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军在哪儿呢”
在满眼秋色里，蒋介石中止了大西北的视察，回到了南昌行营。这是他生平最为百感交集也最为振奋的一天。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达到了他发动五次围剿的预期目的，这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胜利”。
他刚刚在行营的并不豪华但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坐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原来南昌行营主管作战业务和第一厅副厅长，后来的西北剿总参谋长）立即把大宗报刊文电堆在他的乳黄色的柚香木写字台上，他懂得此时蒋介石需要看什么。
第一份电文，便是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中山日报》《晨报》《大公报劳以及许多大小报转发的红军“西窜”的消息以及连篇累牍的贺电。蒋介石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过时的旧闻，陶醉在胜利的回味之中，就象一个已经取得决赛胜利的球手，仍然按耐不住沾沾自喜地重读决赛的消息，重温当时的喜悦，在这种时候，即使是成熟老练的大人物，也免不了得意忘形。仿佛变成一个获得糖果的孩子。
南昌出版的《国民日报》赫然的大字标题是：
剿匪军节节胜利中，各方电慰蒋委员长
南昌，蒋委员长钧鉴并转前方将士勋鉴：
赤匪肆虐，于今六载，破坏国家建设，致内不能安，攘外无从，顷得捷报，瑞金光复，赤匪根据，一举荡平，此皆钧座神威及前方将士效命，方克有此。今后残余肃清、复兴大业，益可迈进万疆，曷胜欣幸，谨此电慰，伏乞鉴察。
上海宪兵特别党部叩印
朔自赤匪肆虐，于今七载，东南半壁，庐舍荡然，匪区人民，惨受浩劫，社会惶骇，如临大难，委座神威，督剿有方，熟筹伟略、运稳扎稳打之方策，以制出没无常之流寇，阵地亲临，指挥若定，我全体将士膺命无间，见危思奋，效命驰驱，屡易寒暑，迫屐巉岩瘴疠之区，殄除祸国殃民之匪。……
（这是湖南省党部打来的）
捷报传来，举国欢庆，从此犁庭扫穴之功既成，天日之光重见，企仰丰功，益深感戴，尚祈再励士气，歼彼丑虏，措党国如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
（这是浙江省保安处打来的）
这些极尽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读之使人肉麻的虚浮之词，使蒋介石有些昏昏然。此时，他有些失态，咕咚咕咚喝了半杯温开水，猛然从安乐椅里挺起来，在铺着湖绿色的厚地毯上来往走动。内心的激情使他躁动不安，往日的一切烦恼、耻辱、苦闷的重荷，从精神上消散了，象卸去枷锁似地感到怡然轻松。
他停在高挂在正面墙上的孙中山画像前。先总理身着大元帅戎装庄严地雄视着前方。
他的目光又移到孙中山手书的条幅上：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
——介石吾弟嘱书
孙 文
这是蒋介石政治上的一大资本，除了他之外，在国民党中，谁获得过大总统的这般信赖？谁曾享有过这般殊荣？
他与孙中山安危共仗甘苦共尝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此时，他面对画像和条幅，并不是怀旧，此时此刻，充溢其胸的是一种桀骜不驯不可一世的感情：
“先总理做不到的我做到了。中国，将在我蒋中正手里得到统一！”
蒋介石这样想着，弄不清对孙先生是忠诚还是背叛，他才不管这些呢，什么叫忠诚？什么叫背叛？这完全是那些书生气十足的傻瓜蛋们在作茧自缚，曹孟德是伟大的，他敢公开说出“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的至理名言。
蒋介石生逢乱世，如鱼得水，虽然几经危难挫折，他都能化险为夷，在北伐之前，在东征陈炯明时，他就自信是军旅中能够夺魁取胜的英才，及至北伐，他便认准自己具有举世罕见的雄才大略，注定是治国安邦统一中国大业的伟人！他曾捏着指头历数过国民党的元老新秀，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抗衡。
大总统目光深邃冷峻，凝望着前方，对这位自诩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反共“英雄”，不理不睬，蒋介石久久地注视着他，忽然产生一种遥远感，犹如注视着一个陌生人。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蒋介石每想到孙先生的三大政策，他就产生一种亵渎感，他必须逃开，就像不愿让看到耻辱的隐疾；就象眼睛不能直视强光，他不愿窥视自己心灵的变异，他必须保证情绪的稳定和心灵的安宁和道义上的充分自信！
他回到桌前，让沉落下去的情绪回升到心安理得的宁谧。1927年4月12日共产党人的那块压在心灵上的巨石隐入过去，不再浮现，那时，还不够坚决，还不够狠辣，没有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他将引为终生遗憾。致使巨石变成挡在他前进路上的大山，这座大山已经崩塌，现在，是彻底清除碎石的时候了。
他的面前浮现出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气派高雅，傲慢、僵硬，严肃的脸上高挺着酒糟鼻子，贪馋的嘴角上生着蚕豆大的疱块的外国人，他就是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
是这位日尔曼人给他带来了致胜法宝——堡垒战术；还给他带来了法西斯主义的精髓。
那是1933年的夏天，冯·赛克特初次到中国来旅行视察。蒋介石请他到“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
这次训话给蒋介石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在他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发生过意想不到的影响。
在铺着洁白台布的讲坛上，冯·赛克特大讲特讲德国的军人对希特勒的崇拜，他援引了一个典型：
