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无仅有的建军史
在两年零8个月的朝鲜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共有歼击航空兵师10个师21个团、轰炸航空兵师2个师3个大队参战，击落敌机330架（其中211架F－86），击伤95架，自己被击落飞机231架，被击伤151架，116名飞行员牺牲。初登空战舞台的志愿军空军在劣势情况下，还能取得这等堪称辉煌的战果，不能不震惊世界，更不要说从此打出了一个世界空军大国。
据战后苏联方面统计，苏军飞行员在朝鲜上空共击落美机约1300架，苏军损失飞机345架，二百多名飞行员在战斗中阵亡。
刘亚楼和苏联军方尤其是空军方面有着由来已久的友谊，他对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中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表示了真诚谢意。
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为历史造就无数英雄。朝鲜战场，为年轻的中国空军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舞台。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和功勋集体，立三等功以上的功臣八千多人，一等功臣68人，特等功臣16人，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国空军的光荣战史。中国空军多数部队和机关干部参加“轮战”，为后续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也是人民空军抗美援朝的最大收获。
在给志愿军空军举办的庆功宴会上，毛泽东高兴地举杯给空军飞行员敬酒：现在有了空军就好了，空军万岁！
历史，往往在回过头去看才最清晰。是朝鲜战争，让曾经施放原子弹的骄傲的美国空军真正了解了中国空军，迫使他们承认此后独霸天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战后二十多年，美国空军还认真研究、分析中国空军的“一域多层四四制”等战术。
抗美援朝期间，刘亚楼带领空军广大指战员走过了“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艰苦道路。不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赞赏、美国军方也对中国空军的这位灵魂人物充满敬意，认为：“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将军是位制订作战计划缜密的优秀将军。”
抗美援朝一战，中国空军实现了“边打边建”、“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预期目的。从1950年10月底组建第一支部队起，到战争结束，已发展到拥有25万人、27个师、三千多架飞机的强大空军，一举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空军强国，其中有好几个师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比斯型飞机。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在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绝无仅有。
朝鲜战争结束3年后，1956年6月，已授衔空军上将的刘亚楼，受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邀请，率中国航空代表团参加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显要出席的苏联航空节。
周恩来对这次外事活动十分重视，考虑到新中国还没有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敌意未消，专门交代刘亚楼：如美国人恶意挑衅，就坚决据理斗争，但公开场合与他们打交道要有理有节，不亢不卑；如若对方伸出手来，也不要不理人家，可以同他们握手，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
胜利的外交战
苏联领导人安排这次规格空前的航空节，旨在打破僵局，与西方沟通，同时摸摸美英等国的脉搏。因此，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科、朱可夫等国家首脑、军队元勋，全部出席了6月24日在绿树扶疏的“苏军之家”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赫鲁晓夫在说了一通“保卫和平”的祝酒词后，转身面对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上将：今天上午阁下看了我们例行的空中检阅，我们向您展示了强大的苏联空军，您还想看看我们的导弹吗？特文宁答：是的。
赫鲁晓夫却近乎失态地哈哈大笑起来：那我们就暂不展示了，得先让你们停止向我们的领空派遣破坏者，不过，对你们派来的不速之客，我们都将予以击落！
赫鲁晓夫和特文宁心照不宣。鉴于苏联正在实施建造新式飞机、导弹和潜艇的庞大计划，以回应美国的军事挑衅，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为收集有关苏联研制战略武器的情报，频频派遣世界最先进的侦察机深入苏联腹地进行侦察，欲图弄清苏联研制的空军战略兵器尤其是即将发射的导弹，与美国试验的洲际导弹相比性能如何。
