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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作者：钟兆云
出版：人民出版社
作品简介
1965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曾介绍过他：“1929年当兵，1932年就当师政委。那时他才22岁。”他36岁时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协助主帅运筹帷幄，战功卓著、威名远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四野”发的电报抬头多称“林、罗、刘”；解放天津时，他任前线总指挥，29小时打下易守难攻的天津城，被毛泽东称之为“天津方式”；他在中央领导下，组建了空军。毛泽东高兴地说：“空军万岁！”他指挥空军用地空导弹打下国民党的美式U－2型高空侦察机，轰动全国。军委号召：全军学习空军；在他亲切关怀下，空政文工团创作了《十送红军》、《江姐》等著名作品。其中，阎肃创作的《红梅赞》作为《江姐》的主题曲，便是经他斟酌审定的。
战绩卓著
刘亚楼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父母都是穷苦农民。刘亚楼出生不久，母亲曹秀孜就因病去世，同村的刘德香、梁玉娣夫妇向陷于穷困无奈之中的刘亚楼的父亲刘克芳伸出了援助之手，将刘亚楼收养，并将其更名为振东，小名马长。
1918年，刘亚楼刚满8岁，刘德香、梁玉娣夫妇便节衣缩食地将刘亚楼送进了学堂。五年后刘亚楼考入湘店高等小学，两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武平县立初级中学（今武平一中），一学期后转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长汀一中）。在省立七中，刘亚楼结识了曾在北伐军十七军担任政治宣传员，并参加过广州起义，负伤后重回省立七中担任教员的张赤男，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逐渐成为长汀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
1929年，刘亚楼经张涤心、李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刘亚楼奉命率湘洋、尧山两地农会组织——大青年会参加了张涤心任总指挥的小澜农民暴动。小澜暴动武装遵闽西特委的指示，整编为闽西红军游击大队武北第四支队，直接受张赤男指挥。张赤男领导的闽西红军第三路军成立后，刘亚楼和四十多名武平小澜暴动骨干入编。
1929年12月下旬，刘亚楼被送到龙岩大池的红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任闽西红军连长，后任红十二军一营营长兼政委。
一次，红四军军长林彪看见刘亚楼，摸着他的脑袋对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说：20岁当营长，这个小营长不错！刘亚楼大大咧咧地回敬林彪：你才23岁，都已经当了军长了。那时林彪还不是刘亚楼的顶头上司，却一下注意起这位与众不同的年轻指挥员来。
1930年6月，红四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改称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刘亚楼任该团政委。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十二师奉命牵住敌中将师长、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鼻子。三十五团是师的第一梯队。战前，毛泽东面谕刘亚楼和团长毕占云：三十五团的任务是把敌军引到龙冈来，这是一次很重要的特殊任务。刘亚楼领会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军事谋略。一路上，他和毕占云指示战士们沿途丢弃一些包袱、马灯，造成一副溃败退却的假象。12月30日，三十五团的“肉”把张辉瓒拖到了永丰县龙冈九菜岭下。正是清晨时分，龙冈一带漫天阴暗，群峰雾锁，枫叶霜红，落叶满山，而“肉”不见了。正当敌人感到沮丧、疲倦时，冲锋号响了，从天而降的红军大部队猛虎下山般冲向敌群。激战3小时，张辉瓒被擒，其部9000余人遭全歼。随后，刘亚楼和毕占云率部参加追歼敌谭道源的战斗，取得东韶歼灭五十师一半的胜利。在活捉张辉瓒后的祝捷会上，毛泽东曾说：刘亚楼敢输敢赢，敢在阵地上活捉敌首，非智不能诱敌，非勇不能擒敌，将才难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特地把张辉瓒的手表作为战利品奖给刘亚楼。解放后，有一次，刘亚楼向江西籍老搭档萧华亮出这块手表，幽默地说：我这可是江西老“表”。
1932年2月，上级任命刘亚楼为红十一师政委，那年他才22岁。1965年10月4日，中国和老挝两党正式会谈，邓小平在会见从抗美斗争第一线来到北京的老挝代表凯山·丰威汉时，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情况和一些高级干部，他特地提到刘亚楼，说：我们的干部是从当兵、当班长、排长、连长这么上来的。有当兵三年就当师长的，如原空军司令刘亚楼，1929年当兵，1932年就当师政委。
跟随毛泽东东征
1932年4月，红一方面军三军、四军和红五军团十五军组成东路军，打出外线，开辟闽南新苏区。毛泽东亲率东路军行动。
