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
红柳园之战，是西路军走出甘肃进入新疆的最后一战，规模不大，却最惨烈。我们的兵力包括总部机关在内，充其量不过六百来人，被敌人的骑兵冲散，分割。
我和张干事已经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随着守卫红土山的三营七连的一个班冲向戈壁滩。这时已经不分机关部队和职务，人人都拿起武器，为生存而搏战。张干事从牺牲者的手里得到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我左手提着一把刺刀，右手握着还有三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拼命奔跑。我们听到后面马蹄的哒哒声，也不回头，直奔前面的一道沙丘。
这时的马家军已经很少开枪，他们陶醉在疯狂的劈杀中。我们已经无暇思考生死，奔跑是出于一种本能。我已经喘不上气来，胸部疼痛难忍，心肺就要炸裂，弹片似地撞开胸腔。
我已经无力举足，被一簇骆驼刺绊倒。张干事右手拖着步枪，跑在我的左面，他毕竟比我年轻，想来拉我一把。
就在突然站住微微转身之际，一匹黄马旋风似地卷过，血光一闪，张干事的头离开脖颈抛掷出去，落在我前面的沙滩上，滚动了几下，不动了。张干事的颈部红血喷溅，他的身体迟疑着挺直了一下，向前仆倒下去。我眼前被一片红光笼罩……
那匹黄马因冲击的惯力向前跑出了几十米，长嘶一声，扬起前蹄，陡转回来，这个匪兵似乎把我也当成死人，他跳下马来，收缴他的战利品。
我猛然坐起，他惊极而呆，愣愣地站住了，不是怕死，而是对死人复活感到奇怪。他的宽大的胸脯展露在我面前，相距两米。
我举起了左轮。他等待着……
“你敢开枪？”他的眼睛告诉我，“我刀枪不入！”
“不妨试试！”
我的手抖得厉害，不是恐惧而是脱力，很怕扣不动扳机。
“当——”
“当——当——”我把三粒子弹全打出去。他依然挺住，我真怕他是金刚之体，但他的脸扭歪着，摇晃起来，手中的马刀“当啷”一声落在砾石滩上，他向前踉跄了两步，眼睛瞪得奇大，向后仰倒下去，压在张干事的身体上。那匹黄骠马长嘶一声向旷野奔去。
旷野上枪声阵阵，血红的太阳已经跌落在地平线上，它挣扎着，溅着血，像一颗落地的头颅。
我后悔没有抓住那匹马，眼看着它踏起的那溜黄尘……
我听到有人喊我：
“尹科长！”
这是乔干事的声音，他和溃散的部队也奔向我眼前那道沙陵。我站了一下，又歪跌下去，腿像抽了筋剔了骨似地绵软无力，像一切棉花……
他们以为我受了伤，过来两个人，把我拖起就跑。
夜幕降落下来。我们踩着深没脚踝的细沙踉跄前行，温度骤然下降，我又感到了祁连山里的寒冷。
乔干事跟我形影不离地走着，颇有相依为命共度患难的意愿。
张干事的死在我们两人的心灵上投下暗影。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刚刚还跟我开玩笑，前几天还打算跟乔干事摆开战局一决雌雄，眨眼间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尽管天天面对着死亡，我仍然不相信是真的，总以为一觉醒来，张干事又出现在面前。
第二天，我们沿着电线杆子向西北方向走。太阳渐渐升高，戈壁滩的温度又骤然上升，好像走的是一盘鏊子，下面有烈火烘烤。我们都张口喘气，嘴唇干裂得出血，布满豆粒大的燎泡。漠风像热流把灰沙喷到我们身上，鼻孔、嘴里灌满沙粒，汗水冲着脸上沙泥，喉咙里塞着一块火炭，向外喷吐着青烟。
在我们前边一个战士走着走着，“扑通”一声跌倒在沙里，死了。不知是渴死的还是累死的。
乔干事的水壶里还有一点救命水，我们沾了沾嘴唇。谁也不多讲话，总想多保存一丝生命的津液走完最后的路程。
我们一行十三个人，数我的职务最高。除了乔干事和一位姓赵的连长外，都是战士。
地方工作科的专业，给我带来了许多当地的生活知识，我知道，在茫茫大漠里行军，即使有指北针，也很难说就能走出漠地。唯一保险的方法，就是沿着电线杆子走。这是用时间、科学、生命勘探出来的路线，沿途能找到水源和居民点。
