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跟博古研究吧！”
此时，田野已溶在深灰色的暮霭里，独立屋子的宽大的窗口已经透出明亮的灯光。
周恩来指着明亮的窗口说：
“你该回去了。那里有人等你吃晚饭，……当然面包也许吃不成了！”
“我已经吃过了。”李德脸上绽出了一缕近似顽皮的笑容。松松地舒了口气。他的一切忧烦焦虑和愧疚，溶化在一种温馨的不可思议的柔情里，当然，是暂时的。……”
1934年9月4日，六军团在界首地区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向西延地区前进。9月5日，占领西延县城。
9月8日，中革军委给六军团下达了补充训令：
“在目前情况下，红六军团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红六军团至少要在9月20日以前，保持这一地区，力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一个旅以下单位的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
这一训令，由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是极端的秘密，尤其是转移的方向，更是关系到全军成败的核心机密，不能公开言明。但是，要求红六军团所进行的任务，无疑是吸引与调动敌人于城步、绥宁、武冈山区，然后沿湘黔边境转移到凤凰、乾城、永绥地区建立根据地，以配合即将向此地域开进的中央红军。
9月4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项英写信给寻淮洲、乐少华并转曾洪易，下达对红七军团作战计划的补充指示，要求他们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在进军途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影响。
目的仍是牵制敌人，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9月9日，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和湘桂两省敌军集结重兵企图围歼我军与城步地区的情况，由西延地区继续西进，11日至城步以西的丹江口地区，跳出了敌人合围，而后转兵向南，17日乘虚袭占通道城。18日进至靖县新厂，在新厂东北岩崖山，歼灭孤立之敌500余人，缴枪300余支。20日六军团进至贵州清水江以南的黎平，这里是苗族、侗族聚居地区，由于国民党政府与军队歧视与压迫，与汉人矛盾很深，初时，误以为是反动军队，手执刀矛弓弩，扼山守寨，给红军造成很大困难。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和广泛宣传，并积极争取团结土司头人，才消除其敌对态度转而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勘察渡口、找船只、绑扎木筏、架设浮桥。
红六军团于9月23日由锦屏县的瑶光及清江县的南孟两地渡过清水江和沅水，拟向铜仁、江口方向前进，同位于印江思南附近的红三军（后改为二军团）取得联系。
此时，湘、桂两省敌军为了阻止两个军团的会合，已抢先开到沅水以北地区。
所以在10月4日中革军委急切地发给红六军团一个命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迅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可见，中央红军多么殷切地期待着二、六军团迅速会合。以便迎接他们即将开始的西征。
1934年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进至四川的酉阳南腰界，召开了两军会师大会。
红三军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约4400余人；六军团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
从此，红六军团为了配合中央战略转移，历时80余天，行程5千余里的战略转移任务终于达成，转入到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中央红军急切地循着六军团的开进路线匆匆而来，抢渡湘江的地点仍是六军团的渡江地点，过江后的开进方向仍是西延地区。
作战局提供的一切情况表明，形势还是有利的，在李德、博古看来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己为期不远。
他们凝视着地图上的大约有吃饭的筷子那样长的短距离，沉浸在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遐想里，信心陡增，一时间。忘记了湘江两岸还在激战，也忘了由于损失惨重，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李德猛然间把脸仰起来，蓝色的眸子一扫憔悴沮丧的神情，射出欣慰的振奋的光采，望着周恩来：
“即使困难再多再大，我们在一个月内总可以跟二、六军团握手了！"
“这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周恩来是有南昌起义的经验的，他一直担心，路上可能出现预想不到的困难，但他不能说出来，信心是一切胜利的前提，“我的想法是：作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争取！”
李德过分亢奋过分乐观的情绪，由于周恩来的提醒，慢慢冷静下来：“万一不能会合呢？”
他的心境顷刻之间变得黯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