红军东征最关键的战役是打漳州。在东路军由赣入闽中，红十一师一直是前卫师，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在部署攻漳的会议上，毛泽东亲自选定十一师为主攻部队。刘亚楼和师长周昆信心百倍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主攻任务。要攻占漳州城，必须先夺“闽南王”张贞苦心经营的险要天宝山。刘亚楼和师长把攻夺天宝山的任务交给了三十三团。
当年的三十三团政委刘忠在所著《从闽西到京西》一书中，对天宝山之战有所介绍：“刘亚楼政委特别指出我三十三团的作战任务关系着全军进展问题，着重说：‘你们要以最顽强的战斗精神攻下天宝山，一定要插进天宝山断敌退路，这是攻占漳州关键的一仗。’”
漳州既克，上级确定十一师入城。刘亚楼精心设计了入城仪式。红十一师的入城仪式，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夸奖。
在攻打漳州的战斗中，红十一师缴获了两架国民党飞机，这可是件新鲜事。飞机停在草坪上，刘亚楼命部队严加看守。指战员对这个可以扇动翅膀上天的“铁鸟”十分好奇。刘亚楼也前前后后绕着这个庞大的“空中怪物”看不够，摸来摸去爱不释手，还特别站在飞机旁留了影。听说缴获了飞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很是高兴，也特地在飞机前留影。
国民党被俘的飞行员受命为红军将士和漳州百姓表演飞行，在十一师战士的监押下，驾驶飞机在漳州城绕了一大圈。
由于飞机燃油耗尽，红军只好把飞机大卸八块，挑到苏区，供苏区军民参观。后来的乐安战役中，被作为第一梯队的红十一师又首次击落敌机一架。红军长征后，飞机部件被掩埋在地下。缴获了飞机却无法供己使用，不能不使刘亚楼和红军将士们遗憾。
1932年东征军回师赣南途经武平，红四军军长遭敌冷枪袭击而牺牲。刘亚楼悲痛之余，浑然不觉一支黑洞洞的枪口，也曾伸出密密的丛林，对准他的胸膛。一匪头踌躇又踌躇，终于拦阻了欲行开火的土匪：放过马长，他是我们武平人。
冷枪未再发，刘亚楼大难不死。解放后公审土匪时，有人道出此番内情。刘亚楼闻讯，道一声：又一次大难不死！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6月初，军委下令对一方面军进行大整编（江西藤田整编），取消军的指挥领导机关，成立大师大团制。原一军团所辖七、九、十一师与第二十二军合编为第一、二师。每师3个团，刘亚楼被任命为二师五团政委。
命令宣布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问刘亚楼由师政委改当团政委的感受。刘亚楼毫无别扭情绪，坦然相告：共产党只图革命发展，不计个人名分，何况五团基本上由十一师这支部队缩编而成，自己一定服从新的师首长领导，搞好团结，做好本职工作。刘亚楼的高姿态受到聂荣臻的表扬。
刘亚楼首任政委的红五团，由于能征善战，各项工作都做得好，在8月1日藤田大检阅时被树为标兵——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红五团”。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授旗仪式上说：模范红五团是全军的模范。但你们不能骄傲，要一直当模范，当到把国民党军队彻底消灭。到中国革命战争最后胜利了，你们还要当模范。这就是我对你们红五团的赠言。
杀出一条血路
刘亚楼任红五团政委不多久，就改任师政治部主任。此时，由于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瞎指挥，中央苏区“乌云密布”。12月，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大雄关一战，红二师师长徐彦刚受伤，政委胡阿林牺牲，损失惨重。刘亚楼受命于危难之际，和陈光分别接任二师政委、师长，于1934年1月底率红二师随一军团开往福建建宁以北地区。3月，刘亚楼和陈光率红二师南下三溪三坑作战，指战员们个个骁勇善战，个别战斗也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被迫实行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战法，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仍然无力挽回。
自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下，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刘亚楼曾有过不安、不祥的感觉，但随着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这种感觉渐渐淡薄。现在“上面”的指挥和红军的现实又使他把那种感觉寻了回来。开始时，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内心深处，但渐渐地按捺不住它的膨胀了。
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捧来广昌保卫战中红二师“人员伤亡统计表”，刘亚楼看后一阵发呆，之后，终于愤怒地说：这几年出生入死，大仗小仗硬仗恶仗打过不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窝囊的！我觉得在根据地采用“短促突击”这种做法，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它只能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要战胜敌人，还是要用毛主席的做法，诱敌深入，积极防御。
这是对李德“瞎指挥”的开火！
这段时间，看到部队伤亡和消耗与日俱增，刘亚楼常常无端发火。从那时起，他的脾气大起来了。他急盼上级想法子，早日摆脱眼前的困境！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二师作为红军的王牌主力师，被定为左前锋。
