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血战之后
红军渡过湘江，迅速到达座落在三面环山，背靠资水的油榨坪。集中休整，八军团的部队只剩下了六百多人，其余大部溃散在湘江东岸。
油榨坪是个二百余户的村镇，在这茫茫苍苍的大山区，这也算是较大村镇了，在三百六十万分之的袖珍地图上。标有它的大名。指挥部设置在靠近资水的一家小地主的庭院里。
1934年12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这曾使毛泽东讽之谓磨破脚的砂子，现在已经彻底倒掉了。
周恩来坐在资水河边，他可以清醒地想象出，这支匆匆从血战中突围而出的部队，没有后方，没有补充，没有休息，不管它多么英勇善战，犹如希腊神话里的安泰，离开他的母亲大地，那是很容易被敌人打败的！若要取得最终胜利，他们必须争取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必须有个立足之地，以便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还击；在这点上，他们“最高三人团”是完全一致的。这并没有什么错，犹如后来，红军集聚到陕北，在刘志丹所建立陕甘根据地立脚一样。
第二，必须有一个具备战胜敌人率领这支大军摆脱因境的统帅！这个统帅，必须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必须具有审时度势的坚强自信。还有那种左右大势的非凡的决策能力！他在敌军、红军中都能保持着一种难以撼动的不可企及的力度！他能把千万人的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指导革命之舟脱离危险的航程。广昌之战不过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挫折；放弃中央苏区，也仅仅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沉重的动摇；而湘江之战，对李德的威信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最高三人团”都负有责任，尽管程度略有不同。他们必须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许和期望胜利的意愿相反，后面的征程会比目前更糟！
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远征中，周恩来很容易看到这次远征的危险。本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险滩和暗礁！要越过这些艰难险阻，达到胜利的彼岸，这就要求这支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去完成看来难以完成的任务，去承受难以想象的牺牲，使人类的求解放求生存在欲望发挥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
历史上有多少脱离后方的远征是胜利的？不可一世的风云英杰拿破仑1812年的远征莫斯科，失败得多惨？
那么，在“最高三人团”中，谁能够统帅这支大军走向胜利？在周恩来看来，博古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一个小的战斗决策，他也是依靠李德。
那么，李德行不行呢？显然也不行，他虽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虽然有街垒战的实践经验，也有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得到的军事理论和知识。但却缺乏驾驭大兵团作战的把握全局的那种能力。
广昌战役，李德的内在的眼力就失灵了。他那种认识事物的程序的连贯性被四个因素破坏了：一个来自敌方，一个来自国际，一个来自内部，一个来自自己。
将帅五德：“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谁能具备这些德能？谁在历次战役中，显露过过人的才智与胆魄？
周恩来的审视的目光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了解他。
资水河边传来欢快的歌声。这是宣传鼓动队在教唱：
我们人人心中有一团火，
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杀敌立功莫错过：
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周恩来心头涌起一阵酸楚。
在红军的中高层干部中，这些欢快的歌声并没有引起心灵的振奋，而是血战后的思考：这种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像周恩来这样，从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未来的更换统帅上着眼的人并不很多，这样想的无非是中央队里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来一样，是来自对毛泽东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则是来自毛泽东直接对他们的影响。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却注视着这次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
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难找，那就是后人所说的那顶沉重的轿子。
“兵贵神速”，这是班排连长都懂得的起码的军事常识。西征路上集中了红军所有的精英：战略家、军事家、谋略家，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德到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怎么没有能够防患于未然？
也许后人会说：那是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拒不听从正确的意见。
