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与契丹则不仅在做着军备竞赛，更做着文明竞赛。文明邦国，没有例外是厌倦战争的；但大宋与契丹是在内部文明整合中，最后走向“澶渊之盟”的。在可知世界中，两个敌对的亚洲强国，咽下种种伤痛与委屈，握手言欢。“澶渊之盟”的这种和平精神、圣贤气象、政治理性、人类智慧，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双方不可企及的。
大宋与契丹，已经走出了“修昔底德陷阱”。
萧太后确有政治家的考虑。她已经有了和议的心思，但她还是决计“以战止战”。她知道，和议将是一个互相讨价还价的过程，保持大兵在宋境，可以形成一种压力。事实上，此事相当冒险，但她似乎胸有成竹。
契丹倾国远征
景德元年（1004）春天的时候，契丹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再一次南下到了鸳鸯泺。
春二月，宋廷得到了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远在契丹东北面的女真部落向契丹进贡。这个坏消息的意义在于，如果处理得当，女真是可以成为“远交近攻”的联盟力量，而在太宗一朝，女真曾有过结好大宋共同对付契丹的谋划，那时节，太宗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推演这个机缘。百余年后，宋徽宗重新想起“远交近攻”，展开了“联金灭辽”的战略谋划，但那时节，此举已经不是“机缘”，而是“陷阱”。此中之圣贤大义、政治智慧，异常精警，迄今为止，能够勘透此一节“国运”的史论，不多，此际卖一个关子，有关故实，容当后表。
好消息是，西北的李继迁死，他的儿子李德明尚幼。这个好消息的意义在于，西夏，似乎可以有了新的变局，现在看，存在可能性。
但契丹主到了鸳鸯泺之后，只不过保持着一种军事高压，并没有行动。
李沆就在此际死去，不久，寇准入相。
到了秋季，契丹开始派遣小股部队也即“游骑”深入河北深州等地，攻城略地，稍稍不利，就率军退却。飘忽而来，飘忽而去，徜徉之间，似无斗志。寇准当即判断：这是契丹在骚扰大宋。就给真宗上书，要朝廷拣选将帅、骁勇，分别据守要塞，防备即可。
不久，契丹主到了幽州。
寇准又完成了一个判断：这次，契丹不是骚扰大宋，而是准备入侵大宋。
果然，契丹南京统军萧挞凛带领草原铁骑，开始分头掳掠威虏军、北平寨等地，又更南下百余里，侵扰保州、定武等河北边境要塞，几次行动，大宋边防军都在防御战中，稳如泰山，萧挞凛没有得手。于是引兵向高阳关腹地而来，又不得逞，再转战于河北中北部，做出向着河北中南部进军的态势。
萧挞凛所部，号称精甲骑兵二十万。
但在前一年，也即咸平六年（1003）时，契丹朝中一个供奉官名叫李信，投降了大宋。他向大宋透露了契丹的军政现状，大略为：契丹国中管辖的幽州地区汉人兵马，称之为“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总数在一万八千余骑。其他契丹和诸部落，以及山后诸镇，总约十万八千余骑，这之中，有一万五千六百骑，常用来扈卫契丹主，剩余九万三千余骑，就是常用来南侵的骑兵。
所以，萧挞凛所谓“二十万”骑兵南下，似有虚张声势、恫吓大宋的用意。古来远征，多夸大将士人数，草原似乎也不例外。但后来契丹举倾国而来，骑兵人数即使达不到二十万，也相差不会太远。
真宗在便殿召集文武开会，问此事该如何应对。
毕士安与寇准一条条地谋划了防御战中的要领，二相意见一致，真宗也认同。随后，真宗又主动提出御驾亲征，君臣合议，也赞同。亲征的地点，君臣认为应该在澶渊，这个意见也高度一致。但在亲征的时间上，寇准与毕士安有了分歧。毕士安认为应该略等一等，到了仲冬再动不迟；寇准则认为应该立即行动，不得迟缓。真宗想了想，接受了毕士安的意见。
寇准无话，保留意见，但也接受并开始执行毕士安的规划。
毕士安出生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此时已经六十六岁，寇准出生于大宋建隆二年（961），此时四十三岁。寇准在太宗时，曾有记录：二人讨论问题，太宗不快，站起来想走，寇准一把抓住太宗衣袖，史称“令帝复坐”，让皇帝重新坐下，一直到问题讨论完毕。但寇准对毕士安却不敢这么做。一般来说，毕士安长他二十三岁，几乎就是父辈人物，出于礼数，他也应该谦让；但事实上，他对毕士安除了敬重、感恩之外，更有信服。而毕士安对寇准除了欣赏、期待之外，也有信服。所以二人即使有分歧，不是毕让一步，就是寇让一步。那一种“亲爱精诚”的官宦风貌，即使到了仁宗时代，也是不多见的大贤风采。