在希特勒还没有登台的时候，有一个叫鲁道夫·赫斯的下级军官。写了一篇得奖的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的赞赏。他的论文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这篇文章是怎样描绘他心目中的领袖的呢？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军，竟然流畅地背诵出文章中最精采的一段话：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本人与群众并无共同之处，象一切伟人一样，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会因怕流血而退缩。重大问题总是用血和铁来决定的。……为了达到目标，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他的人民前进。……”
希特勒正是这个年轻的德国军人所希望的那个独裁者的形象。
这段话使蒋介石眼里射出快乐的透露着深深感谢的光芒，对冯·赛克特表示出超常的诚敬。他抑制着狂风骤起般的过度振奋的激情，只对身旁的翻译说了一句颇具中国人特有的智慧而又有几分失去节制的话：
“这个赫斯把中国的‘无毒不丈夫’具体化了，可他好话不会好说，干么叫独裁？总裁岂不更好？……”
一字之差，给人的感觉就大不相同：总裁是尊崇，独裁就成了辱骂了？在他后来成为总裁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呢？
冯·赛克特的长达两个小时（包括翻译时间）的讲话非同小可，他那近似希特勒的激昂的声调，象巨大的针管，把法西斯主义的精髓，注入了国民党青年军官血液，掀起了一个崇拜领袖的高潮，一种近乎神魂颠倒的效忠领袖的狂热，在军官训练团里翻腾，许多军官竟然以鲁道夫·赫斯作傍样，写了几近荒诞的歌颂委员长的文章。
一周之后，这些中国的鲁道夫·赫斯们，在“领袖万岁”的嚎叫声中，佩上了他们视之为神圣的“军人魂”，那是寒光闪闪的一把短剑，在铜质的剑柄上，刻着六个字：
不成功，便成仁。
冯·赛克特出身于普鲁士大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历任麦肯森第十一军团、卡尔大公军团、约瑟夫大公军团及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并实施了建立十万“袖珍陆军”的计划，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退休。希特勒派他来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并不仅仅因为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更主要的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一个纯粹的纳粹。
作为宴请的答谢，他赠给蒋介石一套德国明信片，制作华贵精美。上面印着菲特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不同侧面的肖像，都具有一副同样的不可一世的傲态；文字说明也是绝无仅有的：
“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国王是指菲特烈、亲王是指俾斯麦、元帅系指兴登堡、士兵乃指希特勒。希特勒的出身最为低微，但他不仅被描绘成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还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强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
这些明信片上的肖像对蒋介石并不是无所谓的，这些人不管内心还是外在，对他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五次“围剿”初期，他那张戴着白手套的右拳抵腰，左手抚刀柄，胸挂青天白日勋章。板着严肃的脸，双唇紧合，目露威凌的不可一世的姿势的照片，就可以从这一套明信片上找出他摹仿的痕迹！
宴会之后的那天夜间，他们谈得很晚。已是67岁高龄而且疾病缠身的冯·赛克特，半躺在安乐椅里，以其狂热的激情向蒋介石传授他的信仰。
赛克特并不直接露骨地宣称他反对三民主义，却向蒋介石灌输：领袖必须有绝对权威。“独裁”，在冯·赛克特的心目中，并不是贬义词，它是实行专制的必须，他引证希特勒的话说：
“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来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由一个人单独作决定的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的结合。……”
这段话并非希特勒的原话，却很符合希特勒的精神（有心的读者可以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449页至450页找到阐述这一思想的长篇原文）。
希特勒的思想，在赛克特看来，并非独创，它是由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的思想继承和发展而来。他向蒋介石引证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的那段举世闻名的话：
“当前的重大问题，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
这位著名的“铁血首相”在解决重大阿题时，除了铁和血以外，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
国民党的“领袖超越一切”，“一切服从领袖”，“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提倡个人独裁的一切言论，后来复兴社的“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的妙论皆出于此。
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知道照搬法西斯主义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只能吸取适用于他的一部分，他懂得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根基，孔孟之道浸透了民族的灵魂。希特勒和曾国藩对他来说，都有参照价值，但他绝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曾国藩。他是独特的蒋介石式的蒋介石！
