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色十字架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这样一来，便把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绝对化定型化了！这对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依据！
即使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左倾的洪流下，任何个人都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不弯腰即折断，无法阻挡洪流的奔泻，甚至连个浪花也不起！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不仅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而且加码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背叛革命，同时，他们更及其采用了最可耻最濡怯的机会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
这样，就把党内斗争不同意见，与背叛革命联系起来，视同志为敌人。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斗争制造了理论根据。
在肃反扩大化中，就有这样一件事例：一个战士夜行军掉了颗手榴弹，被推演成反革命；“你损失了革命武器就是帮助了敌人！假使被敌人拣去，袭击了我们的指挥部，你不成了反革命的帮凶了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逻辑，一直延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王明等人改造了中央领导机构之后，又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团，去贯彻“反右倾”斗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派夏曦至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任书记；派中央代表团至中央苏区；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边区；派曾洪易到赣东北）。为了把权力夺到王明路线推行者的手中，采用多么残酷的手段都是允许的、值得的。1931年5月1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主席，为了取得党政军的领导地位，清除异己，进行了残酷的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领导人及优秀的党员蒙冤死去。这种夺权，不是明命撤换，而是用莫须有的种种罪名，搞倒、搞臭、搞死。这种方式的向后延续，在10年浩劫中，导致那些本该有个幸福晚年的革命家们的惨死。
1931年8月，中央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责“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有动摇的态度。”这封信是在苏区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动员令，也是王明路线向苏区大举贯彻的一个信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用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来证明共产国际对形势估计的完全正确，又一次给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立三主义残余以致命的打击。决议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从这种过头的估计出发，提出苏区的党必须更坚决地贯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的错误，要“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们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文件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根据这个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大会（即赣南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这次会议，在“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纲领下，指责毛泽东关于苏区建设和红军战争的主张为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军事工作中的“游击主义”和“单纯防御路线”；以及政治上的“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反右倾”的开始，也是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在四中全会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瞿秋白在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上承担了责任，退出政治局。在周恩来、瞿秋白去留的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去瞿”的方针。
那是多么沉重的时刻，周恩来记得瞿秋白摇摆着，从他的书桌旁站起来，咳嗽着，把手伸向燃有微火的壁炉。他自言自语，象朗诵一篇文章：
“唉，这些日子天气太坏了，清冷，阴沉，这夜风，就像鬼魂在黑夜的荒原上游荡、哀嚎！……”
周恩来坐在沙发里，以为瞿秋白在构思作品，他看到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片红晕，这对肺病患者来说，并不是好兆头。但他不想打扰他。
瞿秋白的嘴唇抽搐起来，他慢慢用手捂起了脸，让目光转向内里。然后他向周恩来走了几步，历史、哲理、热情，在他脸上荡起激情的风云：
“恩来！我常常由于痛苦而疲倦，……”
瞿秋白的声音忽然变得喑哑了，像是一颗正直的受了屈辱的心滴下的一串清泪。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静静地坐着，他没有勇气观察瞿秋白的脸，因为注视一位善良高尚的知识分子的痛苦情状，自己也会倍加痛苦。
