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大大咧咧道：主席，我看我还是回部队上前线好，留在后方没出息。
毛泽东来气了：你说没出息，那我，朱老总，周副主席，洛甫同志不也留在后方，不是还有很多同志留在后方，你说我们没出息？
刘亚楼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不安地站在那里“挨克”。
毛泽东还在生气，吸着烟来回踱着：你刘亚楼说留在后方没出息，那好，我就10年不许你上前线！
刘亚楼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主席，我刚才说错话了……
不仅是说错，你整个思想苗子就不对，你看不起在后方工作的同志。
主席，你多批评几句吧，这样有助于我提高。
毛泽东却被刘亚楼那哭笑不得的窘相逗乐了，上前拍了拍刘亚楼的肩膀，口气变得委婉起来：我知道你能打仗，又懂政治，还读过省立中学，正是这样，才叫你负责领导新学员的训练工作嘛。亚楼啊，办校是一项根本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红大也有广阔的天地，有你的用武之地。
一克一赞，使刘亚楼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霍地站起，向毛泽东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安心工作，完成自己的职责。
毛泽东显然为刘亚楼的这一快速转变高兴，说：痛痛快快，干脆利落，这才是刘亚楼啊！
刘亚楼投身红大建设，对老部下杨成武被军委任命为红一师师长表示祝贺，并就如何当好师长做了指点。他看过林彪向杨成武传授如何当师长的谈话记录稿后，又有针对性地谈了自己的意见，让过去一直做政治工作的杨成武受益匪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4月，红大随中央从保安迁回延安，并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刘亚楼协助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开始了紧张的第二期学员开学准备。
抗大第二期学员人数激增到1362人，分14个队。学员队长由学校任命。刘亚楼手中的干部名单上写着：1队队长陈赓，2队队长倪志亮，3队队长谭希林，4队队长韩振起，5队队长苏振华，6队队长曹里怀，7队队长贾若瑜（后黄春霆），8队队长方正平，9队队长聂鹤亭，10队队长边章五，11队队长何长工，12队队长刘忠，13队队长谢翰文（后文年生），14队队长李干辉。另有一女生区队，女学员59人，区队长金维映。
这些队长和学员，有些人的资格比刘亚楼还老，但刘亚楼“严”字当头一视同仁，决不因此在教学上对他们网开一面，而是强调老干部须重新训练、带头训练。他经常给学员们上课，诸如游击战、中国近代史等。一段时间下来，他的身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学员们的脑海里，他们都称他为老师了。
升任教育长
第三期学员开学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抗大校长林彪被任命为一一五师师长。副校长刘伯承为一二九师师长，先后奔赴前线，抗大工作由教育长罗瑞卿主持。
1938年1月28日，抗大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运动大会。毛泽东亲自作报告，并宣布罗瑞卿升任副校长，刘亚楼接替罗瑞卿升任教育长，许光达接替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张际春接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刘亚楼分管全校的教育领导工作后，为贯彻毛泽东制定的抗大教育方针，培养优秀的军政人才，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国际友人斯诺来“窑洞大学”参观访问时，得知刘亚楼是长征先锋师政委、师长，很是好奇地问起刘亚楼从战场来到课堂从教的感受。
3月间，平型关大战中被阎锡山部队误伤后回延安的林彪，出院后曾在抗大小住，刘亚楼前去看望，汇报了抗大的工作。不久，林彪就前往苏联疗伤了。
一天，毛泽东突然要刘亚楼搬家，到凤凰山下他隔壁的窑洞里住，正常时间到抗大工作，早晚协助他整理战役理论、研究抗日战争等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刘亚楼十分珍惜这个“美差”。除了完成任务，他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学习党的历史，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学习战略战术。
毛泽东为了写作《论持久战》，特地请刘亚楼和罗瑞卿，萧劲光、郭化若等高参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1938年7月，由毛泽东、陈昌浩、刘亚楼、萧劲光、郭化若集体写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作为抗日游击战争丛书第一种出版。
刘亚楼还是延安抗日战争史学会的领导成员，参加八路军《军政杂志》的编辑工作。《军政杂志》的出版发行，对成千上万投身抗日战争的中华儿女来说，无异于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
抗大第四学期开学典礼上，刘亚楼借用毛泽东的一次谈话，鼓励学员：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毛主席说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800里，这是第一课：在党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在斗争中去学习。现在第一课上完了，为了上好第二课第三课，同学们要以讲堂为战场，来一个学习竞赛！
