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越来越猛烈。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围墙房屋仅余断垣残壁，给防守带来极大困难，经过七昼夜的血战，我军伤亡惨重，待援无望，西路军已面临全军覆没危险。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转移。
在总部命令全军从倪家营子向祁连山北麓三道流沟一带突围前，四十三个村屯已是处在被分割的状态。全军大部队突围后，倪家营子的零星战斗并没有停止，许多星散班排，各自为战，与洪水般涌入的敌人，展开逐房逐屋的最后战斗。这种毫无胜利毫无生还希望的战斗，是残酷的也是伟大的。
安宝山接到二营营部的电话，五连还剩下一排人，被敌分割包围在刘家屯无法突围，请求派部队接应他们出来。还没有等他作指示，电话线就断了。
二营电话里提供的情况不确，五连被围在刘家屯的不是一排，而是九名指战员。他们没有接到突围的指示，被困在一堆房屋的废墟里。
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分，他们听到了狂烈的冲杀声，活在废墟里的指导员潘义山判断出这是大部队突围的迹象，但他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擅自行动，因为他们这个据点是当作一颗拔不掉的钉子插在这里的。
他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子弹也最充足，到重返倪家营子时，全连还有九十三个人，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平时大家也不挂在嘴上，但是，谁都明白，五连是主力师、主力团、主力营中的主力连，是英雄中的英雄，是利剑的剑尖，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连。
这些话谁都没有说，只是在长征途中包座之战，强攻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胡宗南四十九师的最后阵地时，师长向他们连喊道：
“那是一颗铁胡桃，你们五连就是钢门牙！”
果然，这颗钢门牙咬碎了那颗铁胡桃。
这次，师长又说：
“刘家屯是插在阵地前沿拔不掉的硬钉子！”
五连这颗钉子直到全军突围没有动。
七昼夜的苦战，九十三人还剩了九人。去跟营部联络的通讯员倒在返回刘家屯的中途，一排子弹像黄蜂似地扑到他的身上，他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在倒地后的一秒钟里就溘然而逝了。
西路军大部队突围之后，带走了敌人的主力，他们倾全力尾追不舍，涌进倪家营子的是大通民团、张掖民团和循化民团。他们对倪家营子不熟，刘家屯废墟尚没有处在他们搜索的罗网之中。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早晨，黄澄澄的阳光从射击孔和裂隙中，强劲地劈入废墟的昏暗，直射着尚没有完全坍塌的土炕和墙壁，在明亮的光束中飞动着飘荡着黑芝麻似的灰尘。
这时一支枪口从射击孔中伸出去，一只颤抖的手轻轻地将无名指（他的食指和中指均被打断了）伸进扳机护圈里。
“别开枪！”
这是指导员的命令声。
那只扣扳机的手停住了，但很不情愿。
“能打中他，我认准了，那是个指挥官！”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指导员的脸色憔悴得可怕，身上满是血渍。如果不是他在包座之战中身先士卒，他将被视为怕死鬼了。这一点，他从几个人的眼神里看得出来。
目前处境是一目了然的，只要从裂隙中望出去，遍地都是民团，他们有的在吃早饭，有的在休息，有的在拣胜利品……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地搜索战场。
这支遗留在废墟中包括三个重伤员在内的九个人，就像大潮退后留在小水洼里的鱼，前程是可以预见的。
问题是毁灭的方式，毁灭的时间，毁灭时的精神状态。
半坍的炕上躺着五个人，三个伤员，两具尸体，连长牺牲在废墟外面的三十米处。他们还能清楚地看清他的脸，他的脖颈上有一道很深的刀口，那是马刀砍的！尸体布满了焦黑的阵地，马蹄踏起的是黏稀的血泥，人人对于这种阴森可怖的景象，早已见惯不惊了。
在废墟的有限的空间里挤坐着六个人。
袋里没有粮，壶里没有水，硝烟、血污、汗酸、大小便，混合成了使人窒息的呃呃欲呕的恶味。伤员的痉挛与呻吟，周围狂呼乱叫的敌人……阳光下升腾的血红色的雾霭……远去之后不能再回的战友……构成了一幅令人难以承受的绝境。
