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一批师军级干部也奉调空军，刘亚楼亲自考察、“验收”。有的师军长因为担心玩不转空军而不太愿意来，刘亚楼便情真意切地挽留。据当年有此思想情绪的一野十师师长刘懋功回忆：“他（刘亚楼）不急、不怪、不怒，非常耐心、和蔼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把我们的"理由"一条一条驳回去。”
刘懋功显得特别“顽固”，一心想回陆军。刘亚楼找他谈了三次，火也发了，可还是没打通他的思想。刘亚楼知道抗大时期的这个学生是能打仗的，因此并没放弃努力，得知他是第一次来北京，乃派车接他和妻子孩子到颐和园游玩。那天在场的还有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刚从空军政委会上调任总政第二副主任的萧华等人。
游玩时，刘亚楼闭口不提工作上的事。午饭时，大家坐在一张桌上，刘亚楼用筷子点点刘懋功，笑着说话了：这个刘懋功呀，调到我们空军了，却嫌我们空军庙小，不想干，我都谈了三次了，还没有谈通。
萧华马上劝说刘懋功：刘司令都三请诸葛了，你还不去，别人想去刘司令还不答应呢！去吧，到空军是大有可为的。
罗瑞卿则语带批评地说：刘懋功你这可不行啊，命令下了就得服从嘛，你过去都是挺好的嘛，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要服从组织决定，要马上报到！
面对这么多高级首长，刘懋功有点儿尴尬，感觉再推托就实在不像话了，马上说：好吧，我服从组织分配，明天就去报到。
一路绿灯
在军委命令的感召下，在刘亚楼的鼓励下，一些按常规标准看来年纪偏大、文化偏低、负过战伤甚至重伤的老同志，甚至师、军以上领导干部，如段苏权、曾克林，也跨进了飞机座舱，主动加入了学习飞行的行列。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的马宁，在陆军时是战斗英雄、师职干部，战争年代腿部数次负重伤落下残疾，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厘米，但经过刻苦努力，飞上了蓝天，成为能操纵现代化轰炸机的飞行指挥员。
从陆军调来担任第五航校参谋长（后副校长）的杨思禄受到鼓舞，也向校党委提出学习飞行的请求，没想到立即遭到四面八方的非议和阻力。有人直言不讳地说：杨思禄，你连小学的门都没进过，怎么能学会飞行呢？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大的岁数，老胳膊老腿的，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要是飞不出来，岂不丢人？苏联顾问也再三劝阻，称：世界上还没有33岁才开始学飞行的人，就算我们敢带你飞，你要真有一天摔死了，岂不可惜？
但杨思禄不管如何反对，就是认准了学飞行这事，还把正式报告送交给空军党委。
杨思禄是放牛娃出身的老红军，长征中在刘亚楼任政委的红二师当战士，到陕北后曾给刘亚楼任过警卫班长。刘亚楼了解杨思禄，当初调这位陆军正师级干部来空军时，曾给他两个职务供选择：一是预科总队队长，一是航校参谋长。杨思禄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高职低配的航校参谋长，以便尽快摸索空军各方面的知识。刘亚楼对此大加赞扬：这很好嘛，有的同志不愿意委屈当参谋长，杨思禄你愿意去当，说明你是有眼光的，我就是参谋长出身。刘亚楼认为，杨思禄如今主动提出学飞行，也是有远见之举，因此鼎力支持。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干别人从没有干过的事，杨思禄同志岁数大一点是事实，但他身体好，有决心，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将来能飞出来最好，就是飞不出来，也可以多掌握一些空中的飞行知识，对部队的管理有好处嘛！这样的干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需要更多一些懂得飞行、又会飞行的老同志，这个学费我出！
就这样，空军党委批准了杨思禄学飞行的请求。杨思禄飞行毕业后，立即调任空十九师任师长，后来又任十一航校校长、空三军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为空军建设做出了突出成绩。
1950年4月1日，刘亚楼又向中央军委建议，不要零散从陆军抽调人员，宜以陆军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的师、团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成建制的师部12个、团部49个，以及其他成建制的部队和单位。
从陆军到空军，不少人感到陌生神秘。刘亚楼就此亲自找他们谈话，说：在空军这个新军种，你们过去熟悉的一些东西可能用不上了，但我军的建军原则、方针，以及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严明纪律、团结一致等优良传统不能丢。调你们到空军来，就是要你们把这些好传统带过来。空军有许多新知识新技术需要你们去学习，去掌握，困难肯定不少，但再大的困难也难不过咱们当年爬雪山、过草地！
刘亚楼组建空军，要人有人，有钱有钱，中南海可谓一路绿灯，体现了毛泽东对刘亚楼的信任、对空军的厚爱。
番号的妙用
航校和机关的工作有了头绪，为筹建空军战斗部队创造了条件。摆在刘亚楼日程上的，就是尽快让自己不再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方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式批准此方案，决定以航校速成班第一期学员为主，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