临出发前，红军总司令朱德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刘亚楼和陈光应从哪里前进：你们在前面开路，动作要快，不然，后面的部队就要被堵塞住，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我们后面跟着你们来。
长征前，包括瞿秋白、陈毅等高级干部在内的许多伤病员都被勒令留下。反“围剿”中挂彩、行动困难的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也是其中之一。但刘亚楼舍不得丢下手下这员爱将，说无论如何抬也要抬着耿飚走。耿飚后来说，这等于救了他一命，在那种情况下留在苏区凶多吉少。
黄炜华也是因为刘亚楼抗拒李德、博古们的命令，得以参加长征的。
1934年10月16日，红二师从江西于都穿心店出发时，在师部任统计参谋的黄炜华大病在身，高烧40度，头昏眼花，浑身无力站起，更不用说走路了。但他不愿到后方医院养病，请求刘亚楼把他留在部队，让他随队行动。
刘亚楼颇感为难。但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叫来卫生队政委王奇才说：你派一副担架，把黄炜华抬上走！
卫生队抬着黄炜华跋山涉水顶风冒雨三天，他的病才慢慢好起来，可以正常行军作战了。
黄炜华将军谈及往事时，动情地说：“我能参加伟大的长征，能在长征中战胜病魔和困难，能为革命事业作些贡献，是党关心和爱护的结果，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总要想到和怀念刘亚楼司令员。”
最为惨烈的一仗
12月1日是战斗最为激烈、至为残酷的一天。凌晨3点多钟，中央、军委给红一军团联合发来电报，称：“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红一军团首长要求红二师、红一师不惜牺牲，无论如何也要守住阵地，以保障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军团政委聂荣臻亲自到黄帝岭阵地，把中央、军委的电报面示刘亚楼。
12月1日的战斗打得至为酷烈。敌人的飞机反复对阵地狂轰滥炸，整营整连的敌人轮番发起集团冲锋，打垮了一批批，又一批批涌上来。面对数倍之敌的疯狂进攻，红军将士端着血淋淋的刺刀，喊着“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向敌人进行集团反冲锋，在十里长的阵地上打得鬼哭神惊。敌人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屡次进攻没得逞，乃转攻红一师和红二师的结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红一师三团两个营被迂回其后的敌军包围，红二师也面临着被敌包围的危险。刘亚楼两眼充血，命令部队子弹打完了，用牙齿也要咬住敌人，守住阵地。从师长、政委到通信员、卫生员，红军将士个个把生死置于脑后，人人都打红了眼。阵地前敌我两军尸横遍野，血肉横飞。正打得白热化，军团警卫排长刘辉山连跑带喊赶来报告：军团指挥部吃紧！
刘亚楼大吃一惊，顾不得询问详情，带人向军团指挥部奔去。原来，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军团指挥部门口，聂荣臻一面组织人员抗击这股偷袭之敌，一面命令刘辉山下山通知刘亚楼。刘亚楼带人赶到，将这股敌军压了下去。这是一军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场面。50年后，聂荣臻元帅还记得这件事，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大约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渡过了鲜血染红的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接到通知后，红二师和红一师遂交替掩护，边打边撤。红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渡，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入越城岭山区。
湘江这场连续几天几夜的恶战，红二师损失近千人。活着上路的指战员们，无不头发蓬乱，衣衫褴褛，血迹斑斑，不少人的伤口还流着血。警卫员发现刘亚楼的帽檐被打了一个洞，好不危险。有人开玩笑说：“子弹有眼，不打政委。”刘亚楼面对战后的惨景，却笑不出来，心在流血。就在转移途中，机枪排长忽然意外掉队。当刘亚楼接到“密报”和警卫员找到他时，只见他正蹲在一块山坳里喘气，机枪在他手上摆弄着，不知是在拆还是在修理。刘亚楼脸色铁青，质问：部队都在前进，你留下来干什么？
机枪排长一阵紧张，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这使得刘亚楼更气恼，一下子提高了声音：你想逃跑还是想投敌？老子毙了你！刘亚楼话音刚落，忽听“砰”的一声，机枪排长中弹倒地。一直处于高度警惕状态的警卫员开了枪。刘亚楼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警卫员：你？谁叫你开枪的，混蛋！警卫员吓得浑身筛糠似的发抖：政委，不是你说枪毙的吗？那一刻，刘亚楼和警卫员的神经因连日来的过度紧张而迟钝、麻木，行为是正常状态下的人所难理解的。不过，那就是战争！