坐在赫鲁晓夫身旁的刘亚楼，从赫鲁晓夫那激动的神情、有恃无恐的语气，判断苏联已在战略空军建设领域获得明显的成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进入导弹核武器时代，今后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国土防空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不容刘亚楼多想，主持招待会的朱可夫元帅请他讲话祝酒了。
致过祝酒词后，在各国空军同行交织敬佩的眼光中，刘亚楼落落大方地举杯祝酒：“让我们为世界各国航空人员之间的友谊干杯！”他那典型的东方人脸上眉舒目展，真诚殷切。
他的祝酒词被先后译成俄文、英文后，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重型轰炸机资深飞行员、空军参谋长特文宁上将立即站起，伸过酒杯欲相碰，以示敬意。在座的每一位都清楚地记得不久前发生的那场战争。一刹那，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的记者一下蜂拥而上，把镜头对准两位敌对营垒的空军首脑。
“砰”！两只盛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在众人的注目中，终于碰在一起。摄影机的闪光灯在大厅里亮起道道闪电。
记者们争相向刘亚楼提问：请问将军阁下，这是不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将军同美国将军的第一次碰杯？
刘亚楼平静地回答：是的，我的身上仍披着鸭绿江上空的硝烟。
记者们进一步追问：这是不是象征着友谊？
刘亚楼微笑着反问：难道不是吗？
宴会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在笑声、掌声中，赫鲁晓夫笑容满面地站起身，与刘亚楼和特文宁碰杯。
各国航空代表团在莫斯科近郊土申诺空军机场参观时，特文宁先开口向刘亚楼问好，而后脱下白手套，有意握手。根据周恩来的嘱咐，刘亚楼大大方方地握住特文宁伸过来的手。此后数天，世界各国的电台、报纸，在黄金时间、显要位置，播放或刊载了中美空军首脑碰杯和握手的新闻和照片。
建设航空工业
旧中国的航空工业基本是个空白。国民党兵败大陆后，留给红色政权的航空工厂，大大小小虽有32家、职工4700余人、机器设备1712台，但这些工厂规模小，设备陈旧，厂房简陋，没有生产过任何飞机，主要是修理飞机及配件。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就是从接管这些修理厂开始的。专管航空工业的部门还没设立，这些航空工厂便全归空军工程部领导。
空军在成立前夕，共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和器材4万余吨。加上在东北收集到的日军飞机，共159架。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17架飞机，就是从收集到的这些飞机中选调的。
刘亚楼认为，只靠零星修理一些旧飞机，不能解决空军所需大量装备，根本出路是建立完整的航空工业，大批量、高速度、高质量地制造飞机和各种航空器材。
雄才大略的刘亚楼，在受命组建中国空军兼管航空工厂之始，便胸怀建立和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梦想。1949年8月，他奉命率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建中国空军事宜前，顺带向苏联政府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请求。随后，苏联政府应邀派出航空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院院长博伊佐夫等来华，考察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条件，指导拟制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1月14日，刘亚楼和空军副政委王弼与苏联顾问科托夫、普鲁特柯夫联名，向毛泽东呈送了关于组建航空工业队伍和建立工厂、学校、研究院以及开展修理、制造等计划、步骤的全面建议报告。年末，毛泽东访苏的成果，也包括斯大林承诺的援助中国兴建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
1950年1月5日，刘亚楼和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联名向中央提交《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意见》，建议成立航空工业建设委员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以及设立研究院等。
1月20日，刘亚楼随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签约谈判，其间又向先期抵苏访问的毛泽东提及航空事宜。各项谈判都进展顺利，只有商务协定、民航协定比较复杂，一时定不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在苏停留时间过长，乃与苏联商议，已谈好的条约和协定先行签订，没有谈妥的由李富春（驻苏大使）、刘亚楼等与苏方继续商谈。
刘亚楼带着喜人的谈判成果回国后，指示空军工程部拟定航空工业初步发展计划。3月中下旬，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和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空军副政委兼工程部部长王弼联名向中央提交意见书，提出初步建设航空工业的方针：从生产教练机及其发动机着手，培养干部，积累经验，为将来航空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意见书还具体提出了建立航空工厂、培养航空人才、设立航空工业领导机构和航空研究院等建议。
