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3、“安内攘外”与“攘外安内”（2）
张学良劝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在回西安的飞机上，他若有所思地说：“阎百川毕竟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要再和委员长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了，我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连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已经深深感到劝蒋“放弃剿共，一致抗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劝蒋以外的办法了。
不久，蒋介石在洛阳遥控国民政府，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毕竟是血性军人，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驾机飞往洛阳，准备冒死力劝。他要求东北军参加绥东抗战，蒋介石坚决不允。他又请求蒋介石释放被捕的“七君子”，不要因此失掉民心，酿成大错。蒋介石要他专心剿共，别管政治上的事。蒋介石句句不离剿共，别的什么也听不进去，张学良所求之事也件件驳回。情急之下的张学良把事先准备好的劝谏之词全都忘了，东北、华北一幕幕耻辱的景象纷纷闯入他的脑海，他的眼前模糊了，泪如泉涌，他哭诉道：“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终夜彷徨，如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内失统一之力，外无御侮之能，而自家同胞依然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无救，饥馑在途，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蒋介石最不愿别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没等张学良说完，他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放肆！”
张学良本来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在东北时他一人独尊，归顺蒋介石后，和蒋相处又很好，交情极深，没有人敢不让他说话，平时两人之间的争执、冲撞多不介意，仗着这样的关系，张学良敢于仗义执言，他腾地站起身来，变换了语气说：“委员长，请问你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劝谏变成了质问，极大地刺痛了至尊无上的蒋介石，他大发雷霆：“太放肆了！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盛怒之中的蒋介石脸气得发青，手打着哆嗦，完全失去了平时说话做事慢条斯理的风度，他越说越气，越气越说，朝着张学良继续大吼道：“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不是魏征，蒋介石也不是唐太宗，劝谏变成了吵架。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他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声嚷道：“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本想将蒋介石一军，岂料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
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再到临潼。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则神情沮丧，郁闷不乐。几天来，他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搅在一起，他心乱如麻。
“我曾考虑了三种办法：一是向蒋委员长辞职；二是做最后之劝说，希其回心转意；三是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为此，我反复思考，绕室徘徊，斟酌再三，决定先‘苦谏’蒋介石，实在不得已，再行‘兵谏’。”
这种逼上梁山的苦迭打方法（法文政变之意），对张学良来说，实是万不得已。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交极深，非中国其他军事领袖所能比拟。张学良经常在公开场合自豪地夸耀说，他把蒋介石作为父亲看待。宋美龄也曾说过，张学良尊蒋如同父执。多少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也算是爱护备至，数度委以重任。张学良也投桃报李，从欧洲考察一回国，就宣传要绝对服从领袖。正因为这种关系，张学良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相信凭他和蒋介石的私交情谊以及这几年在政治、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但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政见上的冲突，他们再也无法谈到一起去了。
12月7日，张学良下定决心，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先生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事到临头，他终究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不想张学良再去，怕露出马脚。张学良坚持要去，他说蒋介石很骄傲，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他不会想到别的。杨虎城不便再说，只好让张学良再去劝谏。
晚上，张学良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作最后的“苦谏”，三个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小时的苦苦劝求，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时而声泪俱下，时而义愤激昂，蒋介石均无动于衷，最后，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也不会改变。
苦谏无效，张学良步履沉重地回到了驻地，但他还希望杨虎城再走一趟，做到仁至义尽。杨虎城深知蒋是不会听的，碍于张学良的面子，答应去试试。然而，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
一方要抗日，一方要剿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了。
刀出鞘，箭上弦，图穷匕首现。
兵谏，逼上梁山，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