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路军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
一
一九八四年的秋天，我离休后的第四个年头，才实现我重访河西走廊的夙愿。我离开那里已经是四十七年了，这四十七年，我无时不想旧地重游，看看往日浴血苦战的战场，看看流落在甘宁两省的难友们。
人类在惨绝人寰的苦难中，所进行的悲惨壮烈的苦斗本身就是史诗。
我不记得历史上还有哪一次比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的奋战更为悲壮的了。
过去萦绕在我心头的一切，与其说激动我的感情，毋宁说激动着我的想象：
往日的战地还能辨认吗？那些失去音讯的战友在哪里？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相见之后该是多么激动啊？都已经老了。四十七年，在人生来说，时间是太长了。我从我的满头白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如果活着，该是儿孙满堂了！但是，在我眼前出现的仍是他们四十七年前的风貌。
去年，我在北京开政协会议的时候，碰到了红西路军的许多战友，历数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同志，真叫人黯然神伤。
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说于薇还活着，还说曾给我和她弟弟于刚写过一张纸条，那是在西宁街头见到马元海之后写的，但这张纸条却始终未能找到。
据说吴永康部长和安宝山团长已经牺牲。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在那种情况下身受重伤是无法突围的。死去的确比被俘好，不然，他们是很难度过十年浩劫的！张琴秋同志就是例子。
我最想见到的有这样几个人，首先是于薇，但我不知道能否见到她，见到后将是什么样子？
其次是想见江子敏。据说她流落在祁连山中，根据她那种刚烈的性格，我简直无法想象她能活得下来。
杜丽珍，我并不很熟。据说她是流落在河西的女同志中最幸福的一个，现在是一个叫三溪湾的村屯的女教师。……当然，我也想见到她。
还有，于家林，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据说，他跟随一个考古学家考察过楼兰王国，后来他竟然成了一位考古学家。一九四七年，又随西北工业研究所和西北地质调查所组织的科学考察队去考察柴达木盆地。他一定有很精彩的经历告诉我。于家林原是总部的通讯参谋，他是个爱幻想的人，走上这样一条路，也算各得其所了……
当然，我去重访旧地，很可能想见到的不一定见到，见到的很可能是不认识的人，那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西路军的人，我们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情怀。
我，作为一个离休的大军区政治部的顾问，到河西走廊还是很容易的，坐飞机到达兰州，再由兰州军区派专人专车陪同。
河西走廊的变化太大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我早从许多报刊和文学作品中看到了。
兰州，我是第一次到，兰州市的负责同志陪我游览了市容。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向我介绍了兰州的历史，先去了五泉山、白塔山。而后去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
八月，这是河西走廊的最佳季节，吃不完的瓜果，看不完的胜景，气候最为宜人。
在兰州住了三天，而后沿我们当年的行军路线西行，那皑皑的祁连山的雪峰又出现在我眼前。陪同我的同志问我有什么感触，我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两句话：
祁连山不因其起伏而失其庄严
西路军不因其失败而失其伟大
他说，这是一幅很好的对联，可以写在纪念馆的展览厅里。我说不行，顶多写在留言簿上。……后来怎么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从兰州出发，八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到达武威，稍作休息后，就去新城——原来马步芳骑兵旅司令部，去看当年西路军女俘种的红军杨。当地也叫“五星杨”。这是夹道栽种的两排高大傲岸的白杨树，我数了一下，两百零七棵。因为围墙和建筑已经改造，被一条横路截断，到底是多少棵，已经无从可考了。
我已经是七十四岁的人了，不再像四十七年前那样容易激动，但我手扶着粗壮的树身，听着茂密的树叶的哗哗声，好像抚摸着战友们的手臂，听着她们的絮絮低语。
我的眼前那样清晰地出现了她们的身影——穿着破衣褴衫，在黄沙飞卷的寒风里，挖开冰冻的沙砾，抬水，栽树。那是一群苦役犯式的强制性劳动。据陪同的同志说：当时敌人下了命令，一人一棵，只准种活，不准种死，树死人亡……现在有二百零七棵树，是不是说明，当时的女俘的大致数量呢？