我们在一个叫大泉的地方，喝足了水，还请当地居民给我们做了一餐面片吃。我们不敢休息，生怕马家骑兵跟踪追来。
我们十三人，除了还能踉踉跄跄走路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我的左轮枪已经空无一弹，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把三颗子弹一齐打光。两米距离，当胸一枪就够了。战争中的一切作为都不能用正常逻辑解释。就像那个匪兵，如果他猛然扑向我，我很可能打不中他的要害，他站着，好像作恶太多，希望我把他杀死。
赵连长的驳壳枪里还有三发子弹。七支步枪有三支空枪，其他四支总计有九发子弹。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重新分配，怕引起纷争，只能听其自然。此外还有三把卷刃的鬼头刀。我那把刺刀丢失在张干事身边了。
此时的感情，接近于麻木，就是我们在此时此地全部倒毙，也不会引起一丝哀伤。一死无大难，到这种时候似乎什么也不在乎了。可是，肉体里残存的生命力却异乎寻常的强烈，求生之愿像隐隐火苗在脉管里燃烧。即使还有一口气，我们也绝不愿倒下。
我们不分昼夜，沿着电线杆子向前走。我一边走，一边数电线杆，作为奋进的目标，心想：再走一根，我就要倒下了；可是走到后，扶着它喘息一会儿，又下决心：我还可以再走一根。
赵连长把电线杆名之曰：决心杆；乔干事名之曰：生命线。
我们又走了一天，到达了“搞油桩”，这简直不像个地名，在总部的地图上却标着它。
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再走三十里，就是星星峡了。
星星峡，有的图上标着猩猩峡，哪个正确，无从可考。这是从出祁连山就默念的名字，它几乎天天引起我们的遐想，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向往着麦加和麦地那。
我从总部的地图上看见过它。
新疆驻有盛世才的部队。无疑，他是一个地方军阀，他为什么倾向革命，吴永康部长向我作过简略的介绍：
盛世才是东北人，青年时代，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后，在国民党的总司令部当参谋，而后，当了蒋介石行营参谋处的代理科长，郁郁而不得志。他辞去南京的军职，随挚友鲁效祖到了新疆。
当时的新疆主席是金树仁。鲁效祖是他的秘书长，极力推荐盛世才的德能，希望予以重用。金树仁很讨厌军人入新，不愿接见，碍于秘书长的情面，才让盛担任卫队营的教练。那时，在新疆，盛是唯一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人。他给金树仁的印象不坏——谦恭、尽职、无野心，不久便委任他为军官学校的教官。
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哈密民变，如火燎原。金树仁派兵镇压，省军屡战屡败。不得已而重用盛世才，委任他为参谋长赴东路作战，挽回颓势。一九三二年委他为东路总指挥，深入南北山作战，当时马仲英负伤回关内，盛军转战于吐鲁番、鄯善等地，屡战屡胜。一九三三年马世明的回回部队逼近迪化，金树仁又调盛世才带兵回援省城。
此时，金树仁大势已去，内部分裂，于四月十二日发生政变。盛世才为了取得省督办一职，支持了政变者。金树仁被推翻之后，盛世才又杀了政变分子而摘取了政变之果实。
盛世才并未能独霸新疆。他虽握有兵权，地位仍岌岌可危。南疆早就处在割据状态，迪化政权鞭长莫及；北疆仍归马仲英的势力统辖；许多金树仁的旧部也都纷纷起来反盛。
盛世才无法统驭新疆的辽阔地域，他的势力仅限于省城附近几个县区。他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强敌：由于他参与政变而又杀害了政变者，迪化军政机关离心离德，失去了一部分军心民心；他在新疆根基很浅，虽然掌握了一部分军力，却是孤掌难鸣。
金树仁的旧势力集结在伊犁张培元麾下；回族势力都倾向马仲英；维族则拥护加尼亚孜。
