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校建设
在哈尔滨清理日军投降的仓库中，意外发现一份日军绝密文件和十几大桶试验用的酒精，从中可知日军当年因汽油短缺，曾有过用酒精“顶替”汽油的研究试验，飞行当中飞机空中停车，摔死31人。航校从日军这个失败的试验中受到启发，为解决“飞行粮食”问题，决心进行研究试验。
蒋天然受命负责组织有关技术人员从事这项研究试验，利用被苏军炸毁的原日本北满飞机制造厂，从废墟中找到损坏的航空器材，加以修理后投入使用。首次用酒精试飞，飞机发生空中停车。研究小组接着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多次试验、研究，试用96度的高纯度酒精，终于在6月1日获得成功。为纪念这个日子，东总批准以“六一部队”为航校代号。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后，对航校厚爱有加。为了解决航校急需，他在1946年下半年曾特地到旅顺口，找到苏军驻旅顺口当局的熟人，请求帮助解决苏军转交的日本飞机发动机所用活塞圈。和对方碰了几杯烈酒后，苏军当局马上安排其海军基地修理所生产了一批新活塞，交他带走。
刘亚楼嘱咐常乾坤等航校领导：培训飞行人才的计划，无论如何都不能耽搁。现在飞机和汽油都很缺乏，应珍惜这批器材，用它来培养我们自己经过考验、今后在创业中能当骨干的干部，每一滴汽油都要用在这样的同志身上，这是不能含糊的建军方针原则问题。另外，有关高纯度酒精的生产试验工作，我会请东北局和东总设法帮助你们。
在东北局和东总交涉下，苏军移交了马家沟、太平桥两个酒精厂和两千多工人。要恢复这两个厂的生产投资，需3600万元。陈云表态：为了我党第一所航校不停办，准备拿出100万东北币来试产高纯度酒精，其余资金另想办法。
东北局决定巨额投资后，刘亚楼找蒋天然谈话。他说：我们的钱来之不易，是硬挤出来的，你们要掂量着用，从1946年7月1日起，两个半月要生产出1000大桶（每桶160公斤或180公斤）酒精，你有绝对把握就干，没有绝对把握就不干，不要花了大钱又落了空。
蒋天然表示有绝对把握可以完成任务。刘亚楼说：口说无凭，蒋天然你敢立军令状吗？蒋天然说：立就立！
刘亚楼也不是开玩笑，马上叫人拿来纸笔，立马就写。
刘亚楼接过，看一眼，神色凝重地说：蒋天然你听好了，军中无戏言！
蒋天然也无多话：参谋长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生产资金马上到位，徐时裕、郦少安分别担任两个酒精厂的厂长。酒精厂7月29日正式投入生产后，发动群众，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奋战一个半月，生产出完全达标的96度高纯度酒精，日产量达100大桶（每桶410升）。超额完成了“军令状”规定的数量。
看到“飞行粮食”问题得以解决，刘亚楼十分高兴，找来蒋天然说：当时我要你立军令状，那是激将法。蒋天然说：参谋长你好一个激将法！弄得我决心破釜沉舟，要酒精不要性命，死都不怕，还怕军令状！
实地解决问题
共产党部队有古时戏曲才见的军令状，大概并不多见。1986年巴西宣布：“使用酒精燃料驾驶飞机，巴西是世界上第一个。”殊不知，用酒精代替汽油，让战鹰“喝”着酒精升空，中国比巴西早了整整40年。
到航校后，刘亚楼吃惊地发现：航校的全部家当，不过是几栋残垣断壁的房子、几条布满弹坑的跑道、几架残破的飞机，而且营房设施缺损严重，8个人挤住一间房，睡双层木床，屋内没有火墙，而且还没有棉衣，夜里需团身睡觉（戏称此举为“团长”）。
“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这首打油诗，生动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
这些堪称宝贝的航空人员，怎是这般境地？刘亚楼马上一二三地设法解决航校的一些实际困难，同时也号召全校人员埋头苦干。他说：航校的生活条件，看来很困难，但与长征在雪山草地经历的断粮缺衣、饥寒交迫的艰苦困境相比，则又是小菜一碟。共产党没别的，就是有战胜困难的本事！
刘亚楼检查工作，并不是走马观花，听表面汇报，他是一竿子插到底。从航校校长、政委，到普通学员，他都分别谈话。航校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
航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在前期组织飞行训练中，对如何充分利用现有器材、加速培养飞行人员以及统筹安排方面，存有分歧意见。一位掌管飞行训练的干部，只顾自己多飞，由于违反飞行规则和操纵错误，导致机毁人亡。许多来自解放区的学员，因迟迟不能上天，思想急躁，还发生了一起自寻短见的政治事故。加上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不断凌空袭扰，使航校不得不一再搬家，先是由通化搬到牡丹江，后又搬到密山，环境很不安全，有人对航校现状和前景表示焦虑和不满，有的不是回原单位，就提出要到前线去打仗。
刘亚楼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解放区来的同志，应当作航校的骨干力量，是培养的对象，要广为接触，诚恳地听取他们有益的见解；对起义过来的同志，应注意虚心学习他们的航空理论知识功底深厚的长处，同时有意识地启发他们改掉旧军队的不良习俗；对日方人员，应主动接近他们，关照其家属子女，尊重其民族习俗，说服教育他们毫无保留地献出技术，为我军服务。