这里，有没有于薇种的树呢？这飒飒的声音，是不是因我的到来她在嚶嚶低泣？我想到那些女俘，白天是苦役犯，夜间被兽性大发的匪兵们奸污，她们承受了多大的不幸？如果我现在见到于薇，会是什么样子呢？满是皱纹的眼角，稀稀拉拉的白发，没有牙齿的嘴巴，呆痴的目光，迟缓的动作，嘶哑的声音，愁苦的情态，会不会像重锤似地把我的美好的记忆中的形象打得粉碎？
现在，我的记忆的花瓶里扦插的还是四十七年前的散发着芬芳的鲜花，当它变成无声无味无色的枯枝败叶时，我将作何感想呢？我那急切要与她相见的心愿产生了动摇，抹上了凄惨的灰色，要与她相见，那是需要勇气的！就像去重新揭开已经愈合的伤口。
“于薇！于薇！我今天来看你了！在这枝叶繁茂的白杨林里，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给你的裁纸刀呢？’‘我带在身边！’‘那么说，你是爱我的！’……”
她那给我小刀时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面前，闪电般的一瞬，久已模糊淡忘的一切又真切清晰地再现出来：她看准了一个与我单独见面的机会，脸上涨起一层红晕，很腼腆，甚至有点笨拙地说：“尹……”她不知如何称呼我，嗫嚅着，“我……想送你一把小刀，……我的心爱之物……”
也许她觉得自己的羞涩是可笑的，腮抖动着，放着异样的光。那是处女特有的色泽，差不多就要落泪了。我怀着一种惊疑和悲喜，恍恍惚惚地接受了那把小刀。
她的身体翩然一转，跑走了。
这是一种感情的突袭，我惊疑地呆立着，这是多么难言的时刻，心中漾着女性带来的温馨，有种神驰天外的感觉。在当时，我的印象里，她算不上美丽，但那种处女的纯真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就是今天回想起那一瞬，也会觉得精神振奋，往日的恋情重又复活。
大概我呆愣得太久了，陪同的同志触了一下我的臂肘，递给我一根铅笔粗的白杨干枝：
“尹顾问，你看，在折断的横断面上有个鲜红的五角星……”
“是的。”我接过来。
他很神奇地告诉我说：“这是红军女俘的心血凝成的……只有她们种的才有。”
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注入了后代人对红军的崇敬缅怀之情。但我知道，这是白杨的一个树种，在我们大别山的家乡，也有这种白杨树，撅断干枝之后，其中也有一个红五星。但我不愿揭破，我宁愿接受这个美好的传说，让它流传。
二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时。
我们驱车到达永昌城东二十里铺附近。这里是当年前进剧团被围后与敌苦战的地方，村屯的墙上还留有当年的弹痕。由于抠挖弹头，那些弹洞扩大了。
陪同的同志虽然介绍了当时的战斗情况，我仍无法想象出当时战斗的情景。一路上这种对往日旧踪的凭吊无止无休。
中午在一小镇的饭馆吃浆水面，这是甘肃各地最普遍的风味小吃，陪同的同志一直为这样简单的饭抱歉不止。我说，那时候，我们捧着牛粪吃，就像吃炒面一样。
这话使饭馆里的食客满坐皆惊，有的竟过来问我是不是从北京来的首长。我说：我既不是从北京来的也不是首长，是当年红西路军的老战士。
“真的吃过牛粪？”有人不相信是真的。
“吃过……”
“什么味道？”
我承认我没有吃，但别人吃过。
我们说话间，有位老人忽然伏地要我替他申冤。
我急忙扶他起来，让他坐下，听他申诉。陪同的同志生怕给我增加麻烦，要他去找当地政府，我说还是要老人说完。他枯瘦，秃顶，驼背，有一张毫无生气的黑皱皱的脸，看上去有八十岁了。他的叙述是断断续续的，但我最终弄明白了：
他有个弟弟，曾经救过两个失散的红军，给他们带了一袋粮，夜里把他们送走了，那两个红军给他弟弟留下了一张纸条，那时马家军搜查红军，弟弟怕查出证据就把纸条烧掉了。可是马家军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个小挎包，弟弟害怕马家军追查，就说他贪财，在野外打死了一个红军伤号拣来的。
那时，在城郊，遍地都是尸体，总算糊弄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人检举他谋财害命杀了红军。
弟弟有苦没处诉，又拿不出红军留下的纸条来，连红军姓名也不记得了。“活活打死了！他，……他连累了全家……”老人声泪俱下，又要下跪，“我们……这些反革命家属可怎么活啊！……天理良心，……老天掉下个证据来啊！我要死了。我带着反革命的帽子死不瞑目啊！……我那些侄儿孙儿怎么活啊？我的苦再有两年就到头了，他们哪一年才到头啊！……”
陪同者紧紧从后面拉着他，不要他再跪下去，也不要他仰倒下去，一个劲地说：“我们不管这些，你去找政府去……”
他目视饭馆的那个姑娘，似欲把这个棘手的事情托付给她，我们好脱身而去。
“大叔，”我断定他比我老得多，“我一定帮助你！”我果决地说，“我帮你写信，我帮你找到政府！”
即使我今天走不成，住在这个小镇上，我也要完成援救的心愿。他心怀感谢地抬起头来，泪光闪闪的眼里流露着诚敬：
“去年时，从北京来了两个首长，路过这里，我赶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张掖、高台去了……”
他们来河西我是知道的，在北京开会时，我就见到他们给中央写的报告，里面充满了对老战友的无限深情。
那报告的大意是，流落在甘肃、青海和宁夏的红西路军的同志，大约有一千二百人，以甘肃最多，约八百人，青海次之，约二百多人，不少同志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和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其中妇女占了很大比重。