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最大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总书记博古深感责任重大，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比划。这场空前惨烈的血战之后，促使刘亚楼和广大指战员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和领导问题。
攻占并防卫遵义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川，是遵义、桐梓的天然屏障，号称“天险”。欲下遵、桐，必先过乌江，踏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阻力有多大，刘亚楼内心明白。因此，在听取前卫团团长耿飚侦察的情况报告后，刘亚楼还不放心，和师长陈光亲自到江边渡口察看地形。
关于乌江之战，刘亚楼在世时曾因总政组织的《红旗飘飘》丛书之约，撰文回忆，里面浓墨重彩介绍了勇士们在偷渡强渡接连失败后毫不灰心、前仆后继、克敌制胜的感人事迹。通篇文字里虽然没有什么形容词，也看不到刘亚楼的影子，可正如参加这场战斗的杨成武所说，红二师“会像乌江的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乌江的突破，解决了红军进军遵义最困难的障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如是叙述：“1月3日或4日早上，红军大部队开始跨过浮桥。最困难的问题已解决，其余的事都好办了。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
红二师攻占并防卫遵义，使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
随着三十多万强敌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压来，军情异常紧急。为了摆脱强敌“围歼”，刘亚楼和陈光奉令率红二师抢先渡过赤水河，挥师北上，然后利用敌军调动、黔北空虚之机再挥师东进，出其不意二渡赤水，重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遵义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空前的大捷。战斗曾一度危险，当强敌猛扑遵义老城的插旗山时，红三军团控制的阵地岌岌可危。关键之际，刘亚楼找到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分别指挥两师精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冒险向正面之敌展开猛攻。
不过几分钟的工夫，整个战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敌人的战斗部署完全被打乱了，指挥体系陷入混乱状态，驻遵义近郊的中央机关转危为安。紧接着，红二师在烂板凳、刀把水一线与黔敌五十二师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红二师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猛打，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仓皇逃窜。刘亚楼号令全师：打它个漂亮的追歼战，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二进遵义后，中革军委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会议精神由张闻天传达，当他讲到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班子时，刘亚楼咧嘴笑了，接着和大伙一样，心潮澎湃，拍手欢庆。老资格的开国上将、长征前夕接替罗炳辉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说：刘亚楼能打恶仗硬仗，还能打巧仗。
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以及随后的大坝突围战中，红二师在劣境中又一次打出了凛凛威风。
刘亚楼和陈光率红二师前进到赤水附近，忽接命令，要一夜返回90里增援，配合红军干部团，歼击土城附近的川军。原来，川军刘湘部队在长江北岸一线部署了重兵，严密防范红军入川，同时派出教导师、模范师南渡迎击红军。红二师快马加鞭赶回元厚（猿猴场）以东，神速展开动作：红四团向敌阵地攻击，红五团从右翼迂回敌后（习水）攻击。红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夺取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阵地。最后在夺取敌占制高点时，与强敌反复争夺，由于地形险要，又无炮火支持，不能压制敌制高点的火力而停止攻击。红五团追到很远很远的敌侧后，歼灭敌一部后撤回。经一天激战，红二师虽未能解决战斗，但达到了解围目的，给敌模范师、教导师以沉重打击，掩护了中央机关迅速转移，胜利渡过了赤水河。
毛泽东面授机宜
红军三渡赤水后，奔赴古蔺县，大有挥师北上之势。在敌人手忙脚乱、调兵遣将之时，红二师却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回师鲁班场，全歼遵义之西、鲁班场以东守敌。随后四渡赤水，迅速渡乌江、占息烽、逼贵阳，并大造声势，准备攻打贵阳。
红二师依计行事后，在贵阳近郊到处刷写“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蒋介石急令云南省主席龙云、湖南省军阀季韫珩率军驰援息烽、贵阳，同时急调湘军刘建绪、徐源良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击。