该建议深得中央高层的首肯，与中南海的运筹不谋而合。不久，陈云兼任部长的重工业部下设航空筹备组，任命副部长刘鼎兼任组长。
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是航空工业的铁杆支持者。他是学机械出身、曾留学欧洲、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解放战争中在东北就任东北军大（其前身即延安抗大）副校长时，有段时间曾领导过东北航校的工作，后任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与刘亚楼相当熟悉。在建设航空工业这个问题上，刘亚楼和何长工一拍即合。这一年，刘亚楼和空军、重工业部单独或联名先后5次向中央报送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
自己造飞机
中央政治局经过研究，考虑到新中国刚刚诞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立即筹集大量资金，大规模建设航空工业，只能利用现有条件修理一些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旧飞机，因此决定暂缓建设航空工业，飞机修理由空军担负。
一代人的航空梦眼看行将冷冻，北疆边陲的大门突然被一个举着星条旗的外来民族狠狠地撬开了一道缝隙。这一撬，撬出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使空军的地位愈发重要，也使得航空工业兴建变得紧迫起来。
1950年12月下旬，刘亚楼刚从沈阳布置制造飞机副油箱生产任务归来，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开会通知。
这是个决定中国航空工业命运的会议。与会者都是从雪山草地过来的老同志，对飞机都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会议开得很热烈，与会者都对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及航空工业的建立，坦诚地谈了各自的看法和设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航空工业立即上马。有人认为现在上航空工业为时过早，新中国底子薄，经济状况不好，买飞机就欠了苏联不少钱，要是再上个航空工业，得花多少外汇，钱的漏洞该怎样补？
何长工激动地说：如果我们连办航空工业这几个钱都舍不得花，还建设什么伟大的强国？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也说：我们目前虽穷，但不能也不会老穷，一个大国，没有航空工业，说不过去！
但仍有人小心翼翼地提出异议：要是给航空工业优先开了绿灯，把不多的外汇都用光了，还欠上一屁股账，别的行业就难以再顾上，全国性的发展就会受影响，到时怎么办？
言下之意，十指连心，都是娘身上的肉，不应厚此薄彼。
刘亚楼不同意这观点，认为：这就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得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
他的话，引起了会议主持人周恩来的兴趣。他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刘亚楼，说：刘亚楼同志，航空跟空军联在一起，你多发发言。
刘亚楼受到鼓励，更是有的放矢：眼下朝鲜在打仗，前线战事紧急，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给养受阻，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的飞机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可我们的飞机太少，靠买人家的飞机办航空不行，那不是长久之计。从长远看，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空军正准备抗美援朝，一旦打起来，大批飞机需要修理，甚至退役，没有航空工业的支持不行！要我看，创建航空工业是个战略问题！
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不过5个月，距志愿军赴朝作战不过两个月，前线战事之紧大家都知道些，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更是清楚，他说：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总的趋势是战争解决矛盾。如今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不仅是朝鲜战争，今后打的也都是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空军，没有航空工业给空军作后盾，怎么行？
何长工接过话来：打内战时，国民党那几架破飞机，给我们造成了多大威胁和何等损失？现在还不时嗡嗡嗡地骚扰我们，我们一定要立志自己造飞机！
外援到位
周恩来意识到大家把话都掏得差不多了，便做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5亿人口的大国，要想我们神圣的领空和人民不受侵犯，必须有强大的人民空军来保卫，靠买人家的飞机不行，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主席在这件事上已经点头。我看大多数同志对办航空都很有热情，少数同志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航空工业既已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马已是板上钉钉，会议中心议题，便转为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也要从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打起仗来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办航空时首先要解决的。眼下国家很穷，即使办航空，也不能大手大脚花钱。因此，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应该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时就要考虑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问题。