那么，当时轿子是怎么抬起来的？是谁让抬起来的？谁提过不能抬轿子的意见？谁拒绝这个意见而一定要抬轿子？抬轿子或不抬轿子在这样一个军事行为上，就一定体现了执行左倾右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线吗？今天打了胜仗归之于正确路线，若是明天又打了个败仗呢？是不是把路线斗争庸俗化了？
如果一切败仗都是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结果。那么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在1933年春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又相继粉碎了川军20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多人，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下又执行了正确路线？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后，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土城又打了败仗怎么说？
也许历史结论的随意性就在这里，看最后的解释权落在谁手。1959年的庐山会议既可以把左说成右，10年浩劫，也可以解释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甚至七八年就应该再来一次，而且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
这就应了中国那句极富哲理的俗话：公公婆婆吵架，自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悲的是历史不给他们平等的辩论机会，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原告者或是当家人的声音，缺席审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词，历史原案也就这么暂时定了，当然也只能是暂时。物质不灭，真情难死，当人们从蒙昧中历尽磨难苏醒过来，重新思索、重新认识、重新审理、重新反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历史的画页再翻回湘江两岸。
那么，使西征大军遭受大难的这顶轿子是怎么样的一顶轿子呢？它有多么沉重？
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就有1万4千多人，还有两千多副挑子和担架，另外是大批的驮骡驮马。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后方人员，既是这次战略转移的沉重负担，又是绝对不能丢弃的领导核心。
他们的行进方式必然有前锋后卫和两翼的掩护，这支庞大的机关被保护在50多公里长的狭长的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着湘江前移。
部队为保护任务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战场的机动性和主动权。像前后左右四个轿夫那样抬着轿子去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种状态只要有起码的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后来人们指责部队有逃跑避战思想。可是抬着轿子去攻击敌人怎么可能？要攻击，那就必须摔轿子！
这个轿子是可以摔的吗？
这也正是当时“最高三人团”在组织部队作战略转移的两难选择：
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用8万红军（一半是新兵）去和50万敌军在苏区厮杀到底。除了这三条路外，当时别无选择。……
当然，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们，在事后可以设想出第四、第五、第六或是第七种方案，可能比以上三种好一些。合理一些。但是，在当时，权衡来权衡去，只能采用抬轿子的办法，而且使不明真相的后人大为吃惊的是：这顶轿子竟然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
博古和李德也在反思，他们共同的反思却是自我辩解。这种自我辩护是由“中央队三人小组”所提出的指责引起的，他们认为这些责难并不公正，甚至认为散布对“最高三人团”的不满是一种非组织活动。这两位王明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尽管在中央苏区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堵塞言路消除不满，却还不敢把它上升到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行为。他们认为，人们在受到新的挫折时，总喜欢怀旧，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
李德建议博古尽快找洛甫谈谈。绝不能任凭不满情绪继续泛滥。以免酿成灭顶之灾。
二、博古与毛泽东
油榨坪挤满了机关人员和直属部队。处处是匆匆忙忙的奔跑、喊叫、争吵。许多担架、骡马拥塞在狭窄的街道里，不啻为一个别开生面的闹市。
博古急匆匆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由于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特别是败仗之后，他也不希望引起别人注意。但他不知道洛甫住在什么地方，只好派警卫人员去打听，他站在一个小店铺的廊檐下等候。
天气很好，1934年12月2日下午4时的和煦阳光，怀着善意和柔情抚慰着劫难后的人群，远处的越城岭的锯齿形的峰峦像一排列队的巨人，威严沉郁地颔首静立在那里，恭候他们光临。
博古在焦躁不宁的等待，警卫员却迟迟不来。
前面两匹重载的驮骡相撞，物资散落在街口，巷道发生了阻塞，一排抬伤员的担架停在他的前边。
靠他最近的一个伤员，伤在腹部，绷带泅出已经干结的铁锈色的血。脸上象蒙上一层死灰，他望了博古一眼，那是濒临死亡深渊的眼神，无言地瞩望着他要去的那个陌生世界。
接着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头上缠着绷带，脸肿得象透明的瓦罐似的伤员认出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猛然从担架上坐起：