“屈子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未悔。我们也只能用任劳任怨来宽慰自己了。……”
瞿秋白默然不语，走向窗口。凭窗而叹：
“任劳任怨不难做到，只是屈辱，……士可杀不可辱，固然是旧观念，忍辱负重却是最难的，……”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窗前，拍拍瞿秋白的肩膀：
“这种心情我理解，路漫漫其修远兮，你要保重身体，准备长途跋涉……”
“我的痛苦不在于失去了职务。恩来，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我们自己授予自己的使命是不是太大了？我们也许最终无力承担它。我们这些殉道者，连生命都不怕舍弃，还怕丢弃一时的地位吗？古人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痛苦就在于我至今仍不知道错在哪里。……”
“决定你离开政治局，你知道，我是不同意的。”周恩来拉着瞿秋白的苍白瘦削的发烫的手，“哟，你在发烧，……”
“每天晚上都这样，很快就退的！”
“可是，我留在中央也是很为难的。……”
“这我知道，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枉怀忧国忧民之志，到头来也许象屈原一样投入汩罗江，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你留在中央，一副沉重的担子也就压到你的肩上了。”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你就背负历史的红色十字架走到底吧！”
两人紧紧握手，不由潸然泪下。
现在，周恩来已经不止一次地觉出这个红十字架的重量了。而且也不止一次听到那些屈辱的心灵在哭泣。他又在重温与瞿秋白四目相对时的那种感情。
二 前后方的严重分歧
周恩来中止会议，是一种策略，就象一个排球教练，在对方攻势凌厉而我方连连失球的情况下，要求暂停，以转换部署稳定情绪寻求扭转局面之法。他始终认为，毛泽东留在部队里是对革命有利的。
毛泽东的地位比他低，但他尊重毛泽东，在前线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里，他观察过毛泽东，认为他是个智慧超群的人，在他的貌似宁静的身上，潜在着非凡的精力和意志；他的农民式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动作里，有种无形的凝重威仪和有力的对别人能施以深刻影响的气质。
周恩来沉思着，追溯着促使毛泽东解职的背景，寻找有无把他留在军队指挥位置上的可能性：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洲、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月上旬，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洲、吉安、赣洲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洲。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中革军委发出攻取赣洲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历史功罪之所以难以分清：就是每个作决策与执行者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却迫于领导命令或群众压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却迫于上级的干预和群众的抵制而不能实现。自己所做的并不是自己想做的！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十九路军抗战开始。
1932年2月4日，根据中革委部署，红军三军团借国民党淞沪抗战之机，围攻赣洲。
久攻不克，3月7日撤围。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任务》，分析了“一·二八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夺取中心城市，……集中主要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同时也不要放松那种‘左’倾的反中农倾向。……”
1932年2月20日，自2月中旬以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对此，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进行反击，2月20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2月下旬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32年3月中旬，三军团从赣州撤围之后，集结在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到江口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并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932年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必须直下赣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洲易守难攻。
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又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4月1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11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步行动，说；龙岩胜利原因是为团结兵力，攻敌不备。
4月14日，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继续要求对右倾“作最坚决的无情的斗争。”
在这种反右反右的隆隆雷声和疾风暴雨之中，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狂潮犹如山洪爆发，冲决一切向前奔流。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洲。歼灭守敌张贞部约四个团，俘敌1600人，获两架飞机及大量军用物资。22日毛致电周，说：“漳洲大捷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影响时局甚大。”