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四旅班子组得很硬，三野二十七军军长、渡长江战上海的功臣聂凤智选调来任旅长。要入空军的门，干部一律高职低配。
数一个数字，编一个序列，都从一开始，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为什么不叫第一旅而叫第四旅呢？这缘于刘亚楼的政治远见，且熟悉军史，对“四”情有独钟。
国共合作北伐时，以共产党人作灵魂的叶挺独立团，便在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井冈山建军，称红四军。抗战初南方游击队改编，番号新编第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记载着我们的殊勋”，明白宣告新四军是继承第四军和红四军的。
如今执掌空军，他在部队的命名上别出心裁，并妙为解释：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红军，开始就叫红四军，没叫红一军；叫空军第四旅，有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有利于部队的建设；空军的首位番号，如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都作为空缺留下来，今后谁打得好，就留给谁。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听完汇报，都拍案叫好：把首位番号作为荣誉，虚位以待战功卓著的部队，这个做法好！
刘亚楼命令混四旅：粉碎国民党空中袭扰，保卫大上海，保卫东南沿海，摸索经验，做出榜样。
混四旅按此要求，刻苦学习，严格训练，于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担负保卫大上海和东南沿海的防空任务。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新中国的领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中健儿保卫。这一天恰巧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跨过鸭绿江的日子。抵御侵略和解除威胁，本来就密不可分。
空军第四混成旅这一名称，沿用不到半年。1950年10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空军部队的番号名称由旅改师，并规定不在部队番号前冠歼击、轰炸等机种名称。这时空军部队还没有空一师的番号。但刘亚楼仍指示，旅改师后混四旅改称空四师，不要叫一师。直到1956年3月，战功卓著的空四师以几个第一（第一个参加抗美援朝、第一个打下美国飞机、第一个打下美国F－86等），才得以改为空一师。
应该把空军建设成什么样的军队，人民空军建立后，担负的任务是什么？早在3月创办《人民空军》杂志时，刘亚楼就专门请毛泽东题写刊头和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这年4月，空军召开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刘亚楼围绕毛泽东的题词，对空军的任务作了具体的阐述：空军的任务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为了执行歼灭残敌的当前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是为了执行巩固国防的长远建设任务。
战场等着空军
新中国年轻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建立不到一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猝然爆发。战火很快就从空中到地面不断向鸭绿江方向蔓延，侵略者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有恃无恐地拍响了新中国的国门。
看到美国飞机一次次窜入中国境内投弹扫射，刘亚楼常常生闷气发火，咽不下这口气。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连续两次召集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国防问题。周恩来提议出兵朝鲜最好还是启用四野部队，因为朝鲜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与东北相近，四野的部队里东北人多，又在东北打过仗，由此决定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立即从中南开赴鸭绿江地区戍边，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有关第十三兵团的领导班子配备问题，让中央高层颇费心思。十三兵团司令员原为程子华，程子华走后为黄永胜。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认为黄永胜各方面素质均不如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建议把两人对调。因此会上出现了“临阵换将易旗”这个不大符合军事常规的“奇观”，即以第十五兵团指挥机关为基础，组成率领第十三兵团部队的统帅部，任命邓华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学智为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志愿军的胜利验证了“择将组军”的先见之明。