“博古同志，绝不能把我留下！”
这声音是可怕的，象一头豹子受了致命创伤之后的哀嚎、显然头部受伤使他神经受了刺激，充血的眼睛，从肿成一条缝的眼皮下透出一种疯狂。
博古一时认不出这就是时常给他送电文的机要秘书。但他知道，安插伤员这是最棘手的任务。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安插几乎等于丢弃。许多伤员宁愿自杀，也不愿落进敌人手里。
“我叫他们把我打死，”他一甩手臂，僵直的指着陪送的卫生人员，“可这些狗崽子们反而把我的手枪没收了！”
这瞬间产生的强烈色彩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声，极富悲剧气味。
博古只好跨前几步，蹲在担架前，安抚他：
“我叫他们一定把你安插在可靠的基本群众家里，多给你留下一些经费，等伤好了，可以再找部队嘛。”
连博古也知道，这种哄孩子式的宽慰，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你命令他们打死我，用我的手枪。”他用不可违抗的声调，给博古下了命令。
“同志，你不要冲动，这样不好，……”
“那好，我自己来。”不知何处来了一股蛮力，他几把就把绷带扯了下来，血流如注，受了电击似地仰倒下去，难说是昏迷还是死了过去。
博古手扶担架，石化了似地蹲在那里，不知如何办好。
“博古同志，你还是忙去吧，”卫生队长把博古扶起来，“处理伤员是最叫人挠头的事，他们不管不顾，……你不好办。……”
“是，是，”博古很感谢卫生队长善意的开导。如果伤员跺脚骂娘，任何人也只好忍着。
他一回头，警卫员正好来到他身边，轻声说：
“首长，他们离这里不远。”
博古带着伤员留给他的一腔沮丧之情，一脚踏进警卫人员指给他的小院。他首先闻到一股扑鼻的肉香，接着听见毛泽东的浓重而又欢快的湖南口音，似乎在开一句什么玩笑。
“我来看看你们，”博古站在门口，当即找到了探访的借口，“稼祥的伤口怎么样了？”
“进来，进来。你来得晚了一会，”坐在桌子右边的王稼祥热情地用手势向博古打招呼说，“供给处分了一只鸡，饱餐了一顿，……我身体还可以。”
“请坐吧！”坐在方桌另一边的毛泽东动了动身子。指指左边的那个空着的坐位，“洛甫刚刚走了，他觉得不舒服，大概是放的辣子太多了，吃不消。……”
博古坐下后，却不知如何开口，毛泽东放下筷子，示意警卫人员收拾桌子。
“打仗要好的指挥员，改善伙食可要好的供给处长，怎么样，你们军委纵队的伙食怎么样？”毛泽东拿起香烟递给博古，博古摇摇手表示不吸。他便自己吸起来。
“当然不如你们休养连。不过有时吃得也很好，有时就只好啃红薯……”
警卫人员在收拾桌子，毛泽东一边悠悠然地吸着烟，一边风趣地开着玩笑：
“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可是，我们连鸡肋也都啃光了。……”
“当然，三个人吃一只鸡（其实是两只），太少了嘛。”博古应酬着，仍然找不到可以深入交谈的话题。“明天翻越老山界，据说挺陡的，你们又不能骑马，坐担架就更困难了……”博古说出这种说了等于什么也没说的话。颇为后悔，但仍然无法找破尴尬的局面。
“山再高总被踏在人脚下。”毛泽东吸着烟。
“必要的时候，刘大个子可以背着我爬山。”王稼祥诚挚地希望博古放心，“过九嶷山的时候，就是他背我过苍鹰岩的。”
“这次转移，比预想的困难，湘江一战损失太大，除了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外，主观指导上肯定有很多不当。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博古点到此处，不再多讲，以试探对方的反应，引出对方的论点。
“应该很好的加以总结了。”王稼祥坦直地说，“像这样马不停蹄当然不行，静不下来嘛，要有个相对的安定环境？……”
“我们（指三人团）也正在思考这些问题。”
“思考是纠正失误的前提，”毛泽东弹弹烟灰，“找出个所以然来嘛，魏征的话是对的：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失利嘛。找出失利的原因来就好办了。”
毛泽东不愿给博古太强的刺激，把失败说成了失利。
“总结主要是找主观原因，”王稼祥说，“客观困难是明摆着的，强调客观容易忽视主观。……”
谈话进行得极为勉强，说的也都是不咸不淡没滋没味的话。就像一辆负有重载而缺少润滑油的车，每推动一步，都“吱吱嘎嘎”响一阵，使人感到吃力，甚至不堪忍受。虽然不能说完全言不由衷，却的确称得上话不投机，双方都保持着礼节上的客气，内心却在拉大距离，说一句，掂几掂，越谈越有一种疏远感。博古知道王稼祥话中所指，觉得很不舒畅。他已经预感到统一认识之难了。
“当然要重视主观原因，”一种强烈的辩护的意愿在博古心中挣扎，他用略带反驳的口吻说，“客观原因也不能忽视。总结，要全面。片面性。不容易找出真正原因。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三人交谈嘎然停车，这种六目相视面面相觑情状，实在叫人难受。
“失利也不是全是坏事嘛，”毛泽东懒散地在藤椅里伸展开四肢，悠然地说，“《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坏事变好，而是事物的辩证法嘛。……”
博古一时很难领略这段话的奥意，也不知这段话指向何在，但他却掂出了它的分量，似乎也察觉了毛泽东的隐秘的心境。博古对中国古典哲学研究太少了，无言以对，他极不适应这种场合，便借口去看看洛甫，告辞了。
三、博古与洛甫
湘江血战，几乎引起所有人的反思，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经验不同、深度不同，当然结论也绝不相同。
洛甫接受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总体构想，毛泽东提议由他整理一个带有总结性的系统的意见。洛甫知道，最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是王稼祥而不是他；但是王稼祥重伤经久不愈，很难当此重任；毛泽东亲自出面向“三人团”发难，是困难的，不利的。因为毛泽东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军职之后，一直处在无权地位，并被视为抵制国际路线的右倾路线的代表，在此情况下，他的意见很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这些意见由当时的所谓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推行王明路线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洛甫来说，就策略得多，明智得多。这也就是他后来代替博古当中央书记而不是毛泽东的原因。
