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学良的军旅生涯中，除了父亲张作霖，还有一个人对他的思想、行为乃至后来的命运都影响至深，称之为良师益友，可谓是当之无愧。张学良对他异常尊敬和信任，正是他，帮助未及而立的张学良迅速地在奉军中声名鹊起，崭露头角；然而，也是他，最后背叛了张氏父子，张学良被迫与他对阵沙场，兵戈相见。他，就是张学良先前的老师，后来的部下——郭松龄。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奉天人，毕业于北京将校研究所和陆军大学，早年加入同盟会，从事过反清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郭松龄是个典型的军人，为人正派，严以律己，事业心很强，学识渊博，曾在奉天督军署任少校参谋，因在战术学上造诣精深，1919年被调入讲武堂任战术教官，与张学良即相识于此。
张学良一下子就被这位有知识善表达的郭教官吸引住了，他由崇拜郭松龄，到崇拜军事。如果说先前张学良投身军旅多少有点遵从父命，无可奈何之感，那么，遇见郭松龄之后，他便安心地学习军事，努力地学做军人，向往成为真正的军官。张学良极其敬佩郭松龄的为人和学识，对他十分尊重，把他看作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次在父亲面前赞不绝口，不断“荐之乃父”重用郭氏；而郭松龄对张学良的印象也很好，认为他有正义感，有进取心，虽为帅府公子，身上却无丝毫纨绔子弟习气，从不搞特殊化，勤奋好学。他看好张学良的前途，认为奉军的希望在张学良身上，将来可以借重张学良实现自己的抱负。两人惺惺相惜，交往渐密。
讲武堂毕业后，张学良立即被委以重职，初出茅庐的他，经验不足，难免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这时，他便自然地想起了他的军事启蒙老师，他向父亲提出要郭松龄任他的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张作霖爽快地答应了。
郭松龄调到卫队营后，立即着手致力于训练军队，整顿军纪。他治军严明，训练有方，奉军一些官兵平素松散惯了，对郭松龄的严格要求感到不满，怨声载道，告到张学良那里，张学良对下级军官的意见公开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放手支持郭松龄大胆行使职权。张学良对郭松龄可谓推心置腹，信而不疑，郭松龄对张学良亦是鞠躬尽瘁，尽心辅佐，不到一年，卫队营的面貌即焕然一新，成为奉军的一支劲旅。在郭松龄的帮助下，张学良的军事天资也得到迅猛的开发和拓展，1920年底，年仅19岁的他就被授予少将军衔。随着张学良地位的提高，郭松龄也开始成为奉系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学良和郭松龄互相倚重，关系更为密切。
郭松龄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在直皖战争中，他事必躬亲，初现其出色的军事才能，每次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振臂高呼：“前进！前进！”因而士气大振，所向披靡。此后他协助张学良到吉、黑两省剿匪，参加两次直奉战争，不论进退，均战功赫赫。在不断的军旅征程中，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人配合默契，关系更上一层，成为莫逆之交。
郭松龄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张学良的知遇步步高升，终于成为奉系主力军的首脑，但他对张作霖打内战有自己不同的意见。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明显的派系斗争，尤以张作霖支持的杨宇霆和郭松龄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杨宇霆是奉军总参议，他一向飞扬跋扈，对才能出众的郭松龄极为嫉视，经常在张作霖面前进言，压制郭松龄。战后张作霖为他升官晋级。郭松龄无论是为奉军训练，还是为张作霖东征西杀、扩充实力，特别是对直军作战，功劳都是很大的，然而，“功高震主身威”，张作霖视而不见，“名盖天下不赏”，对此，郭松龄认为赏罚不公，莫过于此，忿恨之情，不能自抑，他曾对左右说：“真是可笑，摇羽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更令郭松龄不满的是，杨宇霆热衷军阀混战，鼓动张作霖再次举兵进攻冯玉祥部的国民军，所以，他视杨宇霆为奉系奸雄，也决心不再为张作霖充当保镖，不再参加内战。
1925年10月，郭松龄开始积极筹划反奉。11月，他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以养病为名和一些反奉人物暗中联系。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郭松龄当场讲述他不满意奉天方面的所作所为，极力主张“不应再干争夺关内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的事情”，说到此，郭松龄悲愤激昂难抑，几至痛哭流涕。
郭松龄的反奉活动逐渐被张氏父子所觉察，11月12日，张学良携张作霖的进攻国民军的手令去医院看望郭松龄，郭松龄气忿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指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这次江苏失败，把东北军断送三个师，使奉军声誉扫地，败了回来还包围老将（指张作霖），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
此时，郭松龄已经和冯玉祥、李景林取得了联系，密谋反奉活动，正当郭冯签订密约之际，张作霖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松龄回去当面向老帅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估计张作霖已经摸到自己的动向，回奉天等于就擒送死，于是立刻下定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他坦率地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并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三省局面。张学良骤然听到这些怪话，不禁“骇然失色”，他虽无违背父命之意，更不想大义灭亲，但他同情、信任郭松龄，所以他对郭松龄的话既未反对，也没有声张。
接着，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郭松龄召集了上校以上军官的百人紧急军事会议。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会场上的气氛也十分紧张，郭松龄一身戎装，身披黑呢大衣，他首先说：“自民十（1921）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说到这儿，郭松龄用目光巡视了与会军官一眼，接着说：“在老将（指张作霖）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娇纵专横，长君之恶；忌妒贤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主意已定，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农业开垦，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说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时，姜登选专车经由滦州回奉，郭松龄立即命人将姜登选骗下火车，将其秘密处决掩埋。
11月22日，郭松龄以东北国民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反戈讨奉的通电，通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痛斥杨宇霆嗜战祸国，并促请张作霖息战下野，拥戴张学良领导东北。电文声称，不求内战，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改革东北内政，清除腐化势力。
郭松龄反奉通电把张学良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郭提出反父不反子的做法，使张学良左右为难，郭反对的是他父亲，而拥戴的又是他自己，岂非犯上作乱？郭松龄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能有今天，可以说都是张学良一手引荐、扶植的。虽然他屡建功勋，但是以他偏狭狂傲的为人，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庇护，他早已成为派别倾轧的牺牲品，更不用说到处安插亲信，自成势力了。
而张学良也深知父亲张作霖被少数坏人蒙蔽，勾结日本，又体念郭主张革新，治军有术，为人正气，有爱国反日思想，与他意见一致，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出力最大，一向倚为左右手，他自以为能够笼络住郭松龄，所以虽然郭一再流露出“反心”，张学良仍始终不做戒备，期望郭能回心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