周恩来的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原则和步骤，为创建航空工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周恩来作出部署：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总参谋部、重工业部、空军四单位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工作；另外，组成以何长工同志为团长，段子俊、沈鸿同志为团员的代表团，尽快启程赴苏，与苏联政府具体洽谈，争取外援。
和聂荣臻、刘亚楼一样，何长工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要毛主席点了头，斯大林那里我们去拜佛。
周恩来交代段子俊：有关飞机修理等具体问题，可找刘亚楼同志详细谈谈。
负责具体筹建航空局的段子俊，和刘亚楼算是老相识了。解放战争中，他奉命到旅大创办电讯器材厂和电气专科学校，就是刘亚楼提议并亲自找他商谈工作的。这次，段子俊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从东北奉调来开辟航空工业这个陌生领域。即使周恩来不说，他也要登门向刘亚楼请教。
段子俊从刘亚楼那里收获不小，他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往事时，仍满怀敬意：“刘亚楼不愧是主持过司令部工作的老参谋长，对事务分析处理极其周全、细密而富于条理。”
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到苏联后，经过18天的唇枪舌剑，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在国内的刘亚楼，关心着谈判的进程。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请示。例如在谈第二个问题时，代表团电告国内：“1、今天已同苏联七人委员会详细讨论各问题，唯希望亚楼迅速将今年应修飞机之种类及数量和应修何种飞机，务于14日电告，以便15日继续讨论。2、议定今年只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但工厂修理能力应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是否适当，请示。”对这些问题，刘亚楼遵照周恩来指示，迅速作了回答。
正如刘亚楼所预告的那样，这是场经济谈判，苏联不可能无条件多提供装备，就是有心多给，国内也不可能多要。代表团将苏联答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报国内审批时，周恩来从经济状况考虑，忍痛削减了一些项目和数字。
宏伟蓝图
何长工率团回国后，刘亚楼参加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他对代表团所提从苏联空军抽调一列修理列车（流动工厂）方案甚表赞赏，说这样就能做到哪个机场的飞机被打坏了，修理列车就开到哪里去修理。
5月，根据中苏航空协议，中国向苏联租赁的“修理列车”（流动工厂）开到沈阳飞机厂。修理列车有十节，上有150多名苏方技术人员和工人，以及配套齐全的修理设备。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沈阳飞机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很快掌握了苏式飞机的修理和零配件制造技术。
继苏联的修理列车（流动工厂）开到沈阳，苏联政府根据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的协定，派来了设计人员，送来了设计器材、资料等。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继沈阳之后，在哈尔滨、南昌、株洲等地建起了一所所现代化航空工厂。
周恩来主持的航空工业上马会议召开一年后，1951年12月10日，还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刘亚楼和那些最先商讨如何建立中国航空工业的人们，又被周恩来召集来开会，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副总参谋长粟裕也参加了，讨论航空工业3至5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0月30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协定：苏方答应援建中国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材料、配件等，并派遣专家、顾问来华，支援总金额为3000万旧卢布。
有这个好消息铺垫，这次会议内容更显得令人亢奋、令人陶醉。根据计划草案，航空工业转向制造后，修理与制造分开，拟建立8个修理工厂，连同修理设备都移交给空军。这次会议还决定创办一所专门的航空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后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富春对刘亚楼说：你这个空军司令可真行！