真宗一朝，力主“召天地之和气”，官宦们之间，都有礼让之风。与五代十国以来的将帅争功躁进，互相排挤倾轧，有了不一样的生态。咸平四年（1001），“长城口之战”前，王显出任前线总司令，王超任副总司令；又令王显任河北都转运使，王超任副转运使。但两人资历实不相上下，都是太宗时的旧人，都有过军功，都做到了节度使的位置。但王显到任河北定州后，听说王超就要来，特意到郊外去迎候；而王超则远远地下马望拜。两人情投意洽。真宗闻讯后，很高兴，认为“将帅有让”，特意为此而嘉奖了两位。
李允则修城拒敌
有消息称，契丹的皇弟楚王耶律隆佑，留守草原京师。此举意味着，耶律隆绪和母亲萧太后，有可能做出了长久“经略中原”的打算。
萧挞凛游骑很多时刻南下掳掠，一度到达沧州地界（今天津南，沧州北）。
毕士安推荐的文人李允则，此时正做着沧州知州。他从到任那天起，就没有闲着，修整境内道路，疏浚辖区湖泊，缮治要塞官舍，挖掘城中水井……如此，城中士庶都认为此人多事，史称“人厌其烦”。等到契丹来侵扰，附近老幼都进入城中自保，不仅水不缺，而且有很多官修的临时住处。他还汲取井水，一夜之间冻成冰块，用抛石机抛出，抗拒契丹攻城。契丹觉得此地难攻，退去。
真宗知道后，召他说：
“以前我也听说你挖井、修房，以为你不免扰民，现在才知道爱卿你是善于守备的人才啊！”
于是升官，并派他到前线，出任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行营兵马都监，主要负责监督前线大阵东面。
那时节，大阵横亘几百里，分布着无数城垒、要塞、兵营。李允则认为自己不懂“武技”，这不是他的长处所在，不可以独当边锋一面。真宗坚信文官可以带兵。当初任命大理寺丞（最高法院某处处长）高尹权知祁州（今属河北省安国县），李允则就不同意，上书要求派武臣去知祁州，因为祁州也算是边境城市，常有战事发生。真宗考察高尹，过了一个阶段回复李允则说：“高尹过去曾经在定州做通判，口碑不错。朕因为祁州算是新建的要塞，要找文人安抚、绥靖，所以派他前往。后来听说他将祁州的城池修缮得不错，州中大小事也基本得到治理。一般人认为边郡要任命武臣来管理，这不是一个通用的道理。”所以，这次李允则说自己不懂“武技”，真宗就耐心地对他说：“爱卿为我运筹划策，不必去抵挡矢石。”
由文人守边防，做武事，是真宗一贯的思路，事实上也是大宋历代帝王的思路。有一次，一位朝官上言，说西北某镇乃是边防要地，现在由文官管理，期望能选择防御使、团练使之类武官来此地做边帅。真宗对人说：“总是有人上言说边境州府郡县，应该像以前的制度，派遣武官守卫。这事朕考虑很久了，只要得人，即使是文官，也可以管理边郡。想想前代的那些事：兵权、民权，都交给藩帅州牧，那种利害关系，你们都看到了。”
言外之意就是：藩镇们将兵权、民权（事实上还有财权）一起抓在手里，很快就将公权力转化为私权力，于是有藩镇割据，于是有民生苦难。
大将王超按兵不动
且说萧挞凛，此人与契丹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分头从河北北部进入中原，宋师早有准备，大将王超在唐河两岸部署了重兵，态势仿佛寻机与契丹决战。
真宗此前有诏令，令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总部设在定州，宋师夹唐河为大阵。王超此举正是在执行真宗诏令。真宗还有旨意：如果契丹来袭，要分别根据敌寇所在远近，出军设立营栅；但“寇来坚守勿逐”，只坚守，不驱逐。要等到一天一夜之后，敌寇松懈疲惫，这时再鸣鼓挑战。但士卒不要离开队伍，只令先锋部队出击，骑士居中，步卒环绕。短兵相接时，也不得乱阵。宋师“伍贵持重”，队伍最重要的是谨慎稳重，这样，敌骑就不能在“驰突”中找到机会。王超也认真执行了这个谋划，但重点在“坚守勿逐”方面。
王超在到定州行营之前，曾给真宗上书，说敌人知道我军各有阵地，但可能会因此而诱骗诸阵，一旦出师，敌人会乘虚攻击。所以，“大军不可轻动”，请各阵分头应对来犯之敌。真宗下诏给他：“随宜裁制”，你王超可以根据具体态势裁定统制。
但河北都部署王超在这一次契丹来袭中，太过于刻板。他得到真宗“随宜裁制”的诏书后，就“裁制”为“按兵不动”“不相救援”。这样，当契丹大兵南下时，王超十几万大阵主力，就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契丹在威虏军、顺安军（均为河北前线要塞）遭遇宋师魏能、石普的抵御，魏能甚至击败了契丹先锋萧观音奴。但萧观音奴很快得到萧挞凛的接应，共同转攻北平寨，为宋将田敏所拒。
一战，契丹又不利，转趋保州。
行进中，忽然遭遇一片箭雨。契丹纳罕，原来这是保州属下的十几个侦察员。他们发现契丹后，立即躲入密林，在契丹前锋经由的路上展开侵扰。侦察小校也即侦察班长孙密，操练大宋箭弩十分熟练，而且指挥起来很有章法，且自身隐蔽得也妙。契丹总是一会儿在这儿遭遇箭雨，一会儿在那儿遭遇箭雨，但无法发现射箭人。但他们看到箭雨稀疏，知道这是宋师的小股部队，于是下马迂回进入树林，试图与孙密等人短兵格斗，但孙密始终控制主动，在密林中巧妙运动，带领十几个优秀的狙击手，总是在最合适的距离射杀敌人。最后，将带队的一个契丹军校射杀，还获得了羽林军的大印。契丹觉得无法虏获这一伙儿可恶的敌人，只好退去。