开学典礼不久，毛泽东忽然亲自约见刘亚楼，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
刘亚楼以为毛泽东在试探他，只是笑，没有说话。
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刘亚楼抑制不住这突然降临的兴奋：真的？去哪个部队？
怎么样，人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嘛！
毛泽东说罢，笑了笑，望着刘亚楼说：到苏联去，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最高军事学府，学院在列宁手中创办以来，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名思想成熟、具有最新科学知识的高级军事干部，苏军元帅和高级将领几乎皆出于此，故学院有“红军大脑”的美誉。刘伯承、左权此前曾就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亚楼对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能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令他惊喜不已。
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在抗战形势日趋紧张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选派刘亚楼等一批高级将领赴苏学习，足见高瞻远瞩。但刘亚楼赴苏，除学军事外还负有另一使命，毛泽东嘱他到苏后设法和共产国际沟通，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况和现实状况，还让他带上《矛盾论》等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文著，当面交给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刘亚楼所负的这条使命，有的党史专家称之为“沟通共产国际的第三条途径”。
1938年4月下旬，刘亚楼离开抗大，告别延河水和宝塔山，和卢冬生、杨至成、谭家述、钟赤兵等先后经新疆出境，踏上了负笈求学的行程。
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将领，正式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生，这是刘亚楼上过的第二所大学。
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建于1918年，是苏联十月革命后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最初称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21年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年4月，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伏龙芝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为院校教学、部队训练、军事科研乃至整个武装力量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10月，年仅40岁的伏龙芝不幸逝世，苏联最高当局批准以他的名字为学院命名。世界出现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新样式后，该院从1931年起，主要培养团至军级具有广泛知识的合成军队指挥员。毕业于这所军事名校的著名将领很多，有苏联元帅朱可夫、崔可夫、格列奇科、沃罗诺夫等。
刘亚楼等红军将领受派赴苏后，因交通不便，又是秘密出国，沿途要躲过国民党的层层盘查，所以途中耽搁了一个多月。
先从延安坐汽车经西安到兰州，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安排下，扮装成商人或别的什么身份，然后想办法搞到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飞机票。由新疆出境非常麻烦，只好等苏联给新疆送货的汽车返回时，偷偷藏在车厢里，乘夜开出边界，就这样历尽千辛万苦，几经周折来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刘亚楼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和在那里养病的贺子珍等人。当年长征途中，贺子珍等女红军是跟随红二师行动的。异地逢故知，大家都十分高兴。
一行人先被安排住在莫斯科郊区孔策沃一座别墅式建筑里，这里曾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党校，现在用来专门接待从中国来的同志。时隔不久，刘亚楼他们又搬到一个叫库契诺的庄园式建筑里。这里有一座米黄色的两层楼房，另外还有两栋小楼，四周是高墙，墙外是大片森林，环境幽雅。伏龙芝军事学院专门为中国同志开设了一个特别班，分政治班、军事班，学习的内容有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有进攻战、防御战指挥的原则与艺术，有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组织与指挥。
为准备入学，刘亚楼他们一来就开始学习俄语，补习文化。