刘亚楼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空军缺飞机，朝鲜战场缺飞机，没有飞机，我还不是个光杆司令！
是啊，他怎能不喜悦呢，一年前在这里是讨论要不要搞航空工业，如何搞航空工业，3年后就能看见自己制造的飞机了，空军飞行员就能驾驶着中国造战机巡逻疆土参加作战了。
会上，周恩来作最后定夺：就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
周恩来看了看刘亚楼：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等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计划中海军所需要的飞机应考虑在内，海军与空军的比例是20：80，海军组建21个团，空军88个团。最后，周恩来宣布：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可能就够了，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办航空！
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方案，周恩来的话音刚落，小会议室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蓝图，在中南海诞生了。毛泽东很快批准了此方案。
1952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议案》，这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份重要文件，确定了航空工业建设的方针、原则和规划。
我们造的飞机起飞了
1952年7月底，周恩来再次在西花厅召集解决航空工业发展具体问题的会议。他对何长工说：翻译的问题，由你和空司商量解决，刘亚楼同志答应给人。当会议快结束时，对空军工作一向欣赏有加的周恩来，忽然批评起空军来，主要针对空军抽调试飞员的动作过慢。他限令空军：必须在8月15日前，把试飞人员送到飞机制造厂。
刘亚楼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得知周恩来的批评，马上找来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一顿猛批。工作怠慢，拖后腿，那是刘亚楼所不允许的。他把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到了空军，岂料竟有某些领导干部在他眼里掺沙子，而且出在空军参与精心筹划的航空工业建设上面，害得空军挨了总理批评，这还了得！他这一怒，整个空司大院地动山摇。参谋长王秉璋受命，紧急协调此事，赶在8月15日前选好了一批优秀试飞员，送到了飞机制造厂。
1953年3月19日，刘亚楼在空军党委会上，就搞好与航空工业部门的关系，加速航空工业的发展，实现武器装备国产化提出原则要求，要求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援。从1953年起，首先重点建设沈阳飞机厂（制造米格－17飞机）、南昌飞机厂（制造雅克－18活塞式飞机）、沈阳发动机厂（制造喷气发动机）、株洲发动机厂（制造活塞式发动机），同时建设哈尔滨两厂。
1954年7月26日清晨，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举行试飞典礼，中国自制第一架飞机——雅克－18螺旋桨教练机矫健地飞上蓝天，与其配套的活塞式发动机也同时在株洲发动机制造厂通过鉴定，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飞机和航空发动机的历史，航空工业从修理迈上了制造的新台阶。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新闻。毛泽东说：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他亲自发来嘉勉信祝贺。这架飞机后来被正式命名为初教－5。
1956年7月19日，全部用自制零件组装的米格－17喷气式战斗机，也由沈阳飞机制造厂仿制出来，并试飞成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多。
仿制米格－17歼击机的试飞员，是抗美援朝中曾击落两架美制F－86战斗机的吴克明。他试飞成功后，国家验收委员会举行正式签字仪式，同意该机投入批量生产。新华社向世界发布了中国试制成功新型喷气式飞机的电讯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参加了隆重的万人祝捷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的贺电。该机后来被命名为歼－5。
刘亚楼为歼－5的诞生无比兴奋。两年前中国才能生产第一种简单的初教－5，现在却能仿制生产最具世界先进水平的米格－17，成为继美、苏、英、法、德和瑞典之后，第7个掌握喷气式飞机制造技术的国家。这在建立中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仅仅5年，就从修理走向了制造，一举跃入喷气机时代，举世为之瞩目！这年国庆，新出厂的4架国产歼－5战斗机，列队参加国庆阅兵式，飞越天安门。这是中国制造的战斗机首次公开露面。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抬头仰望天空，高兴地对身边的外国友人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
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刘亚楼，听到毛泽东的话，甭提有多自豪了。