这两次国防会议，同时高度重视空军问题，授权刘亚楼对改装、训练和接收苏联飞机，迅速组建中国空军问题，提出具体方案。
麦克阿瑟对新闻界夸下海口：我们的空军会使鸭绿江血流成河。开门与拥有原子武器的世界空军强国交战，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空军，便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空军司令刘亚楼也成了焦点人物。
彭德怀、高岗奉命飞赴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各军负责人最担心的便是出国作战有无空军掩护的问题，彭、高为此急电毛泽东：“我军出国作战，军委能派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已电华东调1个高射炮团从上海开往沈阳转赴前线。
10月18日，刘亚楼参加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刚访苏回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商请苏联出动空军的会谈情况：就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战略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的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表示可以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飞机等军事装备，但其空军只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会议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虽然出兵有种种不利条件和困难，但毛泽东却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令麦克阿瑟、斯大林，令整个世界大为骇然的决策：不要再等着苏联来同我们一道抗美援朝，我们务必先走！没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
会场一阵沉默后，彭德怀起身，看着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员，我等着你的空军哪！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集中过来。刘亚楼胸脯一挺，语气铿锵：请彭总放心，不论苏联空军出动时间早晚，我们空军都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拉上战场！
一切为了实战
为了紧跟世界航空兵器的发展潮流，混四旅的歼击第十团，迅速投入改装第一流的米格－15喷气式飞机——那可是刘亚楼在访问苏联时看到的眼馋得不得了的“宝贝”！
十团是混四旅的主力，团部以四野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某团团部为基础组成。一一六师也就是后来在云山重创美骑兵第一师的那支劲旅，其前身是东野当年赫赫有名的主力师二纵五师，首任师长乃刘亚楼欣赏的东野“好战分子”钟伟。十团带着陆军泼辣勇悍的战斗作风到空军后，刘亚楼格外器重，决心把之打造成中国空军的第一张王牌。
苏联教官赶到上海，即将撤回苏联的巴基斯基混合航空兵集团的38架米格－15歼击机也可以接收了，但没有同型的教练机。怎么办？严峻的现实不容贻误分秒，刘亚楼接到报告后，果断下令：直上米格－15！
通常需要半年的改装训练科目，十团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全部完成，从成立到飞起来不到3个月。10月17日，中央军委委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总负责，组织空军和苏联顾问、专家验收，结果ＯＫ！陈毅大为高兴：格老子硬是要得，楞个短时间就成器了，好好，就看你们打个啷样喽！
现代战争，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空中战场，日益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战场。志愿军的地面部队没有空军支援，是毛泽东之痛。1950年10月23日，即第一次战役发起的前两天，毛泽东还致电询问彭德怀：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中朝领导人对夺取制空权十分关心。这也是空军当家人刘亚楼的心病。组建空军，从司令员到士兵都是新兵蛋子，都要埋头摸索经验，而新事物新问题就像无数条鞭子，集中鞭策着他这个一军之长。
到此时，新中国空军恰当地说只算是刚出蛋壳的雏鹰，通过“速成”，勉强能上阵的仅有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平均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有的改装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训练刚放单飞。而世界惯例，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一般需300小时以上，美国则规定500小时，人人成了“老油条”、“老秃鹰”。
