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业时代,政府的收入通常不会太高,政府的规模通常不会太大,基本上中央就是皇室与侍臣,地方上要么干脆就是封建领主,层层附庸,和周朝似的封建制度,要么就是些总督啊亲王啊之类的,也是一群土皇帝。有时也会派一些官员下去,但都是国君的亲戚、兄弟,或功臣、大贵族,很少有什么县令市长,更很少有任期制,更很少能做到从平民中选拔绝大部分官员,更不可能对成千上万的官员发薪水,做考核。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财政,支撑不了一个完全的文官政府。
不过西方不亮东方亮,在中国,汉武之后,文官阶层蒸蒸日上。到科举制大兴之后,从最顶层到最基层,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从平民中公平公开的选拔,由中央考核,由中央发薪水,有任期,有制度,有淘汰,与现代社会别无二致。这实在是一种奇迹。毕竟这么多官员的薪水,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都在千万贯钱或千万两白银的级别。
为什么能维持这种制度,有很多原因。比如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种国家机器,让资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无法挑战,稍稍冒一点儿头儿,就会被打击。比如郡县制度,让政府能控制到社会的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比如汉代的造纸术,唐宋的印刷术,儒家的教育术,造就了一个智识阶层。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可比那个什么“治水社会”合理多了,没有哪两个村子会为了灌溉自愿合并,相反他们还会争水,但他们却可能为了强大的单独无法对付的外敌,长久地联合在一起。但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汉武帝时形成的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他们有钱哪,有着最为庞大的中央财政呢,而且是在长期保持百分之十以下的名义税率的基础上做到的。毕竟前工业时代,主要的产业就是种植业,光种田能种出多少财富?如果胡乱增加农业税收,可是会造反的,如果不增加农业税收,又哪里有那么多的中央财政呢?不过中国有办法。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很多年后又有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动农业的税收,从工商业着手。农业求稳,工业求富,商业求活。搞市场经济、劳动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全面放开,什么都可以交易。但同时又是管制经济,官府什么都可以管,你生意做得大可以管,你摊位没摆对地方可以管,你卖的东西价格不对也可以管。但又都是可以管,不是一定要管,也可以今天管,明天不管,也可以对他不管,对你管,也可以表面管,实际不管,也可以大的管,小的不管,也可以小的不管,大的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种事情,你懂的。
经济不景气了,就把政策放开一点,放手让资本家赚钱,就搞私有化,甚至一些国家的东西都可以放开,都可以让资本家去经营。经济景气了,资本家赚得够了,再把政策收收,搞搞国有化,官府就又有钱了。羊要等羊毛养长才能剪,猪要养肥了才能杀。暴利行业,一定要由国家垄断,其他的小钱嘛,可以让资本家赚赚,不过如果真碰到那种天才,在小道中也能挣到大钱,富可敌国,那也要打击一下“豪强”,毕竟咱要维护公平,不能贫富差距太大不是?利用市场经济的财富增殖能力,再利用国家机器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利出一孔”,就是前工业时代,也能有足够的中央财政,去养兵百万,养官十万了。此之谓前工业时代的“中国模式”。
这种模式,好处是显然的,在生产力还是很低的情况下,让中国两千年之间,一直是世界上最富的地区之一。而且也够强,虽然也有过两次异族征服,但你看看其他地区,异族征服?那算是好的,亡国灭种都多少次了。印度,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把原住民打成最低最低的种姓。英国人、凯尔特人、罗马人、维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那个热闹啊,征服者甚至拥有初夜权。就不提美索不达米亚了,数不过来。而在中国,从秦到清,对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优势的时间,至少与占据劣势的时间,相差不是太远。
而且还算得上公平。有同学就要说啦,那种世道也能叫公平?这位同学不知道了,什么叫“最不坏的制度”,所谓“最不坏的制度”就是矮子里拔将军。现代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虽然搞得高雅绝迹,娱乐至死,不仅是三俗,三十俗也有了,但相比之下,真没有哪个比它更好。汉武帝时形成的这个制度也是这样:虽然贪官恶吏们把国家、社会搞得污烟瘴气,可相比西欧和日本封建社会那种等级森严,或相比印度那种种姓森严,一个人生下来是什么阶层,那么死的时候还是什么阶层,老子是什么地位,儿子也只能是什么地位,中国那简直是叫人羡慕的所在。想想看哪,汉朝可以举秀才,举孝廉,哪怕出身不好。到了宋代,更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朝中大佬,居然基本上都是平民出身。只要你好好读书,板凳甘坐十年冷,你就有机会飞黄腾达,比起来,还真是“最不坏的制度”了。
但坏处呢?这种制度虽然有资本主义的几乎所有特征,市场化、货币化、土地私有、劳动力自由雇佣、贸易开放,等等,但却永远也长不大,因为所有能挣大钱能催生工业革命的行业都被官府垄断。前提没有,因为即使挣了大钱,也很可能意味着财富被权力拥有者夺走;动力也没有,资本只能流向土地。
有好处,就会有人赞同,叫好。有坏处呢,又会有人反对,叫骂。不过站在两千年前的当口,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坏处,实际上都不是坏处。为什么?那个年月,谁知道亚欧大陆西边,那些森林里的日耳曼人,会在多年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把华夏子民落下很远很远?站在十三世纪,蒙古人还风光无限呢,后来呢?所以以古非今,以今非古,都很无聊,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它就长成那个样子,所有的假设、分析、判断,都不能脱离那个时代。有些东西,即使是自以为戴了金手指的穿越爱好者也无能为力。
那么站在两千年前的当口,又会有哪些反对意见呢?