空军试飞员
几大飞机厂、发动机厂基本建成投产后，1956年开始重点建设陕西西安、兴平、宝鸡等机载设备配套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航空工业，就神奇般崛起在世界东方。
初教－5飞机出厂当年就生产了10架，翌年（1955年）交付空军60架，到1958年共生产379架。歼－5飞机至1959年，共生产767架。看到崭新的国产飞机源源不断地装备空军部队，人民空军飞行员驾驶着自己的战斗机，为祖国看护领空，刘亚楼这个空军司令才感觉有些自豪了！
但自豪之后，又是冷静的思考，找来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王西萍、段子俊：中国航空工业要建成独立自主的体系，要自立于世界航空工业之林，就不能光是仿制，必须自己设计制造自己的飞机，建立自己的航空科研体系。
如此想法，与航空工业局领导们一拍即合，他们说正考虑筹建飞机设计室呢。刘亚楼说：我看可以把设计室建在五厂（按：即沈阳飞机厂），五厂的技术干部和工人我了解，他们能扛起来。
航空工业局领导们当然知道当年五厂在铝材缺乏的情况下，进行技术攻关，采用白铁皮为志愿军空军制成数千个副油箱的壮举。而此时，曾经蜜月般的中苏关系，在斯大林逝世3年后，已悄悄蒙上一层令人惆怅的阴影。在中苏两国航空工业谈判中，双方出现了摩擦，怀有戒心的苏联人逼着中国人说出了“当了裤子也要自己搞设计”的愤懑之言。
这是宣言，更是志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出来给世界看！
毛泽东非常关注航空工业的发展。1958年2月12日，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正在紧锣密鼓研制的关键时刻，他亲自来到现场视察。
经过数百个日日夜夜的技术攻关，1958年7月26日，航空人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把中国第一次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拉出厂房。歼教－1的首席飞行员，是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于振武。
1958年8月4日，刘亚楼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专程来沈阳参加报捷庆祝大会，观看飞行表演。叶剑英也是客家人，和刘亚楼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我们用行动向世界宣布，中国人不但自己能制造飞机，还能自己设计飞机。
航空工业建立后，作为作战单位的空军就采取了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在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亚楼进一步阐述了空军“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刚刚出厂的飞机能不能飞行，能不能装备部队，需要有人对此作出鉴定，但莫衷一是，碍难拍板。刘亚楼表示：“国内制造出来的飞机，空军敢飞，有危险也不怕。”从此，空军一批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陆续走上试飞之路。
中国航空工业是从修理过渡到仿制，再走向自行设计制造的，有些产品不能完全达到技术要求，飞机和发动机的寿命比进口产品短。刘亚楼指示空军部队要积极接收使用，同时，他也严肃地给工厂领导和飞机设计、制造人员上课：空军试飞员是为国产飞机发放“准生证”的，为了国家航空事业尽速发展壮大，我们的飞行员不怕危险，有危险也要飞。但你们有责任把危险系数降到最低，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呀，他们是人民用金子堆出来的！
打歼灭战
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援助航空协定中，对轰炸机只提修理，未提制造，在5大厂生产中亦没包括轻型轰炸机。刘亚楼建议，中国在国土防空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重点发展歼击机的前提下，也要发展轻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个建议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58年10月，周恩来决定提前试制图－16型喷气式轰炸机。
1959年9月，航空工业部门用苏联提供的组装件装配的图－16轰炸机出厂，很快装备到空军航空兵部队，后改称为轰－6。
1964年，根据空军的建议，哈尔滨飞机厂对伊尔－28型飞机改进设计，定型生产后命名为轰－5型轰炸机，装备到空军航空兵部队。
在刘亚楼指示下，空军与航空工业部门联系多，商量多，协作多。航空工作部门在设计和制造中，同空军改进装备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在抓好各类飞机研制的同时，对空军所亟须的地空导弹、高炮、雷达等武器装备，走的也都是购买、仿制、自行设计制造的路子。航空工业结下了硕果，空军也迅猛发展。
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刘亚楼也寄予厚望，期冀他们为空军建设和航空事业做出贡献。哈军工创办伊始，刘亚楼就对院长陈赓说，我们只办了几所培养初级技术人才的学校，高级技术人才要靠军事工程学院培养，支援哈军工办专业，我们空军义不容辞。
犹如把空军副政委兼工程部部长王弼“出让”给航空工业局一样，刘亚楼大大方方地把空军的另一“宝贝”唐铎放到了哈军工。