刘亚楼和陈光见目的达到，乃率红二师一改路线，乘虚直入黔南山区，随之长驱直入，挺进云南。
为了在更大程度上给龙云造成红军攻昆明的假象，四团接近昆明，喊响“解放昆明，活捉龙云”的口号。这个锦囊妙计，又把蒋介石和龙云搅得蒙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就在滇军手忙脚乱急匆匆赶往昆明“救援”时，红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乘虚北进，直渡金沙江。
此时，红二师几乎变成了后卫，四渡赤水，行军疲倦，战斗频繁，但终于把蒋介石的追兵丢到几百里之外，跳出了敌人的重围。刘亚楼和陈光都松了一口气，说：没有白走路，毛主席用兵有高招，连蒋介石都听他指挥调度了。
过了金沙江皎平渡，刘亚楼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毛泽东吗？他和陈光急忙跑步向前，毛泽东也大步迎上来，握着他们的手说：军情忽变，你们由前卫几乎变成了后卫，我一直在这等候你们呢。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江，你们还是前卫，中央信任二师。握着毛泽东的大手，刘亚楼和陈光被这巨大的关心和信任感动着，他们的眼里有点潮。
1935年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召开。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路”的论调进行驳斥，说：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会后，毛泽东令红一军团主力向泸沽方向前进，刘亚楼和陈光率二师先行北上。就在部队攻德昌、占永定营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已进至金沙江南岸，而前头截击的川军刘文辉、刘湘、杨森部，则向大渡河急进。这是长征途中重要的又一关，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势必陷入极为不利的逆境。刘亚楼正等着中央的命令，忽报毛泽东召见，忙策马来到德昌。
毛泽东把刘亚楼和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叫到作战地图前，相告了抢渡大渡河的决定后，说：中央决定组成左、右两路纵队，右路纵队由你们俩带领，左权同志为纵队司令员，亚楼同志为政委，先行出发。任务是，经越西占领大渡河富林对岸的大树堡渡口。一方面掩护我军右侧翼，一方面在那里佯渡，以钳制、调动大渡河北岸上游防御之敌。
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补充道：左路纵队为我军大部队，军委已电示伯承、荣臻同志率先遣队直向安顺场前进，在那里抢渡。你们策应了他们的行动，就可转移敌人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力。
红军抢渡大渡河，率左路纵队行动的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的故事，成为佳话流传。率右路纵队行动的刘亚楼当年也曾和彝族首领打过交道。
不负重托
1935年5月18日，右路纵队打下越西城后，刘亚楼和左权下令释放被关在监牢里的600多彝族兄弟。因抢渡大渡河的任务紧急，同时要追歼向大渡河逃跑之敌，下午6时继续行军，离开越西城向北挺进。
当年的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回忆说：“当晚我们在接近彝民区宿营。晚上12时左右，哨兵带来一个叫黑骨头的彝民头目，到我住处见我。他说：‘红军释放了我们关在监牢的弟兄，特来表示感谢，为了报恩，明日护送大军过我彝族区，并引路赶上国民党退走的军队，协同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9日拂晓，我告诉了左、刘二位首长，他们挺高兴。部队集合出发时，刘亚楼政委在队前讲话说：今天通过彝民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部队通过彝民区域时，沿途彝民表示欢迎，许多年轻的背了梭镖、大刀，跟着部队一同前进，有的帮我们炊事员挑担子、背铜锅，彝民头目随着我们一起走，到甘洛时就赶上了从越西逃跑的国民党军队……”
刘亚楼和左权率右路纵队一举占领大树堡渡口后，立即察看渡河点，并令积极收集木材造船，佯言北渡攻取雅安（当时西康省会）。川军刘文辉慌忙调兵到富林防御，这就使安顺场、泸定桥北岸守备之敌减少了注意力，既利于红一师一团在安顺场抢渡成功，又利于红二师四团迅速抢占泸定桥。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刘亚楼率右路纵队一部人马归建。他和陈光率红二师打下山垭口、攻占天全城、宝兴县后，接到中革军委命令：作为前卫部队，首过夹金山，为全军踏开雪路。在海拔49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被当地百姓称为“神仙山”的夹金山下，刘亚楼开始了他独到的政治动员，他豪迈地将手上的木棍指向壮丽惊心的高山：同志们，我们是光荣的红二师，我们最先强渡了湘江、乌江，夺下了泸定桥，突破敌人层层封锁，今天，我们要率先征服夹金山，当好先锋师！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几千名指战员们被激得呐喊道：征服夹金山，当好先锋师！大家一边呼号，一边将手中准备当拐杖用的木棍齐刷刷指向天空。口号此起彼伏，前呼后应，在皑皑群山回荡，而那无数根木棍，活像平地树起的一片无叶林。
