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可恨的地方实力派”
“娘希匹！该死的家伙！”
蒋介石用拳头擂着何健送来的密报，就像擂着白崇禧的额顶，心中升起不可遏止的怨恨，真想像5年前一样，对桂系地方势力派大张挞伐，杀他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都是一群喂不饱的狼！”他又恶恨恨地骂了一声，然后把何健的报告拧成一团，掷到废纸篓里。
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对蒋介石不啻为一声惊雷，炸碎了他的消灭红军于湘江、潇水之间的美梦。使他尤为愤恨的是，这次计划破产是由于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有意放弃堵截造成的。
11月25日，红军在道县至江华段，全部渡过潇水，分四路纵队向湘江疾进。前锋迫近桂境，李宗仁、白崇禧同时获悉蒋介石的跟追部队薛岳（第二路追剿军）、周浑元（第三路追剿军）约十师之众，在红军后面尾随而来。又闻传言，蒋介石拟利用桂军与共军作战之时，趁机袭取广西。
李宗仁、白宗禧自感面临局面十分严重：既要抵御共军入境，又要防备蒋军入侵。为了避免陷于两面受敌的局面，他们决定放弃堵截红军的计划，将原来已经部署于石塘圩南北地区的阵地放弃，命令四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由石塘圩地区撤退到灌阳、新圩地区，占领侧面阵地，放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用嫁祸于人之法，把祸水引向湘、黔边境，让湘、黔地方部队去对付。而桂军则避红军之精锐击红军之惰归，只采取监视红军，截击红军后卫部队和相机迫剿，以“别人拉网捉鱼”的办法，把苦头让他人去吃，便宜自己来拣，把主要兵力放在抵抗蒋军进入桂境上。
这个企图，蒋介石洞若观火。若是他处在桂军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干，甚至干得比白崇禧更狡猾。
何健对此连连叫苦，并推卸未能完成堵截任务的责任，桂军此举使湘军孤军为战，失去夹击之效。据飞机侦察，说“桂军不是在进击，而是在撤退。……”
蒋介石深感万千努力因此毁于一旦，功败垂成，心痛欲裂，霎时间双瞳充血，怒火满腔，他猛然从安乐椅上跳起，汹涌在胸间的怨恨无处宣泄，身上每一组肌腱都在冲动中簌簌发抖。他的右手本能地一伸，疾电般地握起桌角上的水杯，像掷一颗无柄炸弹似地向墙角上掷去，那暴烈绝情的架势，似要把白崇禧炸个粉碎！
景德镇出产的青花茶杯打在墙壁的柚木护板上。
蒋介石早就对野心大、阴谋多、手段毒的桂系恨之入骨了，但他不得不容忍他们。现在，在历史最为紧要的生死关头，这些该杀的地方势力派，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放虎归山纵龙入海了。
他忽然发现，多年来野心勃勃、殚精竭虑、刻意筹划、梦寐以求的统一中国的目标，原来是一场春梦中的太虚幻境。倏忽间感到疲惫和衰老了许多，又颓然地坐到椅子里，似乎难以承受这一可怕的打击。
“啊！不能同心虏力，还能办成什么大事业呢？”蒋介石慢慢沉静下来，后悔刚才的冲动与失态。“也许是何健推卸扼守湘江不利的责任而诿过他人？白崇禧刚刚报来的战果难道全是假的？即使共军部分地渡过湘江，后果难道就那么严重？不，只不过增加了追剿堵截的时日而已。……”
蒋介石的思路出现了转机，但又有一种比红军西渡更为深刻的忧虑又袭上心头：“我的心腹太少了，我的敌人太多了！如果不能消灭异己，什么事也干不成。”
可恨的异己，可恨的地方实力派：假设李宗仁、白崇禧不撤江防，把共军堵在湘江潇水之间，剿共形势就大不相同。可是蒋介石却忘了还有另外一种假设：如果红军不是战略上失误而及时跟福建革命政府携起手来。那么，他的第五次围剿也许早就告吹了，那么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就大不相同。
假设可以有多种，既可以设想比现实好，也可以设想比现实坏，所以历史只承认现实，不承认假设。
“我生平每一次欢乐总得伴随着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也许就是命运法则。”蒋介石陷入宿命的思考，勾起他似乎已近忘却的许多回忆，然后袭来的是不可名状的内心空虚。
他觉得全身寒冷，打铃要侍卫在壁炉里加柴，并收拾茶杯的碎片，屋子里一片寂静。秋风扫过窗外的梧桐，他听到最后几片黄叶随风飘落的“沙沙”声。
“梧桐叶落秋已终，”冬天已经到了，严寒即将降临大地，他一时想不清这给追剿堵截部队带来的困难多还是给西征的红军带来的困难多。
他叹息了一声，两手捂着眼睛，“上帝佑护我！”他象一个真正的虔诚的基督教徒，祷告了足有3分钟。
然而，基督精神却不能使他摆脱困境，他的灵魂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三民主义，还是希特勒尚未夺取政权时的那句口号对他更有振奋作用：“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于是，他又站起来，着了魔似地在室内来回走动。他不能老停留在刚才产生的那些思绪中。他盼望夫人和端纳快些到南昌来，他需要他们的慰藉与帮助。
此时，他感到无限凄凉和孤独。侍从副官又给他送来许多文电和报告，他心不在焉地接过去，好像无力摆脱压在心头的困扰，当他看到这是追剿军第一兵团的军事报告书时，才如梦方醒似地展开来：
第一部分，是追剿概述：
1月中旬，朱德、毛泽东等率其伪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分为数股离巢西窜，1月2日至3日，窜抵城、热水、太平圩等处，经我陶广师痛击，该匪于十日窜抵宜章。经我王东原、陶广、陈光中各师暨湘东南各保安团，叠次追剿堵截，21日其先头部队窜到县城附近，主力由下灌、四眼桥继续向西急窜。