但在保州，攻城未下。
契丹再次转移，攻击遂城。
这一次，宋师守将王先知被萧挞凛擒获。
而遂城告急时，王超却在唐河两岸的大营中，拿出真宗“随宜裁制”的诏书来，告诉诸将要各自为战，不能救援，以免被契丹调虎离山。
公正说，宋师一贯受朝廷节制，各镇各阵往往看到战机，也不敢擅离本处。乃至契丹也发现了宋师这个特点，于是，每一次攻击时，都比较放心，故大多尽力“偏攻一面”。王超“知道契丹知道”宋师这个特点，出于“持重”，担心契丹利用这个特点，声东击西，于是要各要塞、各营栅、各偏阵分头对付来犯之敌。遂城于是失利。
真宗也“知道契丹知道”宋师这个特点，于是曾有诏令：河北北面都部署，野外布阵成列之后（大阵成列，需要时间，需要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路线赶来到预定地点，往往需要几天时间），除原定的东阵、西阵的“拐子马”，以及“无地分马”外，另外再招募使臣、军校拳勇等，要根据地形远近，以轻骑兵归中军调遣，以备机动。“拐子马”，是大阵东西两翼的轻骑兵，有固定位置，但任务是从东西固定位置出击增援中军；“无地分马”，是大阵中不安排固定位置的轻骑兵，相当于机动部队或预备队，在战阵中具有应急增援的“骑兵”和“奇兵”性质。显然，真宗布阵有实用考虑，其总体精神是“持重”而不失“机动”。
王超显然“持重”有余，“机动”不足。与太宗时代“满城之战”灵活布阵而取胜的赵延进、李继隆等人相比，他不是“嫩”了点，而是“老”了点。他太“老气”“老实”了。
我如此论及王超，事实上还很谨慎。如果“锻炼周纳”起来，王超甚至与傅潜有一拼，至少有“拥兵自重，逗挠不前”的战时违令之罪；甚至值得怀疑此人或有投敌的可能——当年石敬瑭以一个后唐节度使也即藩镇大员的身份，勾结契丹，反攻本国，一举跃上后晋皇帝宝座，这种绝大利市，对所有野心家、所有“兵强马壮者”，都不难唤起博取一票天大富贵的贪欲。在很多时刻，人类的贪欲，是可以陡然而起的。
有一种史料，譬如《宋史·李允则传》就认为：此役，王超在与契丹接触中，曾经战败，损失兵众不少。于是王超龟缩城中，拥有十几万大军而不敢与契丹正面相对。作为行营都监的李允则，在人心震摇之际，给王超提出了两个建议：一、穿上丧服，向大军恸哭，以此来告慰军士的悲愤；二、率领这支哀兵向契丹继续开战，挽回败局。真宗甚至也知道李允则的这个举动，专门发去了诏书给予嘉奖。
而王超拒绝了李允则的意见。
契丹各地攻城，仿佛蜻蜓点水，稍稍不利即转战他处。很明显，契丹是想利用骑兵优势，与宋师展开野战。但在野战中，从太宗时代开始设计的宋师大阵又有效地防御了契丹骑兵驰突，所以契丹最期待的是在运动中诱骗宋师一部脱离大阵，以便于相机围歼。王超大阵坚持不动，也有理。但契丹迂回百余里，绕过大阵，继续南下，王超依然不动，就不是“持重”的问题了。因为这时“大阵”对面早已没有了什么敌人。甚至在真宗了解到前方态势，诏令王超率军南下，而他还是迟迟不动，达一个月之久，这就不免令人生疑：他要干吗？
有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似可令今人深思。
一个月之后，“澶渊之盟”已经签订，王超“奉召”率大军南下。行进几百里后，来到天雄军（今河北邯郸）。而此时契丹正在从澶渊向草原撤军。两路大军，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形势诡异。真宗下诏，令王超所部的河南籍万余人，赶赴澶州，归大将李继隆等人率领。这就等于在分解王超的兵权。同时，从河东（今属山西）赶赴河北的雷有终部，也正在按照诏令返回河东。《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此评论道：“时王超等逗挠无功，唯（雷）有终赴援，威声甚振，河北列城赖以雄张云。”对比中，可以知道，澶渊一役，契丹大军之所以抵达黄河北岸、澶州城下，主要原因是王超未能积极布防、配合诸镇拦截。而契丹绕过王超“夹唐河”而立的几十里大阵，王超也未能形成追击态势。契丹南下，置王超唐河大阵于不顾，一个多月的时间，居然不恐惧身后的十几万宋师。契丹恐惧的，是不受王超节制的河北诸州守军，以及来自河东大本营、能征惯战的雷有终。
更有意味的是，当王超率屯戍大军南下到达天雄军时，正在此地做军事副总指挥的孙全照“颇疑惧”，准备“闭城拒之”。宋师怀疑宋师，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没有蛛丝马迹，孙全照何故如此？更有意味的是刚刚被寇准举荐，由真宗安排到此的天雄军总司令王钦若的回应。
王钦若认为孙全照此举“不可”。他说：“若果如此，则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如果这样将王超拒之城外，是将我们对他的“猜嫌”暴露出来，弄不好反而刺激他、成全了他的叛逆之心。
那么怎么办？