针对航校不少干部存在急于参战和等待外援等不切实际的思想，刘亚楼提出了“短小精悍，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后经东北局批准，这一“思想”正式规定为航校的办校方针。
刘亚楼回到哈尔滨后，马上找来酒精厂负责人，了解到从1946年10月开始，两个酒精厂还清了办厂时的一切投资，到年底就盈利1000多万元。他指出：你们不仅要继续生产高纯度酒精，还要为航校解决经济困难出力。两个酒精厂盈利后对航校已有所表示，如今刘亚楼一促，更是积极挤出钱来为航校购置飞行员装备，如飞行帽、飞行靴、飞行手套等等，还主动购买了散落民间的飞行器材送航校。刘亚楼赞赏地说：你们做的这些，倒是当初办厂时没想到的。
航校自五道岗训练以来，遇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飞行结束后谁去当教员和飞战斗机，二是挑选飞行员是以政治条件为主还是以文化程度为主。校领导的意见：新疆回来的同志当飞行教员，没有飞行经验的同志去学飞隼式战斗机；还准备到哈尔滨招考一批文化程度高、接受能力强的中学毕业生当飞行学员。
艰难的起飞
刘亚楼在哈尔滨听取航校机务处长严振刚的汇报后，指出：仅有的5架能升空作战的隼式战斗机，应由新疆回来的飞行员掌握，这些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受过战争考验，政治上可靠，过去又飞过苏式战斗机，必要时还可用于参战。到哈尔滨招考中学生当飞行学员，条件还不成熟，应从各解放区挑选出身成分好和政治上保险、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当飞行学员。
东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接着说：航校一定要贯彻刘参谋长2月初的指示，和经东北局确定的办校方针，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是关系到航校“枪杆子”（飞行）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原则方针。
刘亚楼点点头，继续说：航校应该依靠谁、培养谁，对此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决不能含糊！在刘亚楼和谭政直接、具体指示下，航校确定了正确的做法，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发展之步。
1947年4月，林虎、刘玉堤、韩明阳等一批政治成熟的学员，分别被编为飞行一期甲乙班，来到黑龙江勃利附近的千振机场，在日制“九九”高教机上开始自己的飞行生涯。随后，又在黑龙江汤原机场完成改装日制“九九”冲击机和“零”式驱逐机训练。
为了贯彻落实办校方针，加强航校领导，东北局和东总于这年9月对航校领导班子做了一次重大调整：任命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委，薛少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以吴溉之为书记的中共航校党委临时委员会。同时组建了两个飞行大队，对航校处、大队一级的组织机构亦作了调整。由于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班子，航校办校方向明确，方针政策对头，各类人员团结一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刘亚楼曾两次调派飞机为战事服务。其中一次是前方急需长春敌军兵力工事配备图，刘亚楼命令地图科务必在一天内赶印出来并送达前方，为保证完成任务，他果断派出飞机接送有关人员。
1947年12月5日，中央军委电询东北局：“建立空军已经成了我党的迫切任务，你们对此有何计划？”
12月12日，刘亚楼代东北局复电：“航校的方针是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培养一批将来建立空军的骨干。根据现有全部器材及干部，计划到1949年底完成训练单独飞行的飞行员120人，领航员35人，机械员240到300人。如不发生意外，此计划定能完成。”
酒精顶替汽油，麻绳代替保险带，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螺旋桨不够，就几架飞机合用一个，甚至用马拉着飞机走向跑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航校正是从这种旁人无法想象的一系列困难中闯过来的，锻造出了中国空军和航空事业的一批栋梁之材。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航校条件有所改善，环境也日趋安全（校部从东安先后迁牡丹江市、长春市），训练规模和开设的期班也随之扩大。在刘亚楼“领航”下，到1949年冬，比照刘亚楼原定计划，东北航校因条件所限、只训练出24名领航员，其余计划都超额完成。中国空军的创业者们，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实现了艰难的起飞。
