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上帝，他们不小心把炸弹掉到了地上，波莉突然想到，丹沃斯先生记错了移除炸弹花费的时间，万一他连炸弹引没引爆都记错了呢？
但如果哑弹爆炸了，大教堂就会倒塌，那12月29日晚上就没有必要费尽力气去拯救它，也就没有那些它立于硝烟之中，鼓舞士气的照片了，作为英国决心抵抗、拒绝投降的象征，大轰炸和整场战争也将会变得截然不同。
所有这些想法如电光火石般在波莉的脑海中闪现，她看向那个洞，意识到响声并非来自那里。工人们仍然一寸一寸地降下绳索，密切观察着。她回头看向门廊，一名男子穿着黑色长袍，戴着一顶钢盔，从一根柱子后面出现，匆匆穿过门廊朝洞口走去，手里还拿着一根撬棍。
那边应该还有一扇门，就在柱子后面，刚才听到的响声就是用撬棍开门的声音，她猜想。等到神职人员走到门廊尽头开始下台阶，她立刻蹑手蹑脚地从门口探出头来打望，密切关注着那群男人。没有人抬头，牧师正把撬棍交给一名消防员。
是的，那有一扇门，比大门小，显然没有上锁，但里面可能还有人，如果他们抓到她，她该说什么，说她不知何故没有注意到路障，也没注意到消防泵和弹坑？如果她被逮捕……但她已经近在咫尺了，波莉开始小心翼翼地穿过院子。
“停！”有人喊道，波莉呆住了，但他们没有看她，正专注地盯着弹坑。工人们已经不再往下放绳索了，一名消防员单膝跪地，双手拢着嘴巴，大声喊道：“试试左边。”
是炸弹卡住了，波莉猜想。她冲过院子，走上宽阔的台阶，穿过门廊，猛地将门一拉。门很沉重，有一刹那她还以为门是锁着的。不过很快门就开了，她走进去，轻轻放手，门在她身后缓缓关上了。
她所在之处是一个黑暗狭窄的前厅。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倾听着，唯一听得见的声音就是大型建筑独有的嗡嗡声。她偷偷摸摸地走出前厅进入侧廊，向外看了看中殿。一个木制的接待桌立在那里，旁边没有人，北面的过道里也没有人。波莉走进教堂中殿，便已经气喘吁吁了。
丹沃斯先生曾经说过圣保罗是独一无二的，波莉看过录像带和照片，但是都完全没能展现出教堂有多美，或者有多大。她以为会是一座通道狭窄的哥特式教堂，但这里既宽敞又通风。从教堂的中殿延伸出一连串圆形拱门，由巨大的方形石柱支撑，远景一一呈现——穹顶、唱诗班席、圣坛、祭坛，所有这些都闪着醇厚温暖的金色光芒，流转于金色的曲顶，装有金色栏杆的廊台，镀金的马赛克和淡金色的石头之间，连空气都晕染得一片金黄。
“太美了。”波莉喃喃道，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它的毁坏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她想，只为了完成一次恐怖袭击？一个男人在2035年9月的一个早晨走进大教堂，杀死了数万人，同时也摧毁了这里。
不过，圣保罗直到那时才被摧毁，正是因为眼下埋在地下的这枚炸弹没有爆炸，希特勒和他的空军也没能把它炸掉或烧毁。当然，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她一边想着，一边走上中殿，脚步声在空旷的大厅回荡。
德军朝屋顶投放了数百个燃烧弹，更别说希特勒从西线发射过来的V-1和V-2导弹了。
但圣保罗早有准备。每个柱子旁边都有水桶，墙边每隔一段就堆着沙镐和沙桶，旁边还有一圈圈麻绳。29日晚上，几十个燃烧弹落到屋顶，总水管也出了故障，这些水桶和挥舞着它们的志愿者们成了阻挡教堂走向毁灭的唯一屏障。
波莉听到远处传来的关门声，她迅速躲到了南侧廊的一个方形石柱后面，但之后就没有动静了，出于谨慎，她又待了一分钟才走出来。
如果她想看丹沃斯先生提到过的所有东西，那动作最好快点，她随时都可能被赶出去。她并不清楚回音廊或纳尔逊勋爵的墓地在哪里。墓穴应该是在地下室，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走，但丹沃斯先生说过，《世界之光》是他第一次来圣保罗看见的第一件艺术品，这说明它应该在某个走廊里，如果它还在这里的话。墙上留有几处浅色的方格，明显是以前挂过画的地方。
不，《世界之光》就在这儿，就在去南侧廊过道中间的一个耳堂里，跟丹沃斯先生描述的一模一样。基督身穿一件白色长袍，戴着一顶荆棘冠冕，笼罩在深蓝色的暮色中。他站在森林中间，不耐烦地等待在木门外，一手持灯笼，一手举起来敲门。就像丹沃斯先生在揣测我为什么还没回去报到的神情，波莉想，难怪他那么喜欢这幅画。
但波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画比她预期的要小，并且呆板陈旧，她又仔细看了一遍，这次基督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不耐烦了，只是不确定有没有人应门而已。多半如此，这扇门显然几年都没打开过，门上缠满了常春藤，门槛上长满了杂草。“如果我是你，我就放弃了。”波莉喃喃道。