“指导员，我们还等什么呢？……”还是那个断了食指的射击者，发出了责备似的质问。
“……”潘义山紧咬着干裂凝血的嘴唇，不作回答。他回答不出在等待什么。
等待战友们来接应？就是傻瓜也不存在这种幻想。等待灯油耗尽坐以待毙？这有多么窝囊！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接受的，他们都是从长征途中杀过来的战士，都是英雄，等死不如拚死！等待敌人搜索到身边，甘作俘虏以求生存？这更是不能容忍的了！
“指导员，冲出去！早拚死早痛快！”
“对对！活受罪，不如拚了好！”
这个意见占了上风，潘义山如果不作出明确的使大家满意的回答，他的威信和权力就丧失了，在这种气氛下，只要有人带头喊一声“同志们冲出去啊！”他是制止不住的，到这种时候，谁也不会听他的命令了。他的第一个最鲜明的念头，就是唤起大家对生的欲望，对生的追求：
“同志们，革命，需要的是英雄，需要的是火种，不是莽汉！冲出去一死了之，死个痛快，这是懦弱还是勇敢？”
“不怕死当然是勇敢！”
“……”那个断指的战士动了动嘴，却没有出声，他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再仔细想一想的问题。
指导员用严厉的目光，扫视着所有人的脸：
“在幸福的环境里，活着容易去死难；在难以忍受的环境里，死去容易活下来难。受不了苦难的折磨是脆弱……”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即使活出一个人去，也比拚光了好，也是胜利，也会有人出去告诉人们，说明我们这九个人是怎样战斗过的！”
潘义山是个善于思考的指导员，他通过多年的观察，深深懂得：当人们为绝望情绪所压倒而产生出一拚了之的冲动时，是一种明强实弱明坚实脆的反常心理，是生的欲望灭绝之后的反应，就像一个强烈追求不到的东西，转而鄙弃它一样，是一种自暴自弃。他要把人们在绝望时的求生欲望之火燃烧起来。
“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为什么不能？”
“那就看谁的运气好了！”
“我参加红军时，妈妈给我挂了个护身符。”说这话的是重返倪家营子时，要把马尾巴带回家当掸子的架线兵，“她说我有神仙保佑……”
所有人从死亡的重压下活转来了，眼睛里闪出一种希望之光，甚至出现了些许轻松的气氛。潘义山的话收到了“望梅止渴”的效应。他说：
“现在我来检查咱们的实力，包括身上的刀枪、弹药、食品和自己的体力。我第一个先报：
“潘义山，驳壳枪一支，子弹五发，烤马肉一块。只有三处轻伤，不妨碍行动……”
除了三个重伤员外，其余六人全都负有多处轻伤，但都能行动。除指导员的实力外，尚有步枪两支，手榴弹两枚，鬼头刀一把，刺刀两把，子弹四发；干炒面半袋，红枣一袋，马肉数块。
“很好。”指导员用充满信心的语调说，“如果量力分配武器，每人都有，我们还是有战斗力的！”
“指导员，敌人在集合……是不是突出去！”监视敌人的哨兵报告说。
“不行！现在是白天，在戈壁滩上，一眼望到十几里外，骑兵几分钟就追上我们！必须等到晚上。”潘义山说得斩钉截铁，“现在我重新调配武器。”
他命令那个缺了两个指头的战士，把步枪交给架线兵。架线兵宁肯要一颗手榴弹，他同意了。
太阳越升越高。倪家营子四周全都是此起彼伏的枪声。
潘义山的判断和决定是正确的：敌人集中之后，除留下部分打扫战场外，主要力量是搜捕四散的突围者，敌方主力跟随我方主力向三道流沟方向去了，追捕四散在旷野里的突围者们的任务，就落在这些民团身上。他们骑兵不多，这是少数星散突围者尚可以“漏网”的唯一的机缘。
潘义山拿出了笔记本来。
“我们九个人，属于原来五连的只有三人，其他都是不太熟悉的。现在，我有个提议，每人把自己的姓名、职务、家庭地址讲出来，我写在一张纸上，抄成九份，每人身上带着一份——当然，还可以说说自己的愿望，只要有一个人活出去，就能把我们九人的情况带出去，交给组织，将来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就都有实现的可能……”
“若是落到敌人手里呢？”
“我们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
“我赞成！”
“指导员，你先说，我们学你的样！”
这几乎比任何故事都具有诱惑力，“愿望”，这是每个人心头的秘密。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每个人的愿望不会是一样的吧？