如果把冯·赛克特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学员们的训话和蒋介石的校训比较，就知道他把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得多么巧妙。他鼓吹“挽救国魂”、“挽救军人魂”、“创造国家新生命”，所谓“军人精神”就是“智、信、仁、勇、严”。所谓“民族精神”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大力提倡“力行主义”，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下，“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大业”。他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自孟轲，他的“四维”来自《管子·牧民》，……他是各种专制思想、孔孟之道和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
冯·赛克特，还大量引证他的同胞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论述，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天国，幸福时期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在黑格尔看来：“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黑格尔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赛克特认为，如果谁认真地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和马克思一样，都从他的灵感中得到启发。
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安乐足以使人死亡的孟子哲学，与黑格尔的战争观也很相近。
黑格尔认为干大事业的人，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去干世界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的冲突。建立强大的国家，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它的前进路上的许多东西。
由于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在行动时刻来临时，希特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干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
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战争狂”的思想，也影响到蒋介石，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曾引证过希特勒在1925年《人民观察家报》上写的长篇社论《新的开端》和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的纳粹党徒集会上，演讲结束时高呼的口号：“除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现在，共军在哪儿呢？”
这个突现的念头打断了委员长杂乱无章的沉思。他双手扶案猛然站起、急步跨到占去半面墙壁的中国大地图前。这才是他真正的游目骋怀的地方。
二 “聚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蒋介石在1：500000的中国大地图前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他要像希特勒统一德国那样统一中国，为时尚远，但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力量的强大。
1936年7月9日，在陕北白家坪，周恩来与斯诺谈话时，客观地评价了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斯诺：“你认为蒋介石的势力比前几年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周恩来：“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顶峰，而现在正在迅速衰落。在江西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50万军队发起进攻和进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在他粉碎了十九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斯诺：“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你对他作何评价？”
周恩来：“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
“作为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的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一个团或是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猛攻夺取阵地。1927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强攻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