女同志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被迫做苦工者有之，被逼为敌人妻妾者有之，被转卖改嫁数次者有之。男的则大多流落在农村牧区或煤窟，有的靠乞讨度日，受尽了凌辱；有不少人改为回、藏族，信仰伊斯兰教和喇嘛教。
建国后，只有少数人被分配工作，待遇很低，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历次运动都不放过他们，尤其是“文革”期间，几乎无一幸免，打成“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受到残酷迫害。
他们向中央提出建议：为红西路军的流落人员正名；改善他们的待遇；全部给予公费治疗等等。
不久，在中央的关怀下，就得到令人感动的解决：
一、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并发给证书；
二、无正式经济收入者，每月发抚恤金四十元；
三、医疗费全由政府有关部门报销；
四、可以酌情修建西路军烈士陵园。
当西路军流落人员捧到为其正名的证书时，无不热泪盈眶，感谢党对他们的关怀。
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经落实得很好，这只能随着党风的端正才能解决。我又看到了那老人凄楚的脸。当然，他是属于另外的问题。我说：
“大叔！你放心，你的问题不解决，我不走！”
我们把老人扶上车，开到村政府停下来。镇长接见了我。陪同者作了介绍。我不能像在饭馆里那样把自己称作普通一兵，那将很难办事。我把我的头衔全摆出来。
有那位老人跟着，镇长已经猜出是什么事了：
“首长，这件事很不好办，他拿不出证据……”
“你是说他拿不出证明救援西路军的证据吧？”
“是啊！”
“你有他杀害西路军的证据吗？”
“有个挎包……”
“那是救援的证据呢还是杀害的证据呢？”
“他对马家军说是杀害的证据。”
“在自己人面前呢？”
“他当然说救援的证据了。”
那镇长做出有事要忙的样子，不耐烦了，觉得我这个老头多此一举，为个行将就木的老反革命费唇舌真不值得，已经定了的事，对也吧错也吧，还翻腾它干什么？
“若是你救援了西路军，在马家军刀压脖子的时候你怎么说？”
“……”他似乎在想。
“……你可知道，在自己人面前说实话是诚实，在敌人面前说实话不就是傻瓜了吗？”
“可是，这件事是群众通过的上级批准的，怎么能改呢？”
“怎么就不能改？……过去的一些西路军的失散的同志叫红军流落人员，现在不是改成西路军老战士了吗？”
“那是中央批准的，……不是中央说话，谁能改得了？”他用自己胖胖的脸点点那老人说，“他的事总不能惊动中央吧？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我要发火了，一股怒气从心头向上冲涌。陪同的同志直向镇长使眼色，那意思是不要跟我硬顶，答应照办其实不办不就得吗？
反正老家伙是过路之人，应付应付算了。
我本想下定决心处理此案，住在这里不走了，可是，我总有走的一天。那老人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像是望着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生怕我败下阵来。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整个党风的好转，我一个尹洪菲和风车搏斗，不比唐·吉诃德还蠢吗？我即使倚老卖老使出全身解数，把镇长打得低下头来，我走后的一分钟里，他会不会把余怒发泄在老人身上？
陪同的同志那个眼神是深刻的，他是个很热心的同志，这个眼神不是他对人漠不关心的结果，而是通达世事的结果，他太了解镇长这些人的作风了。
有人说，人老了像孩童，我七十多岁的人反道不如这个陪同我的小伙子通达人情了，是后生可畏，还是人世可畏？
的确，这个老人活不了几天了，充其量还活五年，他还需要什么呢？多少年都过来了，再委屈几年又有什么了不起？受委屈的人多了，你，一个老头子，就是戴个反革命亲属的帽子，没有打你又没有关你，戴久了，也就习惯了，算了。
再说，我的确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弟弟无罪，那张焚烧的纸条不会显灵重现，即使重现，你仍然是有罪的，既然那些流散红军已都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你救援了他们不就等于救了“叛徒……逃兵……加走狗”吗？
这是多么深奥的辩证法啊！如果举一反三，多反复几遍是很富哲理性的。
算了，我服了，我败了，哀叹一声，做着最后的挣扎：
“这样好不好？”我已经完全没有火气了，冷静如凝冰，全身寒彻，“咱们不搞株连，……”我连“封建”二字都不敢说，“那个与流散红军相遇的（我不敢说救援了）人已经死了，也就一人做事一人当了，……他们的子孙……用不着对他的祖上的行为负责吧？”说这段话时，我不但无火而且老是想哭。……我败得好惨！
“好！好！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镇长也由烦躁变得轻松愉快乃至嬉笑颜开了，“我们从来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所以他们……”他用脸点那老人，“绝对不是反革命，可既然他是他弟弟的亲属，弟弟是反革命，当然也就是那个（他避开“反革命”三字，可见他很聪明）亲属了……”