“你说什么，小姐？”近旁一个声音响起，吓得她往后跳了一尺。这是一位身着黑色西装和马甲的老人。“我不是故意吓唬你的，”他说，“但是我看到你在看这幅画，而且——我不知道他们又开放了教堂。”
她很想说是防爆队员或穿教士服的男人放她进来的，但万一他决定去核实呢。“哦，之前关门了吗？”
“哦，天，是的，从星期四开始的，我们西端有一枚没爆炸的炸弹，好一阵子了，他们刚刚才把它拿出来。煤气总管着火，径直朝炸弹烧过去，如果烧着了炸弹，我们大家，还有圣保罗，都会被炸飞。看到那个可怕的东西被运走，我一辈子都没这么高兴过。不过，马修斯主教决定重开教堂让我很吃惊。我以为要一直关到他们重新检查了煤气总管才会开门。是谁让你……”
“真高兴他们决定开门，”波莉赶紧说，“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来伦敦务必要看圣保罗大教堂，尤其是《世界之光》，我很庆幸我来了，它真的很美。”
“恐怕这只是一幅复制品，真迹和大教堂的其他文物一起送去威尔士了，但我们觉得没有它教堂就不成其为圣保罗了。上一次战争它就一直挂在这里，这场战争我们觉得它的存在更加意义重大。尤其现在灯火管制，整个欧洲的灯光都熄灭了，希特勒在全世界散播他龌龊的黑暗烙印。这幅画提醒我们，至少有一盏灯永远不会熄灭。”他审慎地看着画，“我担心这幅复制品不够好，它比真迹小，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不过有总比没有好，看这画里的光线是如何逐渐暗淡的，还有画家如何在基督的脸部同时呈现出来如此多的情绪：耐心、悲伤和希望。”
还有放弃，波莉想。“这扇门通向哪儿？”她问，“从画中看不出来。”
老人对波莉微微一笑，好像在教一个聪明的学生。“确实，你注意到画里的门没有把手，因为它只能从里面打开，就像心门一样。这就是这幅画的美妙之处，每次看我都会有不同的领悟。我们喜欢把它称为我们‘画框中的布道’，虽然画框也被带到了威尔士——一件可爱的镀金木制品，上面还刻有这幅画描绘的《圣经》经文。”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波莉引用道。
老人点点头，微笑更甚。“‘任何人听到声音来为我打开门，我都会赐福于他。’画家的墓就在地下室中。”
还有纳尔逊勋爵的。“我真想看看。”波莉说。
“恐怕地下室不对游客开放，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参观教堂的其他部分。”
如果马修斯主教不跑来宣称教堂仍然关着门，质问我在这里的目的的话，她心想。“我很想，如果不麻烦的话，先生？”
“汉弗莱斯，我是司事，一点都不麻烦，我经常当向导。”他带波莉回到过道，然后走到正门，估计他平时都是从那儿开始介绍的。“这是西大门，只在举办重要仪式时才开放，在其他日子，我们就用两边的小门。”他介绍道。波莉看到北面过道里还有一扇门，跟她进来时走的门是一对。“壁柱是波特兰石。”他继续说道，手拍了拍方形石柱，“我们所站的地板……”
也将是未来圣保罗救火队的纪念石碑之所在，波莉想，志愿者们“托天之佑，拯救本教堂于大火”，而且这是精确定位炸弹爆炸后唯一残留的东西。
“是由卡拉拉大理石制成的黑白棋盘图案。”汉弗莱斯先生说，“从这里可以看全整个大教堂纵深面，按照十字形建造，在你右边的是……”他走到南侧廊的临时木制隔断处，“螺旋形楼梯，是由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如你所见，现在用木板围住了，不过到底要怎么处理还没有最终决定。”
“怎么处理？”
“是的，你看，楼梯为通往教堂这边的屋顶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但同时又非常脆弱，而且不可替代。如果燃烧弹落在图书馆的屋顶或塔楼上……真的是不堪设想，来这里。”他走过南侧廊，到了一扇铁格栅旁。“这是存放圣迈克尔和圣乔治骑士团勋章的小教堂和木制祈祷座。不幸的是，平常悬挂在上面的横幅都被拿去妥善保管了。
17世纪的小天使也拿走了，还有教堂中殿的吊灯和南侧廊大部分的纪念物。
“有些太重，无法移动，我们就把沙袋放在四周。”汉弗莱斯先生说道，带着波莉经过一处楼梯，楼梯拉着索链，一张布告上写着：“通往回音廊，谢绝参观。”
回音廊就到此为止了，波莉想，司事带着她进入了穹顶下宽阔的中心交叉口，在那里还有另一处锁住的楼梯。“这是耳堂，它构成了大教堂十字形的翼部。”老人带波莉进去，给她看了纳尔逊勋爵的纪念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碑遮挡起来的一堆沙袋，以及其他几堆挡住了罗伯特·斯科特船长、豪将军和约瑟夫·透纳雕像的沙袋。“南耳堂最有意思的是格林宁·吉本斯雕刻的橡木门框，不幸的是……”