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给各苏区的信。经过讨论，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周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洲、吉安、抚洲、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但是，周在起草的时候，每每都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他起身凭窗而望，看到院内那梧桐树正在风雨摧打中急剧地左右摇摆。他一时无法断定这是什么风向，他也难以预测风云变幻的高空及其周围更广、更深、更大的存在，他在深思。
孔子云：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间，忿思难，见思义。……
周恩来望风雨而深思，他的情绪在矛盾的漩涡中陷得很深。他的宽阔饱满的前额上一向是没有皱纹的，但眼角上的鱼尾纹却深刻下他内心的痛苦，他的明亮的眼睛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向内深缩的遥远感。他必须在这种时局的风雨中，找到方向和出路。他在冷静思索之后，觉得必须进行隐晦的抵制，不能走向极端，要讲两面，以备后来反复中自己的责任的解脱。仍然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走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主要危险。……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
这是一种外交式的手法和辞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苦衷。
可是，这种反右的怒潮，仍然有增无减。
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简直是逼命！
这种明知是错还要被迫去执行的痛苦，胜过任何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他又想起与瞿秋白握别的那个夜晚，再次深感红十字架的沉重。
周在临时中央的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在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体会到了同样左右为难的极端痛苦的心灵煎熬感，背着红十字架走到生命的终点。
1932年5月下旬，国民党调集十九路军赴闽“剿共”。粤军三个师侵入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一、三、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仿苏内战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
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粤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天，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指示信，继续批评“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犹如一个执枪在后的督战队！
中共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认为不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7月25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这是临时中央的意旨？）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致信陈述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产生了日益严重的顶牛，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不顾前方实际困难、一味督战。
前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实现后方越来越高的超过实际可能的过高要求。
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己经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显然，这些战略战术是正确的。
正确的战略战术未必能取得胜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这几乎是等于违抗命令，跟临时中央的要求南辕北辙。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问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苏区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以正确来服从错误太使人难以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痛恨别人握有瞎指挥的权力而又痛恨自己无权决定，成了希求专断权的必然性，他们不能不据理力争：
“马上可能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劳而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来讨论红军行动的方针与发展方向。
在前线与后方的矛盾过程中，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时，所运用的艺术。独撑局面，他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要求他不仅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且要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有一种内在的洞察力和下意识的感知力！
