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如何，我对此类困境中的果断选择与责任坚守，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敬意。他们是不计荣辱名利的道义担当者——尽管，他们的选择，也许是错误的、罪恶的。丁谓后来劣迹不少，此举也未必“合道”，但在危急中呈现出的智慧可称之为“大”，操守可称之为“真”。丁谓，他的故实很精彩，容后慢表。
谢涛《梦中作》
真宗此时面对全国一盘棋，与辅相们运筹谋划，主题是对付契丹南侵，但西夏也在捣乱，境内盗匪不断，巴蜀谋反频发，灾害天气连续发生，更有丧事、祭祀、民事案件要处理，王超那边更不听调度……凡此种种，却看不到真宗的忙乱和慌张。他处理地方报来的一桩桩大事或小事，不急不烦，不喜不忧，从容应对，镇定批复。那一种气场定力，读史，就会越过千年岁月感觉到。
当时曹州（今属山东菏泽）一带出现很多土匪，真宗就派一位朝官谢涛前往治理。这个县级州城的赋税，按旧日规定，收取上来之后，要调拨到南边的睢阳（今属河南商丘）充作地方军粮。但谢涛到日，正赶上淫雨不断，按照朝廷规定，转运这批粮草有时间规定，如果一定要完成任务，那曹州民众就要在淫雨天气中，踩着泥水南下。史称“百姓苦于转输”。谢涛调查后，留下这批粮草不动，上奏说：“江淮那边运往京师的漕运粮船，每天都会路过睢阳。可以将这批粮草留一部分，用作睢阳军粮。我这边的曹州军粮，可以改日由广济河输送到京师，替代江淮过来的部分漕运。”这就要变更京东路、河北路、淮南路等几个转运使的转运任务，需要任务清单、发运、接收文案的重新拟定，有点麻烦。所以此案一出，当即遭到诸路转运使的反对。
但真宗还是认真分析了谢涛的建议。他看到，曹州、睢阳、京师，构成一个三角形，各自相距二百余里。谢涛的建议只不过给文案工作增加了一点麻烦，但对漕运实施，并未造成操作上的影响，而且还宽舒了曹州当地的民力。节约民力，是“天水一朝”不可变更的国策。真宗在日理万机之中，权衡了曹州民众的利益，决定按照谢涛的意见处理。
顺便说，谢涛不是一个功勋卓著的官员，但治理地方有政声。此人似乎对生死问题有达观思考，对圣贤气象有温情理解。他认为人生百年，即使功名不朽，也不过留下青史中的几页纸张；就算千古英雄，死后也不过化作一坑灰尘；但从周公、孔子而来的教诲大义，那种仁义精神，却至今浸润着万民。他有一首诗，题为“梦中作”，就说这个感觉，似可约略见出他的君子风范：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
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浸生民。
契丹不断逼近中原腹地，真宗准备起驾了。诏下，要随驾的军士先到澶州，并赏赐了天雄军以及河北前线驻屯将士。赏赐，往往是战前的一种安排。
河北又有捷报，大将张凝、田敏率领“偏师”，也即非主力部队深入契丹北境，到达易州（今属河北）之南，战败契丹守军，虏获人、畜、铠帐数以万计。同时，保州、莫州、岢岚军、威虏军、北平寨都有抵御入侵之敌的战功。诡异的是：只有都钤辖魏能“逗挠无功”。
不久前，真宗重新布阵，王超为总帅，大兵屯定州；朝中议论的意见是：屯驻威虏军的魏能、屯驻保州的张凝、屯驻北平寨的田敏，以及缘边巡检杨延昭四人，手中握有精骑，等敌人越过防区进入河北南部或山东北部、河南北部，就深入敌后“以牵其势”。王超上书要求将这四人全部隶属他来管辖节制。因为王超有过不听调度的记录，朝廷不得不有所因应，所以驳回了王超的意见。真宗也认为本来安排这四员大将就是为了“设奇兵”，用来扰乱契丹的心腹；如果再令王超“取裁大将”，那样将“无以责效”。于是下诏，令魏能等人不受王超节制。但没有想到的是，契丹南下，诸将立功，只有魏能不动，敌寇来袭，诸将出城逆击，他退保威虏军，关闭城门不动，听凭诸将苦斗。他似乎在与王超保持一致，拥兵自重。
魏能这种表现，与“长城口之战”中的骁勇机智，几乎判若二人。
战后，诸将有一次聚会，议论起来，都责备魏能，史称“众皆愤俳”。座间，只有张凝无语。有人问他为何不说话？张凝道：“能粗材险愎，既不为诸君所容，吾复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计也。”魏能不过是一个粗材，但用心颇险，又刚愎自用；此役，既然不被诸君所容，我再激切责备他，会让他心不自安。如此，那就容易失策啦！
显然，张凝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真宗听说张凝这一番议论，认为他所言有见，史称“上闻而嘉其有识”。
显然，真宗也意识到了什么。所以，真宗诏令王超从定州赴澶州大驾行在后，即诏田敏等人移屯王超行营。