“已经被拿走妥善保管了。”波莉低声说道，跟着他进入唱诗班席和半圆形后殿。汉弗莱斯先生指出了管风琴所在的位置（已经为了妥善保管而被移走），约翰·多恩的雕像所在的位置（由沙袋包裹存放于地下室），以及高坛和彩色玻璃窗。
“到目前为止，我们非常幸运。”汉弗莱斯先生指着它们说道，“窗户太大，没法用板子封住，但至今一扇都还没有损坏。”
会的，波莉想，到战争结束前，它们全都会被炸得粉碎。最后一扇因为一枚落在附近的V-2导弹而掉落。
汉弗莱斯先生带着她穿过唱诗班席往回走，他指着靠墙排列的水桶和手摇泵说：“我们最担心的是火灾，教堂底层结构是木头，只要其中一个屋顶发生火灾，铅就会流入石头之间的裂缝，然后整个教堂就会像第一次着火那样毁于一旦。它在伦敦大火期间被彻底摧毁，当时伦敦的这片区域全都被毁了。”
三个月后，历史将会重演，波莉想。她猜测着汉弗莱斯先生是不是救火队的一员。他看起来年龄太大了，但话又说回来，大轰炸已然成了一场老人、女店员以及中年妇女的战场。
“但我们不会让这种事情重演的，”老人继续说，“我们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密切注意屋顶上的燃烧弹，我今天晚上值班。”
“那么我真不该麻烦您，”波莉说，“我该走了。”
“不，不，等我给你看了我最喜欢的纪念碑再走。”汉弗莱斯先生说完，把她拖到了北耳堂，让她看了科林斯式的圆柱和北门廊的橡木门。“这是罗伯特·福克纳船长的纪念碑。”他骄傲地指着一堆沙袋说，“他的船损坏严重，损失了大部分的索具，火力全无，‘拉皮克号’在它侧面，福克纳船长英勇地抓住它的船首斜桅，将两艘船紧紧地捆在了一起，然后用‘拉皮克号’的武器对其他西班牙舰船开火。他的英勇行为让英国赢得了那场战斗，不幸的是，他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成就，他刚将两艘船绑在一起就中弹了，子弹穿心而过。”老人悲伤地摇了摇头，“真正的英雄啊！”
我得把他的故事告诉迈克尔·戴维斯，波莉想，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计划的是星期四出发，这意味着他正待在多佛，观察撤离活动，但距今已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他从多佛一回去就会立刻动身前往珍珠港，那是他的下一个任务，对这里而言，是一年多以后才会发生的事了。
“哦，真可惜，你看不到纪念碑，”汉弗莱斯先生说，“等战争结束后你务必回来，看看圣保罗应有的风采。等等，我刚想到个办法。”他说，又把波莉带回了中殿。
教堂已经失去了它金色的光芒，看起来黑幽幽、阴森森的，两边的侧廊已经隐在阴影中。波莉偷偷看了一眼手表，四点过了，她没有注意到时间已经这么晚了。
汉弗莱斯先生把她带到接待处。桌子上有一些小册子，一个箱子，上面写着“扫雷舰基金捐赠处”，还有一个木架，装满了明信片。“我想我们可能有福克纳船长纪念碑的照片。”他说完便开始在照片中翻找，照片里有回音廊、管风琴，还有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三层怪建筑，一定是惠灵顿的纪念碑了。“哦，天哪，似乎一张也没有，真可惜！战争结束后，你务必要回来看看。”
侧门哐当一声，一名尖脸的年轻人走进来，他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戴着铁皮头盔和防毒面具。“他们终于把炸弹拿出来了，对吧，汉弗莱斯先生？”他问司事。
司事点了点头。“你到早了点，兰比，你要到六点半才值班吧？”
“我想看一下高坛顶上的水泵，一直有点问题。你有法衣室的钥匙吗？”
“有，”汉弗莱斯先生说，“我马上就过去。”
“打扰您工作了，”波莉说，“谢谢您带我参观大教堂。”
“哦，但你还不能走。我还有最后一样东西要给你看。”他说，领波莉到了南侧廊。
毫无疑问，又是一堆沙袋，波莉一边心里想着，一边跟上。但事实并非如此，汉弗莱斯先生把她带回到《世界之光》前，这幅画现在在黑暗中只能依稀可见。“你看到了吗，光线黯淡之后，灯笼就好像在发光？”
的确如此。温暖的橙色光芒从灯笼里散发出来，照亮了基督的长袍、门，以及周围生长的杂草。“你知道马修斯主教看到这光亮时所说的话吗？他说，灯火管制期间最好不要让空袭预警员逮到主拿着灯笼。”汉弗莱斯先生笑着说，“主教总是很幽默，尤其在这样的时刻，更是大有帮助。”
门再次打开，另一名防火员进来，急匆匆地走到教堂中殿。“汉弗莱斯！”兰比在耳房喊道。
“恐怕我得离开了，”汉弗莱斯先生说，“如果你想留下来，再看看……”
“不了，我也该回家了。”