“完全正确！”我差点把这四个字喊出来。的确正确到无懈可击，这是合格的一个镇长，事情还是原样。……是我无理，是那个老头无理……
我们驱车经山丹去临泽，一路上，很懊丧，只觉得那四个车轮子在响着：
“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三
这种惘怅的心情，使我急切地要去看看杜丽珍。她现在叫马正梅了。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告诉我，她现在是三溪湾的回族小学的女教师，倍受群众尊敬。所谓“文革”中流落红军“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的说法，可能要稍作更改，马正梅大概是没有受冲击的唯一幸免者了。
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她的丈夫马正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是英雄；杜丽珍在沙漠上是被救而不是被俘；再就是她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了，她是注定要进阿甸园的了……
“七十岁的人了，还像五十岁那样年轻。”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仍然给孩子们上课，……遗憾的是她不写自己的回忆录。如果你去劝她把一生写出来，准精彩。”
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杜丽珍的经历，它使我感到一片朦胧之美，悬念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我想象着与她见面的情景，想见到一个奇迹。但我的想象力太贫乏了，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图形。
她在她的学校里接见了我。
她那心定意宁的神情使我震骇，她看看我，像接待一个陌生来客，意态漠然。“萨拉姆！”她向我致意，却没有握手。
我审视着她，就像看着一个从云端降落下来的，娴静高雅，流露出一种端庄奇妙的丰采。她和蔼可亲，却又给我一种严格的距离感。
显然，她还记得我。我们见面不多，在剧团和总部时，也算得上点头之识。她不跟我叙旧，只是很礼貌地对我不远千里而来看她表示谢意，把我当成一个陌生的来自远方的客人。
这不是杜丽珍了，我不知四十七年来谁改造了她的灵魂，她的神情体态给我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沉幽的天地澄清、身外一切皆成空虚的意念却使我骇然。
她的教室清洁得一尘不染，在井然有序的办公桌上，有一卷古色古香的《古兰经》，给我一种通灵达性的异禀之感。
我的面前摆着一杯糖茶。
她漠然地听着我简述我的来意，恍若面壁，目光宁静幽远，仿佛正小心翼翼地去重究一个人的悲凉的命运的奥秘。当我提到她所熟悉的那些人时，她宁静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绝不向我打听江子敏和于薇的下落。当我提到江子文时，她似乎在目光深处有种寒气倏然闪动了一下。
她这种温软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意态使我无法与她畅叙衷情，但我不忘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的嘱托，提议她写一篇回忆录。
她笑笑：
“有人说：‘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要永远记住；
“有人说：‘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切却在记忆中永存。’我要永远忘记。
“不要记述，不要回想，不要怀念，既然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最终要在阿甸园里相会……”
她先站了起来。我知道告辞的时间到了。
她不冷不热地送我上车。当车开动后，我从车后窗望她，她已经翩然转身向教室走去。我心情黯然地望着她，目光随车倏然远去。
她没有任何冲动，沉静得像灌了铅水，她像一只空灵超然的仙鹤，在苦难深重的战乱之世悠然而来又悠然而去。世俗污浊之气，人生悲苦之情似乎都与她无关，一种超然物外的逸气袭上我的心来。
四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
我们凌晨从驻地张掖出发，一小时后到达临泽。这里有条新铺的公路通倪家营子，还要去梨园堡和梨园口。上午时间不够，我们驱车先到高台，参观烈士陵园，在县政府吃过午饭再返回张掖。
红五军在高台苦战六昼夜，几近全部壮烈牺牲。
我向烈士公墓致哀，在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纪念亭前凭吊之后，陈列室的同志们捧出笔砚要我留字纪念。我写了“威慑敌胆震烁古今”八字。
离开午饭还有五十分钟，县政府陪同的同志提议去看望一位病重的西路军老战士。
他闭着眼睛仰卧在床上，他的家人守护着他。
