这次的病来得如此突然，病情又那么严重，要想等重庆的指示显然已来不及了。刘乙光担心张学良病情恶化，发生不测，于是就自作主张，去找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求帮助。吴鼎昌也怕耽误了医治，无法交代，就立即与中央医院沈克飞取得了联系。
刘乙光在吴鼎昌的帮助下，把奉命西迁到贵州的南京中央医院外科病房全包了下来，张学良马上被送进了外科特别病房，入院诊断时已阑尾穿孔引起腹膜脓肿。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经急救开刀引出脓液，切除了阑尾，张学良脱离了危险。
事后，刘乙光将张学良手术情况电告上司戴笠，戴笠立即回电指示：准许张学良住院，但要严加戒备。刘乙光于是就按戴笠的旨意，对张学良病房严加监视，除了沈克飞和“特护组”的医护人员外，其余人一律不许入内。
然而，手术的张学良因为创口脓未清完，引起感染，病情恶化，发起了高烧，医生不得不第二次为张学良动了手术，又在医院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康复出院。
这次若不是刘乙光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张学良送进医院抢救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称他是“恩人”，常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张学良大部分时间以读书为乐，他曾辗转托人买了不少书籍，其中有些是当时的禁书，如汉口大众出版社的《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读书出版社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和《新哲学大纲》及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等。按照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是绝对不会准许他阅读这些书的。刘乙光如此网开一面，也算是对张学良做了件好事。
张学良心胸开阔、明理谅人，凡事看得开，他与刘乙光朝夕相处25年，就算是一家人，也免不了有磕磕碰碰，更别说是他们那样的关系了。张学良和刘乙光曾经相处得很不错，但后来一度变得很不好。刘乙光是一个忠实执行上司命令的军人，加上他那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周全，和张学良那火爆性格撞在一起难免要发生冲突。但在长期的相处中，张学良逐渐理解了刘乙光，也体谅到刘乙光的所作所为是在奉命执行特殊任务，是在尽忠职守。在刘乙光的日记里，大量地抄录了蒋氏父子的“嘉言”和剪报，并写有许多心得体会，因此可见他对蒋氏父子的忠心。蒋介石对刘乙光恩遇有加，又使得刘乙光只有更加卖力才能报答这种知遇之恩。因之，张学良对刘乙光有着一份同情，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个军人向领袖的效忠。
所以，在1962年刘乙光升调安全局任特勤室主任的饯别宴会上，张学良才会风趣幽默地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也所以，在记者问到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才会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在张学良解除管束以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家人相处得很好，刘乙光及其家人在感情上是偏袒张学良的，并有较深感情，从刘乙光的大量照片中，有许多照片记录了刘家与张学良及赵四小姐在“山居幽处”时的密切关系。刘乙光的大儿子刘伯涵说：
“在感情上，我们是偏袒着张先生的，对外面的风言风语，我们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们弟妹对张先生都很尊敬，因为他以前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一直视他为父执。在那些深山僻壤中，只有我们这家小孩，他对我们好也是自然的。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都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
刘伯涵回忆起他们与张学良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不胜感慨，他说：
“我八岁就与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妹们与张相处的时间更长。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命般敬爱。张先生尤其喜欢我二弟仲璞，他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乱动他的书的，可是他看我二弟是个书呆子，特准他进去看书。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大半天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后来我这二弟学有所成，出国张先生还送了旅费，成为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身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军校四十三年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我们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由这小事就知张先生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性情中人。
“就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分享点家的温暖，也可以让我父亲因携眷而安心工作，所以到任何地方都拨有安置眷属的经费。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张先生面现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这种生活小事只需一句话就可改善的，但是他却顾及我们的情面，隐忍不发，可见张先生的修养耐性都是很高的。难怪他对上面从未发出怨言，宽宏精心地度过那些幽居岁月，或许宗教力量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可能在38年（1949年）前后，张先生有忧烦的时候，但是每次见到我们弟兄回来，他还会高兴地跑到厨房中弄点好菜来给我们吃，又常送点好用的小东西给我。我想，一时的怨气不满可以暂时忍耐，但长年久日掩饰喜怒，伪装感情是很难办到的，尤其以张先生率真的个性，更不可能。他那些发自真情的关爱，而且持续十多年，我们是永不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