他点了点头。“如果可以的话，天黑之后尽量不要出门。”他说道，然后急匆匆地朝兰比跑去。
老人是对的。肯辛顿离这儿还有好远一段路，回去前波莉必须找个开门的地儿吃点东西，她不可能空着肚子再熬一夜。今晚的袭击于六点五十四分开始，她必须走了。
但她又停留了几分钟看画。在昏暗的灯光下，基督的脸不再是无聊的神情，而是恐惧，周围的树林不仅漆黑一片，而且危机四伏。如果可以的话，天黑之后尽量不要出门，波莉心想。然后，她看着锁着的门，心中猜测，这门后面会不会也有一间防空避难所呢？
英国传说，没了乌鸦，伦敦塔就会崩塌；没了伦敦塔，英格兰就会灭亡。
伦敦西区的一条重要街道，得名于第7任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南北走向，始于皮卡迪利广场，止于新牛津街。
伦敦的剧院区。
英国伦敦著名广场，坐落在伦敦市中心，为纪念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而修建，广场中央耸立着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纪念碑和铜像，下方有四只威武的雄狮塑像。
伦敦街道名，曾为许多重要报社的办公地，常用来指英国报界。
伦敦 1945年5月7日
如果这是真的，不是很好吗？
伦敦人/1945年5月7日
三个女孩拐进了通向地铁站的路，只见路上空无一人。“万一空欢喜一场，战争其实还没有结束呢？”佩姬问。
“别傻了，”里尔登说，“广播说了的。”
“那大家都到哪儿去了？”
“在里面，”里尔登说，“走吧。”然后沿着街道往前走去。
佩姬转向第三个女孩说：“道格拉斯，你觉得会不会又是空欢喜一场？”
“不会的。”道格拉斯回答。
“快来吧，”里尔登说，并催促她们快点，“我们要错过所有的趣事啦。”
但等她们进了车站，仍是空无一人。“他们在下面的站台上。”里尔登说着，推开了木制的闸口，站台上依旧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都已经在伦敦了，要不是因为温赖特上校的痛风的话，我们也一样。为什么他的大脚趾不能等到下个星期才发炎呢？说到这个，”里尔登愉快地笑起来，“我们再也不用忍受温赖特上校了。”
“除非战争还没结束，”佩姬说，“还记得上个星期，西汉姆联队打电话说多德将军告诉他们一切都结束了。如果这次只是虚惊一场，我们不只显得白痴十足，恐怕还会上新闻呢。我们真该给伦敦总部打电话核实一下的。”
里尔登说：“那会让我们耽搁得更晚，何况我们已经错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但如果战争还没结束……”佩姬略有迟疑地说，“也许现在就该给他们打个电话，然后再……”
“那我们就会错过地铁，还有战争的结束。”里尔登说，低头去看地铁驶来方向的铁轨。
“到八点了吗，道格拉斯？”
“准确地说，现在是八点二十八分。”道格拉斯回答。她们站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她观看庆典的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地铁进站了。“别担心，来吧。”里尔登说。
佩姬转向道格拉斯问道：“道格拉斯，你怎么看？”
“这不是假消息。”她说，“德国人投降了，战争结束了，我们赢了。”
你无法想象我有多确定，她心想。虽然她研究充分，但还是有一件事出乎她的意料，那就是，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今天就是欧洲胜利日，或者说，欧洲胜利日前夕。丘吉尔和国王的演讲，圣保罗教堂的感恩节仪式，都在这天。纠正一下，要到明天才会开始，但庆祝活动从今天已经开始了，晚会将持续一整晚。
“道格拉斯很确定，”里尔登说，“我也确定，战争结束了。现在，上车吧。”她抓住佩姬的胳膊，把她推上了车厢。车厢里也是空的，但佩姬似乎没有注意，她看着车厢壁上的地铁线路图。“你觉得到了以后我们该去哪里？皮卡迪利广场？”
“不，去海德公园，”里尔登说，“或者圣保罗。”
“你觉得人们会在哪里，道格拉斯？”佩姬问。
都可以，她心想，还有莱斯特广场、国会广场、白厅以及它们之间的每条街道。“这种情况人们一般会去特拉法尔加广场之类的地方吧。”她一边说，一边在心里盘算哪个地方到传送点最方便。
“哪种情况？”佩姬问，显然她认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
也许她是对的，她想。“我是说，过去在军事胜利之后人们一般会聚在那里——特拉法尔加战役和梅富根城战役，等等。”