为了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多“孵出”航空兵部队，刘亚楼命令7所航校进一步加快训练步伐，将飞行学员的训练体制由四级改为三级，即免去高级教练机阶段，直接毕业到部队改装战斗机。在刘亚楼的指令下，空军上下紧急行动，什么职务、地位、待遇，什么恋爱、婚姻、家庭，什么冷热、疾苦、困难，凡涉及个人的一切问题均被抛诸脑后。昨天从陆军部队选调的师政委，今天就低配到飞行团当政委，没意见，上任后摆开摊子就干；上午组建的军区空军班子，下午就挂牌工作，感人事迹层出不穷。
连聂荣臻都说刘亚楼是个“魔术师”：混成四旅4个团，增补了7所航校新毕业的学员，像滚元宵一样，除空四师外，转眼变成了空二师、空五师、空八师、空十师；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华东、东北、西南、中南、华北军区空军如平地起山岳，相继诞生。
两种意见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刘亚楼奉命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11月4日晚上找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谈话：中央军委拟任命你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先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负责组织志愿军空军抗美援朝作战行动。这次工作调动是彭总和高岗点的将，总理审定，毛主席批准的。我们了解你会打仗，善于学习新东西。
刘亚楼说得对，泥腿子出身的刘震什么新鲜他就喜欢折腾什么，汽车摩托什么的，他一学就会，南下行程指挥车的方向盘有一半时间是握在他手里的。
只不过玩天上飞的东西，那可是土包子玩洋格，中南军区空军司令这把交椅还没坐热的刘震，直呼乖乖。
飞行员速成，指挥员也得速成，一切不由刘亚楼，他看着刘震，说：难哪，为了空军的事，毛主席三天三夜没睡觉啊！
刘震一听这个，热血沸腾，说现在就是不行也得行了，主席、总理、彭总、刘司令这么信任，困难再大也要干出个样来。
刘震到东北去了，刘亚楼接着又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与志愿军领导人及斯大林的代表、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进行反复磋商。他对自己的部队在短时间内全国性发展、建成如此规模，心里是满意的，但就眼下的力量跟世界头牌空军王国美国较量，又难免有些不安。
对于空军力量如何使用问题，当时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把空军部队开入北朝鲜境内，直接配合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因为米格战机是苏联为国土防空设计的，其活动半径只有300公里左右（美国战机则一般是为远程攻击设计的，航程较远），从东北基地起飞难以出三八线，志愿军首长从空军能直接支援前线地面部队的需要出发，一再希望空军基地前推到北朝鲜。另一种意见是空军参战部队驻防在鸭绿江以北，升空后飞过鸭绿江，在朝鲜上空与美机作战，配合地面部队。
前一种方案虽然对地面部队的配合更直接，但在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悬殊、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存在着入朝空军全军覆灭的危险，朝鲜人民军空军就是前车之鉴。刘亚楼认为后一种方案比较稳妥：志愿军空军可以利用鸭绿江这条国界，把美机拦阻在鸭绿江以南，并主动选择战机，有利时起飞升空，越江到朝鲜上空与美机作战；不利时则不起飞，敌机如来，用高炮轰击。这种方案也有利于今后苏联空军的出援。
有的志愿军领导人坚持前一种意见。刘亚楼见几经说明无效，不禁来气了：你让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就这一点家底，万一打光了咋办？！
官司打到军委，得到的指示是：两种方案都做准备，都做试验，视情况而定。
前一种方案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机场，空军部队才能进驻，当时鸭绿江边朝鲜新义州的机场已被炸毁，平壤及其以南的机场更是如此。1951年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志愿军先后投入近10个师的兵力和大批国内员工，在朝鲜北部抢修十多个机场。但美军为了保证在前线的绝对制空权，对这些机场一直进行持续轰炸。
渴望空战
实践证明，将空军部队调入北朝鲜境内作战，难以行得通，而采用隔江驻扎、升空越江作战的方案，既能完成配合朝鲜前线作战的任务，又能使初建的中国“小幼鹰”在有掩护、有选择余地的条件下站稳脚跟，迅速成长壮大。刘亚楼据此面见毛泽东、周恩来，申述自己的意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一重要方案。这是刘亚楼为空军建设做出的一大贡献。后来，经一年多对北朝鲜机场抢修，敌机的破坏能力始终超过志愿军的掩护能力和修建能力，这些机场无一处能竣工使用，此项工作遂告停止。
志愿军入朝初期，别说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端缺乏，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日制的75毫米高炮，还有12门留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美军飞机有恃无恐，从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轰炸时间没日没夜，扫射目标不分大小，见人就炸，见物就炸。为了寻找轰炸目标，有的美国飞行员拼命降低飞行高度，撞山事件时有发生。由于没有制空权，在美军立体作战的优势下，志愿军牺牲巨大。原来四野的老战友、老部下纷纷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空军什么时候上？彭德怀急切要求空军速派飞机支援，抢夺制空权。