他原来是湖北麻城县人，是红九军的一个排长。……他病得很重，几近弥留，听说有远道来的首长看他，他艰难地睁开眼睛，把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灰败不堪枯瘦如柴毫无生气的手，老是抖个不停。我握那只手，只觉得森森寒气向我袭来。
我向他说了一些无用的希望他早日康复的话，说这些话，心中很不是滋味，我看着他那被病魔折磨成青绿色的脸，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向我喃喃着一句话：
“你说，咱们怎么就跟着张国焘犯了错误？……他那个路线害得咱们一辈子不得翻身！你说……”
他那混浊的眼睛紧紧地攫住了我。
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实事求是了，不这样提了。
“是吗？”
他怀疑我的真诚，以为我用假话来宽慰他。但对一个垂危的病人，我怎么能说服他呢？我能拿中央的指示给他看吗？
一想到他含着如此凄苦之心死去，脚下就有股寒气上升。
我又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他的眼睛合起来了。那灰冷的目光消失了，像窒息在深不可测的沼泽里。
五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酒泉，登上嘉峪关。二十三日到安西。我又想到了我的同乡和他的小毛驴，我不敢去打听他的肉铺，万一，他为了那次攻打安西他全家遭难，那将给我满是伤疤的心上再添一道伤口。
二十四日到敦煌，我上了郭元亨曾指给我看的鸣沙山，看到了神奇的月牙泉。
我们在月牙泉留连了一个小时，骑骆驼回鸣沙山原地。但月牙泉畔的寺庙古建筑已经倾圮无存了。
夜居敦煌宾馆，以期夜闻鸣沙山下百万大军厮杀之声，但什么也没有听不到，却梦见郭元亨道人在万佛峡迎接我们的西行大军。
六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原路返回张掖，休息半天。二十八日到达民乐县城。
关于河西人民群众掩护、营救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的事例非常之多，已有多种史料出版，唯民乐县党史办给我的几份反面材料不易见到，今摘录两件，以使读者看到另一面的真情：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32号
……
被告马居芳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因我红军西征时失利后有一红军身患疾病，并带大烟、白洋、衣服等物，被其发现骗到自己家中，见财起意，为了得财便产生了杀害红军之心。该犯与其父马文章商谋好，在某夜晚，借家庭不敢留红军以送走为名，把我红军领到萧家庄南的深沟里，该犯用木棒将我红军活活打死，将财物全得，尸体于次日被群众发现才埋掉。以上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被告供认不讳。
审判员王占魁
人民陪审员李永年
曹立德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李得珍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252号
……
被告高凌嵩解放前不参加劳动，专依剥削为生，且依仗反动势力与其兄高凌烟（处决）霸占农民的田地……。尤为恶劣的是于一九三七年有两名红军身带枪支，流落于山中，被其弟高凌汉（已故）发现骗到羊圈上，要买我红军战士的枪支，言定价格，就回家与高凌嵩商议，但被告却以毒辣手段，叫高凌汉打发红军回去。高到羊圈上，就与被告高廷良（给高凌嵩放羊的）策划，若杀了红军给白洋二十元。被告高廷良为了给地主效力，就和牧工高乐天以付枪价为名，将两个红军骗到馒头山，而高凌汉携犬持枪，随后赶去，放犬咬、枪打击死一名，另一名因枪击未准，被告高廷良则以木棒打死，终于使我两名红军战士死于被告的手中。
审判员刘浦
人民陪审员胡占廷
金凤英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王精华
七
八月二十九日过祁连山扁都口去青海西宁。下午四时翻越大坂山，本来预计六时到达西宁，路因车祸所阻，结果夜间十时才到。
据说于薇在解放后，曾从良嫁给西宁东郊杨沟湾的一个农民，现有一子二女。驱车前往，只有十五分钟就可到达。
夜间，我想象着同于薇见面可能出现的情景，想到沿途见到的那位反革命家属——老头，想到已成为地地道道的穆斯林的杜丽珍，想到高台城区那个生命垂危的老排长，想到杜丽珍送给我的那几句富有哲理的话：“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切却在记忆中永存，我要永远忘记。”
是的，杜丽珍已经把过去的痛苦忘记了，我却不能忘记，但是，有没有必要再重新让它在心头升起？
我已经没有勇气见于薇了。
如今已经事过四十七年，一想到她的被俘，想到她被奸污，想到她在妓院那些年月，我就立刻遍体冰凉。
在坚强有力的新生活的感召之下，又生儿育女，往昔的痛苦已经悄悄隐退，我去看她，再让她回想一遍她所经受的凌辱吗？我这把小刀怎么办？还给她吗？是不是在她备受凌辱之后再扇她一记耳光？
也许年龄对感情有一种腐蚀作用，感情也像手脚一样，变麻木了，不再有那种敏锐的刺激感觉，对于那些伤折心情的往事已经无所惊悸不再感到不安了。
我暗自思忖，我去见她，将自己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她心头的积郁，掀掉她压在心头的一盘巨石，让她轻松一些。