“这次可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里尔登说，“也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如果是真的话。”佩姬说，地铁正驶入下一站，她们向窗外望去，同样空无一人。“哦，天哪，一定是假消息了，道格拉斯。”
“不，不是。”道格拉斯坚定地说，尽管心里也开始打鼓。历史记载说，三点钟，德国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来，庆祝胜利的活动便开始了。会不会弄错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佩姬一样半信半疑？过去的两个星期里，假消息不断，每个人都变得紧张兮兮的。
这也不是历史记载第一次出错或不完整了。但是，“欧洲胜利日”的记录非常翔实，按说现在人们就应该涌上地铁，挥舞着英国国旗，唱着《当全世界的灯再次亮起》了啊。
“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佩姬问，“那大家都到哪儿去了？”
“下一站。”里尔登平静地说。
她说得对。当车门打开时，一大群人涌上了她们的车厢。他们挥舞着旗帜，闹闹哄哄的，两位年长的绅士还高声唱着国歌《上帝保佑吾王》。
“现在你总该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了吧？”她和里尔登问道，佩姬兴奋地点头。
更多的人继续涌上来。一个小男孩紧紧抓住母亲的手问道：“我们是要去避难所吗？”母亲回答“不是”，然后好像突然反应过来说，“我们再也不用去避难所了。”
人们还在往上挤，把三个女孩一路挤到了车厢尽头，困在那里动弹不得。许多人身穿制服，一些人脖子上挂着红、白、蓝三色的绉纸，其中还有两名穿着地方民兵制服的中年男子，手里挥舞着一份《晚报》和两瓶香槟，报纸标题上写着“结束了”。
列车员从人群中挤过来，厉声说道：“地铁不准携带酒精饮料。”
“你什么意思，伙计？”其中一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战争结束了！”
“等等！”另一个说着，把酒瓶递给列车员。“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还有王后！”紧接着他又抓过朋友手里的酒瓶，塞到列车员的另一只手里。他亲密地搭着列车员的肩，“你不如和我们一起去王宫，当着他们的面敬酒？”
“我们也应该去那儿，”里尔登说，“去白金汉宫。”
“哦，是的，”佩姬兴奋地说，“你觉得我们真的能见到陛下吗，道格拉斯？”
要到明天，道格拉斯心想，王室才会出现在阳台上，至少八次，向人群挥手致意。
“你觉得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罗丝公主会和他们一起吗？”佩姬问。
公主们不仅会和他们一起，而且还一度混在人群中，跟人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呼喊：“我们需要国王！”但道格拉斯现在不能告诉同伴这些。“我想应该会。”她望着车门答道。那里的人还在往上挤，如果每站都要用这么长的时间上人，那得花上一整夜的时间才能到达了。
我已经错过了开始，她想，英国皇家空军在伦敦上空进行的庆功表演，还有整个伦敦的灯一一点亮的场景。如果回程地铁也会晚点这么久的话，她就得提早离开才能准时到达传送点，这样的话，她连结尾也会错过。
地铁终于停了，佩姬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公主们。“我一直想看看她们。你觉得她们会穿制服吗？”
“她们穿什么不重要，”里尔登说，这时地铁又停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人挤上车厢，继续把她们往车厢里面推。“我们可能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不过也没那么糟，道格拉斯，你看那个刚刚上来的中尉！是不是很帅？”
“哪里？”佩姬问，踮起脚尖四处张望。
“你干吗呢？”里尔登问，“你已经收了一个，别太贪心了。”
“我就看看而已。”佩姬说。
“你不准看，你已经订婚了。”里尔登说，“他今晚会来吗？”
“不会，他前天晚上打电话来，说他至少要离开一个星期。”佩姬说。
“但那是之前，”里尔登说，“现在战争结束了啊！哦，天哪，又有人上车！我们要被挤爆了！”
“我们必须在下一站下车，”佩姬说，“我快窒息了。”
她们点点头，地铁又停了下来，一个戴着铁皮头盔和空袭预警员臂章的大个子开始向门口挤去，她们紧跟在他身后，从一群水手、海军妇女服务队员、工人和十几岁的女孩中往外挤。
“我看不出这是哪个车站。”里尔登说，地铁正在减速。