中央苏区，这个集党、政、军、民在战争中运转的综合体。包罗万象：敌方及其统帅部的战役战略意图，红军的情况和与之对抗的方针。必须了解敌我双方在整个战争态势中的地位、技术装备、精神和战斗力；必须了解地形特点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种种因素和条件；必须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有胆有识地挥洒自如地推动着战争机器的运转，使之向有利于我方的主动与胜利转化！
周恩来深感毛泽东在这方面眼界的开阔，思路的清晰和想象力的活跃！
9月26日，苏区中央局也是当即回电，犹如面对面的争吵：他们既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实情，但为了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注定达不到的目标，一味督战，这就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后方的中央局仍坚持“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为理由，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你们还是执行命令吧！罗嗦什么？
但是前方无论如何难以从命。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治（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这已经不是争吵、而是命令与抗命了！
周恩来从这些往事的回忆里，仍然不能确定中央是因为前方不执行命令而撤掉毛泽东，还是以不执行命令为借口，以改变领导，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夺过来，或许两者都是。
如果仅仅是前者，那比较好办，他可以把不执行命令的责任承担下来。如果是后者，要让毛泽东继续指挥部队就不可能了。
三 陈毅
列席这样的会议，对陈毅来说是一种心灵的煎熬。
一场并不遥远的噩梦老是缠着他不放，他的面前老是恍惚着一个年轻秀丽的面影。
他是绝对没有想到她会投井自杀的！
那是1930年多雨的春天，赣西南地区在中央“反对和驱逐AB团的指示”下，开始打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到了七八月，在河西红军学校抓了一些，杀了一些。那时打击对象主要是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这本身就已经超出了AB团的范围，凡是要打击的对象都冠以AB的罪名加以处置。
到了10月份，越打越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地方党都认为从军队到地方从党组织到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到处充满着AB团，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群众被发动起来，都痴狂地屈从于一股迷误的昏乱的热情。从11月起红一方面军的打AB团运动就推向轰轰烈烈地高潮。接着春风野火似地漫卷到地方。
极“左”路线推行者，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场扩大化的灾难，再把这种灾难的责任让群众去承担。
一个医院的女护士与一个伤员在山林里幽会，被人看到了，受到严厉的审问：“你们在树林里干什么？”
“我们开学习会。”
“什么学习会要到树林里开？一定是AB团的反革命会。”
当这两个男女青年感到问题比谈情说爱严重百倍时，改口也无人相信了。
刑讯、诱供的方法是高超的——先对男的说：“她已经承认是AB团了，你能不是？她说是你发展了她！坦白从宽，抗拒死罪！”
于是，男方为了从宽写了认罪书。
这份认罪书又摆到了女方面前：
“你看，他都认罪了，你怎么还敢抵赖？”女的实在傻了眼：这到底是怎么会事啊？难道拥抱着亲个嘴，就是AB团？
“那好，我也是！”
女护士的心破碎了，签字的手颤抖抖地握不住笔。
“终干成功了！打了两个AB团！”
那种兴高采烈，那种沾沾自喜，那种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自豪，一时间忘了他们是在践踏战友的那颗已经滴血的心。不久，那男那女抱着坦白从宽的希冀被红缨枪戳透了心脏，处死AB团，不值得浪费子弹。
把不是AB团的战友打成AB团，那是误伤，还算不上残忍；那种明明知道不是而硬把他打成是，也还算不上残忍，最最残忍的是干得那么虔诚，那么自觉，那么欣慰！而且把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恶作剧，当作成功的经验推行。
这也许还不够残忍，残忍的是，那两个冤死的男女，在死前已经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真正罪人：
“你们两个既然是AB团，是哪个发展了你们？你们又发展了谁？”
这种上连下挂，使那等候坦白从宽的男女，更为目瞪口呆。他们知道，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自杀而死吧。……
死不成的，自杀，正说明你真正有罪，不然，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自杀？
于是，在严刑拷打下，就乱啃乱咬起来，使许多战友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死境。
他们是多么无辜，又是多么罪孽深重！
真正的反革命、阴谋家和坏蛋，趁机兴风作浪，匿名信，假证据，打击报复，诬陷，消除异己，公报私仇，不愿作恶的好人，反而不被信任，坏蛋成了积极分子，因为他们乱抓乱杀毫不心慈手软。
这时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要有人背后告了你的黑状，你还在梦中，睁开眼就成了反革命。
赣西南地区的大打，波及到闽西，……由“AB团”进一步扩展到“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
1931年2月21日赣西南的《通告》中提出《集中大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3月，闽西的虎冈地区，开公审大会，杀了数以千计的好同志。
这是怎么回事？一时间人们全都疯了，全都傻了，平时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互相成了仇敌。你怀疑我，我怀疑你，甚至夫妻也不能相信了，甚至正在战场上对敌作战的人也是AB团了。人人自危，人人噤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总前委派作风极坏的李韶九当了肃反委员会负责人，他抓了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又抓了红二十军的领导干部，严刑拷打，逼供信，酿成了“富田事变”。