王钦若与孙全照在城外十里扎制彩棚，做出欢迎王超“回家”的样子，欢歌宴饮，一连好几天。等到欢宴完毕，王超所统领的诸军，已经被王钦若和孙全照分派到各地去了。王钦若做得很诡秘，甚至王超的亲军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王部所领三路大军，没了。
王超带着三路大军的“编制”到澶州来见真宗，知道自己“统帅无功”还“违诏失期”，估计要落个傅潜一样的下场：流放。于是上章待罪。真宗“悯其劳旧”，可怜他还算有“苦劳”，也算是“旧人”，原谅了他，给他一个地方节度使，罢免了他的军职。从此以后，王超再也没有统领过大军。
能断大事的寇准
中国文化内在精神，极重“道义价值”。《春秋》《史记》《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以来，“道义价值”恒为史家用志不纷，凝神所在。史家记录往事，大义之处，取径圣贤；用字用语于是自明理路、自含褒贬，以此阐扬并传承为一种意义系统，此即“史心”。
然“史心”判词一出，严若冰霜，如老吏断狱，一字不可以移易，故古人于此必慎于下笔。有未彰之事，有难晓之人，往往诉诸于“曲笔”。此即“史心”幽微而含蓄处。王超是否反叛，其事尚未彰明较著，其人难断贤愚善恶，史家于是更不说破，只借天雄军一案、王钦若一语揭开诡异帘幕一角，但是已经足够惊心动魄——如果熟悉石敬瑭、熟悉杜重威的故实（《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已经说清了他们的秘密，“史心”揭橥甚明）。
简言之，秘密结好异族，颠覆母国，从石敬瑭、杜重威以来，乃是“铁血”武夫的传统。大宋对此必须格外提防。但是从事后处理模式观察，除了南宋风波亭一案，在秦桧主导下杀害“兵强马壮”的名将岳飞之外，大宋几乎不动杀机。宋帝不喜欢流血，似乎是一种生理上的遗传。
有一个故实可算例证。
这一次真宗到澶渊，名相李沆病重，东京留守者乃是太宗四子，真宗四弟，雍王赵元份。
赵元份知道留守职责重大，相当于“临时代理皇帝”，于是诚恳辞让，真宗不许，但为他选择了特别能干而又贤良的宾佐辅助他。
尽管赵元份有气度，是个令人见而敬畏的人物，但他怕老婆，老婆蛮横不讲理，他却一点办法没有。他“狠”不起来，皇子的身份也让他“狠”不起来，等于终身受老婆制约。甚至到了他生病时，那老婆也不愿意稍尽妇道。这样一位皇子“留守”京师，还恰恰就赶上了一档子事。
京师出现了劫匪，被抓起来，送入右军巡狱。还没有审讯完毕，劫匪的同伙也被抓起来了。不料这一伙劫匪很是嚣张，互相见面之后，就戴着枷锁互相打斗，忽然开始攻击狱卒，准备越狱。狱吏几乎无法禁止，就一面搜捕，一面向留守赵元份汇报。京师于是动用了公安警捕系统，将这一伙劫匪全部控制住，送到开封府去。但在押送罪犯之前，主事的官吏担心他们再次逃亡，就将他们的“足”一个个折断。
材料报到留守这里。
赵元份一开始听说案由、狱词，就非常害怕，史称“怖甚”；又不忍主事官吏的“酷法”，“遂惊悸，暴得疾”，于是在惊恐中得了急病。
真宗闻讯，只好召参知政事王旦从澶渊赶紧先回京师，“权东京留守事”，临时代理京师留守。
而赵元份就此辞世，享年只有三十七岁。
大宋帝国的历代君王，没有狠戾之人。所以，王超“违诏”，导致契丹南下直抵澶渊北城，这么大的抗旨之罪，真宗并没有治罪于他，甚至都没有责备他，甚至还给了他一个节度使的职务去颐养天年。
而契丹，很早就认识到宋师“各自为战”的特点，甚至，也可能猜度出了王超的用心，就像当初猜度出了傅潜的用心一样，或者，也许像当年耶律德光猜度出了杜重威的用心一样，于是，可以在屡次小败之后，不畏惧宋师，于是“敌势益炽”，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居然率领草原大军在定州五十里远，望都之东的阳城淀，临水驻扎。这就几乎相当于在宋师前线总部的眼皮底下睡大觉。而王超确实诡异——他不动。诸将劝他，他也不动，似乎就等着契丹继续南下。
果然，在此地，契丹得到休整，随后，这一支主力“举国入寇”。
“澶渊之盟”前的最后一战，“澶渊之战”开始了。
敌情紧迫！一天之中有五次告急文书传到开封。诏令王超率兵返回澶州，却恐怖得没有消息。朝廷召大将回阙拱卫京畿而无动静，内外不免有了忧惧，而草原骑兵正在向天雄军、澶渊浩荡开来。
情报显示，契丹这一次兵势之盛，异于往时。
寇准已经与毕士安“议决”御驾亲征，但时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却感到害怕，秘密地劝谏真宗避开敌人锋芒，暂时躲到金陵去。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皇上西幸，到成都去。如此，可以万无一失，而后，再作打算。
真宗也有了动摇，觉得河北前线原先的布防等于失效，王超主力不在，前途似吉凶莫测。但他想起“能断大事”的寇准，就来问他。