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一部由兰山出永明，窜抵龙虎关、桂岑、东坡附近。大部约三四万人27日越过四关、窜抵全县附近及文市，已在麻子渡、屏山渡等处，渡过湘江。
11月30日夜，该匪大部，窜集朱兰铺附近，经我李觉师将其击溃，该匪遂以伪第一、五两军团之各一部，人枪近万，在严家、白沙铺、余家之线占领阵地，顽强抵抗。本月（12月）1日，经我李觉师长指挥各部，奋勇攻剿，战至申刻，攻陷匪阵。匪大部向西延方向溃窜。一部被我截断歼灭之。
2日，枪匪两千余，在洛江占领阵地，阻我追剿，当经我李师攻剿击溃，匪向西延方向溃窜。3日晨，伪一军团匪部约两团，又在西瓮绵亘山地，占领阵地，阻我追剿，复经我陶广师五旅及戴团痛击，纷向五排、梅溪口溃窜。
朱毛股匪自全兴间及龙虎关一带被我湘桂军叠予痛击惨败后，该匪遂纷向桂湘边境逃窜。其主力分由靖边堡、长安营及龙胜、古宜西窜，其伪一军团残部人枪数千，经岩寨、木路口、临口、菁芜洲向通道急窜。……
蒋介石不耐烦看下去了，他弄不清其中有多少真情有多少虚报，但他知道肯定有假。
11月20日，《民国日报》曾有这样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龙岩19日电东路军总部接粤报告：匪一军团在延寿悉数被歼灭，林彪被击毙。
蒋介石当即令侍从室去电追查，毫无结果。今忽然又出现一军团数千向通道急窜。地方部队这种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冒功邀赏、弄虚作假、狡言诡行的作风，使他深感军队的腐败。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一时间忧心如焚。
他又把目光投向收复区。他懂得占领虽然不易，征服却更加困难。但他所有的谋划及命令均在报纸上形象地反映出来：
11月13日讯：
蒋委员长以各县匪区次第收复，特令饬省府对于收复区招抚流亡，组织保甲，编查户口，以及救济、卫生各要政，必须同时推进，免匪部队有后顾之忧，而坚协从来归自拔之心。所以匪区官吏，务需随军前进，不准畏缩，并应随时派员考察各收复县区，民间财困尤应广为救济，以利政令推行，省府奉令后，此即分令饬遵云。
蒋介石看完，立即拿起电话，要侍从室主任通知各收复县区，对当地民众大力宣传，并亲自拟定了口号：
“对苏维埃人员一律不杀！”
“凡投诚者一律优待！”
“实行耕者有其田！”
“国军也主张分田地！”
11月30日讯：
行营将赣闽两省划为12个绥靖区（赣八闽四），每区设司令官一人，亦有兼设副司令者。闻各区司令官业已委定：孙连仲、张钫、赵观涛、罗卓英、陈继承、毛炳文、谭道源等主任，李生达等为副司令官。又闻省绥靖公署设吉安，顾主任祝同今（30日）赴吉视察并布置绥靖事务。云
又讯：
顾主任视事后，将在南昌召开全省绥靖会议，电令各区司令参加，俾收集思广益之效，以便确定绥靖具体方案。顾主任日内即由吉安来省主持。
12月3日讯：
蒋委员长令省府督导士绅回籍共勘要政。人才难得已成收复区严重问题，县长对服务地方绅士应加礼遇，并令各部队一体保护。
蒋介石看到这些军令政令，心头总漾起一种忧戚之感，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军令政令没有多少人认真执行。雷声大雨点小，这还算好的，很多事情是阳奉阴违。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已经是国民党官场中的突出特征，腐败的现象。
就在这年的春天（2月19日），他根据《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这里发动“新生活运动”，以拯救堕落了的国魂党魂军魂民魂，提高全民的素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认总会长，由陈立夫、康灈、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任总干事。那时，他宣称“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的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的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而用《管子·牧民》篇的“礼、义、廉、耻”为治国之纲。他的教导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古典式的：“礼义廉耻者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可以根本铲除“赤匪共逆”，实现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预想。
他也以身作则，不吸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可是预想要变成现实并不容易，两年后他不能不哀叹道：“新生活运动创始以来，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这是很可痛心的，很可惭愧的。”
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
但他又不能不自宽自慰：孙先生不能统一中国，袁世凯也不能统一中国，难道就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之人吗？孟轲的话是对的：“如欲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股陡起的使命感使他的精神又为之一振，汉书有云：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我今年尚未衰而志已倦，岂不可耻可悲？