王超还远远没有更多动作，兵权已经如此被罢免。大宋的制度性建设，已经让昔日藩镇割据、挟寇自重的可能性越来越趋于不可能。
曹利用自荐出使
契丹大军进至莫州、瀛州附近，昔日投降契丹的王继忠，在雄州之北得到了真宗传来的诏书。他知道真宗确实有意推动和议，就再次向萧太后言说“和好之利”，同时再通过石普向真宗奏上一封书信，大略谈了两个意见：一、契丹已经兵围瀛州，关南乃是契丹“旧疆”，宋师恐怕难以固守。
二、请尽快派遣使节来契丹进入实质性谈判。
这两个意见透露出来的信息极为密集丰富。
这封信，王继忠不怀疑萧太后会看到，于是借机向萧太后明示：我王继忠正在要求宋廷尽快先派使者来谈。
“澶渊之盟”，是谁向谁先派使者？
这不是个小问题。
除了政治面子问题，还有个主客场的谈判优势问题。
历史上来看，王继忠事实上代表了契丹一方，是他先向宋廷通问，随后萧太后派出了小校。但这些还都不算是“正式谈判”。那么，“正式谈判”，在哪里呢？现在契丹领袖已经离开了上京，正在雄州之北；大宋领袖也即将离开东京，正在准备开往澶渊。那就只能在各自的行在所在地。使者所到的对方行在，就是对方的“主场”，自家的“客场”。主客有别，形势有异。王继忠等于在暗示真宗，不必计较主客场，我王继忠在契丹，自有在曹在汉的计较，我王继忠既然邀请宋廷来人，就心里有数。
另外，表面上看，王继忠似乎在劝谏真宗放弃关南瀛莫二州，或讨论关南归属，屁股似乎坐在契丹一方，但事实上，这是在向真宗巧妙透露契丹谈判的底牌，是要真宗做好应对的准备。信件要出境，难保契丹不会拆看，所以，这信也是曲折地转给萧太后看，意思还不是表露自己的忠诚，而是告诉她：如果宋师固守瀛莫二州，则“我契丹”试图靠谈判索回关南之地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此意不可，那么出路在哪里？
谈判，折冲樽俎之际，不是比谁更凶恶、更强大，也不是比谁更有脾气、更有血性，甚至不是比谁更合法、更正当，而是比：谁更有智慧找到妥协之路。
这条路，王继忠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他期待着由中原和草原的领袖们自己去提出。
这条路，萧太后也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她期待着要价更高，所以兵围瀛州，志在必得。
这一条妥协之路，真宗找到了。
瀛州保卫战之间，真宗得到了王继忠的回信，看后，对辅臣们说：“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
我大宋瀛州一向有战备，不是值得忧虑的问题。但你说先派使者到草原，也没有什么损失，可以。
于是回复王继忠，答应他的要求，尽快派遣使者。
朝廷随即招募了一位神勇军军士名叫李斌，手持信箭作为随从。神勇军，是中央禁军也即正规军的一个番号，此外番号尚多，如捧日军、神卫军、龙卫军、拱圣军、胜捷军、骁捷军、龙猛军等等。这些军人都是从各地乡兵和地方招募而来，高个头，多在一米八左右，有威猛之相。
还要正式选一位有胆有识的正式使者，于是令枢密院选人。有一位殿直也即朝廷的闲职武官，名叫曹利用，他就是后来平定岭南“陈进之乱”的名将。此际，他正想着如何报效朝廷，听到朝廷招募出使契丹之事，就到枢密院上书自陈，说是“倘得奉君命，死无所避”。真宗得到推荐后，很愉快，对辅臣说：“契丹首先表露诚恳，愿意请求同结和好，使者虽然行走于两军之间，实在也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作为一个小臣听到朝廷命令就请求出行，这作风也实在值得嘉奖。”
曹利用袭取父荫做到朝中小官，但他少年时代就喜欢谈论天下大事，善于辩论，口才好，为人慷慨，有大志。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在他人患得患失之际，他脱颖而出，成为“澶渊之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真宗当即给他升官，为阁门祗候，假崇仪副使。阁门祗候是朝廷做具体事的科员，崇仪使则属于正七品的荣誉散官，副使，就在七品之下。所以这俩职务都不算高，但都算武职中的文官。真宗似乎有意不让谈判者品秩太高，很低调。
曹利用带上给契丹的书信、给王继忠的手诏，出使去了。
瀛州保卫战
与此同时，真宗开始亲征。
契丹则在阳城淀王超眼皮底下得到休整之后，沿葫芦河来到关南，直抵瀛州城下。值得注意的是：此行，萧太后、耶律隆绪也同期抵达。
萧太后的愿景是：力克瀛州，而后与大宋谈判，索要关南全地。但她也有预感，估计大宋不会轻易“奉还”关南之地，那么，在谈判之前，先打下关南之地再说；不然，一旦谈判“和好”，再要关南之地回到契丹，那可就难上加难了。所以，此战志在必得。