身在异国他乡，最困难的莫过于语言关。苏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了解决中国学生的难题，特地派来了一些辅导人员。辅导刘亚楼的是年轻漂亮的中国姑娘苏丽娃。她是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她的俄语说得既流利又地道。
参与审查李德
根据共产国际监委会的程序，决定先开会让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交代，再组织对他的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如何处理。监委会还邀请在莫斯科了解情况的中国同志参加会议，并希望他们在会上发言，展开对李德的批评。
在此前，刘亚楼和杨至成等留苏的中国红军将领曾被专车接到莫斯科市内的共产国际总部开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他们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并询问了李德在中国的有关情况。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召开的专题讨论李德在华错误问题的这次会上，刘亚楼受到邀请，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与会的还有同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东胞弟毛泽民及周恩来带来的翻译师哲等人。
会议开始后，李德先做了检查，语气甚为沉重，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大错误，内容与他在延安所写的检讨报告大致一样，与遵义会议上的抵触情绪迥然不同。不知是他在思想上确已转过弯来，还是因为害怕抵触会罪加一等。
李德发言后，中国同志相继发言，头一个发言的是刘亚楼。在担任红二师政委期间，刘亚楼对李德到中央苏区后至长征前半段的瞎指挥有着切肤之痛，尤其是湘江之战，红二师几遭灭顶之灾。由于恨之深，刘亚楼的言词极为激烈，一字一句皆如芒在背，李德听后大汗淋漓，狼狈万分。
但令人蹊跷的事发生了。共产国际监委会一位德籍委员大摇其头，说刘亚楼的发言带有个人情绪。此话一出，会场上的苏联人和德国人开始交头接耳，明显流露出一种暧昧的表情。
明睿的周恩来看到这个情形，和任弼时稍作商量，起身婉转地说：刘亚楼同志可能比较激动，因为他带的一个师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起来有气，希望大家谅解。
气氛渐趋缓和后，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对十九路军反蒋抗日“闽变”不正确的处理方式、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战略方针等等，同时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错误方针，没能及时批评抵制，也负有一定责任。接着，毛泽民等中国同志对李德作了严肃批评，痛心指出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建议共产国际监委会务必从严处理李德。身在现场的李德，如坐针毡，脸色由红到白。
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的处理却是明确他有错误，但免于处分，理由是：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所提意见中国共产党既可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是好心人办坏事，其错误在于不谙中国国情，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可以免予处分。
中国同志对此结论虽有意见，但考虑李德的错误已是过去式，即使枪毙他也无济于挽回损失，何况这又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也就顺其自然了。但从此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只是分配他做出版工作。
1941年春，德军继征服北欧、西欧诸国后，再占巴尔干半岛，开始在东欧集结重兵，加紧完成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这期间，刘亚楼和林彪等各国将领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组织的第三国际军事人员的有关活动，讨论德军届时进攻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主攻方向问题。
预测准确
很多国家的将军赞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看法，认为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路线，必定沿着南部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以占领经济作物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河流域的煤矿、高加索的石油，借此切断苏联的经济命脉；再者，德军占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就可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刘亚楼对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分析和判断表示怀疑。他认真研究了各种情况后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这样一个农田、水网遍布，土质松软的经济作物地区，不可能是以机械化部队为主的德军选取的主要进军路线，希特勒将选择白俄罗斯作为进攻莫斯科的最佳线路，因为那里土壤坚固，至莫斯科距离最短，适合希特勒装备最好的摩托化部队的展开，这也符合希特勒一贯的闪电战作风。