夹金山之后，是3座更高的大雪山——梦笔山、长坂山（又名亚克夏山）、打鼓山。在枪林弹雨中杀出一条血路，在神仙罕至的高原雪山勘踏出一条雪路，以模范红五团作底子的红二师，同样不负众望！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后续部队，正是沿着红二师在三四千米大雪山上踩出的艰难雪路，翻过一座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今小金）的。
刘亚楼在政治建军的基础上，特别重视战斗作风的养成。在他的磨砺下，红二师不仅有不怕牺牲、勇敢善战、胜不骄败不馁的英雄气概，还有不怕苦不怕累，穷追猛打的连续战斗精神，以及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风尚。这种作风，像血液般输进了红二师指战员们的血管。
爬完雪山，横在眼前的是草海茫茫、方向莫辨的泽国。过草地前夕，7月30日，中革军委任命刘亚楼改任红一师师长，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
饥饿，是草地行军对生命的最大威胁。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找不到粮食，就吃青稞麦、豌豆菜、野草，凡是能见着的东西，如皮带、皮鞋、树皮都下肚了！有些战士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好不容易把他们扶起，但他们又跌倒在沼泽地里，再怎么拉也拉不起来，这是饿的……
顶住压力
刘亚楼有一匹马，长征路上，几乎都用来驮病号。踏上草地后，病号越来越多，而牲口越来越少，他更是放弃了骑马，把马给体弱者轮着骑。马夫小王不高兴了，说：师长，你的身体很重要，我要对首长负责呀！
刘亚楼开导他：我的小同志，打仗要靠每个战士，他们垮了，我一个人能消灭敌人吗？
有的重病号，孱弱得连马都骑不住，刘亚楼便组织指战员背和抬。他亲自背过一位奄奄一息的病号，直到对方牺牲在他背上。
经过七天七夜的泥里水里、忍饥受寒的艰苦行军，魔鬼般的水草地终于被抛在了身后。班佑，这个只有20来间牛屎房的小村庄，以坚实土地上的房舍炊烟，向红军张开了双臂。
刘亚楼率红一师走出草地后，9月初向俄界进发，为全军探明道路。他从耿飚前卫团侦察报告中得知，俄界也是个藏民聚集地，乃主动进城拜会杨姓土司，向他解释红军的性质，并赠送一些枪支弹药。杨土司对刘亚楼和红军很怀好感，主动打开城门相迎，回赠一批粮食。刘亚楼迅速把俄界一带情况向军委和军团首长发报，红军右路军先后直抵俄界。
稍作休整、正待继续北上，忽接在俄界待命的指示。大家都很纳闷，后来才知指挥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在耍阴谋。部队谣言四起，在这以前，他们就风闻张国焘要没收中央纵队的驳壳枪，又听说张国焘攻击谩骂中央“逃跑”，煽动部队“不要跟戴小帽子的人走”（红一方面军所戴军帽檐较小）等等，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张国焘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大家更是义愤填膺。
红一师指战员心中漫延着许多不稳定的情绪，刘亚楼虽也气愤，但他嘱咐部队遵守纪律，不要随便议论，说：我们是由中央根据地来的，要坚决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
9月12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摆脱危险，到达俄界，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谴责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会后，党中央率领红军继续北上，刘亚楼挥师参加了攻打北上通道天险腊子口的战斗。
进占甘肃省的小镇哈达铺后，党中央在关帝庙的院子里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当时不少人情绪很不好，同乡同事交头接耳地说起这个在打什么地方负伤了，那个在什么时候牺牲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八万多人，现在仅剩万把人，确有些悲观。
毛泽东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回避红军队伍中的悲观情绪，他说：现在我们只有一万多人，是少了点，但也用不着悲观嘛，比起1929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我们多了好几倍。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是经过锻炼，不论是政治上、军事上，还是体力上，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我相信，久经战斗考验和艰难险阻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战胜危险，达到胜利的目的！
这鼓舞人心的话引来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会场空气一下子由沉闷而活跃。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陕甘支队下编三个纵队。刘亚楼没想到毛泽东会宣布他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一些老资格的领导人还在自己之下，心感不安，会后专门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你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嘛！