刘亚楼善激人，自己也最怕被激。前方将士在美机下挨炸弹，他的心在流血，恨不得亲自上前线。他边和参谋长王秉璋打电话，边把桌子擂得咚咚响：咱们空军是干什么吃的？美国飞机欺人太甚，咱们得打！部队少？部队少也得干！形势逼迫我们不能建好了再打，而要边建边打，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喷气式都已改装好了，是马是骡子得拉出去遛遛。空军指战员求战心切，群情激昂的“请战书”和血书一交一大摞。四面求援，上急下切，刘亚楼倒冷静下来，自己是空军当家人，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不能意气用事，打莽撞仗，必须实事求是，双肩顶起泰山。空军不比陆军拼刺刀，光勇敢不行，勇敢加技术，才能胜任空战。他给志司领导人发电报，讲明空军的情况；他下到飞行部队，稳定指战员的情绪，号召他们提高飞行技术，“缩短训练场到战场的距离”。
陆军部队一批接一批北上，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空军部队却还在演练，还在等着苏制米格－15歼击机大批量运来改装。
总算可以北上了，却因天气不好，大多数飞行员还没有飞过复杂气象，只好又呆着，这一呆又是大半个月。
11月，经美国总统批准，美国空军开始发动为期两周的“空袭战役”。“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莱梅耶以及所有作战机组人员，“以最大的力量”，“摧毁在满洲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和由边界往南直至战线区域的“所有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空袭战役期间，“联合国军”每天出动各型飞机达1000余架次。
在中朝两国政府的呼唤和期待中，斯大林终于在11月初作出了派空军参战朝鲜战争的决定。首次参战的3个歼击航空兵师配置在中国境内的鞍山和安东等机场，装备均为一色的米格－15歼击机。苏联空军的任务是：掩护朝鲜北部的交通线和机场、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和行政中心，以及鸭绿江大桥等目标。不久后，这3个歼击航空兵师合编为第64歼击航空兵军，军长为别洛夫中将。以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为首的苏联空军作战组，对苏军参战的航空兵部队实施总的领导。
见习空中指挥
由于刘亚楼长达8年的留苏经历和大将之才，中、苏两国空军的关系搞得不错，只要有机会，刘亚楼总要和苏联空军同行切磋航空兵的指挥艺术和空战战术。为了让一线指挥员熟悉组织出动和指挥空战的一套程序，刘亚楼在克拉索夫斯基上将陪同下，特地带上准备出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刘震及空四师指挥班子，于11月8日前往驻安东浪头基地苏军别洛夫中将的前线指挥所，“临时抱佛脚”见习空中作战指挥。
由于没有进驻朝鲜境内机场，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中苏两国的作战飞机，都是从安东升空，飞到朝鲜空域作战的。
指挥人员靠雷达和飞行员报告了解情况，用图标、无线电指挥作战。还有的人在室外用望远镜观察空战。
这天是苏联空军和侵朝美国空军的首次交战。相比之下，苏军航空兵的作战条件比美军复杂得多，比如不能在中朝军队所占地区以外的空域作战、不能在中立水域上空作战，而且苏军飞行员空中通讯联络只能用汉语（每位飞行员领有一张卡片，上面是一些注有俄语读音的汉语和朝鲜语的飞行常用语）。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出于他所谓的政治考虑，最大限度地限制苏军参战空军的作战方域和隐蔽参战方式，以免卷入和美国的更大冲突。因此，每个飞行员出国前无一例外都要写下保证书，宣誓他们将决不会泄露到朝鲜战场参战的事实，并宁死不做美国人的俘虏。后来作战虽然大都在这个限制范围内，不过，老毛子照拼音说汉语本来就别扭，上天后一打，着急了，那母语还不顺口就溜出来？后来美国人也知道有老毛子参战，也不吭气也没摊牌。冷战时期的这两个超级大国彼此心照不宣地在空中“沉默”交战，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根据苏方安排，刘亚楼一行先在地面指挥所的标图桌上观看双方空中航线变化。在双方接近展开角逐时，为了方便中国空军同行观摩，别洛夫军长特地把他的指挥位置移到室外，实行临空指挥。
斯大林制定的诸多禁令，给苏联空军平添了许多困难，严重妨碍了他们战斗力的充分发挥，但尽管如此，苏军航空兵在首次交战中还是打了个开门红。第28歼击航空兵师中尉飞行员谢戈列夫中尉（呼号为中文“李”）首次击落美军野马式战斗机一架，他所驾驶的飞机已被喷漆涂成了中国空军飞机的颜色。
中国空军参战应采取何种作战方针，这又是个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悬殊，如果贸然将弱小的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后果难以预料。要达到战胜强大之敌、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战术上向来重视敌人的刘亚楼，经过充分考虑，并和党委研究，明确提出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