“那好，我先说……”指导员稍稍沉思了一下，“我是湖北省黄安县武成乡潘家店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现任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营五连指导员。
“我家里有父亲母亲，还有三间茅屋。我的妹妹在我十岁那一年卖给了一家财主当丫头，革命时，地主带着她逃到武汉去了。我曾想在革命成功之日，能把妹妹找回来，能把那三间东倒西歪的茅屋翻盖成新屋……大别山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两年后就离开家乡到了川陕边区，那里比大别山还苦。长征，跑遍了半个中国，没有一处不穷苦……现在又到河西来。
“我不知道革命什么时候成功，也不知道穷苦人什么时候过上好日子，我们村里出来了三十多个青年人，据我知道的，已经牺牲了二十三个。要说我有什么愿望，当然是革命成功，人民过好日子；再就是找到我那妹妹，父母能有个安乐的晚年；我今年二十四岁了，在我们山区早就该结婚抱娃子了，我有个未婚妻，是和我们家一样穷的人家，她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的最后的愿望，就是能把你们带出去！”潘义山叙述得很平淡，但他看了战友们一眼，眼圈突然红了，“可是……”他没法再说下去，就不合文法地打住了，哽咽似地说，“下一个，谁说！”
大家隐隐意识到，这种留言式的谈话，事实上就是最后遗嘱。
“我叫张荣新，”那个断掉两个手指的战士说，“四川达县人，今年十九岁，战士。”
“家庭住址？”潘义山停住记录，打断他说，“说不定有人会到你家看看你的父母双亲的！”
“我没有家，也没有父母……”
“怎么会呢？”
大家等待他说下去。
张荣新的脸憋得血红。他的身世是很复杂的，但他不能说。他的父亲是个猎户，刚娶了一个在山区里称得上标致的妻子，在他进山时，被当地的恶少奸污了，后来生下了张荣新。
那位猎户后来发现妻子不贞，孩子也不是他的，便假作进山狩猎，暗藏在房后的树丛中，等到那个恶少又去跟他妻子同床时，他用猎刀杀死了他们两人，把张荣新丢在地上踢了一脚，进了山就没有回来。
张荣新是被邻居养大的，乳名叫丢儿，参加红军后才有了现在的名字。
“反正我不知道，”张荣新气鼓鼓地说，“我是个孤儿！”
“为什么姓张呢？”
“那是养父家的姓。”
“那么写你养父的家吧。”
“不。”张荣新摇摇头。他不愿意有朝一日把他的身世再翻出来，他本想说他们也不在了，似乎在诅咒养育他的恩人，便改口说，“在我参加红军那一年，他们到外乡讨米去了。”
“你的愿望呢？”
有人猜他要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张荣新却回答说：
“我脾气坏，不能团结人，也没有入党，我没有什么愿望。”
“你打仗很勇敢，”潘义山鼓励说，“总有什么要求吧？”
“……”张荣新摇摇头，然后看着炕上的两具尸首。这是一排长和副连长，他忽然提出了一个使所有人都震骇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跟他们一起死在倪家营子！”
这个平时对人对事都显得冷漠的人，说出这个愿望后，泪如涌泉，这是一种伟大的哀伤。
是的，在倪家营子这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牺牲了多少西路军的指战员？
潘义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字，他只能有个大略的估算，经过古浪、高台、临泽等地的酷烈战斗之后，两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大约减员八千人；第二次重返倪家营子时大约还有一万三千多人。这次突围出去多少呢？潘义山不清楚，五连的惨重伤亡当然不能作为全军伤亡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参照，如果突出去五千人的话，第二次返回倪家营子的七个昼夜的血战，就伤亡八千人！
潘义山不知道总部的比较精确的数字，不管上浮还是下降，增几个或是减几个，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如果敌人的伤亡略高于我，是一万人，那么，倪家营子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浸入了六百人的鲜血。
潘义山忍不住从废墟的缝隙中向外望了一眼，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一瞥啊！但他来不及从人生的角度对这场悲剧进行深入的思考。
思考的角度不同，答案也就各异。
大家为此沉默了足有两分钟。