刘亚楼的分析和看法，得到林彪的认同，通过第三国际传给苏军统帅部，但被束之高阁。后来，林彪在参加斯大林主持的军事会议时，又向斯大林进言：希特勒的作战思想是速战速决，避免打持久战，根据这一特点，他虽有可能多路并进，但主突方向将选择西部——莫斯科方向，一旦占领苏联首都，他就会宣布苏联灭亡，战争结束；因此苏联红军不应平均分兵把口，而应集中于莫斯科一线防守。但林彪的意见也没被采纳。苏军按照战前修订的作战计划，以西南方向（也就是乌克兰、顿涅茨河一带）为主要防御方向，其他方向则以边防部队进行抗击。
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苏联边境西部10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发起了蓄谋已久的苏德战争，以北方、中央、南方三个集团军群分别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方向实施闪电式攻击。其中莫斯科一路，实力配置最强，集中了50多个师和最精锐、数量最众的坦克、摩托化部队，而且果然不是从南部而来，正是循白俄罗斯方向杀将过来。
苏军因判断失误等原因而猝不及防，前线败绩纷呈。11天后，醒悟过来的斯大林才通过广播向全国军民发表了一次迟到的抗德演说，采取紧急措施，并自己兼任国防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但此时，战局已岌岌可危。
敢于对斯大林军事观点说“不”的中国将军刘亚楼，从此在苏军上层挂上了号。在苏联的这段经历，更是加深了林彪对刘亚楼的了解，认为刘亚楼不仅可作沙场军政主官，还可做一名出色的参谋长。
9月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发起代号为“台风”的攻势。正当刘亚楼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时，传来命令：由共产国际召集中国同志集中莫斯科，暂住《消息报》报社对面的莫斯科旅馆，着手安排回国。
离开莫斯科前，林彪带领刘亚楼、卢冬生等人拜会了季米特洛夫，听取了他关于苏德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关系以及共产国际当前的任务和路线的讲话。随后，十多名中国军队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从莫斯科坐火车，然后倒汽车，一路向东奔驰。10月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准备从这里通过边界，到达内蒙古的大青山游击区，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
服役“国际旅”
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后，经紧急联系，有关方面同意林彪坐飞机先行回国。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可以公开回去，其他人员因是秘密出国，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只能另想办法。
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先是住在苏联大使馆安排的馆舍。时间一长，供应发生困难，乔尔诺夫少校也无能为力了，要他们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自谋生路，解决吃饭问题。为了革命利益，他们只得委屈自己，忍辱负重，李天佑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一家农场干苦力，长征途中失去一条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卖票人，贺诚在一家医院做医护。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
伟大的卫国战争，是社会主义苏联最严重的时期，刘亚楼和苏联人民一道，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他的苏联名字叫萨沙，军衔少校。
严寒很快降临，斯大林格勒战役也进入关键时期。刘亚楼向苏军指挥部建议：德军未达战争目的，他们没有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正日渐衰弱，为利用冬季大规模聚歼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的运输方式应有别于德国，所以必须发挥适应严寒作战、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各兵种优势。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以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
这个构思新颖的作战样式，受到苏军统帅部的关注。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了这种战法的切实可行。结合刘亚楼的建议，苏军高层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但都被刘亚楼谢绝了。