寇准闻言，一看真宗旁边站着两个人物，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王钦若是江南人，所以主张大驾南下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所以主张大驾西幸成都。但他假装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厉声喝道：“这是谁为陛下谋划这种馊主意？”
真宗说：“爱卿先说说这个意见是否可行，不必问是谁的意见。”
寇准说：“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了他们用来衅鼓，然后北伐！”
真宗默然。寇准继续说：“现在天子神武，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契丹自当遁去；就算他们不遁去，我等可以出奇以阻挠契丹的规划，坚守以疲敝草原的兵众。现在我们是以逸待劳，胜算在我！奈何要抛弃祖宗社稷，远远地跑到江南、巴蜀去呢！”
真宗相信寇准，更相信毕士安，重新坚定了信心。
王钦若、陈尧叟，却从此在心里埋下了怨恨寇准的邪种。
王钦若脖子上长个大肉瘤。按病理学的说法，这是指人体机体组织受某种病原刺激后，开始细胞增生，于局部形成的囊状性赘生物。他个子又矮小，肉瘤就显得很突出。但他后来做到宰辅，又有劣迹，故时人给他一个绰号：瘿相。瘿，就是肉瘤。
寇准看着这位生相滑稽的同僚，不免心生厌恶。他也知道此人用心不善，眼下正是大宋帝国最为紧张的时刻，形势凶险，前途莫测，一步走错，后事不可收拾。为了避免王钦若在朝可能会阻止寇准独断大事的局面，寇准想到了让这位副宰相外放，离开朝廷。
可巧，正赶上朝廷要选择干练大臣屯驻大名府，寇准于是极力推荐王钦若。王钦若也看出目前不是他的主场，与寇准不和，凶多吉少，于是也主动提出去镇守大名。于是，王钦若做了天雄军都部署。
“上中下三策”
天雄军，就是大名，就是魏博，史上称谓不一。地在今河北邯郸附近。
但关于王钦若镇守大名，有不同记录，《东轩笔录》的说法更为传奇。
说真宗在澶渊，一天对寇准说：“天雄军被截在契丹之后，何人可以为朕守卫？”寇准说：“古人有言：知将不如福将。臣观参知政事王钦若，福禄正盛，应该可以为天雄太守。”当时就拟定了任命书给王钦若。王钦若很茫然，寇准说：“主上亲征，现在不是我们这些臣子避难的日子。参政先生当体会圣上的心意。”说着，马上就拿来送行酒，向他敬酒，说这是“上马杯”。王钦若看看形势，不敢推辞，饮罢送行酒，就向各位拜别上任去了。寇准还叮嘱他一句：“参政勉力啊！等你回来，我们就是同列，一同做宰辅啦！”说王钦若到了天雄军，一见契丹大兵漫无边际，草野皆兵，无以为计，能做的只是屯塞城中四门，终日危坐。过了七天，契丹退去，王钦若被召回，为平章事。
这个记录有传说成分，不很可信。但在各种史料中，常见此说，也可证明，并非全是捕风捉影。
读史，当着两说、诸说并存之际，如果能够辨别真伪，可辨别之；不能辨别真伪，可推演之，并在推演之后，给出一个必定带有讲述者倾向的意见；如果诸说各有来源，难以推演之际，可暂且并存，不必一定给出结论性意见。“王钦若守天雄”案，其真相究竟如何，暂且可以诸说并存。
应该说，两个帝国和好，不必进行欧洲那样的“三十年战争”或“百年战争”，国家之间实现和平，这个基本思路，是王继忠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萧太后很早也有了“厌战”情绪；而宋真宗更早在咸平年间就对曹彬、何承矩等人说过“为民屈己”实现和平的意见。因此，和好，是一个早已形成“趋势”的结果。但寇准则对这一切早在算中。
他似乎在这一年，也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特别有感觉，几乎算无遗策，包括实现和平的方式。
按照寇准的感觉，他认为目前是大宋最佳时期，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他曾做过三司度支推官，对国家经济能力心里有数，那是太祖太宗两个时代都达不到的经济成就；还做过盐铁判官，对国营企业税收心里有数；还做过同知枢密院事，对大宋军事现状、将校人才心里有数，只要战略对头，这些人更有希望超越前朝，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他还做过参知政事，在副宰相的位置上，全面了解大宋的行政现状，都是史上最佳时期。更重要的是，他理解真宗皇帝，此人做事公正、理性，实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代太平天子。有意味的是，真宗皇帝也有抑制住虚荣、不求好大喜功之一面。如果能够“恢复汉唐旧疆”，他是一定要“恢复汉唐旧疆”的；但不能“恢复汉唐旧疆”，那就不妨且待天时、天命；人力不可强求。
这些，寇准都早已心中有数。