炮战经验不足
1946年10月19日，东总下达《炮字第二号命令》，决定成立炮兵司令部，任命朱瑞为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为政治委员，还具体规定了炮兵司令部的任务和职责。从此，分散、庞杂的炮兵部队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对解放军炮兵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意义。
炮兵由此成为解放军的一个独立兵种。为了加速发展炮兵建设，刘亚楼和朱瑞等人还亲自前往苏联，好说歹说地用大米和大豆从苏方那里换来了一些他们缴获的德军和日军的火炮、汽车及炮弹。
炮兵司令部成立后，朱瑞重点抓了直属部队——4个基干炮团的训练。3个月后，他请总部首长前来检阅。朱瑞戴着金丝边眼镜，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有才气，有学问，爱干净，这点上与刘亚楼颇为相似。刘亚楼在朱瑞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巡视了4个炮团，观看了他们的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结论是“还好”，提出一些改进提高意见。这些少量从日军手中夺得、大部分靠捡破烂儿从山野、民间搜寻拼凑起来的炮，不少已经老得掉牙了，弹药也不多，但刘亚楼却对朱瑞和炮兵寄予厚望：没牙的大炮，也要啃碎敌人的铜墙铁壁！
1947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二下江南时，炮兵首次亮相，刘亚楼和林彪极为重视，作了详细的部署。在城子街战斗中，炮兵显示了威力，将一个工事的敌人打光，过去在敌人炮火下饱尝被打压滋味的步兵轻松占领阵地，高喊“炮兵万岁”。但此战中，炮兵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尤其是集中兵力和步炮协同作战方面，表现出经验不足。
接下来攻打德惠，林彪和刘亚楼把30个炮连配属六纵及独二师作战，围歼德惠守敌两个团。炮兵第一次大规模地配属步兵作战，兵力、火力绝对优势，步兵振奋不已，炮兵更是自豪，都觉得这回能把德惠打平了。纵队指挥员对指挥步、炮协同作战缺乏经验，设下4个突破口，4个步兵师东南西北各一个，把30个炮连的80门大炮平均分配，每个突破口配置20门左右大炮，不偏不倚地分到师，再团营地下分到连。前线报喜：此役火力足，差不多一人一发炮弹，必胜无疑。刘亚楼闻之却忧：一人一套，这是发衣服呀？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
对德惠攻坚战，六纵队首长给炮兵的命令是：2月28日15时开始试射，16时压制射击，“待炮兵射击奏效后，步兵开始猛烈总攻”。但压制哪些地区，摧毁敌人哪些火力点，打多少炮弹，打到什么程度才算奏效？都没有具体说明。炮兵打了个情况不清、任务不明的糊涂仗，步兵则普遍有等待的心理，甚至为了等待炮兵把一切打平、打光，再无阻拦地冲进去，将步兵可能运用于协助对敌冲锋及占领工事的一切机、步枪，小口径炮与炸药均置而不用了。开始射击时，4个师突破口的80门大炮四面开火，看起来非常猛，实际上非常松。在外围作战中，炮兵轰了一个钟头，打了12个村落，消耗了六七千发炮弹，但步兵却没有及时跟上。炮兵把敌工事摧毁得差不多时，停止炮击，步兵始才冲锋，敌人一部重返工事开火，给冲锋的步兵造成极大伤亡。到攻击城里主阵地的关键时刻，炮兵那有限的几发“宝贝”却放完了。敌军的炮弹却不断打过来，迫使攻进城里的部队又退出来。
由于缺乏城市攻坚经验，加上炮兵使用不当，如同刘亚楼担忧的那般，德惠战役果然失败。
炮弹不能当手榴弹用
战后，经林彪、刘亚楼批准，炮兵司令员朱瑞在双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研讨炮兵战术问题。
随后参加三个江南战斗，又闹出一系列问题。初学乍练的炮兵只会直接瞄准，不能间接射击，也就不能在远距离上支援步兵作战。因为不会打远战，炮弹落在自家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惹得一些纵队司令、师长破口大骂：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
幸亏那时东北不搞“肃反”，不然炮兵的“特务”恐怕一抓一大串。
有了炮兵，虽然意味着战场上再也不是只有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了，但却将一个昭示作战方式变化的新课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炮兵在黑土地上发展、膨胀起来后，如何指挥炮兵作战，愈来愈成为突出的新问题。为解决炮兵初建中的一系列问题，东总先后下达了5道命令。这些命令，深刻阐述了炮兵建设的军事思想、指导方针、战术原则等，推动了东北炮兵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其内容，几乎都是刘亚楼事先和朱瑞等炮司领导共同研究协商拟定的。对炮兵的困难，他尽量优先解决，特别是炮弹，平时就给有关部门下令，必须在什么时候搞到多少多少。