1943年2月，持续6个多月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胜利结束，敲响法西斯德国的丧钟。不久，经中共中央同意，苏军领导机关安排刘亚楼和卢冬生到苏联远东军区。1943年夏，刘亚楼来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军区机关见习，不久受命指导驻在伯力郊区的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步旅的工作。
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旅又名抗联教导旅。1940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在日寇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进入最艰苦的斗争阶段，部队锐减到一千人左右。为了保存力量，并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1942年8月，抗联主力移到苏联远东边疆，受编为野营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朝鲜人崔庸健（后曾任朝鲜国家副主席、委员长）任政委。这支部队被列入苏联红军的编制之内，排以上指挥官都有军衔，在旅里工作的苏联军官都会些汉语。
刘亚楼和周保中虽从未会过面，但一通报，都说对方大名如雷贯耳。使刘亚楼感到亲切的是，周保中10年前，也曾受派赴苏学习军事，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刘亚楼很快就和他熟悉了。
抗联教导旅另有一“国际旅”的称谓，源于该部队由多国武装组成。中国人占大部分，此外还有朝鲜人（占10%）、波兰、捷克人，分别编为朝鲜营、波兰营、捷克营。在西伯利亚，真正的“共产国际”就是这个旅。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不少朝鲜爱国志士把中国作为抗日和民族复兴的基地，在中国进行抗日斗争，后来成为朝鲜领袖的金日成（时名金成柱）便是其中之一。
激动人心的反攻
金日成的父亲、叔叔都是爱国志士，他12岁就到了中国，成年后拉队伍抗日，曾任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支队长，该支队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朝鲜人。杨靖宇牺牲后，东北抗联处境艰难，1940年，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金日成率300余人的支队退入苏联，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旅，任第一营（独立步兵营）大尉营长（后升少校）。金日成不仅能讲流利的汉语，俄语也说得不错，加上矢志抗日，作风稳健，刘亚楼和他自是惺惺相惜。
2004年年底，当年曾在国际旅工作、95岁的原苏联退役上校格奥尔基·梅克列尔，披露了国际旅的一段尘封历史，其中讲到刘亚楼对国际旅的指导。
刘亚楼曾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因此分管教导旅的军政训练。为了使训练工作落到实处，刘亚楼调查了教导旅人员的现实水平并迅速拟定了教育计划，主要对他们进行军事技术的训练，战略战术的教育。为规范训练内容，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红军长征的事迹、苏联对德战争的策略等结合起来，亲自动手编写教材。
为了提高部队的训练效率，在刘亚楼等人的建议下，苏联远东军区还为该部队装备了新式武器，为部队配备了军事翻译训练班。刘亚楼还组织抗联老战士学俄语。他出色的工作，倍受苏方的重视，被任命为国际旅的参谋长。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刘亚楼和周保中、李兆麟等中国抗联将士无比激奋，整个野营一片欢腾。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组编成11个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军集团军，总兵力150万人，火炮26000多门，坦克5500辆，飞机3800架，舰艇500艘，在长达4000公里的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西、北海陆军三个方向呈扇形同时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发起攻击。
据《汪东兴日记》记载：1950年2月9日，汪东兴在莫斯科陪毛泽东散步，“对主席说：‘听刘亚楼同志告诉过我，苏联红军从远东的双城子到西伯利亚赤塔一线全面出击，向日本侵略军发动猛攻，势如破竹，所向无敌。’”日记当然是比较简洁的，但刘亚楼讲述苏军这次行动时的那份心情，已从汪东兴的文字叙述里间接表达出来了。
却也有一支小插曲。刘亚楼随苏军行动时，险些身首异处，死于不白之冤。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盘踞的“满洲”进攻，其中一路经虎林——佳木斯向哈尔滨、长春。苏军指挥所里，身着苏军制服、佩戴少校军衔的刘亚楼，正紧张有序地工作着。看着地图上道道红线标明的苏军进军方向，他眼前浮现出一幅东北解放、抗战胜利的美好前景。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电话听筒里传来司令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清晰的声音：我空军部队轰炸佳木斯外围日军控制的“407高地”的时间定为6时50分，地面部队据此相机进入，正式命令随即送到地面值班室，依命令通知各有关部队。放下电话没多久，作战命令正式送到了。刘亚楼看看手表，时针指向两点。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及地面有关部队司令部，传达了维曼诺夫少将命令的内容并记下了对方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姓名。