74.反对的声音
判断一个社会是专制还是独裁、民主还是混乱,只消看看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只消看看反对的声音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就够了。
只有一个声音高高在上地说话,其他人都匍匐在地,那是独裁。只有少数几个声音,大多数人沉默,反对的声音有,但很微弱,那是专制。反对的声音很强,而且和赞同的声音有同样的机会进行表达,并进行和平的转换,那是民主。反对的声音很强大,和赞同的声音拳头相见,视同仇雠,互相非让对方消失不可,那是混乱。那么,所有的人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百分之百赞同,偶有反对的声音,也会被愤怒的大多数给打击下去,那是什么呢?要么是美丽新世界,要么是精神病世界。
武帝朝谈不上民主,当然也算不上独裁,所以自然有反对的声音。那么都有哪些反对的声音呢?
最强大的反对者,当然是刘彻的奶奶窦太后窦漪房。别看人家腰也佝了,腿也抽了,眼也瞎了,可只要她在世,依然让刘彻不敢有任何异动,不敢提及儒家,只能提黄老,黄老,黄老。
最多才多艺的反对者,淮南王刘安。
刘安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发明家,爱好读书、写作、弹琴、做实验,擅长学术研究、发现人才、治国安邦。在科学方面,刘安好“黄白之术”,经常群集民间科学家一起做各种物理化学实验,成绩是显著的。他们进行了最早的热气球升空实验,并且发明了中国人最爱吃的食物——豆腐。在文学方面,有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离骚体》,并有诗文传世。在政治方面,大量招致人才,淮南国国泰民安,成为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最后一块乐土。
当然,最最有名的,还是那个包罗万有、上天入地通古化今,涉及政治、思想、经济、天文、地理、农业、医学等等等等的《淮南子》。这本书虽然常被归为杂家,但却算是道家的集大成者,以道家为根基,算是道家治国的实践总结,也是道家治国的理论指导。其实杂家这种称呼,不过是汉代人对于学术爆炸的无奈反映,与其称之为杂家,倒不如称之为百科全书。当然,《淮南子》也和另一个包罗万有的百科全书《吕氏春秋》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其主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百科全书被束之高阁。吕不韦的治国理念与秦王政南辕北辙,而刘安的治国理念也和刘彻南辕北辙,再加上刘安的爸爸是谁?是那个涉及谋反、死在路上的刘长。所以刘安也就据说要谋反,然后是被告发,然后是亡身。不过也许是淮南国的人民都太怀念刘安的无为而治啦,所以到最后仍然奉献给刘安一个典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据说——淮南国的人都这么说——刘安不是经常做实验吗?不是经常发明点儿新鲜东西吗?所以就和几个白胡子老头制造出了一些仙丹,刘彻派人来抓刘安时,刘安吃了粒,就成仙啦,就升天啦,他家的宾客啦朋友啦也都升天啦,连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子什么的,吃了实验废渣,也都升了天。
最谨小慎微的反对者,公孙弘。
公孙弘本来能成为后来盐铁大辩论贤良文学的先声,因为从其观点来看,更近于贤良文学,而不是桑弘羊那帮人。而且他也的确是六十岁时,以贤良文学的身份被任命为博士的。
不过这个公孙弘太谨小慎微啦,太在乎名位——也许是为了推行儒学所作的妥协,结果倒一直像个马屁精。比如他和汲黯商量好观点,结果上朝时,见到汲黯的观点刘彻不喜欢,他马上改口,赞同另一个观点,搞得汲黯很反感他。公孙弘的谨小慎微不仅表现在观点上,也表现在生活上,他生活俭朴,吃饭都不吃两样荤菜,家无余财,钱都用于慈善事业。但你要说他是柳下惠那样的君子吧,也不对,因为主父偃因为他而灭族,董仲舒也因为他被弄到胶西。