守卫瀛州的乃是太祖时的武官李进卿之子李延渥。
李进卿早在后周时就有战功，曾跟随周世宗柴荣参加过著名的“高平之战”。归附太祖时，也有战功，而且对大宋极为忠诚，有效死之志，官职一直做到节度使。李延渥算是将门之后，瀛州作为关南重镇，真宗托付给他经营，此人与乃父一样，对大宋忠心耿耿，而且守城得法。他早有准备，似乎知道必有一场瀛州保卫战，故多年绸缪以待今日。这也是真宗之所以放心的原因所在。
契丹攻城甚为凌厉，他们要在宋师援军赶来之前，克复此城，所以组织了史上最为强悍的攻城队伍，昼夜鼓噪，四面夹攻。这样不停歇地轮番进攻了十天，气势不但不减，反而更盛。十几天来，方圆几十里间，人人都可以听到击鼓声、呐喊声。契丹驱使善于造车的奚人部落制作了特殊的木制登城盾牌，夜里，举着烛火，敲出城垣坎穴，蹬着墙砖，冒死爬城。
李延渥这里的防御力量总有三个部分，一是地方州兵，也即厢军，一是地方招募的强壮，也即乡兵，还有一部分是地方巡检史普麾下的巡检兵，也即治安部队。厢军在北宋属于“诸州之镇兵”，各地都有，与中央禁军不同，但却在战时可以临时充当防御、戍守力量；乡兵不远征，但也不打仗，不过紧急情况下，可以作为地方作战时的补充；巡检兵只负责巡逻治安和侦探，但在北宋时期，也往往参与局部战争。战争，尤其是具体的战役，统帅人物的气质和方法往往可以将一支未经训练的兵众转化为骁勇神武之军。李延渥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契丹四面攀缘城堞的过程中，将早已准备好的礌石巨木，按照战术地点需要，总是在最精确的时刻做出精确的投放，沉重的石木从城楼“累累而坠”，没有任何肉体可以经受如此钝击，契丹人留下了一片一片死尸。而大宋的神臂弓射手，则在城堞之后，精准射击，将一个个试图露头的敌寇射杀在城壕里。
最后一天，契丹人组织了史上最为强大的弓弩队伍，向着城楼射击，暂时压制住了宋师的神臂弓射手。瀛州城楼另有一种防御设施名为“戍棚”也即“敌楼”，这是战时临时设施，完整一点的，像一间木制小屋，士兵躲在其中，免受敌箭射击，但又要留出空隙射击敌人。李延渥设计的这个敌楼很简单，只在城楼顶部女儿墙，也即那些连续的凹凸矮墙间顶部，一个个下垂着横搭上不足一尺宽的木板，用来防护我方射手。契丹的弓弩箭雨射到这些戍棚垂板上，每一块都集中了两百多支羽雕翎箭。
一阵密集的火力压制后，萧太后与耶律隆绪亲自上阵，轮番击鼓，数万精甲铁骑，换上轻装甲胄，在草原领袖的感召下，冒死登城。宋师守卫将校中，陆元凯被流矢射中脸部，仍然镇定指挥；巡检司令史普勇敢而不避战，从容调动守城兵员和檑木滚石，有条不紊；李延渥坐镇城楼，调拨城上城下各支州兵与强壮，史称“据守益坚”，坚守瀛州的意志更加坚定。
契丹在这一战役中，史称“死者三万余，伤者倍之”，这个数字，转换成另一种常见说法就是：“伤亡九万余人”，或：“伤亡近十万人”。
如果这个数字可靠，“瀛州保卫战”可能是有史以来大宋帝国歼灭契丹人数最多的一次，而且大宋完胜。此际宋师援军也正在轰隆轰隆地赶来。
当契丹母子领袖感到无法攻克这座关南要塞时，娘儿俩带着残兵败将“遁去”，留下的铠甲、兵器、弓弩、长竿、盾牌“数百万”。战利品，可能也是与契丹之战中缴获最多的。
真宗得到捷报，很高兴，他听说契丹发射的箭矢钉在戍棚的垂板上，密集度达到每一块有二百多支，就下诏让瀛州送一块板子过来看看。看后，甚为惊叹，称赞了守城者的劳苦功高。随后，重重地赏赐了李延渥以下的诸将和士兵。
不久，河北北面部署发来情报：“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侦得其谋，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
这一情报显示：契丹这一番的确是在“举倾国而来”，瀛州伤亡九万，居然还有二十万的战斗力，居然还想继续与大宋死磕！契丹这母子俩确有不同凡响的战斗意志。他们可能也已经意识到：这是与大宋王朝最后的斗争！如果战场上不能有所斩获，和议也将斩获不大。
契丹在拼命，在为通往“和议”之路拼命。
“归降”的契丹人
真宗则非常镇定，下诏，要诸路大军以及澶州戍卒，做好到天雄军会战的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契丹到哪里，就跟他们战斗到哪里。大宋，事实上并不惧敌。每逢契丹入寇，河朔（泛指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地区）一带的宋师，将百姓移入城中，大门一闭，据守，契丹也无可奈何。