苏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方针不理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为此还与刘亚楼争执，并找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周恩来支持刘亚楼的方针，向扎哈罗夫解释说：不是我们不愿意作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1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空军不行！空军就这么一点力量，损失掉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一鸣惊人
志愿军部队向美第八集团军猛烈攻势结束的第二天，刘亚楼把空军入朝的作战方针正式提交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毛泽东对《关于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方针的报告》甚表满意，翌日亲笔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刘亚楼既勇敢大胆又谨慎求实的作战方针奠定了决战胜利的基础。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计划作出高度评价：“中国地面部队的指挥员们批评这个空军作战计划"显得太逍遥自在了"……但刘亚楼将军可能是希望做好进攻性的空中攻击的准备，以便配合共军预定在1951年5月发动的地面攻势。”
“东京和华盛顿的美国空军领导人都以一种近乎惊恐的心情注视着中共空军在满洲的日益壮大的作战能力。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种限制，战争仅限于在朝鲜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共产党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战斗或不进行战斗。而联合国的空军则只能保持防御性的警戒姿态，只有当共军飞机出现在北朝鲜上空进行活动时，他们才能出动进行反击。”
美国军界由衷地称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是“一个优秀的军事计划制订者”。
1950年12月4日，刘亚楼正式下达空军作战命令，要求空四师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今丹东），进行实战锻炼，并确定从十团开始。此时，中国空军能飞喷气式的，也就只有空四师，说得再准确一点，也就是十团。命令特别指出：“这次参战的目的是取得战斗经验……这次参战是我空军破天荒第一次，要十分谨慎小心领导之，绝对不能马虎行事。”
此时，美国在朝鲜战场已投入16个联队，各型作战飞机1300余架（不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及南朝鲜投入的飞机）。美军飞行员大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喝”过成千上万吨航空油，飞过上千小时的“老油条”，不仅能飞多种复杂气候条件，而且实战经验十分丰富。而新中国空军数量极少的航空兵部队从没上过阵，更甭提指挥员会不会指挥了。
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率先出征，刘亚楼陪同朱德冒着严寒亲临辽阳机场检阅，也是送行。二十八大队全是东北老航校的学员，是新中国空军的精华。看完战斗攻击飞行汇报表演后，朱德亲切地和朝气蓬勃的飞行员一一握手，鼓励他们在战场上初战必胜，为国争光。
空军参战前，刘亚楼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为了不给初上战场的空军部队造成更大压力，提出“不鸣则已，不必惊人”。刘亚楼战术谨慎，行动却争强好胜，对这支率先“放飞”的部队寄予厚望。
为慎重初战，首战必胜，揭开空战之谜，12月14日，他又向空四师师长、时年34岁参加过长征的方子翼面授机宜，具体交代：第一，为了慎重稳妥，在初期阶段，只给你派遣一个双机或一个4机出动的指挥权限，前4机未落地，不得出动后4机，何时能指挥8机作战，要听我的命令；第二，指挥决心要根据情况决定，胆大心细，既不优柔寡断，又不盲目蛮干，天气和敌情不宜时则不出动；第三，要与苏联友军搞好关系，以期得到他们尽心尽力的带领或掩护；第四，不要怕麻烦，每日战斗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我发电报报告当日的战况，我的复电定于次日5时到达；第五，空四师到安东后马上与苏联友军协商一个实战锻炼计划，送我批准。
首战的艰难
刘亚楼对空军首次参战，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血”。
空四师与苏联友军师长巴什盖维奇所部同驻安东浪头机场。师长方子翼与巴什盖维奇协商拟定了二十八大队实战锻炼计划：在无敌情的条件下，进行战区航行，熟悉地形，练习战斗动作，然后在敌情不严重的条件下，由友军直接掩护进行空战锻炼。计划送到沈阳，刘亚楼批复：“同意。”