蒋介石披衣走出户外，侍卫立即给他披上大氅，室外寒星闪烁，他瞩目南天，那里是他的发祥地广州。那里有他的黄埔军校，在那里，他誓师北伐。在他意敛心宁的瞩望之中，岁月已经流逝了漫长的3年。
1921年2月6日，蒋介石经孙中山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多次信电邀请并委任援桂中路军总指挥，始从家乡抵达广州，他去的非常勉强。他看到粤军主要将领间不和，自己处境窘困，于2月14日（只住了8天）便不辞而别，回家乡溪口闲居攻读。5月20日孙中山连发两电召请，他又勉强回到广州。5月25日，蒋介石以惦念母病为借口重又返回家乡。6月14日，蒋母王采玉病逝。9月13日，蒋介石又经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许崇智等多次信电相邀，将母装殓完毕，再从家乡回到广州，协助孙中山筹划北伐军事。
第二年（192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扩大军事会议，蒋介石力主光回师讨伐陈炯明。他说：“自古以来，决无奸臣在朝，大将可以立功于外之事。先生如若北伐，必须除陈安内，方可对外行军”。22日晚，他又在三水谒见孙中山，再次进谏，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先安后方而后出征，孙中山急于进行多年筹划的北伐，而未采纳。
蒋介石坚持自己是对的，23日到广州，准备离职回乡。孙中山闻讯到蒋住处挽留，蒋还是在当晚乘船挂冠而去。
6月18日，蒋介石接汪精卫报告陈炯明叛变的电报，证明了蒋介石识人之深，判断之正确。同日，孙中山发来急电：“事紧急盼速来”。那时，蒋介石就感到孙中山在广州虽然僚属众多，集中了当时社会上的许多精英人才，在军事上却唯有他是可以倚重之人了。经过几天的思考与准备，终于在25日离沪赴粤，29日登上永丰舰见孙中山，孙中山授他以海上指挥全权。
那时，他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并肩抗敌40余天，一边与士兵们冲洗甲板，一边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边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后来，孙中山为此书作序备极赞许：“陈逆之变，介石赴，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记殆为实录。”
在孙中山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有谋有勇而能与他共生死的人，广州集中有那么多人才，唯对蒋介石多次连电召请，不惜求远水救近火。可见他对蒋的倚重；那么8个月后（1923年2月18日），委任他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那时候，他对这个职务并不是受宠若惊，倒是迟迟而不到任，孙中山连电催促：“万请速来，勿延。”蒋介石仍不动身。直到4月15日才勉强启程，20日抵广州就职，是年8月16日孙中山派由他任团长的国民党人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进行了3个月考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蒋介石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24日）受孙中山委派为陆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愿赴任，借口经费拮据辞职返乡。2月29日，孙中山发电给蒋介石，电谓：“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来者逾数百人，……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但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信，说孙中山依靠的人多为“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仍不到职。3月21日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时，孙中山仍然任命蒋介石为考试委员长，蒋介石在到职前，由李济深暂代，孙中山依赖蒋氏之深切由此可见。直到4月26日，蒋介石才到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那年他才37岁。……
蒋介石瞩望南天。那时候，他生逢乱世，却如鱼得水，自认为是天赋雄才。在他握有黄埔军校和粤军参谋长之后，审时度势，不再观望，而决定激流勇进。日本振武学校的武士道校风，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日本新泻县高田镇的野炮第十三联队实习时，就充分表现了出来。
1925年2月3日（他任黄埔军校校长正好9个月），他率以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生军组成的精锐师，担任先锋部队，从广州出发，迎击陈炯明的叛军，开始了第一次东征。那时他作为校长，竟能身先士卒与部队一同冲锋陷阵，所以在黄埔军校师生中，他赢得了声望。
北伐，使他获得了荣耀。而上海的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使他的两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血迹，由北伐“英雄”一变而为千古罪人！