更有一位右赞善大夫名叫王屿，他正做着冀州（今属河北衡水）知州，史称此人“常有破敌之志”，经常在本州将戍卒集合起来，搞阅兵演习。又在农闲时节训练本地“强壮”。平常城门打开，百姓自由出入樵采。他常常对人说：“敌寇如果到了，我冀州兵一定可以去截击他们。不必为我们冀州担忧。”果然，契丹的游骑从广袤的华北平原展开劫掠，到达冀州时，被王屿亲率训练有素的战士击退。
冬天来临之际，整个华北地区上空开始弥漫战争气息。此际，更多的契丹人开始投降大宋。从咸平年间开始，就不断有契丹人向大宋走来。
咸平四年（1001），契丹的王子耶律隆庆的麾下就有人来降，从此以后，契丹来降者陆续不断，史上记录：契丹阁门使寇卿的儿子寇用和、寇继忠来降；契丹李绍隆来降；
契丹贵将萧继远的亲吏刘澄、张密带着族人来降；契丹于越部下大林寨使王昭敏等归降；
契丹奚王知客阳勍来降；
契丹平州牙校韩守荣等来降；
契丹北宰相亲吏刘庭凤等来降；
契丹供奉官李信来降；
契丹统军常从李可来降；
契丹班济库都监耶律吴欲来降；
契丹林牙使摄推官刘守益等来降；
……
透过这些不完全统计，可以约略得到一个信息：契丹国内并不平静，而萧太后，这个年过五十的迟暮美人经受了太大压力。如果不能达成和议，这样的事还会不断发生，事实上，契丹国内已经发生了多起军政性质的“谋逆”变乱，但在铁腕萧太后的管制下，扑灭了那些变乱。
且说这些降人。
他们有些是契丹族人，有些就是原来的汉人。所有归降者，真宗都为他们安排了朝中的官职，给一份俸禄和赏赐。但是开始的时候，契丹来降者，“无所依”，也即在中原没有亲友，朝廷就特意在京城南部开辟一块地，称之为“南置院”，要他们住下。
这之中还发生了一个传奇。
有一个幽州市民赵祚，带着妻子来降，不久，有一个赵州的市民苏翰发现这个赵祚带来的妻子就是自己离散已久的女儿。于是，苏翰来到登闻院，敲响了登闻鼓，上诉，要求将赵祚和女儿一块带回到自己家。当初离散的理由已经不可知，但苏翰要求两位回家，毕竟是一种认亲行为，真宗调查无误，就支持了苏翰的诉求，还专门赐给赵祚夫妻衣物、布帛、缗钱，让他们回到未曾谋面的岳丈家中。
但是大战即起，前来“归降”的契丹人中，难保没有奸细。守边官员无法分辨是真是假，但又担心送到京师，会成为搜集内地情报的间谍。如何处理？如果此事在某类铁血王朝，估计就是秘密杀降，或拒绝接受降人，但真宗给出的意见是：要求缘边各个州军要塞，如果有契丹人、渤海人来归降，当即要给予生活基本资料，但要派遣人员“守护”，等到敌人退走，也即战后，再将归降者上报，送往京师。大宋的仁义就到这种地步。
就在大驾亲征之前，真宗皇帝乘着逸兴，做战前的热身——校猎。他骑马到近郊，进入丁冈村，忽然看到一家民舍，墙垣已经倾圮，房屋低矮简陋，于是问询、进入这个人家，原来乃是“税户乔谦”家，纳税人的住处如此贫寒，真宗不忍，于是召这家主人，赐给万钱（应为十贯）、三十件衣服，并免除了他一家三年的赋税。真宗这类“访贫问苦”的举动，不是出于地方官员安排，也不是出于存心作秀行善，而是忽然撞着，恻隐心起，给予救助。
随后，大驾起行，向着澶渊。
伍
| 澶渊之盟 |
达成“澶渊之盟”，是大宋帝国文武官员和真宗皇帝共同演绎的政治硕果。这之中，李延渥的“瀛州之战”极大地消耗了契丹有生力量；李继隆则击毙契丹先锋大将萧挞凛，令契丹夺气；澶渊城北布阵，军容严整，令契丹使者韩杞一见心惊，这感觉传导到契丹营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令草原帝国的领袖有了“畏宋”心理……
凿冰御敌
在寇准和枢密院规划后，真宗下达诏令，布防澶渊：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马军都指挥使葛霸副之，西上阁门使孙全照为都钤辖，南作坊使张旻为钤辖，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步军都虞候王隐副之，入内副都知秦翰为钤辖。
这一盘大阵就部署在澶州城黄河两岸，主要在北岸；以野战为主，城防为辅。此役，最重要的人事安排是起用了名将李继隆。
李继隆乃是被南宋官方称赞为“六大名将”之一的人物。六大名将，按时序排列为：曹彬、潘美、李继隆、曹玮、张浚、韩世忠。这个序列良莠不齐，且故意遗落岳飞，并不公平，其缘由容后续书中慢表。但李继隆能够列入“六大名将”是有道理的。“澶渊之战”前，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太宗朝时击败契丹“战神”耶律休哥，后来在西北击败李继迁还在其次。真宗时，因为李继隆是他的亲舅舅，虽然舅舅多次要求上前线，真宗都不想“烦以军旅”，就让他“优游近藩”，享受生活，对他“恩礼甚笃”。契丹南下，王超抗旨，“澶渊之战”就要发生，李继隆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的身份，做着山南东道（今属湖北襄阳）节度使，但判许州（今河南许昌），等于赋闲。他看到了大宋帝国的危机，再一次主动请战，要求“扈从”。真宗答应了他，于是，李继隆进入中国历史大事件“澶渊之盟”。