险受冤刑
7点钟，刘亚楼下岗，回住处不一会儿，几名苏军士兵突然闯将进来，强行将他扭送到禁闭室关押。刘亚楼急问为什么，军务参谋马卡维奇上尉恼火地说：王松（刘亚楼在苏军的化名），你贻误军令，造成我军重大损失！
刘亚楼对此指责十分诧异。
原来，进攻佳木斯外围据点的苏军地面部队进展顺利，先头分队于6时40分便占领了“407”高地。空军轰炸机6时50分准时将一颗颗炮弹倾泻在高地上。前线指挥员目睹了部队在自己飞机轰炸下血肉横飞的惨剧，恼怒万分，向上级指挥官告了状。
上峰严令追查这起严重的失职事故。一查，当天值班参谋正好是王松。
得知事因，刘亚楼连声说：怎么会有这等差错？怎么会呢？
情况属实，上级已令将你就地枪决！
听完这话，刘亚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在苏军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上级认准了的东西，又不容你解释，再说军务人员也是执行命令。他心中异常难过，不是吗，在苏联好不容易熬过了前后8个年头，如今已踏上祖国大地，正思为国效力，却要死于不白之冤。他思前想后，横下一条心，对马卡维奇说：我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赴贵国的，请转告上级，容我在死前给家里写一封信，说一说我这些年在贵国的体会、见闻和经验，这样也对党组织有个交代。
苏军同意了刘亚楼的请求，死刑得以延续一天。
刘亚楼花了足足一天时间，写完这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长信，末尾，工工整整地写上：忠于党的刘亚楼。他请马卡维奇在自己死后代为上呈转交给中共党组织。
上断头台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在这时，一道“刀下留人”的金牌从天而降：王松少校无罪释放，恢复原职。
原来，一位对王松少校颇为欣赏的苏军军官经过核实，在报务员记录上找到了王松少校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白纸黑字，并无差错，王松少校对这场“失误”可以不负责任。这位苏军军官将实情向上禀报后，上峰同意不加罪于王松少校，而将对方那位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执行枪毙。
就这宝贵的一天，救了刘亚楼的命。
刘亚楼所在苏军进驻佳木斯不久，便挥师南下，威逼哈尔滨。
8月下旬，刘亚楼随苏军来到大连。苏军在不到半天时间里，占领了东站、电话局、日军警备司令部，宣告了大连的解放。成群结队的市民拥上大街小巷，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抢着向他们献花，与他们握手，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
进驻大连后，刘亚楼留在旅大苏军司令部，负责民政与联络工作，实际上是苏方联系中共的联络官。
当时的旅大地区，管辖着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和金州县。这块地方，中国习惯叫旅大，苏联和日本叫关东。苏军所以能在旅大地区驻军，是因为他们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规定，旅大所有的中国官员和机构，都必须俯首听命于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司令部民政局。
“神秘的王少校”
东北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钢都鞍山的钢铁产量比重占全国的90%，煤都抚顺的煤炭产量比重占全国的60%，电都小丰满的发电量比重占全国的40%，而且东北拥有全国最大的粮产区和兵工厂。东北的战略地位，注定了它必将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东北的局势必将空前复杂。
由于旅顺、大连的特殊地位，两市在苏军管辖范围之内，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本来都不能进入。但共产党在苏军的默许下，还是派进去了些干部。
10月初，为交涉中共山东部队进驻东北乘船途经大连请予方便事宜，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驻旅大苏军司令部疏通，并就在旅大建立中共机构等问题进行磋商。驻旅大苏军卫戍司令高兹罗夫中将会见了韩光，并告诉他司令部的王松少校是位中国同志。
要在情况特殊的旅大地区站稳脚跟，开展工作，首先必须打通与苏军的关系，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否则寸步难行。有自己的同志在苏军，那是意想不到的好事，韩光立即提出要与王松见面。
神秘的“王松少校”穿一身苏军军服，也就是三十多岁，中等个头，黝黑的脸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得知王松的真实姓名，韩光大为高兴，连说久仰大名。见刘亚楼一脸诧异，韩光便说：那年他们经迪化去苏联时，我刚好去延安送药品、皮衣等物资。回来后，过往办事处的东北抗联同志告诉我，说前几天来过一个延安的红军干部，很能打仗，名叫“六万六”。我听了很纳闷，怎么有这样的怪名字呢？就去问中央驻新疆的代表邓发同志，邓发同志笑着说：他不叫“六万六”，叫刘亚楼，因他是福建人，东北同志听不准南方口音，就把刘亚楼听成了“六万六”。直让我听了笑掉大牙。邓发同志还介绍了你的光辉历史，从此，你刘亚楼——“六万六”的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了。
刘亚楼听了，大笑起来。