可怕的从革命到叛变革命的蜕变，于是，他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踏进了抗俄反共镇压工农的血海。
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起来，他要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宰。这种独裁者的野心。在他看来，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希特勒坐在兰德斯堡监狱里和后来在伯希特斯加登别墅的阳台上，向鲁道夫·赫斯口授他的《我的奋斗》时，所产生的那种使命感：他要建立和统治第三帝国！
既是一个天生残忍的杀手，也是一个天生手执令旗的主帅，这是希特勒的特性。而蒋介石也具备这种特性，但他是中国式的，一切用中国方式表现出来。1933年2月27日，戈林策划焚烧国会大厦，诬陷共产党为纵火犯，实行全国大逮捕；而蒋介石在1926年2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借以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这种手法比希特勒早用了7年。
初冬的夜风送来一阵阵如泣如诉的琴声，这是从侍从副官们的宿舍里传来的，夜的寂静使柔弱的琴声变得清晰。蒋介石驻足静听，那是留声机在播放，……他听不出是什么曲子，但沉郁伤感的的音韵似在诉说情怀隐衷，与目前追剿堵截共军西窜的气氛极不协调。尔后，唱片换了，那是他所熟悉的越剧《庵堂认母》，这出戏使他深深地陷入早年的记忆之中。
蒋介石想起了他的母亲：
祸及贤慈当年顽梗悔已晚
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这是他为母亲所写的墓联。“蒋母墓”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一个侧面。
“蒋母之墓”是孙中山所题。蒋母下葬时，陈果夫、戴季陶、居正等人专程来到溪口吊唁，孙中山为蒋母写了祭文，谭延闿敬录于石碑。孙中山祭文石碑左侧，是吴敬恒所书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奖慰蒋中正同志文》石碑。这时，已经把蒋介石树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了（注）。自此，蒋介石身价倍增，成了国民党的主宰。此后，他所强烈地追求的目标，就是统一中国了。
（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9年3月15日——27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宣布开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国民党党籍，宣布永远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3年，给予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并决定出兵讨伐桂系“护党救国军”，国民党三大确立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但是，这个目标，时常在勃勃野心和心灰意冷中沉浮。自信使他自傲，气馁使他暴躁，沉郁使他失常，忧虑使他乖张。
蒋介石的思绪，在寒冷的夜空里自由飞翔，像个迷途的飞鸟找不到它的窠巢。
二 宋美龄
顶端呈羽冠状的镶有花瓷砖的大壁炉里，有几段木柴在“噼噼啪啪”地燃烧。因为这个客厅太大，又加室外狂风咆哮，仍然使刚刚到达南昌的宋美龄感到寒冷。她脱去镶有雪白柔毛滚边的披风之后，只穿一袭锦绣长袍，虽然风姿卓约体态娴雅轻盈，委实也穿得太少了。这是长久没有住人的宽敞的客厅，温热的炉火反而使室内弥漫着潮气，厚重的窗帘，在室外冰冷的气流冲击下微微颤抖。
她吩咐秘书在壁炉里加柴，几分钟后，室内温度似有所提高。她坐在一张靠壁炉的宽大的长沙发上，腿上裹着毛毯，望着窗外的景物，静默地沉思。
她和最亲密的顾问端纳由南京来南昌之后。才知道红军已经渡过湘江的消息，并且知道了原因。
蒋介石迎接她到住处之后，便去开军事会议去了，她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这种模糊的不安已经具体化为内在的恐惧。
她想起临川（抚州）之夜，忍不住想哭。
那是一年前，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离淞沪抗日战场之后，分批开抵闽西南，参加反共内战，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认识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便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并与中共中央达成军事和边界协定，于1933年11月18日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公开反蒋，11月20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蒋介石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似地骂了一声：“娘希匹，都是该杀的叛徒！”他的面孔由于痛恨引起的痉挛而扭歪了，把眼睛紧闭了一会儿，像是被满腔怒火烧昏了。过了大约20秒钟，他在一阵狂风乍起般的感情激荡之后，抬起头来，用发热病似的两眼盯着宋美龄说：