契丹一面调动大军南下，一面策划和议。
大宋一面策划和议，一面调动大军布防。
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庚午日，真宗车驾从京师出发。
当天，司天监来报，说天现“日抱珥”之象，且有“黄气充塞”，吉祥。这意味着敌人将“不战而却”，是“和解之象”。
所谓“日抱珥”，乃是太阳两侧各出现一个半圆的光环，模样仿佛一个人戴了耳套。据说此乃“抱戴”之意。何况天上还布满了黄色的云气，此乃利于天子的天象。
真宗丝毫不为天象所动，对北鄙方向的侵扰，从未放松警惕，虽然也在积极谋划和平。
但和平并不顺利。大宋特命全权大使曹利用从东京出发，几天后，到达天雄军，镇守在此的王钦若、孙全照接待了他。
但孙全照以一个军人而不是政治家的思维认为：契丹无诚意！如果有诚意，干吗还一面商量和谈，一面那么凶狠地发动“瀛州之战”？那么大败之后，重新组织精甲铁骑，进袭河北？如此，大宋派出使者到契丹，只能自取其辱。于是，他与王钦若商议：按住曹利用，不让他去草原，我大宋丢不起那人！王钦若同意了孙全照的意见。
契丹没有等来大宋使者，又赶上“瀛州之战”元气大伤，对议和一事更加着急。就令王继忠再次给宋廷发送信息，并且有“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之语。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契丹出兵不利，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不敢）过分劫掠中原，以此来等待（或对待）王道之人（指大宋）。从太祖赵匡胤时代以来，契丹还从未如此硬撑着一点尊严表现出谦卑的口吻。
显然，契丹求和心切。
王继忠也纳闷，为何宋廷不派人来？
于是赶紧继续给真宗写信。他已经听说真宗大驾正在“北巡”澶州，而旧日相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感德军（今属福建安溪）节度使葛霸，正在澶州，为李继隆副手。于是，信件由边境官直递澶州葛霸，葛霸收到后，当晚即送达真宗行在——此时真宗已经离开京师，正在北上路途中。
真宗还不知道曹利用被“按”在天雄军，也在纳闷他怎么在天雄军待了那么久？当即手诏赐王继忠，告诉他已经派遣曹利用出使。
随后，又给曹利用手诏，促使他尽快出使；并在给曹利用的书信后，又附上给王继忠的书信，要他敦促契丹派人到天雄军来“迎援”曹利用——因为从天雄军到雄州，虽然属于大宋河北之地，但现在到处都是契丹游骑，使者出行不安全。
王继忠还没有收到真宗手诏，就听说了曹利用被“按”在天雄军，不能成行。于是，再次给真宗发信，要求从澶州另派使者前来，以免“缓误”。
这时，真宗大驾已经到达距离澶渊不远的长垣县，见信后，回信告诉他前面一封信的意思，不另外派遣他人。
几天后，真宗到达韦城县。此地在黄河岸边，地属滑州（今河南滑州市）。此时正是隆冬季节，黄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上面可以行走车马。真宗下诏，令黄河沿线几个州郡，滑州、齐州、濮州等，部署丁夫往来于河上，凿开冰层，以防契丹骑兵渡河。
而这时候，契丹南下的大军已经到达天雄军。从天雄军到澶州不过二百里路程，形势空前紧张起来。
“无地分弩手”
天雄军听说十几万契丹大兵来临，“阖城惶遽”。太守王钦若于是召集诸将分守四城。但那时节似无人愿意据守险地，王钦若采用了抽签抓阄的办法来分配四面之守，史称“探符”。时任“驾前西面邢、洺路马步军钤辖兼天雄军驻泊，兼管勾东南贝、冀等州钤辖”的孙全照，此时慨然而起一股英雄气，他说：“我孙全照乃是将门之后，请不参加这次‘探符’。诸将自去选择便利处所，剩下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
诸将也同意他这个意见（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慨叹：天下英雄不多！），最后的结果是：没人愿意守北门。因为北门直接面对来犯之敌，必然凶多吉少。王钦若也不分辨，就将北门交给孙全照。王钦若自己选择了南门。但孙全照不同意，他的意见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先生是天雄军主帅，全城号令、谋划都要从主帅之处发出。南城、北城相距二十里，紧急状态下，有所请示，等待回复，这么远的距离，必然失去机会。不如居于中央府署，保固天雄腹心，机断处理四面敌情。如此，则大善！”