1947年7月28日，夏季攻势结束不久，“林罗刘”致电各兵团、各军区、分区首长：经过冬季渡江及夏季攻势作战后，山炮炮弹已消耗殆尽。补充炮弹除力争制造（需时甚长）外，唯一办法为利用现有弹头及药筒自行装置。炮兵司令部正在办理，但甚缺弹头、药筒、底火、信管及发射药，必须集中使用，才能大量装置。为此，再次规定：（一）各单位迅派专人检查自己仓库，凡有上述东西立即无条件集中，直接运牡丹江炮司接收，或电告种类、数目，由炮司派员接收。（二）作战中应收一切炮弹药筒（不限于山炮），集中运交炮司。（三）立即停止销毁炮弹药筒牟利现象。
在红军岁月，奉命“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指战员们扛着冷兵器时代的云梯攀城登墙，前面倒下，后面跟上，再倒再上。那时不少指战员就想，要是有几门火炮，可是比增加几个连的兵力都更有效。可有了炮，开头几仗因为炮兵技术差、效果不甚理想，一些部队首长就又不大重视炮兵了，觉得一个炮团，近20门火炮，二百多匹骡马，行动笨重，是个累赘。刘亚楼就给他们讲解，强调炮兵的属性，不能当手榴弹用，那无法发挥强大威力，炮兵是新兵种，掌握一门大炮不像使用步枪那样简单，需要许多文化知识，更要勤学苦练等等。
1948年3月东总下令进行大练兵运动后，炮兵司令员朱瑞特地请刘亚楼作一场炮兵使用问题的专题报告。刘亚楼笑着说：哎呀，朱司令员，你才有发言权，谁不知道老兄是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的高材生。
朱瑞说：战斗中步炮怎样协同？火力怎样集中？怎样压制敌炮？怎样伴随步兵冲锋？这些不是容易事呀！我们赤手空拳搞炮兵，困难就更大了。你也知道，几乎每仗下来，人人都对炮兵有意见，连你刘参谋长都骂过炮兵！
远的不说，单说1948年二三月间的冬季攻势打文家台那仗，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伤亡2／3，不少伤亡是被自己炮火打的。事后，他们奚落炮兵：没被敌人打死，却死伤在自己的炮弹下，这是啥滋味！你们炮兵一边呆着去吧，别帮倒忙了！大水冲了龙王庙，炮兵能说什么呢？
抓住“战争之神”
从往事中回过头来，朱瑞显得更为谦逊，他诚恳地对刘亚楼说：我们炮兵怎样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形势，参谋长你给我们讲讲吧。
1947年4月20日至5月20日，东北军区召开由纵队、师两级军事主官参加的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会上，刘亚楼作了炮兵使用问题的专题报告，系统讲述了炮兵的使命与任务以及火力计算问题、炮兵进入纵深问题、炮兵的火力运用、炮兵的指挥、步炮协同等11个问题，既有理论又有实际。
与会者听了，都觉得解渴。
林彪也参加了旁听，深感满意，指示会后将刘亚楼的“报告”印成名为《炮兵的使用问题》小册子，分发到部队，作为炮兵运用的准则和炮兵建设的依据。
辽沈战役以及后来的入关作战中，这个小册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多年来，不少指挥员，特别是炮兵指挥员，仍然把《炮兵的使用问题》作为炮兵运用的基本文件来阅读。
斯大林称炮兵是战争之神。当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把血肉之躯的步兵投入战斗时，刘亚楼已经把“战争之神”抓在手里，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林罗刘”重视和朱瑞卓有成效的主持下，东野的炮兵建设发展迅速，在几大野战军中拥有炮兵建制和火炮数量最多，攻坚能力最强。
辽沈战役第一仗，攻打义县，炮火显示出强大威力。总攻锦州时，万炮齐发，地动山摇。国民党守将范汉杰被俘后沮丧地对“林罗刘”说：你们攻锦，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住了，我们的指挥所到哪里，你们的炮火就跟到哪里，真神了！
后来的天津战役中，刘亚楼亲自设计指挥的炮战，更是打出了水平。在“神炮”背后，有刘亚楼投入的大量精力、耗费的大量心血。
除了关心炮兵建设，刘亚楼还狠抓了工兵和骑兵部队的建设。为确保解放区铁路交通安全，支援前方作战，促进解放区生产发展，他还协调各方面成立了护路军司令部，将各地的护路部队集中组编为7个团，是为解放军第一支铁道部队。如此这般精明强干，难怪“东总”老参谋郭瑞乐后来要作诗称说：“诸葛英才古稀有，参座深谋兵家赞。”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大军区和省部级以上领导的一些四野老人，都说自己当年在“林罗刘”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战斗作风、工作方法上彼此共同的烙印很多。
1947年年底，五师攻打号称“辽西走廊”的彰武，仅5分钟就突破城防，并连续打退守军反扑，为后续部队顺利向纵深发展铺平了道路，歼敌万余，创造了“迅速突破，大胆分割”的模范战例，受到东总和中共中央的通电嘉奖。
辽沈战役前，“东总”拟提钟伟到一个纵队当副司令员。刘亚楼几经斟酌，觉得钟伟爱打仗，气魄大，决心硬，是个将才，便建议林、罗首长破格调他到新成立的十二纵队当司令员。钟伟成了黑土地上唯一一位由师长直接提为纵队司令的人。