“我必须先解决他们！不然，我们的五次围剿就完了！……背叛，背叛，可恨的背叛！”蒋介石呼冤叫屈似地发出了一声长叹，而后虚脱了似地颓然坐在沙发上。
“达令（英语为亲爱的），我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宋美龄靠近蒋介石坐下来，把丰润纤巧的手放在丈夫的抖颇的手背上，她心里虽然比丈夫更为焦虑不安，但她不能不克制自己，以便给丈夫以最大的宽慰，“一个十九路军，总不会比冯、阎联军更难对付吧？”
“我担心他们和共匪携起手来！”
蒋介石的担忧立即感染了宋美龄，但她想不出任何主意。
“愿上帝保佑我们！”
蒋介石在短短地几分钟里，完成了由震惊到愤怒，由愤怒到沮丧，由沮丧到自慰，由自慰到权衡的心理过程，他站起来在室内转圈，他的胸中弥漫着炮火硝烟，数不清的军阀混战的场景在他脑屏上映现出来。
窗外狂风呼啸，但不很冷。蒋介石去翻放在紫檀条山几上的台历。这一天是夏历十月初五，明天便是小雪了。他忽然狂烈地翻着台历，而后静止下来，脸上卷过一阵阵凶恶的阴云，初冬的阳光照到拉开的红丝绒窗帘上，呈现出紫血般的沉红。他的因疲倦而憔悴的脸颊深蕴着倨傲和冷酷，似乎在平复无法忍受的创伤。
宋美龄怀着惶恐不安，从背后观察着丈夫的一切细微的变动，她的美丽的眼睛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感情。她把他视为“一代风云英杰”，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人与他匹敌。她把他的一切征战，不管是对新军阀的还是对共产党的，都视为“险功奇勋”！违背家庭的意愿，割舍了原来的恋人，而跟他结合，不正是基于这一点吗？她急切地希望她眼前这个人统一中国，成为中国的主宰。而她，这位16岁就进了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的美丽的女士便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她在后来，给她在美国女同学的信中，描述过这一刻的心情，她写道：
……一想到我国面临的灾难，我心痛万分。旱灾涝灾造成了饥荒，匪徒们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煽动。现在无耻的军阀为满足私欲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宋美龄轻轻她站起来，但她拿不定主意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正在踌躇与惘然间，蒋介石猛然转过身来：
“让圣母玛丽娅祝福我们吧！”他拉着宋美龄的手，走到拉斐尔画的西斯廷圣母像前，默默地画了十字。
“兵贵神速！必须灭火于初燃，我就到抚州去督战。”
“你何必亲临前线？”
“从东征陈炯明起，我就习惯了，越接近前线，看得越清楚。”
“我陪你一起去！”
他们到达抚州（临川），下榻于并不豪华但很便于安全警卫的乡绅庄园。临川城的守备部队是总预备队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由于蒋介石在临川，特别加了小心，日夜不安，亲自出巡，生怕部下玩忽职守，上下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
九十八师二九四旅旅长方靖，乘装甲车去前线视察部队。不知蒋在临川，回旅部时，装甲车驶至临川近郊，夜间与城防部队发生了误会，开始了枪战。
此时，临川虽然离火线尚远，城防部队却认为不是红军突袭，就是自己的部队哗变。
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深夜惊醒披衣而起时，他嘴里喊的就是几个字：“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由于深夜惊起，宋美龄中了风寒，第二天便卧病在床。望着窗外高山峻岭，百感交集。她斜倚在床上，腿上盖着黄色军毯，向秘书口授她的冒险经过，而后寄给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女友。
但是，她的记述，说得很不准确。当时她用英语叙述寄到美国，重新再译成汉语后文笔便失去了流畅，而且跟实际情况也有很大差距了，但也从中看到一部份当时的气氛。
我从我们上一个野战司令部乘舢板走了四天的路程，于本月九日到了吉安。正如你大概知道的那样，在江西打击共匪的战斗中，我一直同我的丈夫一起在江西前线。我率领着救护兵，全心全意地作出努力，指导江西妇女想办法去安慰我们的伤员，使他们高兴。虽然生活很艰苦，同我们的军队一道进一步深入内地，但我还是感到很愉快，因为我身体健康，很有耐力。这样，我能和他在一起，并出些力，如果我在家里坐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要等待很久才能团聚，所以我总是决定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两个星期以上，因为我们的军队突破很快。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在一起，有我们的工作。