按照寇准的沙盘战略推演，应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与契丹做一次总决战，将战线北推到契丹境内，而后，伺机攻克山前山后的中原旧地，一洗石敬瑭之羞；而后，在此条件下，与契丹实现“和议”。当时大宋利战，据说还有“天道”关联。早在“望都之战”失利时，就有一位名叫张旻的将军看出了这步棋。他认为“天道方利客，先起者胜”，天道运行，目前正是利于“客”也即外来者的时期，谁先动谁胜利，契丹先动了，所以有“望都之战”的胜利。但天道很公平，大宋在本土，是“主”，出境就是“客”，因此“宜大举北伐”。张旻甚至还掐算一番，说出了“兴师出境”的具体日期。真宗不一定相信并依赖巫术，但战争胶着，没有特殊条件，一场战役之胜败还不足以决定全局，这类道理他懂。“望都之战”虽然失利，但史上转败为胜之案例不少，如果天道相助，鼓舞败军之勇，完成太宗“取幽蓟”未竟之志，并非没有可能。于是他来问辅臣。但辅臣们否决了张旻的动议，“真宗北伐”，于是转换为一种哲学，仅仅呈现为可能性，随后，消弭在虚无之中。
所以，寇准的“上策”没有实行。
“下策”是按部分辅臣意见，真宗坐镇汴梁，诸将出师抵御契丹。而后，在诸将取胜之时机，与契丹寻求和议。
但如此“下策”，在契丹“举倾国而来”的情况下，凶险莫测。
圣贤有言：“人心惟危”，主将率中央禁军在外，当初石敬瑭的故实、杜重威的故实，万一重演，帝国则凶多吉少。即使主帅不反，试图博取一票富贵的下级将士将杏黄旗撕了草制一袭龙袍，强行披挂在主帅身上，这样的故实史上也不是孤例。
此前的傅潜、当今的王超，虽然并无证据证明他们要做石敬瑭第二、杜重威第二，但作为军人统帅，那种“逗挠不前”的姿态，是随时可能演绎为挟契丹而南窥的态势的。作为帝国首辅，免于“焦头烂额”的唯一办法就是“曲突徙薪”。寇准不得不防。
所以寇准力求不出现“下策”。
现在所行者，实为寇准之“中策”：御驾亲征，取胜后，相机和议。
最早的“议和”文书
且说王继忠。
这次契丹南下，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留在雄州（今河北雄县）以北；萧挞凛率先锋主力在宋境穿插南进。王继忠跟随在太后身边，有一次，他得到机会，再次向萧太后说起和平建议。
如何和平？
似乎都还没有可以行之有效的模式，也没有模板可以借鉴。
但双方可以协商。
萧太后当即想到关南的莫州和瀛州。按她意见，只要得到这两地，可以和平。她将这个念头暂时藏起，开始跟王继忠推动和平。
她让王继忠直接给大宋皇帝写信，然后，派出精干小校四人，带着信箭，也即作为契丹官方文书凭证的令箭，到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来见大宋边防军官石普。史称“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显然，这是以契丹国主的名义，另外给真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期待石普将军尽快送给皇帝，信中用词非常诚恳、激切。石普接纳了小校四人。小校还说：“这些文件都是我们契丹主和母后召我们到车帐前，亲自给我们的，告诫我们速速送到莫州石帅。获得收到的消息，马上要回去汇报。”
石普当天就派人飞驰数百里，将这些文件送给了真宗。
真宗发书，看到了王继忠的信件。王继忠信中讲述了当初“望都之战”中，王超“轻敌寡谋”，结果自己被契丹擒获。说他在北朝也即契丹处做官，“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只以休息天下士庶，中止两朝战争为己任。“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这里透露的消息就是：契丹主动求和。
但是真宗一开始不相信。他对辅臣说：
“朕怀念太祖全盛之世，也以‘和戎’为国家利益所在。朕初即位，吕端就有建议，将太宗仙逝的消息去通知契丹，以此求得两国罢兵。后来何承矩也有停战的意思。但朕认为：两国从未有过交往，和平是不可以强求的。朕又想，自古以来，北敌就常祸害中原，如果不是用至德安抚、用大兵威胁，他们那种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所以，朕不信他们。这个奏章虽然到了，但他们有多大诚意？实在不值得相信。”
毕士安不同意真宗意见，他说：
“近来契丹愿意归附我朝，是因为他们都认为陛下有神武之风，而且本朝雄富。他们常常害怕我朝一旦举兵北上收复幽州，所以将进攻当作防御，深入为寇。但几场大战过来，他们兵锋已经受挫，但又耻于自退，所以正好借助王继忠来请和。臣料契丹此举非妄。”
真宗又道：