六纵十七师原系渤海几支地方武装组建的山东七师，到东北后守山海关，结果却连连失手，影响了整个战局。失关后不久，与新四军三师七旅合编为六纵，改番号为十七师。七旅能攻善战，自然为“东总”倚重，因此战斗中都是七旅打头阵，十七师不过当当预备队而已。战争年代，一个部队捞不到仗打，或者打起仗来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怎能抬起头来，个中滋味怎堪忍受？
黄金搭档
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是刘亚楼的老部下。长征到陕北后东渡黄河讨阎抗日，龙书金在鼎鼎大名的模范红五团，被红二师师长刘亚楼挑为渡河先锋队的突击组长，舍生忘死，为红军东征立下第一功。刘亚楼没有忘记往事，对这位在战火中打残一只手臂的老部下不失信任，悉心指点。
兵是将带出来的，部队打得不好，责任在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琢磨去吧！争争气！
龙书金记下了老师长刘亚楼的战案、对策，以及热情鼓劲，也记下了老师长火样的期待，心胸里哗哗涌动着热血勇气。
连做梦都在琢磨的龙书金，在“知己”中居然琢磨出自个儿的特点来：老子带的地方武装和新兵蛋子，多是淄博那工矿企业来的，几乎人人会用炸药，赶明儿就发挥自己的优势！
说干就干，稍后参加兴城一带的夜攻，十七师摩拳擦掌，装上几马车炸药，毫不吝啬地给守敌送去，唬得国军十三军将弁失色：这是什么炮？比咱的火焰喷射器厉害多了！
在寻敌试验中尝到“甜头”的十七师指战员，方知打胜仗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前所未有地得以发挥，发展起自个儿的爆破技术。一经刘亚楼的总结提高，连同四平战役时的“四组一队”那样，成为东野普遍推广的“城市攻坚术”系列。十七师在黑土地上越打越靓，突飞猛进，“攻坚老虎”跃然而出，名头大大超越了其他主力师，喜得林彪往哪攻城略地，每每都要点名这只“老虎”相随。
别的野战军都非常重视集体领导，每次战役前都要集体开会研究分析敌情，作出判断，决定战役总体原则，然后再由司令部作战部门根据总体作战原则作出具体方案。东野却有所不同。“林罗刘”三人中，林彪定作战决心，其他事基本撒手不管。他的作战决心一下，罗荣桓在政治工作上保证促使完成，而把林彪定下的作战决心变成计划和命令，并组织部队实施等一套，就几乎由年轻力壮的刘亚楼“承包”了。机要通信员每天都有雪片似的电报送来，看到部队进展顺利或歼灭敌人的电报，刘亚楼总是高兴地大声叫喊：“好，好，打得好！”他的喜悦神情给司令部带来活泼惬意的气息。如果部队打得不好或进展受阻，他总要严肃认真对待，指示立即查找原因，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落实责任，引出经验教训。每逢大事，“林罗刘”便在司令部一块讨论。三人各有所长，性格互补。可以说，共产党在东北能取得这么快、这么大的胜利，和领导班子的搭配密不可分。
雷厉风行，不知疲倦，责任心强，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来；悟性高，作风扎实具体，向下级交代工作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清必须达到的目的和时间要求，完了询问执行者有何困难和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逐个落实到位，而且马上就办，从不说“研究研究”这种空话托词。刘亚楼这不同凡响的性格和作风，也是林彪信任、罗荣桓欣赏他的原因之一。
“东总”的许多老人都说：刘参谋长有水平，人也随和，没架子，可他发起火来，批评是轻的，动辄还拍桌子骂娘。没挨他骂过的纵队级领导，真找不出几个。
“霸道”的参谋长
冬季攻势时，二纵四师在法库东南之娘娘庙、沙后所一带进击援敌新六军二十二师时，由于轻敌大意，不仅未将敌歼灭，反而自己伤亡900余人。刘亚楼毫不留情地狠批了一通“责任人”。他表扬不过火，批评不讲情面，分析透彻，说到点子上，对部队后来制定作战方案大有益处。
不管有没有挨批落骂，东野上下对刘亚楼还是由衷钦佩的。原二纵司令员、解放后授衔上将的刘震将军回忆说：“解放战争时期，亚楼同志担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那时我在纵队工作，深深感到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林彪的作战指示、战术原则，有精心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他参与策划和指挥的战役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领会林彪意图最深刻，贯彻执行得最坚决，处理问题最得当……不论作战指示，情报保证，通信联络，协同配合，后勤供应方面都搞得非常细致周到。我们不会或不熟悉的，他耐心教给。比如对炮兵的使用，就是他亲自教给我们的。我们有了缺点，他诚恳地帮助纠正……在他领导下的四野参谋工作，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保证作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哪个纵队好坏，哪个部队领导好坏，刘亚楼指名道姓，该赞就赞，该批该通报的也绝不含糊。东北部队组成复杂，来自好多地方，指挥不畅也是刚出关那个阶段屡屡失利的主要原因。林彪曾为此气恼，刘亚楼到任后，抓住症结大刀阔斧地整训队伍，严加管理。