为了便于协商问题，并随时向友军学习指挥，方子翼建议将友我两师的指挥所设在一起，搬到浪头机场北端西侧山坡上的一个旧木板棚子里（此处视野广阔，便于观察）。巴什盖维奇虽然同意了，但双方的实际接触还是有限。比如，苏联的停机坪严禁中国空军人员接近，其所有保障工作也都是自己来做，而且由于语言障碍，空战时双方实施协同困难重重，甚至时有不愉快和失误出现。空战之初，身着中国空军服装的苏军并不大相信年轻的中国空军，因此在带领时并不太尽心，苏军还有过在空战中误击中国空军飞机的事实……
二十八大队有飞机10架，飞行员10名，分成两个中队，每中队4架机、2架备份。全大队都是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大队长李汉年龄最大，也不过26岁，年龄最小的是副大队长李宪刚，年仅18岁。进驻浪头机场后，12月28日开始担负实战锻炼的战斗值班，此后，大队每天都有战斗出动，每次也都跟苏联友军向敌机方向冲去，但都因友军不尽心带领和无线电联络不畅等原因，每当苏联空军飞机突然加速出击时，混合编队的中国飞行员便被甩在后面，眼前只是云海茫茫，不要说敌机，就连友军的影子也没有了，只好扫兴返航。如此十多次，仍未打上一仗。指战员们不免有急躁的情绪，渴望早日打上一仗。
方子翼跟巴什盖维奇谈了几次，可这位“二战”期间的苏联空军英雄总是说：你们能飞是勉强能飞了，但还不知道能不能打。
方子翼怎么不明白自己的部队和美国空军的悬殊之差呢，两者交手，这事儿跟谁说谁心里边都要犯嘀咕，平心而论，人家好意的成分还是居多，怕中国同志吃亏，可老是这样下去总不是事儿。为了改变现状，方子翼盘算着脱离友军掩护，单独干一仗，可又担心无线电不畅，指挥失灵，导致空战失利。方子翼一时拿不定主意，乃决定把这情况向刘亚楼汇报。
前线指挥员急，刘亚楼也急。他接到方子翼的报告后，马上找到苏联远东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商谈。当初，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极力主张中国空军集中力量和美国空军硬碰硬，现在不知何故，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上将却坚决否决了中国空军想打仗的想法。他客客气气地说：刘将军，你们要与美军作战不是不可以，但那应该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你们与美军相比，实力太悬殊了！空战是一种抗争性和竞技性很强的角逐，而你们迄今为止尚未在空中打过一仗。这好比一个新兵与将军之间的较量，是不公平的、冒险的，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以卵击石”嘛，蛮干是要吃亏的！
听俄语和说俄语都毫不费劲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刘亚楼完全听明白了，他争辩说：我们从打土豪分田地时起，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什么时候在公平的状况下跟人家打过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们空军成长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不是蛮干。
初次空战胜利
1951年1月2日，方子翼在安东前线接到刘亚楼的复电，要他再向巴什盖维奇师长谈一次，若还得不到解决，只有靠自力更生，单独作战，但一定要在敌少我多（即我4～8机对敌2～4机）的有利条件下进行，力争让每个飞行员空战锻炼2至3次。
空军最高首长如此果断定下单独干一仗的决心，给了方子翼莫大的鼓舞。当天，他就找巴什盖维奇谈了话，希望他起码让中国飞行员打上一仗。巴什盖维奇表示尽量满足方子翼的愿望，但又作了许多解释，说什么你们是“锻炼任务”，我们是“责任任务”，要战胜敌人，必须集中精力去作战，譬如哥哥牵着弟弟走路，中途遇到坏人袭击，与其用一只手牵着弟弟，一只手对付坏人，不如把弟弟放下，用两只手去反击敌人，这样不是更有力吗？很明显，在老大哥的眼里中国空军是个“负担”。
1月17日，刘亚楼命令空四师十团团部率二十九、三十大队进驻安东浪头基地，抓紧良机锻炼，同时批准方子翼有指挥8机出战的指挥权。1月21日这天，随着方子翼的一声令下，空战不再抽象，从课堂、训练场，第一次来到新中国年轻空军的眼前，共和国空军就在这种背景下，登上了世界空战的舞台。
由于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二十八大队自大队长李汉以下，一开始都显得有点手忙脚乱。李汉后来还“自亮家丑”说，那天空战前，自己正在厕所方便，一听到起飞的警报响，腰带没系就跳上了飞机，直到空战结束，下了飞机才系上腰带。方子翼的战斗命令既下，从空勤人员到地勤人员，全都兴奋得不行。谁知忙中出错，2号机开车时，因机械员一时紧张，过早地拔掉了启动车插头，导致飞机开车未成，4号机也因故未出。这下糟了，再开车起码得耽误七八分钟，而空战时间是以秒计的，胜负往往在分秒之差。时间就是战机，时间就是胜利，方子翼果断地改变战斗序列，以3号机顶替2号机位置，以5号机顶替4号机位置，以6架飞机编队升空出击。
李汉率编队接近安州时，发现敌机正以4机为单位在1000米高度上对着川江大桥轮番俯冲投弹扫射，并以双机、4机于后上方作层次配置进行掩护，顿时热血沸腾，为了先于友军接敌，根本顾不上察看敌机的数量和部署，也忘了自己的指挥责任，大吼一声“攻击”，便加大油门冲向敌机。结果可想而知，6机立时陷入了20架敌机的重围，双方纠缠在一起。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空战经验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临危不惧，以寡击众，那猛冲猛打的疯劲倒把训练有素的美军飞行员搞蒙了。经过一番苦斗猛打，李汉找个机会。转圈迂回到4架美机左后侧400米处，对准其带队长机狠狠地压下了发射按钮。随着这个痛快淋漓的长点射，敌长机拉出黑烟，斜着翅膀仓皇而遁，其他敌机见势不妙，转身就逃。后来，李汉的射击照相胶卷，经苏联友军判定为击伤F－84敌机1架。