那时，陈毅被派往赣南去领导肃反工作，这是对他的一种考验。“你不打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即使你打反革命也可能说你袒护反革命而被清除。他认为反革命即使有，也不会那么多。
“不久我就有匹好马骑！”李韶九放出风来说。
他指的就是陈毅那匹白龙驹。
陈毅也知道，很可能有人要把他当成AB团的黑后台，早晚要把他揪出来。他也拍拍腰中的白朗宁说：“我陈毅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这跟10年动乱中“继续深挖五·一六”是多么相似！不挖到预想的那个黑后台是绝对不会停止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多么革命的口号，多么可怖的口号！我要挖多少就挖多少。要有，成千上万；要无，一个也没。
陈毅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他对刚满20岁的妻子说：“菊英，若是我被打成AB团，你怎么办？”
肖菊英，这个信丰城里的柔弱的姑娘，愕然一愣，脸色变得煞白，薄薄的嘴唇哆嗦起来：
“……你……你干么吓唬我呢？”
“我吓唬你？”陈毅对肖菊英的稚气表示惊诧，“你怎么会这样想？当前的情势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我就去死！”
肖菊英恍若变了一个人，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
“不！不！你要跑回娘家，避避风头，等运动过去，若是我不回来，你也就不要回来了，是不准反革命的妻子革命的！”
陈毅不敢把更可怕的后果说出来。
肖菊英哭了。
从此，她没有笑过，也变苍老了，两眼布满了血丝，痛苦像只无形的大手，揪住了一颗纯真无邪对革命抱着无限向往的心。
陈毅后悔了，他不该把自已的忧虑告诉她，那种遗嘱式的安排，岂不把姑娘吓死？
他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但是，各地捕杀AB团的枪声却更加重了姑娘的疑虑。她在那些用刀砍死、用红樱枪戳死，用石头砸死的AB团的血洼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现实。
大打AB团的声势有增无已，使肖菊英感到大祸正在敲门。
1930年11月至12月，一个月中，不到4万人的一方面军，就打了4千4百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
杀就杀吧，一枪打死一刀砍死也好。可是，不，有的竟然用生锈的铁丝刺穿睾丸牵着去游街。
陈毅接到了去总部开会的通知；“时候终于到了，”他暗自思忖，“这是一出鸿门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死就死吧！”他真正要托付后事了：
“菊英，我去开会，……”陈毅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能讲得太明，他指指墙上的挂钟：“等到下午六点钟我还不回来，你就快走，也不要带任何东西，那就出不了村了，一定去信丰城，藏起来。……如果我没有事，我就派人找你回来，如果无人找你，你就别回来了。……”
这是陈毅生活中的一大错误，他既没有想到妻子是那样脆弱又是那样刚强。
肖菊英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叹。只是低首垂目，漠然无语。这种悲极凄绝之气，使陈毅为之悚然。
他回来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在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过得太容易了，而他的妻子却忍受着比两个世纪还久的毒刑。
肖菊英认定她的命运已经定了。她开头总是反驳自己，“一个日以继夜为革命工作的人，怎么能跟反革命连在一起？”
她，一个20岁的姑娘不会推理，却会比较，正在火线上杀敌的红二十军的领导人不也成了AB团吗？她弄不懂许多革命者为什么都让AB团这个鬼魂附体，把自己拖下黑色深渊？她认为丈夫已被邪魔选中，不会再回来了。
一时间，她心如枯井：逃走有什么意思？活着有什么意思？一个稚嫩的心灵能经受住两个钟头的煎熬吗？其实，陈毅骑马的身影一在远处树林里消失，她就受不住了。一整天，她的眼睛盯着窗外，不饥不渴也不困，只盼望那白马的身影从树林后面钻出来。
墙上的挂钟残忍地向前走。“当！当！当！”敲响了下午6时的最后一声。
整天的烈火焚烧已经使姑娘不能多忍受一分钟，她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她不能就这样离开陈毅，她要带走他一点什么东西。
她仰起惨白无泪的脸。看见窗上贴着陈毅笔录的一首诗。这是唐代祖咏的《望蓟门》：
沙场烽火连胡月，
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
论功还欲请长缨！
“弘，我们走吧，离开这煎熬人的世界！”
她是那样平静而又坚定地把丈夫的手迹揭下来，塞进自己怀里。象个醉酒的人，踉踉跄跄跨下门前的石阶，走到院内的一口半枯的井边，此时，晚风呜咽，满天阴霾，村庄犹如荒坟，一个求死若渴的妇女，倒撞下去。
“咕咚”一声，结束了一个人的悲剧，却没法结束时代的悲剧。
陈毅埋葬了妻子，尽量不让这颗陨落的石子击起舆论的浪花，好在死人如蚁的动乱年代，死个年轻妇女不过小事一桩，谁去过问飘落的一片树叶？但他的心海却狂飙怒卷不能自持，陡生出一种毁灭一切的激情。
他先是怨恨自己，不该预告凶信；继而怨恨菊英，不该如此脆弱，竟然寻此短见。
在山崩地裂的感情冲激之后。他终于平静下来，望着室外黑暗的夜空，吐出了两个字：
“怪谁？！”
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回答的难题！伤心一入黄泉后，再得斯人又几年？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激情，使他把眼前的斗争高度抽象起来：
那是来势迅猛的泥沙俱下的浑浊洪流，由高山之源汹涌狂泻而来：初时，还是涓涓细流，可是千百条细流一边奔泻着一边扩大着、接纳着、积聚着，沿着雨淋沟、大冲沟啸聚而来，推波助澜，涌入河床，万源齐汇，越滚越大，越来越猛、裂岸惊涛，势如万马奔腾。
夹岸芦苇一齐倒伏下去，有几杆梗直的、幼稚的或是尚不清醒的芦苇来不及倒伏，就“嘎巴”一声齐腰折断了。
不倒伏即断折。
“菊英，你是不是在这大肃反的洪峰下的那杆稚嫩的芦苇？”陈毅悚然而惊似有感悟，“难道我就不是一株既倒伏又待折的芦苇？洪峰是不可抗拒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既是芦苇，又是波澜，你冲激我，我冲激你，推波助澜的不正是那些倒伏的芦苇吗？洪峰似乎是没有的，是一批芦苇去摧折另一批芦苇，可是没有洪峰，芦苇能互相摧折吗？