“无所谓，”佩姬说，“只要下车，我被挤扁了，我觉得自己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
里尔登点了点头，弯下腰向窗外看去。“哦，太好了，是查令十字站，”她说，“看来我们终究还是要去特拉法尔加广场，道格拉斯。”
门开了。“跟我来，姑娘们！”她兴高采烈地喊道，“小心空隙！”然后急匆匆下了车，佩姬也下了车，喊道：“出来了吗，道格拉斯？”
“来了。”道格拉斯回答，试图从一个地方民兵旁边挤过去，这人已经开始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歌《遥遥长路到蒂珀雷里》了。“对不起，我到站了，必须在这里下车。”她说，但他们寸步不移。
“道格拉斯！快点！”里尔登和佩姬在站台上大喊，“地铁要开走了。”
“求你了，”道格拉斯喊道，“我得过去。”但车门已经开始关闭。
英国人和布尔人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布尔战争中最为著名的一役。
拜克伯里，沃里克郡 1940年5月
说来惭愧，我跟我孙子说这些病都是德国人闹的。
温斯顿·丘吉尔/在其孙子患麻疹时如是说。
宾妮和其他疏散儿童听到被隔离的消息后，顿时变得狂躁不安，这让艾琳在孩子们的晚餐还没吃到一半时就想逃到传送点去。“我以前得麻疹时被禁足了一个月，”爱丽丝说，“罗丝和我不能去外面玩，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不会被永远隔离吧，艾琳？”宾妮问。
“不，当然不会。”麻疹只会持续几天，所以才称为三天麻疹。爱丽丝一定是弄错了。晚上斯图尔特医生回来了，艾琳问医生隔离期有多长。“这要看有多少孩子染上。如果只有阿尔夫一个，虽然不太可能，在他的皮疹消失两个星期后就可以结束隔离，所以需要三四个星期。”
“三四个星期？但只持续三天啊。”
“你说的是德国麻疹。这些是红麻疹，便是出了疹子，也还要持续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
“那疹子还要多久才能发出来？”
“三天到一个星期，我见过有些持续了八天之久的。”
她很了解阿尔夫，这孩子肯定会在所有方面都很难缠。一个星期加八天再加上两个星期，这里的人会被隔离一个月，如果没有其他人染上的话。显然艾琳等不到隔离结束，她现在就得走。她猜测着1940年打破隔离的惩罚是什么，在瘟疫流行期间，肯定会极其惊人，但儿童疾病又是另一码事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她还是等到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吧。塞缪尔斯在门房的椅子上鼾声如雷，椅子是他从大门口拖过来的。艾琳踮着脚尖从通往厨房的后楼梯走下来。门是锁着的，晨室的玻璃门，图书馆和餐厅的窗户，通往台球室的侧门，也都统统锁上了。
“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第二天早上，她当面问塞缪尔斯时他说，“而且只能在我的口袋里。如果霍多宾小鬼像霍迪尼一样厉害，那就来吧。我不会让他们把麻疹传染给整个地区的，如果他真得了麻疹的话。我觉得他是在装模作样，这样就可以不用上学了。”
艾琳挺同意塞缪尔斯的看法的。阿尔夫不仅把艾琳为他准备的早餐肉汤都喝光了，而且还要了更多的来吃。等艾琳上去收托盘时，乌娜说阿尔夫在自己的床上蹦蹦跳跳，问艾琳怎么让这孩子停下来。牧师来的时候，告诉艾琳（因为塞缪尔斯不准任何人进来，所以牧师只能隔着厨房门大声喊），学校里没有其他人染上。
艾琳刚端起午餐餐盘，就发现阿尔夫正从宴会厅的门里探出头来，向吉米和雷格掷湿毛巾。“你在那儿干什么？”她问。
“我在洗脸。”阿尔夫一脸无辜地说。
“回到儿童室去，”艾琳命令雷格和吉米，“阿尔夫，回床上去。”她把他推回宴会厅。
“乌娜，你不能让阿尔夫去……乌娜呢？”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照顾我呢？”
“因为你会传染，”真是让人火大，“爬到床上去。”
“宾妮什么时候能来看我？”
“她不能来。现在，躺下。”说完艾琳就去找乌娜。她不在浴室，也不在儿童室，宾妮正领着一帮孩子玩追人游戏，闹哄哄的。等艾琳回头去宴会厅时，阿尔夫正站在窗口，试图打开窗户，四周全是他打结系在一起的床单。
“斯图尔特医生说我需要新鲜空气。”他说。
艾琳没收了床单，发现乌娜正在卧室里换湿衣服——阿尔夫把脸盆洒在她身上了——然后送她下楼陪阿尔夫。
“我必须去吗？你就不能照料他吗？我可以把我的新电影杂志给你。”
我理解你的感受，艾琳想。“我不能。我还没得过麻疹。”
“真希望我也没得过。”乌娜哀叹道。