王钦若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另派他人固守南门。
孙全照在边境多年，熟悉契丹套路，更知道宋师利弊，于是常年训练有一部“无地分弩手”，也即机动神臂弓手。这支队伍人数不多，但精悍异常，人人手执制作特殊的朱漆弓弩，一旦将箭镞射出，无论人、马，皆可以“洞彻重甲”，可以将皮盔皮甲射穿。而且平时训练有素，随着他的指挥，灵活布阵、变换队形，史称“应用无常”。后来仁宗朝名将郭逵，论战法说：“兵无常形。”南宋名将岳飞，论阵法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类意见，与孙全照此论，都属于军事家的天才感觉。
孙全照守北门，根本就不登楼。他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在城壕之外列阵，一色的大红弓弩，在冬日阳光照耀下，颇有“熠熠生辉”的精彩。但契丹萧挞凛很早就听说过此人大名，远远地看到他的阵势就知道不好玩。萧挞凛骁勇不假，但他更善于打击薄弱环节，以此带动全局。所以，他干脆不去接近北门。这样，几万精甲铁骑，呼啦呼啦地绕出十几里，来攻打东门。但东门守卫不错，无法攻克，于是放弃东门，去攻取附近一个小城。城下后，契丹在这里得到短暂休整，而后，乘着冬日的星光，绕出南城，南下。
最凶险的北城，无战事。
萧挞凛庙算天雄守军会来追击，就静悄悄地令大部队前行，但在南城之南的狄相庙附近，留下了伏兵。
王钦若得到契丹南下消息后，已经晚了，但他还是派出了精甲骑兵追击，以此来分担澶渊那边的军事压力。但这支部队果然遭遇了伏兵，从追击部队的后方发起了伏击。夜半三更，忽遇来路不明的杀手，宋师夺气，战不利。王钦若得到消息，知道这一支追击部队已经进退两难。
孙全照主动请示道：“如果让这支追击部队覆亡，那是让我们天雄军覆亡啊！北门，现在不必如此守卫，全照请求救援他们！”
王钦若对孙全照已经是言听计从。孙全照于是趁着夜色带本部兵马出南门，与契丹伏兵力战。史称“杀伤其伏兵略尽”。这样，天雄军派出的追击部队才得以返回城内，但是能够回来的，不过十之三四，可见这一场伏击战的惨烈。
但萧挞凛的主力部队还是攻陷了德清军。
德清军，在天雄军南一百里，在澶渊偏东北方向五十里，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成为拱卫澶渊的最后屏障；而澶渊，则是拱卫京畿的最后屏障。德清军，深知责任重大，在与萧挞凛苦斗后，沦陷。除了战死的士卒之外，知军张旦和他的儿子张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名宋师官员战死。
澶渊之战是多个战役的组合，包括德清军之战。战前，朝廷给各州郡发下了诏令：“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可徙，随在瘗藏，寇至勿战。”大意说：各个州县都要坚壁清野，乡村人众可以进入城中自保，所有金银细软都要带在身上；谷物不可转徙的，都在所在地埋藏，敌寇到了之后，不要与之发生战事。这是一张纸条，散发到了河北诸州郡乡村家家户户。内中有意味的是最后一句话：“寇至勿战。”敌寇到了，为何不战？因为战事自有军人承担，民众不是战斗人员，是受保护对象。大宋一朝，始终坚持战争规则：军人保护士庶，而不是士庶保护军人。
这一张纸条发挥了作用，所以契丹虽然攻取了许多地方，但无所得。即使攻破德清一城，综合算起来，也得不偿失。史称契丹因此“未战而困”。
真宗的忧虑
真宗驻跸韦城，此地在澶渊之南不足百里。
很快，德清沦陷的消息传来，随驾将士中，有了窃窃私语。
而早在一个多月之前，诏令王超率兵赶赴大驾行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这支宋廷倚重的主力，而契丹居然置后方十几万王超大军于不顾，闪展腾挪，一路“蛙跳”，带着草原的腥膻和战马的汗臭，来到黄河北岸——这是什么节奏？
契丹人不服输的蛮力和史上罕见的战斗意志，演绎为一种令大宋不敢小觑的铁血精神。尽管，寇准和毕士安等大宋精英明白，契丹在作困兽之斗，在作战争冒险，事实上，他们已经接近于强弩之末。但更多的大宋将士不明白，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是：草原人已经来到家门口！
大宋首都汴梁城北三百里，就是敌人。
而这些敌人有十几万。