……我想到上个月在江西抚州，也就是野战司令部所在地，在打击那里的共匪的战斗中发生的一件事。在深夜里，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发出的数百发“噼噼啪啪”的枪声。出什么事了？我的丈夫急忙叫我穿好衣服，他派了密探去了解情况。在这同时，枪声更紧密、更频繁了。当时严寒刺骨，我冷得直打哆嗦，在黯淡的烛光下，我匆匆穿上衣服，并把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某些文件整理出来，以便在万一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时，就手能拿起这些文件投到火炉里烧掉。接着我拿起左轮手枪坐下来，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听到我的丈夫下令，让我们当时能召集的卫兵组织好警戒线，以便在我们真的被共产党人包围时打出去。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敌人已经绝望，因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彻底消灭敌人已在眼前，所以他们已不顾一切、挺而走险地设法杀害我们；我的丈夫已将我们手下的士兵都送出去打仗去了。只留下一支小小的卫队，因此实际上，我们是经不起攻击的。我的丈夫从不在身边保留许多卫兵，他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可怕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在他身边，他就比较小心一些，但他常常对我说，一个真正的领袖不能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过分关注个人的安危，就会降低军队作战的士气，他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因此上帝定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被打死了，还有什么比战死更荣耀的呢？
……但是再回到抚州，一个小时后得到消息说，守卫城门的哨兵在黑夜里将好几卡车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敌人，于是争吵起来。卡车上的一个人开了枪，激怒了其他一些人，于是守在城墙一带的全体哨兵都向这些被信以为真的敌人开枪还击。引起这次事端的那批人在第三天早上受到了军法处置。我是很痛惜的，但我认为，为了维护纪律，这是必要的。当我们不能肯定这次事件的性质的时候，我毫不感到惊怕。我的脑子里只想到两件事：第一，关于我们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的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第二，万一我自己被俘，我一定要开枪自杀，因为只有一死才能保持清白、体面，也是更可取的一招，因为女人一旦被共匪俘获，便会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侮辱。
在除夕，我和我的丈夫到周围的山上散步，我们见到一棵李树枝头开满了花。真是预示走运的好兆头！……他小心地采摘了几枝，我们回家时已是黄昏，我们点燃了蜡烛，他把采摘的花放在小竹篮里，送给了我。多好的新年礼物！我想从中也许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愿意与他共命运。他具有军人的勇气和诗人的敏感。
这封信转译在美国斯特林·西格雷夫著的《宋家王朝》上。
宋美龄的记述不准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军事知识，也不懂军事术语，当时也无人向委员长的夫人去谈论事情经过真相。显然，她把她丈夫描绘成一个营长了。当时，抚州离火线还在百里之外，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的北路军，拥有最精锐的部队。发生一次误会战斗，绝轮不到蒋介石亲自派出“密探”，行营司令部和侍从室紧紧跟随也用不到蒋介石亲自焚烧文件；更用不着蒋介石把警卫部队都派上前线，只留下一个小卫队供他组织警戒线。而且把装甲车写成卡车。同时，也反映了一向养尊处优的阔小姐和贵夫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至误谈在除夕之时山野里有李树花开。
闯出这场祸来，差一点被枪毙的二九四旅旅长后来的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在85岁时回忆了这段经历，看来比较接近真实。他在《六见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心想，与友军发生冲突，责任已是不小，侍从室的人出现，说明蒋介石在临川，这惊‘驾’的罪过，更是非同小可，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正在我惶惶不安之时，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也称卫队长）宣铁吾找来了，他一见面就吐舌摇头：‘唉呀，老兄你怎么搞的嘛，竟闯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啊！’说着，把军帽摘下来扔在桌子上。虽是数九隆冬天气。他的头顶上却在冒热气。”
“我急得直甩手，‘我做梦哩！要知道委员长在临川，我宁愿绕十万八千里的大弯，决不会从临川经过啊！’”
“宣铁吾一边拭汗一边舒展着双腿，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城里城外来回跑了好几趟了。他告诉我：‘老先生（侍从官们对蒋介石这么称呼）正在视察十三师。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州造反，本来要去浦城督战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请求说：‘十三师官兵都渴望聆听委员长教诲，请委座对部队训了话再走。’所以耽误了一天。却碰巧发生了这件事。刚才你们装甲车上的子弹都飞到城里来了，老先生以为兵变，蒋夫人直叫快把手枪给她。如果是兵变，她就自杀，决不受辱。唉呀：这祸闯大了。’……”