二纵队组建伊始，就碰到一系列难题。
战时对表
直罗镇战役，是一军团与十五军团和陕北红军首次联合作战，由二师担任主攻。战役发起的前两天，刘亚楼和一军团及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到张村驿会合，毛泽东亲自带他们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这次战役，刘亚楼和萧华十分重视毛泽东的指示，在战斗过程中注意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大破敌军，斩获“牛头”——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战后，刘亚楼分到了一件从东北军那里缴获的棉大衣，不再受冻了。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小，但人烟稀少，四面荒凉，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缴公粮，也养活不了一下子冒出的这么多部队。红军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此时的陕北，向北向西都是沙漠，向南呢，那是西安，就要与张学良、杨虎城打仗，红军正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不可采取军事行动；只有向东，找阎锡山要去！而且此时阎老西正与日本人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对红军有利。当时内部对东征讨阎存有不同意见，但刘亚楼拥护中央决定，并向毛泽东请缨，要求把打前锋的任务交给二师。红二师获准作为右路军（红一军团）的先遣队后，刘亚楼命令红五团打先锋。
1936年2月中旬，红二师抵达黄河西岸陕西绥德县沟口，紧张进行临战训练和渡河准备。为保证红五团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刘亚楼提议从全团选拔24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曾国华任突击队队长，下分4个突击组。
刘亚楼对曾国华说：曾国华，我知道你能跳高，打仗也很猛，我就盼着你带大家顺顺利利地跳过黄河去！刘亚楼说的跳高，是1933年8月1日红一方面军全军运动会上，红二师五团排长曾国华在跳高中获得冠军。红五团首任政委、时代红二师政治部主任的刘亚楼当时就说：曾国华你能跳高，希望也能打仗！曾国华听后，心里热乎乎的，决心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在随后的战斗岁月里，他以出色的战绩得到刘亚楼的青睐。
2月19日，曾国华率突击队打扮成陕北农民模样，身背粪筐，肩扛镐头，跟随团长张振山前往黄河边熟悉地形，受领任务。来到河畔一座小土屋前，只见军团长林彪、师长刘亚楼等人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对岸。曾国华一愣神，还没来得及报告，刘亚楼就向林彪介绍：这就是曾国华，突击队长。
这阵势让曾国华有点紧张，军团长都亲自来了，可见这任务有多艰巨。在确定突破口后，林彪开始给曾国华讲解突击队的任务和对策：对岸山腰和山的南北两脚一溜儿排着3个碉堡，是封锁渡口的主要火力点。先攻下山腰那个碉堡，这是敌人的接合部，兵力薄弱，河滩平坦，还有四十多米宽的冰排，船容易靠。然后再分头攻占其他两个，向南北发展，保证主力部队安全渡河。
2月20日凌晨，毛泽东、彭德怀正式下达了渡河命令。刘亚楼以他那极富鼓动力的宣传，在全师作了一次战前动员。在主持师司令部会议布置任务时，他还特地和其他几位师领导对了一下手表，结果发现，时间五花八门。他由此及彼，马上找彭德怀反映：总部和军团首长的表，如果走得也不一致，岂不影响战斗的统一时间，造成协调困难？彭德怀找林彪、聂荣臻一对表，发现果然也有误差。彭德怀遂下令：全军行动时间，以聂荣臻的表为准。如此这般后，“谁的官大谁的表准”成为中国式的经典之说。刘亚楼的细心，从中可见一斑。
毛泽东亲迎黄河岸
是日迟暮时分，刘亚楼踏着皑皑白雪来到绥德县沟口，专程来给渡河突击队把酒送行。24名勇士几乎都二十几岁，全都是经过长征锻炼的铮铮硬汉，另外还配备了一名信号员、8名水手、4名梯子手，也都是共产党员。勇士们精神抖擞地排成两队，刘亚楼静静地浏览一遍，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怕不怕？
不怕！
不怕就好！
刘亚楼举起酒杯，深情嘱托：毛主席要我来为大家祝酒送行，记住你们是红五团挑出来的，大家都在看着你们，祝贺同志们渡河突击成功！
勇士们都举起了酒杯。突击队长曾国华代表突击队激昂地说：请师长放心，并请转告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渡过黄河，拿下对岸滩头阵地，保证大部队顺利过河！刘亚楼点点头，说：好，祝你们成功，干杯！
手表时针指向20时整，刘亚楼一声令下：开船！
突击队长曾国华乘坐的第一条木船、突击组长龙书金乘坐的第二条木船，迎着汹涌的波涛，穿过漂浮的冰块，向对岸疾驶。送走突击队后，刘亚楼马上部署红二师第二梯队策应。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就在木船行将靠近岸边冰排时，敌工事里的探照灯掠过河面，射到第一条船上。随着敌兵一声惊叫，对岸碉堡枪声大作，子弹像暴雨似的打来，曾国华身边的信号员头部中弹当即牺牲，一个水手的胳膊也负伤。在曾国华的命令下，突击队员也扣动了扳机，对准探照灯和手电的亮光和岸上发射点猛烈射击。
战斗打响了，偷渡变成了强渡，木船也加快了速度。一靠上冰排，突击队员像猛虎下山，冒着敌人的弹雨冲上滩头，杀向敌群，一举拿下中心碉堡，接着分兵两路端掉南北两个碉堡。登岸的口子撕开后，按约定要打信号弹，可信号员已经牺牲，曾国华命令拾柴点火。