洛甫唯一为难之处，就是他不懂军事，也从未过问过军事，目前要解决的恰恰是军事路线。由他来完整地表现出毛泽东的对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分析是困难的，在许多方面他是矛盾的朦胧的。直到9年后（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风时，他还讲过这时的处境：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得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洛甫心境复杂。自从渡过潇水后，肠胃又一直不适，辣子鸡的确他吃不消，胃隐隐作痛、他怕明天爬山不便、就早早躺下了。
刚刚把被头往头上一蒙，博古便踏进门来：
“怎么？真的病了？”
“哪里，胃稍稍不适，老毛病了，在莫斯科时就犯过。”洛甫披衣而起，坐在床沿上。“怎么？你怎么有空到中央纵队来了？坐，坐。”
博古坐在一把吱吱嘎嘎的竹椅上。他觉得与洛甫单独相见，机会难得，便开门见山。
“思美，”博古用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名字称呼洛甫，声调恳切而带凄恻。“现在红军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李德同志非常焦虑。他希望我们莫斯科来的同志紧紧团结起来，共度难关。”
博古用“思美”来称呼洛甫、近乎苏联名字中的“爱称”，表示特别的亲近和特殊的感情，犹如中国人略去姓名只叫字。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润之，用这三种称呼时的情感与身份都是不一样的。
博古的原名秦邦宪，在苏联的名字波古良，博古是从波古良演化而来；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苏联的名字利得洛夫，李德是由利得洛夫演化而来；
洛甫，原名张闻天，在苏联的名字依思美洛夫，洛甫是由依思美洛夫演化而来。由于博古跟他特别亲密，称“思美”以示区别。
使用别名化名，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也是工作、安全、保密的必须。同样，在中国的外国顾问也都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如罗易、马林、越飞、加伦……
博古的这个亲切的称呼唤起了洛甫无尽的感情，但他表示沉默，那时，他们的确是亲密无间的同学、战友。可是事物总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头那句话是有道理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年在中山大学里的28个布尔什维克，现在都在何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变化是必然的，真正涌聚在王明旗帜下的能有几人？
“王稼祥到苏区来得早，”博古说得有点伤感，“他跟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长，受他的影响是必然的！”
洛甫从床上站起来，呷了一口白开水，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的同学，心想：你嘴里在说王稼祥，还不是拿他来影射我？
“你听说过吗？”博古显然没有注意到洛甫的心境，只顾说下去。“他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职务，他竟然没有举手！”
那神态，那语气，不举手就意味着背叛。
“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权力嘛！”洛甫淡淡地说，显然，他并不想跟博古深谈，他放下水杯，竟然没有给博古端水。
博古对洛甫的回答甚感意外：
“难道这不是对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
“噢，”洛甫推了推眼镜，“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嘛。”
博古渐渐感觉到洛甫对他的疏远和冷淡。这才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裂隙在中央苏区就开始了，西征出发前的那场争吵就露出了端倪，不过当时没有在意就是了。
博古到苏区负责领导临时中央之后，洛甫到临时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剥夺毛泽东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一部份政治权力。这就使王明路线执行者，把握了党权、军权、政权，以便全面地推行王明的政治路线。
那是战略转移之前的一个明朗的秋夜，洛甫怒气冲冲地来找博古。博古对洛甫的怒意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前天，他们就瞿秋白和何叔衡同志能否随军出发就发生过争执，瞿秋白当时正在吐血，何叔衡年迈多病，博古认为他们同部队行动，不但增加部队的负担而且他们也会被拖垮。
洛甫则认为博古对政府人员照顾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苏区，势必更加危险。
博古坚持把他们留在苏区，然后找机会送他们到上海去养病，洛甫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搪塞，在红军突然撤离，白匪四面杀人的情况下，哪里有可能托关系护送他们去上海？
博古坚持说是“三人团”的决定，洛甫只好服从。
洛甫又一次感到无权的悲哀。
在洛甫心目中，博古虽然聪明热情能干，却不够老练，甚至有些冒失。在中山大学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的旗帜并不鲜明。在私下里，他纠正了博古许多模糊认识，使博古充分地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那时候，他把博古看成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虚心向他求教的小弟弟。……他之所以能够作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既不是靠他的经验和才华，也不是靠他的资历和威望，而是靠与王明、米夫的亲密关系。