他们越过了大宋河北防线，渡过了拒马河、易水河、滹沱河、永济河，长途奔袭近千里，现在来到黄河边了。
而且，他们有个萧挞凛。
远在韦城的随驾将士也许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一股令人恐怖的生肉的味道……
随驾群臣中有了动摇。
有人再次向真宗提出暂避锋芒，退走金陵（今属江苏南京）的建议。
面对这一股普遍性的畏惧，史称“上意稍惑”，真宗有了一点疑惑。幸运的是，他再一次想起“能断大事”的寇准，于是，召寇准来问。
寇准走在真宗行宫门外，就听到里面有宫内女人的声音说：“群臣之辈要将官家带到哪里去？干吗不尽快回到京师去啊？”
寇准不犹豫，赶紧进入。他不想让宫中女眷的意见影响真宗。
真宗见他到来，直接问道：
“南巡，如何？”
这意思就是，是否可以暂时到金陵去避一避？
寇准像古人李陵那般“奋不顾身”的劲头来了。他知道刚刚说话的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真宗心爱的刘皇后，但还是忍不住夹枪带棒挖苦一番。他假作不知，来了一番议论：“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
史载原文如此。
想一想就知道，这话等于骂了群臣、皇后，甚至也骂了皇上。所以，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寇准此论，痛快是痛快了，但效果并不好，也失礼。
不过真宗算是明白了国家首相的意思。
寇准的话不中听，真宗一时不想肯定他。所以寇准看到的风景是：“上意未决”，皇上还没有打定主意。
寇准有点慌。一出门，看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正立在门屏之间，他在执行扈卫任务。寇准对他说：“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是不是应该报效国家啊？”
高琼道：“我高琼乃是一介武夫，诚愿效死！”
寇准就对高琼分析了眼下形势，然后，带着他再次进入行宫与皇上对话，高琼以标准的军人姿势站在庭下。
寇准说：“陛下如果不认为臣言为然，何不问问高琼等人。”
说着，又把前面的意思大略陈述一遍，但这一次说得比前一次还要激动，史称“词气慷慨”。
真宗没有回应。高琼跪拜后，仰头奏道：“寇准言是！”然后给真宗分析道：“随驾的军士们，家庭父母妻子尽在京师，一定不肯弃家而南行。如果一定要南行，走到半路就会纷纷逃跑。愿陛下尽快到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
寇准又说：“机会不可失！应该赶快起驾！”
当时有个负责管理御用器械的朝官王应昌，恰好在旁。真宗回头看他，王应昌说：“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但若逗留不进，恐怕敌势会更为嚣张。也可以到澶渊之南暂时驻跸，然后发诏，督促王超等尽快会师进军，敌寇应该会退走。不能后撤。”
据一种未必可靠的史料记载，说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忽然出现了日食，而且是“食尽”，大约属于全日食。真宗看到后，大约想起了张旻当初的“天道方利客，先起者胜”的神秘家言，于是有了忧惧。但司天监就像来恭喜“日抱珥”一样，又来恭喜“日食尽”，说按《星经》的说法，这个天象“主两军和解”。真宗不敢相信，再去检核《晋书·天文志》，居然也有“和解”的说法。
首相说要前进，太尉说要前进，近臣说要前进，天意似乎也说两军会“和解”，于是“上意遂决”，皇上的意思坚定起来。
使者的委屈
第二天一大早，车驾启动，向着澶渊，出发。
天气寒冷，左右将貂皮大衣和帛絮帽子进给真宗，不料真宗推却不受。
人问为何，真宗道：
“臣下暴露寒苦，朕独安用此耶？”
臣下都在寒苦中暴露着耳面，朕独自一人怎么可以享用这个？
好事多磨。
曹利用还在天雄军，战区烽烟，通邮艰难，他还没有得到真宗手诏。但契丹那边王继忠则通过大宋莫州守将石普，再次给真宗写信，要求尽快派遣使者来契丹谈判。石普派遣一位指挥使张皓，带着王继忠的书信从贝州（今属河北邢台）出发赴真宗行在。不料南下途中，经由天雄军附近，契丹刚刚打完一场狄相庙伏击战，附近都是草原游骑，结果被契丹俘获。
契丹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听说后，马上将张皓带到帐前，松绑、压惊，当时就安慰了他很久，很是有情有义，有礼有节。
问候中，萧太后也知道真宗早已派出曹利用来草原，但是在天雄军被不知内情的王钦若“按”住。于是，就让张皓顺便到天雄军去见曹利用，尽快让曹利用出使契丹。