“在南昌，蒋又重蹈复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被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起伏地带。至使蒋军大败。……”
“不过，蒋在战略上要比战术上强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战役。……”
斯诺：“从军事角度看，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恩来：“有两个重要因素致使蒋介石第一次取得胜利，第一，他采纳了德国人的建议，在纵深构筑堡垒群，步步为营，以短促突击向前推进，最后以优势兵力（50万国民党部队对10万红军正规部队），对红军逐步实施有效的包围。第二，我们未能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起义相配合，没有支持这支牵制蒋的力量。我们本来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义部队合作的，但由于听从了李德和上海共产国际顾问团的建议，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撤退，去攻打蒋介石集结在瑞金附近的部队，这就使蒋介石得以从侧翼包剿十九路军而把它打垮。……”
蒋介石并不是除了专横暴虐、歇斯底里式的骂几句“娘希匹”、耍一通脾气之外一无所长，也不是后人所形容的一听到枪响就吓得往床下钻的胆小鬼，若是那样浅薄，他就不会服众，人们总耻笑他东征陈炯明时差一点被俘，的确是差一点被俘或是被打死，可是，他当时是黄浦军校的校长，处在这样的地位，如果是怕死的话，完全可以不上火线去冒险。
李宗仁并不是蒋介石的密友，在蒋桂战争时曾打得你死我活，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想无阿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之嫌，跟周恩来对蒋的评价可以互相印证，他的确喜欢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
那是北伐时期的武昌城下，李宗仁写道：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廓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当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如果他是怕死鬼、一个北伐军的总司令没有必要像个突击连长那样亲临火线。……
无论丑化美化，都是对历史的嘲弄，都将丧失诚实。
蒋介石的目光扫过湘南、桂北、黔东，而后落在松桃、印江、德江、沿河的四川的酉阳，这是红军二、六军团所在的地方，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西征，他们向湘西发动攻势，意在湘、鄂黔边境发展根据地。
“一定把他们聚歼于湘江潇水之间，绝不能让朱毛赤匪与肖贺赤匪拉起手来！”
他象梦吃似地喃喃着，充溢肺腑的是10年来积聚的怨毒恨火，他的每一根脉管都急剧地膨胀起来，希特勒那句血淋淋的口号又在耳畔震响：“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现在只有一种结局，”蒋介石双瞳充血，暴烈绝情地怒视着地图，他盯视着那里正行进着的那支赤色大军，：“只能是后一种！”
他的目光继续向左上方移去。那是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在一年前，那里的红军粉碎过川军20万人的六路围攻。
蒋介石的眼前，好像猝然亮了一个闪电，他心忽然沉落下去，一种突然袭至的疲惫，使他的勃勃野心和顽强的自信失去了平衡，这是一支并不比朱毛赤匪更容易粉碎的力量，他觉得彻底消灭红军统一中国的目标忽而变得遥远了，像可望而不可即的太虚幻境，他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要爬很多很多的山。他的目光右移，那是雄踞鄂豫皖三省边界的大别山起伏的峰峦。
四方面军被迫从这里撤走，反而在川陕边壮大起来；大别山的革命火焰减弱了，却没有熄灭；它在冒过一阵闷烟之后又吐出了鲜红的火苗；那里的红二十五军在罗山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之后，越过平汉路进入了鄂豫边的桐柏山区，而后向伏牛山区急进……
蒋介石顿觉那张挂图在红色烈焰中燃烧。室内弥散开一种浓烈的硝烟气味，他双眼起雾，喉头发紧。足底忽有一股冷气急速升起，直袭心胆。
他不愿让烦乱的目光继续在赤匪肆虐的地区停留，那里是使他产生噩梦的摇篮。
他的目光上移，从信阳到南阳到洛阳！
洛阳！九朝古都，这是许多古代帝王发祥之地。
三 视察是为了统一
蒋介石的目光，在洛阳停留的最久。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发生，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在上海，正把日寇打得头破血流尸骨横飞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却以不可思议的惊慌失措，在事变后第三天仓皇迁都洛阳，留何应钦在南京维持治安，留罗文干主持外交，其余一千多国民党军政要员难民似地涌进古都。因行事匆忙，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占据了河洛图书馆，行政院及中央政治会议，挤进了职业学校，3月，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国难期间党务、军事、外交、内政等方面的实施原则。
正是在这里，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部参谋长，接着又决定西安为陪都，洛阳为行都。
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字，12月1日国民政府又迁都南京。
蒋介石很喜欢洛阳，就在一个月前，他从汉口抵达那里，参加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1934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夏历9月初三）。正值艳阳高照秋高气爽，他偕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少帅张学良、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登上检阅台。