但是即使是他这样的谨小慎微,仍然在朔方郡的问题下露出了马脚,说出了自己的真正观点。他说朝廷在万里之外建朔方郡,完全是瞎胡闹,是浪费,因为那些鸟不拉屎的大漠里的荒地,要来也没啥用,干吗要劳民伤财地去占领,还要筑城,还要守城呢?刘彻当然不这么看——朕要和匈奴搓一盘很大的麻将,朔方,那是很关键的一张牌啊,朱买臣,主父偃,给我上!结果人家都陈述了十条理由,公孙弘还是一句“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当然只能停止一切职务,深刻进行检查啦。
最大胆的反对者,右内史义纵。
义纵算是个京城的行政长官,在京城那种地方当长官,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谁的上面都有谁,那地方有权有势的人太多啊。可他一生大胆,办案从来不避权贵,不畏黑恶势力,算是当时的“打黑第一人”。而最最有名的,是对告缗令的反对——他虽然打黑,却反对黑打,对于通过鼓励告密让资本家家破人亡的办法,并不喜欢。所以告缗令下来后,他不仅没有大力执行,反而把那些告发别人财产有隐瞒的人加以搜捕,这种公然违背朝廷政策的事,当然让刘彻很震怒,最后不仅丢了官,而且丢了命。
最委屈的反对者,颜异。
颜异这个名字取得很有特点,颜异,颜色不同,颜色都不同,声音哪能一样。所以颜异虽然曾是武帝朝的财政部长、大农令,却是武帝朝财政政策的最大反对者。他反对算缗和告缗,但让他丢了命的,却不是算缗和告缗,而是武帝那次制造了中国史上第一次通货膨胀的货币改革。那次武帝不是用白鹿皮造出了面值四十万钱的皮币、用银和锡造出了面值分别为三千、五百和三百的白金币吗?颜异说啦,这不是瞎胡闹吗?你说值四十万就四十万吗?我借你一百万,然后拿一片破布,说这个值一百万,你答应吗?刘彻当然也很不高兴,恰好有人告发颜异,于是刘彻就让著名的酷吏张汤去审他。张汤又恰好与颜异有点不对付,于是颜异只能死掉啦,罪名是“腹诽”。啥叫“腹诽”,就是你肚子里有坏水,你心里在说坏话,在攻击国家政策。有同学要问啦,人家心里说的坏话你怎么知道?张汤说啦,根据表情,因为别人谈到这个问题时,颜异的脸色有异,嘴动了动。所以颜异真的生于颜异,死于颜异——死于脸色有异,而张汤也算是“表情罪”的发明人,如果生到周厉王时代,“道路以目”都成问题了,因为“道路以目”显然也是“腹诽”的一种。
最奇怪的反对者,刘彻本人。
有同学要问了,刘彻本人怎么会反对自己呢?这话还真问对啦。对于刘彻自己反对自己的问题,很多学者研究了很多年,最后归结了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对巫蛊之祸杀死自己儿子的事情后悔了。老啦,江山万里,也比不上思子之情。第二个原因,备受打击的国民经济严重衰退,以至于国库空啦,又空啦,以至于要卖爵位啦。第三个原因,李广利——李夫人的兄弟显然不及卫子夫的兄弟和侄子——兵败投降匈奴。第四个原因,去海上寻仙,结果寻到了狂风、大浪和迷雾。第五个原因,居然有人开始造反啦,想改朝换代啦,认为汉朝气数将尽啦。这么多的原因,即使是自负天下最为英明的刘野猪,也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啦,按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不是自己真的惹上天生气啦,上天真的要厌弃自己啦?
于是刘彻下了一个《轮台罪己诏》,大致说自己以前真的很荒唐,搞得天下虚耗,朕错啦,朕真的错啦,朕一开始就不该做皇帝,朕不做皇帝,奶奶就不会死,奶奶要是不死,朕也就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田地。轮台不要建了,朕不想再打仗啦,让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吧。朕现在才知道,世上哪有什么仙人哟,那些方士都是骗人的,骗人的。
这算是史上第一个“罪己诏”,也把汉武与秦皇区别开,让汉朝在悬崖边上停下来,缓缓地向另一个方向前进。
因为这个“罪己诏”,八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辩论,在京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