盛世才要站稳阵脚，必须寻找靠山。南京国民政府对盛施加压力，委任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委任张培元为新编第八师师长，与盛世才三足鼎立。
盛世才有感于孤军无助，拔剑四顾心茫然，只能背靠西北，依靠苏联。他制订了六项政策，其中主要两项是：反帝，亲苏。他向苏联领事馆透露：他希望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盛世才取得了苏联的援助，在一九三四年张培元和马仲英同时进攻迪化时，苏联派出所谓“阿勒泰”军，解了迪化之围，马仲英被迫退向南疆。
经吴永康部长的粗略介绍，我才知道为什么要从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盛世才是由于走投无路才依靠苏联，无疑是一种投机行径，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否能像预计的那样，还很难说。
总部在祁连山时就接到中央的电报，不论西路军西去新疆还是北去内蒙，中央都派代表迎接我们。
傍晚时分，到达了星星峡。我们原以为这里是一个村镇，迎接我们的却是光秃秃的山梁。夕阳从后面映衬着它，我们逆光而望，青紫色，乱石簇聚的峰顶犹如众神兀立，怀着某种心思凝望着们。
这时，那山岩活动起来，阳光里有刀光闪动。
“你们是哪一部分？”
两个持枪的士兵站立起来。他们穿着黄呢军服，显然，这是新疆盛世才的部队，我们日夜相盼的友军。
“我们是红军！”
我们的装束说明了一切。
哨兵回过头去，向后面报告着什么，我猜想后面是个哨所。
一会儿出现了一个挎短枪的军官，急急向我们迎来。他穿着剪裁合身的军服，脸红黑，留着唇髭，大约有二十三岁左右，有一种活泼温厚的神情。
“啊！你们来了！……我姓韩，是这里的哨长。”
“你知道我们要来？”
“我们已经等你们多时了！”
“到了！可到了！”几个战士欢叫了几声，忽然蹲坐下去，站不起来了。
“来人！”韩哨长向山崖上招手。
大约有一个班的友军，从哨所拥出来，把我们半扶半抱地领进了哨所。这是隐在崖后的一座独立小屋！
“来了！来了！”
“他们来了！”
不断有友军向我们奔来。
从哨所到办事处还有一段路程。
我们在哨所，每人先喝了半茶缸子水。一个年约二十六七岁的军人来迎接我们，他说他是新疆边务处星星峡分处主任王效典，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极大极大的热情。而后又问：
“就你们十几个人？我们准备了几十辆大卡车呢！”
我说部队在红柳园被冲散，总部和大部队可能很快陆续到达。
王主任叮嘱哨所注意观察，便带我们去办事分处用餐，休息。他们把驻军的通铺让给了战士们，把办事处的两个床让给我跟赵连长或是乔干事住。赵连长和乔干事坚持跟战士们住在一起，让我跟王主任住办事处。
我看到床上铺着洁白的床单，回想四个多月的战斗生活，简直到了天堂，一想到张干事此时还躺在戈壁滩上，心境便顿时黯然了。
这天晚饭是西渡黄河后最丰美的一餐——抓饭。
抓饭，具有饭菜兼有营养丰富众口皆宜的特点。它是由大米、羊肉、萝卜、洋葱、葡萄干、核桃仁等原料做成。
我一直闷闷地吃着，以致使大家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乔干事竟然提了个使人心酸的问题：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我们总算到了西天，但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到星星峡来！”
谁也不能回答。
这时，哨位上又传来消息，又有几十名红军到达。我们立即去峡口迎接，是二六八团的杨团长、刘政委他们。
我们相互拥抱，喜泪悲啼。
他们人数太多，来不及再烧抓饭，他们只好吃早已备好的干粮——馕饼了。
王效典安排二六八团的同志们住下后，回到办事处来。我无法入睡，便跟他闲聊。
王主任是盛世才的人，是不是地下共产党员不得而知，也绝不能问。我把我的身份职务如实地告诉了他，这种以诚相见，使他颇有好感。