都说刘亚楼霸道，连“东总”副司令也有犯在刘亚楼手里的，他照样敢骂，敢发火。刘亚楼即使发火，也能发到点子上。不管发火不发火，他都是连讲带比划。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或是骂出来，味道就和别人不一样。他讲话讲得很有煽动性，有时林彪听了，也笑一笑，随后补充一两句，说参谋长或103（刘亚楼在东北时的代号）讲得不错。有的领导背地里有意见，罗荣桓就给刘亚楼“撑腰”：参谋长脾气是大了点，但他说得对，你们应该做好。
要辩证叙述关东这场战争，避不开林彪，也很难避开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四组一队”、“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三猛战术”）。以军事家而言，可以说，东北战场是林彪武略的最成熟时期，许多战术原则脱颖而出，为中国兵法注入了新内容。
一个不争的事实，刘亚楼是林彪当年修正、推广“六个战术原则”最得力的助手。
在秋季、冬季攻势渐次展开时，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通过一系列的试战和修正，已显成熟，从试点的几个主力纵队（也就是通常说的林彪所谓五只虎），大面积下发各个纵队。这些战术原则比较抽象，至多初小文化占多数的“土八路”，乍听就觉得新鲜，一时弄得半懂不懂。比如说“一点两面”，那“三面”行不行、“四面”行不行？毛泽东不是说过“四面包围，力求全歼”嘛，“一点两面”岂不是唱反调了？开始时连毛泽东都致电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东野那些将领也常常提出各种问题。刘亚楼为此要解释，说明此原则的要领、意义，添加、发展战术原则的内涵。
在作战指挥方式上，不同的指挥员，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林罗刘”指挥作战，特别是打运动战，大多数场合是直接指挥到师的。重要战斗，有时还“越级”直接指挥到团。
超常的工作能力
辽沈战役前，“林罗刘”就越级指挥问题致电中央军委，称：“因为兵团与纵队的电台经常变动，不能及时收到部队的一切报告，只有军区的电台才日日夜夜地工作，能及时收到各部发来的电报，能较迅速地发出指示的电报，又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敌情较兵团与纵队更全面，故在变动的情况下只有我们才能较了解情况和及时的指挥。故这种临时超越兵团或纵队直接指挥的办法，有很多时候是必须的。”
为了使总部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掌握到师、指挥到师成为可能，刘亚楼要求部队必须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养成以最快速度逐级上报的习惯，说明部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在做什么。他到东北后，为了培养部队以前所没有的这种良好习惯和战斗作风，进行过反反复复的教育。对于哪个部队应报告而没有报告的，他马上命令总部电台询问，督促上报。在这点上，几乎没有不受到他批评的纵队领导。
一次，×纵领导又犯事了，刘亚楼马上严厉而不失礼貌地追问：司令员同志，部队一到宿营地，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司令员被问得有点不好意思：向总部报告当时敌情。
回答的不错嘛，就这么一件小事，可你们为什么屡犯规定？四平攻坚中你们72小时没向总部报告情况；冬季攻势中，你们又36个小时没向总部报告战况，造成总部在指挥上的极大困难，以至失去全歼敌军主力的战机。这点已批评过你们了，为什么还不引起重视，又出现这个问题？
司令员低头认错。刘亚楼直言不讳地说：这次批评之后还不重视，不及时纠正，我将建议总部换人！
一次，七纵连续三天没向东总做宿营报告，刘亚楼严肃地给七纵参谋长发去电报：“高体乾同志注意：你们三天没报告宿营位置了！刘。”这一电报同时通报给东野各纵，以期引起大家的警惕。
在林彪、罗荣桓的支持和刘亚楼的严厉督促下，各部队终于培养了及时请示与报告的战斗作风。辽沈战役时，总部对部队的掌握指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无论是电报、报告、通令、通报、总结，他不但要求结构严密，还要求书写工整清晰，绝不能马虎潦草。看到好的电报、文件，他说一声“发”，就走了。不好的，提笔打个大×，就算毙了。司令部不少文件，是由他口授，连标点符号都说，参谋人员记录后再由他稍作修改写成。
在紧急情况下，他通常亲自动手起草作战计划。林彪口述作战命令和指示，他能边记录边拟制。待林彪口述完毕，他也就把相应的作战文书拟好了。
刘亚楼的工作作风和超常能力，让司令部工作人员敬佩之余，又有畏难情绪，感觉自己水平低，不合参谋长要求，当不了“理想的参谋”。