韩光手指刘亚楼的肩章问：当年赫赫有名的红军师长、抗大教育长，他们怎么才授你个少校军衔？1938年我还是个上校呢！
刘亚楼笑了，见苏方人员都在一旁忙碌，便低声说：“他们要我加入苏籍，我没同意，惹得他们不高兴了……这还是他们为安慰我的情绪授的。反正我不在乎，我想离开这里。
刘亚楼郑重其事地请韩光帮助联系中央，告诉中央，他迫切希望投身祖国的解放战场，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苏军为了加强旅大地区的社会治安，提出成立一个警察总局，局长拟由中共方面出人。东北局认为这是件大好事，遂于10月底派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即赵东斌，解放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赴大连任职。
赵杰在拜会高兹罗夫中将以期得到他的认可时，惊喜地发现，在高兹罗夫及其政治部主任巴森身边的那位苏军翻译官“王少校”，竟是久别的刘亚楼！1937年赵杰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刘亚楼是训练部长。
高兹罗夫见赵杰和刘亚楼谈得亲热，感到有点奇怪。刘亚楼告诉他：我们俩在延安时就认识。
高兹罗夫笑着点点头：哦，原来是老朋友了。
那两个士兵端着长枪走过来，满嘴喷着酒气，血红的眼珠子瞪得老大，吆喝着：快，快把钱交出来，还有手表，不然，老子可就开枪了。
刘亚楼气愤地跳下车，严加斥责：你们这样做是犯罪，知道吗？你们是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
两个苏军大兵愣住了，没想到这个中国人俄语讲得这么熟练，他们面面相觑片刻，硬撑着劲儿反问：中国人，你没有权力管我们，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司令部少校！”
苏军士兵没料到会碰上这么个上级军官，只得“啪”地一声敬礼。
刘亚楼狠狠地说：你们再这样，非毙了不可！
进入东北后，苏军一些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对中国老百姓常加骚扰。害群之马的种种违纪行为，尤其是抢劫、强奸两项，给苏军造成恶劣影响。不久，刘亚楼得知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原红二军团师长、八路军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随苏军回哈尔滨就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在12月14日晚乘马车外出时，惨死在一名拦路抢劫的苏军士兵枪下。
就苏军违纪事情，刘亚楼和韩光向苏军驻旅大当局交涉后，他们表现得似乎十分通情达理，说：我们是友好的两个国家，今后一定要在部队里严整军纪。
在高兹罗夫中将的旨意下，驻大连苏军果然也像模像样地作了番整顿，还派出纠察队上街维持治安。对严重违纪的就地枪决，最多的一天枪毙了10来人。但苏军的违纪现象已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即使真正枪毙几个人，也无济于事。连苏军不少将军也为难地说：有些奸污过中国妇女的士兵，胸前挂了好几颗勋章，有的攻克柏林也是有功的，难道还能为强奸妇女就地枪毙他吗？
不出几日，韩光又急匆匆找到了刘亚楼，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差点和苏军打起来了！原来，苏军对群众性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不以为然，尤其是对罚跪、戴高帽、游街示众等做法颇有意见，要求市委制止，还自己派出武装干涉，驱散群众斗争大会。市委对此很不理解，认为苏方不支持我们搞土地改革，双方时有冲突。如何在大连这个苏军军管地区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成为摆在市委面前的一个棘手课题。
刘亚楼去苏方“沟通”回来，兴冲冲地告诉韩光：苏方还是支持我们搞土改的，他们主要是顾忌美蒋抓住把柄加以攻击，从而给苏联在外交上造成被动。斗争大会如果不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苏方表示绝不干涉。
是时，国民党屡屡派员进入大连，组织“东北海军陆战队”，派中统、军统特务潜入大连窃取情报。美国间谍机关“海外观测队”也多次派特务到大连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如果斗争大会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甚至捅到联合国去，确实会给苏方带来外交上的麻烦。
韩光感到为难，因为斗争大会要开，又不能让美蒋特务混进来，这可就难了，斗争大会不管开在哪个街哪个巷，美蒋特务还不是照样可能混来拍照？刘亚楼建议，把斗争大会关在屋子里开，严查入场人员的证件，不准携带相机，更不许登报，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按照刘亚楼的“计策”，市委与苏军当局在土改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谅解，土改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主动回撤
1947年2月16日，杜聿明指挥5个师的兵力三犯临江，林彪和刘亚楼在松花江北一座简陋农家小院里研究二下江南方案。
此战是炮兵首次参战，林彪和刘亚楼的电令特别提及：城子街之敌设防已半个月，工事必完成，应根据此点配属炮兵力量。
2月22日，北满民主联军主力15万人，第二次南渡松花江。根据既定方案，六纵主力当晚将城子街团团围住，翌日上午6时攻城。
城子街守将、国民党新一军八十九团团长连续向师部发了七八份电报，要求派兵增援，空投弹药。