“我听了惊得跌坐在椅子上，半响才说出话来：‘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怎么打起来的。装甲车驶至七里岗，突然遭到袭击，士兵们说有土匪，有土匪能不打吗？’宣铁吾拍着大腿说：‘唉，那是新开到的保定补充旅啊，他们说哨兵命令你们停车，你们不停，他们才开枪。’”
“我气得跳起来说：‘天晓得，我们在封闭的装甲车内，马达的响声又那么大，而且在夜间，哪里听得见看得清呢？……”
由于方靖是黄埔军校四期生，在蒋介石面前喊了几声“校长，校长，学生有下情报告，”才免了死罪交军法处惩办，由于顾祝同和陈诚力保，先撤职查办以示惩戒，而后再官复原职。
宋美龄坐在沙发椅上，面对熊熊炉火，对于临川之夜的回忆，在脑海里映现了几个片段就闪过去了。蒋介石那惨痛而怨恨的喊声，却在她耳畔震响不止：
“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宋美龄不懂军事，却知道红军渡过了湘江，都是各地方实力派“自保图存”不为党国（也就是蒋介石）尽力的结果，这不是一种更隐晦更深刻的“背叛”吗？
她安静地坐着，只觉得心烦意乱，心房凄楚得发胀。她仰望着西斯廷圣母像，深感灵魂的孤独和寂寞。
恬静、纯洁、优雅、尊严、安详、美丽的圣母在光耀明丽的天空中，从拉开的天幕间清晰地走向人间，她迈着轻盈坚定的脚步踏在温柔的彩云上。她的美丽的面容表现出巨大的内在力量。既表现了对婴孩的抚爱，同时又带有几分对婴儿未来命运的担优。
有一次，蒋介石问她：为什么叫西斯廷圣母？那个身着沉重法衣的老头是谁？那右下方虔诚沉默的女人又是谁？
她带着精通基督教会的骄矜解释说：文艺复兴时代，许多艺术大师都画过很多圣母像：达芬奇画过贝努瓦圣母和岩间圣母；拉斐尔画过德拉·赛吉圣母、格兰杜卡圣母。可是。以他的西斯廷圣母最为杰出，因为这幅圣母像是挂在意大利一个叫皮推琴察小城的西斯廷教堂里。如果叫西斯廷教堂里的圣母像就明白了。那个用手指着人间大地的老头叫西克斯特，那个虔诚的女人叫圣瓦尔瓦拉，圣母怀中的婴儿用好奇的天真无邪的眼睛瞩望着陌生的人间。
现在，圣母脸上那不屈不挠的坚强神情和对上帝所创造的功绩的伟大的感知，对宋美龄的郁闷难抒的心情丝毫不起作用。她忽然想起，应该叫端纳来聊天。
三、国事顾问端纳
端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因为他此时已经年逾60，宋美龄与其私人相处甚洽而不引起疑忌。她视端纳如兄长，熟切地叫他“端”。在庆祝端纳60寿辰举行的家宴上，宋美龄送给端纳四句评语：
坦诚温良，知识深广
谦然自守，不求显扬。
端纳性格温和如水，为人淡泊，他曾自己宣称：“我视名利如浮云。”
在宋美龄看来，端纳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坦直诚笃，可以与他推心置腹把袂共语，视为投契的良朋益友。
端纳，澳大利亚人，祖籍英格兰（许多史料说他是英国人），1902年到香港，在《中国邮报》任职8年，升任为经理。1905年兼任《纽约捷报》驻港通讯员及《远东》杂志主笔，那年他才31岁。其间曾任两广总督张人俊的名誉顾问。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1911年至1919年先后任上海《远东时报》编辑、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他的深邃的眼睛，无时不在审视神州时局的兴衰更替，无时不在观察华夏上空的风云变幻。
英国，需要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战略性的见解。
他以记者的敏锐嗅觉，1915年最先发表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文，1920年起担任北京政府顾问。1928年后任张学良的私人顾问，陪同张少帅游历了欧洲六国。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把他从张学良手里强行要了过来。
端纳对蒋介石政权所存在的问题是直言不讳的。他曾指责宋美龄从不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他指责蒋介石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微。
在他看来，蒋介石只熟悉军阀，在对付军阀方面和管理自己的军队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完全依靠下属向他汇报情况，自己呆在自已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这是很危险的。
端纳还认为，毛泽东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和愿望，并相信农民的潜力，取得了农民的支持。
在端纳看来，孙中山虽然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他不了解军阀，所以在依靠军阀时，老吃军阀的亏。蒋介石则不同，他熟悉军阀并打败他们，但不等于征服他们，这些各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仍各自为政，独霸一域，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阳奉阴违、明顶暗抗，伺机谋叛。蒋介石的不完全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
毛泽东则不同，他深深地扎根在农民之中。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便是深厚的立国根基。不用说有了共产主义的引导，即使在没有共产党领导，历代的农民暴动照样能推翻许多封建王朝。