刘亚楼交心似的说：大家嫌我对工作要求太快、太急了，是吗？战争年代，打仗嘛！我总希望大家把各项工作做得快些。讲速度，讲效率，要适应战争环境，要走在敌人前面，拖拖拉拉落后了，就要挨打。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嘛！不过，我有时确实过急过快了点，让大家无所适从，当然也不好，希望大家谅解，并多提宝贵意见。
工作中的“大境界”
刘亚楼利用侃大山的时机，因势利导，说起了工作中常见的三种人：
第一种人，不会工作，也不做工作，但耍嘴皮子，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对上对下都能搞好关系。工作来了，他不沾手，远远躲开。即使看到别人出了毛病、犯了错误，他也不说，装老好人，是好人主义。遇到整风和政治运动，别人对他也提不出啥意见，他总是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第二种人，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不怕苦不叫累，发现别人工作出了毛病，或有缺点，该讲的他就讲，该批评的他就批评，从严要求，一心对党、对革命、对人民负责，绝不姑息。
整风和运动一来，别人对他常常是一堆意见，他不好过关。这种情况不少。
第三种人，工作好，方法也好，群众意见也少，整风和政治运动也好过。这种人，也是有的，但不多，这是一种大境界。
说完这三种人现象，刘亚楼自道：本人修养不深，只能属于第二种人。对第一种人我持反对态度，对第三种人我要学习，但现在还学得不好，希望同志们向第三种人看齐。
在摆龙门阵时，参谋们向刘亚楼谈起了如何在他手下做个“理想参谋”问题。刘亚楼坦率地说：我对同志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也没有甲乙丙丁的标准作参考，因为十个指头有长短，大家的能力不可能一致，但有一点，就是不能只是收收发发。
参谋人员对“收收发发”不太理解。刘亚楼和颜悦色地解释：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是司令部各业务部门，根据业务的情形范围，该办的事情，就要积极主动地去办，不要等待，更不要推诿。有些事情，往往同几个单位有联系，这就要求各有关业务部门在工作中，多注意主动地进行协商，共同研究解决，不要把文件转来转去，使下级司令部或部队来办事的人跑来跑去。搞得不好，互相再不协调，就形成了“踢皮球”。结果影响极坏，要警惕这种坏作风。二是强调请示报告制度。工作应当有始有终，凡是上级下达的任务，该办的马上就办，办完了及时上报，如办不通，或在办事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要及时弄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请示处理。而不是该办的和可办之事，都送到上级面前，等待指示；或者已经交代要办的事，办完了不及时上报；或者在办的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既不弄清，也不提出意见和建议，而盲目去办，当出了差错上级追问时，才说遇到了什么新情况。如此等等，都是把自己摆在第三者位置上，不动脑子，不调查，不研究，不主动地去抓住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工作被动，作风拖沓，这是我坚决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我的工作特点和方法，了解了这点，你们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效率将不断提高。
刘亚楼敬重林彪，但并非无原则地事事迁就。辽沈战役前打锦州时的争议姑且不说，辽沈战役结束后也有一场争议。当时“林罗刘”签发的上报中央、毛泽东的《关于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电文中，写进了“在攻打锦州问题上，我们曾一度犹豫，后来又纠正了”的话。对这段文字，林彪极为不满，由于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坚持与说服，才只好照此签发。从中可以看出刘亚楼高度的政治原则和坚强的组织纪律性。
决战之前
东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冬季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大块。沈阳有卫立煌亲率的30万兵力驻守，长春有郑洞国的10万兵力，锦州则是范汉杰的15万兵力防守。
冬季攻势尚未结束，战争思路走在前头的毛泽东，就给“林罗刘”电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总的意图很清楚，问题是怎么个封闭法，该采取什么方法打呢？林彪骑马似的骑坐在靠背椅上，久久凝视着军用地图，迟迟定不下决心。
林彪和尚般打坐思考时，任何人都不得干扰。在黑土地上，不经秘书便可直接见他的，不外乎罗荣桓、彭真、陈云、高岗。刘亚楼到东北后，也享受了这份难得的“殊荣”。