我敢不敢一试？万一结果是另外一种呢？
八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由西宁回到兰州。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查到考古学家万中元教授的家，我认为从他那里肯定能得到于家林的消息。
老教授已在十年前去世了。他的女儿——一个中学里刚刚退休的地理教师接待了我。
她说于家林是先于她父亲死去的，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学校的造反派揪斗他，把他打成了叛徒，死在牢里。怎么死的她不知详情。我也不想细问，人都死了，怎么死法是无关紧要了。
她说于家林和她父亲四次进入沙漠进行考察，第一次是考察古楼兰，第二次是考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三次是考察柴达木盆地，第四次是考察塔里木盆地，成果甚丰，可惜她父亲得了眼疾，许多考察记录尚未整理出来就去世了。现在，她想把他们两人所存资料整理出来出版。
我要求给我一页于家林的手迹，以作对亡友的纪念。她婉言拒绝了，却答应给我看看他的考察笔记。
这笔记丰实极了，它把我引到远古的神秘之中了，烟波浩淼，漠漠黄沙，金戈铁马，奇异的物象，神奇的传说。难怪许多外国人不惜资本不顾安危接二连三来探索这块神秘的土地。
据他们考察，最早踏上这块地理禁区的是一个俄国人，叫布鲁耶鲁娃斯基，是一八七六年发现了罗布泊。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一九○○年到中亚探险发现了楼兰遗址，当然，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向导我国维吾尔族的爱尔迪克。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一九三四年，斯文赫定又连续三次到达此地考古，不知有多少珍贵文物落在他的手中。
我请求主人，让我抄录一段以作为对战友的怀念，也想写进我的回忆录中。我知道这有些勉为其难，女主人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这种资料上的保密是必须的吗？是为了发现权还是科研中的门户之见？不得而知。
为了不致引起女主人的不快和担忧，我把抄录的一段与科学绝无关系的记载给她看，在她的允许下我才能带走。这一段是于家林完全从历史和军事角度写出的：
在楼兰故址考察了三天，所带食物和水不够，就像飞机无油一样，稍作远航就不能返回了。……
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大将窦固、耿秉领兵出酒泉远经沙漠讨伐匈奴，占领了匈奴的根据地伊吾庐。
此后，班超率部下三十六人，出玉门关到达鄯善，这是楼兰人南迁之后改的国名。鄯善王热情接待班超，待若上宾。忽报有匈奴使者率大军急至，就驻扎在国都左近。
鄯善王畏惧，不敢再款待汉使。班超闻之，率三十六人在夜间突袭匈奴大营，杀其使者，取其首级，掷于鄯善王前。……其勇其智令鄯善举国叹服。
自此，汉、匈之间，为争夺西域的统治权连年征战，班超为了这场长期战争，在茫茫漠野之域，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我希望女主人早日把万中元和于家林的资料整理完，使他们的辛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公之于世。
九
使我魂牵梦萦的是江子敏的下落，但她却渺无音信。我问过许多人，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只有梦境给我各种各样的启示：
有一次，我梦到往日的战场，又回到了石窝山。但那山已是林木森森，河水滔滔。江子敏引我登上峰巅，她的腰间挂着一把长刀。周围的风物粗野苍凉，刮着强劲的山风。
山间忽然冲出一支红色的骑兵，向着遍地鲜花的草原奔去。她似乎向我暗示，那就是安宝山的骑兵队。当我转身问她，她为什么不在骑兵队时，忽然发现不是江子敏，是于薇站在我身边……以后的梦境就极度混乱起来，无法记述。
后来，又梦见她一次，是她在兰州五泉山公园里演出《廖棚卖柴》。这是一个妇女到廖棚卖柴时与一个站岗的白匪兵两人的对唱，白匪兵向她诉说自己被抓后的苦楚，对亲人的挂念，她就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要匪兵回军营宣传红军主张，而后全连哗变投降了红军。
忽然有人喊敌人来了，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被惊醒，原是一场风雨……
醒过之后，似梦非梦。在我知识范围内的许多古今中外的奇女子，在我脑海里翻腾。江子敏本应成名的，她是天才的音乐家，可只有长笛给她吹；她是天才的演员，可是只有草台子上的《廖棚卖柴》供她演；她美丽，聪敏，性如钢情如火，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勇敢无畏，却没有立下战功。
她的命运引起我万分痛惜。当然，也许没有必要痛惜，因为具备英雄品格的人很多，能成为英雄的人却很少。社会之风把优良的种籽吹落在青石板上，把干瘪的种籽吹落在沃土之中……生活是不公正的，难怪屈子哀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了。……记起一位哲人说过：你是英雄，还要命运之手把你放在英雄的底座上。