刘亚楼在1949年8月访苏时发现中共早期的航空人才唐铎后，马上向中央报告要把他挖回来，此事牵动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关心。几经努力，唐铎于1953年春回到祖国，受到刘亚楼的热烈欢迎。时值陈赓筹办哈军工，急需人手，周恩来就找刘亚楼商量，把唐铎调给哈军工。刘亚楼虽然舍不得，但顾全大局，痛快答应，于是唐铎被任命为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主任。陈赓对唐铎大加赞赏，认为他的资历之深、学问之好、军人素质之规范，“不仅是军事工程学院难得的人才，也是全军可数的将才”。唐铎在空军工程系的10年中，主持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实验的教学大楼，建立了二十多个教研室，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六大专业，为空军建设和航空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1956年3月9日，刘亚楼接见已授衔空军少将的唐铎时表示：“凡是学院需要的东西，空军仓库里有的，马上发给；仓库里没有的，列入下年空军订货预算；特别急需的，就从飞机上拆下来给你们。”
9月30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专门会议，审查哈军工空军系的飞机设计方案。会上也提出了另一方案，叶挺将军的儿子、一机部飞机设计专家叶正大说：军工Ｍ2.5方案好，我们也有个Ｍ1.8方案，建议两家方案同时搞，百花齐放。会议出现了是按一家还是按两家方案搞的争论。作为使用单位的空军，意见至关重要，刘亚楼表示：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有限，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我们只要一个，要性能好的，不要落后的，就是要两个Ｍ2.5的。
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四机部部长王诤等人也认为军工Ｍ2.5方案准备工作充分，做过多项实验，指标先进，工程实施有可能，都表态同意搞Ｍ2.5方案。一场辩论下来，会议决定：只搞一家，不搞两家，只上两个Ｍ2.5方案；全国大协作，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暂时的困难时期
1959年10月2日，中央军委起草报告，成立试制领导小组，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任组长，刘亚楼任第一副部长。成员有王鹤寿、王诤及有关部委领导，哈军工领导刘居英和空军系主任唐铎也参加进来。任务代号：“东风－113”。报告送到中共中央，邓小平总书记批示：同意军委报告。
一项大胆超前、集合空军工程系全系力量的绝密课题“东风－113”，便轰轰烈烈却又悄然地铺开了。
1959年10月20日，试制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认为“东风－113”的设计试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应加快进度，争取早日试制成功。
1960年11月，刘亚楼随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办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到沈阳112厂检查工作。贺龙发现大批飞机因质量问题不能出厂，严厉批评了工厂领导。“东风－113”的试制工作，因精益求精，又没造成浪费，受到元帅和将军们的鼓励。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世界各国争相研制喷气式超音速战斗机。关注外军军情的刘亚楼，也迫切希望拥有自己的超音速歼击机。1958年3月，他在航空工业局召开的企业领导干部会上提出，空军迫切需要超音速的先进强击机。
强击机，是此时世界所有空中强国所拥有的最值得骄傲的威慑武器之一。他既能支援陆军作战，又善于在空中克敌制胜；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低空平稳的飞行性能；既有较强的武器装备和攻击能力，又能直接进攻敌人阵地、机场和近海舰艇。刘亚楼的介绍条条是道，要不是那一身上将制服，别人还认为他是一位高科技方面的专家呢。
1958年8月，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战斗教练机歼教－1首飞成功庆祝大会之后，全国几乎所有的航空工业专家都被召到工业重镇沈阳，一项关系到共和国兴衰荣辱的重大历史使命在这里孕育：航空工业局根据刘亚楼的提议，决定自行设计制造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
1960年，刘亚楼期待中的强击机研制工作中途下马，国家有困难，拨不出经费啊！国家连续三年困难，国防工业进行调整，他一个空军司令，能有什么办法呢？但他很快就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强击机的总设计师陆孝彭坚决不主张完全砍掉这项工程，给工厂党委报告中表示还要继续研制下去，工厂党委答应他以不影响工厂其他任务为前提，“见缝插针”继续搞强击机的试制。
多好的科学家呀！刘亚楼深深感动了，他马上指示空军有关部门要管此事，尽力支持。他还亲自与航空部门相商，说：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国防科研不能停顿，要想方设法保存住实力。
“瓜菜代”的日子终于过去了。1962年秋，第一架强击机组装出来。刘亚楼大喜，发去贺电，在脱不开身的情况下，派出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常乾坤到车间现场观看静力试验。不幸的是，最后一个项目试验失败，试制工作胎死腹中。
刘亚楼闻报，叹息一阵，指示空军免费拨给工厂两架飞机成件，支持他们继续做试验。这还不够，他还让曹里怀带检查组到厂里检查工作，转告工厂和陆孝彭：现在不是痛心的时候，而是需要信心和恒心！失败了，能吸取教训就好！