其中一份电报被“东总”截获后，刘亚楼对六纵司令员洪学智说：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国民党被围城打援搞怕了，不会轻易前来增援的。
事实证明了刘亚楼判断的正确：国民党没有一兵一卒驰援，只派了两架飞机空投弹药，而绝大部分又飘出了城外。下午4时，守敌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六纵主力围攻城子街时，九台和农安之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
2月28日，根据林彪、刘亚楼电令，六纵及独二师包围德惠，一纵、二纵及独一师、独三师摆在德惠至长春间，准备打援。德惠是中长铁路线上敌人在北满的前进基地，此战是民主联军第一次向国民党主力据守的城市进行正规攻城作战，由于部队缺乏攻城经验，主攻方向选择不当，炮兵也使用不当，加之守敌凭借“城寒堡垒”顽强抗击，德惠久攻不下。此时，孙立人率新一军主力逼近，另一名国军名将陈明仁的10万援军也北上驰援。
林彪闻报，认为陈明仁的10万援军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刘亚楼同意林彪的推断，但提醒林彪：杜聿明下令打开小丰满水库，结冰的松花江就会灌满水，这样我军退路将堵。
林彪听后点点头：德惠守敌一个整师，只差这么一口就会被我吃掉，可是一旦杜聿明、孙立人、陈明仁联手出击，我15万大军将陷于被动。参谋长的意见呢？刘亚楼似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说：我看不能因小失大，何况现在已解临江之危，还是撤为上策。
部队撤至松花江南岸，小丰满水库放下的洪水，已把两里宽的江面漫平了。浅处没膝，深处齐腰，棉衣泡水像铅砣似的重，滑倒了很难爬起来，好歹上岸了，指挥员们都冻得不行。
刘亚楼和林彪是骑马过江的，上岸后眉毛全是霜，两个鼻孔喷云雾，直庆幸“撤是上策”。
得悉民主联军北满主力回撤，杜聿明马上在报纸和电台上宣传“战果”：德惠大捷，歼灭共军10万！好久没听到好消息的蒋介石欣喜若狂，把手伸向东北，越过杜聿明，电令孙立人和陈明仁：率所部乘胜追歼江北共军。
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使杜聿明大为吃惊，心想共军在德惠损失不过千把人，而且又是主动撤回江北，派出“乘胜追歼”之师只会有去无回。他忙令孙、陈两将立即回撤。可孙立人和陈明仁这两位因“远征”出了名的“狂人”，却不理睬杜聿明的忠告。
严厉治军
杜聿明知道自己宣传的“战果”打了自己的嘴巴，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办法，只好亲自火速赶去劝阻。经再三陈述利害，孙、陈两人才同意撤军，“迅速回防”。
杜聿明连夜赶回长春。刘亚楼获知情报，急令就近的独一师，迅速前往截击杜聿明。独一师接令后，行动迟缓，结果错过了时间，只截住了杜聿明随后的大卡车，而他乘坐的小汽车已冲过了封锁线。事前，刘亚楼曾在林彪面前夸下海口，要让林彪的黄埔同学杜聿明或横或竖见他。接到杜聿明侥幸逃脱的电报后，刘亚楼气得脸色发白，骂道：非毙了这师长不可！
独一师是当年延安某旅老底子（主力南下了，未到东北），存在骄傲自满情绪，从延安来东北后到处搞东西，因此包袱重，每次转移都是大车小辆，像个辎重队。四平保卫战期间，东北局常委林枫让他们撤出梅河口，可对方不干。林枫对此毫无办法。这下，他们的把柄被刘亚楼抓住了。
战后，刘亚楼毫不客气地在全军对独一师作了严厉通报批评，并经林彪同意，将该师师长撤职。他板着面孔对由副师长提为师长的贺庆积说：打仗不积极，只会搞东西，东北丢了，你们的东西能保住？再打不好仗，就要你的头！
刘亚楼不留情面的猛批，给了贺庆积和全师当头棒喝。此后，独一师励精图治，终成东野名师（夏季攻势后编入梁兴初任司令员的十纵），贺庆积也成为东北战场的一员猛将。
杜聿明一场虚惊逃回长春，虽然暂避了难关，但还是难逃被生俘的命运，不过那是在两年后的淮海战场。
人生的足迹好似时空坐标系上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上的一些机遇点，常常是个人始料不及的。刘亚楼后来成为共和国空军的主要创建人，与他在东北指导过航校工作、并兼任过航校校长一职有关。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关注航空事业，着手培养航空人才。1925年至1936年11年间，中共先后派出5批共二十多人，分别到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航空班和苏联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先后学成的有常乾坤、王弼、唐铎等人。1937年秋，中共中央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及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的教学条件，抽调43名红军干部学航空。这支没有正式番号的第一支红色航空队，党内称之为“新疆航空队”。寒暑四年间，有38名学员学成，其中12名飞行员、17名机械员。
1946年3月1日，鉴于日军战败后在东北地区遗留有较多的航空训练器材和基地设施，且已收降、缴获一个完整的日本航空队的人员和飞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共产党创办的这唯一一所培养飞行、地面各专业人员的航空学校，后来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人们亲切地称它“老航校”。
航校开学后面临的困难，还不仅仅是飞机少而陈旧、航空器材奇缺，更要紧的是缺少油料。请求苏联支援，苏联怕引来国民党政府交涉和国际舆论，不肯援手。从春季开飞以来，航校已有二十多架飞机投入训练，耗油量很大，原先收集的航空汽油没有来源，库存日益减少。眼看油料告罄在即，航校开办不久就面临停飞的危机，航校副教育长蒋天然受命奔走解决燃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