十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结束了我的河西之行。
一切往事的回想使我惶惑，将自己的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我心头的压抑。
历史的尘封似乎覆盖了一切，就像黄沙湮没了楼兰古国，但终究不会久久湮没，经过岁月激流的冲刷，它像泉边岩石那样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
遵从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吧！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还给历史，谈何容易。这需要探险家的吃苦耐劳和勇敢无畏的精神。
答编者问
——代后记
一
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把写红西路军当成一个难题，甚至称之为“禁区”，最近（1990年4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伍修权同志为《悲壮的征程》所写的序言，说此书出版，“为人们了解、研究和学习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提供了一部真实、丰富和生动的革命历史读物及优良传统教材。”你能否说说自己的想法？
答：
红西路军这个题材，对文学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垦的处女地。
关于红西路军长期不能充分宣传，我认为有这样的原因——
在我党大事年表上，是这样写的：
“西路军失败后，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的红军，只剩下了不到三万人，这主要是王明、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再看许多史料上的大同小异的记载：
一九三六年秋，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张国焘，为了避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企图在大西北搞块地盘，向中央闹独立，假借中央名义，让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渡河西征，广大指战员不明真象，受其蒙蔽，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遭到覆灭性的挫折。”
可悲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一些西路军老同志的回忆，也都是这样写的。
这是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如果按照以上的口径去写，既不符合历史真情，也会引起四方面军同志的强烈不满，把他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显然是不公正的。
如果按照真实情况来写，很可能被扣上替张国焘翻案的帽子。
正像《祁连雪》（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的两位作家在该书后记中说的：
“……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反映西路军壮烈斗争的剧本，哪知祸从天降，‘四害’猖狂，一场浩劫，我们和其他写过红西路军题材的同志，均以‘表现错误路线’的罪名挨了批判，完成的剧本也付之一炬。”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事实求是的精神鼓舞下，有关红西路军的真实史料、文献、回忆录才得以大量出版，正像马克思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恢复了红西路军的真实面貌，先后有大量的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回忆录、报告文学和文学作品出现。
红西路军已经不是有争议的敏感的历史事件，而是应该大力恢复真实面貌广为宣传的革命历史题材了。
问：
二
你能谈谈目前已经有哪些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和作品出版吗？你有什么看法和想法？
答：
最新出版的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其中有专章全面地概述红西路军的整个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还有刚刚出版的《悲壮的征程》，该书序言中指出：“人们将从这部书中，知道革命斗争不仅有胜利的欢乐，更有失败的血泪，没有失败，就不会有胜利；没有血泪，也不会有欢乐。而回避失败的历史，必然是虚假的和残缺的。……相信这部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国革命现代史研究者、爱好者的欢迎。”我也相信这一点。