太阳继续升高，明亮的光线照亮了阴暗的角落。有一个女护士偎倚在墙角里。她是这里的唯一的女同志，所以她很少说话，端庄地倚坐在那里，对所有人的讲话，她都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她的神态有几分忧凄，她的面容算不上漂亮，却很文静，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的丰采，给人以爽心悦目之感。她似乎从深思中醒转过来，她轻声曼语地说：“我叫罗芳，一九一六年生，家是大别山麻城县牛家畈。爸爸是个木匠，有钱供我上了四年学。在山村里，我算是有文化的了。现在是护士，从前也是护士。一九三○年，学校的老师参加了红军，我也跟着参加了红军。那年我十四岁，在红军医院里当小护士。后来随军到了川陕，在万源保卫战后期，大概是一九三四年春天，我跟医院刘医生去安插伤员，回医院的路被敌人卡断了，刘医生的脚受了伤，虽是轻伤，可也不能爬山；那年我十八岁，身体很弱，背不动他……”
罗芳蓦然打住了，她仿佛说漏了嘴，不想再说下去了。所有战友都期待地望着她，等她说下去。罗芳似乎自我鼓励了一番，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就隐藏在一个烧木炭人住的草棚子里，那棚子很小，里面有一个小锅灶，一袋子米，还有一小包盐。那盐，我们舍不得吃，留着给他洗伤口……我们就在这个草棚子里住了九天……”
罗芳又打住了，她实在不该在这里停住，这就给听众有时间产生浪漫性的联想。九天，一个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住在山野无人的草棚子里，供人想象的空间太大了。
这是一种奇妙的人生现象，罗芳的不动声色不动感情的平静如流水的叙述，竟把大家从死亡线上拉到一个新的天地中。
这些踏遍千山万水的战斗者，什么人间美景、大自然的风光没有见过？各自想象是不同的，但又是大同小异的。在这座面临毁灭的充满硝烟和血腥气的废墟里，涌进了多么辽阔丰美的大自然的壮观景象啊！
他们又看到大别山中横断天际的金刚台的险峰，又看到大巴山那苍凉的陡峭的悬崖，又听到嘉陵江大渡河的波涛的呼啸，又嗅到了毛儿盖、若尔盖大草原的幽幽花香……雪山、草地、险关、隘道，谁能写尽它们的深邃、伟美、雄浑、博大？
他们的经历是艰险的，也是幸福的！
即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日不战的苦难，也没有压倒他们，也没有吓住他们！
赤着双脚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横渡百里戈壁千里沙漠，这是多么壮美？有谁身感神受，经历过这西部边陲的宇宙洪荒？
美是形形色色的。喜剧美还是悲剧美？
在华丽的宫廷里举行一次盛大的美女如云的舞会，在西班牙的斗牛场上有一场惊心动魄血溅黄沙的人牛搏斗，你更欣赏哪个？
你是喜欢在鸟语花香小桥流水的公园里，沿着通幽的曲径慢慢散步？你还是喜欢荷着猎枪骑着骏马，在青面獠牙似的险崖、奇峰、巨瀑的深山老林中攀登？
哪个更美？你作何选择？
“那九天，我们吃完了粮食，刘医生的脚也能走路了。我们在那烧炭人的粮袋里放了两块银元，下了山，去找部队……这九天……这九天……我一辈子不忘……”
罗芳在断断续续地叙述，像一泓澄澈的溪水，不时遇上挡路的石块，它必须经过波涌浪溅之后才能过去，连三个重伤员也停止了呻吟。
潘义山也早已不再记录，把小纸本放在膝盖上，全神贯注地望着罗芳那苍白的瘦长的脸。也许只有他才完全理解罗芳的心情，他觉得这位原来不为他注意的女护士变得好看了。
谁也不去打断她，谁也不去提问，免得一声不当的语言，击碎了这个五彩玻璃缀成的太虚幻境。
“刘医生，比我大六岁，他是河南光山县人，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他爱好文学，这九天里，他给我讲了各式各样的故事，把我引向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世界。
“这九天，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九天。我记起来了，一九三四年的旧历三月十四，那是我满十八岁的生日，杜鹃花就像一片片野火烧遍了远近山崖！
“刘医生的脚已经痊愈了，我们应该穿过敌人的封锁去找部队。我突然变得愁肠百结了，当然感到的不止是生离死别的痛苦，而是还有另外的忧虑……”
罗芳已经不是向周围的战友叙述，而是面对着自己的内心，她的话语的小溪已经不再为羞涩、愧悔的石块阻拦曲曲弯弯，而是沿着平滑的斜坡一泻千里了。