而现在，他竟然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不把他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放在眼里。
当时，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密性和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少带机关人员，并且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样便于行军作战。开始洛甫也是同意的。可是，作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好，不如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到底分散好，还是集中好，洛甫并没有明确的预见。也许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吧？
但是，人的感情因素有时是十分微妙的：由于他对博古的独断专行早就有了强烈的反感。他就把这次能否听从他的意见，当成博古是否尊重他的试金石。
“怎么了？思美，”博古见洛甫怒气冲冲，脸上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现出素常的快活的直率的微笑，一边让座，一边用俄语说出了五个字。这种称呼并没有使洛甫觉得亲切，反而产生了一种捉弄人的亵渎感。他以为博古在居高临下，故作宽宏的姿态，“又有什么不满意了？”
“你不觉得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兵团去，是欠慎重吗？董老、徐老、谢老、林老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还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他们怎能跟部队行动呢？……”（注）
（注：洛甫此说稍有夸张，是年，董老48岁、林老49岁、谢老51岁、徐老52岁，唯留苏区的何叔衡最大，为59岁。）
那怎么办？”博古不无诧异地说，“把他们留在苏区？前几天你不是为把瞿秋白和何老留在苏区而大发脾气吗？”
“可见你对政府人员的安全思考得太少。”洛甫责备着，“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也好统一照顾。……”
“你也认为这样更好些吗？”博古弄不清是他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因为他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意见，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这个建议终于被采纳了，这个建议引起了严重的后果：部队必须抬起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这顶轿子。
如果当时“最高三人团”预知抬轿子产生的严重后果的话，他们准会拒绝这个提议了。
博古当时虽然采纳了洛甫的提议，却没有弥补他们之间己经很难弥补的裂隙。
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期间，记述了他和博古的矛盾和冲突，今天加以仔细推敲，就非常耐人寻味。尽管它还不太完整，还不太明朗，字里行间却展露出当时的真情：
“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反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
这一点，洛甫觉得理由并不充分。让他去担任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很难说是排挤，那么，不排挤，应该担任什么职务呢？他在整风笔记中又写道：
“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这的确是很耐人寻味的，也是令人费解的。如果说，第三次“左”倾路线推行者，以博古取得党权，以李德取得军权，以洛甫取得政权，以达到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统治，以洛甫同志去排挤毛泽东同志在政府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而洛甫同志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从中央排挤出去呢还是加重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呢？如果不受排挤担任此职，在中央应该是什么地位呢？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
“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
交给谁，笔记中没有言明，括号中提到“项英回来后”，是否暗指把领导权交给当时是政府副主席之一的项英？很难说。洛甫在笔记中继续写道：
“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找。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当时政府是不是真有文牍主义？公开批评是不是背后攻击？后人只能存疑，洛甫继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给他们批准。……”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样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原文如此——笔者注）物质基础。……”
这段笔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值得后人深深研究的。