见林彪近两个月按兵不动，罗荣桓急了，拉着刘亚楼一起来到林彪住处：101，主席又来电了！刘亚楼简明扼要地汇报电示内容：主席的想法是要我们长驱南下，先切断北宁线，堵塞卫立煌陆上交通的退路，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将敌人封在东北予以全歼，主席的倾向显然是要先打锦州。
这段时间，在林彪耳边时时催响的是毛泽东的电报，还有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建议。林彪还是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神态，在大地图上指画着说：锦州城防工事坚固，又有15万重兵把守，如果像夏季攻势打四平那样，久攻不下，关内敌人增援上来，我将造成被动。又说：四平撤退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部队基本上是轻装，要打15万人设防的锦州，必须有大规模的重武器，和60多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空或遭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将要丢给敌人，部队就难以安全撤离战场，而陷于危险境地啊！
言下之意，攻锦州是一步险棋，他不愿冒这个险。
一向办事稳重的罗荣桓见林彪还是这般不紧不慢地拨弄战争的“算盘珠子”，没有理由不急。他问：那司令员的意见如何？
在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催促下，林彪终于“十月怀胎”似的“分娩”出了令他“痛苦”的决心：我反复考虑过，三个“固点”中，长春之敌最弱，又离我们后勤基地最近。如果我们抓住长春郑洞国这一大坨子敌人，卫立煌不会不管，同样可以达到军委要我们拖住敌人的目的。
刘亚楼对此设想没有积极响应，认为：军委要我们南下打锦州至山海关一线，是卡脖子的办法，打下锦州，一下就控制了北宁线，封住了东北大门；而先打长春，是揪尾巴的办法，不在要害上。
林彪踱了踱步，面无表情地说：过江南下，这样大的行动，需要仔细掂量掂量，要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进去。我的决心不变，还是先打长春，搞攻城打援。最高军事主官决心已下，罗荣桓和刘亚楼知道再劝徒劳，只好作了“提交东北局讨论，然后再报中央”的建议。
1948年4月18日，东北局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讨论了打长春的问题，决定集结9个纵队担任攻长春和打援的任务，计划在10天或半月左右结束战斗。
战略合拍
方案报到西柏坡，据说毛泽东大动肝火，甚至产生了“让林彪到中央来，我到东北去”的念头。但一向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毛泽东终于克制了情绪，在4月22日复电同意先打长春之余，不忘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刘亚楼读罢毛泽东的电报，颇有感慨：蒋介石有飞机，因此，他与部属的争论基本上是面对面的，而毛主席只在电报里与我们讨论。
5月下旬，东总集中2个纵队试攻长春，虽然在外围战斗中歼敌5000人，占领了西郊机场，但也付出2000余人的伤亡，最后不得不暂停攻击。
6月13日，刘亚楼与罗荣桓、李富春、谭政赴吉林，召开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的高干会议。10天前，中共中央同意在东北局常委领导下实行党、政、军分工组织。刘亚楼被任命为东北局委员、军委会东北分会七委员（林彪、罗荣桓、高岗、谭政、刘亚楼、萧劲光、程子华）之一。他在东北党、军中的位置愈发突出了。
7月下旬，长于战略性思考的“林罗刘”重新讨论作战方针后，认为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为上策。这样算是与毛泽东的战略合拍了，中央军委马上复电赞成。
即将发起的辽沈战役，无疑是一场“关门打狗”的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这样大的战役行动，完全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被敌人发觉，当然难以企及。但刘亚楼认为，战役初期，对全战役有一定影响和最容易引起敌人警觉的几个行动，争取出敌不意，使其措手不及，则是可以做到的。
林彪对此设想颇有兴趣，认真倾听“鬼点子”。刘亚楼条分缕析指出：我军前段由于对长春采取了积极行动，并公开扬言“练好兵、打长春”，客观上起了示形于敌的作用，使敌认为我将首先攻打长春的可能性最大。这样我军南下北宁线，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以取得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应是有可能的。
罗荣桓的担忧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势必影响部队兵力部署的调动，如果慢了，敌人发觉了，就可能跑掉，或者想法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