“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契丹因为南下无成，所以请求盟好，固然现实如此；但是我们一旦答应他们的请盟，他们必有条件。朕已经想好：如果能够屈己安民，派个使者去谈，给他们一些货财，这是可以的。我担心的，是关南之地，曾经属于他们。如果他们拿着关南说话，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亲率大军去讨伐。”
契丹这个强劲的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之“和”，必须出自他们的主动，才有希望。事实上，早在后周时期，后周太祖郭威就曾经有过“纳币求和”的故实。那时，契丹与后晋的战争结束不久，后汉也刚刚被后周取代，郭威就派遣干员出使契丹，提出“岁贿十万贯”，要求契丹停止侵略中原，史称“契丹不许”。所以，到了大帝柴荣时代，深知与契丹之“和”，不可强求，于是乘着兵强马壮，率先北上，收复了关南之地，可惜柴荣病殁，大业中坠。
现在，契丹主动来求“和”了，怎么处理？
大宋君臣商议了一个方案，真宗手诏，令石普送给契丹派来的小校和王继忠，手诏大略说：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嘉恳诚。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傥谐偃革，亦协素怀。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
朕继承大宋帝王之位，抚育万民，经常想的是停火息战以安百姓，岂有竭尽兵力而轻率付诸武功的意图。现在看到你们的上奏书信，你们的诚恳，很值得嘉奖。朕富有天下，为人父母，如果能够做到停止干戈，也是朕一直以来的愿望。诏书到日，卿可以将朕的意思秘密转达，共同议定具体事宜。如果有真实的和议意见，就跟边臣联系，让他们向朝廷转达消息。
这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议和”文书之一。
“死囚”的献祭
与此同时，契丹和大宋在和谈之际，不但没有停止攻防之战，而且华北各地狼烟四起。
真宗见情报显示契丹已经深入河北，就令前线民人进入城寨，暂避锋芒。
此役，契丹为了保证河北诸路的南下安全，也安排了西路军的“打援”。
远在河东麟府路的钤辖韩守英等人，在朔州大破契丹，斩获甚众，牛马羊、铠甲等，俘获数万计。
河东的岢岚军（今属山西忻州），也与数万契丹铁骑在一个叫草城川的地方有了对阵。一战，敌人败去。岢岚军军使贾宗估计敌人还会再来，就在战斗间隙，与并州、代州赶来的援军司令高继勋讨论退敌方案。
高继勋说：
“刚刚两军相交，我登高瞭望，见草城川这一带地形地势，又见敌阵。敌人虽然不少，但是队伍不整。可以判断：统领不是一个将才。我兵虽然不多，但可以奇取胜。我先到山下设伏。战事起，我即与你会合，留下南面方向，不设围，敌人必然向南逃，你急率大军追击，可以在敌人溃散之际彻底打败他们。”
第二天，高继勋在一个叫寒光岭的地方设伏，契丹又到草城川，两军角力之际，寒光岭伏兵蜂起，刺入敌阵。契丹未加提防，果然大败。也恰好在这个时候，西部麟府路的契丹败报传来，东部岢岚军的契丹本来是与西部构成战略掎角的态势，西路败，东路慌，史称在这一部契丹军，在惊慌中“自相蹂躏者万余人”，晋北宋师大胜，获马牛羊驼甚众。
捷报到来，真宗表彰了麟府路和岢岚军。
这时，澶州地方开始调集丁壮，修葺州城。
但真宗认为戎寇在北，如果澶州内地忽然有这种整修城楼的动作，恐怕动摇人心，赶紧命令停止战备工程。并将河北前线的司令官何承矩调到澶州来做防御。何承矩乃是善于野战的将军。按真宗思路：敌人一旦到达澶州，可能不是一场守城战，而是野外阵地战。
王超不动，河北前线战事吃紧，真宗另调动驻守河东的雷有终从土门东进，策应河北诸军。
土门，即古井陉关，在今天河北的获鹿县附近，与镇州接壤。
真宗动员了何承矩和雷有终“夹击”可能到达澶州的契丹，证明了形势开始渐趋紧张——王超所部十几万正面攻防大军，已经不可依赖。
保州孙密率领当地“强壮”也即民兵，也有了“破敌”之功。捷报传来，真宗高兴，对辅臣说：“边境一带的强壮、军士等，都如此藐视敌人，并不畏惧他们。看来只要将领得人，实在不难殄灭敌寇啊！”
但敌寇还是在深入，从河北纵深向着山东、河南而来。
契丹倚仗着骑兵优势，遇到宋师，战有利即进，不利即退，来去如风。所以宋师尽管多次击败契丹，但整体考察，“击退”者多，“击溃”者少，那种大兵团合围后全部聚歼的“殄灭”战更少。大宋用兵，不狠。契丹似乎在利用宋师这种近于愚蠢的军政之仁，所以，敢于在中原内地飘忽、跳跃、深入——他们知道不大可能被包围，他们跳得出。
契丹为何总是能够自由出入中原？
除了宋师布防的“漏洞”以外，那时，中原大地，地广人稀，也是一个原因。真宗晚年全国人口约两千万，不足今天北京一市的人口总量。想象一下可以知道，那时的中原，走上几天几夜往往也难以看到一处村落，几乎是常事。所以无论大宋还是契丹，战争中，总希望能将对方的人口转移到本国。增加人口，是那时的基本国策。顺便说一下：契丹全国人口约两百万，是中原地区的十分之一。但契丹几乎全民皆兵，是一个马背上的族群，国家跟着马背走。所以，他们的战争动员能力不低。