历史的书页可以来回翻阅，使非当事人有了前后眼。洛甫的整风笔记在延安整风的条件下未必全是真心话，但也不乏实情。因为长征中的当事人都在，他不能把没有的说成有。“最高三人团”要把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是拆轿子的方法），而由于毛泽东提议才没有分散（这是组装轿子的方法），应该是实情，不然。毛泽东会出来说明。当时博古却处在被整的地位，能否有充分的解释机会？在“解释就是不虚心”的压力”下，是否有索性包下来的心理？都很难说，别人对他的批评指责是否公允也很难说。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不也被剥夺了发言权吗？ 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文革中的刘少奇……不也失去过申诉机会吗？
历史，是严酷的。
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休戚荣誉，总要留下他的足迹。它告诫人们。不要制造冤案，不要违背正义，不要扼杀真理，人人最终要站在历史明镜前显露真容。
历史的画页又翻到湘江西岸。资水河边，水清见底，淙淙流去，无止无休。
洛甫劝博古，不要把王稼祥倾向于毛泽东的表现看得过分严重。其实，也等于说不要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看得过分严重。其实已经十分严重，他们已经为改换领导作准备了。
“改换领导是必须的，正确的！”但是，洛甫不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因而他在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中共七大选举时，毛泽东同志有两次发言〔1945年5月24日和6月10日），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洛甫面对着博古，他期望着大变故——改换领导的时机早些到来，此时，他只能沉默。
“洛甫同态，”博古不再亲切地称“思美”了，这种称呼太富于个人色彩和感情色彩。不够庄重，“听说你们中央队有个‘三人小集团’。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党的工作有许多不满，真的吗？为什么不当面说出来？……这样……很不好吧？……为什么不在会上……”
博古没法把内心的话全说出来，便不合文法地打住了。在博古看来，洛甫他们是非组织活动，但博古错了。
行为与手段，是由阶级立场和路线对错来定褒贬的，这种活动是为遵义会议立大功。
洛甫似乎也错了。
25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那种背后议论，可就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那就在于你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
“我们始终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洛甫说得很真诚，很谨慎、也很策略，“第三国际的路线和指示也都是正确的。……”
他绝不多说一句话，怕言多有失。
博古感到了片刻的欣慰。既然承认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那就基本上承认他博古也是正确的。某些枝节问题，工作上的疏漏，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就好解决了。
“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博古又把话打住了，这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谈话，使他难受，两个同学之间既不想互相隐瞒又不愿袒露真情，这种尴尬场面还是早结束为好。他直愣愣地盯住洛甫的清秀的圆润的白净的脸，寻找不出确切的答案，只见洛甫的略微苍白的嘴唇有些颤抖。他不想继续谈下去了，沉默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可是，他又不想结束，似乎为挽回他们的关系再努一把力。因为他和李德都感到，为了摆脱目前失败带来的信任危机，需要巩固自己内部的阵线，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方面，洛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由得哀叹了一声。感觉到自己的面颊微微痉挛，心灵上袭来一阵寒意，用沉重得近似绝望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如果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你们又承认中央路线的正确，那么，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就应该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沉默，残酷的沉默。
洛甫也很为难，他不能把毛泽东、王稼祥跟他谈的一切告诉博古，他不能单独跟博古争论军事上的问题。在军事问题上，他比博古知道得更少。他负责政府工作以来，对军事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他认为毛泽东解释得头头是道，很能服人。
博古把目光从洛甫脸上移开，凝视着盖满黑灰和挂满蛛网的小窗，开始意识到他与洛甫之间已经失去了坦诚对话的基础，觉得一阵难忍的压抑和窒闷。小屋内的空气是停滞的，散发着霉味。他需要透透气，便站起来告辞。
他走出小屋看了看手表，只交谈了9分钟。多么漫长而又短暂的交谈。
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洛甫代替他担任了中央书记，他如释重负，却又向坏处想了很久：“噢，你洛甫是因为无权不满才拥护毛泽东的吧？毛泽东是利用你想掌权而把你分化了吧？”一会儿，他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心想：“我不会是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博古从河边小屋走出来时，绝对没有这般想。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洛甫会代替他，既然他们承认中央的路线完全正确，他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他站在资水河边，茫然地站了很久，跟洛甫的交谈给他带来一种奇异的压迫，对面前的景象产生出虚幻缥缈的感觉，惆怅塞满了肺腑，他忍不住深深呼吸，对面越城岭的巍峨的黑黝黝的山影，向他挤压过来；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他，此时，他最需要的是支持与鼓励。