“我们忧虑回去之后，怎样向组织交待？医院里那些眼尖嘴利的姐妹们会怎么想？会怎么问？我怎么回答她们？我从小就痛恨谎言，我怎么能欺骗她们？
“更可怕的是刘医生是结过婚的人，他的妻子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同学，一个比我还漂亮的姑娘，刘医生给我看过她的照片，她在家乡的医院里工作。因为他们有一个婴儿，她才没有跟丈夫一起到部队里来。刘医生并没有欺骗我，是他首先把他的经历全部告诉了我。
“他有妻子，我再爱他，这是我一生所不可挽回的错误。可是，我不后悔，如果生活再让我重走一次，仍然别无选择。我知道，任谁都不会理解我，只有我自己原谅自己。
“当然，我也按照世俗的道德，深深地谴责着自己。这短短的九天，我相信这是我一生对错难分的九天，直到今天，事过将近三年之后，我还不知道九天带给我的是痛苦多于幸福还是幸福多于痛苦……
“在寻找部队的路上，我们几经危难。回到医院之后，组织上当然要考察我们离队的这段时间，安插伤员用去七天，我们隐藏在山林里用去九天，找回部队用去十二天，这样长的时间，我们俩都要分别作出交待，先是政治问题：有没有被俘叛变行为？再是生活问题，有没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三是思想问题，有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没有动摇？四是组织纪律问题，为什么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为什么没有按时归队？
“一遍一遍又一遍地交待，我都头昏了，如今只要回想起被审查的那些日子，就遍体冰凉，我是那么哀伤欲绝。那时全军正在反刘湘的六路围攻，不像在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和巨大的声势……处理是宽大的，刘医生留党察看两年，到部队卫生营去工作；而我，留党察看半年以观后效。
“这半年的考验本来就算不上什么，可是，不料新的痛苦突然降临，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呕吐不止。但我忍受着，隐瞒着，紧紧包裹着，动作越来越笨拙，我觉得同志们开始在背后嘁嘁喳喳，用怀疑和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我不知如何办好，心焦如焚，有几次我想从悬崖上跳下去。可是肚子里的小生命猛力向上冲涌，揪住了我的心：‘妈妈，我要到人世来跟你在一起生活……’是的，刘医生已经不属于我了，他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而我，除了这个腹内的孩子就一无所有了。
“凡事我都勉强振作精神，抱着车到山前终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去迎接未来的打击。但是，由于我神情恍惚，老是出错，我有时忘了给伤员按时打针，有一次差点给病人服错了药……护士长早就注意到我了，她在一天夜里，把我拉到村外，低声问我：‘是不是有了？’
“我的眼前一下子昏黑了，我知道这一天是早晚要来的，可是真地来了我仍然像受了一下雷击，只觉得火星乱进，我昏倒在她的怀里……
“我不想再说那些苦难屈辱的日月了，我的孩子终于在不足月的情况下出世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三，正是四方面军北出陕南的时候。大部队分三路从铁锁关、宁强、阳平关向东北挺进。后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回头向南，据说是配合一方面军长征，要强渡嘉陵江。
“领导上问我，是把孩子送给当地群众，还是我也退伍，和孩子一起留在川陕边自谋生路？
“在新区，我一个举目无亲的女红军，抱着刚满月的婴儿能有什么活路呢？我只好舍弃我的孩子，随军出征。
“我的最后的心愿能说什么呢？我的心愿很多，指导员，你的本子是记不完的……”
潘义山全沉浸在罗芳的叙述里了，听到罗芳提到他，才猛醒过来，本子从膝盖落在地上，急忙拾起，带着一种愧意说：
“罗芳，你说。”
罗芳从她的毡毯缝制得很精巧的“马甲”里，摸出写在香烟盒纸上的地址，一字一顿地念道：
四川省广元县，花挢区中和场，分水村，杨洪昌收养红军之子，乳名平平，大号杨刘罗。
念完，她怕潘义山把字记错，解释说：“杨刘罗不是杨柳萝。”
“我知道，”潘义山说，“这是你们三人的姓！”
“找到这个孩子，是我说不完的愿望中的最大愿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