所以，端纳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宋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狭隘，建议他们到各省去看一看。
蒋介石开始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只要把握了军权政权，就能统治天下。端纳坦直地与他争辩说：
“委员长如果不像毛泽东一样同样了解他的人民，并取得人民的支持，那么他是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反共运动的，更不能指望统一全国。”
端纳的理由是充分的，许多外国的所谓“中国通”，想不通掌握了上百万装备精良并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蒋介石，为什么在一、二、三、四次围剿中，竟然被装备、数量、训练等均处劣势的“共匪”所打败。
端纳却懂得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向宋美龄讲过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还讲过“阿喀琉斯的脚踵”。
熟读圣经的宋美龄当然知道这两个神话故事的含意：安泰的长处是他紧贴着母亲大地便有着无穷无尽不可战胜的力量。而阿喀琉斯的脚因为没有在溟河水中浸过，所以最易受到伤害。
端纳终于说服了宋美龄，而后又说服了蒋介石。所以蒋介石也想做安泰，也想像阿喀琉斯那样，到溟河里去浸一浸，以使自己力大无穷而又不被刀剑所伤。他带上宋美龄出发了，作了一次大西北之行。外国人认为这次旅行不仅是长途的而且是危险的。
但是，蒋介石毕竟不是来自人民的“安泰”，他也绝不会在溟河中浸湿自己的鞋，反人民的人要依靠人民，那不等于炉中求冰、缘木求鱼吗？非不愿也是不能也。
魏征云：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长途旅行，并不是深入人民，更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端纳这样记述了蒋介石“深入”人民的故事：
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他们遇到了一个人将国旗当作围裙围在臀部。那个人见到这些陌生人怒不可遏的样子很惊讶，他平静地解释道，他是个屠夫，碰巧这块布正好就在手边，而且又是红底的，血溅上去也不大显。蒋大发脾气，示意将此人就地立即处以绞刑。端纳插嘴说；绞死一个屠夫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发一通脾气只能收到局部的效果，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这个屠夫的无知不能怪他本人，而要怪政府，……蒋看到了要害，因此便发布命令。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和晚上，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军人、官员和各组织机构，围在旗杆周围，向代表中国的象征敬礼。
蒋介石和宋美龄根本不可能理解人民，既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共同的感情，但宋美龄所到之处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教士吸引到自己身边。
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评价宋美龄：“宋美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却引起外国人的极大注意。不管她走到哪里。她就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已经是上海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现在，她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她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集合到自己身边。传教士们只要能对朝廷扩大影响，自然是很高兴的，不管如何虚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成是基督教的旗手。……美龄之所以像魔术似地变成一位地道的宣传家，是出于端纳这位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干涉者的建议……”
端纳在5分钟之内，便来到了宋美龄的客厅，他穿着一身精工裁制的花呢西装，一头不算茂密的灰白色的卷发，两道浓眉下，一双深陷的褐色的眼睛显得和善而机警。他第一眼就看出宋美龄满脸哀伤和愁思，这是难以测度的深沉的忧戚。
这位深谙心理学的枢密顾问，并不给宋美龄以廉价的同情和宽慰，那会使她产生不真实感。他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回忆：
“这是胜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军渡过湘江，终是漏网之鱼，元气大伤，委员长已经饬令各方部队堵追围剿，以使共军不可能落地生根，只是增加了追剿的时日，多付一些代价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