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学良一厢情愿地认为，忍耐和避让，可以使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的同情和干预。事变后，张学良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两次会议的主要意见都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这更加深了张学良迷信中央决策、依赖国联干预的思想。
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断送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政策究竟出自谁手？多年来，史学界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打电报给张学良，内云“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对此，张学良在其与唐德刚教授的口述访谈中，郑重地予以澄清。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政府方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那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去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
“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情闹闹。
待到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中央政府了，是不是这样？待日本人要打锦州，就请示政府了，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善自处理，那时都是这种话。”
“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
“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当时的东北，基本上是自成体系，蒋介石调不出一兵一卒，也派不进一兵一卒，东北的财政也与南京毫无关系，所以，所谓的中央确实还只是名义上的摆设。把责任推给中央，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更是奉系军阀的根基所在。保卫家乡是情感的要求，保卫根据地是理智的要求。家乡被践踏，情感上过不去；失去根基，军阀就会成为寄人篱下的打手工具，比没有军队、没有财富、没有金钱，更加要命。张学良其人，既血气方刚，又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厉害，那他为什么还会下不抵抗的命令呢？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宁肯受点委屈啊！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啦，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帐，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不利。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作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九•一八”时，张学良面临的是中日关系复杂背景之下的一批狂热的、政府失控的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偷袭。这一突发事件也不是张学良一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他的东北当局、参谋班子、中央政府及各党派、全国民众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他一个人能力挽狂澜的。年轻的张学良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对事变的认识程度，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都是不折不扣的、彻头彻尾的“不挑衅”、“不冲突”、“不报复”、“不抵抗”，惟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公理之得伸”，并认为这是处理此一事变的上策。
事实也很明显，由于张学良在对日问题上和蒋介石的看法一致，因而对于事变发生前后蒋介石所提出的“一切听命于中央，等候国联裁决”的指示奉为圭臬。
尽管如此，面对日军的嚣张，张学良国难家仇一起涌上心头，痛苦至深，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出抗击日军的决心和勇气。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时，他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对东北籍旅平学生代表，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我得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两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
张学良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搏余一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上述种种肺腑之言，是这位所谓的“不抵抗将军”坚决要求抗日杀敌的真实流露。东北高层一些将领曾主张不管南京政府态度如何，都应坚决抵抗，因为为民守土，责无旁贷，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亦可使强敌畏而却步。遗憾的是，张学良没有这样做。假如当时他深深体认到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义无返顾，北大营的被入侵，应是抵抗的底线了，那么他就应该奋起反抗、英勇抗击。然而，张学良最终因判断失误，犹豫彷徨之中束手无策，使本来有阻敌能力的东北军不战而溃，顷刻瓦解，大好河山转眼间沦陷，这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因此，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他后来一直深感后悔的。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错误，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他判断错误的呢？其一，幻想以夷制夷，企盼通过国联干涉、通过英美干涉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其二，认为“单靠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本的”，醉心全国抗战，渴望出现“全国统一，全面抗战”的局面，极不现实；其三，自易帜后，诸事听命中央，过分依赖中央，而中央奉行的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其四是迷信以和止战，以为只要不跟日本正面冲突，不放一枪，就使日本找不到发动战争的借口，避免事态扩大。但实际上，处处退让，以退求和，不但得不到和平，反而使侵略者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其五，畏惧日本军力，力避消耗实力。张学良曾对部下说：“当时，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惟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在其晚年，他在采访中还说：“怎么打？打不过人家嘛！”其六，缺乏决断能力。张学良文武双全，聪明能干，但他毕竟年轻，勇猛有余，老练不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很难应对裕如，处理突发事件的决断能力明显缺乏。
由此可见，“不抵抗主义”的产生有其复杂纷繁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决定因素，绝非马君武“莫须有”的“更抱阿娇舞几回”等造谣诬蔑之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