二十八大队为新中国空军打出了“第一”。正准备随周恩来、聂荣臻赴沈阳参加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的刘亚楼，立即发出贺电，指出这次空战，“证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志愿军空军以后继续取得更大胜利的开端”。
真刀真枪
在初次空战胜利和空军首长高度评价的鼓舞下，二十八大队情绪高涨，都盼着再与美国佬打仗。两日后，即23日，美国远东空军大机群偷袭浪头机场。在方子翼的命令下，二十八大队冒着众多敌机的扫射，强行起飞，和苏联空军一起驱逐敌机。此战中，苏美双方都损失惨重。但二十八大队毫发无损，虽未获战果，却多了一次体验，更添了信心。
如果说，1月21日李汉击伤（按：战后照美国军方说法是击落）敌机多少带点撞大运的话，那么随后1月29日的空战，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斗智斗勇技术的高水平空战角逐。
此战，中国空军是在苏联友军被击落4架、击伤4架的不利战况下，冒险前来支援的（当时美军出动80多架战机）。由于中国空军的有力支援，苏联友军扭转了战局。二十八大队在自身未受损失的前提下，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中国空军在战斗中越战越勇，终于赢得了苏军上下的赞赏和敬佩，连连称呼“长本事了”、“聪明了”，那位傲慢的巴什盖维奇师长从此也对方子翼客气多了。
斯大林掌握了中苏两国空军在朝鲜上空的空战情况后，认为对中国飞行员的培训太慢，遂致电指责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你和别洛夫将军看来想把中国飞行员变成教授而不是战斗飞行员。我们认为，我们的航空专家过分谨小慎微了。如果说战争时期俄国飞行员5－6个月就培训出来了，为什么中国飞行员的培训不能在7－8个月内结束？是该抛弃这种有害的谨小慎微的时候了。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它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克拉索夫斯基就此告知刘亚楼：我们的争论可以结束了，因为斯大林大元帅赞成您的计划。
刘亚楼放飞的“雏鹰”初搏云天，就取得出色战果，揭开了空战之“谜”，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甚为欣慰。毛泽东对空军参战，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空军要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初次打仗，采取稳当办法为好。”“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对前面两个指示，刘亚楼和他组建的志愿军空军如实遵循执行了，只是最后一句，被改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周恩来喜气洋洋地对刘亚楼说：你们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亚楼开心地笑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才真正算是个空军司令员。
中国空军三战三捷，首战胜利的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中国人竟然有空军，而且竟能击落美国的飞机？不独美国远东空军司令斯特莱梅耶将军不相信，赫赫有名的美国五星上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是无法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他在挂帅侵朝前，曾公开称“中国没有空军”，要是知道中国空军是挂着用白铁皮临时赶制的土副油箱与他的王牌空军展开大战的，不可一世的麦帅没准会背过气去。
加强后勤供应
中国空军裹挟着三战三捷之威，在友军配合下，向清川江以南地区频频出击。敌机活动被迫退到平壤以南，美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局面由此而破，清川江以北成了米格飞机的天下。《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如此“坦白”：“（1951年）2月间，第五航空队在一般的情况下避免在朝鲜西北部进行空战。共军的飞行员在清川江与鸭绿江之间地区内占了几乎是绝对的统治地位，第五航空队的人把这个地区称为‘米格走廊’，这一名称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一直被沿用着。”
在朝鲜空战中，中、朝、苏三国空军协同作战。因为朝鲜空军力量较弱，在中国空军大规模参战之前，主要由苏军中将罗波夫在安东指挥。有的领导人考虑到志愿军空军缺乏空战指挥的经验，设想让苏方统一指挥。毛泽东和刘亚楼都不同意这一主张，坚持独立自主。刘亚楼继组建由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后，又协同志愿军司令部组织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空联司），仍由刘震任司令员，中、朝双方各一人任副司令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双方语言不通的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