不，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种现象也许古人早已概括过了：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宁都会议，不再是肃反会议，这是用数以千计的同志的鲜血换来的。但在会议上仍然翻卷着与肃反相同的洪峰。仍能听到受屈的冤魂的哭泣。他跟周恩来的翠微峰金精洞的交谈能否有效？陈毅想象不出周恩来在这不可抗拒的洪峰面前是如何摆脱困境的。
四、变通之法
会议继续召开。
周恩来为会议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运用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但他知道。事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也如此。
思想左倾的人并不是事事都左，而且在某个问题上很右，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是事事都右，有时也很左。这种二分法，连老祖宗都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就是说他也有不智的时候。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另一件事可能办得很糟。
他仍然认为前方委员们是对的，但硬顶必将受到加倍的反击、有时是毁灭性的！曲则全，枉则直，陈毅和他在金精洞的谈话的深意就在这里，在肃清AB团时，陈毅的遭遇他是知道的。无疑是经验之谈。
阶级斗争有时是很残忍的！周恩来不能不有所变通，如果他和毛泽东不能同时保留，就是保留一个也是好的。但他还是争取两个都能保留，不能不带有讨价还价的色彩，他说：
“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可以贡献很多意见，以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同志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由泽东同志负指挥全责，我负责监督计划的执行。”
这个换了说法的提议，基本上等于没有变动，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提议，周恩来不能只手回天。
“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毛泽东感到争取无望，退意已决，他缓缓站起来说，“我留在前方是不适合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有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毛泽东忽然感到，知不可为而不为，乃是明敏洞达之举，急流勇退，未必就是坏事，他平静下来，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说：“也许大家还有许多话当着我的面不好说，我现在可以退席。……”
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的决策能力。他一向认为：在别人经过去伪存真分析判断，作出决策之后，去把它付诸实施，是比较容易的，这近乎陶行知的“行易知难”。设计师与建筑师的区别也许就在这里。
由于敌情我情的不断变化，原来的思路往往被现实所阻断。……周恩来深知，一位统帅，当他纵览全局权衡利弊的时候，他遇到的困惑是很多的。正是平时常说的：举棋难定，首鼠两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周恩来要为战斗战役负责，为全军命运负责，为革命事业的成败负责，甚至要对历史的进步与倒退负责，所以他力争毛泽东留在红军的指挥位置上无疑是真诚的，但是否被人理解或误解，那就只有天知了。
毛泽东离开军事指挥岗位，引起他的空虚和失落感是很自然的。
毛泽东从少年到老年都有一种尚武精神。他在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3卷2期上的《体育之研究》，已经充分表达了这种精神：“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到1929年的“战地黄花分外香”再到1961年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尚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至理名言。
毛泽东远在I971年（24岁），还是湖南长沙公立第一师范四年级学生时。就作过军事指挥的尝试。
那时，在护法战争中，段祺瑞为夺取湖南，于1917年9月派他的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傅到任后即委派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总司令，第二十师范师长为副总司令，向南军发动进攻，南北两军在衡宝一线相持近月，双方互有胜负。11月初，王、范二人企图在混乱中取代傅良佐，傅仓促出走。此时北洋军斗志松懈，南军乘势北进。不断取胜，11月16日，王、范退出长沙，北洋溃军成群结队四处奸淫虏掠，一时间长沙城秩序大乱，第一师范位于长沙南郊，靠近粤汉铁路，为溃军必经之路。校方准备动员全校师生往城东阿弥岭躲避，但任校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却挺身而出，他分析了溃军只顾抢劫不愿战斗的特点，提出依靠学生志愿军留校自卫的主张。
毛泽东组织学生志愿军日夜警卫，并作出严阵以待的模样，使溃军行至校前而不敢入内。当溃军在师范南面猴子石一带惶惶麋集，不知所趋时，毛泽东放弃了保守防御，果决地组织出击。以土枪、长矛、鞭炮，武装起学生志愿军，并取得附近警察分所的支持，在暗夜里突然向溃军分进合围，警察首先以长短武器打响，学生志愿军则呐喊助威，溃军早已如惊弓之鸟，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失魂落魄中，被解除了武装。
有人说，“毛泽东浑身是胆。”有人称他为“毛奇将军”。
叶捷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拿破仑，乔治·华盛顿等风云英杰从《世界英杰传》里站出来，在他面前炫耀他们的奇功险勋。毛泽东写道：“华盛顿经过8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表示出他对开国元戎的尊崇与向往。中国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也都是他祟尚的人物。1964年，他对法国议会代表团说的一句话，很耐人寻味：“虽然罗伯斯庇尔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拿破仑给我的印象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