开学典礼成了隆重的阅兵式，以庞大的军乐队为前导，鼙鼓号角展耳欲聋声达寰宇，校方为了壮大声色，竟从当地驻军借来八辆装甲车，弄得尘土飞扬。烟雾弥漫，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10月的阳光下泛出灼人的血光。学员方队，虽然不太整齐，却也威武雄壮，他们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行注目礼，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使感情细腻、奔放的宋美龄莹亮而略显惶乱的眼里噙着欣喜的泪花。
校阅完毕，三千学员与部队肃立台前，聆听委员长教诲。
蒋介石先对学员们努力学习精诚服务进行嘉勉，而后是千篇一律的训导：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内乱频仍而对外用兵者！不安内则不能攘外，日寇是疥癣之疾，共匪才是心腹大患，共产党只希望我们与日寇拼个两败俱伤，他们坐收渔人之利。共产党的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为抗日，实为威胁我南京，企图收围魏救赵之效。……共匪不除，国无宁日！只有先安内才能攘外，谁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糊涂虫！”他杀气腾腾地吼叫着，把拳头高举，就象立即驱赶着台下受检阅的部队奔赴战场！
典礼之后，他余兴未减，驱车去铜驼巷参观老子故宅。
洛阳古称洛邑，周平王东迁于此，世称东都。战国时，改称洛阳，因在洛水之阳而得名，成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周以降，历汉、曹魏、晋、北魏、隋、唐、梁、后唐、宋等九朝，为时近千年，其建都之长仅次于西安。
洛阳形壮势雄，是中原的心脏，傅毅有《洛阳赋》：“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臬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
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永泰是当时的才子，1915年任上海《中华新报》的主笔，他充当解说员，使端纳这个中国通为之感佩之至，他们一群皆随蒋、宋之后，迤逦而行。宋美龄虽无兴趣，置此前呼后拥的场合，也谨言慎行，做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娴静高雅庄严之态。
从“老子故宅”东行，出双龙巷西南，入孔子庙，庙前有碑峙立，上刻“孔子问礼于老聃处”。
此典故唯杨永泰最熟，当众讲解：
“孔子适周时，尝问礼于老子，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与古，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孔子甚为赞服，归后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网，游者可以纶，飞者可以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
侍卫长宣铁吾插言道：“我看老子绝非龙，只有委员长这样雄才大略的人才能称得上龙。”
因为阿谀奉承得过分直露，无人附议。蒋介石装做没有听见，却面呈喜色。晏道刚提议去看洛神庙。
洛神典故，参观者大都熟悉：相传伏羲有女，下嫁诸侯，夫死，女投洛水殉节，后人念其贞洁，祀为洛神。
“曹植的洛神赋不是很有名吗？”蒋介石目视洛神像回头问杨永泰。
“这是历史的误会，”杨永泰犯了文人卖弄学问的通病较起真来，“曹植的洛神赋并不是为伏羲之女写的，而是为甄妃写的。”
宋美龄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愿闻其详，此时，侍从人员已在庙厢摆好茶座，请参观者小憩。
杨永泰不拘细谨，侃侃而谈，有些得意忘形。
他说三国时期，袁绍子妇甄氏美绝天下，魏主曹王纳为妃，终遭郭后谗言而死，曹植为了怀念她，做了一篇《感甄赋》，辞极艳丽淫秽，曹丕得知，索阅此赋，曹植怕获罪于魏主，只好改名为《洛神赋》献给曹植，后人不察此情，信以为真。……”
“你能背几句吗？”蒋介石手捧茶杯兴趣盎然，他己经从阅兵典礼上的血腥仇杀之狂烈激情中解脱出来。变得怡然自得了。
“我只记得他形容洛神之美，”杨永泰虽然狂放，守着宋美龄，他不敢过分轻浮，“……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近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丹唇外朗，皓齿内鲜，……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有人想以此比宋美龄之美，却不敢轻易造次。
“那么，‘东都才子，南国佳人’的成语中的才子是不是指曹植？“蒋介石问。
“当然，曹植算得上才子，”杨永泰像向平常人那样解释说，“可算不上大才子，当时洛阳名士多如牛毛，班固、班昭的名声远远超过曹植。贾谊就是洛阳人，大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发现蒋介石有些不悦，便不再讲下去了，他想起了曹操和杨修的故事，在领袖面前，卖弄学问，未免有失检点，使提议再去参观关林。
这关林在洛阳之南，渡过洛水，便望见红砖碧瓦从松柏从中隐约显露，那便是汉寿亭侯关云长的陵墓，冢前古柏参天，蔚茂成林，故称关林。大殿前有一楹联：
易曰刚健中正
书云文武圣神
还有一联：
浩然之气塞天地
忠义之行彻古今
杨永泰以为蒋介石会喜欢。但蒋介石却已兴味索然，吩咐打道回府。秘书长体会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
第二天，蒋介石便在端纳的倡议下，开始了他的西北视察。
……
蒋介石的目光左移，那是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西安，中国11个封建王朝在这里建都。他从这里开始了西北视察的第一步。
14日的《华北日报》用极尽阿谀奉承的溢美之词报道蒋介石夫妇西安之行：