他说刚刚跟迪化通了长途电话，报告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盛世才听到只有几十人，作了三点指示。他把电话记录拿给我看：
1.要讲红军后续大军很快到达，因为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与马步芳勾结，对红军怀有敌意，反对红军进疆，非此不足以震慑，使其不敢妄动；
2.由星星峡去迪化必经哈密，准备作战，东西夹击尧乐博斯；
3.即用飞机运送弹药和食品供应红军。
这三条，无疑对红军是有利的。但三条都跟尧乐博斯有关。第一条是要红军提高警惕，有思想准备，第二条就是由防备到进攻了。盛世才如此热烈希望红军快些进疆，是不是一箭双雕，既标榜革命获取苏联好感，又借入疆红军消灭异己——尧乐博斯呢？第三条，当然是提高战斗力的保障，目的还是消灭尧乐博斯。
我们是不是还要既为自己生存又为盛世才消灭异己而战斗呢？我急切地等待总部首长到达。
从王效典给我的地图上看，星星峡离迪化甚为遥远。古代的西域，还要穿过好几个王国。我简直得了戈壁沙漠恐惧症。条件反射，在地图上，我就看到黄尘飞卷，“山无缘分水无情，风既毒兮沙亦腥”，又觉得嗓子眼里塞了木炭火，夜的冷，昼的热。
从星星峡穿过大约一百公里的漠野到达苦水。事实上可能还远，因为地图上的比例尺量不出实际距离，八百万分之一的图纸上，不管高山、湖泊、弯道，全都是平面直线。
越过苦水是烟墩，骆驼圈子，黄口，而后才到哈密。看看这些地名，就叫人产生一种苍凉感。
过哈密，这是很可能发生战斗的地方。尧乐博斯那生满淡褐色鬈毛的圆胖的脸上杀气腾腾的眼睛，正对着大路，盯视着我们。
我们冲过哈密，是三堡，瞭堡，这是古战场的名字；再过十三间房，七格台，到达鄯善。我不记得在哪个史料上看到的了，说是鄯善国，就是古楼兰被沙雨湮没之前的迁徙之地。是否可靠，那很难说。历史，本来就不能叫真，总是越传越玄。我读司马迁的《史记》时就有这种感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如何说如何想如何作，比他亲自在场都看得清楚，岂不出于虚构？
过鄯善到胜金口，再到吐鲁番，白杨河，达板城，柴窝堡，就看到迪化了！
第二天，仍得不到支队总部首长们的消息，乔干事、赵连长天刚透亮，就到峡口上了望，盼望漠漠旷野里突现出一批人马来。
迪化的长途电话，又送来了异常紧急的消息。
据说（地域辽远，很难有准确信息），尧乐博斯接受了马步芳的密令，已经叛变，把哈密的银行商店一抢而光，并且知道红军少数部队已经到达星星峡，派了一个连的骑兵来收缴我们的武器……
我和王效典都紧张起来，祸起萧墙。有人提出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尧乐博斯远在哈密，怎么知道我们到了星星峡？
这是完全可能的，安西之战，红柳园之战，当然会电告西宁，马步芳当然也会电告尧乐博斯。
尧乐博斯本来就是盛世才的对手，红军入疆，正好给他公开叛乱提供了借口和契机。
我们一方面东望后继部队尤其是总部首长快些到达，一方面向西准备迎敌。
星星峡只有一个哨兵班，人数很少，但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王主任指示尽其所余，装备到达的红军。
我们立即开到峡口后山，那里有四座土堡可供我们守卫，每堡之间有百多米的距离，互成犄角之势。有一座最大的土堡，突出在前沿。我跟几个团的干部都在这个土堡里观察，有一个班的兵力掩护我们。
临行前，我们告诉王主任，应电请迪化快派飞机投掷粮弹，原来一个哨兵班的口粮储备，无法满足大军的需求。
王主任接通电话后，写了一个纸条让人送来土堡。（在此危急时刻，他不能离开办事处值班室。）
纸条上说是盛世才已经从迪化派第四教导大队在苏联“红八团”的配合下，急驰哈密，希望与红军东西夹击尧乐博斯，平息叛乱。另外，已经派人护送中共中央代表来星星峡。随中央代表而来的还有几十辆装运物资的汽车……
这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增强了我们迎击尧乐博斯骑兵连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