一次意外
1963年，有关部门联名向贺龙、聂荣臻、刘亚楼报告，急切建议拨付经费，安排强－5进行静力试验。刘亚楼和两位老帅研究了这项工作，妥善作了解决。
刘亚楼考虑到光有空军的支持还远远不够，还得实行全国大协作。于是，他和空军领导联名，在1964年6月30日给中央写报告，要求继续研制强－5型飞机。由是这般，“生不逢时”、一波三折的强击机研制工作才得以“复活”。
1965年7月，距刘亚楼病逝两个月后，第一架强击机迎着蒙蒙细雨，在空军某基地完成全部试飞课目。陆孝彭和试飞员都说：要是刘司令员地下有知，该有多高兴啊！
这种自行设计的可携挂炸弹、火箭等对地攻击武器的超音速新型喷气式强击机，初名“雄鹰－302”，以后统一命名为强－5。
“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得起步于窘迫家底的航空工业呈现一派喜人景象。但1958年“大跃进”兴起，航空工业领导过高估计了现有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和设备条件，提出一些错误口号，单纯求多求快，给航空工业造成严重损失。
就在这年夏天，苏联背信弃义宣告：凡在中国航空工业部门的苏联专家，工作期满必须按期回国，不得延聘。紧接着，又单方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如此这般，让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雪上加霜，22个工厂和科研院所受到严重影响，正在仿制的3种机型及其发动机、2种导弹也因之搁浅。
1960年10月，刘亚楼跟随贺龙、罗瑞卿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按中央决定，这次访问，要给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备一份厚礼——送一架中国造新飞机。话都说出去了，却无法兑现，“大跃进”的倡导者，被下面的浮夸风、弄虚作假给欺骗了，下面答应交付的飞机交不出来。
因为这个意外，整个访朝过程，中国的元帅将军都感到脸上无光，处境尴尬，人人生着一肚子闷气。军事代表团坐火车从朝鲜到延吉后，贺龙让这趟列车取道哈（尔滨）图（们江）线直驰哈尔滨，到工厂探察事情的究竟。
11月中旬，元帅将军们来到哈尔滨发动机厂、飞机制造厂，亲眼看到了飞机和发动机制造上存在的严重质量问题，得知3年来工厂没向部队提供一架合格飞机和发动机的事实时，无不震怒，严厉批评航空工厂没有树立为部队为空军服务的思想，提出严加整顿，彻底革命。
11月20日，元帅将军们又来到造歼击机的沈阳飞机厂。
挂着“质量第一”的总装车间，排着一列列修来修去就是出不了厂的飞机。工厂停机坪停放的两排银白色米格－19歼击机，也是架架有故障，不能出厂。望着被工人们戏称的这个“养鸡（机）场”，元帅将军们既难过，又备感痛心。贺龙以严厉的口气对厂长说：造的飞机出不了厂，还讲什么“质量第一”？六亿人民克服困难，不吃肉、不吃油，勒紧裤带换来点外汇，进口点材料，都给你们糟蹋了，做成了超差产品，你们能忍心，能过意得去吗，能对得起全国人民吗？
刘亚楼也是一通严斥：我们的航空工业基础本就薄弱，喷气式超音速歼击机又是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你们竟然当成儿戏！
空军驻厂军代表告诉刘亚楼：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是一架不合格的。
刘亚楼“啊”了一声，道：我们受骗了！成了冤大头！
浮夸风的怪圈
元帅将军们回到招待所，余怒未息，马上命令已在沈阳的航空工业局管飞机的副局长徐昌裕前来见面。
徐昌裕一进门，刘亚楼指着他的鼻子对贺龙说：就是这个徐昌裕，空军出来的，忘了本，没把飞机搞好。
贺龙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徐昌裕回答：从老航校出来后，到空军修理厂任过处长，后调到航空工业局。
贺龙又问：在老航校以前在哪里呢？
得知徐昌裕以前曾在延安工作过，贺龙的气消了点，说：既然来自延安，来自老航校，也是有经验的老同志了，怎么还会弄成这局面来呢？
徐昌裕检讨：我们当时有自满情绪，对飞机制造上面的困难，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困难了解不够，被革命的豪情冲昏了头脑。
徐昌裕带着元帅将军们“整顿”的指示走后，罗瑞卿感慨地说：贺老总，我在想，浮夸风的遗风不铲除，人的思想不转变，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即使出了厂的，也是不合格的东西。
对航空事业一向主张“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的刘亚楼，也气鼓鼓地说：不走出浮夸风这个怪圈，国防工业就很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贺龙猛吸两口烟，大手一挥：对，国防工业系统领导干部的思想，必须来个根本的转变！
根据贺龙提议，在北陵休养所（友谊宾馆）召开有辽宁省、沈阳市、三机部、航空工业局领导以及有沈阳地区各军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狠抓在确保产品质量基础上求数量。针对工厂还在投产不合格飞机一事，贺龙和罗瑞卿、刘亚楼交换意见后，果断决定：重新试制，不采取目前这种修修补补的改良办法，新旧之间必须一刀两断。正在生产的飞机，到此为止，不准再投料；新的试制，从设计图纸、工艺流程到每道工序都要重新来过，要严格把关，不得马虎。现存的已生产出来的不合格飞机，另外想办法补救。
贺龙率团回北京后，马上向中央高层递交一份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报告。毛泽东点头同意，说：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