敌人纠集约1个连的兵力企图反扑。曾国华沉着指挥，待敌人快接近时，先是一排手榴弹，接着拿起刺刀东拼西杀，横劈竖砍。这时，红二师第二梯队渡河登陆，一阵激烈交锋，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被一举突破。战后，突击队员们被誉为“突破黄河天险防线的战斗英雄”，获勇士奖。
渡河成功后，刘亚楼和萧华挥师登陆，把整个滩头阵地全都控制手中，保证大部队源源上岸。
“东进抗日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场面弄得很大。刘亚楼、萧华率二师正要进一步向太行山长治一带前进，以配合北方的学生运动。此时，在阎锡山的连连呼救下，蒋介石已抽调10个师15万人马入晋，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来，黄河以西的国民党部队也沿河北上，妄图卡住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决定回师陕北。
刘亚楼立即率部西移。就在红一军团主力经大宁地区向永和县沿河渡口挺进之际，国民党军关麟征和杨澄源紧咬不放，企图截断红军回师之路。为了掩护渡口准备工作，毛泽东和彭德怀急令林彪主力一部掉头迎击尾追之敌。林彪说：二师是最先过黄河的，也让他们最后回渡吧。于是，刘亚楼和萧华接受了这个殿后任务。
办抗大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的收获，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会议提出红军西征的问题，并决定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有利时机，分期分批抽调干部到校学习，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高潮培养一批独当一面的优秀军政人才。刘亚楼没想到，红大第一期名单上有他的名字。
刘亚楼当时和许多高级干部一样，对红大的筹办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他觉得自己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完全可以把这机会让给别人，何况他实在舍不得离开多年来带领和指挥的红二师，还有生死与共的战友。
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军校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这番话给刘亚楼很大启发，促使他从开学第一天起就端正了学习态度。刘亚楼和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杨成武等38人编为第一科。第一科主要训练红军师以上高级干部，人数虽少，质量较高，平均年龄27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每人身上平均有3处伤疤。一科学员分6个组，刘亚楼是第一组组长。
办校初期，只有3位专职教员，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常常亲自授课。毛泽东的第一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起刘亚楼的深深思考，决心不做“鲁莽的军事家”。
年底，红大第一期学员面临毕业，时值西安事变发生不久，民族抗战面临可喜的局面。学员们每天都在议论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议论前线的事。听说学校要继续办，不少学员怕留下当教员，纷纷给总政治部写“报告”，要求到前线去。刘亚楼也是其中一个积极分子。
一天，毛泽东又来上课，先环视了一下教室，慢条斯理地说：听说有不少同志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鹰击长空，鱼翔水底，好嘛！
大家为之一振，特别是写了“报告”的人更是欣喜异常。
不过，毛泽东突然提高了语调：这里我郑重宣布，凡写报告信的，通通留下。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
这真是弄巧成拙。刘亚楼和几个写报告信的人面面相觑。
后来，刘亚楼和不少写报告信的学员真的被留下了。接到留校担任训练部长的通知，刘亚楼颇有情绪，嘴里嘟哝着说：我这个没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那时和刘亚楼有类似情绪的大有人在，据说中央调林彪任红大校长，他所抱的态度是不吭声。
毛泽东关心红大的建设，亲自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得知刘亚楼对留校有看法，亲自找他谈话。
刘亚楼拘谨不安地来到毛泽东办公的窑洞。毛泽东热情地招呼刘亚楼，不绕弯子便问：亚楼，听说你有个理论？
刘亚楼一听，吃惊不小，忙说：主席，我可没有什么理论。
毛泽东道：“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不是你发明的嘛，这就是一种理论。
刘亚楼没想到自己在同学间说的话竟传到毛泽东耳里了，连忙解释说：主席，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整理行装重返部队，我的心不能不痒呀。
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说：你留校负责领导新学员的训练工作，也是件大任务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