尽管地广人稀，契丹的出现，还是令冀鲁豫交界处出现了逃避兵火的大群流民。他们从四面八方向黄河渡口走去，希望过河，寻求更安全的地界。
朝廷闻讯，一面派出使者安排流民，一面诏使各地知州，要在边郡粮草转运、大兵调动之际，安抚地方，不必惊扰。真宗“虑致摇动”，担心因为战争行为而动摇士庶人心、天下不安。“天水一朝”（宋朝）所介入的战争，除了几次诏令地方“勤王”之外，几乎都是静悄悄的。战争，但不扰民，不做大众动员，不随意征兵，甚至不随意征调地方乡兵，是一大规则。
但在安排流民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故实，算是做了一次“大众动员”。
朝廷派出兵部尚书、昔日名相张齐贤权知青州，并兼附近青州、淄州、潍州等诸州安抚使；知制诰丁谓兼附近郓州、齐州、濮州安抚使，主要工作是安抚这一带流民，同时提举（管理）地方转运（运输军用物资）及兵马，另外一个附带的工作就是，将管界内山河道路之“广狭形势”，画成地图报到朝廷。张齐贤、丁谓，都是大宋名流，工作能力不俗。契丹南下，扫掠冀鲁豫三省交界，此地有乱象，所以真宗派他俩来分段管理地方。
有一次，敌骑小股部队越过广袤的河北平原，又来到黄河以北，骚扰中原纵深，史称“民大惊”。丁谓辖区的民众聚集在几个渡口，争抢渡河。在一个叫杨流渡的地方，艄公们有了“邀利”，也即公开涨价或索要贿赂的行为，发国难财。士庶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渡口，一时间，情况紧急，丁谓知道后，当即提来一个已经定了死罪的囚犯，押解到渡口，假冒艄公，被杀。史称“舟人惧”，于是“民悉得济”，士庶全部得以渡过河去。
丁谓担心契丹继续南下，就将渡过黄河的流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手执军旗，敲击刁斗，沿河鼓噪，声闻百余里。契丹不辨虚实，以为此地有了防备，退回去了。
丁谓，这个真宗朝的大人物，做事干练。但死囚当斩，那是应有时日的，随意提取而杀，那就是将人视为“工具”之无道行为；动员流民百姓参与军事行为，也毕竟不合战争游戏规则，也不符合大宋立国以来的民生精神。军人保护人民，而不是人民保护军人，是战争的基本规则。但紧急关头，当机立断，往往又自有利国利民之处。此际，无案例可以借鉴，无律法可以援引，无制度可以查勘，无圣贤可以请教，事到临头又事发突然且事情紧急，如何平衡，使行为符合中庸之道？权断甚难。历史军政行为，往往就在此类节点，显出精英人物之大智慧与真操守。是大智慧必有所为，是真操守必有所不为。按儒学意见，每当遇到选择的困境，不妨自问：我如此行为，可是仁者行为，可是义者行为？如果自问是仁是义，就去做，至于成败荣辱，无须计较；如果自问不仁不义，就不做，至于功名利禄，不必考虑。世事吊诡之处更在于：当此之际，权断者的“仁义之行”，其结果可能正好是反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宋襄公；而权断者的“反仁义之行”，其结果则可能正好是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周武王灭商之战，就被时贤讥讽为不孝、不仁，但周王朝的兴起，则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构起了亚洲地区的礼仪之邦，事实证明“武王灭商”与此前的“汤王灭夏”一样，都是一场充满正当性的革故鼎新，史称“汤武革命”，大义在此。丁谓临事杀囚，是正当的吗？如果问题重新出现，这应该是具有“二难”性质的选题。无论选择杀还是不杀，都在政治伦理方向上呈现为“背反”的性质。所以，史上的精英人物，每遇此类选择，间不容发之际，众人彷徨之际，都会陡然升起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道义担当。事已至此，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无论当世如何理解，无论现场能否成功，我只管“直道”做去，将“责任”扛在自家肩上。无辜的只是那个“死囚”。而“死囚”有些时刻可能未必一定就会赴死。当其未死之前，可以有各种机会令他不死，如遭逢大赦。孟子有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死囚”，是事实上的“澶渊之盟”的献祭牺牲。对他个人而言，乃是一场存在的绝望灾难；对大宋而言，乃是一个生命的两难悲剧；对天下而言，乃是一曲孤独的苍凉离歌。在那一瞬间，这个人，他的命运在另一个人手里遭遇宣判——而宣判者，事实上并无宣判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