萧太后很着急。
张皓到天雄军后，向王钦若说明原委，但王钦若还是不相信——狄相庙伏击战中，天雄军将士流了那么多血，现在你契丹人还在我大宋境内，而我皇车驾正在北巡，如此这般，就要和谈了？
契丹不仅大军南下，还在各路纵深安插间谍细作，了解大宋军事部署。远在山东的安抚使丁谓就在“日食尽”的前一天，向真宗汇报：“擒获了契丹的谍者马珠勒格，当即斩之。审问中得知，这些谍者人数很多，分布在各地。现在已经打听清楚这些间谍的形貌年齿，附上，请安排诸路巡检分头抓捕。”史称“从之”，真宗听从了这个建议。将契丹谍报人员的“形貌年齿”分头经由马递铺快件送达各路，王钦若也应当收到了这份情报。
现在的问题是：张皓，是不是间谍呢？根据丁谓报上的“形貌年齿”，画影图形，左看右看，又像又不像。
所以，张皓的“一面之词”，孙全照不敢信，王钦若也不敢信。但张皓说得那么真切，逻辑上跟曹利用又合拍，所以这王钦若既不敢让张皓去见真宗（万一要是间谍，岂不坏了大事），也不敢就将张皓斩首（万一真是石普派来的使者，岂不惹下大祸）。怎么办？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你不是说从萧太后那儿来吗？回到萧太后那儿去。张皓是百般辩解，万般委屈，没用。
此时的萧太后等人已经到达德清军。张皓就从天雄军南下百余里，到德清军来见萧太后。萧太后哭笑不得，但还是安慰了张皓，赐给他袍带，下榻的馆舍也升格加等，一面再向王继忠说明事情出的差头，让他继续写信禀奏真宗，请从澶州另派使者前来，速议和好之事。
一面要张皓继续充当使者，再去天雄军。
张皓也附在王继忠的奏章中向真宗皇帝说明自己的委屈。
王钦若还是不敢要张皓去见真宗。他将一应信件另外派人快马送给真宗。
真宗得到信息，再次给王钦若颁诏，告诉他放行曹利用。怕他还是生疑，又让参知政事王旦给王钦若写亲笔信。这次王钦若得到确切消息，于是让张皓与曹利用一同到萧太后行营去谈“和好”之事。
真宗处理完派遣使者事，对辅臣们说了一番话：“契丹虽然有和好的善良愿望，国家以安民息战为念，所以已经答应了他们；但他们还在率领兵众深入我大宋国土，现在又是冬季，黄河之上的破冰就要冻合，铁马冰河可渡，我们还是要极力为之防御。朕已经下决心有了成算：亲自激励全军——如果契丹在盟约讨论之际，另外还有过分要求，就当与他们决一死战，一举剪灭这些寇贼。上天有灵，一定会助我大顺。可以继续督促诸位将帅，整饬军容，相机行事。”
真宗相当理性，他知道“和好”是“和好”，在正式签约之前，仗还是要打的。果然，契丹人，来了。
射杀草原“战神”
张皓很精明，在契丹营帐中感觉到了战前的气氛，很快完成一个判断：契丹就要派遣萧挞凛为先锋，第二天到澶渊。于是，他在从天雄军往德清军的路上，另外派遣心腹间道去见老相识，宋师西偏营栅司令周文质。
周文质是殿头高品，这是亲近皇上的在朝高级宦官。此役，在李继隆麾下负责偏西方向的阵营。周文质得到消息马上向李继隆、秦翰做了汇报。两位大帅当即作出临战部署，果然，刚刚布阵完毕，契丹先锋几万铁骑就来到澶渊辖区。
按照《宋史·李继隆传》的说法（这个说法在《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没有载明），在萧挞凛到来之前，可能已经有一场冲锋与反冲锋。史称“敌数万骑急攻，继隆与石保吉率众御之，追奔数里”，李继隆与石保吉追击了几里地，但因为大阵需要“持重”，故收兵回应，继续布阵。
以后的记录，出现了混乱。梳理一下史料，重行推演过程，萧挞凛应该在李继隆布阵完毕后到达。
萧挞凛，这位草原帝国最后一位“战神”，攻陷德清军后，有一种少有的狂妄。他接住前锋失利的数万骑兵，重新调度，很快来到澶州北城之下，史称“直犯（宋师）大阵”。于是，几十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个弧形骑兵阵势，对澶渊北城外的李继隆部实施了远距离包围。
宋师举眼望去，左、中、右，三面皆敌。
战云密布。此役，甚为凶险。
大将李继隆当初接受任命，为战区驾前东面排阵使后，与石保吉、秦翰等人先到澶州，已经早早地将数万宋师按照真宗指示的阵图，开始了布防。李继隆“毁车为营”，数以千计的辎重车，车辕冲外，充当了拒马（一种迟滞骑兵进攻的木制防御设施）的功能，密密麻麻排列阵前，大军成列，严整有序。更分派劲弩神臂弓手，在几十里的大阵中，利用地形地物，屯扎为一个个小型堡垒，“控扼要害”。石保吉配合李继隆，在西面排阵，相当默契。秦翰则率领丁夫紧急施工，将环城沟洫疏浚完毕，加深、加宽，以此来抵御草原骑兵的驰突。秦翰来到澶渊，直到战事结束，七十天，身上始终披挂着沉重的甲胄，从未解下。接到张皓情报后，李继隆更将阵营提高一个级别，提前进入临战状态。
