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数日，张学良闭门不出，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阳明学说中，室外的人声，卫队的警戒，纷乱嘈杂的周围，都与他无干。他被王阳明深深地俘虏了，他发现，这位大思想家的经历与自己有着惊人的偶合：王阳明37岁被削官贬到贵州，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被蒋介石严加看管，软禁于深山古刹。由此，他想到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要他也来个一朝顿悟啊！张学良愈发感到囚禁生涯的遥遥无期。
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在阳明书中，张学良每每都会读到与自己所思所想契合之处，他常常掩卷沉思，为此唏嘘不已。短短数月，这位曾经统兵数十万的将军，变成了言语深邃、宏论迭出的学人，以王阳明的隔代弟子自称，居然文气十足，满口儒言雅语，言谈中引经据典，不乏醒世精辟之见。
阳明学说看多了，张学良又感到要完全明了明代学术，还必须全面参照明代边防、军事、交通、经济等，明史非读不可，于是，他从埋头阳明学说转向了对明史的研究。此时，赵四小姐来到了他的身边，红袖添香，佳人伴读，张学良的苦闷和寂寞一扫而光，他的心情也随着豁然开朗起来，研究明史的热情更加高涨。夜深人静之时，青灯黄卷，看到会心处，张学良不禁击节叫好，发出声声喟叹。
其实，早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明史就有所留意，1934年他就任剿匪副总司令职时，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绥匪纪略》，是一函木版精印大开本的史书，那是惟一详细记载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蒋介石认为让张学良读读《绥匪纪略》，了解李自成、张献忠、牛金星等“反贼”和明将孙承宗、洪承畴等人的情况，对“剿匪”战事会大有帮助和教益。张学良看了后，认为抗战前的国内形势，有点像明末，而蒋介石倡行的“剿共”方针，也同明朝皇帝相似，以史为鉴，张学良不想如明末般亡国，因此不想打内战，最后才决心发动兵谏，这可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他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书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现在再读明史，张学良有了明确的目的，他想通过研究明史，找出中国一直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从明代兴亡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所以，一章一节，字字句句，张学良都读得分外专心，分外认真，一个个王朝在他眼底浮现，史海波澜拍击着他的心胸，他感慨无限。
张学良日日伏案，乐而忘倦的读史情况传到了蒋介石耳里，他非常高兴，认为张学良研读史书，可以消磨他的意志，便下令吩咐戴笠搜集明史研究的线装书，寄给张学良，并传下指示：希望张学良每个月能交上一份“读史心得”，他要好好看一看。
长时间的埋头苦读，刻苦钻研采摭奥旨，张学良对各种版本的明史都了如指掌，但他的眼睛也在长期的伏案中看花了，写字读书颇感吃力。好在他有一个同样喜爱明史的得力助手——赵四小姐，欣然承担起做笔记的工作，赵四小姐从早到晚也埋头书桌前，为张学良整理札记，充当他的书记员，替他摘抄书卷、制作卡片，乐此不疲，从不露一丝倦容。
1947年5月，张学良给大姐首芳写了一封信，要她代买大字的明史，他在信中写道：
首芳大姐：
......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您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会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四小姐附问候
弟良手奏
五月廿日
那时，张学良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到台湾大学去教明史，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当个研究员，也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专家交流切磋，但均未获允。他对前来探望他的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他并赠给莫德惠一首是他“真实的心境写照”的五言绝句：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当时的张学良，正因为变得热衷于学术甚至过分地服膺学术，而使得他在治人的权威方面滋生疑虑，他认为“不读历史的人，终究不能成其大业”。
读史使人睿智，也使张学良更清楚地看清了现实，他并不避讳谈政治，也不仅仅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而是谈兴甚浓，分析点评起来头头是道、入木三分。他对张严佛谈论当时的局势，俨然很有看法，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张学良本来想结合现实写写中国的动乱史，还计划研究清史、民国史。但当他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清史研究阶段时，突然发现历史只是人说的，记录下来的只是管见，人言言殊，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里，不说也不会变，尽信史，不如无书。又发现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所以，原来想再研究清史和民国史的计划也就放弃了。
但是，张学良毕竟多年潜心研究明史，对明末文人的感情诗作特别偏爱，刚从大陆移至台北时，他看中阳明山公墓的一处地方，并不讳言当时“宁与鬼住，不与人居”的心情，还以明末一位诗人所做的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表达了自己虽生犹死，百无聊赖在人世借居的惨淡情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