“舆论认为蒋介石西安之行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因为国共的任何行动都会变该省为一主要战线，但蒋委员长暨夫人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蒋将军、蒋夫人先后做即席演说，前者用中文，后者用准确、美妙的英文……在座的无不赞叹蒋委员长暨夫人的尊严和风度，深为中国的首脑层中能有这般才智、活力和献身精神的人物而释慰不已。……”
而后便到兰州。蒋介石此行，被许多人认为是危险的，由于随行的张少帅和端纳未加阻拦，事后曾受到国府许多高级官员的斥责，他们认为处在蒋介石的地位，到此边陲之地，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危险。
蒋介石结束了兰州视察之后，走到更为偏远宁夏、银川。《华北日报》1月1日详细报道了蒋介石的兰州——宁夏之行：
“方圆百里左右，只有绵延无亘的尖顶浅褐色的黄土山丘，一山丘四围被冲蚀成干裂的溪谷。……”
“号角吹响了，民众开始欢呼，乐队开始奏乐欢迎蒋介石夫妇和张元帅。客人们走下飞机，马鸿逵将军和其曾任山东省主席的兄弟马鸿宾将军走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表明宁夏仍在党国手中！……”
蒋介石对这句评语，极为赞赏。
内蒙古政治委员会也发报邀请蒋介石去视察，他采取了一个折衷之法，派一位友好使者去内蒙，而他则偕大队人马到达察哈尔的张家口，继而转赴绥远再去太原，孔祥熙由北京到太原迎接。
南昌行营急电告知中央红军已突围西征。蒋介石即偕行营高级幕僚飞赴南昌，而宋美龄、孔祥熙和端纳则取道北京、天津、青岛、上海返回南京。他们在一个月里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旅途。
这次视察，使他看到了各地方势力的复杂和虚弱，增强了统一中国的信心，视察途中，他曾向端纳问策：
“用什么有效方法驾驭这些各怀异心的地方势力？”
“你可以看看马基亚弗利的《君主论》。”
“马基亚弗利是谁？”
“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身于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家庭，是但丁的同乡。”
“他的《君主论》的要点是什么呢？”
“他赞美共和国制度，渴望祖国统一。”
“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
“他认为理想的共和国应该是人民代表、贵族代表和选任的国家元首共同参与政权的行使。”
“我也赞成这一主张，这比赛克特讲的德国那一套，更容易被国人接受。”
“但是，在意大利长期分裂的条件下，建立中央集权制君主国，才是最为适当的政权形式。”
“有道理，那时的意大利的分裂也像现在的中国吗？”
“不，那要复杂得多。”
“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方略是什么？”
“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出来，统一分裂的局面。”
“中国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人物，杜牧的《阿房宫赋》第一句就是：六王毕，四海一。”
“《君主论》不仅主张统一局面，而且还要驱逐外国的侵略！”
“中国也将如此，日本必须从中国土地上撤出去！”
“日本外务省天羽英二，在今年4月17日发表的声明，恰恰反映了他独吞中国的野心。”
“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任何侵略者的野心都不会实现。我们北伐时的战歌，就是：‘打倒列强，打到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那是一个光荣的时期，辉煌的时期，革命精神焕发的时期，”端纳由衷地赞叹着，“现在的国民党应该恢复北伐时期的革命精神。”
蒋介石默然。
端纳又回到马基亚弗利的观点上：
“《君主论》把政治从宗教和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提出国家利益为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那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蒋介石微微笑了。他自从涉足社会从军从政以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是他追求的目标和行动准则，可见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他有一句格言，你未必同意，”端纳脸上流露出深深了解中国和蒋介石的徽笑。
“他的格言是什么呢？”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只对了一半！”蒋介石微笑着，那是一个自认为看透一切的微笑，并带有几分狂傲的自信，“共产党是日本的敌人，却不是我的朋友。”
“但可以暂时的联合，……北伐时期的国共合作，就是证明。……”端纳坦诚的提出异议。
“任何联合都是暂时的！”蒋介石也表示出他的坦诚，“我们格言是，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原则！”
“诚哉斯言也！”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推行着这个原则，但他对端纳的概括作了一点小小的修饰，“我蒋某所作所为都是以党国利益国最高原则，至于别人是否谅解，我是无所谓的，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蒋介石的这段回想是愉快的，他希望端纳不久即陪宋美龄来，同他分享胜利的欢悦。
他向地图扫了眼，转身回到桌边。按铃要侍卫长备车，去看因身体不适而住院治疗的冯·赛克特。
四 “他是个好军人，但还不是好政治家”