艾琳把床单放回布衣橱，短暂地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把床单挂在卧室窗户外逃跑，但她的房间离地面有四层楼高，而且斯图尔特医生再过一个小时就会过来。只要医生看到阿尔夫（还有可怜的乌娜）现在的样子，他肯定会取消隔离的。到时自己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出大门，直奔传送点，完全不用冒生命危险。
但斯图尔特医生打电话来说有事耽搁了，普里查德家的一名疏散人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等他三点钟到达时，立即就确诊是麻疹无疑了。阿尔夫从头到脚，满身都是无法伪造的红点，托尼和罗丝也在抱怨喉咙痛。医生还没来得及给他们测体温，吉米就宣布：“我要生病了。”然后果然病倒了。
下午剩下的时间里，艾琳一直忙着铺更多的折叠床，她不禁骂自己有机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从窗户爬出去。托尼的哥哥拉尔夫和罗丝的妹妹爱丽丝在晚上相继病倒。斯图尔特医生去检查时，发现埃德温娜嘴里有白色的斑点，虽然她坚称自己没有生病。
“如果我们坐船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埃德温娜恼怒地说。
艾琳没有听，她在想传送点的事。她现在还不能走，就算她能闯过塞缪尔斯这一关。
她不能把孩子们都丢给乌娜来照顾。斯图尔特医生答应带一名护士来，但护士要到周末才有空。在那之前，牛津的实验室就会派检索小组来调查她没有回去的原因了，即便现在还没有派的话。“门上有告示说我们被隔离了吗？”她问塞缪尔斯。
“有，大门上也有一张。”
这说明，如果牛津的人穿越过来，自然会看出发生的什么，她想，我不必着急给他们送消息了。幸亏如此，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一直在端盘子、洗床单，给还没有感染麻疹的疏散人员找事干，完全抽不出一点时间。斯图尔特医生决心不让她进病房，尽管乌娜显然已经招架不住了。但随着雷格和莱蒂希亚相继病倒，医生说：“恐怕你也得帮忙了，直到护士来，孩子们出疹子为止。一旦疹子发出来，他们就会好转的。尽量避免亲密接触。”幸好她并没有感染的风险，因为孩子们需要不间断的护理。他们全都发烧、恶心，眼睛又红又痛，艾琳一半的时间在拧冷敷毛巾、换床单、倒脸盆，而另一半的时间都徒劳地花在让阿尔夫躺在床上。
从第一天开始，阿尔夫就不觉得难受了，大部分时间都在折磨其他病人。唯一阻止艾琳杀了他的是牧师的到来。牧师大声告诉她，说他从富勒小姐那里带来了更多的床单和肉冻，他们隔着窗户聊了几分钟。他告诉艾琳：“不知道算不算安慰，你们不是唯一被隔离的人，斯佩里一家和普里查德一家也被隔离了。学校也关了。”
“我把床单和肉冻留在厨房的台阶上。对了，我带来了邮件。”
邮件里有份《泰晤士报》，里面报道称，德国人正入侵法国，比利时可能会沦陷。一封马格鲁德太太来的信，信上说她的孩子们得过麻疹。还有一封卡罗琳夫人的便条，上面写着：“我为不能在家帮助你们渡过这场危机感到伤心不已。”
“哈！”巴斯科姆太太说，“她是在感谢自己福星高照吧，离开家去参加了那次会议。依我说，她不在这里才好呢，少给一个人做饭、打扫卫生。”
她说得对。他们已经应付不过来了。到了周末，有十一名疏散儿童患上了麻疹，斯图尔特医生承诺的护士却迟迟未到。艾琳在他下次来看病的时候问他，他冷冷地摇了摇头，“她上个月加入了护理部队，这个地区病人太多，其他护士都忙不过来了。”
这里就有很多病人，艾琳气恼地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数变得更多了。苏珊跟着病倒了，然后是乔治，他们只得在音乐室里设了第二个病房，每个人都加入进来帮忙，包括塞缪尔斯，他原本一直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阻止人逃离这所房子。巴斯科姆太太接管了家务的管理工作，牧师拿来了药和牛犊腿肉冻。宾妮端着盘子，把艾琳弄得心烦意乱。“他们都会死吗？”女孩大声地问，同时试图朝宴会厅里面偷看。
“不，当然不会。麻疹死不了人。”
“我知道有个女孩就死了。她有一副白色的棺材。”
在经历了一天半类似的场景后，艾琳把宾妮重新分配到厨房帮忙。巴斯科姆太太把自己的一条围裙系在她身上，让她去洗盘子，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现已不用的宴会厅里，然后擦地板。“这不公平，”她愤慨地对艾琳说，“我真希望我能得麻疹。”
“小心你的愿望，”巴斯科姆太太从储藏室走出来，对艾琳说，“也小心那些茶杯，她已经打碎四个茶杯了。还有斯波德茶壶，我都不知道卡罗琳夫人会怎么说。”