近几年出版的还有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李天焕的《气壮山河》，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吕黎平的《星光照西陲》，周纯麟的《血战河西走廊》，秦基伟的《苦战临泽》，饶子健的《漫漫西征路》；关于红西路军回忆的合集有《祁连雪》、《血染河湟》，报告文学有《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部悲歌》等，至于各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有关红西路军的史料和回忆就不胜枚举了。
以上这些史料和回忆的出版，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我创作《碧血黄沙》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马家军方面的史料现在出版的已有《青海三马》、《宁夏三马》，还有《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中关于马家军的大量回忆和记述。关于伊斯兰教也有《伊斯兰教历史百问》、《宗教大辞典》等出版。目前写红西路军的史料、回忆、报告文学已经很多很多，尚没有见到一部长篇文学作品来反映红西路军这一悲壮的历程，所以我认为出版《碧血黄沙》，正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的。
问：
三
目前写《碧血黄沙》这样的题材当然不会有异议了，虽然已经有了大量读物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但是，这不等于没有难度。如果站在更高更广更深的历史层面上来写，在艺术处理上有哪些难处理的问题呢？
答：
在没有总体把握红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渊源和主客观条件时，总觉得有许多难处理的问题：比如在部分四方面军的同志中有埋怨情绪，甚至认为中央不太关心这支部队；失散在河西走廊的红军也有许多委屈，……我认为搁置不如解决，回避不如说清。所以，我在小说中直面现实。
在艺术处理上，《碧血黄沙》首先阐明了一个大家所关心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西路军的失败，正像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由于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任务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后，国内形势变化不定，中央把西路军当成一支战略力量，配合河东的政治、军事斗争。由于形势多变，交给西路军的任务也必然多变，一会要他们东返，一会要他们西进，一会又要他们停住，……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要求是必然的合理的。
但是，西路军处境极端困难，任务忽东忽西，他们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当时，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全局的复杂性，因而有许多埋怨情绪。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像一支打阻击的部队，从全局利益，要求他们与阵地共存亡，不惜一切代价挡住敌人援军，以保证兄弟部队围歼敌人的胜利。从这支打阻击的部队局部来看，他们吃足了苦头。
在战争中为了全局牺牲局部是正常的。
这个道理讲透了，埋怨情绪也就没有了。
在艺术处理上，《碧血黄沙》还阐明了另一个大家虽议论纷纷却不便言明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理智与感情的问题，也就是“以弱掩强”的问题。
流落在河西走廊的散失的红军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要他们自寻生路，就是把他们抛弃了。西路军宣布失败后，尚有近三千人，石窝山分兵，分为左支队和右支队。左支队为主力部队，沿祁连山西进去新疆；右支队（分为三股）基本上是后勤人员伤病员和妇女，向北、向东、向南突围，分散游击，有人称之为丢包袱，吸引敌人，掩护主力（三十军）近千人西进。
这在感情上来说，有人想不通，宁愿同归于尽，也应该“以强掩弱”，主力部队应该掩护伤病老弱妇女突围。但从革命利益上来说，应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与其同归于尽，不如保留革命火种。就像一个战士背着伤员脱险，敌人追至，丢下伤员感情上说不过去，不丢伤员就会双双落人敌手，理智的办法是伤员要求把他丟下，掩护战士脱险，牺牲一个保存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