冯·赛克特仰卧在洁白而又绵软的病床上，昏昏欲睡，将近一年的反共战争耗尽了他的精力，终因疲劳过度而积劳成疾。即使他预知自己再过1年零5个月就死去的话（他因病重于1935年3月回国,1936年春天就死了。）他也还是那样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在冯·赛克特的日记中，写着人生四根精神支柱：“爱情、仇恨、信仰和祖国利益。”这四个支柱的集中体现多就是对腓德烈、俾斯麦、兴登堡、希特勒的强烈崇拜。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在评述李德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德国人（指李德）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赛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更有戏剧意味的是冯·赛克特（后期译为西克特）和李德都是街垒战专家，他们在慕尼黑的激战中，已经刀对刀枪对枪的较量过。不过那时，赛克特是久经战场的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而李德是起义者的一个队长。因此，李德知道他面对的是他的同胞赛克特的堡垒战术，而赛克特却不知道他面对的红军中还有个李德。
这两个军事顾问不遗余力地对抗，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使命，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李德是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赛克特则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为了德国的对外扩张！
“我的堡垒主义终于胜利了！”赛克特眼望着乳白色的天花板，曾反反复复地想着，“共军突围西窜，我的使命完成了！……”
但是这个胜利，给他带来预期的快感很快就淡化了，他忽然发现他的勃勃野心和毕生所追求的并不像他想的那样辉煌，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使他的心境变得黯然了。
他望着天花板上那盏球型电灯，想到他的故乡，想到普鲁士哥特式大教堂的幽暗的穹窿下，日夜燃烧着的火炬；想到他的童年，想到他为第三帝国的兴起所尽的力量……
冯·赛克特对第三帝国的概念是清晰的：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罗马帝国，那时被称为是神圣的。历史无情，即使神圣而又神圣，却没有挡住它的衰落。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征服了意大利，那统治的疆域包括德意志、捷克、意大利中部的北部、勃艮第、尼德兰，帝国的统治中心是德意志，那时各地处在封建割据中，神圣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的统一，在连年战争中存活了844年，便被拿破仑推翻了，第二帝国是普普士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后，俾斯麦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这位铁血宰相也只干了19年。
冯·赛克特认为，这两次帝国都给德国带来了荣誉，而第二帝国后的魏玛共和国却是德国的耻辱，他希望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比第一、第二帝国带给德国更大的荣誉。获得荣誉的方法，那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宣称的：“不能用和平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冯·赛克特完全赞成希特勒的观点，“要取得新的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军国主义者，颇具日本那种武士道的献身精神。冯·赛克特在1933年5月首次来华时。就精读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以便处理好德、日、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田中义一的观点就是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启示中得来的：
“……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当冯·赛克特读到这里时，深感田中用词之精妙。不象希特勒那样露骨，你看他说得多么可怜可爱可敬可亲，侵略别人反说为了自保，践踏别人反而是保护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他已经把东三省当成自已的了，把强盗逻辑说得多么策略，“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对美之角逐，势不容辞。……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域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冯，赛克特很敬佩田中义一的气魄，弹丸小国，竟想吞并大东亚，当它真的吞并了东亚，那么，它就要觊觎世界了。那时，德国与日本便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拼杀，啊，可惜我冯·赛克特老了！
这种追求世界霸权的欲望，在多少侵略者的头脑中日日夜夜魂系梦萦？
冯·赛克特，由于焦躁不安而弄得精疲力尽，他喝了护士送来的药，那是镇静他的烦躁不安的神经的，他微微闭上了双眼，在昏昏欲睡中，他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但他却无法集中思想了。
他已经陷入了暮年的疲惫之中，稀疏的白发倒垂在枕上，护士对这位外国老人的毫无生气的脸凝视了半分钟、他两鬓内陷透出苦涩的凄凉，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她不理解，这个洋老头为什么不在家里颐养天年？到中国来干什么呢？
当蒋介石在参谋本都次长林蔚的陪同下穿着白色罩衫走到冯·赛克特病榻前时，赛克特己经沉睡了两个小时了，为了他能够与蒋介石交谈，医生给他注射了兴奋剂。
蒋介石轻轻地握了握顾问的宽大却干瘪的手：
“我刚刚从太原回来，怎么样？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