“啊！它多么像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呀！只是没有那么多雪！”苏联境内的黑海、亚速海、里海之间的高山、低地、平原、河流、森林、草原、荒漠，以及干、湿不同的温带、亚热带的气候，引起他多少回忆啊！此时，莫斯科的美丽无比的白桦林，大概已经黄落了。
一个幻象在他深度近视的眼前凝聚起来。终于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中等身材，披着质地优良的深灰色风衣，头发浓厚而闪亮；衬着白净的椭圆略长的面颊，目光熠熠有神，给人以潇洒、干练、精明的印象。他就是波波维奇同志（王明在苏联的名字）。他向博古送来一个充满信心的笑容，然而，还没有被博古实实在在地捕捉住，这个笑容便在傍晚时分的蒙蒙岚气中消失了。
晚风袭来一阵透骨的寒气，博古打了个寒噤，他充分领略了历史的辛辣与人心的复杂。胸中猝然生出一股怒意。他觉得有许多话应该当着洛甫的面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吞吞吐吐是不明智的。目前，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无法进行了，可是，不如此，就无法统一意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路线就无法贯彻！组织纪律是必须的，铁的纪律！对，我应该回去找洛甫挑明，让他把一切不满说出来。摆到桌面上！
博古被自己的独白鼓动起来，产生了一种难以遏止的欲望：要与洛甫争论个水落石出。
他转身向回走，一步一步走上倾斜的缓坡，但他每走一步就增加一分犹疑，我去跟他争论什么？有没有用？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更大更糟？裂缝会不会越撕越大？你越不承认错，他就偏找你的错，你越说他错，他就越不承认错，这不正是人性的弱点吗？而这个弱点，不能说人人皆有。总是很普遍的，自古以来闻过则喜的能有几人？你把一个人的七分成绩说成十分，尽管也不真实，但他绝不会怪罪你，可是你把他的三分缺点说成四分，他不恨你一辈子才怪呢。
博古突然停住脚步，对洛甫的怨忿化成了自己的感悟：是啊，我这不是闻过则怒吗？我这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我的缺点而怨恨吗？当我指责他时，他是不是也在指责我？
博古走上斜坡，却不是向北而是向南，回总部去，他应该再找李德谈谈。也许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不会这么简单，从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里，还咀嚼不出其中深味？“穷则变”，变什么？
博古又停住脚步，他的思绪开始转磨，他不愿意走进闹嚷嚷的街道，又转身沿着斜坡向下走，又走回原来伫立的地方。越城岭的色彩却已大不相同，那浓重暮霭笼罩下的山峰呈现出沉郁的青钢色，而那山峰后边的天幕上，业已沉落的太阳却蓦然间散射出眩目的金色光芒，给越城岭绣上了一条燃烧的金边，它的幽寂黑暗的山谷却神秘得使人心慑。山峦起伏像汹涌的深海，……最后一缕光芒熄灭了。
博古观赏着眼前的景象，觉得与他的命运、处境、前程乃至思绪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相似之处，感觉，是一种不停顿的经验流程。但目前的景象却像电影中的定格，永留他的记忆之中。
他决定回去，甚至也不跟李德谈起与“中央队三人集团”会面的情形，实在无可奉告。他托托自己深度的眼镜，径直走回去。虽然见到了周恩来，却没有谈什么，只说在下面走了走。他发现在他离开司令部这段时，战斗机体照旧运转。他想早睡，但觉得有点饿，一天吃两顿饭，对于日夜奔波的人来说，很难适应。
夜深了，他仍不想睡，头脑里仍然沸腾着与洛甫抗辩的激情。这种自己树靶子自己打的抗辩是那样激烈，比面对面更为逼真。
“对十九路军事变的策略是错误的！”这是洛甫指责的声音。“在军事上，应该配合福建政府击败蒋介石，而不是把兵西调。”
“我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意见，连周恩来也曾有过这种设想，可是，我认为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福建政府，都是国民党的政府，本质上都是反动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都反对过蒋介石。可他们都是反共的，不过是大小军阀之分，这是阶级路线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帮甲军阀打乙军阀好呢还是帮乙军阀打甲军阀好呢？李德同志的设想是合理的，当两个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插手，坐在高山观虎斗，等他们拼个精疲力尽一死一伤时，我们再动手，我们把部队西调，也不失为‘围魏救赵’之法。……更何况，我们也曾派第三军团去截击过东征的蒋军，不过去晚了一点……”
“可是陈铭枢、蔡廷锴很快就被蒋介石打败了！”
“这一点倒出乎意料，可是蒋介石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我们却失去了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机会！”
“即使我们配合了福建政府，会不会与陈铭枢、蔡廷锴一起被打败呢？再说，我们战略转移并不等于五次反‘围剿’失败。……”
“把中央苏区丢了还不算失败？”
“并没有丢了中央苏区，我们的力量还在。大的转移是争取主动的措施，你能说运动战中大踏步后退时就是失败吗？我们退是为了进嘛，四方面军不是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吗？井冈山不也丢了？能说是大失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