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张学良开始希望能够学习一门外语，当时奉天城是东三省的军政和文化中心，那里有许多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租界及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但张学良没有选择学习日语，他首先学的是英文，老师是奉天交涉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以后，经同学周大文和医师杜泽先介绍，张学良结识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人物，该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赖德便成了此时张学良的英文教师，张学良为青年会所吸引，逐渐成为该会的活跃分子。
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筹办于1914年，张学良入会之前，该会仅有狭窄的十几间租赁房屋作临时会所，游艺室很小，与北京、天津、上海青年会的规模无法相比。开展的活动也很有限，仅有英文夜校和周末的讲演会。尽管条件简陋，但夜校的英文课程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因此办得很有生气，极受青年人的欢迎。青年会的经费，除了外籍干事由各该国供给外，其余全都依靠募捐，草创时期，筚路蓝缕，进项极少。
自从张学良加入青年会，并成为其中的中坚分子以后，它的面貌便大为改观。张学良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他入会后，自作董事并拉来许多东北名流加入，还与地方当局商洽请拨会址。每次募捐，张学良总是踊跃打头阵，自任队长，穿着紫衣玄裳，手拿大把物品，在会场往来穿梭，逢人就劝说购买，高呼“密斯特”，最为活跃。只要有他参加，募捐的收获必定丰厚。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青年会的业务蒸蒸日上，终于正式宣告成立，盖起了一幢三层大楼，教室、游艺室、讲演大厅等应有尽有，设备也很齐全，足以与京津沪会所媲美。
青年会成为当时奉天最时髦的地方，是少年张学良最早与社会的接触，他用不纯熟的英语，求教于普赖德，普赖德每天教张学良两个小时英语，还附带介绍世界知识，西方风俗习惯，张学良的思想见解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倾向西方化。除普赖德外，张学良还结识了不少外国友人，其中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教育界人士，如苏格兰人邱树基、丹麦人华茂山、文汇书院派克尔夫妇和在奉天西方人中声望最高的惠特等。
张学良在青年会学会了跳舞、打网球、玩高尔夫球，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他开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青年会里，张学良如鱼得水，享受着在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传统式中国家庭所缺乏的自由气息，他越来越喜欢这里的所有活动。当时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在外面已经小有名气，能够邀请到许多社会名流、学者文人来作讲演，每当这时，张学良总要参加听讲，并且在大帅府里铺张一番，隆重招待。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曾经先后来沈阳讲演，其中张伯苓的演讲给少年张学良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爱国思想自此萌生。
那天张伯苓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面对内忧外患，张伯苓先生大声疾呼：“中国不亡吾辈在”，张学良一听很生气，当即反驳说：“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了！”在张学良看来，张伯苓虽然是社会名流，有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不过只是一校之长，无财无权更无一兵一卒，一介书生居然敢说“中国不亡吾辈在”，这大大刺激了年少气盛的张学良，在他看来，这样的话由自己的父亲张作霖来说，那还差不多。张伯苓看着这个因发怒而涨红了脸的年轻人，回答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有了自强，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随后，张伯苓又特别强调了中国青年应负的责任，呼吁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发愤图强，报效祖国。这一番大义凛然的道理，非比寻常，极大地震动了张学良，如同醍醐灌顶一般，张学良突然意识到以往他只不过是在父亲张作霖大力庇护下的一个纨绔子弟，他下定决心，不能再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公子哥儿了，他想：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从此，他立志救国，从风流倜傥的少年公子，转变为奋发有为的热血青年。对于这番领悟，张学良后来曾撰文写道：“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宰割，无复希望矣。及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我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我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
青年会的日久熏陶，使张学良在精神、思想、礼貌、习惯等方面均受益匪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青年会之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