艾琳并不特别担心。第一次的便条以后，卡罗琳夫人只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们她将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直到隔离解除，还让给她寄“我的白色乔其纱衣服，我的银湖披肩，还有我的蓝色泳衣”。
接下来的几天都过得混混沌沌的，孩子们有的处于呕吐期，有的处于高烧期，有的处于出疹期。
佩姬和雷格眼部感染，吉尔出现了剧烈的咳嗽，斯图尔特医生警告艾琳要对吉尔密切注意。“我们不想让她的胸部感染。”医生说，又在艾琳的家务活清单上添加了每天两次的雾化，就在临时用毯子搭建的帐篷里面进行。
尽管每个人——包括小孩子——都在帮忙，事情还是多得没完没了。佩姬和芭芭拉打扫儿童室，西奥多自己整理床铺，宾妮在厨房里辛苦地干活，还要忍受巴斯科姆太太的喋喋不休。
每次艾琳到厨房来的时候，巴斯科姆太太都在对宾妮指指点点，要么是“你管那叫削皮？你把一半的土豆都砍下来了”，要么就是“为什么你还没有把那些盘子收拾好”，又或者是“记住我的话，你不会有好下场的”。艾琳甚至开始有点可怜宾妮了。
星期四，艾琳下楼去拿放进吉尔蒸汽壶的薄荷酒时，宾妮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双手枕着头，一副绝望的神情，旁边是一堆待清洗的蔬菜。“巴斯科姆太太，”艾琳走到饭桌旁说，“你真的不能对宾妮太严厉，她已经尽力了。”
“严厉？”巴斯科姆太太说，“她在那张桌子边坐了整整一上午了，一直抱怨头痛，是我把所有洗衣服和熨衣服的活儿都干了！谁让她……”
“头痛？”艾琳急忙跑回厨房，蹲在宾妮的椅子旁边。“宾妮？”女孩抬起头来，她的眼睛太亮了，黑眼圈很明显，错不了。她把手放在宾妮的额头上，烧得厉害。“你觉得不舒服吗？”
“嗯，嗯。我只是头疼。”
艾琳领她上楼去了宴会厅。“躺下会感觉好些的。”她一边说，一边帮宾妮脱衣服。
“我得了麻疹，是吗？”她哀哀地问。
“恐怕是的。”艾琳说着，把她的背心拉到脖子上，还没有出现皮疹的迹象。“一旦疹子发出来，你就会感觉好些的。”
但是疹子没有出来，宾妮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症状，除了持续攀升的温度，还有顽固的头痛。她躺在床上，眼睛紧闭，两个拳头抵着额头，好像是为了防止头爆炸。“你确定是麻疹吗？”艾琳问斯图尔特医生，想到了脊膜炎。
“有些孩子疹子发出来的时间要久些，”他安慰艾琳说，“等着瞧，宾妮明天早上就会好的。”
但是她没有，而且她的温度还在攀升。医生下午来的时候，已经是39℃了。医生说：“每四个小时给她一茶匙这种粉末，加一汤匙的水。”医生递给艾琳一个纸袋。
“降温的？”
“不，是发麻疹的。一旦皮疹出来，发烧就会自行消退。”
药粉也无济于事。又过了三天，宾妮才猛地发出疹子来，但这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她的皮疹是鲜红色的，而不是粉红色的，覆盖了她的每一寸皮肤，甚至是她的手掌。“疼。”宾妮叫喊着，头一直在枕头上摆来摆去。
“她病得很重。”医生说，这似乎算不上什么技术上的诊断。他测了体温，39.5℃，然后听了听她的胸部。“麻疹感染了她的肺。”
“她的肺？”艾琳问，“你是说肺炎？”
他点点头。“是的，我要你用糖蜜、干芥末和牛皮纸给她的胸脯做一贴膏药。”
“不是应该把她送去医院吗？”
“医院？”医生似乎有点惊讶。
艾琳咬了咬嘴唇。很明显，这个时代的人并不会因为得了肺炎而去医院，他们为什么要去医院呢？医院也束手无策，没有抗病毒药物，没有纳米疗法，甚至连抗生素也没有，除了磺胺和青霉素，不，连这些也没有。
青霉素要到战后才开始广泛应用。
“不用太担心，”医生拍了拍艾琳的胳膊说，“宾妮年轻又强壮。”
“但是，你不能给她吃点什么治发烧吗？”
“你可以给她一些甘草根茶，”他说，“每天给她用酒精擦洗三次。”
茶，膏药，玻璃温度计——这些老古董在20世纪还能幸存下来真是奇迹啊，艾琳愤愤不平地想。医生离开后，她用酒精给宾妮滚烫的胳膊和腿擦拭了一遍，然而跟茶一样，并没有什么用。随着夜色渐深，她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她睡得断断续续，翻来覆去地呻吟，一直到午夜才终于睡踏实。艾琳给她裹好被子，又起身去看其他的孩子。
“别丢下我！”宾妮大声说道。
“嘘，”艾琳说，又匆匆回到她身边坐下，“我在呢，嘘，我不走，我只是去看看其他孩子。”她伸手去摸宾妮的前额。
宾妮气呼呼地挣脱开。“不，你不是，你要走了，去伦敦，我看见了。”
她肯定是想起了艾琳和西奥多在车站的那一天。“我不去伦敦，”艾琳安慰地说，“我就在这儿，和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